作者：张德全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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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传试读：
前言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本书传主是大明王朝第一才子、状元杨慎。他著有名扬天下的《二十一史弹词》，其中这首《临江仙》，被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尊为开篇词。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又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等。明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学者，明朝四川唯一状元，授翰林修撰、经筵讲官。四川新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
杨慎幼年早慧，五岁能背《飞骑桥》，七岁诵唐诗，断句读，过目不忘；十一岁学写近体诗；乡试科举考中《易经》第一名“易魁”；殿试得第一名，中了状元，被授翰林修撰、经筵讲官。在翰林院，杨慎撰修《明实录》的《武宗实录》，秉承父亲杨廷和的做事风格，直言敢谏，秉笔直书。
嘉靖皇帝朱厚熜固执己见，不听忠言，为其父兴献王争名分。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廷杖谪戍流放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并终老于滇南。
杨慎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博学多闻，长于诗文词曲、论古考证，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民族、语言民俗等。著作有《升庵集》《丹铅录》《陶情乐府》等，达百余种。《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前人对杨慎赞誉有加。明代著名学者李贽把杨慎对于明代文化的意义，与司马相如之于汉代，李白之于唐代和苏轼之于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流光于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明·李贽《续焚书·与方初庵》）
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齐名的学者朱舜水晚年讲学日本，学生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答曰：“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明·朱舜水《朱舜水集·问答四》卷十一）
同在西南，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苏轼“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他们游历的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唯有杨慎，人生的大半时光都被强制居于偏僻且文化落后的西南而又名满天下，因此杨慎对于西南地区的汉文化渗透及当地的民族文化融合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后世如此推崇杨慎的原因之一。第一章 少年时代
杨慎家族是四川名门，世居新都，五代官宦，“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为四川乃至全国罕见。祖父杨春为易学大家，治学严谨；父亲杨廷和，学务实用，崇尚实学，为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是杨廷和的长子，天资聪颖，自小就被誉为“神童”。
明代大文学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题诗称赞：“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眼看是父复是子”，指的就是杨廷和、杨慎父子。（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寄杨留耕先生》）
杨慎从小被誉为“神童”，天资聪颖。母亲黄氏夫人出身书香门第，教他学习诗词。他七岁起便可成诵，十一岁开始学作近体诗，初露才华，十二岁拟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佳句，十四岁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霜叶赋》《咏马嵬坡》等诗，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之为“小友”。明代学者杨慎塑像（位于新都桂湖）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二十岁进士及第，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元老，历任武宗、世宗两朝首辅，关注民生，改革弊政，反腐肃贪，颇有政绩，为杨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杨慎家族“四重四足”的家风家训自成体系，起源于杨慎曾祖母熊氏夫人的《四重家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 教育子孙敦睦人伦，兴家立业。后世子孙恪守家风，为官者清廉自律，为商者兼济大众。四川名门
古代四川为古蜀国，简称“蜀”。《世本·诸侯》载：“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汉代军事家张良、三国蜀丞相诸葛亮等，都把四川当作立国根基之地。
成都古称“锦官城”“锦城”。 秦朝时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地，也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地，再加上盆地北边有险峻的高山，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避免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成都织锦丝织工艺品驰誉天下，得名“锦官城”，诗圣杜甫诗云：“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五代时，成都芙蓉盛开，繁花似锦，又被称为“蓉城”。
杨慎的曾祖父杨玫祖籍江西庐陵，后举家搬到四川新都。
新都属古蜀国地，公元前7世纪，古蜀王开明氏称帝，在新都营建都邑，为别于杜宇氏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遂名“新都”。秦汉时新都为蜀郡成都的辖县，辖区内黑土肥沃，有“天府膏腴”“香城宝地”之称。《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 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古往今来，人才辈出。一门七进士
杨慎家族是四川名门，世居新都，五代官宦，“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为四川乃至全国罕见。祖父杨春为易学大家，治学严谨；父亲杨廷和，学务实用，崇尚实学，为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是杨廷和的长子，天资聪颖，自小就被誉为“神童”。
明代大文学家、茶陵派领袖李东阳题诗称赞：苏氏奇峰仅有三，窦家芳树人称五。太史文章秘阁勋，少年状元才出屏。眼看是父复是子，此语吾传扬子云。“苏氏奇峰”指宋代四川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窦家芳树”指五代河北藏书家窦禹钧五子：仪、俨、偁、侃、僖相继登科，号“窦氏五龙”，俗传“五子登科”。“眼看是父复是子”，指明代四川首辅杨廷和、状元杨慎父子。（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寄杨留耕先生》）
杨家祖先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新都杨氏始祖杨世贤避元末战乱，迁至湖广麻城，娶妻黄氏，生子寿山。再迁，乃入蜀之新都，以子寿山赘于李氏。世贤卒，葬新都城西。寿山性好善，乐助施，人称李佛子。新都杨氏始祖和二世祖都是平民，还未摆脱贫困。《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忠杨公廷和行状》（简称《文忠杨廷和行状》）云：杨氏之先世为庐陵人。元末避欧普祥之乱，徙楚麻城，再避红军乱，乃入蜀为新都人。讳世贤者，实新都杨氏始祖。世贤生寿山，寿山生玫，贡士，仕为永宁吏目。玫生春，号留耕，成化辛丑进士，历官湖广提学佥事。春生公讳廷和，字介夫，别号石斋。生以天顺己卯九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岁，知声律。七岁日诵书数卷，习举子业。辛卯，年十二举于乡。壬辰，会试，下第。入国学。监丞眉山黄公明善奇其才，许妻焉。成化戊戌，举进士，为翰林庶吉士。
曾祖父杨玫，字美玉，堪称杨氏家族书香门第的创始人。他深习《春秋》，擅长欧体书法，明宣德朝以明经贡入太学，授贵州永宁吏目，掌管案牍等事。明朝知州下有吏目掌文书，杨玫在吏目任上为官清正，“却土官之赂金，正州民之地界”，为百姓做过一些实事，颇得当地群众称许，后死于任所。
杨玫是个读书人，更是一个杰出的“家庭教育家”。他自己读书没有博取大的功名，但他教导的儿子杨春在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取进士，督学湖广。杨春同样是一个杰出的“家庭教育家”，把儿子杨廷和成功培养为探花，成化十四年（1478年）殿试居第三甲，最终成为一代名相。之后，杨慎也是直接受惠于杨春的教育，最终成了状元。
杨慎家族的显赫离不开古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明、清，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也无须他人推荐。每当开科之年，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体健康、不为父母服丧者，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榜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明史·选举一》卷六十九）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的影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都曾仿效过中国科举制，越南废除科举还在中国之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杨玫任吏目一职，虽然官小位低，却是杨氏家族进入仕途的开始。杨玫一生三娶：原配郭氏生远、政二子，后夭亡；再娶羊氏无出；三娶熊氏生三子，长名春，次名惠，三名哲。杨玫死后，熊氏夫人带领三个幼子，将丈夫遗骸运回家乡，那年恰巧遇上苗人作乱，一路上风餐露宿，由小路潜行回到新都。熊氏夫人卖掉簪珥筹集丧葬费，把丈夫遗骸葬在新都城西。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二十一日，熊氏殁，赠一品夫人，杨春丁忧守孝回籍新都，请长沙李东阳撰墓志铭，刑部尚书杜铭篆盖，文渊阁经筵官姜立纲书碑。此碑今藏新都桂湖碑林。
杨玫之子杨春，字元之，号留耕。生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官至湖广督学，卒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
杨玫患病时，曾对熊氏夫人夸过杨春：“此儿在，何忧吾家不振。”熊氏夫人安葬丈夫后，即督促杨春读书，补入县学为诸生。杨春刻苦攻读，每日读记积千言，因家贫无力延请名师，就把父亲旧藏的一部《周易》昼夜研读，入县学七个月就食官廪，声名顿起。新都易学研究从杨春开始，后来从他受业的人相继取科第不绝。其孙杨慎也从祖父学《易经》而中乡试“易魁”。杨春学识广博而深邃，在太学时与天下名士在膳堂为文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明故封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杨公神道铭》（简称《杨留耕公春神道碑铭》）云：公讳春，字元之，留耕其所自号。上世本楚人，元季徙蜀，居成都之新都。自曾祖讳世贤以上皆不仕。祖讳寿山，考讳玫，皆赠同公官。厥考以《明经》应贡为国子生，授贵州永宁州吏目，卒于官。二子继没。公时尚幼，随母熊（氏）夫人护三丧归。会苗夷作乱，间道逆旅，区别外内，如在堂室。公入县学为诸生，家惟《周易》一部，蚤夜研考，深得要领。成化乙酉，举于乡，益博群籍。越十七年辛丑，始擢进士第。时少师已举进士，为翰林检讨。公欲迎母就养，不得，请以疾归。熊（氏）夫人目久眊，为之复明，公恋恋不忍释。越六年为弘治戊申，授行人司正。
清代《新都县志》云：“杨春，以子廷和贵，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年（1497年）四月十四日，杨春任湖广提学佥事。《杨留耕公行状》云：“起升湖广按察司佥事，奉敕提督学政。”
杨春善诗文，流传有诗《和余子俊元武山圣泉》云：丹崖翠壁接云巅，元武西山涌圣泉。一水静中拖绿黛，万松深处响冰弦。登临惊讶昆仑顶，倡和浑疑太华前。缅想昔人增感慨，数声啼鸟度晴烟。
余子俊，明代宗景泰年间进士，字士英，四川青神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余子俊沉毅寡言，有伟略，于榆林筑墙置堡一千七百余里，军民得安耕牧，开渠引灌，公私益便，号“余公渠”。余子俊与杨春友善，尝说：“大臣谋国，当身任利害，岂得远怨市恩为自全计。”《明史》云：“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余子俊侄孙余承勋（1493—1573年），字懋功，号方池，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撰，后来成为杨廷和的女婿。
杨春仕途并不顺利，四十六岁才中进士，而长子杨廷和三年前就已经进士及第。杨春事母至孝，因不能把熊氏夫人接到任所赡养，便辞官回到新都。熊氏夫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她不愿儿子为自己耽误前程，督促儿子北上就职。
弘治元年（1488年），杨春始赴京师选任行人司司正，职掌册封宗藩、征聘大臣的事务。他秉公执正，不徇私舞弊，多为诸司所慑服。三年考满，颇得好评，升湖广提学佥事，专督学政，为朝廷推荐了不少人才。
明代正德年间，新都地方上发生叛乱，老百姓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扶老携幼拥进新都县城避难。但因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经倒塌，防守令人担心。恰逢杨春的孙子杨慎考中状元，藩镇官员打算修建牌坊光耀乡里。杨春知道后，辞谢说：“花钱光宠一举子，何不将钱移用修建城墙，以护全城万众？”官员接受建议，将费用移来筑城。城墙刚修好，叛军适来攻城，见城墙防守坚固，只好离去，全城百姓及附近州县逃来避难者有万余人，皆得以保全。为庆贺出了状元，新都城墙的雉堞垛上都盖有二层红色石条。这种全国独具特色的景观遗迹叫“城墙戴帽”，只有在新都才能看到。
明《成都府志》曰：杨春，字元之，新都人。幼举止老成，年三十举于乡，四十六登进士。授行人司正，荐为湖广提学佥事，时年已六十矣。越二年，即致仕归。得寿八十，卒。为少师廷和父。新都患城守弗坚，会藩臬欲为孙子慎建坊，春辞之不得，谓之曰：与其光宠一举子，盍若移以缮城，以庇万众乎！城成，流贼适至他郡县，来保聚者数万人，得免兵祸，皆曰：活我者杨先生也。
杨春是一位难得的好官员，常为家乡做好事，深受家乡人民爱戴。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儿子杨廷和被他教育成为神童，十三岁举于乡，成为历史上所知最年轻的举子。然后，杨春教导杨廷和以《伤仲永》为戒，中举第二天就闭门谢客，远离那些溢美之词，专心读书。
但明智的杨春也曾做错过一件事情。
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廷和妻子黄氏夫人因病辞世，杨春上本乞归，得到恩准后便携妻子叶氏启程回川。李太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并非虚言。那时从北京到四川途中行程要一个多月，要么坐船走水路，要么乘坐马车走旱路。经比较，杨春选择了用时较少的旱路。
翻越大巴山时，由于山路崎岖，马车颠簸，杨老夫人开始头昏眼花，继而浑身无力，到最后还出现了呼吸困难。杨春以为老妻是翻越高山一时不适，期望找到医生医治。好容易找到一间茅屋，向主人说明情况，希望帮忙找到医生。主人听杨春介绍后说，要找医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是翻越高山而致不适，他可以上山采草药来医治。
那老头儿不久采回几根鲜草根，洗干净后叫老夫人细嚼吞下。不久杨老夫人感觉好多了，而且感觉到饿了，想吃点东西。杨春赶紧为老妻煮了红苕稀饭，老夫人吃得很可口。他们又留宿一夜，却不知，这是杨老夫人的最后一夜了：第二天一早，杨老夫人就没了气息。锦城花枝红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春上疏乞休，回新都家居十六年而卒，享年八十岁。
杨春一生一妻一侧室。原配夫人叶氏，生五子：长子廷和；次子廷平，弘治十一年举人；三子廷仪，弘治十二年进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四子廷简，早卒；五子廷宣，弘治十四年举人。侧室王氏，生二子：六子廷历，国子监恩生；七子廷中，县学生员。杨春治家很严，诸孙虽幼，有小过亦不少贷。每教子必举先贤言行，命大家效法躬行，他常对诸子说：“修身正家，吾人分内事；居官能推之国与天下，乃为实用。”这对于杨家诸子的思想影响很大，杨廷和后来能坚守封建礼法，刚正不阿，正是受杨春的影响。
杨廷和（1459—1529年），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明代中期名相重臣、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弘治时侍皇太子讲读。正德七年（1512年）任首辅，主持朝政，关注民生，改革弊政，反腐肃贪，为明王朝创造了短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他是“嘉靖新政”的开创者，被称为“救时宰相”。
成化七年（1471年），杨廷和十三岁，他还不够资格进行乡试，只是随着父亲杨春一同前往考场，杨春想让杨廷和见见世面，今天看来叫“陪考”吧。当时的考官以为他也是来考试的，就给他也发了一份试卷。这个“错误”成就了一个传奇——杨廷和以十三岁的年龄成为史上最小举人！明朝首辅杨廷和画像
明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杨廷和二十岁在京城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即是从进士的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中选出，取于《书经》“庶常吉士”，为朝廷的储备人才。杨廷和试卷出众，才学优秀，超出一般举子的立意和谋篇布局，深得考官邵晖的好评，批云：“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明《杨升庵集》卷五十二）杨廷和被时人赞誉：“国朝自洪武迄今，辅臣之建白，部署之职掌，将帅之功罪，边防之沿革，礼乐、刑狱、水利、学校、赈济荒政……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杨廷和行状》）“典章条格、人才政绩、边防扼塞、军伍钱役、丛琐远迩，心计耳濡，如亲身周旋，而抵掌可述。”（明·李贽《续藏书·太保杨文忠公》卷十二）
明代以经学取士，读书人专攻一艺，不涉世务。杨廷和遵从父训对洪武以来的典章制度、政务经济、边防水利等进行研习，学务实用，不同凡俗，“时辈视之，已若麟角凤毛”。（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杨文忠公廷和神道碑》）
虽然是神童资质，杨廷和的应试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十三岁“举于乡”后，第二年就随父进京参加会试，不期名落孙山。杨春四处找人帮忙，让杨廷和进入了国子监学习。明朝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师资、第一流的设备和最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只有北京、南京两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在国子监，监丞黄明善发现杨廷和这个小举人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才华出众，格外赏识。杨廷和也很崇敬黄明善的学识和人品，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黄老先生将自己的爱女黄媛许配给杨廷和。当时杨廷和十四岁，黄媛十一岁，都还未成年，当然不能成婚。但这个娃娃亲就这样定下了。
黄明善也是进士出身，在京城做国子监监丞。他有不少孩子，可都是女孩，唯有这老三黄媛从小聪明伶俐，最得黄明善喜爱，他在哪里做官都带在身边，因此成就了这段姻缘。
经过几年苦读，杨廷和终于在二十岁考中进士，并且是第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然而此时黄明善已调到云南做学政，黄小姐随父到了云南。于是杨廷和向朝廷告了长假，千里迢迢到云南与黄小姐完婚。黄小姐美丽大方，聪明伶俐，而且学识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婚后二人常诗词唱和，一时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榜样。
杨廷和年近三十岁时，以无嗣为忧，与黄氏夫人常到寺庙祷告，梦神人送来夏鲁奇。明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六日，杨廷和得子于京师孝顺胡同，取名杨慎，字用修，后号升庵。廷和迟子，祷神见梦则五代夏鲁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辅之，遂生慎。（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五）
夏鲁奇（882—931年），字邦杰，五代后唐名将。后唐庄宗李存勖被梁军围困，夏鲁奇拼命决战，持枪携剑救庄宗，屡立战功，拜节度使镇守许州，安抚百姓，深得爱戴。
自从有了杨慎，杨廷和满心欢欣，与黄氏夫人倾力教诲，一家子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到四十岁的时候，黄氏夫人竟一病不起，驾鹤西归了，留下悲痛不已的杨廷和与年幼的杨慎。当然，这是后话。宰相状元家
也许真的是遗传因素吧，杨慎出生后，一到晚上就不吃不喝，只是“哇哇哇”地啼哭不止，家人请太医诊断，甚至请巫婆神汉，都不起作用。心烦意乱的杨廷和无计可施，于是高声念诵《中庸》，这下，杨慎奇迹般地不哭了。从此，每晚他都要听父亲读《中庸》才不哭，以至于旁听的黄氏夫人都能把《中庸》十八章一字不漏地背熟。
就这样，这位二十三年后的状元开始了他正常的成长。正常成长阶段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名。取名可是件难事：父亲和爷爷都是饱学之士，都有权利为孩子取名，两人如果意见不一致，听谁的呢？
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家谱，杨家当然也不例外。《杨氏家谱》规定，杨升庵这一辈应该取一个带“竖心”的单名。果然，经过引经据典，爸爸和爷爷为杨升庵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但都没得到一致通过，原因就是，爷爷认为爸爸取的名字太俗气，而爸爸认为爷爷取的名字太古僻，争来争去，两天了都没有结果。可见书读得太多有时也不太好。最后，他们父子商定，两人再各取一名，第二天大家当众评议。杨春老人家想，自己七个儿子现在才得到第一个孙子，杨廷和比他强，他的孙子要比他儿子更强才好。除了认真做学问，为人还须处处谨慎，就这样老爷子给孙子取的名是“慎”。而杨廷和取的也是“慎”，因为他十年才盼到一子，可谓费尽心血，况且杨升庵出世即遇磨难，至夜，不吃喝，尽啼哭，昭示一生都要谨慎。就这样，“杨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升庵”是后来杨慎自己取的号。
新都《杨氏家谱》除了规定杨慎这一辈应该取一个带“竖心”的单名，还有规定就是：这一辈的号，都必须是“某庵”。杨廷和有四个儿子：长子杨慎，号升庵；次子杨惇，号叙庵；三子杨恒，号贞庵；四子杨忱，号孚庵。
杨升庵的“庵”字是祖先们早就规定好的了，但“升”字可是他自己取的。而且，除了杨慎自己，最先知道这个号的是两个轿夫。
这还得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杨慎十二岁时说起。
这一年，杨慎正在四川新都就读县学。他很调皮，经常与宝光寺的和尚唱对台戏。但调皮归调皮，学习还是抓得很紧。而且，他很多时候是在别人欣赏风景的时候学习——他常在坐轿子的时候学习。杨慎坐轿子的时间很多，因为他的父亲是杨廷和。有一天，他读书读到了八阵图，想去看看是不是在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年屯兵的地方，就坐着轿子去新都军屯场，那里以前是诸葛亮屯兵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了，诸葛亮屯兵在军屯，八阵图在新都县弥牟镇，小杨慎弄错了，但当时他并不知道。
在途中，杨慎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一个号，应该给自己取一个。一种解释是：他一抬头，看到自己的轿子这么小，于是就取号“升庵”，所谓“升庵”是与“斗室”相对，意指其居所局促，不及一“斗”，仅够一“升”而已。还有一种解释：庵不是代表庙堂、代表朝廷吗？杨慎就是在那时已经定下目标，要高居庙堂之上，要当上朝廷的大官。明代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简称《升庵杨慎年谱》）记载：按《皇华纪闻》，杨升庵先生尝出游乘一木肩舆，仅容膝，状如升，所谓升庵也。庵前题一联云：“士到东都须节义，地当西晋且风流。”
从此，“升庵”这个号登上了历史舞台，远比“慎”这个名更为响亮。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杨慎和二弟杨惇从京师回四川参加乡试。按明代科举规定，举子必须回原籍参加乡试，考中乡试者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临行杨廷和嘱咐：“不以科第相望为善。读书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齐家乃第一事也。”结果兄弟双双中举，杨慎乡试科举考中《易经》第一名“易魁”。杨慎状元及第之后，被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经筵是为皇帝听讲经史而特地设的御前讲席，讲官多以博学多闻的翰林院学士充任，他们专门负责为皇帝解疑释惑。在读书人眼中，“为帝王师”，这是梦寐以求的最高成就。
杨氏家族号称“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第四世祖、杨慎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父杨廷和，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尚书、首辅。叔父杨廷仪，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兵部左侍郎。杨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二弟杨惇，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兵部主事。堂弟杨恂，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云南佥事。子杨有仁，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侍御史、河南佥事。杨慎二叔杨廷平、五叔杨廷宣、三弟杨恒、四弟杨忱、堂弟杨恺皆为举人。杨慎家族科第表帝师父亲
杨廷和不仅是杨慎的父亲，也是杨慎的导师。在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中，杨廷和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四朝元老，为官四十六年，当过两朝十三年首辅，还当过正德皇帝的老师。
杨廷和从小被誉为神童。于成化七年（1471年）十三岁乡试参考时，成为明朝年龄最小的举人，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十岁考中进士，一生仕途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成化十六年授翰林院检讨，为杨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太子之师
弘治朝时，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成为皇太子之师。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驾崩，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是为孝宗。弘治朝是明代几个政治清明的时期之一，史学家总结明代三百年历史，自从朱元璋夺取天下，开创明朝以来，共传世十六朝，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外，可被称颂的皇帝也就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孝宗朱祐樘。可见弘治朝在史学家眼里有很高的地位。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明史·孝宗本纪》卷十五）
正因为弘治皇帝是一代明君，而杨廷和又刚正不阿，同样尊奉儒学，所以他得以在弘治朝崭露头角。弘治二年（1489年）任检讨满九年，杨廷和升翰林院修撰，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副总裁官、史学家丘濬，对杨廷和所录选大章奏名臣传“以为良，不能易也”。也就是说，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无可挑剔，没法加以修改。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杨廷和任翰林院侍读。
皇太子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系张皇后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明朝最重立嫡制度，故此子一生下来就具备了做皇太子的资格。弘治七年，张皇后又生第二子朱厚炜，可惜此子不过三岁便夭折了，朱厚照变成独生子。皇太后张氏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厚照），（时）皇太后已册为妃。上生论者谓前此三朝皆非立嫡，而上乃出自椒寝庆钟轩龙，其生所值支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又与圣祖高皇帝类，莫不欣欣相贺。曰：吾君有子矣。（《明武宗实录》卷一）
朱厚照所生支辰顺序连贯，生辛亥年，戊戌月，丁酉日，申时，正好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申、酉、戌、亥，连如贯珠。正所谓降生自有天子命，何愁不当天子。按照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惯例，朱厚照出生这一天，“普天同庆”，臣民欢欣鼓舞。《明史·杨廷和传》载：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七年（1494年），杨廷和担任了经筵讲官，那是给皇帝讲课的官职。
弘治五年三月七日，弘治皇帝敕书赐皇子名厚照，八日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用现在的话说，他要上“学前班”了。按照明朝皇家惯例，要从翰林院众学士中选择太子的老师。御史郭维向弘治皇帝奏表建议，要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为太子师，首先就推荐了杨廷和等七人，弘治皇帝就准了郭维的奏议。
弘治九年（1496年），杨廷和升任左春坊左中允，官至正六品。（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
弘治十年（1497年），杨廷和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官。《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弘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总裁官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吏部尚书梁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
弘治朝这十多年，杨廷和可谓是步步高升，担任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期间，杨廷和身上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主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代沿袭此制，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经筵之设。明代皇帝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日讲”，另一种是“经筵”。又称大小经筵。“小经筵”称为日讲，相对简单，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大臣侍班。春讲自二月至端午，秋讲自八月至冬至，一般逢单日举行。内容大致为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等，讲读官要把这些讲明白，让皇帝无疑义，以至于坚定地照此行事。“大经筵”就比较复杂。春季和秋季，“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并有一套繁杂的礼仪。
皇太子乃是储备皇帝，称为“国本”，如何修德进学，关系日后治道甚大。皇太子读书的侍从之官都经过严格选拔，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等充讲读官，其余编修兼校书靳贵等俱更直供事。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这些人多是明经行修之士，堪为太子之傅。
讲读的内容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及经、史。一般上午先读，下午再讲。除读书外，皇太子还必须练字，有专门的侍书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字，冬天每天写五十字。因此，会集天下之英才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武宗从五岁出阁就学到十六岁即位，接受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教育。
武宗当太子期间，都是很谦虚有礼、尊师重教的。在课堂上，不管是谁担任当天的老师，他都端坐细听，仪容庄重，老师下课后，他都会行礼致敬，第二天对前一天所学，都能详细熟读甚至背诵，而且只要是来讲过课或是陪侍过的官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若有讲读官员偶然不到，他一定会询问原因。若是弘治皇帝来到讲所，他会立即率官僚一起迎接或礼送，举止有度，恭谨无失，深得皇帝喜欢。每日早、午安坐讲筵，细听讲官授书，容仪庄重，未尝随便，讲官退下，则必作礼致敬，次日掩卷诵所授书皆熟。不数月，凡左右讲读官，都能识其姓名，讲读官偶然不到，必询问左右，某先生今日安在？若遇孝宗来到讲所，即率官僚趋走迎送，举止有度，问安视膳，恭谨无失，孝宗深为欢心。（《明武宗外纪》）
弘治十一年八月，杨廷和主持顺天府乡试，所取多为名士，其中四川射洪杨最为该科“诗魁”。蜀碑记事
弘治十二年（1499年）正月，杨廷和原配夫人、杨慎的母亲黄氏在北京去世，追赠一品夫人。当时杨慎才十二岁，非常悲痛，以至于茶饭不思，形销骨立。二月，杨慎的祖父杨春返回家乡，走到丰都时，杨慎祖母叶氏又在那里去世。杨廷和闻此噩耗，带上杨慎立即星夜兼程，驰驿而归，回乡守制。“弘治十二年己未……罹母黄夫人忧，极其悲号，废食骨立。”（明·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是年，四川潼川府遂宁县重修学宫告竣。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即官学。学宫与孔庙结合成为文庙庙学，是古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场所。受户部郎中王勤、监察御史黄珂之邀，杨廷和作《遂宁重修学宫记》，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学宫之设，亦自唐以来有之……今日之所诵说者……无往而不为益者……”
遂宁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古蜀国繁盛地区。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建蜀郡，遂宁为蜀郡所辖。西汉时遂宁属广汉郡，唐代为遂州，宋代为遂宁府，元代为遂宁州，明代为遂宁县。
弘治十三年（1500年）秋，成都杜工部草堂重修落成，杨廷和应成都府同知吴廷举之请，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文：成都草堂，唐杜子美旧居之地也。堂楼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子美出处，具在本传，堂之兴废，亦各有记载，不复以云。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郑公弘协其谋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尝不满于是，以谓诗道之成极于子美，而子美之重于人者则不独诗也。唐三百年间，文章之士毋虑数十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李白之于采石，韩愈之于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阳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类，则有知者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而已哉？蜀自先秦以来，上下数千年间，古人通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宋之张咏，皆以功德流远，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乃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草堂位于成都浣花溪畔，诗圣杜甫流寓成都时曾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二百四十余首。唐、宋、元、明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为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杨文忠公年谱》云：“弘治十三年庚申，按《全蜀艺文志》，是年公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杨廷和称赞重修草堂“尊贤厉俗”，有益社会风化。“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具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
弘治十四年（1501年）杨廷和丁忧守制结束，又带上杨慎回北京复职。弘治十五年，杨廷和以侍讲满考，适修《大明会典》成，吏部拟升左春坊大学士。在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举荐下，杨廷和升任经筵日讲官，从此也更得弘治皇帝的青睐。杨廷和的才干和官声在弘治时已誉满朝堂。“修文讲读，声誉茂藉，时辈视之，若麟角凤毛然。”（明·赵贞吉《杨文忠公神道碑》）“小座主”推荐诗魁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主考官、大学士杨廷和与太常卿张元贞主持全国的科举会试，举人崔铣考卷分于刑部主事刘武臣名下，没有录取。杨廷和之子杨慎看见这份考卷内容与众不同，将其交给父亲，经过考官们反复阅卷商量，最终选拔为《诗经》第一名“诗魁”。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七）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会试，当时杨慎已十八岁，第二年就要回四川参加乡试，虽然学识丰富，但考场经验不足。经过慎重考虑，杨慎向父亲杨廷和提出一个要求：“孩儿通过几年攻读，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但对科场情况不熟。今年你是主考官，我希望去阅卷场看看，感受一下考场氛围。”杨廷和说：“历来朝廷对科考非常重视，对科举考试的监管你知道有多严吗？科考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规作弊行为。否则轻者罢官，重者会被杀头，绝非儿戏！”杨慎说：“我不是要求去科举场作弊，只是想去那里看看举子如何考试。阅卷场有许多巡绰官、供给官，我可穿上他们的衣服充当阅卷场的杂役，以便到处走走看看。这点事不会违规。”杨廷和听儿子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科举考试那天，管理阅卷场的事务官为杨慎办理了手续，他换衣服后进场。
会试应考者是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举子们考完，试卷都集中到阅卷场。其一是“糊名易书”，又称弥封誊录，把试卷的姓名、籍贯等有关考生个人文字部分用空白纸粘贴遮住并盖上关印，然后专人用红笔誊抄试卷一份。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学校贡举·封弥》云：“《国史异纂》曰：盖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贡举发解，皆用其事曰弥封。”其二是“墨卷朱卷”。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叫“墨卷”，誊抄试卷用红笔书写，叫“朱卷”，不写姓名，只有编号，阅卷官、主考官等都使用朱卷评阅试卷与录取，无法作弊，做到了公正公平。放榜时，按取的“朱卷”调取“墨卷”拆封，最后唱名写榜。《明史·选举志二》云：“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
虽然阅卷前要统一规定评阅标准，但具体评阅时要受阅卷官的个人学术水平影响，可能对阅卷结果产生影响。
这时，杨慎看见阅卷官刘武臣将一份试卷扔在一边，评议说该考生文章过于刻薄了。杨慎出于好奇心，捡起来一看，发现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他很奇怪，心想：考官们怎么会将这样的卷子弃掉呢？于是他把那份考卷拿去给父亲看。杨廷和与考官们看了都觉得这个举子的文章的确很好，杨慎的看法不错。最后经过主考官干预，这个举子不仅被录取了，还把他的卷子定为“诗魁”，即《诗经》考试第一名。
当时会试每科考试第一名都有特殊名称，《易经》考试第一名称“易魁”，《诗经》考试第一名称“诗魁”。通过会试录取的三百多名贡士，会在皇宫由皇上主持最后的考试“殿试”，最终由皇帝决定名次。这位侥幸被杨慎“挽救”的考生，除了诗考得很好，其他各科也都考得不错，最后考中进士。主考官打开密封才知道，这位“诗魁”叫崔铣。
崔铣能考上进士，可以说全靠杨慎偶然进场，以及偶然看到他被遗弃的试卷。可见科场阅卷，考官的主观意见很强。
崔铣当时二十八岁，比杨慎大十岁。崔铣得知自己的进士是被杨慎捡回来的，对杨慎感激万分，说：“小座主对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按当时的习惯，被录取的进士应拜主考、副主考为座主，自认门生，彼此间就成为宗师与门生的师生关系。杨廷和自然是崔铣的座主，但如果没有杨慎，这位仁兄就会名落孙山了。于是崔铣拜谢宗师时，分别呈上两张拜帖，一张拜谢座主杨廷和，另一张拜谢杨慎，称他为“小座主”。崔铣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成为贤臣和著名学者，都缘于杨慎一时的好奇心。小座主的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一时佳话。
崔铣（1478—1541年），字子钟、仲凫，号后渠，明代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正德时期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3年），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崔铣支持和参加杨慎等“大礼议”上疏并且辞职。嘉靖十八年，崔铣被起用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归乡。少年诗人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忆，风月重含情。含情重含情，攀留桂枝树。珍重一技才，留连千里句。明年桂花开，君在雨花台。陇禽传语去，江鲤寄书来。
这是杨慎年轻时在家乡描写新都桂湖的诗《桂湖曲》。桂湖原为隋唐园林遗迹，明朝时为首辅杨廷和、状元杨升庵家族故居。杨慎曾在此“沿湖遍植桂树”，湖中种植荷花，亭榭题咏诗文，因此得名“桂湖”。杨慎曾在此设宴送别友人，题诗《桂湖曲》。桂湖的来历
少年诗人杨慎家的府邸就是桂湖，因此，在这里讲讲桂湖的来历。
今天的桂湖占地七十余亩，湖面约占其半。建筑有升庵祠、黄峨馆、交加亭、香世界、小锦江等亭台楼阁、桥榭廊庑二十余处，古朴典雅，玲珑剔透。夏日湖上的荷花、金秋岸边的桂花，以及三春杨柳，四季花卉，形成桂湖园林独特的风韵。明代杨慎故居新都桂湖
桂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当时的桂湖还是一个天然湖，它的所在地是一个汉代的行政单位“亭”。新都还出土有汉代画像砖《莲池》《捕鱼》等。新都桂湖附近出土汉代《采莲》画像砖（《文物》1980年2期）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新都县城由古蜀国旧都迁到现址，因湖正处于城区之南，所以命名“南亭”。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南亭”已形成园林景观。
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杨慎在北京殿试第一名，状元及第，成为四川明代唯一状元，明蜀王及四川总督等赠送银两恭贺，亲友们建议在新都修一座华丽的状元牌坊。杨升庵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提议，不如用贺银修筑县城城墙，以保护桑梓父老乡亲。于是新都县令张宽用这笔资金修筑城墙，在城外挖护城河，城墙高一丈八尺，周长九里多，合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四面设有城门，东为“瞻云门”，南为“响明门”，西为“挹锦门”，北为“辉光门”，同时增修月城一座，桂湖刚好位于城墙南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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