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生元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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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阳存津擅用温通大法：吴生元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集试读：
前言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只有一代代中医人不辞辛劳往这一宝库里添砖加瓦，给这一瑰宝增色润秀，才会使库物更丰、宝色更鲜。
我院是云南省唯一的省级中医医院和云南省两所中医名院之一。自1947年建院以来，医院培养和造就了几代众多中医名家。第一代名医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四大名医”称号中的伤寒大家吴佩衡、内妇科名家戴丽三、儿科名家康诚之三位，还有针灸名医文士杰、外科专家黄幼臣、骨科名医周天远、痔瘘名医周弘远以及内科名医胡少伍、诸葛连祥、吕重安、车敬安、杨其寿、缪子和、王德州、王吉甫、张吉人、郭乐山、陈兆鹤、胡少伍、王定华、张丽垣等。1963年5月，卫生部（现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十六所中医学院有名望的老中医名单中，我院康诚之、吕重安、杨辅庭、王德州、车敬安、文士杰、王定华名列其中，而且吕重安、康诚之、车敬安、文士杰、杨辅庭、张吉人、王吉甫等名老中医经批准带徒。第一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精髓，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学者和名医后继者的传承和努力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1996年和2006年又先后有苏涟、张良英、易修珍、廖贵鑫、魏述徵、张泽仁、刘复兴、龙祖宏、刘以敏、赵淳、苏藩、詹文涛、吴生元、孟如、陈乔林、罗铨、李永康、帅焘、夏惠明、李斯文、秦国政、熊磊、郭兆刚、朱虹江、彭江云、林亚明、唐镇江、李琦等28名在医院工作的专家被授予“云南省荣誉名中医”和“云南省名中医”称号，这里面就包括了医院第二代和第三代名医。这些名医是当代云南省中医药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在云南乃至国内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在长期的中医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独到的学术思想，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中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我院第一代名医中，除极少数人的临床经验得到部分整理传承外，绝大多数专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均未得到系统整理传世，成了永久性的遗憾，而且21世纪以来，第二代名医中有的先生已经辞世。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我院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创新，推进医院学术建设与发展，并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有必要组织专家对我院第二代名医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并使其得以传世。当我就这一想法征求名老中医的意见时，得到了绝大多数老专家的赞同和支持。为此，经医院研究同意，以国家和省级师带徒及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遵循名老中医自愿参加的原则，组织以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和学生为主的编撰队伍，对我院第二代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技术方法和诊疗经验进行系统挖掘、整理、研究、总结，编写一套学术水平较高、实用价值较强、特色优势鲜明的《云南省中医医院名医学术经验丛书》。
在编撰本丛书过程中，为了保证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不走样、临床经验不掺假，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名老中医的作用。凡在世者，均请他们对学术继承人为其整理、总结并撰写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逐章、逐节、逐段、逐句、逐字的审核、修改，有的名老中医还亲自撰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从而保证了该丛书的真实性与质量。
在编撰本丛书过程中，我有幸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并对参与主编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对丛书做最后审稿、定稿，而老专家们对发扬中医药学术的那份虔诚、毫无保留自己经验的那份诚意和学术继承人对编撰工作的那份投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那份责任，都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付出，本丛书不可能编写完成。总编秘书朱虹江、刘红英、苗晓玲三位教授对全书的统稿，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还有未在书中署名的一些博士们也为全书的统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该丛书的编撰完成凝聚了全院大多数老、中、青专家和骨干的心血。因此，在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向参加丛书编写、修改、统稿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王国辰社长、华中健编审等，从全书的选题、构架的设计、内容的优选等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指导，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云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郑进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丛书作序，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条件成熟时，我院将继续编撰《云南省中医医院名医学术经验丛书》第二辑，以期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再作新的贡献。秦国政2014年5月于云南昆明编写说明
吴生元教授从事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事业50余年，多年来孜孜不倦，勤求博采，精于伤寒，在继承其父——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学术思想与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扶阳学术理论与实践，成为具有高深中医学理论，独特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及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名家。同时，作为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在中医教育、临床医疗及科研领域辛勤耕耘50余载，为云南省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吴氏学派学术思想与经验，创新现代中医扶阳学术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提高中医药临床诊治水平，特编写本书奉献给广大中医药工作者。
本书是在吴生元教授指导下，由其嫡传弟子及学生执笔，认真总结，精心编写出版。本书比较系统和翔实地反映了吴生元教授治疗内科、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疾病的辨证思路、治疗策略和临证经验。全书分医事传略、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方药解析、医论医话、医案举隅、论著辑要、论文精选八个部分，并重点介绍了吴生元教授学术思想及临床诊治内科疑难杂症的经验与体会。重点突出了吴生元教授扶阳气、存津液的治疗思想，融汇经方、时方理论，强调中医为主辨证论治、中西医结合病证同治的诊治思路及方证相应的临床治疗特色。临证经验、方药解析及医案方面，重点论述了吴生元教授在风湿病、脾胃病、发热等内科疑难杂病及妇科月经病方面的治疗思路、诊治特色及立法处方用药特点。本书特色鲜明，临床实用性强，有方有法有理，可为临床医师诊治内科、妇科疑难杂病提供帮助，也能为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及中医药爱好者深入研究中医理法方药提供参考。《扶阳存津 擅用温通大法——吴生元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集》编委会2014年5月医事传略
吴生元，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暨云南省中医医院教授、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学术继承人，云南省名中医，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荣誉奖励、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获得者。2009年，吴生元工作室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首届先进名医工作室。2010年、2011年分别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专家人才辈出工作室建设项目及云南省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资助。
吴生元教授祖籍四川会理县，1937年出生于四季如春、滇池湖畔的云南省昆明市，中医世家，医学氛围甚浓，自幼随父亲——云南省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学习中医，耳濡目染，深受熏陶，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55年考入昆明医学院医疗系，努力学习现代医学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开阔视野。1960年毕业后，被选派为吴佩衡的学术继承人，跟随先父临床诊疗并研习吴氏中医学术，秉承家训，吸收了先父的学术精华，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除继承父亲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外，随之又在云南中医学院系统进修中医3年.在中医学院这块肥沃的土壤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传统医学的精髓，认真研读历代各时期著名医家典籍，熟读四大经典，博览古今，采众家之长，具有深厚的中西医理论根基。临诊时，一贯主张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二者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辨证运用这两种诊治方法，共同发展，为广大患者服务。学术上继承了吴佩衡的学术专长及实际经验，注重医学经典的研究，钻研《伤寒论》的理论与实践，对吴氏临床应用附子的胆识一脉相传，融会贯通。不仅在理论上颇有造诣，对中医治则、古典医籍和病证关系等方面均有研究。而且学以致用，勤于实践，积累了丰厚的临床诊治经验。擅长诊治外感病、风湿痹证、脾胃病及高血压病，并在诊治疑难杂症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历年来，整理编印了吴佩衡学术文稿等多篇，如“中风病论治”“咳嗽论治”“痢疾论治”“祖国医学先天心肾与后天脾胃之相互关系”“中药十大主帅”； 协助编撰了《伤寒论新注》《医药简述》，整理出版了《麻疹发微》《吴佩衡医案》等，让吴佩衡的学术思想及经验得以流芳后世。
吴生元教授业医治学，勤奋刻苦，孜孜不倦，不仅勤于临床，而且重视自身经验的积累、整理及医学理论的发挥。在医学教育及医疗实践方面，严谨治学，均有许多建树和贡献。先后发表《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中药“痛风消”组合剂的主要药效学试验》《中药临床研究的原则与方法》《中药临床研究的思路》等多篇论文，编撰出版《吴佩衡医案》《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用》《名中医真传》《云南师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荟萃》等多部论著；研制的“风寒感冒冲剂”“风热感冒冲剂”“蠲痹颗粒”“痛风消颗粒”“痛风清洗剂”等均有良好的临床疗效，特别是蠲痹颗粒、痛风消颗粒、痛风清洗剂已成为云南省中医医院的院内制剂，在云南省中医医疗集团80余家单位内广泛使用，疗效显著，备受患者欢迎。吴生元教授还十分重视科研工作，认为要医、教、研并重，才能相互促进医疗、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这是现代医学发展所必需的，并亲自带头申报课题、开展科研项目、做动物实验。其研发“痛风消组合剂”和“蠲痹颗粒”曾荣获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由于工作业绩突出，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荣誉奖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云南省名中医，同时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工作指导教师，承担着培养学术继承人的工作，为云南省中医界吴氏学术的传人。
吴生元教授胸襟广阔，对其学术思想毫不保留，从不拒绝到自己门诊的学习者，对待学生平易近人，认真讲解，对年轻学者谆谆告诫。因此，跟其门诊的实习生、研究生、进修生数以百计，收获颇丰，使吴氏学术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吴生元教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对待患者如同对待亲人，耐心细致，一直视病人如亲人，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对部分特殊困难患者，常常免费诊疗，为了病人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患者往往是“慕名而来，满意而去”。他常常对学生说：“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并教导学生：“医者当仁心仁术，医生对每一位病人都要一视同仁，把病人视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以为病人解除病痛为己任。”吴生元教授给我们后辈中医人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他丰富的学术思想、高尚的医德、高超的临证经验是广大中医学者永远努力追求和学习的方向。
吴生元教授自参加工作以来，除日常教学及医疗临床外，还历任云南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及云南省中医医院院长等职，曾当选为云南省第四届党代会代表，昆明市盘龙区第九、十届人民代表。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昆明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云南省新药审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名中医学术继承考评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卫生厅中医中药科研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科协常委等职。
吴生元教授从业50余年，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在教书育人、治病救人、振兴中医事业中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他以“救死扶伤，全心全意，振兴中医，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理精艺熟，业精于勤”、“置身需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的名言警句启迪后学，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是后学者的楷模。学术思想注重经典，精于伤寒
中医者应注重医学经典研究，熟练运用《伤寒论》是业医治学的基础。《伤寒论》的学习又取决于对《内经》《难经》及《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的认真研究，如果不熟读《内经》《难经》就难明阴阳寒热之理与脏腑气血经络之关系，也就难以真正认识《伤寒论》一书所论证的病证之性质、病位之所在、病性之寒热、邪正之胜负。因此，只有在学好医学经典的基础上才能明了中医学之根本。同时要博览历代诸家学理，从中探索奥旨，启发思路，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深入领会。做到从源到流，融贯古今，提挈要领，由博返约。
六经辨证是《伤寒论》全书的核心所在，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起来的。《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只是作为分证的纲领，并未具体论述其辨证施治的过程；它仅论述了六经病的热性证候，而未论及六经病的虚证与寒证。《伤寒论》的六经则根据病邪与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疾病的性质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因素，将疾病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进行了综合与分析，归纳其证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伤寒论》用三阳三阴来概括六经病证，既是疾病的六组证候类型，又是人体经络脏腑病理变化的反映，和经络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故《伤寒论》的“六经”，实质上就是以六经及其所系脏腑的病理反映和证候表现来指导临床进行辨证论治的纲领。
六经辨证不仅适用于外感病，亦可用于临床各科疾病。吴生元教授个人推崇柯韵伯等“六经钤百病”的理论，六经辨证辨清六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确立了“病所”，无论外感、内伤，不论哪一科哪种病，只要出现某经脉证，便可确诊为某经病，而随经诊治，就能取得较好的疗效。由此可知，六经辨证在临床仍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制节。”因此，学好《伤寒论》，掌握仲景辨证论治规律，为业医治学打好基础。《伤寒论》六经辨证是以六经纲要脉证为纵向的经，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为横向的纬，经纬纵横交错，加上病程的时序进程，形成了一个三维立体辨证体系，居于人体各部内在的有机联系。在发生疾病的时候，并不是绝对地或一成不变地只局限于某一经络或某一脏腑。随着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往往会涉及其他经络或者脏腑，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证候。因此，诊查疾病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只看重当时的一舌一脉一症，而要从疾病的起因、发展、传变、转归的全过程加以认识，这样才能做到防病与治病结合，取得较好的效果。
仲景《伤寒论》共有113方（缺禹余粮丸一方），用药精当，配伍严谨，临床应用范围宽广，业医治学必须熟谙。仲景方中一药之增减，或药物剂量比例之大小，或药物炮制方法之不同，均是奥妙所在。113方中，用药不过88味，最常用者十之二三，足见其方剂药物配伍之精当而又颇有规律，以六经或以脏腑、八纲、八法指导，故视仲景制方即可得仲景立法。仲景之方运用得当，效果非常显著。如治疗失眠属心肾之阴不交者，用黄连阿胶汤；属心肾之阳不交者，用白通汤；血虚受寒者，用当归四逆汤；血虚寒凝，瘀血阻滞者，用温经汤等均能应手奏效。运用经方的关键在于掌握病机，明了方义，则能运用自如。《伤寒论》的精华在于辨证和治疗，尤其方药之运用，“启万世之清理”，为临床诊治开辟了无穷的思路。提倡学习、研究、实践《伤寒论》，要掌握“变、辨、严、活”四字准则。一是“变”，疾病随着病情的发展而变化的，往往涉及其他经络或脏腑，呈现多种不同复杂的证候，应把握疾病的诊查规律。二是“辨”，辨病不但要辨在何经何脏何腑，而且要辨病性的阴阳、病位的表里、病情的寒热及邪正的虚实。三是“严”，方药配伍极其严谨，用药精当，一味药的增减，用量的多少，皆有法度，足以遵循，如五苓散治疗膀胱蓄水证之呕吐。又如对厌食症的治疗，属脾胃虚寒、中焦胃气上逆者，以吴茱萸汤和胃降逆；属中焦湿气不化、水湿阻遏者，以理中二陈汤温中健脾化湿；脾肾两虚、寒凝中焦者，用附桂理中汤温脾益肾。四是“活”，辨证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治疗上不可拘泥成方成法。掌握三因制宜，即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灵活组方用药，随证加减化裁，既有原则性，又有自己的发挥和创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基本功
中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融汇了我国古代多种学术思想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由于中医药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许多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深理解，因此，强调教书育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中医四诊、辨证论治等基本功的学习与训练。在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反复过程中，提高对中医药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灵活而准确地用理论指导实践。一、重视“四诊”，练好基本功“四诊”作为诊断疾病的主要手段，是辨证的基础、立法的前提、组方用药的依据、取得佳效的关键，只有对病人详细认真的望闻问切，才能识病知因，提出正确的治疗法则。注重四诊训练，反复实践，才能熟练掌握，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中医“四诊”简便易行，但又不易掌握，是靠医生的直观感受、逻辑思维来辨别疾病的性质及变化，存在着主观感受的差异性，给临床诊断带来困难。因此，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透过现象看到疾病的本质。如问诊是了解病情和病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患者在病痛之时，主诉往往有侧重，而具有相当片面性，且叙述表达能力各有差异。但只要善于分析，去伪存真，抓住重点，围绕主要病痛有目的地一步步深入询问，就能分清主次，有的放矢。
望诊内容包括甚广，但舌质舌苔与脏腑关系最为密切。舌质用于诊查脏腑精气盛衰存亡，判断疾病预后转归。“苔乃胃气之所熏蒸，五脏皆禀气于胃，故可借以诊五脏之寒热虚实也。”（《形色外诊简摩·舌质舌苔辨》）。通常情况下，白苔主表证、寒证；黄苔主湿热证；黄腻苔为湿邪内滞的反应；特殊情况下黄苔也主寒湿证。鉴别黄苔：一是黄色的淡滞；一是津液的多少；加上舌质的红淡胖瘦及是否渴饮、渴喜热饮或是冷饮等表现，加以综合判断。不能见腻苔泛黄就断为有热，这样往往会发生误诊。
切诊之中的脉诊，强调切脉部位应准确，注意三部九候、合诊分诊，应灵活看待三部九候的方法，临证结合具体病证综合分析，方能得出比较正确的诊断。掌握脉诊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六纲脉，浮沉迟数虚实首先要熟练掌握；第二层次为常见脉，如滑、涩、细、弱、弦、紧、缓、疾、洪、革等需逐步掌握；第三层次为少见怪脉、异脉，临床也要逐步认识和理解。注意多实践、反复体会才能心中明了、指下分明，二十八脉中各有所主病证。最具特点的是认识紧脉，凡诊脉频率较常脉快者皆言“数”，“紧”与“数”一寒一热，切不可混淆，否则脉象不明，难以辨证。四诊是中医诊病辨证训练的第一步，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四诊的资料是否收集得当，是否切合病情，与辨证的准确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注重中医基本功的训练，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把感性的具体阶段与思维的抽象阶段联系起来，让诊断思维活动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深化；再从思维抽象步入思维具体阶段，得出正确的诊断结论。此外，中医诊法应当不断发展，如能吸收借鉴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及技术，研究出可以量化舌诊脉诊具体指标的先进仪器，对准确诊断、合理治疗会有裨益。二、辨证务必博学，观察力求细致
辨证是论治的前提，是极为复杂、极难掌握的方法与技能，要掌握好中医辨证技能，只学习中医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博览医籍，反复实践，对四诊、八纲、脏腑、经络、气血、病因、病机等理论有深刻了解，这样才能得心应手，不为复杂病情所困惑。
中医辨证，学博识广是基础，精心细微、善于观察总结是准绳。例如：辨寒热，有纯寒证、纯热证，有真热假寒证、真寒假热证，亦有寒热兼夹证。在继承前辈们的经验基础上，通过大量临床观察，从寒证、热证的各种临床表现中把握寒热辨证的基本要领：即热证为“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寒证为“身重恶寒，目瞑思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真热证，兼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真寒证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口气不蒸手。临床上不论患者症状如何繁杂多变，疑似隐约，通过望、闻、问、切的全面诊查之后，以此作为指导辨证的要领，则热证、寒证不难确立。此外，还强调辨证只有善于抓住症状、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才能准确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掌握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治疗方法。同时又要照顾兼证及症状缓急，兼证的治疗会促进症状的痊愈，从而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三、学医必悉药，知药且善用
这同样是中医必备的基本功之一。余秉承家学，经过长期的教学和临床工作锻炼，已熟悉数百味中药的性味功效、配伍禁忌，能辨认数百味常用中药的形态特征，对药品的产地、质量也有很深的了解，故临床用药得心应手。熟悉药性，掌握主治功效至关重要。药物之所以能治病，是因其具有祛除病邪，补虚扶弱，协调脏腑气机，消除阴阳偏胜偏衰的病理状态，恢复人体健康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起来说，主要由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补泻等若干特性所形成。药物品种虽多，然其气不过寒热温凉，其味也不过辛甘酸苦咸。升降浮沉的性能与药物本身的性味关系密切。能升散的药物大多辛甘味，温热性；能沉降的药物大多苦涩味，寒凉性。一般味厚者多补，气重者必降；味淡者则泄，性轻者则升。升者上行向外，降者下行向内，这种性能有助于调整紊乱的脏腑气机，使之归于平顺；或因势利导，驱邪外出。寒凉药多治热实，温热药多治虚寒，润以濡燥，涩以收脱。《药性赋》引经药性歌等不可不知，正如吴生元教授常强调的“中药的运用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赋予其基本特征，才能为医所用。但药物的运用不仅局限于理论知识，而且还需亲自去认一认，如药材的品种、规格、形态、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主治功用等。将较常用的中药做些认识和了解，遣方用药就比较有把握了。”经过自身切身体验，提出四句话，即“药为方用，方在法中，立法有理，应变无穷”。
药物的主治功效与药性共同成为临床用药之基础，如：同是热性药，附子、干姜、吴萸、川椒功效各有不同。附子辛热有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散寒燥湿，温经止痛。干姜辛热无毒，温中回阳，温肺化饮，温经止血。吴萸辛苦热有小毒，温中止痛，疏肝暖脾，降逆止呕。川椒辛热有小毒，温中散寒，止痛杀虫。对药物主治功效的熟悉，使之能任意选药和很好地运用多功能药物。在运用多功能药物时，从多角度全面考虑，避免专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柴胡苦微寒在柴胡汤中取其和解疏散作用，而在补中益气汤中则取其升举清阳作用。防己苦辛寒，归肺、脾、膀胱经，止痛利水，祛风除湿。现代研究认为有明显镇痛，消炎抗过敏，解热和降压作用。但它有伤脾胃，影响食欲的副作用，故脾胃虚弱之胃痛者少用或不用，或配合健胃药同用。似此例子较多，兹不多举。此外，十分强调中药炮制是提高治疗效果和消减毒副作用的重要手段，亦不可忽视。
总之，知医悉药，掌握其主治功效，重视炮制，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合理选药，合理配伍，合理用量，合理运用，既知药且善用，便为提高临床疗效打下了基础。辨证论治，治病求本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的手段和方法。治病求本，是探求疾病的根本原因，并针对疾病根本原因采取正确的治本方法，是几千年来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一直遵循着的基本准则。辨证论治与治病求本是中医学的核心和精髓，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吴生元教授具有一定的医学理论知识，历经50余年临床实践，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辨证，晓知理法方药，力求治病求本，临床疗效颇为显著。一、注重整体观
所谓整体观，即把自然界、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来加以观察和认识，并对疾病的预防、治疗进行处理。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脏腑相关、经络相连、气血相通、升降出入恒动。《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素问·经脉别论》说：“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说明食物消化吸收，输布营养于全身，糟粕及代谢废物的排泄，必须依靠多脏腑协调才能完成。其他如泌尿系统、循环系统发挥正常生理功能亦然，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更与五脏密切相关，故五脏虽各有其用，然不存在孤立的作用功能。
疾病证候的产生都是整体功能失调，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提出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根据脏腑经络病机和四诊八纲进行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如治疗妇科常见病的痛经，病人除痛经之外，往往伴有不同程度的胃痛、头痛等症，三者不能孤立看待，其病机都因血寒气滞所致，通过养血益气、温经活血为原则的调经治疗，痛经缓解，头痛、胃痛症状自然消失。若医者不明其理，则头痛医头，胃痛医胃，延误病情。吴生元教授将头痛、胃痛、月经不调称为“月经不调三联征”，在于强调既要精于辨证，又要把握整体观。二、把握正与邪
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与患者的体质强弱和致病因素的性质是极有关系的。病邪作用于人体，正气奋起抵抗病邪，引起正邪斗争，破坏了人体的阴阳相对平衡，或使脏腑气机升降失常，气血功能紊乱，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病理变化。疾病正邪双方在斗争过程中是消长的，正气增长则邪气消退，而邪气增长则正气削弱。随着邪气和正气的消长，患者机体就要反映出不同的病机与证候，即如《素问·通评虚实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可以看出，邪正斗争与消长，不仅决定着病变的虚实，而且直接影响着疾病的发展变化与转归。在疾病过程中，或由于正气之虚或由于邪气之盛，均会促使病情发展趋向恶化，而正气旺盛或正气得以恢复、邪气退却，则病情多向好的方向转化。然疾病之所以发生，正气虚是根本原因。疾病发展转归，正气的盛衰也起决定性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重视正气，历代文献论述甚多。但扶正祛邪相辅相成，扶正为了祛邪，祛邪为了扶正。对于邪实正虚之证，攻邪要及时果断，以防姑息养奸。对于外感病宜因势利导，以祛邪为第一要义，邪去而正自安，从而体现正气为本。
祛邪当求不伤正，且固护正气，凡用寒凉药、发散药、攻下药等均强调中病即止。治疗外感风寒重症，寒证出现高热、恶寒、头身酸痛、脉浮紧，常分两步治疗。先用汗法，柴葛桂枝汤加麻黄、细辛辛温发汗驱邪治疗，服一至二剂，汗出热退即止；接着给予益气固表，用玉屏风合桂枝汤加味扶正祛邪治疗。祛邪之中不可忽视扶正，祛邪宜中病即止，而扶正亦当适宜而施。三、明确标与本
治病求本是大的原则，分清表里先后、标本缓急，恰当而合理地应用先表后里或先里后表，以及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祛邪与扶正权衡施治等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病因为本，症状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外感多实，实有六淫、疫疠之分；亦有素体虚或因病致虚之异；内伤多虚，虚有阴阳、气血之别，亦有兼夹气滞、血瘀、瘀滞、食积之异。临床所见往往错综复杂，标本难明，虚实互见，所以必须分主次、辨缓急。
临床治疗疑难病，必须审证求因。曾诊治一位妇女，35岁，因长期低热2年来就诊。症见：午后低热明显，发热时恶寒，恶风，头痛，口干不欲饮或偶饮温水，四肢不温，不思饮食，舌质夹青，苔薄白，脉细紧。长期以来，经过多种抗生素及中药汤剂治疗，原因不明，疗效不显。详细询问患者后，乃知其因大失血而起病，长期用抗生素及寒凉清热之品治疗，以致肾阳受损，阴寒内盛。结合舌脉症，断定为阴盛格阳证。阳虚阴盛为其主因，虚热外现是其标象，从阳虚阴盛论治，投温扶阳气之剂，引阳归舍，其热始平。故治疗寻其所因，实是关键。
按照“治病必求于本”的精神，在一般情况下，固然应该先着重治其本，即消除产生疾患的决定因素，原生的本病一除，派生的标病也就容易痊愈了。也正如《素问·标本病传论》所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如治疗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变，气血不足、肝肾亏虚为本是主要矛盾，治宜补益气血、调补肝肾治其本，用补中益气汤合桂枝汤加味治疗；治疗更年期肝肾不足的高血压，以调补肝肾为主治其本，辅以平肝降压，用黄芪果杞汤加味治疗；治疗长期厌食或慢性胃痛的患者，认为中焦宜温不宜寒，温中健脾才是治本之法，常用加味香砂六君汤治疗。《素问·标本病传论》又提出：“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说明当不排除标病就难以治本病时，应该先治其标，治标即是为治本准备必要条件。如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初期局部红肿热痛，认为仅是标象，治疗时用清热消肿的方剂一至二剂即可。但其根本还在于素体气血不足，血脉瘀滞，加之寒湿浸渍，导致经脉气血不通，宜先清解郁热治其标，再宜温散寒湿调其本。四、重传变，知常达变
主张治疾于萌芽状态，并防其传变。病邪一般由表入里，由浅入深、入侵脏腑，损伤正气，此为邪从皮毛入，及于五脏之里，故《内经》提出“善治者治皮毛”，认为“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外感病要掌握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的发展传变规律。如太阳病，既要防其化热转为阳明，又要防其寒化转为少阴病。如太阳中风：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是中风正证，用桂枝汤是常法；加葛根、杏仁、羌活、防风、茯苓、人参皆是太阳中风本证未变，灵活随证加减而提高疗效之小变法。如常用于治疗外感风寒证的柴葛桂枝汤，方中加柴胡、葛根，以达防止邪入少阳、阳明二经的目的。《伤寒论》太阳病篇第二十条云“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治用桂枝汤加附子，为汗后变证。由于卫阳不固而致漏汗，而汗漏不止，阳从汗出，更促使卫阳虚弱，足以导致亡阳虚脱之危险，这就不是随证加一味药的问题，而是变调和营卫之剂为扶阳救逆之法。因而认为，深入研究《伤寒论》等名著，对疾病既能知其常，也能达其变。扶阳气存津液，擅用温通之法
在《伤寒论》治疗法则中，始终贯穿着“扶阳气”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内经》谓：“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而上卫外者也。”以天和日喻人身之阳气，充分说明阳气是机体生命之本，与摄生延年、防病治病关系密切。余继承家学，平生重视阳气，对人身当保存“元气”的重要意义有较深刻体会，治疗阳虚阴寒证，主张抓住先天心肾阳气这一环节，临床擅用长沙诸方，很少用滋补药品，采用四逆汤、白通汤、附子汤、真武汤等扶阳抑阳，回阳助阳，取得较好临床疗效。在其他疾病治疗中，也注意固护阳气。如表虚自汗以玉屏风桂枝汤固护表阳；过汗伤阳见汗漏不止、恶风肢急、小便难者，以桂枝加附子汤助阳固表；里阳虚表寒外束者，以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解表散寒不伤里阳。对慢性久病阳气虚衰者，则以“回阳”为第一要义。阳回则生，阳亡则死。治疗真寒假热、阴盛格阳者，常用白通汤，或用白通加猪胆汁汤破阴回阳；治疗阳虚腰痛以肾着汤温中除湿；治疗心阳不足之心悸胸痹，常以苓桂术甘汤、补坎益离丹、参附汤、桂枝龙牡汤等温扶心肾之阳；治疗脾阳不振，常以附桂理中汤补火生土，等等。
扶阳气的同时不忘存津液，认为阴津和阳气均属人身正气，不可偏损。如阳热病证，阳邪亢盛往往造成阳亢灼阴；过量发汗，强利小便或攻下大便，也会导致津伤液耗的后果，阴阳互根互用是人身立命之本。因此，在治疗中发汗、利小便、通大便都强调中病即止，不可过剂，更不宜久服。对阳明腑实证则用调胃承气汤或大承气汤急下制阳以存阴。在很多方剂中都注意配伍养阴、敛阴药物，存阴以制阳。如：黄连阿胶汤中用阿胶、鸡子黄；柴葛桂枝汤中用葛根、白芍等。阴液的存亡对病情的转变、预后的判断关系重大，所以存阴液与扶阳气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于临证之际，需根据明确的辨证，采用相应的施治方法，切勿固执己见，有失偏颇。
温通之法是吴氏家学常用的治疗方法，“温”可以扶阳温里祛寒，“温”则气血流通。“通”可以通降理气，舒经活络，利湿化痰，能使病邪外出，气血调畅。《素问·调经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气血阴阳为人身之本，气血和谐，阴阳调达，邪气何能干忤；血之所以不虚，气之所有不滞，全赖阳热温煦之理。《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明·李念莪《内经知要》：“人生全赖于阳气也。日不明则天为阴晦，阳不固则人为夭折，皆阳气之失所者。”对气滞、血虚、寒凝、瘀阻等病症应及时施以温通之法，温可以扶阳散寒化瘀，通则气机顺畅，六腑通达。正如清·高士宗言：“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足以证明温通之法在临床诊疗中的重要地位。余粗懂此理，临床常见正气盛，邪气留滞或正气虚而致脏腑功能活动迟缓，使体内的代谢产物停滞而致虚中夹实的病理状态。表现为脏腑、经脉等被气、瘀、痰、湿、水、食等病邪阻滞，从而出现头痛、痞满、肿胀、麻木、喘满、癥瘕等症。若伴有阳虚寒盛症状者，善用温通之法，且常在温阳散寒方中配伍通降理气之品；或在通降理气、活血化瘀方中配伍温散里寒或温经散寒之药，使气血调畅，有利于邪气外出，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重视扶正，顾护脾胃
邪正的盛衰变化，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和转归，都有重要的影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正气与邪气斗争的过程。正气充沛，则人体有抗病能力，疾病就会减少或不发生；若正气不足，疾病就会发生和发展。因此，临床治疗的关键就是要改变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扶助正气，祛除邪气，使疾病向痊愈的方向转化。脾胃五行属土，处于中焦，承担着化生气血的重任，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与人体正气强弱关系密切，且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与预后，在临床疾病诊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一、重视扶正
扶正祛邪相辅相成，扶正为了祛邪，祛邪为了扶正，因此邪实正虚，攻邪要及时果断，以防姑息养奸。但凡寒凉药、发散药、攻下药等均强调中病即止，处方以1~2剂为妥，注意攻邪的同时不伤正气或少伤正气，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病能力，使邪去正安，疾病得愈。凡病情需要，常常在攻邪方中配伍扶正药物，如寒湿未尽，又气阴不足时，则另开扶正之方交替使用，可在散寒除湿治疗外，另拟人参、麦冬泡水代茶饮。二、顾护胃气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二者互为表里，相互配合，消化水谷，吸收精微，以濡养全身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脾胃功能正常，正气充足，则体健少病，即使患病也有抗邪能力，病易祛除；若使脾胃功能受损，则正气不足，体弱多病。一旦受病，抗邪不力，病患缠绵难愈。正如李东垣在《脾胃论》中云：“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凡病必问脾胃，辨证立法不忘脾胃，组方用药想着脾胃。
1.凡病必问脾胃
前来就诊的病人，不论何病，也不论年龄性别，必询问与脾胃有关的症状。如不了解患者的脾胃状况，就不能为辨证立法提供全面的第一手材料，不了解患者后天之本是否健康，怎么能提出适当的治疗。
2.辨证立法不忘脾胃
不论何病，不论是外感还是内伤，是属寒还是属热，是属虚还是属实，均要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否与脾胃有关。对于肠胃病，首先要考虑脾胃。而对于其他脏腑的疾病，在辨证立法时也十分重视调理脾胃。因为他脏疾病常累及脾胃，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既已受累，必当调理。若不调理脾胃，顾脾胃之阳气，势必影响疾病的治疗。至于久病体虚之人，脾胃均有损伤，因此在辨证立法上应重视脾胃，这也是整体观念在辨证立法时的具体体现。如脾与心，脾主运化、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心主血脉，共同主宰血液的生成与运行。心血不足等证常兼脾虚而成心脾两虚之证，症见心悸、失眠、多梦、神疲乏力等，治当健脾养血。健脾是为了充足化源，促进血液生长。心脾两健，血运正常，则诸症痊愈。如脾与肝为生克关系，肝病患者，常累及脾，若单纯治肝则难获痊愈。正如《金匮要略》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故见肝之病，治肝调脾，双管齐下，方能取效。再如，脾肺共同主宰机体气的生成与津液的输布，脾虚失运，水液停聚生痰，痰浊阻肺，肺失宣肃，可致咳喘痰多、胸闷，此时除宣肺止咳、降气平喘外，亦不忘脾虚之症，当佐以健脾化痰之法。若咳喘日久，伤及脾气，症见痰多清稀、纳少便溏、气短乏力，又治以健脾运湿，辅以化痰止咳。脾与肾，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湿；肾为先天之本，主气化水湿。肾阳温煦脾阳，后天充养先天，故肾病常累及脾而致脾肾两虚，常脾肾同治。总之，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他脏之病常累及脾胃，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既已受累，必当调理，故辨证立法应不忘脾胃。
3.组方用药顾护脾胃
临证组方用药时，注意调护脾胃，顾护胃气。口服给药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药液被患者服用后，先受纳于胃，运化于脾，然后输布于全身各脏器。其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药物成分的吸收及疗效的好坏。若脾胃功能正常，药物被充分吸收，则预期疗效可达；若脾胃功能失调，甚至衰败，则药物未被充分吸收，甚至因胃气衰败而拒药，则预期疗效难达。因此，在临证处方用药时，若患者兼有脾胃疾患，方中应加入调理脾胃之品。若所兼脾胃之疾较轻，仅表现纳少、胸闷、腹胀者，在不影响主症正常治疗的情况下，在主方中加入菖蒲、白豆蔻或砂仁等芳香健胃之品；若所兼脾胃之疾较重，症见纳呆、胃脘疼痛、反酸嗳气、腹胀便秘或大便溏泻者，当先调理脾胃为主，兼治他疾。且治疗之药，多取平和之品，以免影响调理脾胃之治。正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败。”即使是脾胃功能正常的患者，在用药时也十分注意顾胃气，在方中常加生姜、大枣、甘草。因生姜能健脾暖胃，大枣温中健脾，甘草和中缓急、调和诸药。临证中不能一见热象，不问青红皂白，就投以大量的黄芩、黄连、大黄等苦寒之品，苦寒易伤脾胃；不能见阴血亏虚，就投以大量的熟地黄、阿胶等甘腻之品，以免滋腻碍胃。《内经》所言“太阴之上湿气治之，阳明之上燥气治之”，是指脾胃之生理而言。然而脾胃同处中焦，常因饮食不节、过食生冷、劳伤心神，致使中焦受损。中阳虚则易致燥不胜湿，湿从寒化，故温中健胃、散寒除湿为常用之法。顾脾胃之阳气，为用药的特色之一。注重体质，因人制宜
年有老幼，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稚阳未充，则肌肤疏薄，腠理不固，卫外力弱而易感邪，易寒易热，易夹食滞；稚阴未长，则脏腑柔嫩，易于传变，易于伤阴，易损中期，易虚易实。
一般而言，凡大辛大热、大苦大寒之药，小儿均宜慎用，这是处方用药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的放矢，善于配伍，可达到有故无殒，提高临床疗效。如麻黄、桂枝、细辛三味药均为辛温解表、宣肺止咳的良药，却令多数医家望而生畏，而余在治疗小儿外感风寒证常用柴葛桂枝汤、杏苏二陈汤、玉屏风桂枝汤等方剂，麻黄、桂枝、细辛三味药必在其中。只要配伍得当，剂量适中，风寒之邪往往一汗而解，祛邪不伤正。
小儿妄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对疾病既要重视西医病因病理之说，又不可晦于细菌、病毒、炎症之论，而不别六淫、不分表里、不晓虚实，皆用大剂苦寒清热解毒之品，则后患无穷。老年人的衰老既是一种生理状态，又是一种病理状态。诊治老年病人，必察体质的强弱，患者之情志，境遇之顺逆，先后天之盈亏，病作之缓急，邪气之深浅，斟酌权衡，立法定方，力求达到辨证要准、立法要稳、选方要当、用药要轻的特点。
临床诊治疾病必须注重体质的差异，方不失治病求本之则。一般言寒邪引起寒证、热邪引起热证，但邪气伤人，孰寒孰热还要结合人体正气之盛衰、体质之偏胜、邪气之转化。因此，临床辨证应以舌脉症的表现为依据，其病机转化则必须考虑人体状态、邪之性质，才能知常达变，防患于未然。遣方用药，谙熟医理
机体在正气亏虚，阴阳失衡，气血逆乱，脏腑功能失调，抵抗力下降时产生疾病。医生用药无非是补偏救弊，调整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创造有利条件，促使机体生理功能尽快恢复。强调用药不在于医生之好恶，而在于认证的准确、投药的契机、配伍的适宜，即有是病用是药。常言道：“药为方用，方在法中，立法有理，应变无穷。”“方是死的，法才是活的，理精艺熟，才能活法圆通。”但辨证析理虽明，立法亦难，而组方错乱、选药失当、用量失宜，仍可贻误病情。有关立法、处方、用药等方面的个人经验有以下特点。一、八法应用，自有创新
以法治病，不以方求病，而是随证论治、法随证异、知常达变、法中求法、活法圆融。若固执一病一方，则失辨证论证的精神。八法是治疗大法，当用则用，并得其法，自然应手起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汗法、补法、温通法是吴氏家学常用的治疗方法。汗法用于外感表证，能解表透邪外出，使疾病早期而愈。汗法尚要因人而异，汗之不及固无功，汗之太过也伤表，大汗必伤阳，过汗也耗液。汗而有伤，变证蜂起。正如《伤寒论》所说：“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再如补法用于虚，能补其不足，促进患者康复。但必须明白，虚有因虚而病、因病而虚之别，也有渐虚、顿虚之分。虚的范围很宽，有先天、后天之别，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各有虚证，虚证多样，补剂也有多种，必须针对使用。人体以气血流通为贵，临床应以通为补之法，而达到补而不壅不滞。正如《金匮要略》所言：“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个人十分推崇《伤寒论》“温阳扶气”的治疗大法，对于人身须当保存“元气”的重要意义有深刻体会。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认为扶阳祛寒宜温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温通之法不只局限于治疗阳虚阴寒证，对于正虚邪盛而致脏腑功能失调、代谢产物停滞所出现的头痛、麻木、胀满、肿胀等病邪阻滞的证候，均可用温通之法。二、经方时方兼用，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在历代著名医学家中，由于学术见解、临床诊治侧重及实践经验的不同，形成了许多学术流派，如“经方派”、“时方派”、“寒凉派”、“温补派”等。这是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医学水平，促进了学术的争鸣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免不了有其局限、偏颇等问题。医者治病，应该取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博采众方，不可固执一隅之见，不能陷入流派之争。遣方用药不在医者之喜恶，而在考虑病证之客观需要，结合自身经验专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病情需要用经方，则用经方；病情需要用时方，则用时方；病情需要寒凉，则用寒凉；病情需要温补，则用温补。实践证明，无论经方时方，用之得当，见效甚捷。强调经方和时方都是前人经验的结晶，经方精炼而时方轻灵，方不在多，执一驭万。余临床上常用桂枝汤出入，活法圆通，左右逢源，如柴葛桂枝汤、桂葛汤、当归四逆汤、补中桂枝汤、玉屏风桂枝汤、桂枝附子汤等，既广泛用于外感病，又广泛用于内伤杂病。临证应用经方，师古不泥古，如当归四逆汤本治血虚寒闭之厥，推广治疗血虚寒闭之头痛、月经不调、痹证等皆有显著疗效；封髓丹本治相火旺之遗精，适当加味推广治疗口疮，而谓之清上温下、引火归原、纳气归肾、助阳生津，其效甚良。小柴胡汤本治少阳半表半里证的主方，推广应用于乳癖、瘰疬等与少阳经脉循行相关疾病的治疗，皆取得满意疗效。时方之中，如加味香砂六君子汤、玉屏风散、丹栀逍遥散、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导赤散等亦为常用。并创经方时方相合，如补中桂枝汤、玉屏风桂枝二陈汤、生脉苓桂汤、柴疏汤等，临床效果仍然显著。
50余年的临证实践，感受到许多古方经方尽管有较好的疗效，但并不完全适合临床所见的病证，于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创拟了一系列新方，如麻杏蒌贝汤、黄芪果杞汤加味、天真丹、沙参麦冬石斛汤、瞿萹五苓散、黄芪防己汤等。以上数方，虽多从古方衍化而来，然师古不泥古，常效其法，知常达变，灵活运用，多发新意。三、处方用药，灵活通变，善于配伍
古有用药如用兵之说，遣方用药，首先选好将帅之药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而能当将帅之药常是药力较强或峻猛之品。临证若能大胆使用，合理布局，则能中病即止，如家父吴佩衡先生提出的“十大主帅”，即附子、干姜、肉桂、细辛、麻黄、桂枝、大黄、黄连、芒硝、石膏，常被选为君药，君臣有序，佐使兼施，组成有效方剂。遣方用药，灵活之中有法度，稳妥之下寓变化。强调药物的组合及加减配伍要注意主攻方向，注意辨证立法的连贯性，注意君臣佐使相辅相成，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组方杂乱无章。针对临床存在用量以大为快、配伍庞杂之弊，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关键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以适当剂量达到最大治疗效果，能四两拨千斤则为高手。例如治疗阳虚发热患者，选用白通汤治疗，药不过五六味，但能药到病除。
药物配伍与药量调剂皆有法度可循。药有四气五味补泻之异，寒热温凉之别，升降浮沉之差，归经引经之用。组方有君臣佐使，配伍用药有相须相使、相畏相杀之妙，即协同增效、削减毒副作用。然亦有相恶相反者，宜避用禁用，即拮抗降效、增剧毒副作用。有效经方、时方配伍应严谨，必须严格掌握运用。善配伍者，须明一药多用之理。如麻黄为辛温解表药，配桂枝峻汗解表，配石膏发表清里，配杏仁宣肺定喘，配附片发表温里，配姜、赤小豆利水，配半夏动静结合，配连翘解表退黄。积数十年临床经验，总结出数对配合默契、具有协同作用的药物，如麻黄配桂枝发汗作用强、白芍配桂枝止汗和营卫、公丁香配肉桂温中健胃、远志配麦冬养阴敛汗、淫羊藿配薏苡仁祛风利湿补肾、蜂房配骨碎补清上焦虚火、大蓟与小蓟凉血止血兼利尿、仙茅配白茅根补肾气兼活血养血等。协同用药只是用药方法的一种，善配伍者，必须明寒热兼施之理。四、处方配伍擅用反佐
反佐乃反治法之一，即指处方中药物组成的反佐法。凡一方君佐药物有寒热温凉之性，辛甘酸苦咸之味；或君佐药的功用有补泻、升降、散敛、行止、润燥等相反，但全方的治疗作用却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于此皆属反佐配伍。余推崇仲景思想，临证处方中，常以反佐配伍法，如左金丸重用黄连配吴萸治肝火犯胃，吴茱萸有反佐引经、相反相成之妙；又如用白通汤治疗阳虚发热，于阳热之药中加入猪胆汁，取其苦寒反佐、从阴引阳，导阳热之药易于直达病所；其他如治疗慢性咳嗽常用散敛同施、治疗呃逆呕吐常用升降并用等，皆取得显著效果。
1.寒热反佐
寒热反佐配伍是在大寒方剂中稍加温热药物，或在大热方剂中稍加寒凉药物。《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是其典范。方中附子、干姜回阳散寒，葱白宣通上下阳气，配伍细辛温散三焦寒邪，二陈汤燥湿化痰，反佐银柴胡从阴引阳，消除格拒，导阳热之药下行，以达破阴回阳的目的。《内经》曰“逆而从之，从而逆之”，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之谓也。寒热反佐是临床最常用的反佐配伍，然而寒热反佐的意义不仅是单纯的消除寒热格拒，也有在病症不存在格拒的情况下，采用反佐配伍，相反相成，以增强疗效。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用黄土汤加减，方中黄芩、黄连佐附子、白术、赤石脂；大黄附子汤中大黄佐附子、细辛等。
2.散敛反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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