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东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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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地区传统宗祠研究试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当作了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绪言
一、宗法、宗族、宗祠
宗祠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很独特的，并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形态。传统宗祠不仅仅只是家族祭祀的场所，它的历史演变与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社会组织等地域特色，是了解区域文化传统的重要窗口，对现在新农村建设和地方文化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传统宗祠具有不同的特色，但无一例外都产生于宗族社会，是中国宗法制遗留的产物。“宗法”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宗族之法。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宗法制最核心的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划定族人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族人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它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的世袭统治。班固在《白虎通义》卷八《宗族》中说：
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1]不传子孙，故不宗也。
宗法制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家长制家庭。殷商末期，嫡长继承制初步确立。周灭商后，大力推行嫡长继承制，并把原有的宗族之法系统化，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爵位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所有封国的国君总称“诸侯”。自此，宗法制度被作为立国的原则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2]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社会体系。在宗法社会里，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可代为祭祀。在一般情况下，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天子为大宗，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也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如此，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完全吻合。
西周初期，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间实施，之后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具有普遍性质。周王为周族之王，自称天子，奉祀周族的始祖，称“大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世袭的嫡长子即是宗子，地位最尊。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姓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体制，使政权不但得到族权而且得到神权的配合。“亲亲”、“尊尊”在这里获得完备的、严格的体现，成了宗法制的精神支柱，从而也是周礼的根本原则。
分封制和宗法制从政治结构和宗族传统观念两方面为周王朝建立了稳定的等级秩序，同时，对中国的姓氏产生根本的影响。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于是，中国姓氏宗族开始发展。所谓宗族就是同宗同族之人，《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宗族结构。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许多地方，宗族聚族而居，形成单姓村或主姓村，甚至邻近几个村落都是相同的姓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政权、族权、神权、[3]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和再生。冯尔康等认为，从殷周到现代，宗族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4]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李文治则把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宗法宗族制的发展变化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是上古西周时期，实行爵位与地权合一的宗子制类型的宗法宗族制；二是中古时期，包括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期，在门阀世族地主经济制约下出现的严格等级性宗法宗族制；三是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伴随封建土地关系的变化，宗法宗族制逐步推行于庶民之家，宗族组织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宋代则是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5]时期。
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宗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发展路径、活动方式及社会作用都各具特色。
商周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普遍存在于社会。商周时期的宗族组织是典型的宗法宗族形态，具有共同的始祖和祭祀祖先的宗庙；各宗族有作为宗族统治者的族长，谓之“宗子”、“宗主”；具有宗族成员共同拥有的姓氏；拥有宗族共同的经济基础，保持着“同宗共财”的原始遗风；还有宗族共同的墓地，宗族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一个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父权组织。这种父权组织不仅是构[6]成商周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当时国家政治结构的基础。
两汉时期，中国宗族社会形态的恢复与重建与豪族势力的发展紧[7]密联系、充分整合，可以说，两汉的宗族就是豪族宗族。东汉宗族组织有共同尊奉、祭祀祖先的仪式，有族人的会议，族长支配族人，有明确的亲族范围，族人间有经济上的相互赈恤、血亲复仇、收养孤弱族人、相互武装扶助和法律方面的连带责任等联系。东汉宗族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对社会秩序在地方政府行使权力、地方选举等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宗族武装的发展更是具有显著的地方独立趋
[8]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注重门第，高等士族往往世代都有人当高官，从而形成高等士族子弟布列朝廷、居于要职的局面。同时，由于政权分裂社会动荡，宗族迁徙流亡甚至举族而迁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一些巨宗大族迁移散居，开始出现较多异姓杂居的情形。
隋唐时期，旧的士族遭到打击而进一步衰落。唐朝政府通过修纂《氏族志》和《姓氏录》，压制斥退旧士族，扶植新士族，使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士族宗族集团。但士族宗族成员的社会身份大大降低，平民甚至半贱民家族，可以凭借出仕或军功步入士族宗族行列。
宋元时期，民间的宗族活动有所发展，其中宗族成员对共同祖先的祭祀是宗族组织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宋元间宗族具有一些时代特点：一是官僚组建宗族较多，受到社会尊重，并出现冒认的现象；二是平民也建设宗族，有些还被官府表彰为义门；三是许多宗族有经济力量资助族人，开办宗族义塾，教育族人；四是在宋元官民家庙、祭祀扩展的同时，庙祭与寝祭之间的过渡形态家祠堂开始出现。
明中叶以后，在《家礼》逐渐普及和士大夫推动的背景下，宗祠建设和祠祭祖先开始成为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另外，明朝在治理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借助乡约推行教化，宗族则在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祠规或祠约）、设立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发生宗族乡约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宗族的组织化[9]和宗族的普及。
清朝政府继续实行传统的“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从律例、基础社会建设诸方面支持亲权和保护宗族公共财产，有条件地支持宗族对族人的治理，以期由宗族的团结和睦达到国家的安定、天下的大治。清代聚族而居的人们建立宗祠、祭祀祖先，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宗族组织也已成为绅衿平民的组织。这一时期，南方的安徽、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台湾等地的宗族活动非常频繁，宗族势力在民间社会异常活跃。冯尔康把清代宗族制的特点概括为三条：即宗族的绅衿平民化和民众性，宗族与政权紧密结合，宗法制度不断完善与不能[10]成功实行的矛盾。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动摇了宗族血缘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特别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农民运动，更是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宗族明显地呈现衰败的景象。宗族作为对立面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打击，大量的宗祠被毁坏或改作公用，宗谱被烧毁，宗族原有秩序难以维持，活动大为减少，甚至祭祖活动也逐渐从简。“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乡村更是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宗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无论国家对宗族采取何种控制措施，包括现代国家对宗族的摧毁，宗族却始终存在于国家之中。宗族在各地悄悄复苏，修建或重建宗祠、续修宗谱、开展联宗活动等等，它与上层特权阶级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宗法制宗族以及宋代以来的具有祠堂、族田、族谱、族长、族规族训等要素的庶民化宗族不同，是一种新的宗族形态——礼俗化宗族。这种新的宗族形态并不随着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逐步消亡，而是与现代国家共存，适应现代国家的变迁，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乡村自治中[11]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
[1]班固，白虎通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何宗旺译，左传[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4]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5]李文治，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与宗法宗族制[J]，历史研究，1989，（5）。
[6]赵沛，两汉宗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27.
[7]赵沛，两汉宗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0.
[8]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J]，中国史研究，1993，（1）.
[9]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6、258.
[10]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
[11]朱炳祥，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4.
二、中国传统宗祠概况
1.中国的祠堂
在《辞海》里，“宗”的意思为祖庙、祖先、同祖、同族等；“祠”意为春祭、秋祭、祭祀、祖庙、祠堂；“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处所；“祠堂”的意思为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后世宗族宗祠亦通称祠堂；“祠庙”即祠堂；“宗祠”是祠堂、家庙，[1]旧时同族子孙供奉并祭祀祖先的处所。
中国的祠堂，是祭祀神仙、祖宗或先贤的庙堂，主要可分为神祠、先贤祠、宗祠三种。
所谓神祠，就是以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如山西万荣后土祠、山西平顺县阳高乡侯壁村夏禹神祠、陕西宝鸡神农祠、河北邢台晋神祠、山东济南大明湖藕神祠、河南濮阳市台前县夹河乡八里庙村大河神祠、江苏苏州盛泽先蚕祠、浙江宁海箬岙村的镇宁神祠、四川乐山龙神祠、云南丽江市古城区的龙神祠、大理古城之东的龙凤村的洱海神祠（内祀除蟒英雄段赤诚）、大理古城西面的苍山神祠、北京市大兴县定福庄乡赵村南的永定河神祠、辽宁省北宁市城西岗峦上的北镇神祠（全国四大镇山庙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山神庙）、广州小谷围岛穗石村南海神祠、香港黄大仙祠等。浙中地区的神祠有赤松宫和胡公祠。
所谓先贤祠，就是以某个先贤人物为祭祀对象的祠庙，有时称名宦祠或乡贤祠。中国古代的先贤祠数量较多，按照不同的性质又可分[2]为文臣祠、武将祠、清官祠、孝女祠等。如丞相祠堂（成都、金华兰溪等地）、山西晋祠、三立祠、萧相国祠、文中子祠、包孝肃公祠、包公祠、毕将军祠、毕文胡公祠、李宗伯祠、魏少司马祠、魏允贞于公祠、朱文公祠、张宣公祠、葛仙翁祠、洪忠宣公祠、申公祠、武侯祠（成都、南阳、勉县等地）、秭归屈原祠、绍兴王右军祠、九江陶靖节祠、韩城司马迁祠、文丞相祠、江油太白祠、马鞍山青莲祠、代县杨业祠、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潮州韩文公祠、柳州柳侯祠、眉山三苏祠、崇州陆游祠、贵阳阳明祠、北京西总布胡同27号的李鸿章祠堂、江苏苏州范文正公祠、江苏扬州阮元家庙、北京文天祥祠、韩文公祠、米公祠、雷祖祠、扬州史公祠、海口五公祠、合肥包公祠、台南延平郡王祠、徽州罗东舒祠（呈坎、棠樾、昌溪等地都有）、两浙名贤祠、陆宣公祠、周元公祠、钱王祠等。另外，有许多祭祀先贤[3]的处所称为庙。如黄陵轩辕庙、天水伏羲庙、临汾尧庙、绍兴舜王庙、绍兴禹王庙、曲阜孔庙、安顺文庙、邹县孟庙、卫辉比干庙、都江堰二王庙、留坝张良庙、运城解州关帝庙、周口关帝庙、云阳张飞庙、杭州岳王庙、汤阴岳飞庙等。浙中地区的先贤祠有兰溪诸葛村丞相祠堂、永康徐震二公祠、三苏祠、三忠祠、郑忠愍公祠、吕成公祠、越国胡公祠、宋公祠、唐文襄公祠、赵清献公祠、范香溪祠、陆鹤山先生祠、章文懿公祠、冲素处士祠、李正节侯祠、忠勲祠、宗忠简公祠、徐文清公祠、黄文献公祠、王忠文公祠、龚忠愍公祠、崇德褒功祠、丽泽祠、吕成公祠、五贤祠、二贤祠、宋学士祠、陶忠烈公祠、恩德祠等。
宗祠是最普遍的一种祠堂形式，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宗祠有大宗祠（统宗祠）、宗祠、房祠、支祠、家祠等（前两种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祠堂，后三种即小祠堂），有时直接称为祠堂或家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许多聚族而居的村落都建立自己的姓氏宗祠，有的则在城市建立统宗祠（亦称合族祠）。
宗祠具有多种功能，一切有关宗族的重要事务都可能在宗祠里处理。首先，宗祠最基本的功能是祭祖，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最常见的场所。祖先崇拜的思想渗透到宗祠建筑的门楼、楹联、匾额、绘画、雕塑等，以及祭祀制度和宗祠条规等方方面面。建宗祠以溯本源，通过每年春秋二季同宗举行规模巨大的追念先祖的祭祀活动，强化宗族观念和宗族凝聚力，达到聚宗合族的目的。其次，是议决族内重大事务。当与外村人因土地、山林、水利等纠纷而产生重大冲突事件时，或面对来自政权、军队及其他外来冲击力量时，族长通常会召集族人在宗祠里郑重其事地商议应对办法。第三，是编撰宗谱（又称统宗谱、族谱、家谱、家乘、支谱、世谱等）。自古以来，国有史，乡有志，家有谱。但凡有能力建造宗祠的宗族，一般都编有宗谱，而且约30年左右就要重修一次。宗谱是一个家族繁衍的历史见证，记录该族的起源、发展、繁衍生息、世系演变、支脉迁徙、辈序字派、祖家业绩、家规家训等。修宗谱主要为了追根溯源、继承祖宗遗愿、尊宗敬族，以及明世次、序昭穆、严冒紊、悉来自、联疏亲、厚伦谊、晓辈分、别亲疏、备遗忘等。第四，是制定和执行祠规或族规。宗祠规范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传统乡村社会，祠规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宗祠的功能之一就是制订和执行族规。祠规的制订程序一般是由宗祠管理人员提出草案，然后在宗祠内讨论、修改并表决通过，最后再由宗祠管理人员形成文字，公布于宗祠内并在修谱时编入宗谱。祠规一般涉及伦理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异族的防范措施和族人对祠堂应承担的义务及其权限范围等。宗祠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祠规，则在宗祠里接受教育或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第五，作为宗族“生聚教训”的场所。宗祠的建筑规模、格式、匾额、堂联、始祖碑文和旗杆等都彰显先祖的功名、业绩和地位，向后代灌输一种“登科举，有选拔”的文化意识。有的宗祠就是学校，族人子弟在里面读书。如广东的陈家祠堂又称陈氏书院，是广东全省的陈姓家族的“统宗祠”，由广东72县的陈姓名人集资建立，为同族人读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第六，是宗族的活动中心和社交场所。宗族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就利用宽大的宗祠作为举行各种礼仪的场所。一些有戏台的宗祠，每逢年节或祭祀时，演出戏剧，娱乐先祖和生活中的族人。重要宾客来访或族人荣归故里，也在宗祠里隆重招待。林耀华先生认为，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4]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
大多数宗祠都有堂号。堂号是宗族和宗祠的标志。历来每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等。宗祠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写，制成金字牌匾悬挂在享堂前檐下或樘板上方，有的直接挂在正门上方，作为宗祠的名称。每个宗祠堂号都有非常深刻的含意。根据取名的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堂号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以宗族的发源地名作堂号，如刘氏的“中山堂”、“彭城堂”，王氏的“太原堂”、“琅邪堂”，李氏的“陇西堂”等；二是以宗族典故作堂号，如王氏的“三槐堂”、刘氏的“藜照堂”、吴氏的“三让堂”、赵氏“半部堂”；三是以道德伦理作堂号，如“敦伦堂”、“敦厚堂”、“进德堂”、“世德堂”、“崇本堂”、“敦睦堂”、“敬本堂”等；四是以祖先名号作为堂[5]号，如“伏波堂”、“香山堂”、“屏山堂”等。
2.中国传统宗祠现状
传统宗祠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但分布很不均衡。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因久经战乱，宗族关系遭到很大破坏，农村大多为杂姓聚落，所以一般只有很小的宗祠，甚至没有宗祠。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安徽、浙江等[6]地，宗族组织较为发达，曾经建立较多的宗祠。
山西各地的祠堂数量众多，据《山西通志》记载，明清之际，山西各地神有神祠，山有山祠，水有水祠，县县有名人先贤祠，村村有宗祠支祠，祭祀的对象从自然崇拜时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和祖先崇拜时期的英烈先贤，直到普通的家族尊长。祠堂建筑从宏伟的宫殿式到普通的民居式，从楼阁到窑洞，从唐宋元明清建筑形式到现代[7]建筑风格，无所不有。现在仍然保存比较完好的宗祠有榆次车辋常氏宗祠、灵石王氏宗祠、晋城皇城相府陈氏宗祠、临县碛口镇西湾村陈家祠堂、临县寺反底杨家家庙、定襄河边阎家祠堂、临猗潘西村刘家祠堂、襄汾县丁村丁氏宗祠、祁县乔氏家祠、太谷县孔氏家祠等。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的宗祠往往是富商大贾或军阀高官为了在同姓族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财力和权威而兴建的，与乡村中同族人共同集资建[8]立的宗祠有些差别。
湖北省有鄂南的徐氏祠堂、余氏祠堂、李氏宗祠、贾氏宗祠、洪氏宗祠、陈氏祠堂、刘氏祠堂、张氏祠堂、林氏祠堂、梁氏宗祠、李氏祠堂、肖氏宗祠、伍氏宗祠、隙氏宗祠、陆氏宗祠等，英山县金氏祠堂、陈氏宗祠、卫氏宗祠，大冶市邹氏宗祠、竹溪县甘氏宗祠、兴山县王家祠堂、枣阳市郭营祠堂、鄂州市鄂城区吴氏祠堂、麻城市王氏祠堂、麻城市雷氏祠堂、团风县漆氏宗祠、通山县谭氏宗祠、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村李氏宗祠、红安县八里湾镇陡山村吴氏祠堂、咸丰县尖山大水坪严家祠堂、宜昌县太坪溪镇伍厢庙村望家祠堂、浠水县绿杨乡查山村程氏祠堂、鹤峰县走马镇金刚坡的李家祠堂、孝感市杨店镇杨氏裕祖支祠、吴氏祠堂等。
湖南省有凤凰古城的杨家祠堂、韶山毛氏宗祠、沱江北岸老营哨街的田家祠堂、怀化市洪江区贺家祠堂、怀化市夏氏宗祠、桃源县木塘垸乡马鞍坡文氏祠堂、临湘白荆桥梅氏祠堂、长沙市曹家祠堂、安化县洞市村贺家祠堂、衡南县隆市乡大渔村的王家祠堂（楚南第一祠）、洞口县高沙镇曾家祠堂、郴州市临武县城关镇西城村邓家祠堂、郴州市汝城县城郊乡津江村朱氏祠堂、湖南桂阳州泗洲寨陈氏大宗祠、桂东县寨前乡的清朝乾隆年间的扶氏祠堂，邵阳市的杨氏宗祠、蓝氏宗祠、刘氏宗祠，郴州市的刘氏宗祠、欧阳氏宗祠、颜氏宗祠、谭氏[9]宗祠，湘西州的谢家祠堂、杨家祠堂、田氏宗祠、彭姓祠堂等。
广东省有广州陈家祠堂、深圳市曾氏大宗祠、深圳市巫氏宗祠、珠海市杨氏大宗祠、潮州市宋氏宗祠、茂名市华山李氏大宗祠、中山市陈氏宗祠、韶关市邓氏宗祠、云浮市李氏宗祠、饶平县海山镇八氏宗祠、乐昌县谢家村谢氏宗祠、黄埔张氏大祠堂、乐平大旗头村郑氏宗祠、东莞市南社村谢氏家庙、东莞市南社村谢氏大宗祠、东莞市黎氏宗祠、东莞市麦氏宗祠、阳江市刘氏宗祠、梅州市彭氏宗祠、惠州市廖氏宗祠、肇庆市蔡氏宗祠、汕头市郑氏宗祠、官洲岛陈氏大宗祠、越秀区王圣堂村何氏大宗祠、开平市沙冈开锋村何氏祖祠等。另外，从化市现有95个旧祠堂，市政府准备把它们改造成农家书屋，既抢[10]救文物，也可解决公益文化设施修建难题。顺德现存较好的祠堂[11]有89座，其中60余座是家族宗祠。
福建省有连氏宗祠、福州市义序村黄氏宗祠、福州闽侯王氏宗祠、长乐市陈氏祠堂、永定县书洋镇下坂村东倒西歪楼（裕昌楼）内的祠堂、永安市贡川村陈氏大宗祠、永安市小陶村罗氏宗祠、永安市西垟福庄邢氏大宗祠、永定市塔下村张氏宗祠、连城市培田村衍庆堂、连城市升星村炎德公祠、福安市穆阳村缪氏宗祠、福安县楼下村刘氏宗祠、福安黄氏祠堂、周宁浦源郑氏宗祠、林浦济斋林公家庙、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张氏宗祠（德远堂）、南靖县石桥村东山祠堂，龙岩市黄氏宗祠、廖氏宗祠、李氏大宗祠，漳州市韩氏宗祠、蒋氏宗祠、赵氏宗祠、林氏宗祠、吕氏宗祠、杨氏宗祠、海云家庙，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的叶氏宗祠、江阴浔头翁氏祠堂、港头芦华余氏祠堂、龙田上一村施氏大宗、龙田二村张氏祠堂、龙田三村何氏祠堂、江阴田头严氏祠堂、海口镇牛宅村林氏宗祠等。比较特别的是，元末明初才开始建村的连城芷溪有74座家庙祠堂，除了邱氏总祠、杨氏家庙、黄氏[12]家庙外，其余均为先祖的公祠。
台湾有台北陈氏大宗祠、李氏宗祠、谢氏宗祠，金门县琼林蔡氏祠堂、东溪郑氏家庙、西山前李氏家庙，新竹市关西郑氏祠堂、新竹郑氏家庙、林家祠堂，台中市张家祖庙、林氏宗祠、西屯张廖家庙，基隆市余姓宗祠、云林县廖家祠堂、龙门县嘉义庄祠堂、彰化阮氏祠堂、詹氏大宗祠、全台吴姓大宗祠、杜姓宗祠、黄姓宗祠、佳冬杨氏宗祠等。
江西省有婺源县黄村黄氏宗祠、婺源县汪口村俞氏宗祠、婺源县阳春村方氏宗祠、赣县谢氏宗祠、赣县湖江乡夏府村戚氏宗祠、吉安县唐贤坊村萧氏祠堂、吉安县梁氏祠堂、九江市李氏宗祠、九江修水市余氏祠堂、贵溪县曾氏宗祠、东乡王氏宗祠、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大宗祠（1927年被毁，至今未修复）、南丰县石邮村吴氏宗祠、宁都胡氏家庙等。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西巡抚辅德统计，江西省同[13]姓合建的祠堂有89处，各州县村镇各姓所建分祠有8994处。其中，仅宁都县黄陂镇杨依古村就建有58座大小不一的祠堂，至今仍有29[14]座相对完整的祠堂伫立在村中。
安徽省有旌德县白地镇江村江氏总祠、绩溪县坑口村胡氏宗祠、绩溪县宣城周氏宗祠、歙县棠樾鲍氏宗祠、歙县大阜潘氏宗祠、歙县雄村曹氏宗祠、歙县昌溪周氏宗祠、歙县西郊郑村郑氏宗祠、歙县北岸镇北岸村吴氏宗祠、歙县三阳乡叶村洪氏祠堂、歙县黄备张氏宗祠、歙县韶坑徐氏宗祠、歙县潜口汪氏宗祠、歙县昌溪吴氏太湖祠、歙县石潭吴氏宗祠、黟县南屏叶氏宗祠、黟县宏村汪氏宗祠、黟县西递胡氏宗祠（敬爱堂）、泾县翟氏大宗祠（被罗哲文先生誉为“中华第一祠”），池州市的汪氏宗祠、严氏宗祠、李氏宗祠、曹氏宗祠、宁氏[15]宗祠等。黔县西递村在民国期间有宗祠、支祠、家祠30余幢。另[16]外，安庆市岳西县有孙氏宗祠等62座。
浙江省有建德市新叶村叶氏总祠、桐庐县江南镇的申屠氏宗祠、长兴县雉城镇白溪朱氏宗祠、宁海市岙胡镇胡氏宗祠、宁海市前童村童氏宗祠、宁海县城关镇胡氏宗祠、诸暨边氏祠堂、诸暨丁氏家祠、嵊州市华堂王氏宗祠和玉山公祠、永嘉县岩龙村季氏宗祠、永嘉县苍坡村李氏大宗祠、永嘉县豫章村胡氏宗祠、永嘉县芙蓉村陈氏大宗祠、泰顺县四渎镇汤氏宗祠、泰顺县泗溪镇玉岩包氏宗祠、缙云县河阳村文瀚公祠、平阳顺溪镇陈氏宗祠、衢州衢江区云溪乡吴氏宗祠、衢县航埠镇北淤村篮氏宗祠、常山金源乡上源贤良宗祠、常山招贤镇五里乡樊村樊氏宗祠、江山市茅坂乡杨氏宗祠、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汪氏宗祠、江山市城关镇溪东村王氏宗祠、开化县霞山乡霞山汪氏宗祠、开化苏庄乡苏庄村姜氏宗祠、龙游县高顶村张氏宗祠、龙游县志棠镇村杨氏宗祠、龙游县三门源村叶氏宗祠、龙游县席家村席家祠堂、龙游县马叶乡马一村马氏宗祠、龙游县雅村乡雅村方氏宗祠、遂昌县独山村叶氏宗祠、庆元县举水吴氏宗祠等。
浙中地区乡村更是保存了大量传统宗祠（详见附录二），其中保存较好且比较有特色的有永康市厚吴村吴氏宗祠、永康市芝英街道陈大宗祠、武义俞源村俞氏宗祠、武义郭洞村何氏宗祠、兰溪诸葛八卦村的丞相祠堂、兰溪水亭乡西姜村姜氏宗祠、兰溪市女埠街道渡渎余庆堂及章氏家庙、兰溪市水亭乡生塘胡氏宗祠、兰溪姚村大宗祠、金东区曹宅曹氏宗祠、金东区龙山村张氏宗祠、金东区横店村项氏宗祠、金东区东关村姚氏宗祠、金东区午塘头村邢氏宗祠、金东区孝顺镇严氏宗祠、婺城区琅琊镇的滕氏宗祠、浦江县浦阳镇张氏宗祠、浦江县郑宅镇郑家祠、磐安县榉溪孔氏家庙、磐安县蔡氏宗祠等。浙中地区的传统宗祠形式多样，体现了不同时期、各种类型宗祠的发展形态，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特别是江南）传统宗祠的特色，颇具代表性。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2638、2639、2640、4164.
[2]蔡丰明，窦昌荣，中国祠堂[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8.
[3]我国古代有王室祀祖的宗庙、士大夫祀祖的家庙。庙不单祭祖，也可敬神。
[4]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5]佚名，中国的姓氏宗祠和郡望堂号[EB/OL]，[2007-9-28]http://www.zxtang.com/article/2007-9-28/253-1.htm.
[6]江苏省有大量祠堂，仅无锡惠山古镇的祠堂建筑群，历史上自唐、宋至民国末期，有记载的祠堂总数就在120处以上，但绝大多数为名人先贤祠。
[7]韩振远，山西古祠堂：矗立在人神之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2.
[8]何兆兴，老祠堂[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93.
[9]以上仅是见诸网络的较有名的宗祠，湖南省传统宗祠的数量有待调查统计。其中，汝城县保存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古代祠堂就有范氏宗祠等70多座。
[10]何雪华，从化95间旧祠堂明年变书屋[N]，广州日报，2008-11-06（A2）.
[11]凌建，顺德祠堂文化初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6.
[12]政协连城县委员会，芷溪古宗祠文化初探[J]，连城客家情，2003（8）：2.
[13]车文明，郭文顺，江西东部宗祠剧场举隅[J]，中华戏曲，2003（29）.
[14]刘念海，赣南杨依古村祠堂：穿越岁月沧桑[EB/OL]，[2008-10-29]，http://jx.cnr.cn/gdfq/gdzl/200810/t20081029＿505137045.html.
[15]胡祖育，胡时宾，古黟西递祠堂楹联诠释[J]，徽州师专学报，1997（2）.
[16]舒寒冰，岳西古祠知多少[EB/OL]，[2008-6-23].http://www.ahyx.gov.cn/news/jiuwen/200806/1391.html.
三、学术史回顾与本课题研究思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家族或宗族问题时，都或多或少论及祠堂。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地方文化研究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中国祠堂研究更是日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1]发，对各地影响较大的祠堂展开多方面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一）全国性或总体的祠堂研究
刘黎明的《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民俗文化丛书之一），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围绕“血族习俗”探讨了中国祠堂的相关问题。该书着重对天子宗庙、民间祠堂、古代民间祠堂建筑、介于天子与庶民之间的孔庙、祠堂的物质依托——祭田以及与祠堂相关的祭祖、家谱等进行了研究。
冯尔康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中国古代生活丛书之一）是冯先生从古代社会生活状况角度研究宗族问题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宗族的结构与演变切入，考察研究了祠堂建立、祠堂祭祖、祠堂教化、族人生活和谱牒编纂等问题。
吴英才和郭隽杰主编的《中国的祠堂与故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全国25个省区的90多个典型祠庙分别进行综合介绍，列出歌咏诗文并加以赏析，提供了较为系统和集中的资料，多侧面展示了祠堂文化的具体面貌，为进一步研究祠堂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蔡丰明和窦昌荣的《中国祠堂》（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历代人文景观丛书之一），把中国祠堂分为贤臣名士祠、文人学子祠、忠勇将士祠、义人侠士祠、先祖列宗祠、实业人物祠、孝女节妇祠、宗族祠堂、合祠与群祠等类型，并作简要概述；另外还介绍了与祠堂相关的传说故事、楹联与碑文、塑像与壁画、特殊陈列物、建筑风格和装饰工艺等文化现象。
巫纪光《会馆建筑·祠堂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以精辟的论文和精美的图片集中介绍了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祠堂建筑的艺术成就，认为祠堂的形制和艺术表现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俗性。
何兆兴编的《老祠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丛书之一）从社会功能、民俗文化、艺术欣赏等角度切入，图文互动，以散文笔法诠释中国祠堂建筑文化。该书注意展示地域的多元、历史的多变、人文的多样，匠人与艺人手法与技术的不同，以及文化的差异造就的审美的缤绘，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中国祠堂文化浩无际涯的宽度。透过330多帧照片，摄影师们着力从景象中摄取内在的意境，又刻意用细节放大历史的辉煌，使读者了解到中国祠堂建筑艺术极致般的高度。而精练的文字阐述，进而发掘出祠堂建筑文化的深度。
罗哲文等著的《中国名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中华古建名胜丛书之一）在概要讨论我国古代祠庙诞生、发展、古今功能等内容后，从我国数以千万计的祠庙中选出49个现存的著名古代祠庙作通俗性介绍，全书附80余帧照片。
李秋香的《宗祠》（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乡土瑰宝系列之一）在历时15年乡土建筑调查的基础上按专题编写而成，探讨了宗祠的历史和性质、形制、建造、风水以及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祀仪式，着重剖析了山西、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等省农村社会中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宗祠，文字凝练、平实，并配有丰富的手工绘图和精美的照片，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和极强的观赏性。
王静的《祠堂中的宗亲神主》（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分析了祠堂的变迁、功能、家谱编撰、祠堂建筑与风水、文化艺术和祠堂的演变与未来展望。
孙建华的《漫步祖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宗教旅游丛书之一），该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中国祖祠宗庙总体概述、远古三皇五帝祖祠介绍、中国分省主要祖祠及其他著名祖祠宗庙综合指南，引领读者通览遍布在中国山水间的历代祖祠宗庙，触摸与透视这些珍贵的宗教文化遗产，感悟和领会中国古老文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是对中国祖祠宗庙旅游观光资源系统完整的简明图文实用指南。
另外，冯尔康在《清人的宗族社会生活》（《清人社会生活》第五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论述了祠堂及其管理下的族人生活、宗祠和政府的相互关系。常建华《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论述了墓祠祭祖习俗、墓祠祭祖观念、墓祠祭祖与宗族制度的关系。冯尔康《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了宗约确定祠堂组织法、祭祀及其方法的族规、祠堂维护宗族等级制等问题。谢长法《祠堂：家族文化的中心》（《华夏文化》1994年第4期）简要介绍了作为家族文化中心的祠堂的历史演变和教化、敦宗睦族等作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指出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他的《明代墓祠祭祖述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根据明人文集及明代族谱等文献所载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墓祠事例，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墓祠作为宗族形态的重要形式在南方地区修建较多，与宗祠的普遍化以及宗族组织化是同步的，都具有组织族人的作用。明代墓祠祭祖形态，证明宗族制度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进一步普及。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2期）透过地方社会建筑象征——祠堂与家庙，审视宗族礼仪的运作与演变，探讨宗族在维系社会和推进经济方面的功能。罗艳春《祠堂与宗族社会》（《史林》2004年第5期）将祠堂置于结构化的地域社会中，通过长时段、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考察，揭示祠堂与宗族、社会与国家间的演变关系，指出自明中后期以来的前祠堂期、祠堂初备期、泛祠堂期、后祠堂期的演变，与宗族组织化过程大致吻合，反映了明清时期地域社会中宗族发展的礼教下渗与地域化的特点。李新才《中国家族文化博物馆——祠堂》（《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指出祠堂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习俗、娱乐、礼仪、教育等家族文化的载体，相当于中国家族文化的博物馆。苗运长《祠堂的重建》（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通过对中原腹地苗氏祠堂重建过程的描述与分析，反映当代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透析当代家族重建的意义，进而检验与评论当前宗族研究的若干问题。游彪《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分析了宋代宗族祠堂的成立及其相关规范，并指出这些规范在元朝以后得到民间的认同，使祠堂得以普遍化，成为民间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傅谨《祠堂与庙宇：民间演剧的空间阐释》（《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阐释了民间演剧所依托的精神空间——祠堂与庙宇，指出民间戏剧活动的繁荣与衰落与这类空间的存废高度关联。刘汉杰《宗祠：神圣的纪念堂》（《百科知识》2007年第6期）简要介绍了宗祠的历史源流、建造和管理等情况。（二）区域性的祠堂研究
安徽、湖北、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宗族组织较为发达，曾经建立较多的祠堂，相关的区域性祠堂研究较为活跃。而山西、湖南等地虽然也有众多祠堂，但相关研究还较少。
1.安徽祠堂
在区域性的祠堂研究中，徽州地区是最典型的。据不完全统计，徽州祠堂相关研究论著约有60篇（部）。赵华富从祠堂切入对徽州农村宗族制度进行了多项研究。《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和《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两文，对徽州宗族祠堂兴起的时代、背景、祠堂的建造、社会作用等作了介绍，指出宗族祠堂的兴建强化了宗法思想和宗族观念；缓和了宗族内部矛盾，加强了宗族团结；强化了宗族管理，维护了宗族组织；巩固了宗族统治和宗族制度。《徽州宗族祠堂三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通过实地调查证明，徽州宗族祠堂（包括宗祠、支祠、男祠、女祠等）的朝向绝大多数与男阳女阴、男乾女坤、男尊女卑无关，主要是受祠堂所在村落的朝向、布局、地势、环境和在村落中所处的位置的制约；徽州绝大多数宗族祠堂都忠实地执行《家礼》，男女祖先共“享祀”，建造女祠也是为了“报本”，报慈母养育教诲之恩，它既不表明“社会文明进步”和“妇女抗争与觉醒”，也不说明“封建伦理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的加重；庶母神主入祠堂和修建庶母祠的实质是社会和宗族重权、重钱，并没有改变庶母的社会地位。《关于徽州宗族制度的三个问题》（《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通过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证明：一、明清时期徽州宗祠神龛中，始祖及以下四世祖先神主、爵德兼隆神主、有功祠祖神主“百世不迁”，其他支丁（不论长辈或晚辈）的祖先均高、曾、祖、考四世设主“五世则迁”，这与朱熹《家礼》祠堂规制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二、徽州宗族祭祖，从时令看主要有春祭、秋祭、冬祭，从祭祀场所讲有祠祭、墓祭和家祭，许多宗族成立的“会”是各种祭祀组织，不是“会祭”；三、徽州女祠是为男女生则异室、死应异寝而建，不是专为贞节妇女而设，除少数被剥夺入祠权利者，一般妇女的神主均可以进入女祠。
常建华《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年第2期）两文考察宋元明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变化和发展情况，提出宋元时期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而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长足发展。《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明代徽州的宗祠是以始迁祖为“宗”的宗族祠堂，不同于朱熹《家礼》设计的祭祀四代近祖的祠堂，也不同于以《家礼》祠堂之制为蓝图的家庙。《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系统论述了明代以前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明代徽州宗祠的发展与特点等问题。
张小平《徽州古祠堂：聚族而居柏森森》（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文化大散文笔触，对徽州历史文化中的古宗祠进行全景式的文化扫描，配以全景、个景或局部景观的图片，全面展示留存着世家大族宗阀权杖的柏森森的庄严宗祠、支祠。
张和敬《徽州访古》（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章以详实的资料，配以精美图片，概要介绍了徽州棠樾村祠堂、西递村敬爱堂、呈坎村罗东舒祠、龙川胡氏宗祠、潜口汪氏宗祠、大阜潘氏宗祠、北岸吴氏宗祠、祁门贞一堂等著名古祠堂。
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徽州宗族与宗族生活》论述了徽州祠庙的发展演变、祠堂会的形成及以祠堂会为基础的村落宗族结构和徽州祠庙保存历史悠久的原因等问题。
卞利《徽州的古祠堂》（《寻根》2004年第2期）、潘小平《龙川胡氏宗祠》（《江淮文史》2005年第1期）、王国键《徽州宗族立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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