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缨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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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诗人往事：锦绣江山里的飞扬与沉潜试读：
序言
王绩·贞观盛世里的不合作者
王勃·青春即是终生
杨炯·从未亲历边塞战争的边塞诗人
卢照邻·灵丹妙药的受害者
骆宾王·不曾观光的观光客
宋之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沈佺期·唐代律体诗之始
杜审言·大唐自恋第一
刘希夷·著作权的代价
陈子昂·富二代的生命悲歌
张若虚·孤篇压全唐
张九龄·名相柔情
王之涣·流行歌曲竞赛的胜出者
孟浩然·不尴不尬的世外高人
崔颢·酒色财气里的人生转型
王昌龄·细节决定成败
王维·亦诗亦画，亦官亦隐
李白·一个从不肯脚踏实地的天才
杜甫·深谷中的俯瞰者
高适·赌场豪侠客
鲍防·被遗忘的诗坛宗主
陆羽·一茶一世界
顾况·沦为绿叶的一朵红花
戎昱·在政治正确的路线之外
苏涣·强盗诗人
张志和·中唐第一隐士
韩翃·温暖的寒食
钱起·神鬼传说
李益·《霍小玉传》的主人公
王建·宫禁的泄密者
元载夫妻·凤凰男与豪门女
白居易·果然白居易
杜牧·魏晋名士派头的唐代诗人
李商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生存
序言作者不死毛晓雯1968年，法国思想界先锋罗兰·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郑重宣告：古往今来所有作者已经死亡。
在罗兰·巴特之前，阅读及阐释一部作品的传统方式是：作者总是焦点，一部作品意义为何，不是单纯从作品文字本身来理解，而是以作者本人的性格、情绪、生活经历为阐释的出发点。通过作者的人生故事来理解作者的作品，罗兰·巴特对这样的阅读方式嗤之以鼻：“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在于说明，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的失败记录，凡·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记录，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其堕落的记录：好作品的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人一侧寻找，就好像透过虚构故事的或明或暗的讽喻最终总是唯一的同一个人即作者的声音在提供其‘秘闻’。……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
在罗兰·巴特看来，作品一经完成便脱离作者本人了，对于文本的内涵和意义，作者不再拥有发言权。读者从文本中读出了什么就是什么，文本会独立说话；文本作者的人生履历表彻底失效。作者是登徒子也好，大奸臣也罢，他的文本若写出了高风亮节，那就是高风亮节，重点是文本本身的表现和读者的理解。一句话，文本一旦到了读者手里，就和作者没有半毛钱关系了，读者读书之时，作者已死。“作者已死”，堪称世纪文化界最重要的革命之一，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在发挥无穷威力。我曾是“作者已死”观念的忠实拥趸，对作家生平自动屏蔽，认为该烧掉所有的作家传记。我喜欢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说“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但直至读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句话，我才重新审视了作者人生故事的价值，她说：“不只是部分，而是所有的叙事体写作，以及或许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一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
作品肯定比作者活得更长，说穿了，作品其实是作者抵抗死亡的产物，是作者生命的延续。当作者肉身变成灰，灵魂却在作品中不灭。作者是作品的起点，作品是作者的续集，是作者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我们怎么能撇开作者本身的存在，而去理解作者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放在历史大链条上来看，伟大作者本人的故事不过是一瞬间，伟大的作品却属于永恒。但是，理解了瞬间，才能理解永恒。诗人们的人生故事，与那些隽永的诗歌比起来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明白，那些故事其实是通向永恒之路的起点。王绩·贞观盛世里的不合作者
关键词：
托病、孤独、道德坚守
警句：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1.
大唐诗人的时间版图是从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分子开始的。对于大唐帝国而言，这既可以看作反讽，也可以看作恭维，一切只取决于你采取了怎样的视角，怀抱着怎样的信念。
这个非暴力不合作分子名叫王绩，出身于一个并不显达的官宦之家。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黑暗的隋朝度过，那时候天下满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粉饰，还没有人能够预见那一场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官宦子弟王绩和所有同辈一样，在适合的时间做适合的事情：在家读书求学，积累知识；出外拜谒权贵，积累人脉。
这真是俗得不能再俗的生活模式，无非是要在官僚体制里给自己混个前程罢了。只有混到了这个前程，理想主义者才可以兼济天下，施展政治抱负，功利主义者才可以追名逐利，将自己打扮成世人眼中的成功典范。一切前程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科举。
科举制度正是在隋朝开创的，它给了天下的读书人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平台，绵延直至晚清。之所以说它公平，是因为笔试环节一视同仁；之所以说它仅仅“貌似”公平，是因为面试成绩才真正决定成败。
而面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我们并不难悬想千年之前的潜规则。
于是，打通人脉，揄扬名声，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必须要做的功课，而那些高门大宅前的冷冰冰的台阶又哪是寒门子弟可以轻易攀登的呢？幸而少年王绩并没有这一层顾虑，因为他有家世，所以有人脉；
他有社交能力，所以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人脉；他更有才华，所以能够在利用人脉的过程里得到真心的赏识。换言之，他具备了成功所需的全部要素，一片光明前途完全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操心女儿婚姻大事的父亲，那么王绩这样的少年俊彦就是你最应该垂涎的对象，当然，你需要打败无数竞争者才能最后胜出。2.
十五岁那年，王绩西游长安，拜谒了当时权倾朝野的皇室元老杨素，在举座宾客之间肆意展现聪慧的谈吐、过人的才识、机智的应变能力。
王绩真正的人生就是从这样一个华丽丽的出场开始的，正是这一个出场，为他赢得了“神仙童子”的名号。那么，关节打通了，名声揄扬了，学养足备了，功名自然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王绩在隋朝大业元年举孝廉高第，授职秘书正字，从此正式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他的悲剧人生就以这样的幸运开始了。
凡事最怕“认真”二字——这句话若用在官场上，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要把那些道貌岸然、冠冕堂皇、高风亮节的说辞当真，谁当真谁就输了。王绩偏偏是个天生的诗人，诗人的本真就是一切发乎本真，半点不会作假。
做官才不久，王绩就见识了常人一辈子也见识不尽的龌龊与虚伪，他发觉这个自诩有安邦定国之使命的管理集团竟然不是一个哪怕仅稍具正义感的人可以轻易施展才华的地方——何止如此，简直连存身都难。虽然俗谚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是石头到哪里都不会发光，但王绩发现，只有蛆虫才能在粪池里如鱼得水。3.
天下板荡，群雄蜂起。和平的人生总是相似的，动荡的人生各有各的理由：有迫于生计的作乱，有以暴力寻求正义的反叛，有机会主义者的政治投机，有浑水摸鱼的跟风起哄。这样的一个隋朝末世，是天真者的墓园，是野心家的乐园，而刚刚步入仕途的王绩，不幸属于前者。
官场地图从来都可以做一个二分法，即中央与地方。在中央政府任职，天颜近在咫尺，任何细小的政绩与争宠都不愁不可以上达天听，升迁的机会远远大于地方；而地方政府天高皇帝远，若你在中央政府里缺少死党，那么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权力中心彻底遗忘。
当然，风险与回报从来都成正比。一个满怀雄心或野心的人总会力争中央职位，而一个只想平常做事、正直为人的人，还是远离中央，退避到地方官署为好。王绩的确很有些政治抱负，却也不乏审时度势的明智。他找准时机向上级报告说他生病了，身体一直好不起来，对这份工作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幸而正忙着四处扑火的朝廷并不太在意这样一个官场新进的去留，便随便打发他到扬州做个小官。这真是才出龙潭，又入虎穴，因为扬州——隋炀帝下扬州的那个扬州，很快就会成为天下目光的焦点，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成为乱象丛生的中心地带。4.
王绩在扬州益发不能自安，每日里只管饮酒，不问公务，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打消上级主管不合时宜的期待与同僚们几乎完全出于职场本能的妒忌。而此时的天下一日乱似一日，每寸都是污浊，让所有洁身自好的人找不到立锥之地。
虽然没有人给苦闷中的王绩灌输正能量，使他可以笑对人生、迎难而上，但他至少和我们一样懂得消解职场压力的全部三项选择：要么狠，要么忍，要么滚。王绩心地纯善，所以狠不下去；心高气傲，所以忍不下来；只有对滚字诀他非但不介意，而且已经有过成功经验——既然装过一次病，何不再装一次！
王绩留下病假条，也不管上级领导批不批准，便急慌慌趁着夜幕乘上一叶轻舟飘然远去，拂一拂衣袖，不带走一点牵挂。
就是在这一叶轻舟之上，王绩为世人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叹息：“网罗在天，吾将安之！”长安待不下去，躲到扬州；扬州待不下去，还能躲到哪里？正如一只目光犀利的大雁，看到整个世界忽然间遍布罗网，从此再没有任何乐土可以栖息，再没有任何明哲可以保身。在这样一句满载着负能量的真理里，蕴藏着怎样一种刻骨的绝望啊。
回返故土，避世全身，这也许是所有行不通的道路中唯一行得通的一途。想想中原故乡，兄长王通多年来在那里教授生徒，名声一天高似一天，俨然化身为当代孔子，天下各大势力里都有他的门生。这样的人脉背景，倘若真到了什么万不得已的时候，总还可以借用一点吧？
于是，王绩以乱世避祸者的姿态回到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只愿离天机更近，离人世更远。5.
转眼间隋唐易代。史书只是翻过了一页，真实的生活却远不是这样容易挨过的。
大唐初建，当务之急便是妥善安置隋朝旧官，无论这些人当初究竟是清官还是污吏，无论是良臣还是庸才，来不及细加甄别了，为了所谓大局，为了新朝的稳定，还是要赶紧给这些人安排官做，千万不能因为疏忽怠慢而使他们敏感的心里生出怨怼与狐疑，合起伙来做点什么动摇新政权的事情。
作为前朝旧臣，王绩自然也在被征之列，轻易得了个门下省待诏的职位。新朝如此优容，前朝罪臣哪还敢不识抬举？然而其中况味，当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在面对至亲骨肉的时候才可以吐露一二。那一次弟弟王静问起：“待诏的工作可还顺心？”王绩答道：“这个职位薪水微薄，境况萧瑟，只有按时供给的三升好酒勉强使人留恋罢了。”
从这一番问答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竹林七贤的影子，但王绩毕竟不是阮籍，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头和背景可以使自己尽情放诞。幸而哥哥王通历年来积累下的人脉终于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一点作用：江国公陈叔达曾经跟随王通读书，如今贵显于新朝，在听闻王绩的这一点点抱怨之后，他以胜利者的豁达姿态动用特权，特批给王绩每日一斗好酒，王绩因此有了“斗酒学士”的雅号。
无论陈叔达对王绩的帮助还是王绩对陈叔达的攀附，仅限于这一斗酒。对于习惯官场逻辑的人士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可怪的事情。这位陈叔达，毕生碌碌，虽然官至宰辅，却是初唐宰相里最乏善可陈的人物，名声不播于后世，只因为这一次特批，在文学史上留名千载。6.
时光荏苒，年号从武德步入贞观，皇帝由李渊换作了李世民。若有足够预见力的话，当时的大唐子民应当知晓这位太宗皇帝即将开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盛世，以雄才伟略成为一代英主。
然而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在当时的唐人看来，这位年轻的新君刚刚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弑兄弟逼父亲，屠杀了兄弟满门。
尤为令人齿冷的是，他在灭掉亲兄弟李元吉的满门，将后者的全部家资赐给了政变第一功臣尉迟敬德之后，竟然还将元吉的爱妃收入自己的后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最核心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帝王的首要之务在于修身，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
而一位修身不谨、治家不严的帝王，一位连父子兄弟之情都可以轻易践踏的帝王，又怎可以作为天下人的道德表率呢，又怎可能真心关爱全天下的每一个平凡百姓呢？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时局，那么玄武门之变分明是乱政的先兆。遥想李氏门阀当初起兵反隋的时候，战争檄文里历数隋炀帝在私生活上的滔天大罪，而李世民此时的所作所为，究竟比当初的隋炀帝好上几分呢？
当然，那些胸怀“大局意识”的人不会这样多想，处心积虑的投机客们也不会这样多想，只有一些在儒家义理里浸淫得执拗而天真的人——像王绩这般执拗而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多想。而官僚体系中理应为王朝尽职尽责的一名臣子，一旦这样多想，或多或少地总会耻于在这样一位帝王手里赚取俸禄吧？7.
王绩于是开始了一生之中的第三次称病辞官，重返故乡，以古井不波之心做回了沉潜的隐士。作为儒学世家的子弟，作为名儒王通的弟弟，王绩终于抛弃了一切的儒家经典。是的，这些高头讲章的道理虽然不错，而一旦参照现实，便只会令人心烦。真正的诗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虚伪，而现实，尤其是政治，从来都是场场无休的奇幻魔术秀。
王绩的床头从此只有《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书，即魏晋名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三玄”。儒家经典不再看了，省得给心里添堵。王绩终于懂得了魏晋风骨之由来，而假若生活可以选择，他一定宁愿对此懵然无知的吧？
王家毕竟是当地大族，虽然改朝换代，多少还剩得一点家底。所以，王绩不乏隐居的资本，他的隐居生活至少比陶渊明舒适许多：一切耕种、酿造、畜养之务都有若干仆人在做，他自己乐得逍遥，在饮酒赋诗之中优游卒岁。他不再是隋朝的神仙童子，也不再是大唐的斗酒学士，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全新的字号“东皋子”，表明自己只是一名与世无争的小地主罢了。“东皋子”也可以翻译成“东坡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的时候，处境正与此时的王绩类似，表达的态度也很类似：
我就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小地主，请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回事！言下之意是：我自己玩自己的，我也不把你们当回事！
小地主的唯一理想就是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与广袤喧嚣的现实世界井水不犯河水。王绩固执地坚守着这一点底线，哪怕是当地最高长官亲自来访，他也避而不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对贞观盛世表达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轻蔑。8.
王绩的诗，《野望》是传世最广的一首，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首：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若不晓得时代之背景与人物之生平，便很容易将这首诗理解为一首单纯的田园牧歌。
诗句看上去确实是田园牧歌的腔调：东边高坡上已有薄薄的暮色，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而我徘徊着将要归向哪里呢？层林间只有秋意，群山上唯余落晖。牧人驱赶着牛犊，打猎的人将猎来的飞禽挂在马鞍上，纷纷走上归家的路。而我茫然四顾，竟看不到一个相识的人，只有唱起《采薇》之歌，遥想古代的高士。
其实，这首诗的主题不是田园，而是孤独。
天色暗淡了，正是归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唯独王绩寻不到任何一条属于自己的归路。相顾无相识，难道真的在东皋之上没有熟识的面孔吗？不，这里分明就是王绩的故土，到处都是世代熟识的家乡故老。只是所有这些人，所有东皋附近的人，所有绛州龙门的人，所有大唐帝国的人，从中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与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
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便只能从历史上找。那是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扣马而谏，说纣王纵然无道，武王也不应该以下犯上。后来殷周易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充饥。
传说他们作有《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在伯夷、叔齐看来，武王伐纣不过是以暴易暴，实在不足为训，但世界从来不听道德家的规劝，那些严苛的道德操守终归抵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更抵挡不住野心家的战斗热情。上古神农氏的太平盛世再也找不到了，而只有在那样的道德世界里，才是如自己一般的恪守道德之人唯一的安居之地。
伯夷、叔齐寻不到归宿，王绩也如他们一样寻不到归宿。有道德洁癖的人终归不能以虚伪的态度应对世界，然而在尔虞我诈、波谲云诡的现实世界里，真诚的人从来都无法获得心安理得的幸福。
但这还不是《野望》之孤独感的全部含义。倘若王绩知道千百年后贞观之治赢得了非凡的荣誉，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没人在意领袖的私德，只在意他是否开创了一番丰功伟业，在意他是否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福利；倘若王绩知道自己的道德操守就这样被历史的车轮轻易碾碎，自己诗句里如斯的孤独苦闷被后人当作田园牧歌的小小情调来轻松吟哦……倘若他知道这一切，他一定更会孤独得不成样子了吧？
王绩名字考王绩，字无功。“绩”的意思是功劳、成就，而“无功”表示没有功劳，没有成就。
名与字相映成趣，很有道家旨趣。“无功”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说一个人若修炼到神人的境界，表面上将会和光同尘，并无明显的功绩可寻。王勃·青春即是终生
关键词：
初唐四杰、放诞、腹稿、夭折
警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这个排名，原本指他们的文章成就，与诗歌水平并不相关。以诗歌论，四杰之中最出色者当属王勃。
王勃，绛州龙门人，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孙辈，前文传主王绩正是他的叔祖。
唐代多出神童，王勃正是唐代最早知名的一位神童，六岁稚龄便能写出一手不错的文章。书香世家，神童出世，这实为一件值得瞩目的新闻。世人最喜锦上添花，更何况王通当年桃李满天下，王勃若想沾些余荫总还不算什么难事。及至唐高宗麟德年间，王勃年方弱冠，便有名臣刘祥道为他举荐，而王勃倒也争气，以优等成绩考中进士。
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形容明经科易考，三十岁考中已属老成；进士科难考，五十岁及第堪称新进。王勃二十岁不到便考中进士，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成名太早，虽然人人艳羡，却也未尝就是好事。毕竟少年得志，未经磨炼，总难免心高气傲，甚至心浮气躁，不经意间便会恃才傲物起来，将自己看得更高，将旁人与世界一起看得更低，每一份为打点前途的努力总在不知不觉之间由铺路变成了筑墙。
王勃虽然够聪明，也够博学，然而世事练达的智慧是必须靠岁月来打磨的。而多年的历练，只是使王勃从一个心浮气躁、恃才傲物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心浮气躁、恃才傲物的青年。换言之，他真的不曾长大过。
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浮躁的人掉进了一个浮躁的圈子。
当时的长安城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是所有纨绔子弟的天堂。
玩乐的花样是如此之多，足以令异乡的游子千金散尽。最流行的娱乐莫过于斗鸡，就连诸位皇子也乐此不疲。王府宴会，每每以斗鸡为戏，而斗鸡若要斗得有皇家风范，斗得不同于市井流氓，便自然少不得文人的帮衬。
王勃不幸成为帮闲文人之一，用他那名满天下的文采为沛王府的雄鸡撰写了一篇讨伐英王府雄鸡的檄文，极尽谐谑之能事。以今日眼光观之，这无非是年轻人再正常不过的游戏精神，然而听闻此事的唐高宗不禁勃然大怒，一是怒儿子们玩物丧志，荒唐到这般地步；二是怒王勃文人无行，毕竟文章乃圣人之道，檄文乃军国要事，怎可以用于游戏的笑料！为斗鸡撰写檄文，真不知多无聊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2.
私德也是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李世民弑兄弟逼父亲，私德有亏，成就了帝王伟业；王勃游戏檄文，私德不检，被罢免公职，逐出长安。而接下来，王勃又犯了一件不知道是否也属于私德的事情。
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对仗义豪侠的向往，王勃藏匿了一名犯有死罪的官奴。但王勃毕竟不是真正的豪侠，一旦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对这件事越想越觉得后怕。请神容易送神难，若将逃奴送交官府，一来怕逃奴铤而走险，二来会泄露自己的窝藏之罪。王勃并不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决断力和执行力却强到令人咋舌，他果断地以杀人灭口的方式来消除一切后患。不要小看诗人，诗人凶残起来也可以很吓人。
人虽杀了，口却未能尽灭，这桩丑闻终于还是败露出来。恰逢朝廷大赦，王勃逃过一死，只是连累父亲被贬为交趾县令。
交趾是南方瘴疠之地，向来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贬官交趾，无异于驱人赴死。被愧疚感折磨着的王勃这一回南下交趾探望父亲，怕也是存了与父亲一道死于瘴疠的决心吧。
张狂放诞的王勃只有在父亲面前才有一点传统文人的本分样子，以孝道来要求自己。他曾说过为人子者不可以不懂医道，于是悉心搜求医家秘方，自学而成一身精湛的医术。他还因为虢州盛产药草，为此上书求任虢州参军这样一个微职。然而他那恃才傲物的做派早已经把同僚们得罪尽了，大家虽然敬佩他的孝心，却没人愿意给他一丁点的扶助。
父亲贬官交趾，王勃南下追随，而这样一次沉痛的教训居然并未使王勃领悟到什么。也许在天才的眼高于顶的自负里，任何足以磨炼常人心志的浮沉祸福都只是若非特别留意便不会看到的一粒微尘吧。
他一路南下，不知情的人简直会被他那嚣张不减的言谈举止所误导，以为这实在是一场衣锦还乡的旅行。
是的，他那张狂放诞的天性终究难以移易。就在途经南昌的时候，王勃不约而至地参加了庆贺滕王阁落成的盛会——这样的盛会，这样的扬名露脸的机会，怎能少了王勃的身影呢——他在会上文不加点，悍然抢了南昌长官爱婿的风头，全不在意一点点最基本的人情世故，而在饱受座客腹诽的同时，却也为文学史留下了《滕王阁序》这篇名文，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联名句。这样的英才，活该要被天妒。3.
在中国的传统里，从来没有过“职业写作”一说。文以载道，不该拿来卖钱。但好的文章总会人人钦羡，好的作者也因此自然具有了市场价值。王勃擅写骈文，以绮丽著称，而绮丽风格的骈文恰恰就是初唐的主流。人们愿意以高昂的稿酬约请王勃撰文，王勃也乐于以稿酬为生，轻而易举间竟然以此致富。
王勃撰文，很有一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每次接到约稿，并不精心构思，只是一口气研磨出几升墨汁，再酣饮一通，趁着醉意蒙头大睡，待一觉醒来之后，立时挥笔成章，不改一字，时人称之为“腹稿”。“腹稿”一词直到今天仍然在现代汉语里沿用，只是神秘色彩荡然无存。所谓“打腹稿”，无非是指一个人在发言或撰文之前精心构思罢了，毕竟一千多年来也再找不出第二个王勃。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倘若假以时日，倘若上天给王勃以中人的寿命，王勃究竟能在文学一途走出多远，又会不会收摄年少的轻狂，如一切庸才一样成长为一个沉稳而练达的人。就在南下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王勃溺水受惊，轻易地死于这一场意外，那一年他才不过二十七岁。
我们不能抱怨王勃的诗歌永远只是轻狂，从来不曾浑厚，毕竟他真的不曾活到足以将诗风养成浑厚的年纪。4.
王勃的诗歌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最负盛名，内容虽然只是纨绔子弟未经世事的豪言壮语，但这样的内容一经王勃天才过人的文学才华点染出来，让读者觉得那洒脱的侠情背后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象：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写这首诗的时候，王勃还在长安做官，其时一位杜姓友人从长安外放蜀州（四川），王勃作此诗为好友送别。“三秦”指代长安，“五津”指代蜀州，离情别绪之所以彼此感动，是因为两人都是官场中人，习惯了被任命文书调来调去的身不由己的日子。然而只要彼此相知，多远的距离都不会成为阻碍，何必如少男少女那般在话别时哭哭啼啼？
史料并不曾告诉我们这位杜少府究竟是谁，和王勃的交情究竟怎样。《全唐诗》存王勃诗两卷，通观下来，以宴会赋诗与怀别友人之诗最多，看来王勃绝对是一名社交场上的活跃分子，人缘似乎也并不像史料记载的那般不堪。只是这些怀友与送别的诗歌，在王勃而言或是真诚的，而那些被怀念、被送别的人，究竟是真正的海内知己，抑或仅仅是酒宴上眼花耳热之际的泛泛之交呢？以王勃的人生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恐怕要更大一些。
但这又如何？诗歌贵真，这“真”是情感的真，而非事实的真。
我们经由王勃的诗歌看到王勃眼里的真相，满足灵魂对赏心悦目的一点渴求，这就足够了。
王勃名字考王勃，字子安。“勃”的意思是兴起、兴盛，“安”的意思是安宁、安定。先兴盛而后安定，是一个完满的顺序。推想起来，在成人礼上为王勃取字的时候，之所以选择这个“安”字，怕是也有意教他收敛一下恃才的狂傲吧。杨炯·从未亲历边塞战争的边塞诗人
关键词：
初唐四杰、麒麟楦、边塞诗
警句：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1.
杨炯也是一个神童，但与王勃不同的是，他是规规矩矩考试考出来的神童。
唐代科举，专有一门神童科，针对的是十岁以下的稚龄考生。当然，考试要求不高，十岁的杨炯顺利登科。以“神童”称号的含金量论，杨神童比之王神童自是大大不如。直到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二十六岁的杨炯考中制科，这才算正式踏上了为官之路。
官场里最需要的从来都是老成持重的人，与富于艺术家气质的才子彼此总看不惯。杨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名才子，恃才傲物的气焰一点也不输给王勃。
越是才华横溢的人越不喜欢循规蹈矩，也越是受不了繁文缛节的程序和虚情假意的人情往来，但是礼仪偏偏是使社会生活秩序化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虚伪偏偏是人际交往中最要紧的润滑剂。上流社会的生活需要太多外在化的装扮，要靠精致的服饰来装点，要靠烜赫的车马来烘托。这一切当然很造作、很假，至少在杨炯看来是这样的，而若是请老于世故的人舍弃其中的一点什么，他们一定在思前想后之后觉得每一件都是必需品。2.
恃才傲物的人大多喜欢嘲弄别人，杨炯也不例外，他给那些“矫饰主义者”取了一个促狭的绰号：麒麟楦。有人询问其意，杨炯悠然答道：“你看那些演出麒麟戏的人，要画出一个麒麟模样的外壳套在驴子的背上，将驴子装扮成麒麟。一旦揭去这层画皮，驴子依旧只是驴子。”
刻薄话的传播速度只有光速可以媲美，刻薄话的听众偏偏还最有对号入座的本事，所以杨炯忽然变成了全民公敌。既然将同僚得罪尽了，仕途也就注定走不远了。
像杨炯这样的才子，往往宽以律己，严以待人，所以单打独斗可以尽展所长，却绝对做不来管理工作。
好的管理者不需要才华，只需要赏识才华的眼光和过人的协调能力，这就是刘邦之所以文韬武略尽不如项羽，最终却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个人能力越强则配合能力越差，越是无法容忍“猪一般的队友”，这个道理已是如今管理学的常识了。
不幸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杨炯还不具备这样的常识，终因不见容于同僚，被外放为盈川县令，担负起一县所有鸡毛蒜皮的管理工作。
名相张说很能体会年轻人的委屈，特地写给杨炯一篇《赠别杨盈川炯箴》，告诫他待人处世尽量以宽和为上。
如果乐于听从老于世故的良言相劝，那么杨炯也就不成其为杨炯了。到任之后，杨炯果然以严酷著称，好像要把自己从上级和同僚那里受的气加倍发泄到本县百姓身上似的。看来才子正如太阳，我们远远地崇拜一下也就是了，千万不能靠近。3.
杨炯是在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死在盈川任所上的，对于公职人员来说，这是一种马革裹尸式的光荣死法。但是，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初唐文坛痛失巨星，多年来饱受讥讽的杨炯同僚们或许会生出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而盈川的县吏与百姓却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
初唐四杰，一般以“王杨卢骆”为序。对于这个排名，杨炯自己有过一句著名的议论，即“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似乎认为自己的文采不及卢照邻，却胜过王勃。
由此想来，王勃与杨炯同为文坛骄子，各擅胜场，又都是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人物，彼此之间定有一些龃龉。然而王勃死后，杨炯为其文集作序，即文艺评论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勃集序》，洋洋洒洒数千言，显然煞费苦心。序中有这样一句：“卢照邻人间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
这是说以卢照邻这样的文学天才，在王勃的文章之前都要自愧不如。
看来，杨炯要么就是对王勃的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要么就是死者为大，不再有心与早夭的王勃争一时之短长了。4.
仅以诗歌的造诣而论，杨炯显然不及王勃的才气与旷达，但题材的广度则远胜之。最有意思的是，杨炯虽然一生皆任文职，却实在写了不少边塞诗，那些“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之类的句子仿佛诗人亲身经历过沙场征战似的。想来杨炯若生在现代，一定是武侠小说的忠实拥趸吧。
若论杨炯诗歌中最出名者，首推《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的叙述节奏非常迅捷，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紧迫感。报警的烽火连绵燃烧，一连将敌人入侵的消息报到长安，让人心中顿掀波澜。
兵符刚刚离开了皇宫，骑兵迅速迎敌，直捣匈奴大营。行军途中总是狂风暴雪，褪了军旗的颜色，乱了战鼓的声音。这样的景象是如此令人振奋，以至于诗人最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好男儿就该这般建功立业，就算担任一名小小的将佐冲锋陷阵，也胜过一介书生枯守书斋。
唐代是一个开拓的时代，极重武功。在这样的时代大势里，就连书生也每每生出投笔从戎的梦想。其实，正如太平时代的少年总喜欢收集军用物品，并且对各种战争机器的型号、配置如数家珍一样，从未上过战场的古代书生也总是喜欢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津津乐道于战争的浪漫。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诗人不会写出这样的诗——他们会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也会写“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战争永远都是残酷的，从不会因为其正义的立场或大捷的结局而变得有任何一点浪漫气息。
杨炯从未上过战场，从未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才能够写下如许脍炙人口、催人奋发的边塞诗，鼓舞着一代代同样不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
那是青春应有的热血沸腾，美丽如斯，但愿这沸腾的热血永不会在战场上真正地喷洒出来。卢照邻·灵丹妙药的受害者
关键词：
初唐四杰、丹药、疾病、自杀
警句：
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1.
唐代奉道教为国教，很流行一些炼丹服饵之术，修仙辟谷之方。
自皇帝以至庶民，有时举国若狂。
说来有些吊诡的是，对道教的尊奉原本只是李唐皇室的愚民手段罢了，一来渲染出若干种合法性神话，屡屡有仙人降世帮助灭隋兴唐；
二来道教始祖李耳（老聃）恰好与李唐同姓，可以毫不费力地拉来认作祖先，自高身价，而愚民愚得久了，李唐皇室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道教方术的迷狂，于是乎“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帝王接二连三地死于金丹中毒，就连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没逃脱这般愚昧的死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凡有头有脸的家族，若不供养几位道士，服食若干金丹，出门都会被人瞧不起。而那些历经千辛万苦方才炼成的金丹，纵然不可以使人白日飞升、成仙而去，至少也可以祛病养生、延年益寿。倘若有人怀疑金丹的效果，他若不是真的愚蠢，就一定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金丹既然如此神异、如此珍稀，那么按照经济规律，市场上一定会流通无数的伪劣制品，纵你是王公贵族也难保不会买到假货，假冒伪劣和药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早。
道教讲究机缘，一粒真正的灵丹只会在深山更深处被某个心诚的有缘人“偶然”遇到。于是那一天，长安近旁的终南山上，因病而辞官隐居的文坛名士卢照邻偶然遭遇了一名仙风道骨的方士，偶然从这位方士手上求得了一剂道教至宝：玄明膏。2.
这个现代武侠小说里的滥俗桥段，今天游客们最常遇到的经典骗局，就这样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的一隅如此这般地真实发生着。
卢照邻并非愚夫愚妇，而是初唐四杰之一，是文化精英当中的耀目一员。他以诗人的真诚，真诚地迷信着金丹的灵验效果。这也有病急乱投医的因素：他自己偏有疾病缠身，一切药石又偏偏均告无效，那就煎一剂玄明膏，期待它脱胎换骨、易筋洗髓的奇效吧！
也许卢照邻与道术终归缺少了一份机缘。就在煎服玄明膏的时候，忽然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卢照邻号啕大哭，哭到呕吐，连丹药也呕出了大半。自此以后，痼疾非但不见好转，反而增添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毛病，渐至手足痉挛，再也无法自如行走了。3.
俗话说“久病成医”，卢照邻病得越久，对医术便越是沉潜。
虽然家境早已被自己的病体拖垮，但凭着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赫赫文名，常常有一些达官显贵派人供给衣食与药物，他的基本生计倒也勉强无忧。
早在多年之前的一次机缘巧合里，卢照邻幸运地结识了名医孙思邈，并且更加幸运地拜在后者门下为徒。阴阳如何相济，五行如何相生相克，如何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凡此神奥的医理，佶屈的口诀，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背得纯熟，悟性也自认为不差，但病也只是依旧病着，痛也只是依旧痛着，除了自己的医学造诣提升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之外，什么都不曾改变。
或许买田置地、改换新居可以舒缓一下心情。于是卢照邻离开终南山，在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花大把的时间，在新居装修的各种事项上自得其乐。
新居就在颍水之滨，卢照邻悉心指导仆人，环绕宅第开凿沟渠，将颍水引到自己的枕边窗外。但这又如何呢，终归还是病苦，还是诸事不顺，还是不开心。卢照邻又为自己挖了一处墓穴，如一位行为艺术家一般常常偃卧其中，在幽暗的光影与冷冰冰的泥土气息里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终于在花甲之年，不堪重负的卢照邻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与亲人道别，投颍水自尽，亲自为病痛缠身的自己施行了一次并不安乐的安乐死。
这样的死法，当然大大有悖儒家伦理，而如果严格依照法律，那些与他郑重作别过的亲属甚至还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但事情终于还是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世人同情卢照邻的遭际，在那个尚未诞生道学家的时代里，没有人会苛责他什么。4.
回顾卢照邻的一生，实在是充满负能量的一生。他没读过《不抱怨的世界》，所以多病的身体使他一辈子情绪低落，职业生涯的不顺遂更加让他愤愤不平。他总是有抚不平的抱怨，说不尽的牢骚。
而幸或不幸的是，他毕竟是一代文坛大家，有能力将这些抱怨、牢骚倾泻笔端，写下一篇极尽冗长之能事的《五悲》。所谓五悲，分别为悲才难、悲穷道、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概言之，人生处处可悲，倘若突然出现了什么可喜的事，那一定是为了某个更大的悲剧做铺垫。
他也没读过《没有任何借口》，所以还写过三篇同样冗长难读的《释疾文》，文中为自己的仕途偃蹇找理由说：高宗之时推崇吏治，自己偏偏以儒学为宗；武后之时施行法治，自己偏偏信奉道家的政治哲学；
再后来武后封禅嵩山，屡屡聘请隐逸的贤士，自己却行近瘫痪，没办法应聘出山了。在人生每一个重大关卡上，自己为什么总是背离时代大势呢？！
郁闷的卢照邻为自己取了个“幽忧子”的雅号，这更加强化了负面的心理暗示：自己的一生难道不正是既幽且忧吗？所以他的诗歌里每每满溢忧郁的色调，即便是那些本该以开阔、激扬为主旋律的边塞题材。譬如那首《关山月》：
塞垣通碣石，虏障抵祁连。
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
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
寄言闺中妇，时看鸿雁天。
这首诗拟边防军士的口吻：边境形势严峻，大战已是一触即发，而这时候我越发思念起万里之外的家乡，思念起守在家乡等我归来的妻子。此刻明月孤悬中天，妻子一定也在遥望这轮明月，并在月光中同样思念着我吧？夜色淡了，月亮离我远去。月影已移至匈奴的金山之北，最后一线月光也从汉家的玉门关上消隐，这一个无眠之夜啊！
倘若你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就请你时时留意南飞的大雁，留意南归的信使，等待我平安归来的消息。
唐诗中所有边塞、闺情、望月怀人的作品，恐怕皆要以卢照邻这首《关山月》为大宗。这样的诗，对后人而言既是财富，也是障碍。
核心意象都已写尽，修辞手法已臻极致，要想别出机杼实在太不容易。
卢照邻的诗，大多都是这个调子，既幽且忧，幸而意境寥廓而不逼仄。他毕竟是一代文坛大家，名列初唐四杰，即便身上带着再多的负能量，毕竟也不会永远掩住“人间才杰（这是杨炯对卢照邻的评语）”
的恢宏气象。他的生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抱怨了一辈子、为自己的失败人生找了一辈子借口的人，一样可以成为大师。
当然，他过得不开心，那是他自己的事。
卢照邻名字考卢照邻，字升之。“照邻”一词的意思很难确考。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有“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所有这些话都是在高度赞美汉代开国名臣张良。据《文选》六臣注，其中“照邻殆庶”一句是说张良的行迹可以与孔门高足颜回“照明以为邻近”，也就是交相辉映、足以并驾齐驱的意思。骆宾王·不曾观光的观光客
关键词：
初唐四杰、算博
士警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1.“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读到的第一首唐诗，作者是时年七岁的骆宾王。
书香门第训练幼儿作诗，往往就是这样命题咏物，而所命之题、所咏之物，都是一些小孩子身边的亲切事物。倘若这些儿童诗被大人们认真地记录下来、汇集成篇，积累到如今肯定已是卷帙浩繁，不亚于一部《全唐诗》的篇幅了。
但儿童习作大多有碍观瞻，至多博大人一笑也就是了，能够流传下来的篇章一定很有一点不凡之处，比如骆宾王的这首《咏鹅》。寥寥十八个字，将鹅的核心体貌特征完全抓住，既有颜色之美丽，又有动态之趣味。单凭这首趣味盎然的小诗，七岁的骆宾王在神童排行榜上就应当位列王勃之前。
那么，从王勃和杨炯的生平故事，我们似乎有把握推测骆宾王的成长轨迹：才华太高便难免恃才傲物，得到过太多的赞美便难免目中无人，所以骆宾王的性情一定偏执而高傲，绝无办法在人际关系中讨到任何的便宜，一辈子只有沉沦下僚，处处受人排挤。
这样的推测确实与实情相距不远，但令人诧异的是：成年之后的骆宾王，至少乍看上去并没有王勃和杨炯那样的狂态，相反，你会觉得他是一位敦厚老实的谦谦君子，默默然含英咀华，不事张扬——这的确就是他在道王府任职的时候留给别人的印象。2.
道王李元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弟，一生显贵，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
收藏癖是写在人类的基因里的，越是善于储藏资源的人才越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而我们就是这些收藏癖的后代。穷人会收藏各种废弃品，以备某一天突然出现不时之需时可以废物利用；富人喜欢收藏财货，单单清点金币的过程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贵族的收藏以彻底超越功利性为标榜，收藏的越是既罕见又没用，就越能彰显自己的贵族身份。所以贵族们一般都会收藏艺术品，但道王李元庆的收藏癖是所有贵族收藏癖中最高等级的一种：他喜欢收藏人才。
所以，骆宾王在道王府任职，正可谓宾主相得。然而唐代制度对王府僚佐的任期有严格限制，一般不许超过四年，唯恐任职时间太长会使亲王与幕僚结成死党，危害政治稳定。换言之，在政治潜规则里，收藏人才是帝王一人的专利。所以从职业前途考虑，骆宾王只可以将道王府当作一个过渡、一个跳板，迟早都要到朝廷里任职。3.
眼见得骆宾王任期将尽，通晓人情世故的道王李元庆让骆宾王写一篇自我推荐的文字。这是一个太过明确的暗示，等于告诉骆宾王，自己就要向朝廷举荐他了。
以今日情形而论，这就意味着骆宾王需要给自己做一份漂亮的简历，道王则需要以旧雇主的身份为这份简历附上一份推荐信，那么新公司与新职位也就指日可待了。今天的任何一位职场精英都不会觉得这里边有什么令人为难或尴尬的地方。
但是在儒家的道德规范里，自我推荐实在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
自己的长处只应该由别人来发现和揄扬，绝不能做那种自卖自夸的丑事。骆宾王出身于书香世家，惯守清流门风，所以思前想后，终于写不出这份简历，索性离职归隐，闭门读书去了。
偏偏大唐帝国富于开拓精神，鼓励进取，就连科举考试的成败都取决于考生是否会在达官显贵的府邸之间为自己奔走门路。在世人心中，古老的道德已经悄悄让位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利。一个人若不肯自我推荐，世人非但不觉其高尚，反而会笑其迂腐。
所以在“务虚名而招实祸”之后，骆宾王内心其实一点都不能平和。
以一己之力想要拗过时代大势，只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才做得到。4.
就在骆宾王由仕而隐，由隐而仕，处处不得志地挨过岁月的时候，权力中心一直都在悄然改变着格局：对于李唐政权，武后这个外姓者，这个男权世界里的女人，渐渐由代管变成了代替。
这样的局面，当然是李唐皇族以及忠于李唐皇族的功臣世家不愿看到的。于是徐敬业——开国元勋徐勣之后，纠合了一些仁人志士与野心家，在扬州发动兵变，打出了反对武后临朝、恢复李唐旧业的旗号。
在这面硕大的反旗之下，赫然伫立着骆宾王的身影。
历来革命事业都少不了两大核心元素，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
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因为好的笔杆子可以先声夺人，在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的宣传中鼓舞自己的士气，瓦解对方的士气，赢得最广泛的道义支持。
古时候科技落后，武器原始，所以人心向背对于政权的存亡确实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好的笔杆子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人心。徐敬业起兵，不缺兵、不缺将、不缺武器、不缺粮草，只缺一个笔杆子，而骆宾王的加盟恰恰填补了这个最要紧的空缺。
我们很难说清骆宾王加入徐敬业的阵营，究竟是出于对李唐皇室的耿耿忠心，还是仅仅因为一生偃蹇坎坷而寻找政治投机的机遇。无论如何，骆宾王甫一出场便不负众望，以《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后人改题作《讨武瞾檄》）轰动大江南北。
就连武则天本人都不免为这篇檄文动容。她在朝堂上披览全文，当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的句子时，还只是微笑不语，待看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不禁不悦道：“宰相为何失去了这样的人才！”
历代檄文，论文采以骆宾王此篇为最，所以后来它实至名归地被收录进了《古文观止》，成为人人娴习的名文。而就在檄文发布的当时，骆宾王的文采就获得了他有生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认可。
然而遗憾的是，在徐敬业的阵营里，枪杆子完全不能和笔杆子媲美，主力部队的溃败使这场起义变成了反叛，使正义之师变成了乱臣贼子。
徐敬业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5.
多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当年那儿戏一般的战火。诗人宋之问从贬所还朝，途经钱塘，顺道游览灵隐寺。当夜月色正明，宋之问独步回廊，不禁动了诗兴。“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这一联诗句脱口而出，而下两句究竟如何接续，一时间诗人竟为难住了。
寺中一位老僧正在燃灯坐禅，见诗人徘徊焦灼的样子，便也动了凡心，与他搭话道：“年轻人不去睡觉，在这里苦吟什么？”待宋之问讲明原委，老僧笑道：“下一联何不写作‘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得此一联，宋之问思路大开，续足全诗道：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待到天明，宋之问再访老僧，却已经人去楼空。后来相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僧竟然就是隐姓埋名的骆宾王。
这是一个流传久远却经不住推敲的故事。宋之问与骆宾王算是老相识了，在骆宾王的文集里就有着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酬答的诗篇。
而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这则故事，怕是心里无不积聚着对骆宾王的好感与惋惜，以及对宋之问的厌恶与鄙夷。《灵隐寺》全诗，只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一联最佳，好得让全诗的其他句子都黯然失色，很有点鹤立鸡群的突兀感。这一联夹在全诗里，正如骆宾王夹在宋之问之流的同样“著名”的诗人行列里。6.
骆宾王写诗，好用数字构成对仗，所以得了个“算博士”的绰号。
诸如“三十二馀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这种风格后来被杜牧学去了，所以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些句子。
其实在律体诗兴起之后，对仗用数字已经很有难度。因为律体诗讲究平仄字音，哪里用平声字，哪里用仄声字，马虎不得；而中国的数字，从一到万，一共只有两个平声字，即“三”和“千”，这就为写诗填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骆宾王其时幸而是律体诗初兴的时代，要求还不严，自己又好写古风，所以使用数字入对，要比生活在律体诗成熟期的杜牧来得轻松许多。
骆宾王擅写五言诗，作品以长篇五言古诗居多，然而经过时光的汰洗，却是短小精悍的五言绝句最为动人，著名者如《于易水送人》：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易水，是战国时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时的作别之地。因为这段历史，易水在诗人眼中无论寒暑都带有凛冽萧瑟的气象。送别友人，只是一场最普通不过的送别罢了，却因为这里是易水，情感便不能不复杂起来。
这样的诗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只有熟谙历史的人，才能够真正地读懂地理。
骆宾王名字考骆宾王，字观光。名与字皆出自《周易·观卦》的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直译过来，大意是说观看一国之风光，利于做国王的宾客。如果是外交官占卜出这样的爻辞，职业生涯一定非常顺遂。“观光”一词，现在已经是“旅游”的同义语，而在应用《周易》的周代，一国的使者到另一国出访，接待人员总会带他四处转转，领略本国的风土人情，是谓观光。所以观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只有“王者之宾”即国宾才有资格去做的事情。名宾王，字观光，这样的名与字蕴含了长辈对骆宾王的仕途期许，而骆宾王这一生却从不曾真正地“观光”过。宋之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关键词：
文人无行
警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1.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首《渡汉江》是宋之问传世的第一名篇，以一名滞留异乡多年的游子口吻道出返乡途中的微妙心理。这首诗之所以广为传诵，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在外多年的游子在回乡途中所特有的且喜且怯的心理。
游子久居异乡，和家乡不通音信，当真有一天踏上归途的时候，离家乡越近，心中却越是忐忑：家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家人都还好吗，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亲朋好友如今都怎样了呢……如果遇到了从家乡过来的人，想问却不敢问，生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会让自己难以承受。
久别的家乡，就像一封写满你切切想要了解却不敢拆封的信。
的确，单独来看这首诗，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来看，我们简直要大跌眼镜了。
诗中所谓“岭外”，就是岭南，即五岭之南。五岭是南方的五座大山，分隔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国古代习惯称广东、广西一代为荒蛮之地。就在宋之问的时代，一位家住岭南的青年远行向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求学，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至少从字面上看，显然是有地域歧视的。这种地域歧视，就是因为五岭隔绝南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很难传播到岭南，造成了岭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落后。直到岭南人张九龄做了宰相，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才逐步地得到开发，而那位岭南獦獠后来则成为禅宗赫赫有名的六祖慧能，反而把岭南文化传播向中原了。
所以，宋之问时代的五岭，不但是地理分界线，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界线。过岭向南，就是政治失势者的西伯利亚了。宋之问这次被贬岭南，从道义上说，因为他谄附奸佞，结果随着奸佞的倒台而一并受到了惩处，属于罪有应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是他在政治队列里站到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的一边，张易之呼风唤雨的时候，宋之问也鸡犬升天，张易之倒台的时候，覆巢之下更无完卵。2.
宋之问这次回来，并不是遇到赦免，而是偷偷从贬所逃出来的。
这一段旅途，用“惶惶如丧家之犬”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是写在岭南的生活和感受；而接下来说的“近乡情更怯”，之所以“近乡”，就是偷跑出来的结果。逃过了汉江，就写下了这一首诗。
但是，我们不要被“近乡”这个词迷惑住。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宋之问的这次出逃并不是逃回家乡，而是逃回了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藏匿在张仲之的家里。所以，诗中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完全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试想宋之问作为一个见不得光的逃犯，见到家乡的来人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出言问询呢？在当时的一番政治地震之后，素有奸佞之名又属于应该倒台的武氏党人武三思却令人瞠目地幸存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再次得到重用。正义感未失的张仲之和王同皎等人对此切齿痛恨，密谋除掉武三思，却没料到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被恩将仇报的宋之问借近水楼台之便检举揭发出来。“乱臣贼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忠义之士”宋之问因功受赏：不但逃离贬所之罪不被追究，还再次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天下人无不唾骂他卑鄙无耻，但卑鄙从来都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宋之问偏偏就是靠着卑鄙无耻给自己赚来了幸福生活，谁又能够奈何他分毫呢？3.“文人无行”这个词在宋之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我们的惯常印象里，一个人如果狂傲，一般就不会卑鄙，因为狂傲也就意味着自高身份，便不屑去做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而一个人如果卑鄙，一般就不会狂傲，因为他晓得自己是如何卑鄙龌龊，言谈举止间便免不了一些谨小慎微和疑神疑鬼。但宋之问是个例外，集狂傲与卑鄙于一身，我们观其生平，简直就像在看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而他的诗作，绝大多数都是应制作品，虽然辞藻华美、音律铿锵，但内容无非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这样的诗，放在文学史上毫无价值，却总能在当时当地给诗人创造最大的价值。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里说过，“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观其文未必能够知其人。我们如果孤立地来看《渡汉江》这首诗，哪里能够读出如此复杂的内幕？但是，从文艺评论来说，知人论世是一方面，也存在相反的一途，即认为作品一旦完成，就脱离其作者而独立存在——宋之问的这首《渡汉江》正是阐释这一文艺理论的绝好范例：当我们孤立地来读这首诗的时候，诗的含义便大大超越了作者的本意。张仲之和王同皎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文艺理论，但他们又能怎么办呢——太多真心喜欢宋之问诗句的人非但不在意宋之问的为人，更不晓得张仲之和王同皎的名字。沈佺期·唐代律体诗之始
关键词：“沈宋”，律体诗奠基人
警句：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1.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年仅十九岁的沈佺期考中进士科，以少年俊彦的姿态在大唐政坛上华丽丽地出场了。宋之问也是这一年的同榜进士，两人后来又一起做了协律郎和考功员外郎，成为御用诗人之双璧。两人齐名，并称“沈宋”。沈佺期与宋之问的文学与人生，从此就这样错杂在一道了。
御用诗人往往受到正人君子的鄙薄，其实单就才华而论，要做好一名御用诗人绝对比做好一名真正的诗人艰难许多。后者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便好；前者正如演员，每一次创作都意味着要扮演好某一种角色，还要拥有察言观色的本领，要在最恰当的时机拿出最合宜的作品，以讨到皇帝的欢心为唯一目的。这样的工作，即便对于许多天生的奴才而言，也不是轻易就能胜任的。
无论写诗还是做官，沈佺期和宋之问一样都是不甘人后的角色，而御用诗人的位置也确实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竞技舞台。2.
唐中宗曾经举办过一次诗歌比赛，派当时第一才女上官婉儿担任总裁判官。传说上官婉儿的母亲在怀孕时梦见仙人降临，将一杆秤交在她的手里，说这杆秤可以称量天下人的才华。传说固然无稽，但之所以这样的传说能够流传开来，自然说明了上官婉儿在天下文人心中的地位。
盛况空前，大臣们纷纷写诗应制。这样的诗歌实在难写，现实主义风格首先是要不得的，谁也不敢在这种场合里针砭时弊，描绘民生疾苦；批判现实主义当然更要不得，浪漫主义似乎也不合适，而一切顾影自怜的小情小调也分明显得自恋过度，稍不小心还会被误认为是在埋怨陛下使自己怀才不遇。筛来选去，唯一适宜的写作风格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尽情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好了，搞政治就是搞宣传，搞宣传就是搞魔术。
这当然是稍有节操的人都不愿做的，至多敷衍一下罢了。谁都晓得，真正不肯以敷衍的态度来应付这种竞赛的，一定就是宋之问那样的人。
宋之问却偏偏遇到了对头：沈佺期不但才华不在自己之下，操守也不比自己高尚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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