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建农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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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试读：

1912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长沙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入门处一幅挂在墙上的世界坤舆大地图吸引一位高个子青年的目光。他希望从上面能找到自己家乡的地名。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地图上既没有湘潭的字样，更没有韶山的名字。世界是那样的大，湖南是这样的小，就连自古被称为居四海之内的中国，也只不过占了地球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湖南之外的中国如何？中国之外的世界又是如何呢？从此以后，每当他来到这里，总要在地图下站立很久，沉浸于遐想之中。这位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的青年，就是后来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偏僻山坳的农民家庭，8岁开始上学，先后在几家私塾就读。14岁辍学后，使他有机会不受塾师的约束而广泛阅读经书以外的时务策论等维新救国方面的书刊。当时，他从在湘乡东山学堂教书的表兄文运昌处借到一本关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小册子，使他对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非常担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成为时常撞击他心灵的警句。1910年秋，毛泽东动员其舅舅等劝说其父亲同意，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东山学堂读书。在那里他成为《新民丛报》、《民立报》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热心读者，并深为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政治主张所折服。他希望由这些人组建共和政府，抵御外侮、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当他从同学萧子璋（萧三）那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之后，对于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推动国家进步的行为十分钦佩，遂暗下决心要像他们那样做对国家、民族有作为的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湖南起义新军。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毛泽东就脱离了军队，决心重新读书。1912年春，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之后，他发现那里的课程设置不符合他的兴趣，内容也比较肤浅，决定退学自修。于是，他寄宿于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每天到图书馆看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楼上楼下，满柜满架，犹如书的海洋。特别是那些开风气之先的大量西方译著，使他眼界大开。他贪婪地读着，每天刚开门就进馆，晚上闭馆才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通过这半年多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不仅使毛泽东获得了丰富的中外史地知识，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几十年后，他告诉斯诺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从此，他不再只是"胸怀祖国"，而且是"放眼世界"。那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使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与世界是不可分"的第一印象。旅欧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却留在了国内

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自修计划，于1913年考入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继续按照自己的志趣，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有关政治文化的书籍，关注国内外时事，积极参加为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的一切斗争。在共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有为青年，并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后来这样评价道："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他们天天谈论的是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正如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确定的宗旨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决心担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重任。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与蔡和森等一批有志于工读事业的同学，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尝试进行新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是清贫的，精神却是愉快的，但也不无忧虑。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都亟待解决。岳麓书院那幅著名的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是他们当时心情的写照。乌托邦式的工读计划难以再持续下去，岳麓山下的这群青年急于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来信，得知吴玉章、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提倡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心情豁然开朗。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对于刚刚接触新文化、新思潮的毛泽东等来说，法兰西就是自由、民主和文明的象征，是他们憧憬和向往的地方。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蔡和森立即在长沙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到法国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并决定派蔡和森到北京进行联系，毛泽东等则在长沙做好组织准备工作。毛泽东在长沙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带领25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前往北京。在北京，他四处奔波，广泛联络湘籍的知名人士，解决湖南青年进留法预备班学习的问题，帮助筹措赴法经费。以后他又亲自去上海为新民学会赴法会员送行。1919～1920年在赴法勤工俭学高潮中，全国有1600多青年赴法，其中湖南省的就占400多人。然而在这众多的学生中，却没有这场运动的热心组织者--毛泽东。

毛泽东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去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期间，他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员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大洋。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名流学者，感受到正在高涨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各种新思潮研讨会，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中国自身情况了解得很不多，他以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用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迅跑。孤独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毛泽东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也有过出国留学、直接汲取西方文化营养的强烈愿望和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而是急切地投入到国内救亡图强的火热斗争之中。在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特别是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如果有一些对外接触的话，就是同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人士为数不多的几次来往。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真诚拥护的，可以说丝毫未怀疑其权威性。1921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与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的会晤，应该说是他与共产国际方面第一次打交道。他从这次交往中对共产国际的指导产生了什么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会后他是认真贯彻"一大"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他在湖南建党、建团和开展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为党内同志（包括总书记陈独秀）一再称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酝酿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此，毛泽东是积极赞成的。他在中共"三大"上发言力主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并对张国焘的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此后，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季山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罗米那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岳尔克等，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触。但和前一个阶段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顾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以致产生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的一面。他先是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同顾问们的意见有了分歧。后来，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有了分歧。比如在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即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态度问题），在农民武装和土地革命问题上，特别是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同他们以及忠实执行他们意见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立的。在那个时候，"洋大人"们的颐指气使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出于对中央领袖和共产国际绝对权威的信任，起初毛泽东并不敢确信究竟是他的观点正确还是上面的意见正确。他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更加自觉地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白色恐怖的环境所限，从秋收起义到1933年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进入中央苏区以前，虽然在强敌的重重围困下或是在养病的间歇里，毛泽东仍不时地读一读《模范英文课本》，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同任何外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同中国以外的接触只限于从电报、文件中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但他对共产国际的一些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是以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的，对其中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毛泽东在向上反映不同意见而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也是执行的。有的论者在其论著中，把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简单地对立起来看问题。他们或是用毛泽东攻打中心城市的言行来证实毛泽东也是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或是用共产国际的一些表扬、肯定毛泽东的文电而否认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逐渐形成的原则分歧，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是支持毛泽东的。这样一来，毛泽东后来关于共产国际错误干涉中国革命的指责和压制、排挤他的说法，就成了无稽之谈和无病呻吟了。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变，但由于受形势所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只能在莫斯科或是在上海的亭子间指导中国革命，其指令不可能不出现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脱节的情况。而毛泽东却始终战斗在创建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他所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概括出的理论自然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每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以及措施手段等方面的分歧也就势所难免。可悲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还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去完成，共产国际把指导中国革命看做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真诚地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特别是把握党的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把任何偏离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的行为，都看做是离经叛道。所以，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受到带有宗派主义情绪的左倾领导人的压制和打击，也是在所难免的。

1931年1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了对全党的统治。他们向各革命根据地派出灌输其主张的"钦差大臣"。4月，他们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他们又指责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所谓"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指责毛泽东使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了阵地战"。会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派他去做政府工作。毛泽东对这些不公正的指责坦然处之，他出席了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不顾排挤，仍然关心着红军的建设和发展。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攻击毛泽东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扩大与加强红军，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是所谓"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会议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全身心地投入中央临时政府工作的同时，仍然密切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他又曾经几次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提出扭转局面的积极建议。毛泽东主张把红军的主力开到苏、浙、皖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使其后撤，以粉碎其"围剿"。但是，他的建议都遭到拒绝。毛泽东能够指挥他那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一次次"围剿"，却无法说服党内那些视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改变其错误指挥。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丧失，毛泽东的心情是沉痛和孤独的。有材料说，不见容于共产国际顾问及其操纵的左倾领导者的毛泽东，差一点儿没有被列入长征者名单。如果他真的未能随主力红军长征，而是像其弟弟毛泽覃那样留下打游击最后壮烈牺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不知该是个什么样了。

毛泽东是坐在担架上踏上长征路的，反"围剿"失败、根据地丢失、亲人别离（他将儿子毛毛托付给弟弟）、虐疾侵扰和政治上的不得志，这多重打击同时袭身。可以说他正处在他人生逆境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斗志依然是那样的高昂。为了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几次冒颜直谏，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进，以避免陷入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已经布好的重重包围圈。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首先批判和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调整和改变了中央的领导人选，在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和党的领导，从而在生死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舵手，英勇的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踏上了驶向胜利彼岸的航船。

虽然坚冰已经打破，但摆在毛泽东及其战友面前的绝非尽是坦途。红军如何才能彻底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各路主力红军怎样才能实现胜利会师？新的根据地如何建立和巩固？因日本的侵略造成的民族危亡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高潮何时才能再度掀起？……毛泽东的思绪是审慎的，但他的眼光却是深邃、宏大和开阔的。他在长征路上写的《念奴娇.昆仑》中描绘的是另一种境界："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孤独的"中华苏维埃主席并不孤独，他胸中容纳着整个世界。高举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重新恢复，这个时期双方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季米特洛夫所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新方针，经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军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呼吁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方针。《八一宣言》于同年10月1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办的《救国报》第十期上发表。先是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后在国内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中秘密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中旬（一说是下旬），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林育英（张浩），化装成小商贩经蒙古抵达瓦窑堡同张闻天等见面。12月13日，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传达。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正式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从这个过程看，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八一宣言》虽然表明开始由关门主义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但仍存在有两点明显的缺陷：一是宣言只是一般地说明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对"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对抗日的态度缺少具体深入的分析，因而它提不出促进一切抗日阶级和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流于一般性的号召；二是《八一宣言》在肯定国内某些阶级、阶层、党派、军队和政治力量具有抗日要求时，没有区别或者是无视他们同时还存在有程度不同的动摇性和反动性，使得宣言的某些口号和主张与国内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因而无法摆正并真正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北上川陕甘、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思想。毛泽东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个重要考虑是基于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所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他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稍后，他在同徐向前等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及其所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还要为抵抗日寇侵略做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疑问，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代表着国家。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对这个问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识得比较早。1935年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代表团就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报告中认为，在中国的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只要蒋介石"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王明也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的这种认识传回国内肯定会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对而言，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行动上仍坚持抗日反蒋并重的方针，可他在理论分析中却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联合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大众，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毛泽东依据中国的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所发生变化的实际作出的理论分析，显然较单纯地贯彻或发挥上峰的指示，更切合实际。

1936年7月23日，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对待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发言，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据此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先后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能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接受，并产生积极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形成共鸣，这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分不开。

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中央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除蒋介石派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外，其余三条渠道都在国内。1936年2月2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不仅在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并提的指示下达之前，已经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争取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有认识和准备，而且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置十年血海深仇于不顾，毅然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冯玉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李宗仁、刘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就不会声援西安事变；在南京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亲信大员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也不可能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的叫嚣；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有西安兵谏的壮举；更不可能有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

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则使得毛泽东具有了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合法权力；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使得毛泽东有机会以中国共产党领袖身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一 借斯诺向世界敞开胸怀

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1936年7月，就是他们对中国苏区的神奇造访，使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向世界敞开胸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斯诺的陕北之行，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据1998年第4期《党史文汇》上程中原发表的《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史实补充和说明》一文记载，斯诺去苏区的想法，首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年3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共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下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充分的准备。

斯诺和马海德在陕北苏区遇到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和蔼地对他们讲："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的话使斯诺当时有点惊奇和怀疑。斯诺原来以为即使允许他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有点限制。但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周恩来说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周恩来还替他们起草一个旅程计划，上面开列着为时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周恩来谦虚地说，"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需时92天，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斯诺嘴上没说，可心里对这建议却有所保留。实际的结果是，斯诺在苏区花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而且最后还舍不得离开。

周恩来考虑到他们要步行去保安，路途遥远，便各送他们一匹马，他还发了一个电报给在保安的毛泽东和其他干部，告诉他们斯诺等即将到达。窑洞里的预言家

保安，四面环山，当时仅仅是一个不足四百户，房屋不足百间的小县城。但它却因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府而中外闻名。在保安的城墙口，斯诺和马海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他们。欢迎的群众打出横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外宾"。虽然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有外交人民委员会，但那时的工作，只是对外发宣言和研究国际动态。在斯诺他们来苏区之前，苏区只有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一个外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诺他们的到来，使苏区的外侨增加了200%，外交部（当时的所谓"外交"是指苏区以外的一切事物）安排他们住在外交部招待所（实即几间平房、一个小院）。

到吃晚饭时，一个面目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的人来了。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他就是毛泽东，斯诺凭直觉感觉到了。毛泽东用劲地同斯诺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他告诉斯诺：先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去见他。说完就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斯诺感到惊愕，蒋介石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死活都成，他怎么毫不介意地到处去呢？

斯诺访问苏区的那段时间（1936年7月-10月），正值陕北苏区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暂息状态。如前所述，早在这年4、5月，中共已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秘密达成停战协定。而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平息由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挑起的"两广事变"，无力西顾，所以，明知张、杨与中共搞联合，也不敢向他们施加压力，害怕引起事端，无法收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得以汇集保安，一方面讨论新政策，一方面等待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来。斯诺也因此"可以毫不费劲地与任何"他想会见的人交谈。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这次谈话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为主题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美英法苏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所以，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决的问题。因此，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希望联合所有国家、民族、各党各派以及民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而且富于雄辩，一下子抓住了斯诺，他不由得向前倾了倾身子，拿起笔飞快地记起来。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过去，南京政府曾得到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的许多援助。可惜，这些资金和援助都被国民党政府用来进行压迫红军、摧残中国民众的内战了。"这种'援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真正地援助了中国人民。"现在，"在主要的列强中有些国家已表示决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也有些国家已经表示，决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全中国，这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比利时等。此外，还有一些一直在侵略者蹂躏下的弱小民族、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如暹罗、印度、澳大利亚、荷属印度等，这些差不多全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承认他们是我们的友军，我们希望与他们合作。至于苏联，她一向是主张和平的，她是反对征服和剥削任何民族的，这当然是我们的良友。所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其它一切国家（反战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蒂的世界同盟。"

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激起斯诺极大的兴趣。他一个又一个地提出问题，毛泽东则毫无保留地予以回答，有时毛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向斯诺提问。谈话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入。他们谈到抗战前途问题、不平等条约问题、外国在华企业和资产问题、教会、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问题、英国工党、美国的总统选举和两党制、甘地的"和平进军"、英属自治领地的自治权……

毛泽东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们从吃过晚饭谈起，一直谈到深夜。斯诺已经感到有点疲倦了，而毛泽东则兴致正高，毫无倦意。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一次有机会向外国记者阐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宪法大纲》上那几条简单的外交政策。重要的是，在1936年，中外关系，国共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朝着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毛泽东及时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意义重大。

毛泽东与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谈话仍在进行。这时秘书送来了拟在第二天发出的《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的清样，请毛审阅。斯诺告辞了。

7月16日晚，斯诺又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起草一份急电，他请斯诺先坐下。毛的夫人贺子珍拿出用野桃子自制的蜜饯招待他。斯诺环顾四周，这是两间极其普通的窑洞，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他一点也不在乎个人的外表："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毛泽东办完公务，便开始和斯诺谈话。他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斯诺后来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写道："他详尽地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领导的抗日'持久战'，……他对我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羸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将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到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当斯诺问凭什么条件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军队时，毛泽东回答："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即：问题的中心点是全中国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从1932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目前，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以及苏区人民，已造成一种磐石般的团结，而且，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这是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

毛泽东谈吐潇洒，话音铿锵有力，常常引经据典，故事叠出，妙趣横生。很可惜，斯诺没有能够把毛泽东讲的故事都记下来。但毛泽东严密的推理和分析，紧紧地扣住了斯诺的心弦。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及关于抗战的一系列论断为以后历史发展所验证，是惊人的准确。它不但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人民武装以及敌后根据地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连一直与毛泽东敌对的蒋介石，也深为折服。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将领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还破天荒地允许毛泽东后来进一步阐述这些思想的著作《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他曾邀八路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他的部队讲述这些思想（如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曾在蒋介石主持召集的南岳游击训练班上讲过持久战思想。甚至蒋介石本人在训话中，也仿照毛泽东的说法提出"要以空间换时间"）。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为自己能那么早、那么准确地揭示抗战的前途而感到自豪。当1938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抗战将是持久战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两年前提出的观点。他不无自豪地写道："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提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接着，毛泽东大段引录了发表在《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上的他同斯诺谈话的原文，据以为证。

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同斯诺的谈话，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因为他懂得，这绝不只是他个人与斯诺一般朋友式的交谈。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二人住的很近，斯诺只需走几分钟的路程，即可到毛住的窑洞。那时，毛的门前仅有一个哨兵警戒。据当时给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翻译的吴亮平回忆："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

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另一位亲历者马海德回忆："我们俩那时都很年轻，坐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聆听他讲述中国人民面临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为争取摆脱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重的压迫和日益加紧的外来侵略而斗争。……埃德加怀着对历史深刻的了解，在烛光下一夜又一夜地提出许许多多问题，把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的精辟论述，不辞辛苦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有一天，斯诺对毛泽东说，外界多年来的宣传一直把共产党和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诬蔑，毛泽东总是情绪非常激动，他站起来大声批驳外界栽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对自己腐败现象的自我供诉，没有一条与苏区、与共产党和红军有关联。他要斯诺"自己出去周游参观一下"，"你可以到任何地方看看"，"随便找谁问问"，不要说普通战士了，就是我自己，毛泽东异常激动地对斯诺讲，"算是个苏维埃要人，但比一个红军士兵得的少，当做一个红军指挥官，我每月得伍元钱的津贴。"

斯诺对毛泽东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人苏区以后的所见所闻，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和农民，恰如毛泽东所言，斯诺后来写道："在那里，鸦片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毛泽东与斯诺这个时期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据斯诺写的《毛施会见记》记载：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他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9月23日，论联合战线。

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

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这段时间外，斯诺几乎每天都同毛泽东会面。谈话所涉及的问题更是极为广泛，远远超出上面罗列的几个问题。而且，其中许多问题是第一次阐述或提出。

例如，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近10年来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创办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过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状况。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毛泽东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详尽地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对第二者（包括中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地公开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

毛泽东第一次向外界公开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7月18日讲，较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两个月）。

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在他（指蒋介石--笔者注）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布：如果各党派的抗日联合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将变成他的一部。"

毛泽东第一次肯定，"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毛泽东通过斯诺向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毛泽东通过斯诺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中国人民传播了他关于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预言……

要知道，毛泽东在做上述论断的时候，中国、苏区和他个人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形势。

日本的侵略已经使中国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集团一面用大兵包围苏区和红军，一面继续与两广军阀混战不已，置日本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于不顾。中华民族前途的存与亡，牵动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盲动，全国的各路主力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十多块根据地也丧失殆尽，只剩下西北一隅。而陕北地处西北贫瘠山区，人口不过百万，地广人稀，物产贫乏。而且外有重兵包围、内有土匪捣乱，已到了冬衣无着、粮食告急，举步维艰的地步。

毛泽东身居陋室，心驰天下，系民族安危于一身，以气吞山河的气魄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使远道而来的斯诺惊诧、钦佩、赞叹不已。他写道："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他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警言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地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农民革命家

深入了解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对斯诺来说，是重要的补课，但这一课的确很难补。毛泽东和斯诺无话不谈，但他很少谈到他自己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开口闭口"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斯诺一次一次地追根究底地提出一大堆有关他个人问题让他回答，毛泽东总是避开，以至斯诺觉得毛泽东这样做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他有所顾虑或怀疑，或是考虑到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

其实，并非如此。斯诺在搜集其他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材料时也遇到同样问题。他终于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的琐事了……他一旦参加了红军，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追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

直到有一天晚上，斯诺告诉毛泽东，外面有很多关于他的谣传，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人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人说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等等。毛泽东沉思良久，他心想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于是，他对斯诺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后来写道，"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慢慢地说着他的生平。毛泽东谈，吴亮平译，斯诺猛写猛记，然后毛泽东根据吴亮平译出的中文订正，最后斯诺带出去发表了。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毛泽东自传。

在毛泽东的历史中，他首先是个农民。毛泽东生在农民的家，其父毛顺生原是个贫农，由于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买了十五亩田地，变成中农，后来又变成富农，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斯诺按译音写成文其美，以后长期讹传）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目不识丁，但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毛泽东从6岁就开始干农活，到8岁时，虽然上学了，早晚也得干活，到13岁时，已被当做一个全劳力使了。在劳动中，他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和劳动，穷人生活的不易，他赞成母亲对穷人的施舍，并和父亲发生尖锐的矛盾，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反对父亲在粮荒的年月里把大批粮食运到城里贩卖。农民的反抗斗争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恨富人，恨父亲那样见死不救的富人、地主，还有那傲慢的抚台，他竟然对请求救济的饥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吃……我却是吃得饱饱的。"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这点很重要。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由于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旧中国的农民过着凄苦的生活。他们终年辛劳，到头来还是衣不保暖，食不果腹。他们一次一次的反抗斗争都因自身的散漫和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而失败了，毛泽东就亲眼看到长沙成千成万的饥民"造反"失败，哥老会会员和地主打官司由于没钱败诉。

毛泽东就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他具有农民的一些优秀品质，如勤劳勇敢、朴实无华。他生活简单，不修边幅，外表落拓不羁，以至给人造成的印象：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重要的是在农民中间长大的毛泽东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愿望和要求。他深切同情那些善良的农民的苦难遭遇。这种朴素的感情成为毛泽东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基础，并影响着他的革命观。

由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创立那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上。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毛泽东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渗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自此，毛泽东就一直从事他所熟悉的农民工作。1926年，毛泽东根据他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两本小册子，形成了一种和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相对立的观点。1927年，在农民运动形成高潮但遭受各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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