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精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倩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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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与大众文化精神试读：

通俗小说出生很早，但是发育和成长却很缓慢。敦煌石室所藏的话本《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等，一般认为产生在唐五代，这就是说在唐五代已经出现了作为通俗小说早期形态的话本。其后宋元时期，尽管瓦肆勾栏的“说话”成为民众喜见的、在说唱伎艺中十分成熟的门类，但将口头伎艺的“说话”转变成书面化的白话小说，似乎还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至少，我们今天见到的元刊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等，以及小说《红白蜘蛛》残页，在文学上还只能算是比较粗拙的作品，与敦煌小说相比，几百年过去了，艺术上并未有长足的进步。及至明代嘉靖之前，我们在洪武至正德这一百五十年中的文献中至今只能找到极为稀少的有关通俗小说的记载，世称《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为元末明初的作品，而二书成于元末明初之说甚为可疑。现在传说正德年间有一部《金统残唐记》，万历人钱希言《桐薪》卷三记云：该书记载黄巢事甚详，“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称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孝而作也。后来词话悉俑于此。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浒》、《三国》而不传《金统》，是未尝见其书耳”。钱希言说“后来词话悉俑于”《金统残唐记》，则此书未必一定是白话小说，即使是白话小说，它出现的年代已接近嘉靖了。此外，正统年间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新词小说》、《烟粉灵怪》、《忠传》、《薛仁贵征辽事略》、《宣和遗事》；叶盛《？竹堂书目》著录有《新话小说》和《烟粉灵怪》；著录小说最多的是嘉靖间晁？《宝文堂书目》，包括宋、元和明代前期作品一百余种，属于明代的只是一部分，而且有些作品的文体性质还难确定。总之，自明朝立国至正德这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处于低潮，在文坛上没有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历史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从唐五代到明代前期，历经数百年，通俗小说成长如此迟缓，可是进入到嘉靖时期，《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皇明开运英武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一批长篇小说发其端绪，继之而起的小说翕然形成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话本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等多种类型，大有狂飙突起、领一代文学风骚之势。这种历史巨变之原因何在？历史的发展不会是单因的，总是有多种因素交互地起着作用，文学发展也不例外。通俗小说的编刊是一种商业行为，宗旨是营利。它必须有读者市场和能迎合读者需要而进行创作的作家，由此可见，它的读者、刊行者和作者三个要件与诗歌散文是有所不同的，其读者已从士人扩大至广大市民阶层，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文化普及都是重要的条件。小说刊行者是为营利而运作，印刷技术、成本、交通和市场，都是直接制约通俗小说产生的因素；而决定通俗小说内部质量的则是作者。

唐五代以来通俗小说发展迟缓，当然与小说生产的外部条件有关，但就其小说艺术自身的建设来说，关键还在作品创造者的素质和水平。嘉靖以前，无论是讲史的平话还是短篇的话本，其作者群基本上是“说话”伎艺圈子书会的“才人”，或者就是“说话”艺人。南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小说讲经史”就记有一位叫“王六大夫”的艺人既能说、又能编：“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1265—1274），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书会才人或称书会先生大概是勾栏瓦肆中专门为戏曲说唱编撰脚本词曲的人物，明初朱有瞛《香囊怨》杂剧第一折白：“这《玉盒记》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书会先生做的，十分好关目。”《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篇末：“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这些书会才人和能说会编的艺人的背景经历甚至真实姓名也不复可考，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是不得志的读书人，或者虽然出身大家却痴迷和谙熟戏曲说唱而不务“正业”的子弟，可能较多的还是梨园世家子弟和出身寒微而有表演和文学才能的人，总之，这个群体不属于“士”的阶层大概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在说唱艺术方面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创造天才的艺术家，但不一定就是小说家。小说作为文学艺术与口头伎艺的“说话”毕竟是两个行当。“说话”以表演者的口语、形体动作和简单道具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而小说以文字为媒介，文字只是抽象的符号，读者要接受它，必须调动大脑的第二信号系统将这些抽象的符号转换成具象的人物情节，这首先就要求作者必须把自己头脑中的人物情节变成读者可以理解的文字系列。小说与“说话”的媒介完全不同，“说话”中的某个节目在书场中表演可以令人绝倒，可是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供人阅读，未必会收到书场里的效果，这种现象是不足为怪的。说书艺术家浦琳说《清风闸》红极一时，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说，作为小说的《清风闸》“此书余曾见之，亦无甚佳处；不谓当时倾动一时，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笔墨间耶！”表演艺术家不等于作家，每个艺术行当都有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规律，因此也都要求自己的从业者有自己行当必备的业务素质。小说作为以文字为媒介的语言艺术，它更强调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技巧。而文字功夫则要求有更广泛丰厚的阅读积累和写作经验，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字功夫的人还多半在传统文学圈子中。通俗小说长期以来被人民视为鄙俗的闲书，直到嘉靖以前还很少见到有著名诗人或散文家参与编撰和创作的记载。通俗小说一直在民间自生自长，这大概就是通俗小说艺术水平长期以来得不到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

嘉靖以后文人风气有明显变化，对通俗小说的态度由蔑视逐渐转变为重视和参与（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就个别而论，诋毁通俗小说的文人和士大夫始终都大有人在）。嘉靖人洪螰出身世家，以祖荫仕至詹事府主簿，他编刊的《六十家小说》（今称《清平山堂话本》），可以说是开启了文人参与话本小说编创之先河。嘉靖时期，一些著名文人可以堂而皇之谈论通俗小说；武定侯郭勋刊刻《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并策划了《皇明开运英武传》的创作；还有如唐顺之、王慎中、李开先、崔铣等人也都以赞赏的口吻论说《水浒传》；至万历，《金瓶梅》竟成了一些士大夫公开谈论的热门话题；而直接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著名文人如冯梦龙、凌初等等更是不绝如缕。清人李绂说：“明嘉、隆以后，轻隽小生，自诩为才子者，皆小说家耳……”，这种风气由嘉靖、隆庆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时期，从而造就了通俗小说划时代的辉煌。二

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谈到这个转变，就不能不提到王阳明的心学，因为这转变在思想价值的根基上是由王阳明心学来实现的。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尝筑阳明洞，又立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出身世家。在儒家学说中，王阳明的心学是与朱熹理学不同的思想流派，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他不同意朱熹的“理”是先验的客观的存在的观点，理所当然的不同意朱熹的“读书穷理”的修身路线，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所谓“致良知”。如果我们称朱熹的理学为客观唯心论，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主观唯心论，他们是儒学的两个分支，犹如一车的两个轮子，对立而又统一。

王阳明的心学当然不是无源之水，他继承了南宋陆九渊（1139—1192）“尊德性”之学，而受稍早于他的陈献章（白沙）的直接影响。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大明。”（《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这是就思想渊源而言，从社会现实考察，王阳明心学之崛起自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明朝立国，朱元璋钦定朱熹理学为官方哲学，诏令八股取士以朱熹理学为思想标准，但是明初至正德一百五十年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一再尖锐地嘲讽了朱熹理学的虚伪和苍白。朱元璋死后不久，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役，从合乎宗法统系并由朱元璋诏令的继任人建文帝手中篡夺过来皇位，在天下人皆知无“理”的情势下，残酷杀戮当时据“理”抗争的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士大夫，逼使朝廷士大夫承认他的篡弑合“理”。称颂他篡弑合“理”的士大夫于是加官晋爵，把持了从朝廷到地方上上下下的各级衙门，他们无一不是朱熹理学的信徒。人们也许对“靖难”的是非暂时缄口不言，但对于言不离“理”、行则悖“理”的虚伪风气不会不痛心疾首、痛定思痛，对朱熹理学不能不产生怀疑。“靖难”五十多年以后，又发生震惊朝野的“夺门”事件。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役被俘，北京被鞑靼大军包围，社稷危在旦夕。在朝廷无主的一片恐慌中，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组织北京军民成功地实施了保卫战，使朱明王朝转危为安。于谦之“忠”，天下妇孺皆知。但是那位从俘虏营里放归的明英宗在1457年乘朱祁钰病倒而发动政变，在成功复辟之后便不由分说地斩杀了挽救明朝社稷的于谦。此所谓“夺门”。“夺门”向天下人宣示了什么？忠臣于谦身首离兮的下场难道不是再一次嘲弄了朱熹理学的教条吗？16世纪初即位的正德皇帝更是荒唐，朝柄落入宦官刘瑾之手，那班以朱熹理学进身的士大夫竟匍匐在宦官的脚下，有的竟无耻到拜认宦官为干爹、义父的地步。王阳明就是因为不满阉党专权，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廷杖五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险些丢了性命。面对这种现实，王阳明沉痛地说：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蒁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嫉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王阳明认为关键在于人心。朱熹认为理是先验的客观存在，只能言性即理，而不能言心即理，有忠孝之理，故有忠孝之心，主张读书穷理。王阳明却认为心即理，有忠孝之心，即有忠孝之理，用读圣贤书的途径去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以至造成“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的知行分裂的恶果。所以他主张理不假外求，而求之于心，即“致良知”，“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他在讲求之于心的同时，又强调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即所谓“知行合一”。三

这里且不深论王学与朱学的长短，只是要说明通俗小说为何因王学而崛起。王学之要义，按其弟子归纳有三，一曰“致良知”，二曰“亲民”，三曰“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关注，导引文学从复古主义思潮束缚中摆脱出来走向人的性灵，相应的作为文学的通俗小说则是从说故事提升到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的艺术层面。这是创作深层问题，留待后面讨论。这里首先要讲的是王学“亲民”说如何填平了士人与通俗小说之间的鸿沟，并且推动了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的。

王阳明阐述他的亲民论时这样说：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所谓“亲民”，就是要让天下人都能明德；而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这种主张是以他的“天地万物一体”论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万物一体，无论圣人、庶民、禽兽、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他又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功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王阳明认为人皆有良知，落实到对士、农、工、商的评价上，便是他的著名的新四民论。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他提出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他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在“道”的面前完全平等，并无尊卑荣耻之别。农民、工匠和商人，只要他在他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尽其心，有益于生人之道，也就是致良知了。这种见解，不能不说是对“唯上智下愚不移”和士庶有别的观念的历史性突破。

以入世为宗旨的儒学长期以来只是贵族士大夫的文化专利，它与庶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唐代佛教禅宗从出世转向入世，惠能《坛经》第三十六节《无相颂》的后世通行本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一方面，禅宗主张“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打开了世人通向佛家菩提的大门；另一方面，又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领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这就是所谓“直指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强调佛在心中，不假外求。禅宗的这种内在超越为士庶大众进入佛家大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由是佛教迅速地走向中国的世俗大众。面对佛教赢得越来越广大的信众的形势，儒家如果仍然停留在与庶民大众日常生活无关的烦琐章句的礼学圈子里，则将被历史淘汰出局。这至少是儒家改革的外部原因。唐代韩愈是第一位提出儒学必须与士庶日常生活相结合的人，他的《谢自然诗》曰：“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织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韩愈虽然未如禅宗所说“直指人心”，但他提出“直指人伦”，这应该是儒学社会化的一个历史性转变。宋代陆九渊开始注意向社会大众传道，基于他的“复其本心”的基本观点，他说：“若其心正、其事善，虽不曾识字亦自有读书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但是他没有像后来的王阳明那样在人性上打破士庶不可逾越的界分，同时他的影响力也远不及朱熹。朱熹“读书穷理”的路线被奉为大道，如他自己所说：“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朱熹求理的路线，只能在士这一阶层实行，对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庶民（农、工、商）来说是“此路不通”。从韩愈到朱熹，儒学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它立教的对象却基本上还是士这一阶层。直到王阳明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士、农、工、商纳入宣教的对象范畴，在这一点上说，王学的确是完成了儒学的社会化历程。

王学既然是以社会大众立教，它自必会讲究宣教的方式和手段。对于那些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愚夫愚妇”传道，王阳明特别强调要采用“愚夫愚妇”所感亲切和所能接受的方式和手段。《传习录》曾记录了他和他弟子的一段有趣的对话：

一日，王汝止（畿）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梦石（赩）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洪（钱德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这段对话表达了王阳明建立在“万物一体”理论基础上的众生平等的思想，他强调“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看起来是个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其实是个对众生的态度问题，若自以为高人一等，居高临下，是讲不成学的，而且也背离了“万物一体”和“亲民”的基本原理。

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就贯彻了这个儒学社会化的路线，他的门下就有农民、樵夫、陶匠等等，其中陶匠韩贞在心学上很有造诣，并且坚持不懈地在下层民众中传道授业，黄宗羲说他：

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毕，又之一村。

以化俗为任是王阳明心学的一大特征，这与此前的朱熹理学有很大不同。清人焦循就曾指出，“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关键还在于王学的信徒们并不只停留在理论上，他们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在社会下层中讲学传道，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一种冲击社会僵化思想的新思潮，从而深刻影响了士人及其文学价值观念。

通俗小说本来是“愚夫愚妇”消遣的玩意儿，士大夫即使有读它甚或欣赏它的，读完后也要骂它一声“鄙俗”！明代嘉靖以前，我们在文人的集子中和野史笔记中很少见到议论通俗小说的文字，通俗小说并非不存在，文人不屑一顾耳。偶尔有所议论，则一定是贬斥。生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卒于成化十年（1474年）的叶盛谈到通俗小说时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叶盛把通俗小说的作者称为“射利之徒”，旨在赚钱，与“义”毫不相干；而读者则是“农工商贩”，绝不是喻于义的君子，女性读者也许有士夫内眷，但那也是“痴女妇”，沉溺此中而不知醒悟。总之，通俗小说是以谋利为目的，被农工商贩愚夫愚妇所欣赏的鄙俗读物，士君子不能不与它划清界限。这就是嘉靖以前的士大夫对通俗小说的典型的看法和态度。王阳明说，“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这句话对于通俗小说而言无异于点石成金。通俗小说既然为愚夫愚妇喜闻乐见，它岂不是向大众宣教的有效工具？王阳明虽未直接论及小说，但谈到戏曲，他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王阳明深受佛学影响，大有可能从佛教俗讲方式得到启发，佛教可以利用“宝卷”这种讲唱故事的形式传道，儒教何以不能拾起小说戏曲？张尚德于嘉靖壬午（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有云：

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鉹栝成编，欲天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

张尚德认为要让儒家大义入天下人之耳，通俗小说因语俗易晓乃是有效的宣教方式。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亦谓：《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这种观点被后来的通俗小说家和理论家不断地重复发挥。它一方面为通俗小说登上大雅之堂提供了进门券，另一方面也为士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和评论提供了堂堂正正的理由。士人与通俗小说之间的鸿沟就这样历史性地给填平了。此后不论是身居庙堂之高的高官，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名士山人，通俗小说不仅不是禁忌的话题，反而是高谈阔论的时尚热点。四

王阳明的“亲民”说不只促使了士人介入通俗小说，而且影响着通俗小说创作的题材价值观。小说的讲史题材类型由于依附的是正史，而史书在儒家心目中有镜鉴当今、垂范千古的崇高品格，所以讲史小说的题材价值是毋庸质疑的；然而，不去演述帝王将相、朝代兴衰之经国大事，而来描摹农、工、商以及社会底层人物的凡庸生活，又有何价值可言？王阳明的“亲民”说把士、农、工、商视为同道，业虽异，而道一也。他认为，农、工、商在他们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只要调停得当，均有道存焉，不害于为圣为贤。汲汲营利，断然不可，但不以治生为首务，“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前面曾引他的《节庵方公墓表》乃是他嘉靖乙酉年（嘉靖四年，1525年）为商人方麟（节庵）所撰，墓表中明确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传统观念“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是“王道熄而学术乖”的表现。贵为伯爵、名扬天下的思想家王阳明给一个商人做“墓表”，这个举动本身就有示范和指标的意义。士、农、工、商均有同等的文学描写的价值，这是王阳明新四民论在文学题材问题上推衍出来的必然结论。《水浒传》是长篇白话小说中第一部以下层社会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李贽（1527—1602）称赞它，就特别强调下层人物中有忠有义：

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

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1574—1624）评论《水浒传》时响应李贽之说：

汉家博一代奇绝文字，当最《史记》。一部《史记》中，极奇绝者，却不在帝纪、年表、八书、诸列传，只在货殖、滑稽、游侠、刺客……今代无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浒》为绝世奇文也者。非其文奇，其人奇耳。

钟惺称《水浒传》好汉为奇人，并由此推导出《史记》的价值只在货殖、滑稽、游侠、刺客等等社会下层人物身上。这是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也为通俗小说描写市井小人物制造了舆论，推动了小说创作题材从帝王将相向芸芸众生倾斜、从经世纬国的大事向市井闾巷的俗事倾斜。其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异军突起，特别生动而且深刻地描绘了市井民众的悲欢离合，可以说是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五

纵观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有一个从说故事到写性情的进化。从理论上说，故事是小说的最基本的层面，故事以新奇为特点，故而能够满足听众和读者的好奇心。故事从开端到发展到结果，有可能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因果联系。比如《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所辑《杨温拦路虎传》大体上保持了宋代话本的面貌，这篇话本讲述杨温失妻而复得的故事，就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作者似乎更热衷于讲述杨温与杨员外、马都头使棒比武，以及杨温在岳帝庙会与李贵使棒打擂，如果说杨员外与掳掠杨温之妻的强盗相识，无意中帮助杨温发现了妻子的下落，那么马都头、李贵之流对于杨温寻妻毫无意义。小说开头说杨温“武艺高强，智谋深粹”，但在故事中，除了使棒比赛有高人一筹的表现外，一次被陈千手下喽制伏，一次又被杨达一伙强盗打得狼狈不堪，若不巧遇出巡的官军，怕是妻子救不出，连自己的性命也要搭进去。故事由一些偶然的因素连接着，主人公杨温完全处在被动的状态中。这篇作品只能称之为一篇故事，但在“说话”表演中，一些使棒的场面大概是会讲述得十分有声有色的。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说故事和情节是不同的：“故事是叙述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情。情节也是叙述事情，不过重点是放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死了。’这是一个故事。‘国王死了，后来王后由于悲伤也死了。’这是一段情节。时间顺序保持不变，但是因果关系的意识使时间顺序意识显得暗淡了。”情节的因果关系是人物性格冲突所造成，所以人物性格才是建构情节的决定因素。通俗小说在它的初级阶段大多是一些故事，从说故事提升到叙情节，关键就在人物性格的把握。小说艺术的历史性提升，与王阳明“致良知”所导引的关注人的性情的文学思潮有着重要的关系。

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认为“心即理”，主张“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思维取向由身外转向内省。王学与朱熹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宗旨上并无二致，但王学以心为本体，所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作为本体的心是有情的，从而对情有所肯定。朱熹不谈情，只谈“性”。“性即是理”，把“性”看作了人化的“理”。“性”要受“气质”的制约，而“气”有正偏之别，得其正者则合天理，是为善；得其偏者则阻塞天理，是为恶，或称为人欲。朱熹的哲学中“情”与“人欲”没有界分。王阳明心学中的“情”则是一个重要命题，他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

他认为礼就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的，“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

后来李贽（1527—1602）正是由此出发提出“童心说”。李贽所谓“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它显然是合有七情之人心的进一步阐释。在李贽看来，欲只要是自然真实的，都应该得到尊重。他说圣人也有势利之心：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聚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足乱聪耳，不足采也。

李贽只讲人心必有欲，这个欲不但不妨其道，而且没有欲则道不行。他举耕田者、理家者、为学者、做官者，皆因有私欲而推动其事业。就是圣人孔子，假若没有司寇、相事的高官厚禄的吸引，他在鲁国一天也待不下去。由此推论，人必有私，道不在于禁欲，而在合理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基于“童心说”，他一方面深恶痛绝社会上的假道学，他说：“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另一方面十分推重百姓日用之道和率真之言，尤其称赞那些贵族士大夫不屑一顾的鄙野俚俗的“迩言”。他说：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等，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

又说：

唯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而舜独好察之。以故民隐无不闻，情伪无不烛，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皆晓然洞彻，是民之中，所谓善也。夫善言即在乎“迩言”之中，则“迩言”安可以不察乎？

李贽称赞“迩言”，着眼点在它的率真。按他的“童心说”，真是最本质的。真，才可谓善。这种理论与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之理学已经不是互补依存，而是你死我活的对抗了。在王阳明心学勃起之时，卫道者们就看出它背离朱熹理学的倾向，意借朝廷行政权力进行压制。王阳明去世，当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桂萼即上疏攻击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嘉靖皇帝纳其言，下诏停止王阳明爵位世袭，恤典也不再举行了。虽然没有把王学钦定为“邪说”，其贬斥之意却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王学并没有因此而消歇，它反而获得更多的信众，迅速形成席卷天下的时代思潮。把王学发展成冲决封建禁欲主义的叛逆思想的李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致使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割喉自尽。李贽人去世了，他的思想却充满生命力，万历、天启著名文人受其影响者颇多，据清《四库全书》考核，董其昌“以李贽为宗”，屠隆为“李贽之流亚”，焦“与李贽友善”，“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李腾芳“亦颇尊崇李贽，称为卓吾老子。盖明季士大夫所见大抵如斯，不但腾芳一人也”，等等即可证于万一。文学方面，汤显祖、袁宏道诸人的文学主张，均植根在“情”、“真”的哲学理念之上，这已是文学理论批评史家的共识，毋庸赘述。

通俗小说家受“致良知”和“童心说”影响尤为显著。奉李贽为“蓍蔡”的冯梦龙搜集、编刊了民歌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其《叙山歌》不啻李贽“迩言”说之翻版：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

他称民歌为“性情之响”，其价值就在“情真”二字。“情真”这种文学价值观应用于通俗小说的创作，第一，解除了史传传统“实录”原则对小说创作的束缚。小说一向被视为史乘之亚流，长期以来都被史统的阴影所笼罩，不敢公开宣言小说是虚拟杜撰的故事，这“情真”之说即冲破了史统的藩篱，冯梦龙《警世通言序》用“理真”来取代“事真”：“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这里所说的“理真”指的是情理之真，与事实之真对举。第二，“情真”的文学价值观推动了通俗小说由追求故事性转变为描摹世态人情的真实，故事不再是创作的终极目的，故事只是展现世态人情的载体，情节只是人物性格的历史。就小说艺术发展而论，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小说家的目光不再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而是更关注故事中人物的性情心理和命运，把描写的重心深入到故事人物的内心描写，这才创作出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这样经典的作品。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批评那些描写失真的作品，病根就在“好奇”，也就是追求故事的新奇而忽视人情的真实，此文以《西游记》为例，“《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如果说《西游记》故事情节的奇幻曲折也是它的艺术价值之所在的话，那么《金瓶梅》的情节则可以说平淡无奇，一个市侩家庭的日常生活，但是真实、生动和细腻地描绘了嘉万时期的世态人情，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而成为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袁中道即持此论，赞它“模写儿女情态具备”（《游居柿录》）。谢肇膌读得更具体：“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華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皆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鎑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明代后期的小说创作和评论的主导倾向是重在世态人情的描摹，产生了一大批水平参差不齐的世情和人情小说，并且出现了一些以男女情欲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似乎人性中真实存在的，不论善恶美丑，把它真实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都是值得嘉许和肯定的。就小说创作从《杨温拦路虎传》这种故事型转变为性情写真型而言，这是小说艺术的一次飞跃；另一方面造成色情小说的泛滥也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论创作的功过，小说的这种历史状况的形成，与王阳明“致良知”和李贽“童心说”的思想的确有着密切和深刻的关系。

概括起来说，王阳明心学感召了士人加入到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的行列，实现了通俗小说作者成分的历史性转变；王阳明心学为小说题材从帝王将相的经国大事分流到市井小民的闾巷俗事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题材的变化，可以看成是小说从古典型向近代型的转变。王阳明心学对小说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重故事情节到重人物性格，是小说艺术的历史性的提升，也是通俗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通俗小说的崛起，王阳明心学功莫大焉。第一章通俗小说的商贾文化精神

商业是一门古老的行业，史称“殷人重贾”、“殷人善贾”，殷商之人善于经营商业，这大概就是中国商人及商业的最早起源。商业关乎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生产及生活资料，需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商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更给跨区域的贩运性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商人沟通了不同地区间的货物有无，也借此赚取差价，获取利润。孔子的高足子贡，靠的就是“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的本领，以商品贩运而致巨富，其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还有，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用消费以及上层富贵人物的奢侈消费，都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此外，由于金融信用行业的不发达，还催生了古代社会的高利贷行业，使得当铺质库遍布大小市镇。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虽然在士农工商“四民”排列顺序中叨陪末座，其识见韬略却未必输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士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范蠡即陶朱公，本是士人，后将越国灭吴的“计然七策”用于治家经商，竟而至巨万之富；有“天下治生之祖”之称的白圭，其经营之道的核心在于“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也将经营之道与政治军事权谋相提并论。果有能力致富贵者，确实都是有胆有识之人，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光绪八年（1882年）斥资两千万购买新丝，欲以个人财力与外商竞争，企图将生丝市场从外商手中夺回来。这一“与环球诸巨商战”的豪举，虽然直接导致了胡氏产业在次年受外商联合排挤而宣告全盘破产，却为中国商人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光绪末年大桥式羽《雪岩外传·序》感叹说：“中国梦梦，吴山沈沈。安得雪岩再生，鼓舞全浙，以大开商务学堂之实业也！”“自君一败，而中国商业社会上之响绝音沈者几二十年，正不知受亏几何？纵偶有一二海上经商，略涉商学，以问欧洲之津，然胆脆量狭，枝枝节节而为之，欲如君向之冒险直任，即集当今诸商董而问之，亦佥自谓勿如也。”

明清时期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迅速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也得到真实展现。探讨这些通俗小说中所塑造的商人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商贾文化精神，对于了解中国商人的精神特质，塑造现代商业文明，将不无裨益。一明清通俗小说的商人伦理

无商不奸、无奸不富这些流行古今的谚语，是常见的对商人和商业行为一种非常痛快的道德判断，但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对于商人，韩非子虽然目之为国家的五种害虫之一，但也有过平情之论，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棺材铺老板希望民家天天有丧事，他的棺材才卖得出去；车行老板希望大家富起来，他的香车宝马才有市场。生意人是对卖家有爱憎之心吗？当然不是，因为从事商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赚钱，以较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俗话说买卖人有三不卖：不够本不卖、赔钱不卖、不赚钱不卖。赚钱是商业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商业不是慈善事业，实在无可厚非。

但是，另一方面，如同其他社会领域，商业活动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伦理规范，赚什么样的钱、以什么样的手段赚钱、甚至如何使用金钱，都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否则就商人自身而言，即使富可敌国，也可能丧失来自社会的尊重；就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言，人人交相争利，歪门邪道无不用其极，其结果将是人人无利可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很多大商巨贾立传，就特别强调商业活动中的那些“章章尤异者”，“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商业的长远发展和长期利益，无疑需要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市场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宗法制，依靠纲常伦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商人的伦理道德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清人吴中孚在类似“经商指南”的《商贾便览》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性相近、习相远，所以凡子弟“设或不能读书即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长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从事商业者最基本的入行守则，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获取财富的手段，亦须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寻求，奸富无足取。（一）诚信不欺，公道志诚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商人伦理，首推诚信不欺，即所谓“其所以能致富饶享丰厚者，非徒趋时审势，逐什一之利，以获奇赢也。盖必有忠信诚悫之行，淳谨节俭之风，以修于己而孚于人，故能长享其利，阅数十百年不衰”。商业活动往往不是一锤子买卖，以优质的商品、诚实的服务态度，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赢得稳定的主顾。坐贾不用说，本来做的就是街坊邻居的生意；那些从事贩运业的商人，离乡背井、人生地疏，更需要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建立起良好的公交关系，才能有效地组织商品、完成交易。所以《管子·乘马》说：“是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顾炎武说：“夫放于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无求多于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是以取之虽少，而久久更富。”只有诚贾、廉贾才能最终在商场上立定跟脚，屹立不倒，只有以义为利，才能无往而不利。一句话，“要看到头，眼前不算”（《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本在朱十老油店中卖油，赤心忠良，勤勤恳恳。由于伙计邢权挑拨离间，秦重被谗放逐，他用身上仅有的三两银子作本钱，走街串巷，挑担卖油。“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况且小小年纪，当初坐店，今朝挑担上街，都因邢伙计挑拨他出来，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仰仗街坊邻居的看顾，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与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忠厚志诚的信誉，为卖油郎带来了更多的顾客，昭庆寺的和尚“闻知秦卖油之名，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单单作成他”，妓院的“妈妈也听得人闲讲，有个秦卖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都成了他的长久主顾。朱十老也重新召回秦重，将所存囊橐，尽数交付。秦重重整店面、坐柜卖油，过去那些不满邢权刻剥存私的顾客，“今见朱小官在店，谁家不来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小小卖油郎秦重成功的原因，就是诚信公平。《醒世恒言》卷一《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开小酒店的商人刘德也以诚信立足：

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有晓得的问道：“这人错与你的，落得将来受用，如何反把来退还？”刘公说：“我身没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罚做个无祀之鬼。岂可又为恁样欺心的事！倘然命里不该时，错得一分到手，或是变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几钱，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还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

刘德夫妇后来收养两个孤儿继承家业，这两个孩子开起布店，也有养父之风：“四方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挨挤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讨了两房家人，两个小厮，动用家伙器皿，甚是次第。”

李渔《十二楼》卷六《萃雅楼》中的三个读书朋友金仲雨、刘敏叔、权汝修弃了举业，合伙开了书、香、花、古董四个铺子。大概是读书人的缘故，他们的经营之道颇为新异，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虽然为着钱财，却处处存些雅道。收贩的时节有三不买，出脱的时节有三不卖。哪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他说：“这几桩生意都是雅事，若还收了低假之货，不但卖坏名头，还使人退上门来，有多少没趣。至于来历不明之货，或是盗贼劫来，或是家人窃出，贪贱收了，所趁之利不多，弄出官府口舌，不但折本，还把体面丧尽。麻绳套颈之事，岂是雅人清客所为？”所以把这“三不买”塞了忍气受辱之源。哪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货真价实”四个字，原是开店的虚文，他竟当了实事做。所讲的数目，虽不是一口价，十分之内也只虚得一二分，莫说还到七分他断然不肯，就有托熟的主顾，见他说这些，就还这些，他接到手内，也称出一二分还他，以见自家的信行。或有不曾交易过的，认货不确，疑真作假，就兑足了银子，他也不肯发货，说：“将钱买疑惑，有什么要紧？不如别家去看！”他立定这些规矩，始终不变。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曾载杭州人将古董业者称为“鬼”：“将赝作真，化贱为贵，而又依附权势，凭借贵人，以鬼蜮之谋，行鬼狐之技，往往创为不经之论。言彝器必商周，言砖瓦必秦汉，言字书必晋唐，谓之为鬼，谁曰不宜？且若辈所售，半皆丘墟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李渔笔下这三个朋友的生意，却靠的是“货真价实”四个字，而非鬼蜮伎俩，所以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誉，获得了成功：“初开店的时节，也觉得生意寥寥，及至做到后来，三间铺面的人都挨挤不去。由平民以至仕宦，由仕宦以至官僚，没有一种人不来下顾。就是皇帝身边的宫女要买名花异香，都吩咐太监叫到萃雅楼上去。其驰名一至于此。”

诚信不欺，既包括交易中的公平买卖、志诚待客，也指经商伙伴之间的互相信赖。《喻世明言》卷二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写贩线香的黄公，因买卖公平，人唤作“黄老实”。黄公膝下无子，教次女善聪乔装为男，取名张胜，一同出门做生意。黄公不幸亡故后，张胜邂逅另一贩香客人李秀卿，因见其少年诚实，结义为异姓兄弟，“合伙生理，彼此有靠”。二人甚相友爱，商议好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庐州发货讨账，“两边买卖，毫厘不欺”。张胜即善聪的身份曝露后，二人结为夫妻，传为佳话。《载花船》卷二中的茹光先、倪硕臣、廖良辅三人各凑出本钱合伙到城中开办客店，虽然三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倪硕臣还是提议歃血结盟，以示不欺暗室、公私如一，他说：“我三人虽见契厚，尚无统说。明日买副三牲，对神前立个誓愿，杀鸡歃血，结为八拜之交，凡事无欺。开行之时，家小要移到彼，盟了此心，直为嫡亲兄弟一般。三家同居一室，内外可免嫌疑，帐目更无暧昧。”生意之初，由于兄弟同心，逐渐有了起色：“开行之后，四伙计殷勤送迎，脚用公道，又有现银应发客商，投行的囗所以去来不绝。又兼廖良辅总理帐目，小心忠厚，客伙中甚是敬他。两两三三传说开去，尽道本行诚实，比旧又添许多新客，生意甚是茂盛。”

余英时认为，诚信不欺在明清商人伦理中占有中心位置，“诚”与“不欺”乃一事两面，既是儒家道德的始点，又是新儒家的中心德目。尤其在民间信仰中，“天”与“理”合一，诚信不欺上通“天之道”，经过新儒家和民间宗教的长期宣说，这种观念在明清时代已经深刻地印入商人心中。确实如此，我们在明清小说中看到商人们奉行诚信不欺这一伦理规范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之与天道报应联系在一起，即所谓“其积德愈久，其店业愈隆，而神之福之者亦愈厚。然则神□□福愈厚，店之业愈隆”。正是存在这种善恶天报的普遍的民间信仰，甚至在那些不存在商业经济行为的地方，商人们也往往不计利而行仁义。《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家中开了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是个开家庭作坊的小生意人。起初拾得六两银子，也曾有过私字一闪念：“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可见这六两银子，对他来说也算是小小一笔横财。可是施复为人诚实，他转念一想：

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什么紧，落得将来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如若有本钱的，他拼这帐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傥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便营运发积起来。一向没这东西，依原将就过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

就是在这种推己及人的同情心的驱使下，他在路边一直等候到失主朱恩来寻，把银子交还才肯罢休。后来养蚕缺桑，朱恩及时帮助了他。施复夫妻二人均“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乐”。还银以后，“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间大房居住，开起三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根据小说的描写，施复发家致富与拾金不昧之间，无疑存在着善恶因果的直接联系。

还有《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商人吕大郎出外经商四年无所斩获，拾银二百两，却临财不苟，一心交还失主，最后因此获得善报。《人中画·狭路逢》中的湖广商人李天造，自幼习商，三十余岁时便发有数千金，不过膝下无子，深以为恨。好朋友劝他说：“儿子与钱财不同，钱财若是苦挣，还勉强得来，儿子倘或命中不该生时，你便娶三妻四妾却也无用，除非存心积德，行些善事，挽回天意，或者尚有一线之望。”自此以后，李天造刻意行善，“遇着好事，力量做得来，就去做，虽有所费也不吝惜”，果然得偿所愿。《警世通言》卷二五《桂员外途穷忏悔》、《八洞天》卷五《正交情》则是反面例子，桂富五和甄奉桂二人在穷途末路时，得到别人的帮助，结果忘恩负义，巧取豪夺恩人资财，后来遭到报应。（二）勤奋节俭，轻财仗义

俗话说“成由勤俭败由奢”，勤奋节俭的习惯在商业资本的积累及扩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被司马迁誉为“天下治生之祖”的白圭，在日常生活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很多富商大贾都是从微薄的资本，凭着勤奋节俭、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发家致富，像著名的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祖先乔贵发，是孤儿出身，他的买卖生涯始于拉骆驼、走西口，辛苦积攒了一些本钱开豆腐坊，以后的生意才逐渐做大，从丝绸、布匹、杂货、粮、油等现货交易到农产品的期货交易，从商品买卖到存放款的银钱买卖。《醒世恒言》卷三五《徐老仆义愤成家》强调的就是“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小说根据明代嘉靖年间发生在浙江淳安的真实故事改编：徐家三兄弟本以耕田为生，老三病死后，两位大哥视他留下的寡妇颜氏为拖累，执意分家，而且还将“田产家私，都暗地配搭停当，只留不好的与侄子”，将老仆徐阿寄也作为包袱分给了颜氏。五十多岁的阿寄“偏要争口气，挣个事业起来，也不被人耻笑”，他带着颜氏变卖簪钗所得的十二两银子作为本钱，走上了经商之道。颜氏担心他“有了年纪，受不得辛苦”，他却再三表示：“若论老奴，年纪虽老，精力未衰，路还走得，苦也受得”，“不瞒三娘说，老便老，健还好，眠得迟，起得早，只怕后生家还赶不上我哩”。阿寄最初是贩漆与卖米，所谓“水路用舟，陆路雇马，晏行早歇”，不辞劳苦；出门时是购货发售，返程时也一定要贩些东西回来发卖，决不空走，总之“辛勤好似蚕成茧”。“一来是颜氏命中合该造化，二来也亏阿寄经营伶俐”，不到一年的时间，手中就有了二千余金。阿寄虽为振兴三房的功臣，却始终谨守主仆本分，生活也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文钱：“自经营以来，从不曾私吃一些好伙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丝尺帛，必禀命颜氏，方才敢用。”节俭确实是立家之本，当然，小说是从忠仆角度来刻画阿寄的节俭。《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昌霸》中汪彦“是个世代老实百姓，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徽州风俗，原世朴实，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余年，刻苦艰辛，也就积攒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赀打总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

汪彦是徽州商人，“徽人多商贾”是明清时期极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历史上的徽州商人就以勤奋节俭、吃苦耐劳为主要特征，人称“徽骆驼”。顾炎武《肇域志》说：

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短褐至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

明清经济史家傅衣凌也特别强调徽人的“能俭”与资本积累有密切关系，方志中的相关材料不胜枚举：

休宁土瘠民劳，俭啬而务蓄积。日三食，食再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弗逮吴越诸郡邑，产相十而用相百，反滥得富名，售虚名而贾实祸，可胜叹哉。（《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百九十二“徽州府部”）

夥县……近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息，然其家居务俭啬与贫瘠者等。（同上）

节俭与抠门儿只有一步之遥，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通俗小说中相当多的徽州商人以心性俭啬、刻薄盘剥的负面形象示人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将徽州盐商戏称为“盐呆子”，说他们尽管有偌大家私，也不肯虚掷一文，“到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汤，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徽州典当商人卫朝奉，被人称为“爱财的魔君”，是出了名的刻薄：“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薄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戥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够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一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卫朝奉被人们痛诋为“徽狗”。

沈起凤《谐铎》卷七《鄙夫世训》中的新安商人，始携千钱至吴门做小经纪，“后家日泰，抱布贸丝，积资巨万”。他就将自己的致富奇术概括为俭啬，美其名曰“先治其外贼，后治其内贼”。所谓外贼，即眼、耳、鼻、舌、身所要求的感官物质享受，而所谓“内贼”，他说：

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仁为首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匹夫仗义，破产倾家，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礼尚往来，献缟赠纻，古人太不惮烦；我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长保庸福。若千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此五者，皆除内贼之诀也。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名，不惜廉耻，不顾笑骂。持此以往，百万之富，直反掌间耳。

通过勤俭而成就家业固然是美德，但像卫朝奉等那样视钱财为性命，取之无道，用之无义，为富不仁，不惜廉耻的商人，往往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与此相对照，明清通俗小说中也塑造了大批乐善好施、轻财惜人的商贾形象加以表彰。

宅心仁厚的中小商人，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可谓俯拾皆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感人至深的，首先就是这种下层老百姓之间发自肺腑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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