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然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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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课试读：
文前插图
那一年的旁听生
马家辉那一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替本科生开了一门跟阅读和出版有关的通识科目，早上九点钟的课，每个星期三挣扎起床，痛苦难堪，偶尔迟到，非常不好意思。准时的倒是一些学生，尤其是旁听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来，从香港大学来，我的“人气”，嘿，是不错的。
有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来自上海，据后来她说，每星期三她清晨六点半起床，老远来到九龙塘，放下书包占了前排位子，然后到餐厅吃早点，然后前来专心听课。毕业后她回到上海，和我和张家瑜成为朋友，并开展了不少文化活动的合作项目。旁听的缘分，可以由浅入深。
另一位结缘的旁听生便是关仲然，Tommy，而我惯称他作“Tommy仔”或“四眼仔”。
那一年，他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高，瘦，斯文，俊朗，戴眼镜，打扮时髦而得体，坐在位子上沉静地听着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看在我眼里是非常硬核的文青。课后他趋前跟我聊天，后来，再聊，再聊，又再聊，相约吃饭见面，交上了朋友。但与其说是聊天，毋宁说是我讲他听，我比他整整年长卅岁，或者我们面对长辈都是这样的，都是听得多而说得少，尤其面对像我这样的放肆系长辈，我口没遮拦，我口若悬河，我口水多过浪花，他就只安静地专心地聆听聆听再聆听，点着头，用笑声回应我的无聊笑话和粗鄙脏话，扮演着称职的“独家听众”角色。
再后来便不止是听众了。我们经常见面，甚至我和妻子和他和他的女朋友会结伴到外地旅行，而有些适合的文化演讲活动，在香港或台北或大陆，我找他跟在身边做临时助理，既可帮我忙，也让他有机会见见世面与人情；我有时候发他工资，有时候没有，但不管有没有他都会礼貌周周地传讯表达“感谢带我开眼界”之类，懂事得有着跟他年纪不太相衬的世故。
大学毕业后的Tommy仔前赴英国攻读硕士，我猜想只是一两年的短期进修，学成回港他便会投入工作，或考政府AO，或做传媒记者，或变身公关，总之凭借他的人脉和才能不难找到冒升的出路，而到最后，如果运气不太坏，自能指点江山、名成利就。我对这位求知欲旺盛（他是书迷，见书必读）、EQ人缘强劲（他成功争取了许多出版和传媒机构的实习机会）的年轻人怀抱信心。可是，我错了。硕士课程结束后，关仲然决定继续升学，读博士，做研究，在学术领域漫游探索。Tommy仔没有走上KOL之路，可能因为那太容易了，不好玩，不刺激。他选择的是另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他要做读书人，说严重些，是想做知识分子。
这可是认真而严肃的承诺啊对于他自己。关仲然在书里是这样表白的：
选择读博士的都是成年人，每个选择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结果，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才算对得起自己。或许几十年前，还有读大学、读博士是“天之骄子”的神话，但今天如果仍然幻想博士毕业之后可以轻易取得终身教席、可以立即升上神台前途一片光明的话，其实跟相信“大赌可以变李嘉诚”没有两样。做博士研究、走学术路当然困难，但只要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认真的话，其实都一样困难。无论读博士做研究，抑或上班工作都无分别。
是的，选了，便得走下去，而且要用力地走下去，所以关仲然在英国读书的日子里，努力读，闭门读，如他说：“我选择了走读书的路，读书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必须拼命去读，将书单上有的都读完。那时候，虽然一个星期只得两天有课，但那两天也是我唯一会步出宿舍的日子。”
然而书房以外的世界毕竟仍在召唤青春，或因拍拖访友（所以V和K经常出现于他的笔下），或因旅行行走（所以他写了艾雷岛和东京），或因出席会议（所以他会突然现身于苏黎世），或因研究撰述（所以他在台北和德国杜宾根住了好一阵子），关仲然的留学脚印经常以不同的理由延伸到地球的不同角落，他去看、去听、去观察、去体会，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世界对话。而无论是在书房以内或以外，是忙碌是悠闲，是沮丧是欢欣，他都跟一些自小养成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嗜好不离不弃，如品鉴威士忌，如观赏英国足球，如聆听古典音乐，他享受、思考、分析、讨论，用读书人的身份去跟它们相处。
这便要谈我曾向Tommy仔说的一句话：“攻读博士，真正意义并非为了选择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选择一种精神生活方式。”Tommy仔当时略带微笑地望着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总是那么沉静，从踏进我的教室到坐在我家客厅，从做我的旁听学生到成为我的忘年小友，都没变。《孤独课》正是一位年轻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文字记录。过去几年，关仲然处于外地留学的游走状态，知识是他的核心养分，并由此衍生枝叶，透过书写，在不同的香港媒体上向他的同辈读者展露容颜。日后的关仲然肯定会继续写写写，写出更多的或许更深刻的文章和论著，但日后的挑战和磨炼亦必更多更难，所以，作为他的第一本书，《孤独课》的难得意义在于记录了他的“纯真年代”，让读者看见并伴随他的精神浪荡。是的，读者。不一样的读者有不一样的心情。资深读者如我读了，最强烈的感觉是羡慕甚至妒忌，年轻真好啊！其实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年轻，可惜已经回不去了。青春读者或许如你，读了，如果你亦是跟关仲然类近的读书人，想必能有深刻的共鸣，暗暗感动于原来世上确有声气相投的陌生同志。
而于若干年后，当关仲然不再年轻，当他站到学院讲坛，说不定亦会瞄见最前排坐着一位旁听生，用他昔日所曾拥有的青春眼睛仰望台上，下课后，亦会趋前跟他聊天，然后成为他的忘年小友，并且选择相同的读书人的道路。只因曾经读过这本《孤独课》，旁听生兴起了相同念头：即使年代已经不同，我也想过一次像他笔下的留学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记录下来。
一代连一代的读书人的精神生活，确是常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承下来的。而读书人，其实从来不曾孤独过。
自序：孤寂的读书路
离乡别井身在异地，英文是diaspora，这个英文单字看起来总是带点无以名状的沧桑感觉。独个儿在外地读书生活，因为你不是本地人，无论你如何打破语言的界限、怎样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你始终都会跟那个不属于你的城市保持着一种距离，慢慢成为了繁华闹市中的一座孤岛。
但这种距离也不必然是负面的情绪，因为你同时拥有有一种近乎没有规范的自由，通过这种自己与所住的城市之间的距离、自己与我城香港的距离，无论在生活上抑或思想上都保持一种清醒、得到更多空间。而这本书的文章，就是以一个孤独的、diaspora的视角，记下在留学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与事。
孤寂的留学生活当然不是暗淡无光，只是更需要靠自己努力去添加色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上酒馆，一个人去看足球、听音乐会；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不会比联群结队的时候来得少。写作变成一种对话，将这些看到听到想到的人和事都记下来。而这本书，就是这些自我对话的结集。
全书分成四个主题，写读书的路途，写生活日常的干涩和快乐，也写我在研究生活以外所开辟的comfort zone，还有我始终最关心的政治时事。因为都是人在留学读书的时候书写，所以归根结底，“读书”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或者应该说，我的身份本来就是读书人，所踏上的也是读书这条路。文章是近两年所写，主要写在伦敦，也有一部分在台北和香港书写。
因为踏上读书这条路，所以才会打开一道又一道的门。这段路我只是刚刚开始走上，而且前面尚有一万里路要走。这本小书，标志着这个旅程的开始。
是为序。
I 读书的路途
孤岛
读书研究的生活必须规律，无论在伦敦抑或台北都一样，都是起床、吃饭、工作，然后回家。圣诞也好佛诞也好，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研究生的日历每一天都是黑色的：没有假期、没有休息。
做研究的生活规律之余，而且孤独，当台湾的麦当劳最近也可以自助点餐的时候，真的可以一天到晚完全不用开口说一句话。所以“no man is an island”这句说话其实不对，每个研究生都是一座孤岛。
难怪久不久就有报道说，要多多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最近美国有研究发现：研究生比一般人感到抑郁焦虑的机会超出六倍。人的情绪就像一个循环，总会有固定时间的潮起潮落。我的专栏一直以来都写读书的生活，读者或多或少应该捕捉得到我最近的情绪状态处于什么位置。
我在台北住古亭，工作的地方在大安，之前气温还在三十度以下，可以穿过大安森林公园慢慢走到办公室，总见到一群大妈聚集晨运，几只松鼠跑来跑去，还有一对又一对的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拍拖在亲热。但六月未到，台北已经热得像火炉，看新闻说今年台湾香港都一样，都是破纪录的炎夏。一到室外已经全身湿透、几乎立即溶掉，我[1]差点以为自己是玛利欧（Mario），去了会喷火有熔岩的世界。
因为只在台北待半年左右，可以租住选择的地方都没有太多，最后选了一间小小的劏房，就在一栋老旧的大厦里面。房间楼底很高，台湾朋友说这些是“楼中楼”，床就在阁楼上面。对于常常在家工作的人来说，书台跟床的距离还是愈远愈好，分成两层就最好不过。不过劏房没有窗口，外面天晴抑或下雨都不知道；而且没有厨房，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决，思考“晚餐吃什么”就成为每日最大的难题。
读书人容易觉得孤独和失落，不过反过来也一样容易快乐和满足，到书店逛逛然后捧着一堆新书回家就是最好的方法。最近读江勇振教授写的《舍我其谁：胡适》（刚刚出到第四部）读得入神，读胡适先生如何走上留学的路，又如何从修读农学转到哲学。胡适是留学生，我也是留学生，就算永远不可能成为胡适，也要以胡适先生作为目标，奋斗一下。
最近还有一件小事为我的苦闷生活带来一点欢乐。在台湾消费，无论饮食玩乐都总有张发票（即单据），所以在台湾生活的人总会收集这些发票，为的是参加由官方举办、每两个月一次的发票号码大抽奖，特别大奖的奖金是1000万新台币。
去过我的劏房的朋友都笑我像独居老人，因为我有个装满发票的信封。而且每晚回家之后，总会将当日的发票资料输入手机的“云端发票”App，方便“对奖”。最近终于开奖，在我一共百多张发票之中，有两张中了“六奖”，共得400元整，真是可喜可贺，对吗？[1]编注：又译作马里奥。又，本书有粤语特色，其用语遵照“名从主人”原则不改，对相应的粤语用词则另加编注，特此说明。
大留学潮
眨眼来了伦敦差不多三个月，开学之后一直大忙，读了很多课程相关的书和文章，充实到不得了。因为忘我投入学海，很快就适应新生活。这里的生活简单，就是读书和照顾以往不需自己照顾的三餐饮[1]食，即买餸煮饭。机械一般的生活，日复一日，时间转眼就过。
身边大半的同学来自不同国家，大家最常讲的都是记挂自己老家，念兹在兹的都是家人和朋友，还有天气和食物。我还记挂以前常常流连书店的日子，来回扫射“猪肉台”上的变化，哪本书是新出版哪本书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现在要在伦敦读新出版的中文书，动辄要女友寄包裹飞越半个地球才能读到，运费跟书价看齐（甚至更贵），实在太过奢侈，所以至今只寄过一本、读过一本。宁愿写下书单，待回港之时才买过痛快。而那本越洋寄来的书，是和自己非常贴切的一本书——《大留学潮》。
贴切因为自己是个留学生，而今时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学大潮”。二月（2015年）的一期《经济学人》，指在2013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数目接近110万，是史上最多。单计在美国就读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就超过11万人，非常吓人。《大留学潮》的作者张倩仪（前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写的不是今时今日的留学大潮，而是写那动荡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纪初。单论人数，那时的留学生数目比现在少千百倍，但对中国的影响却随时大千万倍。[2]
现在的留学生，是为了求学求知识，说穿了是求一张“沙纸”；当年留学生想的却是救国救民，希望学习别国之长、补中国之短。1905年科举制的结束，标志着海外留学潮的开始，书的其中一节“新科举洋进士”，点出了留学生的精英地位，相当于科举制下最高级的进士。清末民初的中国精英，第一等是出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得到公费资助留学的学生）；而次一等的精英，就要数在国内大学读书的学生。
两种精英的其中一大分别，是学生的心态，而这又可见于内地大学的特色。中国第一代翻译家严复的曾外孙女、现在于加州柏克莱（Berkeley）大学任教的学者叶文心，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她所写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就讲了民初时期不同院校的独有文化。像圣约翰大学，是典型的精英西化学校，一般学生都不热衷政治，读课程主要关于英文训练和科学学科。即使对社会事务较关心的复旦大学，后来亦因为经费问题，提供更多与职业训练相关的课程，吸引更多学生报读、增加学费收入。复旦将重心由社会学科主导改变为职业导向，牺牲的就是相对关心政治的传统。
至于出国留学的精英，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学习现代化的知识，希望拯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从登上轮船开始已经满脑子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理想，他们就是打开长年封闭积弱的中国的一道钥匙。无论这些留学生是否意会到这份责任，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当时留学的难度，相比现在困难得多，无论是漂洋的旅程抑或经济状况，跟今天的“留学”都不能同日而语。
今天坐十多个小时长途机已经觉得痛苦不堪，那时候要到欧洲，就要坐船经印度到非洲才能进入欧洲，头晕呕吐是肯定的。至于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务、煮饭煲水，在当时中国男女性别定型之下的年代，处理这些家务不单单是“由零学起”，更要冲破心理障碍、突破男女之间的想象。就算是全国最精英的救国青年，都要做家务。
民国初年，中国国力疲弱得很，要出国留学谈何容易。书中提到当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学法国也几乎要倾家荡产，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经劝他暂缓计划，待家庭先储点钱。但作为幼子的巴金坚持到法国，他哥哥也只能放弃前途、全力资助老弟留学。巴金去到法国之后，哥哥写信问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牺牲自己，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华小说《兄弟》中的：“即使生离死别，我们还是兄弟。”
留学不容易，更遑论救国。不过如果我们不是将救国理解为那种“超级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单单是出国留学、开开眼界，已经是踏出救国的第一步。像当年的其中一个留学热点——法国，留学生对法国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当地中小学对学生的管理。像寄宿学校中的严格作息时间、注重清洁卫生等，这种划一的规律，对当时留学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一个国家要富强，良好的国民质素是首要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取得政权之后推出《新生活运动纲要》。这份纲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规律，然后再谈礼义廉耻。
大学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留学生在外地应该更加浪漫。书中提到胡适先生在美国读书时，1916年分别收到1210封信、写了1040封信。即使今日科技发达，留学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亲人朋友联络，遑论书信，但胡适就平均一日写近三封信。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书呢？
提到留学的浪漫，不得不谈徐志摩，因为他跟剑桥的浪漫故事实在是个美丽的误会。刘禾教授的《六个字母的解法》就有讲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国的时候不是剑桥大学的正式学生，他只是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特别生，徐志摩在大部分的时间，甚至是住在距离剑桥颇远的小镇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剑桥逗留过几长的时间，都值得疑问。另一个误会，是徐志摩推崇备至的康河，也一点都不浪漫。因为这条河是剑桥裸体协会的活动热点。当徐志摩说“甘心做一条水草”的时候，其实同时有很多人在水草间裸泳，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国人的留学故事，其实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桥故事。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本身已经很困难。他们代表的中国，不是今天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而是面对列强瓜分的中国；他们就算得到国家的公费资助，其实也只是国家打败仗的庚子赔款，所以胡适才会说“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这句重话。这是上个世纪的留学历史，也是今个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不能想象的历史。[1]编注：意即买菜。[2]编注：意即毕业证书。
错过了的时代
在英国生活久了，什么都习惯，唯独没有办法适应读不到新出版的中文书的苦况。以前读香港中文大学，每天放学从山上面的联合书院步行落山，总要走进火车站旁的大学书店逛一逛，像巡店视察，也像保安员巡逻，几年大学生活都如是。
中大书店是好的书店，选书摆书都有用心。每次入门口总会驻足“猪肉台”前扫描一下，比较一下昨天跟今天有什么分别，就像儿时的“找不同”游戏。哪本是新书、哪本书给人买走了，一看就心里有数。那时候没有在书店兼职、挣点外快实在可惜。
来了英国后就没有这“日常活动”，伦敦没有像样的中文书店，亚非学院的书店也小得可怜。唐人街附近有间光华书店卖简体书，在伦敦开业差不多五十年，但老实说，书店的书无甚可取，连望梅止渴的功效也做不到。想过在台湾的网上书店网购寄来，但运费贵得吓人，几次都在按下“结账”之前放弃。没有中文书唯有读英文书，每星期去查令十字街的书店Foyles巡几次，但始终填补不了生命中没有中文书的空洞。“饿书”饿得太久，现在只要有机会得到新出版的中文书就如获至宝，几乎连睡觉也将书本揽紧。最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总送了两本新书，一本是孔慧怡的《不带感伤的回忆》，另一本是关诗佩的《译者与学者》。两位作者我都不认识，却有种联系，因为她们都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我也算她们的小师弟。
读孔慧怡的新书，一读就停不下来，一口气通宵读完。孔慧怡写的是她跟上一代文人的相处回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不少都在董桥笔下常常出现），像刘殿爵、乔志高，像宋淇、艾青。孔博士举重若轻写出她和他们的故事，写出这一代老前辈的重量。
读孔慧怡写刘殿爵教授的文章读得格外亲切，文章内有张照片，是刘教授跟亚非学院的其他老师合影，就在校门旁边的小角落拍摄。四五十年之后，我也在这间小小的学校走上走落。刘教授回归香港之前，是亚非学院的中文讲座教授，也是第一位华人执掌此位。
纵然书里面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但如书名一样，孔博士写的回忆都不带伤感，只有作者念兹在兹、跟前辈一起的相处片段。然而，我读来却不无伤感，作者愈是写得淡然，我愈是觉得自己出生太迟，错过了那个年代。上一代的人物，连生活日常都动人。现在只能够从文字中读到，却不可以亲身经历、认识他们，甚至不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或者每一代人，都曾经有过我这种错过与赶不及上个年代的沮丧。但也因为有这失望，才会有动力去通过阅读，将未曾经历过的岁月追赶回来。
不是雪泥鸿爪
四月伦敦乍暖还寒，虽然春天已经来到，草地上长满小小菊花黄花，英国人叫cherry blossom的樱花也早早开完。但一不留神，温度又会跌回三四度，昨天还短衫短裤架起墨镜晒太阳，今天又要穿回大褛。所以在伦敦生活，出门口之前不能不看天气，否则你会在烈日阳光下穿羽绒、在寒风刺骨的日子穿短裤。
记得上年四月尾，碰巧是生日，都不是十岁八岁了，生日不生日也一样要工作，整天待在宿舍读书。中途落街买点午餐顺便寄信，忽然下起雪来，狼狈之余，也想起人在异地、孤独一人的凄凉。鼻子一酸，眼镜镜片也起了一层雾气。看看天文台预测，这个四月应该没有雪了，就算有，也不凄凉。
留学生都喜欢读作家写的留学生活，有几本书我读完又读。像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写他在哈佛读研究院时喜欢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之余，也喜欢到舞会“和洋妞约会”。像雷竞璇的《穷风流》、马家辉的《日月》和周保松的《相遇》，都写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念兹在兹的留学时光。想到自己正在走着相似的路，读这些书的时候，总有种莫名的亲切，同时明白到，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将现在遇到的人与事都记下来，留住此刻的温度和感觉。
提到周保松教授的《相遇》，书里面除了写他在伦敦读博士时的留学生活，更多的篇幅是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像他在迎新营写给新生的信，也有在学期完结后写给学生的感言。很多年前读中学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些温柔的文字，才立定决心要入读中大政政系。转眼从政政系毕业几年，仍然觉得政政系是如此特别，如此充满人情。举个例，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收到一封“政政家书”的电邮，由系里面的老师教授写写政治以外的话题。最近就收到马树人教授（SY）的家书，是他退休在即的告别家书。
马树人教授的课都有一个特点，都是mind-blowing，都会震荡我们的思想。其中一门是一年级生读Thinking Politically，单是Knowledge is Power抑或Power is Knowledge就已经在课堂讨论半天。SY又曾经在政治课中提到李香兰的故事，听着张学友的《李香兰》，一句“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那刻心情的沉重到现在仍然深深记得。
SY在告别家书里面，说到“雪泥鸿爪”这个成语，他说一切都是偶然，不必计较。马树人教授就是个低调的人，连在学系网页中的老师简介，头像也是一只公仔的样子，而非大头照片。在课堂上，他永远都像派给我们的powerpoint一样，留了很多空间让我们自己填写、思考。就这样，在二十多年里面，影响了很多代政政人。马树人教授在政政系、在这么多年的学生心里所留下的印记，又怎会只是雪泥上的指爪？
在伦敦的半年
V，带来伦敦的那叠信纸，转眼写剩几张，提醒我在这个跟香港很相似的城市已经生活了半年有多。离开香港之前，跟你许下承诺，要每个星期跟你写一封信，除了交功课那几个忙到发疯的星期之外，我也守了诺言。对上的几个月，很投入地沉浸在学术当中，是我读了二十年书以来最专注的几十个星期，为了读完那些根本不能读完的reading，很多时候连续一两天都足不出门，最多只会推开房门，走到那个共用的厨房煮点东西喂饱自己。所以你常常带着奇怪的语气，在电话筒里问我，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从宿舍走一大段路到邮局，再排长长的人龙去买一枚1.33镑的邮票，而不一次就买十枚八枚方便自己。其实就是为了每个星期一，找个借口，离开那狭小的房间，呼一口大英帝国的自由空气。
这几个月的时间，除了错过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补选的投票之外，其实还是时刻留意着这个伴我长大的香港所发生的大小事，或许是生活的距离远了、看的角度阔了，对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大小事，甚至觉得比以往有更清楚的了解。
说是一年的课程，要上的课其实半年就完成，现在只剩考试和论文，时间也松动一点，终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好。至少终于有闲情逸致，走进我学校亚非学院旁边的大英博物馆溜达一下。另外，我最近也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了一个买音乐会门票的网站，以四五镑的学生票价就可以入场。伦敦是个欣赏古典音乐的好地方，除了有五大乐团（伦敦交响、爱乐、伦敦爱乐、皇家爱乐、BBC），也有好的书店唱片店去营造一种文艺的气息。有了一种嗜好之后，就会有一股希望不断知道更多的动力，只有找相关的书来读才能达至满足。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上的书店Foyles，就是我最钟意的书店。在搬到现址之前，几个铺位旁边的Foyles老店，是董桥形容为“世界最大的书店”。现在新的Foyles就算不是世界最大，至少每个类别的书都很齐全，由宿舍走到唐人街，吃碟好像比香港还要好味的叉[1]烧烧鸭饭，然后到书店打书钉、买书，这样就是最好的一天。
从书店走回宿舍，总经过那位每晚都在罗素广场站（Russell Square）外摆卖热狗的大叔，记得去年圣诞你来探我的时候，天气太冷，我们忍不住买了一只并且就站在旁边完成，太多的茄汁还滴污了鞋。九月的时候，你也过来读书，我们再买热狗，好吗？[1]编注：指长时间在书店看一本书而不买下的行为。
漂泊生活
V，伦敦的邮票原来加了价。两年前还在读硕士，每个星期都寄信给你，写完信之后就从宿舍走落山去邮局买邮票，那个时候一枚邮票1.33镑。总觉得要写信寄信才算是个真正的留学生，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单在一年时间，他就写了1040封信。
刚过去一年，你也来了读书，一起生活。一年时间很快就过，你也毕业回香港了。我在英国这边还要多待一会，然后明年去台湾做研究，那个时候专栏名称大概也要改改名，叫“台湾通讯”了。读书做研究的生活就是漂泊，有朋友今年到德国读研究院，女朋友到机场给他送机，他在Facebook说了一句“上路了”，读起来就觉得感伤。人在外面，居无定所，每隔几个月就要搬家。每次搬家都头痛不已，我的家当都是书和酒，都是最重最难搬。
你和我又再分隔两地，又是那种你睡觉时我吃晚餐、我睡醒时你吃午餐的时差生活。用着之前剩下的几张信纸，给你写信。我本来还[1]数好散纸，齐齐整整的1.33镑，殊不知现在邮票一枚要1.4镑，唯有用卡付钱。伦敦就是这点好，什么都可以用卡用电话付钱，不像在香港，出街总要带个装满银纸硬币的大银包。
自己一人生活常常不想煮饭，所以走到唐人街吃个晚饭。给自己煮晚餐，就算是再简单的即食面，等水煮开和洗碗的时间也比我吃面的时间长几倍，好像不太划算。而且在家待得太久，还是想出外吸口新鲜空气。
唐人街如常热闹，早晚都一样。擦肩走过的人说的都是广东话或普通话，听来还是觉得熟悉。我喜欢走在唐人街上，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故事。夜晚十一点，过了餐厅的繁忙时间，中年侍应大叔躲在门外，望望天抽几口烟，都是一张唏嘘沧桑的脸。这是他的生活日常，他是在想念这里的家还是哪里的家呢？
在唐人街会找到中国人做生意的头脑和心态，总要赚尽每一分钱。跟伦敦的其他餐馆非常不同，这里的餐馆不单全部都是卖中菜，而且每家店的台凳都摆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要用最小的空间放满最多的食客。我想，伦敦的卫生或什么消防条例肯定没有严格执行，否则全条唐人街的餐厅都应该违规了。
唐人街永远都有一阵江湖味，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黑帮活跃伦敦，常常都有黑帮仇杀。有黑帮就有黄赌毒档，到了现在，在唐人街的那些大厦楼梯，仍然见到不少上了年纪的阿姨大妈，一身短裙紧身衣向途人揽客，在对面街也听到她们说广东话。她们见尽唐人街的变化，从以前每间餐馆都卖扬州炒饭烧味饭，到现在满街小笼包四川东北菜。就算隔着一条马路跟她们对望一下，她们的眼神都在说：过来吧，走上楼梯，关了房门，我们有无尽的故事可以跟你慢慢地说。
只是见到那些楼梯墙壁外面，贴上了“beautiful young Thai model”的手写广告。或者唐人街上，给时代赶走的不只是那些卖广式烧腊的餐厅，还有上一代的风尘女子。[1]编注：意即零钱。
百花里族人
伦敦的罗素广场一带叫Bloomsbury，这里有个漂亮的译名叫百花里，比什么“布卢姆茨伯里”好百倍。百花里是个文化区，Euston Road和High Holborn两条大街，像三文治一样中间包住的范围，就是百花里了。
伦敦是个有文化有底蕴的城市，百花里能够成为文化中心的中心，不出两大原因。第一是百花里中的Bloomsbury Group——“百花里族”（林行止译），这是上世纪初的时候，一个聚集作家、学者、[1]艺术家的圈子，像作家维琴妮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她丈夫伦纳德（Leonard Woolf）、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等等，当年都在百花里一起生活创作做研究，早上一起坐在罗素广场谈思想谈文学，晚上就坐在酒馆喝着威士忌风花雪月，当年圈中都是豪英。
百花里文化重镇的地位，还因为百花里是伦敦大学的中心。伦敦大学现在有十八间学院，几间重要的学院像LSE、UCL、SOAS都在百花里的范围之内。所以，百花里其实是由大学、大英博物馆、广场、书店等地方所组成。
行走于百花里，每走几步抬头一望，就会见到一块块的圆形蓝牌，挂在那些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小屋外墙上。这些蓝牌是用来纪念那些跟特定建筑有关系的人，所以蓝牌之上通常有个人名，然后有几句介绍一下他或她跟这地方这建筑的关系，他或她在这里住了或工作了几多年。
根据英格兰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的简介，要成功“上蓝牌”有几个要求，首先需要去世二十年以上，另外那幢建筑物要状态良好，而该建筑本身还未挂上蓝牌，一幢建筑只可钉一块。以前从宿舍往返学校，在百花里之间穿梭，每天经过至少二十块蓝牌，其中一块写上苏联领袖列宁的名字。列宁在1908年曾经住在我每天走过的地方。遗产委员会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The English Heritage Guide to London’s Blue Plaques，介绍伦敦全部九百几块的蓝牌。第一位“上蓝牌”的中国人是老舍，就在老舍故居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附近。
说起老舍，想起最近读许礼平写的《掌故家高贞白》（牛津大学出版社），里面有一段关于老舍的故事。高贞白就是写《听雨楼随笔》的高伯雨，高伯1928年来英国读书，许公说高先生原本要读剑桥，但一去到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图书馆就离不开了，最后留在伦敦读书。当年老舍在亚非学院教中文，那时候学校还未染指非洲，只是叫东方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老舍边教书边写小说，他的小说出名幽默，高伯说当年在伦敦，他借老舍读他带来的清代奇书《何典》。老舍读完之后，高伯说“（老舍）的文章更为幽默了。于是我就把《何典》送给他”。
许公的高伯雨传记好看，不过看完之后我有一大问号未解决，就是高伯当年负笈英伦，实际在哪里读书？许公只说他原本要去剑桥，却没说他最终去了什么学校。高伯如果跟老舍稔熟，会否是亚非学院的学生？高伯在百花里有没有留下很多足印？下次回香港，一定要找出答案。[1]编注：又译作弗吉尼亚·伍尔夫。
左翼重镇——亚非学院
英国一脱欧，英国国内政治俨如地震。执政保守党固然斗得四分五裂，卡梅伦（David Cameron）、欧思邦（George Osborne）早已乖乖让位给文翠珊（Theresa May）、夏文达（Philip Hammond），从发型就可以断定他是搞事分子的庄汉生（Alexander Johnson，又称约翰逊）无端成为外相，实在呕血；而在野工党亦不争气，党魁郝尔彬（Jeremy Corbyn）面对前影子内阁商务大臣Angela Eagle逼宫，需要进行党魁选举，预计要到九月尾的党内特别会议，才能定出新主
[1]席。难怪《每日镜报》标题大大只字写住“打内战了”。看来在下次国会大选之前，英国政治都会继续不稳，毕竟现在选出来的所谓党主席，无论是文翠珊抑或是工党新党魁，始终有欠民意授权（popular mandate）。“大左派”郝尔彬举行集会，表明坚拒辞任党魁。这场集会的选址非常特别，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简称SOAS）门外。左倾的政治周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这样形容：“经过传媒和党内连日来的轰炸，郝尔彬决定在左翼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大反击，聚集他的支持者，跟所有背叛他的人下战书。”这所坐落在大英博物馆旁边而以研究亚洲、非洲地方政治闻名的小学院，刚刚成立一百周年。最初成立的时候，训练过不少殖民地官员，前港督尤德爵士和夫人彭雯丽也是亚非学院的学生，而接任尤德的后一任港督卫奕信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今日亚非学院不再训练外交使节，反而变成左翼重镇。问题是：有多“左”？
我在SOAS有个内地同学，在伦敦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今年九月即将读第三个。十多年前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读第一个，今年在SOAS，而下一学年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现在已经开始于LSE读暑期课程。好一个爱读书的女生，其实说穿了是留恋自由的空气。
读过伦敦大学的几间学院，绝对有条件比较各院校的分别。她说SOAS跟LSE，根本就是两个极端，在SOAS里，无论是同学抑或气氛，都非常接地气，而LSE呢，则是那种典型的精英贵族。亚非学院就是那种爱抗争、反霸权的地方，今年开学之后，已经进行过三次罢[2]课（Walk Out），反对清洁工人外判、反对职员遭无理解雇、教职[3]员争取加人工……据老师所讲，每年罢课三四次是等闲事，不必大惊小怪。SOAS的罢课，不是那种自愿参加的“快乐抗争”，而是由学生将整间学校封锁，连图书馆也要关起来。老师学生齐齐抗争，不抗争就是叛徒。
月初《金融时报》中文网有篇文章，介绍伦敦大学各学院内的“马列主义小组”，基本上伦敦大学旗下的几大学院，像UCL像LSE像SOAS都有这些小组，文章提到这些小组“自我标榜为‘第五国际’的伦敦支部……以亚非学院的最为活跃……成员大约在六十到八十之间”。
每个星期三晚上七点，小组都有固定的活动举行，或读《共产党宣言》，或探讨社会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之别，甚至会联同其他院校的马列小组一起辩论。而他们的精神领袖，除了马列之外，就是郝尔彬了。[1]编注：欧思邦又译作乔治·奥斯本，文翠珊又译作特雷莎·梅，夏文达又译作菲利普·哈蒙德，郝尔彬又译作杰里米·科尔宾。[2]编注：意即外包。[3]编注：意即加工资。
讨厌考试
每年五、六月是英国大学考试季节。一年之前还在读硕士，一共三科考试，每科三个小时答三条问题，实在吃力，仿佛回到中学公开考试的年代。
我久不久就会发一个公开试噩梦，梦中会重温当年高考的画面。每次都梦到自己坐在考场中间，考化学考试。一打开试卷，眼前一片空白，然后想起自己根本没有温过书，然后再不断问：organic chemistry（有机化学）和inorganic chemistry（无机化学）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考这些试？惊慌一轮、弄得全身冒汗之后就会醒来。因为确曾发生过，曾经在考场上如此无助，所以梦境特别真实也特别吓人，当年预科读理科是成长过程的一大创伤。
在英国考试跟香港考试是有一点不同的。在香港置身考场犹如战场，就算停笔、收卷之后如何难掩兴奋，都不能太过放肆，无论是校内考试抑或公开考试，只要想稍为转身跟坐在后面的同学讲声恭喜：我们终于考完了！那个面如死灰的监考大叔都会立即叫你keep quiet，你不keep quiet就会取消你的考试资格。
但在英国，几乎未停笔，就感觉到考场气氛开始有变，大家灵魂已经开始庆祝考试完毕。上年考完最后一科，连午饭也未吃，几个同学就到学校附近的女皇头酒吧（The Queen’s Head），一直喝酒喝到黄昏，啤酒威士忌然后再啤酒，都是难得放纵的时间。今年七月是毕业礼，在日本在意大利在德国的朋友们又可以齐集伦敦。
我一直都好奇全英国究竟有多少间酒吧以女皇头命名。这间小酒馆，在大车站国王十字（King’s Cross）附近，门口竖着一个招牌，用粉笔字写上The Best Pub in London（伦敦最好的酒馆），这句话如果在香港写出来，不知会不会触犯什么商品说明条例。不过这酒馆确实不错，酒馆最后的位置有个小小的后园，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绝对是聚脚的好地方。店里面有很多的威士忌可供选择，每逢星期四夜晚还有现场的爵士乐。没错，这是the Best Pub in London。
今年终于不用考试，不过还是回到考场：做监考，赚一点外快。做监考也不容易，三个小时异常难过，都不敢看大钟或手表，怕时间过得太慢。唯一能做的，除了尝试答一下试卷的问题，就只有或站着或坐着的不断思考。监考最可恶的事，莫过于是考试加时。原来不止足球场上有加时，考场也一样会有。
上个星期伦敦大学的一批工人，游行示威抗议薪酬太低。他们就像《圣经》故事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按上帝的旨意，围着耶利哥城不断叫喊作为攻城的方法，然后城墙就塌陷了。
这些工人围着学校范围，不断打圈游行抗议。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吹号角叫口号，要求校方加人工。就算关了门锁上窗，游行的声音还是嘈吵得烦人，可怜考生不断举手投诉，太嘈了实在集中不来。但没法子，在英国你总要尊重这些游行罢工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补时给考生，先补五分钟，然后再补十分钟，前前后后差不多将考试延长半个小时。考完之后，就连出名反动、喜欢抗议的亚非学院学生都说，他们第一次如此讨厌游行。
读博士的困难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长文，叫《读博士如同修炼〈葵花宝典〉？一条七难八苦之学术路》，作者的大名是廖诗扬。全文大意讲的是读博士艰难，从入读到毕业，从生理到心理，按作者语，“并非是练《葵花宝典》那么简单，那是直如唐僧取西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方能修成正果”。最后的结论，是“千万不要看不开”，不要读博士。根据上面的讲法，我已经是“睇唔开”的一群。
洋洋洒洒几千字，写出今时今日读博士研究的苦况。难得有人道出学术路的困难，读来百般滋味，有人明白自己的难处，从来都难得。刚过去几个星期，学系研究院举行了几场研讨会，讲学术期刊的出版、毕业口试（Viva）、毕业之后找工作等，简单来说就是毕业秘笈，内容跟那篇流传的文章一样，结论都是：前路艰险，祝君好运。每次研讨会之后，我们几个政治系的博士生，都只能互相苦笑，拍拍膊头鼓励一下：吾道不孤，大家都是战友。
不过这类“博士很危险，生人勿近”的论调，其实不新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飘出来，然后像阴魂一样在网上出没，呼吁其他人不要“睇唔开”，永远都负能量爆表。Facebook上就有个什么专页，叫“这个PhD只是我的负累”，一个数学博士的经历。我讨厌这类文章，更非常讨厌什么过来人说“不要看不开”。
选择读博士的都是成年人，每个选择都应该是思前想后的结果，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才算对得起自己。或许几十年前，还有读大学、读博士是“天之骄子”的神话，但今天如果仍然幻想博士毕业之后可以轻易取得终身教席、可以立即升上神台前途一片光明的话，其实跟相信“大赌可以变李嘉诚”没有两样。做博士研究、走学术路当然困难，但只要我们对自己有要求、对生命认真的话，其实都一样困难。无论读博士做研究，抑或上班工作都无分别。
K是我的老朋友，是那种沉迷日本文化的宅男。毕业之后和我一样离开香港，去到日本在大公司做“社员”，一份本来主要是本地人做的工（很多人去外国工作，做的是外国人的工作，像教英文补习班等等）。而日本人的工作文化，是不请病假、比拼最迟下班、超服从上级，他每天都亲身体验着。工作文化之外，还要顶住生活文化的差异。在日本工作是他毕业之前梦寐以求的事，我不知他有没有在东京居住下来之后梦醒或梦碎，但追寻梦想本来就不容易。
虽然大家都离乡别井，隔住半个地球，不过闲时还会互相联络，比大家都在香港时谈得还要多。就这样，每个星期互相报告一下生活苦况，互相叫大家咬紧牙关撑下去。读博士如此，日常工作如此，要认真做人做事就是不容易。不是吗？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嘛。
研究生完全求生秘诀
手边有本《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方法、秘诀、潜规则》（彭明辉著，联经出版），在书店读到一句“不再让象牙塔变成虚度青春的苦牢或炼狱”就立即买下来，带回家后一直未读，只是将书放在当眼处，在工作累得想放弃想叫救命的时候，抬头见到求生手册，望一下封面就觉得心安。
有求生手册之出现，即意味有求生的需要。就像香港人不会无端端在家中准备一个什么地震求生包，但搬到台北之后，就有人跟我千叮万嘱一定要准备好求生包，要记得地震时候不能逃走的话就躲在台底等等。
记得很久以前找旧报纸旧新闻，无意发现了一则报道，很早就知道读研究院随时会“搞出人命”，那则新闻这样写：“因考博士衔不及格，香港一名留美研究生枪杀教授后饮弹自尽。”看来不只研究生要求生手册，就连论文导师也一样要学懂自卫保护自己。
读了几年研究院，愈来愈体会到当中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困难。第一层的困难是孤独，研究的题目只有自己清楚（但有很多时间也不清楚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行、是否正确）。研究的过程是自我负责，每天坐在台前读多少写多少都由自己决定，稍不自律就会万劫不复。做研究不像一般工作，没有上班下班，我都不知试过多少次夜晚关灯上床睡觉之后，忽然想到一个重要的论点，要立即爬落床写下来，怕醒来就会忘记。
第二种困难在于时间的长度，写博士论文要写三四年时间。十年磨一剑，长时间可以精雕细琢，也可以消磨意志。四年时间，每天解答着同一条问题、看着相关的文献，同时每天都担心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做着或多或少相似的研究，研究做到一半已经变得神经兮兮。不信的话，你走入研究院看一看就会明白。
第三种困难特别针对留洋学生，像我，香港人在英国研究台湾，不断游走不同城市之间，每次搬去一个城市都需要时间适应，就算是回到香港，也一样会觉得不适应，渐渐不知道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其实人跟动物无异，你将家里的猫一天到晚都睡在上面的椅子拿走，它也会立即抑郁，抑郁到不肯上厕所。当人要适应新的生活，每一次也会面对同样的压抑。
对我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法，除了像以前说过，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带着几本每次读完可以心境平静的书之外，还要在城市之中找到一间可以让你感到自在、觉得熟悉的餐厅，因为研究生活已经有足够多的事要让你重新适应，如果在食物上可以找到一种熟悉的感觉，那就是名副其实的comfort food。在伦敦，那是亚非学院学生宿舍旁边的一间越南餐厅，一碗热烫烫的牛河；而在台北，我喜欢简简单单地吃一间卖牛肉饭的连锁店。这就是我的求生秘诀。
虾汤拉面和鸡汤拉面
上篇文写研究生求生秘诀，谈及研究路的孤独与意志的消磨，难得宣泄一下，可能写得太过肉紧太过悲惨，朋友读到之后怕我压力太大，立即传来短讯问候，好像怕我会成为那个“因考博士衔不及格，枪杀教授后饮弹自尽”的研究生，怕我动刀动枪。我没有怎样回复，只是传了一张照片：一大碗热腾腾还在冒烟的“一幻拉面”。另加上一句：“拉面很好吃，不用担心。”[1]
台湾美食多，本来就不用怎么介绍，我又不是那些旅游KOL，无谓争饭食写夜市推介，比较哪杯珍珠奶茶奶香茶浓、看看哪块鸡扒多汁肉嫩。只是我真的在台北住下来之后，喝一杯现在年轻人非常时兴的水果茶也只是50元台币（朋友说是香港价钱的三分之一），在路边摊档食一块萝卜和卤水豆腐、加一碗非常好吃的卤肉饭才70元台币，我没办法不写一下台湾美食。
在台北租住在台大附近，附近就是师大夜市、公馆夜市，但在台湾一个人租房子，那些所谓套房实际上只是“劏房”，没有窗也没有厨房，所以一天三餐都要在外面解决。以前在英国，东亚人体质不可能天天薯条芝士，所以一个星期总有十餐八餐自己煮点东西，也因此自从读了研究院之后，体重急降差不多四十磅之后就一直维持在一百四十磅左右。
来了台湾，体重看来有机会回升，因为满街都是美食，情况再差再坏也至少有便利店，买个饭团也好买只茶叶蛋都好，这种有便利店的生活在英国是unimaginable（英国没有便利店，开24小时的店就只有一些通常由中东人经营的off license，像杂货铺一般）。
更加unimaginable的事，是台北通街开满日本非常出名的拉面店，除了游客最爱、名气最大的一兰之外，还有几间长时间都排在“日本拉面Top 50”前列的拉面店，一个星期就试了其中三间，目标要半年之后、离开台湾之前试完所有，写篇日本拉面指南（台湾篇），成为学者之前先做拉面达人。这是一个人自给自足的生活乐趣。
三间拉面店（一幻、一灯、屯京），我最喜欢用虾做汤底的一幻拉面，我传餐厅菜单给在日本居住的K，他说价钱比在新宿吃还要便宜。点了一碗拉面，把面吃完之后再多要一碗白饭，拌入食剩的汤底之中，这是最美好的食法，也是最“肥仔”的食法。除了一幻之外，一灯的鸡汤拉面也非常不错，他们有特制的XO酱和虾味辣酱，而且可以免费加面，埋单也不用400元台币。
但这样没“住家饭”吃的生活习惯（而且还常常吃浓味拉面），也实在不太健康。本来还想买个小煲偷偷在家白烚青菜，但最近我找到住处附近，有间叫“青卤”的小店，专卖蔬菜“十蔬餐”，无肉无味精，十种蔬菜七彩缤纷，就是放在眼前看一下都觉得健康。要做拉面达人而不会暴涨十磅，一定要多吃几餐“十蔬餐”，平衡一下。[1]编注：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
爱书人天堂
踏入夏天是书的季节，香港书奖、香港书展等等都是这个时候，也算是一年来书市最热闹的时间了。早几星期回来香港，跟出版社大编辑吃午饭。几乎每次回港都找他，一年吃一次饭，他都说，做书这一行愈做愈难了，每一次都说今年差过旧年。看来书市要绝处逢生不容易，每年都安慰他可以谷底反弹，但每次都发现低处未算低，实在可悲。
这个年头卖字做书都不容易，当图片短片充斥于日常生活的时候，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读密密麻麻的文字？文字愈读得少，阅读能力也愈来愈低，这是恶性循环。所以呢，现在不单文章不能长，就连句子也不要长，太长的话会无人读得懂。最好每写两个字就加个逗号，几乎想在写姓名的时候也在姓氏之后“逗一逗”，这才是“当代文学”，才是品位。
少人读书看书是全球问题，但在香港很难靠文字开饭就是地方问题。现在愈来愈少人读报纸，不少杂志也慢慢做不下去。香港媒体很早就说winter is coming（凛冬将至），而事实上寒冬一早到来，新闻传媒首当其冲，而文化出版就是死神的下个亲吻对象了。香港书业能撑下去，靠的都是意志。所以香港书展近年找不到年度作家，与其搞什么旅游文学、爱情文学的主题，不如将焦点放在幕后，表扬一下在香港做出版的人。
谈到书，相比香港，伦敦实在是爱书人的天堂，对我们来说，有好书店的地方就是好地方。周保松教授在《相遇》里面提到他读博士的时候，在伦敦买书卖书的故事，他说在书店兼职挣来的钱，几乎全部都拨到买书的支出，读起来感同身受。
在亚非学院转角（即大英博物馆附近）就有五层高的水石书店（Waterstone），一大排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系列的书架，摆满新新旧旧的橙色企鹅和蓝绿色的鹈鹕（Pelican），还有一整排的牛津通识系列（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壮观到不得了。走远一点去到唐人街前的查令十字街，有我最喜欢的Foyles，又是楼高四五层的大书店，记紧上两层楼梯，转左走到尽头有个卖爵士乐的角落，碰巧旁边就是政治类书架，一边打书钉、一边听着爵士乐。如果你去Foyles的话，在那个角落见到有个高高瘦瘦的香港男生，那就是我了。就算你不喜欢爵士乐也不要紧，在同一层、上完楼梯之后转右，就是卖古典音乐的地方了。
如果你讨厌连锁、喜欢小店，就一定要去罗素广场另一边的Judd Books，小小书店主要卖人文社科类，有新书有旧书，书价都是市价一半或更平，每次进去都有斩获，结账时出示学生证还有全单九折。所以读书人在伦敦要省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远离附近地区，或者拿点意志、做到大禹一样过门而不入。
可惜书店都在学校附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看来读书人为了书[1]而捱面包，都是不能逃脱的命运。[1]编注：意即靠面包度日。
像王强一样的书蠹
最近有本新书《书蠹牛津消夏记》，精装书面烫了只金色小马，出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王强，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其中一个主角原型就是他，王强是企业家，但更爱称自己作“读书人”和“藏书人”，又或者是书里面所调侃称呼自己的“书蠹”。“蠹”字在粤语中跟“到”字同音，即书虫，又称衣鱼，维基百科说“衣鱼喜欢咬破书籍”。爱书人就是书蠹。书中还有一处用到“蠹”这个字，就是牛津大学最有名的图书馆——“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也是全英国第二大的图书馆，亦即随书所附藏书票中的那栋圆型圆顶建筑。《书蠹牛津消夏记》配饱蠹楼书票，真妙。
整本书写的，就是买书收书藏书。写自己或遇到或买到的书，毛边本签名本，羊皮封面烫金烫银，还有大理石纹。书就是如此讲究如此高贵，所以说喜欢读书的人也一样高贵。《书蠹牛津消夏记》是藏书手记，王强收藏书籍的境界见于他跟十二卷皮装的兰姆（Charles Lamb）全集的“邂逅与分手”。稀有的十二卷本竟然在英国撞到，店主还半价出让。对，就算没有读过福尔摩斯或东野圭吾，都知道一定事有蹊跷。原来十二卷中，偏偏缺了第二卷。如果藏书者道行未够，半价难得，肯定会“有杀错冇放过”先买为快。不过贵为牛津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的基石院士（Foundation Fellow），王强一句“完美完美，不完，也就不美了”，深呼吸一下，转身就离开书店。因为爱书，所以不忍见到最爱的不美。古有“大禹治水，过门不入”，今有“王强买书，过门不买”，都不简单，都是修行。阿弥陀佛。
读王强收藏书籍，微博有读者说“王强买的书哪里是大众买得起的”，其实买得起买不起都不是重点，跟书跟书店跟书店东主的相遇相知才值得细味，像王强写到在巴黎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又是一套十二卷中独欠一卷，仿佛每逢是十二卷的套书都总会丢失一卷。不过这次幸运，遇到热心店主，带他左穿又插去到另一书店，补回失去的一卷，终于储成完整一套。
其实收书这回事，贵有贵收，平有平藏，只要有心，都一样快乐。说个平民版的藏书经验，我爱读陈冠中的《香港三部曲》，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六个版本都有收齐。2013年陈冠中拿香港书展年度作家时，《香港三部曲》推出增订。而在增订版之前有四个版本，每版都不同，由初版的窄身开本，到再版的浅蓝、深蓝和黄色封面，然后增订之后的两款小开本，一共六个版本。
窄身开本、封面有只小船的初版在2004年出版，不太好找，我在台湾的露天拍卖网找到，定价300元台币。寄来之后拆过包装，书的品相也颇新净。一打开书，夹着一张一百元台币，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书上架很久，寄出时才发现书变黄了，抱歉！”台湾人，总是如此温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