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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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试读：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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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本卷讲的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对外战争阶段前整整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大陆学者基于中共党史的传统说法，习惯于称之为“（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时期”；台湾学者基于国民党史的传统说法，习惯于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我这里用的书名是“内战与危机”。强调内战与危机，不是不重视南京国民政府这十年在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教育和法制等方面所进行的各种建设工作。事实上，我在本卷中对南京政府在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尝试，都尽可能给予了关注和介绍。我之所以用内战与危机作全书的主题，是因为在这十年中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太多的冲突与战争；而自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日本也一次又一次对中国实施了公开的外交压迫和军事入侵，并不止一次地在中国领土上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仅将这些战争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依时间列表如下：
由上不难看出，来自于内外各种势力对南京中央政府统治地位的挑战，以及各种分裂与战争对中国统一格局和领土主权所造成的危机与影响，要远比国民党在这十年中所实行的种种初步的，常常受到政治、军事、外交危机形势严重冲击的建设工作，更加重要和更引人注目得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十年间同时发生过如此频繁和密集的内外冲突与战争，更不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现过那样多分裂的“中央政府”。在内外情势最为紧张危急的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半年时间里，中国甚至还一度分裂出三个“国家”：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个“满洲国”。
如此复杂、严峻的局势，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这十年中为实现和维护中国统一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本卷具体说明了国民党面对内外挑战自身四分五裂的严重情形，和蒋介石依据实力运用政治谋略应对各种危机的软硬手法。其妥协退让之举固每每令人扼腕慨叹，但其最终努力达成了关内统一局面，进而为实行全面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凝聚了相当的力量，亦不可谓毫无成绩。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舆论一致拥蒋；事变和解后，各地贺电飞驰、张灯结彩，足以看到当时的民心所向。唐德刚教授称西安事变至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威望曾如日中天，想来正是民众对蒋介石国民党这十年成绩的一种精神上的褒赏。只可惜，蒋介石国民党自身问题多多，仅仅靠一两个方面的成绩并不足以成就一番建国大业。要了解国民党抗战即失败的原因，读读此卷内容，相信也会多少有所感悟。第一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统一军政的努力
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公开奉行一党专政的政府。但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统一尚未完成，因而在推动二次北伐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全力克服自身四分五裂的局面。宁汉两政府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妥协后，迅速合流，各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却难于顾全，结果国民党内部仍免不了刀枪相见。随着1928年初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国民党表面上归于统一，二次北伐得以实施，张作霖的安国军不足3个月即告战败。因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其子张学良不甘于受日本人要挟，毅然宣告东北易帜。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不过，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不过苏、浙、皖、赣、闽数省而已，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事实上仍旧处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割据状态。故二次北伐过后，蒋介石不得不大搞“削藩”举措，直至引发了中原大战。通过这场大规模的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才算是最终得以确立起来。第一节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宁汉合流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于原江苏省议会门外举行了成立典礼，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党权”大会。典礼现场的主席台上，两旁的对联是“人民平等”“世界大同”，横额大书“建设民主政治”，以标榜当政者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经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便草草地宣告建成了。当天，南京国民党人还发表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宣言》《国民政府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以公开宣告自己的政治理念。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承袭法统和团结党内各派的考虑，仍以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推举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常务委员为基础，组建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除国民政府委员会考虑到时局变动的情势，由原先的25名增加到29名外，常务委员会委员基本未变，仍然是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张静江、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7人。因汪、谭、宋此时仍在武汉，故常务委员会由已经到宁的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暂行职权，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公开电请汪、谭、宋依照政府定都南京的政策，早日赴宁“行使职权”。同时，他们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先后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胡汉民、丁惟汾等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算是粗粗搭起了一个政府的架子。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因此，政府建立伊始，胡汉民就公开宣告：“在国民党之下，无论何人，须服从党义，认定党以外无党，而党以内更不能有其他之跨党分子捣乱。”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的政府，其行使之权由国民党授予，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国府委员，及其特派、特任官吏及政务官的人选，统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罢免；其政纲政策等，也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交由国民政府执行。所以，国民政府行使治权时，其实是要向国民党负责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南京国民政府，乃至南京国民党中央，却都得受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为按照1926年7月7日公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不仅前方接战地域军、民、财政、交通和外交各项大权得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的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而且后方非战地域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亦得服从并服务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的前方军事行动。而4月2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8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5月2日第86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亦在事实上默认了这种状况。这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乃至国民党中央，都不得不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节制”。这种党权、政权与军权的复杂关系，自然也就造就了南京国民党人内部新的纷争的温床。
当然，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南京国民党人内部，而是首先来自上海和武汉另外两个国民党“中央”。这是因为，还在蒋介石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有了武汉和上海两个“中央”了。对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的“中央”，因双方这时政治上已无隔阂，且西山会议派既无军队，又无政权，因此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就宣布取消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进而更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18人的国民党党籍。双方的合作已无根本性的障碍。惟宁汉之间的矛盾，却要复杂许多。
这时国民党名义下的各种力量基本上呈三足鼎立之势。第一方力量为蒋介石系与李宗仁桂系合作，占据着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福建一带，控制着南京党军政大权。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军阀势力，也多改挂国民党党旗，站在南京方面。再加上粤军将领李济深和桂系黄绍竑控制着广东和广西两省，与南京遥相呼应，其力量自然相对较强。第二方力量武汉“中央”乃广州“中央”之延续，有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合法推举的政府主席汪精卫为政治领袖，有众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根据地，并由湖南将领唐生智主持军事，其力量稍弱，却自居正统，底气十足。第三方力量有占据河南及陕西、甘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有占据山西、绥远和直隶一部分地区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锡山。两人在北方的力量举足轻重，不可小视，却游离摇摆于宁汉两个“中央”之间，力主宁汉调和，对宁汉双方具有相当的牵制作用。
武汉国民党“七一五”分共之后，宁汉对立和冲突的解决呈现出戏剧性的局面。1927年7月中旬，冯玉祥数次致电宁、汉政府及汪、蒋，呼吁双方停止攻击，来开封会商，南京取消中央及政府名义，武汉政府迁宁或在宁设立政治分会，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应自动下野，听候四中全会决定，做最后任免，以此实现和平统一，共同北伐。冯玉祥电报发出时，恰逢直鲁军攻陷徐州，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蒋介石不得不亲率第1军第21师抵达蚌埠，会同第6军、第10军、第33军、第37军、第40军、第44军意图反攻。然而南京方面第10军、第40军、第44军等将领这时却看好武汉方面的正统地位，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对作战颇不积极。注意到这种情况，武汉方面自然十分振奋，因而一面表示有条件地欢迎冯玉祥的提议，一面公开指责蒋介石“在南京僭窃”、“横行无忌”、“取舍予夺，为所欲为”，扬言“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殊不料8月1日武汉政府自身也遭遇挑战，中国共产党策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部队在南昌发动了起义，这使得汪精卫及武汉政府向南京叫板的资本也不得不大打折扣。好在8月2日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军对南京军队发起反攻，蒋介石指挥失措，造成全线溃败。结果是宁汉双方都深感相互妥协、合力北伐之重要。6日，汪精卫在《国闻周报》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向社会公开承认自己“反共过迟”。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介石等也联名向汪发出贺电，对武汉政府以前之“容共”表示谅解，说明中共既已退出，今后再无两派争执，赞同召开四中全会，欢迎汉方重要人物赴宁。
鉴于宁方的北伐军大举南退、孙传芳军即将渡过淮河、南京形势岌岌可危，武汉方面再度提出倒蒋问题。唐生智于9日公开通电反蒋，并且指挥东征军向南京逼近。汪精卫等则于次日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唯愿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明显地出现舍蒋求统的呼声。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与武汉的关系问题。李宗仁、白崇禧明确提出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请总司令离开一下的意见。迫于形势和党内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当晚将军事权交给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三人负责，自己转去上海，于次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决定下野。14日，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也决定与蒋同进退，故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南京政府随即陷于半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等盛邀汪精卫等到南京“柄政”。汪精卫于17日正式提议迁都南京。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5次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迁都宣言，并撤销了对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介石、古应芬、萧佛成、陈果夫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22日晚，李宗仁与武汉方面主要领导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朱培德、程潜等在九江举行会议，商定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而为一，并于9月15日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会后，谭延闿、孙科随李宗仁由九江赶赴南京，以安宁方之心。汪精卫等则留在九江，准备东迁。至此，宁汉双方终于达成了初步的谅解。
宁汉妥协，南京方面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孙传芳的进攻。8月26日，孙军攻占南京东北郊的栖霞车站、龙潭车站和栖霞山、乌龙山部分阵地，截断了沪宁交通线。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当即速调桂系第7军、第19军赶到南京以东，协同何应钦的第1军作战。27、28日，宁军与孙军激战不已，阵地得而复失。至29日，宁军又调第40军及海军增援，于30日向龙潭发起反攻。战至31日，终于取得龙潭大捷，歼灭孙军万余人，俘虏官兵3万余人，并再度渡江北上，彻底解除了来自孙传芳的威胁。
南京的威胁不复存在，李宗仁等对汪精卫坚持以正统自居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像龙潭大捷前那样温顺谦恭了。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发表演说，强调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的结果，并非投降武汉。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9项决议案。随后，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等亦纷纷通电应和。为缓和因正统之争所引发的冲突，汪精卫特别做出姿态，要谭延闿、孙科专程赴沪，说明宁汉均有过错，应相互谅解，力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不料胡汉民坚决不买账，当面斥责有过错者是武汉各人，并声明：“四次全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
9月5日，汪精卫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公开强调宁汉双方均有过错的说法，表示一切党国大计当可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谁知南京街头这时遍贴反汪标语，而谭延闿、孙科从沪返宁的报告，更让汪精卫受刺激。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明确提出，要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否则不足以表现宁汉合作的精神。汪精卫自知处境不利，不得不做出高姿态，愿亲去奉化请蒋介石复职，自己引咎辞职。次日汪即赴上海，降低身价，自认过错，但仍被胡汉民、吴稚晖拒于门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见了汪，却严厉批评武汉政府为非正统，武汉方面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也属非法，因此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汪随后再去拜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后者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并且反对蒋介石回来参加。10日，汪精卫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宅举行非正式会议，提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仍遭西山会议派反对。不得已，汪只好同意在上海先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除蒋介石、胡汉民两人未到外，三方共到中执监委等21人，推谭延闿为主席。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当即遭到宁方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的坚决反对，并且要求汪精卫引咎辞职，徐谦、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还不得进入中央党部。为打破僵局，孙科提出折衷办法，主张避开三中、四中全会之争，由宁、沪、汉三方对等推出成员，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最后大家共同商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及人选，亦由特别委员会决定。
次日，三方共同推出了特别委员14人，即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加上三方各自推出的6人，合计特别委员有32人。由于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否定了武汉的正统地位，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徐谦等又被排斥在外，因此引起了武汉方面部分人的强烈反弹。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余、陈公博等秘密商议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问题。谭延闿、孙科等力陈舍此别无他法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应参加。双方激烈争执，无结果而散。汪精卫知道无法挽救，决定消极抵制，当晚通电引退，偕顾孟余秘密离沪赴九江，陈公博、徐谦也相继宣布引退并离沪。
9月14日，三方代表乘专车赴宁。15日，宁汉双方委员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中央执行委员则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墓开会，分别通过了组织特别委员会的决议和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开会，宣告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合流。但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均未到会，到会的多是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人物。在此后的会议上，推举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举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举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了6条施政方针，包括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以及肃清共产党等。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算是在形式上结束了国民党三个中央鼎立的局面。
不过，失去合法领袖地位的汪精卫和被特别委员会排斥在外的唐生智对此都极为不满。就在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夕，握有重兵的唐生智完成了对两湖地区的控制，且利用前此东征的机会，已将其军事力量推进到安徽境内，因而成立了湘、鄂、皖三省联军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得知汪精卫宣布引退，上了庐山，唐生智随即派人邀汪转赴汉口。21日即国民政府改组次日，两人就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控制湘、鄂、皖，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武汉政治分会中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和邓筹荃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立于主动地位，有意不参加武汉政治分会，声明仍将回庐山继续休养，但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
对于唐生智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的行为，南京特别委员会明确表示反对，并根据此前关于撤销各地政治分会的决议，通令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对此，唐生智自然是置之不理，且在军事上向安徽增兵，任命何键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向南京方面进行示威。28日，武汉政治分会还公开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开一恶例，唯考虑到党的合法机关尚未恢复，愿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绝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务的任何决议。
为取消唐生智另立权力中心的政治资本，南京特别委员会于10月2日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浩浩荡荡赴庐山“劝汪复职”。他们表示，只要取消政治分会，恢复中央党部的权力，武汉军继续北伐，即可消除一切分歧。而汪精卫则趁机提出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问题，强调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应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的地位，可由四中全会加以追认，并许其继续存在，唯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此之前，武汉政治分会也暂不取消，唯必须划清职权范围。双方最后商定，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可是孙科等提出的要求唐生智将军队撤出安徽和交出汉阳兵工厂的提议，汪精卫不能擅作主张替唐应允。故10日汪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武汉，直接与唐生智商谈。经过汪精卫的斡旋，双方最后达成的初步协议，只是追认9月15日特别委员会决议，即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主席等，军事上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南京要求唐生智将军队撤出安徽和交出汉阳兵工厂的条件均未实现。故孙科、伍朝枢等回南京复命后，李宗仁等坚决否认此初步协议，必欲实行讨唐作战。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律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向西征讨安徽唐生智的军队。同时，李宗仁等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秘密疏通了江西的朱培德，密令朱培德为第5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广州的李济深、鄂西的鲁涤平、四川的杨森、贵州的李炎、河南的冯玉祥等，也都接到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电报，除广州李济深等心存异志、态度消极外，鲁涤平、杨森、冯玉祥等均分别派兵从西、北两个方向向唐生智的地盘进逼。唐生智开始时态度强硬，公开宣布与南京特别委员会断绝关系，同时决心弃皖防赣，固守两湖。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部属从三省联军副总司令、安徽省主席、第35军军长何键，到下面各师师长，均无意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敌，不是暗中同宁方接洽，就是秘密接受宁方委任。因此宁汉交战伊始，即呈一边倒的形势。至11月11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召集各将领做善后安排。在决定将军队交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撤回湖南、保存实力后，唐即通电下野，然后乘日轮东渡日本。两天后，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南京的西征军陆续进抵武汉等地。南京特别委员会随后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并改组湖北省政府，以张知本为主席。
就在南京特别委员会全力对付唐生智的同时，广东方面也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发生了摩擦。9月下旬，南京特别委员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东政治分会，李济深为维持广东的半独立地位，不仅表示拒绝，而且要求增设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在得不到特别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广州政治分会于10月11日议决自行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随即宣布以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黄琪翔、陈可钰、陈济棠等为委员，指挥政治分会境内陆海空军及一切军事机关，并以李济深为主席，陈可钰为参谋长，黄绍竑、张发奎为副参谋长，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29日，汪精卫应李济深、张发奎等的要求，回到广州，重提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主张，并公开通电宣布第四次中执委和中监委会议在粤召集，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11月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召开会议，提出三项决议：其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其二，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其三，由常委召开第四次全会，解决一切争端。这意味着，汪精卫等又在广州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国民党再呈公开分裂局面。
然而，广州李济深和广西黄绍竑并不想要与南京根本对立，他们更多的只是想要维持两广的半独立局面而已，因此不赞成在广州另立中央。再加上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亦不愿把事情弄僵，因此力主“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不赞成在广州另立中央，坚持应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撤销特别委员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
李济深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赞同。为了取消汪精卫打的正统招牌，宁方通电赞成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但坚持要求在南京召开。双方几经往复，相持不下。广州方面高层讨论也意见分歧。最终，访日归来的蒋介石于11月10日抵达上海后即电邀汪精卫、顾孟余等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使各方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台阶。广州方面决定，推汪精卫、李济深两人为代表赴上海，与蒋介石接洽商谈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四中全会召开有望，汪精卫当天在黄埔发表演说，兴致勃勃地表示了要与蒋团结合作的愿望。他说：“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
1927年11月16日，汪精卫与李济深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就于17日开始了夺取广州军政大权的行动。张发奎是被李济深引入广州的，始终是汪精卫的坚定拥护者，却未能进入广东政治分会和临时军委会。而他手下的第4军一到广州，就与广州驻军在反对桂系势力的问题上颇多共识，因此张发奎与坚持联合桂系的李济深之间，不免日渐生长起隔阂与矛盾。李济深离穗，给了张发奎伸展抱负的机会。而李济深临去上海前把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交黄绍竑代理，则激起了粤系军人的强烈不满。因此，李济深刚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当晚就联络粤系将领进行鼓动，第4军、第5军及新编第2师17日晨便联合采取行动，将黄绍竑驻广州的桂军全数缴械，并通缉纠办。随后，广州政治分会会议增补张发奎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朱晖日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加派黄琪翔、朱晖日、范石生、方鼎英、陈济棠、冯肇铭组成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张发奎、李福林、陈公博为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在李济深回粤前由张发奎代理军委会主席职务。并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此举立即遭到了南京方面，特别是桂系的激烈反对。李济深也强烈指责汪派之顾孟余、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而行发动叛变之实。
但这个时候，南京特别委员会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蒋介石回到上海，蒋系势力开始大肆活动，准备拥蒋复职，因此全力反对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与反对者当场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市党部强行逮捕了持反对意见的黄杰等4人。第二天，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拥到市党部，捣毁办公室，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下令释放了被捕的4人。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发表演说，当场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随后举行示威游行。结果队伍行进过程中，在秀山公园附近遇军警开枪射击，当即被打死2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也受重伤不治身亡，其余被伤者达数十人。置身幕后的蒋介石随即发表严厉的讲话，斥责国民政府与反革命军阀几乎毫无区别。于是，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迅速组织起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为指使犯，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向特别委员会请愿。国民政府在位的3位常务委员谭延闿、李烈钧和蔡元培不得不出面承担责任，向民众道歉。
蒋介石此时的目标是团结汪派，以推倒特别委员会，因此在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于上海召开时，蒋介石依旧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出席这次预备会议的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孙科、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宋子文、李宗仁、李济深、吴铁城、伍朝枢、王宠惠、何应钦、陈果夫、褚民谊、缪斌、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周启刚、王乐平、经亨颐、丁超五、潘云超、何香凝共33位执监委员。会议一上来就通过决议，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肇事人员，并决定将负有指挥责任的西山会议派谢持、居正等10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而在次日的会议上，则进一步决定特别委员会在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12月8日，第三次预备会议时，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取消此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李济深指责支持张发奎广州事变的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勒令他们退出会议，交监察委员查办。但终因蒋系力持调和态度，遂不了了之。汪精卫对此自然感恩不尽。在12月10日召开的第四次预备会议上，他联合何香凝、王法勤等粤方委员一同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考虑到这时军事形势不利，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徐州前线的国民党众将领都急盼蒋介石复出，预备会议无可争议地通过了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权的提案。会议并且决定，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了南京特别委员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9日，蒋通电正式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此后经过20余天的筹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2月2日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正式举行，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23人，加上列席的中央监察委员等也仅刚刚超过30人。引人注目的是，不仅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因受“一一·二二”惨案牵连，几乎都未能参加，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也都不在出席会议的名单之中。汪、胡等未能与会，是因共产党人趁张发奎抽调主力去迎战李济深、黄绍竑粤桂部队的进攻，广州力量空虚之时，在1927年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虽迅速被张发奎部所镇压，但汪精卫等再度成为李济深和桂系攻击的对象。各地党部也多有要求缉办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顾孟余等人的通电和要求。这一切致使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汪精卫被迫于当晚秘密登轮逃离上海转赴欧洲。负责查办汪案的邓泽如、古应芬于12月31日将结果报到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更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为笼住汪派，凑足二届四中全会法定人数，不仅密示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拖着不办，而且还通电邀请陈公博等出席全会。这就不免惹恼了以粤桂势力代表自居的胡汉民，他既不耻于与汪精卫为伍，自然无法接受蒋介石如此做法，故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以示不满。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之名，离开了上海。这样，二届四中全会上也就少了汪派及粤系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
二届四中全会从2月2日到7日，共开了6天时间。除通过了一系列整理党务的议案以外，还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谭延闿、宋庆龄、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萧佛成、王乐平、丁超五、何应钦、褚民谊、陈肇英、陈嘉祜、周启刚、刘守中、黄实、朱霁青、经亨颐、白云梯、恩克巴图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以及汪精卫和汪派主要骨干顾孟余、陈公博、陈友仁、甘乃光等虽不在会上，也依旧得以入选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推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同时还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案》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实行主席制，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5至7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委中推定1人为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等，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据此，会议推选丁惟汾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指定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谭延闿为主席。会议并推选于右任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常务委员，以蒋介石为主席。
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种种决议，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各项政策。不仅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的决议以及扶助农工、联系民众的组织特征被“一律取消”，就连自广州政府以来一贯实行的国民政府委员合议制也被改成了主席制，且刚性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凡此都显示了蒋系在党内各派势力集团斗争中的巨大胜利。蒋介石这时除了尚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外，已经集党、军大权于一身了。他不仅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更于3月7日被推为国民党最高日常议事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其以军制党、以军驭政的做法一如既往，未曾稍变。这也难怪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之际，会议还要通过宣言的形式齐声讴歌蒋的丰功伟业，称其在“扑灭共产党”、“反抗俄国一切非法行动”的工作中救党救国，使全党同志获得了“根本觉悟之机、共同团结之会，亦彻底锻炼之期”，使分崩离析之国民党“复归于共同”。第二节从二次北伐到东北易帜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决议案是《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它要求国民革命军“限期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很快于2月9日赶往徐州，举行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倒张作霖，统一全中国”的口号。13日，蒋下令将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编为第1集团军，蒋自兼该集团军总司令，下设3个纵队，共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以王绳祖为参谋长。
16日，蒋介石在开封与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2集团军，辖25个军，约31万人；将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3集团军，辖11个军，约15万人。然后，蒋介石又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协议，任命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辖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与此同时，在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同时，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也分别被任命为广州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开封政治分会和山西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并兼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参谋次长。李济深未到任前由何应钦代理。在通过增发国库券及征收纸烟捐的办法取得了上千万元的军费之后，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至3月中旬已大体完成。
1928年3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再度来到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蒋发表了《告前方将士书》等文告，要求全体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5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天后，蒋介石下达动员令，誓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随即蒋下达总攻击令，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兵正太路，第4集团军亦沿京汉路北上。
国民革命军这时共计有40多个军70余万人，奉系张作霖的安国军编为7个方面军，有60万人。双方兵力相差不远，但是安国军中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军团是原来的直鲁军，大多由土匪编成，军纪败坏，且在陇海路上与冯玉祥部作战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第五、第六方面军团张作相、吴俊升所部编组不久，装备和训练也较差；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虽稍好，但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大半，尚未恢复元气。只有张学良、杨宇霆指挥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团战力较强，却又在国民革命军全线总攻开始前被用于对阎锡山和冯玉祥两方面的进攻，形成相持局面，无法用于增援山东战线。结果，山东方面蒋介石指挥的第1集团军以20万之众，在空军掩护下，猛击不足10万人的张宗昌和孙传芳部，战争打响后几乎所向披靡。10日，第1集团军第1军团第9军顾祝同部等占领台儿庄，14日占领临城，18日占领界河。该集团军西翼虽一度受到孙传芳部的攻击，丢掉丰县，3天后失地被增援的石友三部夺回。19日，孙良诚部占领了兖州，21日再占济宁。22日，第2军团陈调元部占领蒙阴；25日再占莱芜。28日，第1军团进占泰安；30日，第4军团方振武部攻克长清。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被迫放弃济南，撤退至黄河以北。当天，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的第1、第4军团各以一部进占了济南。
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对于视胶济铁路沿线及整个胶州半岛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还在1927年秋天蒋介石下野期间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就对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继续北伐、统一中国的目标深为反感，他曾建议蒋“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蒋随后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为了避免日本横加干涉，蒋在二次北伐开始前，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并绝对保护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故相信日本对于北伐绝对不会加以阻碍。但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刚进入山东境内，日本驻山东济南及青岛的外交官们，就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中国山东了。
4月20日，日本政府正式声明，称因在山东各地日人之生命财产受到重大危险，因此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次日，日本即从天津派出3个中队沿津浦路进抵济南，再从日本熊本海运第6师团5000人至青岛。对此，蒋介石曾再三设法阻止。21日，外交部长黄郛受命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尽快停止向山东派兵。30日，蒋再派张群以他个人名义赴日，以设法劝阻日本出兵中国山东。然而，随着张宗昌、孙传芳部队开始主动撤离济南，陆续开进济南的日军迅速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贺耀组第40军数名士兵在送一名患病士兵去医院途中，因受到日军阻止而与之发生争执，一名士兵和一名夫役被日军开枪打伤。此事在本来就对日军横行无忌强烈不满的中国士兵中引起激愤，冲突迅速扩大。
事件发生后，为顺利实现北伐目标，蒋介石严令部队约束行动，并派正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紧急交涉。但日方态度傲慢，拒不接受中方看法，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单方面文件上签字。黄郛拒绝后，日方竟将黄扣留了18个小时之久。不仅如此，当晚9时许，日军冲进外交部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捆绑起来，并割去敢向日军抗议的蔡公时的耳鼻，挖掉了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公署人员除2人有幸脱逃外，另外17人亦全部被杀害。
5月4日，蒋介石一方面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谈判，一方面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请示应付方针。当晚，鉴于日军进一步增兵，并以大炮、飞机轰炸济南中国驻军及居民，蒋召集会议，决定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5路渡过黄河，绕道继续北上。5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也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要求各路连队不受影响，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完成北伐，同时命令外交部继续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进行严正交涉。
5月6日，蒋介石等离开济南，退往近郊党家庄，城内只留第1军第1师李延年部及第41军第91师第2团邓殷藩部，作为卫戍部队。但日军依旧增兵不已。6日下午，日方提出5项条件，限蒋介石12小时答复。其要求包括：凡涉及骚扰和暴行之中国高级军官，须处以严刑；与日军冲突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其余中国军队须撤至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10公里外之地带；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在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同时，在国民革命军之辖区内，不得出现反日宣传。当晚，蒋介石拟定6项对案，经讨论后于次日凌晨派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前往济南与日方交涉。蒋之答复条件包括：本军治下地方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并已切实取缔；对于不服从总司令命令以至造成中日双方误会之国民革命军部队，将按律处分；胶济铁路两侧10公里以内各军，以及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惟济南为山东都会，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为维持治安有驻防之必要。
由于蒋介石的答复比日方限定的12小时期限晚了几个小时，日方断然拒绝讨论。实际上，还在凌晨4时，即超过其规定期限1小时后，日方就已再次开始炮轰济南。晨6时20分，东京方面更电令驻山东日军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应采取独断的行动。故7时许，日军就限令济南城内守军1小时内缴械离城。在中国军队拒不缴械的情况下，日军遂开始大举进攻，先后占领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进而向党家庄方向攻击前进。9日，蒋介石虽再度派人与日方交涉，说明前驻济南之第40军军长贺耀祖业已免职，且同意济南城内不再驻兵，日方仍坚持前提条件，并要求在日军阵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眼见无法与日军达成妥协，蒋于10日晚电令守城的李延年、邓殷藩的部队于11日晨全部退出了济南城。当天，济南被日军占领。整个惨案过程中，中国军民死伤达数千人之多。
就在济南惨案发生的过程中，山东境内张宗昌的鲁军已退至德州，京汉线上的奉军主力已由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的张作相部也放弃了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安国军政府的军事形势极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眼看战事再难继续，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传来，自然推动了安国军内部开始发出“息争御侮”的呼声。寓居京津的北洋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琨、王士珍等，率先发出通电，主张南北两军“息争御侮”。常荫槐专门致电前方的张学良和杨宇霆，要两人回京会同极谏，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免为后世唾骂。就连与国民革命军屡次大战、损兵失地的孙传芳，也因此对战争的目的表示怀疑，愤然致电国务总理称：“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完旨既同，争于何有！”注意到这一形势，正在焦头烂额中的张作霖自然马上接过和平的旗帜，于9日与张学良、杨宇霆等联名通电，声明愿意立即“停战息争”，而将国内所有政治问题交由国民裁决。
得到张作霖“停战息争”的通电后，蒋介石很快于5月12日密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主张北方如确实停战，应允其全部集结关外，以固东北国防。“至一切国是，当俟国民会议解决”，并允奉方参加国民会议。同时，蒋一面命令各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一面很快拟定了《奉军退出关外，京津由晋和平接收方案》，计划利用与奉系及日本关系较为密切的阎锡山，兵不血刃地实现完成北伐的最后胜利。在劝说谭延闿同意后，蒋即四出游说，包括亲至郑州会见冯玉祥，最终取得了北伐军各路将领，尤其是冯玉祥的赞同。根据各方商定的方案，第1、第2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3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4集团军担任京汉线。限第1、第2集团军主力于25日前结集至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一线。第4集团军则沿京汉线北上，集中石家庄，与第2、第3集团军联络前进。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6月1日，各路军先后占领了东光、南皮、安国、博野、饶阳、蠡县、高阳、保定、易县、高碑店、张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张作霖的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
眼看北伐军将要进占北京，日本政府深感自己在关外的势力范围受到威胁。根据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绝对阻止南军进入关外”的《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已经开始策划用武力阻止北伐军进一步北上的行动部署。而第一步，就是要逼迫张作霖及早放弃京津，退回关外，以免在京津发生战斗时波及关外。故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就奉田中义一首相之命，告诫张作霖及早撤退。
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与会，最终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两天后，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宣布：“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3日凌晨，张作霖即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
想不到，日本军政要人对于张作霖的失败，却分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主张继续与张合作，用武力威胁的办法使其今后完全傀儡化；而另一派则力主趁乱除掉张作霖，以便使奉军群龙无首，陷于内讧，再由关东军趁机解除其武装，从而完全控制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这后一派人中尤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表现最为激烈，他不惜亲自部署了整个刺杀方案，以致6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进抵沈阳近郊皇姑屯时，日军用电动爆破的方法，用200个方形炸药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铁甲车。当场炸死了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张作霖身受重伤后也很快不治身死。
张作霖被刺当天，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已宣告成立，张学良还在试图为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在河北争得若干屯兵之所。得知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当即离开北京，同时下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部队立即向滦州一线收缩。至此，奉军主力已退出北京。8日，阎锡山宣布就任京津卫戍司令，第3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商震指挥的孙楚部在暂留北京负责治安的奉军鲍毓麟旅撤出后，迅速开入城里，张荫梧就任北京警备司令，公开布告安民。这之后，张宗昌、褚玉璞与第3集团军代表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也达成了直鲁联军撤出天津的协议。12日，直鲁联军残部撤离天津，退往芦台、宁河。同日，傅作义宣布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布告安民。
第3集团军进驻天津后，国民政府于12日正式发表《对内宣言》，宣布结束军事，开始训政，并宣布了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等五大施政方针。15日，国民政府又进一步发表了《对外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为建设新国家，今后中国的对外关系将着重于解除80余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签订相互尊重主权的平等新约，以另辟新纪元。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北京改名为北平，北平和天津划为特别市。
不过，取得京津，逼退奉军，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目标即使就形式上也尚未最后完成。这是因为，和平接收京津地区，与奉军是达成了妥协的，即奉军退回东北后，与南京仍是一种分治的关系。北京、天津到处飘扬起了青天白日旗，东北各地却依旧挂的是五色旗。好在张学良已十分清楚其父乃死于日本人之手，因而出于对日本人野心的防范，已不能不转而准备与南京国民政府携手合作了。
张学良于6月18日秘密回到奉天，以父亲张作霖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安排好了善后的事宜，并用奉天议会的名义将自己推举为代理奉天军务督办，然后才于21日公布了张作霖去世的消息。
张学良取得权力后，一方面急于稳定和控制内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郑重考虑与关内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由于东三省在张作霖统治下久为独立王国，因此在与国民政府的交涉过程中，张学良不能不十分重视承认国民政府统一后对东北内部可能产生的影响。阎锡山通过其代表于6月16日转告张学良：（1）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2）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党派委员加入；（3）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4）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张学良对此难以接受。他的条件是，东三省可以易帜，但必须以他为政治分会主席，以杨宇霆为奉天省主席，以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以吴泰来为黑龙江省主席。言外之意，易帜后的东三省仍必须控制在奉军势力之下。
鉴于张学良颇具能力，且有与南京国民政府日趋接近之势，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对张学良严加防备，并极力破坏奉天与南京合流的可能。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就奉命向张学良发出警告：切勿与南京方面妥协。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甚至亲自致信张学良说，南京政府具有共产色彩，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之联系之必要。如南京政府敢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亦将根据必要而采取相当手段。然而，日方此举反而刺激了张学良，使其不得不决心尽早表明决心易帜、承认国民政府为正统的想法。7月1日，他致电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各要人，明白宣称，“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惟“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他同时电告北平何成浚，他指派的全权代表已经赶赴北平面谒蒋介石。而在双方开始具体商谈之前，张学良特意在7月3日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以彰显自己东三省统一领袖的地位。
一直迫切地想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蒋介石，对此很快做出了回应。蒋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当日抵达北平，参加祭告孙中山的活动。他当天即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宣布了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宽大原则：（1）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2）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3）以公正办法处理东三省政务和军事。随即，蒋命方鼎英等百余人隆重迎接奉方代表。11日，蒋更于汤山会议上迫使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同意，东北易帜谈判问题由他亲自主持接洽和办理，其他人等不得插手，以免产生分歧。据此，蒋在13日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告诫各界不要传播奉方求和、投降之类的话，以免引起不好的感想，称“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国民政府与奉方之间的战争，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蒋甚至还明确强调说：“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
蒋介石话虽这样讲，但对东北易帜也还是有条件的。他要求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奉行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设立国民党党部，撤退关内全部奉军，等等。与此同时，蒋介石在7月15日还公开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表明了国民政府意欲进兵热河，使其脱离奉军控制的意图。
蒋介石因急于在他停留北平期间完成东北易帜的谈判，故再三催迫张学良及早易帜。张学良迫于舆论和蒋的压力，在取得国民政府负责对日交涉，以及同意由他组织和主持东三省政治分会的前提下，也勉强同意于7月19日和20日在热河和东三省先后发表易帜通电。然而，就在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易帜之后，东三省却没有于20日如约易帜。21日，张学良亲电蒋介石就此解释说，此实因日方得知易帜消息后，屡加警告，不得不顾及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蒋对此反复劝说，并晓以利害，张又勉强答应延期至24日。到24日，他却又来电表示：“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因“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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