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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01 02: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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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为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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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灵之约

空灵之约试读:

【序一】

愿有为何为更有为蔡鸿岩

多年前,因工作关系而结识何为。他是我的同行,我的小兄弟,一个工作勤奋颇有业绩、谈吐不俗、很有思想的有为青年。相处中,他很少谈及自己,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工作领域。近阅何为的《空灵之约》书稿,其阅读之广、思考之深、立意之新、文笔之畅,令我且喜且惊,对何为再次刮目相待。《空灵之约》汇集的十七篇文稿,是何为近几年关于古今中外名家名著的札记。其对诗词歌赋小说评论等文学门类作品的灼见,于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和哲学社会学诸学科的功底,跃然纸上;对人间真善美的钟情,于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希冀,闪烁其间;对人性的拷问、对生命的关怀,贯穿全书。其学识修养,使人惊叹。

在何为心中,阅读——思考——再阅读——再思考,是一种美好的生存状态,是一道迷人的生命风景;行走在这条阅读——思考之路上的人,“随着时光的渐渐远去,慢慢变得充实、醇厚,像千仞之高山,雍容之海洋”(引自《心灵之约——阅读之乐》);阅读——思考,“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同上),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大师对话交流,更是一种享受。总之,在这条路上行走,真好!

何为从事的工作、肩负的职责是繁重的,既要劳心谋略,还要劳力行万里。他恪守诚信,兢兢业业,乐此不疲,成绩斐然。何为处世,不止于乐业,更注重修身。在“三余”时间,他以阅读为乐。在孜孜不倦的阅读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其学养日渐深厚。十七篇札记,纵横捭阖,周游中外,穿越古今,即可见一斑。何为“七〇后”,正年富力强。唯愿其持之以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为的何为当会更有为。

唐人项斯的成名,得盖于前辈杨敬之等热心人的鼓励奖掖。杨在推荐诗中说:“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何为已过“而立”,正厚积薄发,初露头角,我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来支持帮助他。写下以上文字,既是我学步先贤为何为“说项”,更是我对他的期望和勉励。楼市传煤集团 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商业和旅游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班 客座教授长江商学院长江地产俱乐部 秘书长

【序二】

这是一位普通写作者写出的一部不普通的书,这是一位青年作家与中外文学艺术大师展开心灵对话的书,这是一部通达心智、直抵灵魂的书。

在我看来,历来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坚持向存在发问,针对现实的根本性匮乏而呼唤,最终穿透现实世界浮华的表层而进入生活的深处和根部,帮助人们有效地抵御单调空虚和激烈狂暴的生活表象对于心灵的伤害,介入现实生活世界,去理解、温暖和照亮人心,去重塑存在的信念和韧性。因此,一个优秀的有责任感的作家的作品,不仅仅会影响一时,也会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有时甚至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千古绝唱。

作为一位对文学怀有深厚情愫的作家,何为先生曾在一篇《心灵之约——阅读之乐》的随笔中写道:“人世的沧桑在大师们的笔下,总是变得扑朔迷离。社会太多的苍凉,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悲悯,而人生的苦难又使他们流出了过多的泪水。当这些形诸文字,就成为了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血液流动的一部分。在今天纷攘的尘世中,再阅读他们,或许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因为,我们仍需要善良、悲悯、宽容、正直、纯粹;我们仍然需要爱,不论这爱是喧嚣,还是沉默……”是的,正是凭着对文学的真诚、对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渴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位来自大巴山的小伙,总是笔耕不止。《空灵之约》正是他近年文学追求的结晶。《空灵之约》共收入作家最新随笔十七篇,其中既有对古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美学感悟,又有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学艺术大师及作品的透彻把握。书中对写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四十七岁的苏轼“顿感内心的苍凉与愤懑、一腔迷惘的悲壮、一股难言的苦涩,悄悄涌上”心境的体察(《流浪的河流》);由柳永的抉择到“一个皇帝与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与一个文人,一个文人与一个社会,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联系起来的。如果没有宋仁宗的宽容与狭隘,也就没有柳永万念俱灰后的辉煌,更没有柳永死后的祭奠盛况,也就更没有柳永永垂不朽的今天。我们记不住历史,但是能记住柳永;我们记不住时光,但是可以记住从时光里脱颖而出的人”等喟叹(《柳永的抉择》);由徐渭而生发的对文人命运的感慨,如“凄苦自恋的文人内在良知在无奈和反叛中,犹如深秋冷夜里霜冻的白菊,凋谢在永远没有回声的河流”(《

孤独的火焰

》);从鲁迅小说《祝福》中读出“善良有时候是能置人于死地的,特别是无知的善良”的新解(《善良的心 屠夫的手》);在沈从文小说《边城》中,“我看见了让人敬畏的生命,看见了生命必须存在的理由和基本的存在方式:善良、和蔼、淳朴、隐忍。我看见了人性的河流,清澈无尘,看见了良知的天空,清旷高远”(《纯净的光芒》);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写到那位伟大而忧伤、对人类苦难表达了深切悲悯的诗人泰戈尔对“我”的意义,“每当我在疲惫或者黑暗的苦闷里,每当我在虚伪狡诈的无奈里,泰戈尔总让我听懂来自黑暗以外的声音。那里,遍地的月光如闪烁的水晶;还有花朵,来自尘土又消亡于尘土的花朵;还有歌声,来自黑暗深处的歌声。他们在我疲惫的灵魂旁,用他们自身的方式,用他们自身的行走,表达着他们对尘世中、对黑暗中的生命仅有的爱”(《素心菩提》);还有作家体察贝多芬对音乐的理解,“音乐总是把你内心深处无可寄托、无处可诉的情结,通过一种或几种特定的方式展现出来,让你防不胜防,心甘情愿堕落其中。这就是音乐。它有时像最温柔的手,抚摸着最深层的创伤。或者,有时又是黑暗里善良而委婉的刀锋,在不知不觉间,就割掉了你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怯弱、忧郁、苦难、绝望……让你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正视泥泞与阴暗,正视卑微与伟大”(《贝多芬的天空》),都让我们深受启迪。

总的说来,深入人物和作品内核,体察入微,把握透彻,新见迭出,语言灵动而富张力,是何为先生随笔作品的基本特征。相信随着何为先生阅读面的扩大,接通更广阔的精神视野,作品将更趋完美。是所望焉。

谨序。2013年7月

第一辑

秋江月夜芦花白

——苏轼《赤壁赋》读后生命沉疴与生命走向

在文学领域中,那些跨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本原。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身影。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折射出几分祥和的亮色: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情怀。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欢悦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乖谬。在苏轼的时代,朝廷还是相对开明的,而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的小人了。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奋斗”的结果。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开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必然。其实,朝廷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没有什么。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谗言蛊惑。好在豁达的苏轼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般地浪迹天涯。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内在气节。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具有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人文意义、社会意义。

当一个人站在社会或时代的断面,看得最多的,不是时代的欢宴就是时代难以言说的阴暗与阴险。在苏轼的时代,社会格局是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和谐的。唯一不和谐的,只是权力的倾轧。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都能使人丧失人性。苏轼本人或许并不想卷入这种纷争。作为翰林院学士的他,或许只想读读书,看看天,喝喝茶,饮饮酒,偶尔去灯红酒绿一下。但朝廷并不给苏轼这种机会。谁叫你才学和名气都高呢?当一个社会整体平庸,出类拔萃或者具有相对健全智慧的人,总是率先受到攻击,这几乎是一条不可言说的定律。本意善良的苏轼,当然不太考虑个人,或者基本上不考虑个人,因为苏轼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忠于朝廷的,也是忠于皇帝的。忠于朝廷的苏轼,既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也不欣赏司马光的顽固保守。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苏轼,希望走一条比较中和的道路。但朝廷却扼杀了他的善良愿望。苏轼的唯一结局只能是发配,发配,再发配。这在当时,还算朝廷的恩典。因为“乌台诗案”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即使没有“乌台诗案”,也可能出现“鸟台诗案”,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诗案文案情案命案。朝廷要收拾一个人,总是很容易的,无论你多么杰出。越是杰出的人,朝廷收拾起来总是越加顺手,也就越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此,可以更加证明,朝廷是无所不能的,朝廷是绝对不可违逆的。

其实,苏轼被朝廷赶出来,这应该是佛祖的庇佑。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轼没有被砍头实在是运气,虽然差一点就被砍了。如此看来,北宋政府还是不喜欢砍文人脑袋的。秦始皇在砍文人脑袋方面,开了个绝妙的好头。也许,秦始皇的愿望并不在此,他只是给自己开了个冷幽默式的玩笑,结果无人喝彩,只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始”,到最后居然事与愿违。好在宋朝皇帝没有向秦始皇学习,或者已经学习了,结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临头又不好意思用起来。否则,十个苏轼也玩完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苏轼从朝廷走向民间,终于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转,也完成了从居庙堂之高转向处江湖之远的抒情叙事。

话虽如此,苏轼还是朝廷的,其思维与走向仍是朝廷式的,无论怎样被贬,他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这是苏轼的心理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苏轼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这当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与社会走向所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苏轼从朝廷到黄州只能算是迫不得已的停驻。

黄州,实际上可能比苏轼想象的还要差劲。但再差劲的地方,也有不差劲的景象或者想象。当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马时,还有黄芦苦竹,还有青山杜鹃。虽然景色不佳,鸟声不脆,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再说,浔阳江头,脉脉的夕阳,白白的芦花,皎皎的秋月,凉凉的金风,以及幽幽远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软软波涛,不时拍打着老白的心。偶尔出去走走,看看,听听,说不定也会心旷神怡。所以,在那个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个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别友朋,闻见江中琵琶声,也不禁悲从中来,道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尽管老白的感叹与琵琶歌女的感叹有本质的不同。苏轼作为那个时代,那个地点,那种景象,那种际遇,那种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难免不把内心难咽难诉的东西,借助景观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出来。文人,一旦一帆风顺,总是禁不住高堂走马,长街扬鞭,那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难描难画;一旦遭厄,不是愤怒,就是幽怨,甚至自戕。屈原在这个方面开了先例。李白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是典型。老李当年未出山时,总是郁郁寡欢,觉得天生我才怎么就没有个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见,却立马发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超级男声。可在被朝廷驱逐时,又禁不住长喟短嘘,特别是在个人美梦缥缈无依之际,居然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咒语。

因此,苏轼除了政治理想受牵绊以外,在自我意识中,还饱受佛、道、儒三家思想与理念的交相夹攻,苏轼的自我与他我,几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许还有一部分什么也不是。面对生存的丛林法则,此情此景之际,也难免不心潮起伏。从京城到此地,早就饱含凄风苦雨。茫茫苍苍的黄州,断壁巉岩,森然高耸,滔滔滚滚的大江,无日无夜,无始无终。满眼萧然的苏轼,放眼远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竹黄庐。苏轼摇头喟叹之余,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条被朝廷遗弃的丧家犬了。我们从他的《寒食帖》中明显看到,老苏的内心,块垒与苦痛相兼,迷惘与梦想共举:苦雨搅着湿柴,泪水拌着忧伤;独上层楼,浩虚苍茫,静观自我,归路何在。内外交困的苏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人生。好在还有几个友朋,愁苦郁闷之际,可以举酒邀月。这其中,一个老衲——佛印和尚,始终对老苏充满了人文以外的宗教关照;一个山谷——黄氏庭坚,誓死捍卫老苏。老苏拥有这几个知己,苍凉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几许晨曦的温馨。暗淡寂寞的黄昏,阴风撩人的夜晚,也渐渐变得安详明亮。这就是苏东坡,人文、情理、事理共处一身的苏东坡。

宗教,作为人类心灵的皈依,作为人类世俗生命的补充,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宣称引领人类的心灵,让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宁静、自然。作为个体,对宗教的赞美与崇拜,也是摆脱世俗苦难的途径之一。苏轼的宗教理念终于照亮了自己: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尽量微笑,能哭泣尽量哭泣。这就是苏东坡。当然,作为文人的苏轼,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从世俗走向世俗,然后在不自觉中升华,这升华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谪居叙事与谪居情怀

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一篇为十月。前者写水,后者写山。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自我观照:无论世事怎样变换,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深刻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丰富起来。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走向,使之更像游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赤壁。人物:苏子与客。事件:游览。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本界定为“赋”。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形成一种主客观的有机循环。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抒发走上了前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合与心灵的安详。“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灵感触发。这种触发,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关系。这种触发,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的内敛与言语的张扬。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终极追求。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苏轼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这实际上属于乐境: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和矛盾。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当此之时,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满腹经纶,又壮志未泯的人,不想在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作为客友,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贬谪之心。

此处赤壁(黄州赤鼻矶),本来不是古战场所在地。自然雄浑的山势,奔腾咆哮的江水,在秋江月明之夜显得分外安详。这种动静相兼的自然景观,构成了赤壁秋夜特有的韵味。苏轼面对客友的洞箫无言以对,禁不住灵魂黯然,无奈之中,只说了一句,“何为其然也”,想借此掩饰住自己外在的沉默与内在的喧嚣。而客友的回答,却又加深了这种沉默的态势:一世枭雄曹操,当年挥戈赤壁,那气象,那阵容,那不可一世的辉煌,而今安在?或许,任何丰功伟绩,在时间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任何生命,在时间面前都是绝对悲剧。任何人,无论伟大,无论渺小,在时间的追赶下,最终走向虚无。与其在尘世苦苦挣扎,抛却人性与生命,为那虚幻不存的东西,不惜扼杀、摧毁,甚至葬身荒野,远不如渔樵江渚上,侣鱼虾,友麋鹿,驾扁舟,举匏尊,寄蜉蝣,渺沧海,如果有可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当然仅仅是想象。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就导致了人的困惑,生命的内在价值究竟何在?所以,在生命的走向里,任何得意都有失意,任何失意,当然也可能有得意,但人生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无奈之际,除了把情绪或者情感自我转向以外,还有什么呢?当年徐文长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情感扭转遇到误区,不得不对自己下手,对自己下手不成功之后,又不得不把这种自戕的心理转到对艺术的顽强追求,正是因为这种追求,我们今天的书画苑囿里,才有了一朵潇洒飘逸的不死之花。

苏轼在此借客友之口,表达出自己的基本人生态度。仕途不顺,不如求归。归隐,是失败文人们的崇高妄想。当年陶渊明在政治上误入歧途之后,很快矫正自己的心理视角,赶紧回家,过上真正“苦闷”的幸福生活:物质与精神的悍然决斗,使得老陶在自我认知上更加决然咬牙切齿地走向不归的远方。苏轼在此不得不再一次展现自我的基本情愫:在这逃亡的路上,真的有自我的尽头吗?苏轼内心没底。内心没底的苏轼又不得不再次面对自身的现状。这是一种矛盾,自我与他我的矛盾。怎样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又回归到了宗教。宗教,在苏轼的生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总是在苏轼无助的时候,从幕后走了出来,充当了精神教父。苏轼对客友的回答,几乎是宗教伦理的翻版,这其中,有佛教,也有道教。苏轼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辩论中,展现出他对生命二元的理解,也表达出对生命本我的尊重与正视:水,逝者如斯,却未尝往;月,盈虚如彼,却卒莫消长。从变者而观,天地不能一瞬;从不变而观,物我都将无穷。于此,无论英雄豪杰,无论山村野夫,都没有必要去羡慕什么,只要按照自我的生命轨迹走下去就是。再说,天地之间,物各其主,正如这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物我共有,又何必去杞人忧天?面对如此良辰美景,不好好享受生命的快乐,反而去忧心忡忡,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

这一段回答,明确表达了苏轼的自我生态观:生命无论走向哪里,也无论富贵贫穷,都不值得高兴或者悲哀。生命的价值,主要在过程,而不在结局。作为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灵魂。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和健康,灵魂没有困扰。因此,无论生命走向如何,有酒就喝,困倦就睡,该来则来,该去则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曾经有人问一得道高僧,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老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我们纵观苏轼的一生,旷达是主体,苦难是客体,欢乐是媒体,在黑夜里追寻自我是绝缘体。苏轼在此的答复,实际上是以乐写哀,只是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已经很难体会到当事者的怆然。苏轼的内心理所当然在煎熬中:今天如此,明天呢?如果没有明天,那是例外。

纵观苏轼的这篇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叙事走向在文本中是弱化的,情绪转换是显性的。通篇的情感暗示都控制在弱化的叙事当中。但弱化并不等于没有,叙事脉络的清晰走向,也可以理解成是情感的支线:白天—月夜—白天(早晨);叙事经过:游赤壁—从流飘荡—主客对话—主客把盏—主客酣睡;情绪转换:喜悦(物我一体)—悲伤(物我各异)—喜悦(物我又一体)。如此的转换,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明白,苏轼的基本目的不外乎是:任何外在的叙事,都是为内在的情感张本。任何生命,无论伟大、渺小、健康、残缺,都是时间女神的馈赠。对此,我们没有必要隔离自我,也没有必要背叛自我,更没有必要相互背叛。我们只能珍惜,如岁月珍惜黑暗,如生命珍惜死亡。这其中,对生命个体、对生命种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表达敬畏。

总之,叙事是感情的外化,情感走向与升华才是本文的根基。司马迁评价屈原的《离骚》说,整个一部《离骚》,都是遭遇忧愁的结果。一个遭遇忧愁的人,总是想率先把自己的忧愁表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情绪不通过外化的方式转换,那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当生命群体遭受压抑或扭曲时。苏轼的情感纠结,在谪居的路上,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来,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轼的世界中,星光也是寂寞的。也许,只有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才能进入一种境界。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走向自我意义上的宁静与安详。苏轼的情怀总让我们感念:他的孤独,不幸,悲哀;他的旷达,隐忍,善良;他的笑看人间,他的幽暗苍茫。

流浪的河流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再读

如果每个在时空流动中超越了自我生命意义的人,都是一条奔腾的河流,那么,苏轼,毫不例外是其中之一。当人文与人本有机嫁接在一起时,幽暗的时空下,总会产生出自觉的宏大生命叙事。一旦这个生命的叙事者,既在深深的世俗之中,却又远远地超越了世俗,甚至,超越了生命中的本我,那么,这条生命的河流,无疑是伟大的,也是悠远的。无论苍茫的岁月多么幽暗阴冷、孤寂黯然,这条在时光里注定要不顾一切怆然奔腾的河流,都会自觉不自觉,在远方的感召下,走向更加遥远的遥远。

因此,苏轼就开始了他最黯然,又最忙碌,坦然而倔强的生存奔走。哪怕这种奔走早已越过了千年的风霜,但我们至今仍然能看见他的背影,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在草莽纵横的嶙峋中,在时明时暗的光影里,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一起一伏(就此而言,苏轼很像当年求官而不得的杜甫。唯一的不同是,苏轼要比杜甫幸运得多)。苏轼,把被迫的流浪,转换成官场人生的玩风捉月,试图用迫不得已的豁然抒情,展现那个灿烂的时代。作为平民的苏轼与作为官家的苏轼,究竟区别何在?最后,苏轼终于在流浪的跌宕起伏里,艰涩苦闷地完成了自我人生意义上的地域与理念大迁徙。这种迁徙,也成为后来官家政体抑或民间草莽衡量社会精英、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参照点。

苏轼从四川老家眉州出发,开始了他的社会人生之旅。童年与少年,梦幻般缤纷的天空,自然终结。那时的苏轼,当然年轻。后来到了汴京,开始了他的人生重大转折——科举求官之路(这是一条艰辛而又充满梦幻的道路,只要踏上此途,作为一般男人,都充满了虚妄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不知有多少人,把自己清白黯然的一生,都葬送在这条光明与黑暗相斗的路上)。走在汴京街道上的苏轼,轻轻松松之间,脱掉了素衣,欣欣喜喜之际,穿上了锦袍。此时的苏轼,当然不再属于民间。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苏轼,在朝廷辉煌的高堂上谈笑风生之壮貌。我们也可以想象,欧阳修——欧大人在读了苏轼的文章之后,发出了怎样的叹息。这时的苏轼,不用说,正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之际,一方面因为自己的才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锐气。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时代的相对开明。

苏轼科考成功,做了朝廷的翰林院学士。后来从翰林院出来,开始在官道上一路狂飙。第一站就是金粉乱飞的六朝胜地——杭州。然后从杭州出发,而密州;从密州出发,而徐州;从徐州出发,而湖州。不用说,这几个州,都是富庶繁盛之地(但苏轼的政治走向,却由明朗渐渐发展到不明所以的晦涩)。苏轼在任上,很是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充分展示了文人豁达的智慧:官场应答的简洁与雍容人生的干练(因为朝廷的考绩都是优等)。政绩显赫的苏轼,功勋当然卓著。特别是在杭州任上,为解决当时的水患,完成了今天西湖景区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苏堤。值得庆幸的是,苏轼在当时并没有从西湖的景观风情入手,然后邀上一大帮官家弄臣、诗人骚客、巨富商贾、才子佳人,站在西湖岸边,指指点点,咿咿呀呀,之后,再从外围涂抹一番,最后,上报朝廷——这在当时,也是重量级的政绩工程。幸好,苏轼并没有这样做。苏轼知道,这些银子都是老百姓的,不是他苏轼自个儿的。

苏轼作为杭州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三个代表之一,苏轼对汴京的中央精神,贯彻还是相当彻底的。这也是文人做事与其他人做事的根本区别,又特别是比较正直的文人。苏轼本来是从民间走向朝廷的,现在又从朝廷回到民间,只是身份转换了而已。此时的苏轼,正意气风发地走在朝廷指引的康庄大道上,全心全意高唱赞歌,并努力团结在朝廷周围,与其他同僚一道,决心为皇帝,为北宋朝廷,鞠躬尽瘁,死也不已。

但是,任何一厢情愿的想象,都可能带来生命本体的倾斜,苏轼当然也不例外。做地方官政绩显赫,皇帝当然高兴。但也有不高兴的,这些不高兴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些好事不会做,只会做坏事的小人了。当苏轼从地方被召回朝廷之后,苏轼的身份再一次转换,这一转换,就把苏轼放在看看书,写写字,喝喝酒的位子上去了。苏轼闲得有些愤然,甚至有些茫然。茫然的苏轼,提笔就写,这一写,就写出麻烦来了。皇帝身边的许多人都开始不满意了,说一个小小的苏轼,不就是一个学士嘛,居然如此猖獗,公然不把我们英明的皇上放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不狠狠收拾一把,还不知道钉子是铁打的。于是,这些人开始狼狈为奸,从苏轼写的东西入手,东嗅嗅,西嗅嗅,这一嗅,就嗅出个“乌台诗案”来了。“乌台诗案”炮制出笼后,苏轼就因为这个好玩的案件,开始了意想不到的生命逆转。这当然是个莫名其妙的案件。在这个案件中,苏轼充当了羔羊,好在太后和皇帝都不想吃烤羊肉。这是苏轼的幸运。幸运的苏轼由此开始了后半生苍茫的流浪。这时的苏轼终于明白,或者终于不明白,他究竟触及了哪些人的根本利益。

其实,苏轼的时代还是一个幸运的时代,文豪辈出的时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像三辆重型的超级装甲车,在北宋广阔的原野上辘辘行进。他们碾出的车辙,形成了奔涌的河道。风流才子柳三变没有苏轼的幸运,只有自我的苦闷。在政治理想无果之际,居然一头扎进青楼,并在嬉笑厮磨中,磨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他们的出现,无疑增添了文坛灿烂的风景。苏轼面对如此大好形势,虽然内心始终郁闷,但还不至于想自我了结。由于皇帝的恩典,苏轼人生转换的第一站,就是黄州。此后虽有过一段风光的入朝经历,但终于被贬惠州,再从惠州亟亟惶惶,猥猥琐琐,到儋州。儋州地处天涯海角,海拔纬度都低,热浪滚滚,穷峦瘴气,那是个非常理想的烤人肉之地。苏轼在那里,不是养热带动物,就是种热带植物。当然,还有可能,不是种西瓜,就是种南瓜。这一种就是好几年。后来,皇帝老倌好不容易想起了遥远的天边还有个苏学士苏大人,一纸恩赦令,像彩蝶乱飞。这时的苏轼,已是花甲之年。苏轼最后望了望茫茫大海,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回家了。苏轼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内地,最后一路逶迤到了常州。到了常州之后,苏东坡本想从此出发,回到自己老家——四川眉州,喝喝小酒,品品香茗,观观风月,侃侃经历,可就在这时,疾病亲自找上门来,苏轼实在是不得已,只好在此弄没了自己。这一年,苏轼刚好六十四岁(1037—1101)。

从眉州出发的河流流到常州,就再也没有远去了。苏轼后半生的苦难,终于在这样的起伏中,画上了句号。或许,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幸运。一生都在奔走的苏轼,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曲折河流,虽然生命远去,灵魂的筋骨却仍然高蹈,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里,至今仍然光芒闪烁。这个在政治上失意,却一生都对朝廷充满期盼和妄想的苏轼,这个堪称中国古代第一全才的苏轼,在黄州七年的流放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前、后《赤壁赋》《定风波》《卜算子》等等。苏轼在此,把自我的郁闷转换成对文字的倾诉,把失意低迷的小我情怀,转换成与山水的自然流盼。特别是在前、后《赤壁赋》的表达里,这种把谪居的个人况味,置于山水、清风、明月之间,企图借用外物来消解内心忧伤的方式,几乎都是古代贬谪官员的共同心理行为。只是苏轼在此,显得更加旷达和悦,或者相对随意超然。

在一般情况下,被贬谪的朝廷官员,他们的内心不是苍凉无奈,慷慨悲壮,就是愤懑难耐,誓与政府决绝。唐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元之张养浩……他们在贬谪之地,除了牢骚,就是等待;除了等待,仍是牢骚。这个方面,屈原堪称圭臬。而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内心的苦闷肯定存在,因为那时的发配,朝廷不提供任何生存保障,背后始终还有一双狠狠监视的眼睛。苏轼在黄州,干着徒有其名,无任何实际收入的团练副使。对此,苏轼无奈之余,不得不另想办法,到山上去开荒,借此养活自己不得已的肉体生命。苏轼在黄州所在地的东山旁,开了十几亩荒地,这地方就在长江边上,嶙峋的山石,陡峭的悬崖,奔腾的江水,每天映照着苏轼愁苦悲戚的老脸。苏轼在劳作之余,或站或坐,或躺或卧,或欣然,或愁苦,静静看着滚滚东去的大江日夜咆哮;悄悄望着浩浩淼淼、无边无垠的长空。内心的苦寂,转眼之间就化成了奔腾咆哮的江水。四十七岁的苏轼顿感内心的苍凉与愤懑,一腔迷惘的悲壮、一股难言的苦涩,悄悄涌上渐渐苍老的心头。或许,这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的内在动机。今天,当我们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见,一个倔强的老者,站在长江边,望着苍茫的太空,俯视奔腾的江水,内心搅动着无言狂奔的风暴。风流英雄今安在?唯见长江天际流。

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起势,就有一种豪迈广阔的胸襟,一“大”一“东”,一“江”一“浪”,一“淘”一“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栩栩的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大江奔腾的气势,已经卷走了多少是非恩怨;我们可以听到,波浪的疾速与咆哮,已经摧毁了多少顽强的生命意志;我们甚至能够看见,在浪头汹涌的拍打中,一群群倔强远去的队伍。这一起势,就给人一种震撼。紧接着,“千古风流人物”,这既是大江冲撞的对象,也是历史洗淘的对象,更是时间消磨的对象。多年历史成往事,庄生晓梦观蝴蝶。风流人物何处寻?唯见长江浪堆雪。就这一句,把作者的落寞尽括其中。特别是“风流”一词,更让我们浮想联翩。苏轼羡慕的对象,当然是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单就“风流”,本有多种解释,但在此处,却是“有功业有文采”的意思,也就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内具张良孔明之智,外具潘安宋玉之貌的社会精英。这一句既是虚写,也是总括。“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一句,是眼前所见。“故垒”,是旧时营垒。人们传说,这是三国时期,周瑜与曹操鏖战的赤壁。实际上,这里当然不是。真正的赤壁与这里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苏轼用了“人道是”,人们传说是。这一句所见,仍然虚写。仅仅只是把心中的风流人物虚推出来,即作者所羡慕称赞的对象——周郎——暗示出来。

由此,作者继续写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三句,不仅写出了气势,也写出了苏轼的内在气节,我老苏现在的心理就是这个样子,别以为把我老苏发配在此,让我看天看地,看山看水,我就没有生命力了。这长江的气势,这江水的吞吐,这辽阔的天空,都是我老苏的。苏轼借此实际上是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老苏是不会倒下的,而且永远不会;虽然现状苦难,但我自有山水;即使没有山水,我也有天空;即使没有天空,我还有时光。只要生命不倒,只要意志不泯。这三句的力度,集中体现在“穿”“拍”“卷”上。这三个字都灌注了力量。“穿”的力量是昂扬向上的,这是积极的力量,既展现力的凝聚,也展现力的速度,有穿透一切的内在品质,这是力量的深度。“拍”是横向的,这是力量的广度,这种力量,有横扫之意。而“卷”,则是力量的再生和聚集。这三句,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写实是为了写虚,这是典型的以实衬虚。要问我老苏的内心如何,你看看这奔腾的江水就知道了。苏轼在此,表明的当然不仅仅是决心,还有意志与毅力,这是一。其二,也暗示了当年赤壁鏖战的惨烈场面:在这么陡峭的江边,宏大的战场就摆在这里。年轻的周瑜,指挥当年沿江摆开的战事,居然在潇洒自如中,就把曹操的数十万大军打得丢盔卸甲、鬼哭狼嚎。写完这三句,苏轼开始长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如此壮美的江山,究竟有多少英雄豪杰曾经在此纵横驰骋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行笔至此的感叹与羡慕、落寞与孤寂。面对浩瀚的江水、如画的江山,苏轼把艳羡的目光对准了年轻潇洒,英俊健康,文采武略俱显光芒的周瑜。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的古典文学特别是在诗词歌赋中,基本上都是沿袭一种模式: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这点,在词中体现更甚。为此,面对如此美景,苏轼的内心在激荡之余开始追怀。“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在这两句中,苏轼一方面感叹周瑜的年轻,一方面感叹周瑜的才能,还有一方面,羡慕周瑜那个美丽若兰的娇妻。杜牧曾在《赤壁》诗中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由此可见苏轼婉约得有些凄美的内心走向。此句是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周瑜正是在春风得意之际,不仅娶了美女,而且更主要的,还有一方施展自己才能的天空,并在这样的天空下,大胆豪迈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强敌压境,面不改色心不跳,居然谈笑自如。顷刻之间,敌人就像灰像烟一样消散了。

此句的言外之意是说,看看人家周瑜,才二十四岁,就为国家立下了如此功劳,而自己呢,已经四十七岁了,却是一个“贼配军”。苏轼内心的落差可想而知。“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是直接写周瑜。“羽扇纶巾”是指周瑜儒雅的风度,文雅的举止,“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是写周瑜的智慧,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打得曹操四处逃窜。作者通过此描写,不仅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倾慕——风流人物就是这样的,而且暗示了内心的忧伤:越是羡慕周瑜,就越是感叹自己。羡慕周瑜是表,感叹自己是里。一生都在为朝廷奔命的苏轼,一心想建功立业。可现在呢?悬崖峭壁一孤翁,开荒种地度余生,而已,而已,而已。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最后写道:“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在此,已经没话可说了,面对此,能说什么呢?四十七岁了,居然还在想历史上周瑜大战曹操的功业。此时此际,居然还想要为朝廷贡献激情满怀的岁月。也不看看自己当今的真实处境。苏轼在此,实际上有自我解嘲的意思,看看吧,这样下去,江水都要笑我太多情了。人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想什么呢?满头白发向谁诉?唯听惊涛拍岸声。人间如梦,还是先喝酒再说,一切全在酒中,有酒才有真幸福。苏轼在此,把自己内心的锋芒又完全掩盖了起来,借山借水借酒借月。暂乘明月买醉去,哪管春花与秋红。

综观这首词,苏轼在这里表达自己对风流人物的向往,实际上是反衬自己的现实处境。躲在这传说的赤壁,无所作为,又无可奈何。在这里,苏轼的暗示是,如果朝廷把自己从现在这种局面解放出来,还是可以为国家为皇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可惜,深宫中的皇帝是不可能听到苏轼这种呐喊的,即使听到了,最多也不过淡然一笑:这老家伙,真是越来越天真啦!没砍你脑袋,又开始东想西想啦?也不看看自己,能写几篇文章就自以为天下第一了?写文章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去好好种地,努力养活自己是正经。作为苏轼,还是渴望自己能够像周瑜那样遇上明君,好为朝廷,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实际上苏轼在一生的浪迹中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这种理想,虽然每天种地,虽然每天看着咆哮的江水,内心深处仍在渴望:说不定哪天皇帝的诏书就来到了呢。这当然是苏轼的一厢情愿罢了。

综上所述,就本词的脉络,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所见,所想,所忆,所感。所见的是:大江,赤壁,乱石,惊涛;所想的是:风流人物,英雄豪杰;所忆的是:雄姿英发,风流潇洒,才华横溢的周瑜;所感的是:惆怅忧郁,功业无成,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自己。有了这个界定,我们在此就不难理解苏轼了。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仍然可以用八个州来概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常州。在这八州中,外加两个:眉州,汴州。眉州是出生地,汴州是转向地。除此外,常州是死亡地。起点是眉州,终点是常州。苏轼的一生,终于在这十个州里完成。

每当读这首词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我不知道沉默的缘由。也许,沉默是对老苏的怀念;也许,沉默是对老苏的敬意;还也许,沉默是对那个时代的缅怀。在生命的怆然奔走中,每个个体生命,每个群体生命,有时都是沉默的——我们都需要沉默。沉默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沉默也是一种生活的品质,沉默还是一种社会公德。今天,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苏轼都是永恒的。这种永恒,并不是因为他清旷的诗歌,也不是因为他豪迈的辞赋,更不是因为他流浪的智慧,或者是,游戏人间的豁达与凄凉。而是他在时光里,留给我们苍茫的背影,留给我们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无奈的命运里,群体的存在与个体的迷惘,黑暗的浓缩与明亮的黯淡。孤独的火焰——已经远去的徐渭

多年以前的一个夏天之夜,我在灯下翻读一本写徐渭的书。

这是一本没有指向的书。作者是谁已经忘却。书的内容冷峭奇崛,犹如冬天的池塘,浸泡着块块坚硬阴森的石头。文字却像夜空里遥远的星星,让人在模糊中生出冷冷的敬意。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完成这种阅读。烦躁顺着黑夜的指引,成为无数尖牙利齿的嘴;热浪流言一样,无所顾忌,四处飞翔。一粒粒冷漠汹涌的汗水,饱满得像一群群好斗而又讨厌的蚊蚋。我冻结在想象的阴影里,宛如大地因沉默翻卷过来的寒冷。

生命犹如生长的火焰。黑色的火焰掠过黑色的尘土,又被黑夜溶解。徐渭就潜伏在这种黑夜里。我的理解是,徐渭本身唯一的安慰就是黑夜。黑夜对于徐渭而言,既是危险的,又是安全的,甚至是温柔的。我能想象徐渭在黑夜中独自悄然的颠覆之舞。生命在黑夜中,常常会饱满地绽开,同时等待黎明的到来。而黑暗,无论等待或者拒绝,都意味着扼杀甚至死亡。

我沉浸在这本书里。

生命无论以哪种形式走动,都会在阴影里老去;生命无论以哪种方式老去,都会在自我的黑暗里绽放光芒。唯一的不幸是,精神的坚韧和内在的力量,一旦远离生命本身,黑暗就会立即到来。在这苍茫的时光里,徐渭无疑是文人悲剧的典型。但徐渭又是幸运的,黑暗中的生命充满了幽暗智慧的反讽微笑。文人的济世良知与权力的阉割情结相互决斗,权力的刀锋总是直接腰斩文人所有的内在妄想。而济世的幻想又几乎是所有具备良知的文人不可饶恕的疾患——早年的陶潜、嵇康;后来的李白、杜甫;再后来的唐寅、郑燮。当幻想一旦破灭,文人的偏执与倔强却又像岩浆暴走之后制造的冷漠金属,在时光的冶炼中变得无比坚硬。每当我在黑暗中审视这个因孤寂而愤怒,因愤怒而舞动笔墨的精灵的时候,我都听见反叛在呐喊:一方面来自生命,一方面来自黑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人买,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徐渭式的表达,也是文人的猥琐与清高,自恃与自卑,黑暗中的自我倾诉。徐渭的凄凉是真诚的。徐渭的反叛却不是出自本意。天才常常被社会塑造,也常常被社会扼杀。在徐渭的时代里,虐杀或者切割就常常成为权力黑手端给文人的鸩酒盛宴。凄苦自恋的文人内在良知在无奈和反叛中,犹如深秋冷夜里霜冻的白菊,凋谢在永远没有回声的河流。郑板桥说,愿做“青藤门下一走狗”,这当然不是指人生。郑燮的内在价值取向在黑暗政治的多情抚摩下,无疑是一种疼痛的郁积。与之相应的还有石涛、金农、八大山人。他们一边在黑暗里孤芳自赏,一边在阳光里凄然独行,一边却又在自我的孤独中引领渐渐单薄又渐渐倔强的队伍。

徐渭,字文长,明朝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秀才出身,满腹经纶,常生济世安民之心,企图有朝一日出家门,瞬间踏遍长安花。后却屡试屡败。性灵派领袖袁宏道对其才气极度称道,诵其诗读其文,竟然激动万分,惊为天人。感伤之余,常流英雄寂寞之泪。其书、诗、文、画,社会以“四绝”称之。徐渭也曾自评说,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特别是画,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的先河。诗文奇谲,画风率性。生活方式卓尔不群,嗜酒好茶,著有《酒史》一书。对戏剧颇有研究,还有戏剧专著(特别是南戏)。落拓之际,常白眼看人。具有世俗中文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畏惧权贵又蔑视权贵,向往权力又拒绝权力。晚年以卖画饮酒为业。一生坎坷中,竟以自杀为乐,曾前后七次自戕,居然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最后,在苦难中辛苦异常地走完了苍凉悲壮的一生。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上海那座凝重端庄、气势不凡的博物馆里,整整三天,我都浸淫在徐渭的诗文字画里。我已经被他的某些东西狠狠打动,特别是他的书法作品——《芙蓉馆十咏》。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个羸弱的男人,在秋风黄菊的映照下,一手端酒,一手握笔。倔强的皱纹里,闪烁着神性降临的光芒;微微低下的头颅,像原野里不死的花朵。这幅生机盎然坚硬如铁的书法作品让我领略了徐渭生命黑暗里所要表达的深沉内蕴:笔墨酣走时内心的反叛与容纳;铁画银钩中胸中的块垒与向往;不露声色里凸显的气韵与风骨。可以说,徐渭的笔墨意象实质上就是生命在世的不屈咏叹,是对黑暗与不公的强烈控诉。满纸的枯墨乱墨其实是徐渭的内在血泪。深受王阳明、李贽哲学思想影响的徐渭,把在世俗中的自我分裂,化作了永恒的笔墨背叛,向后来的人们展示了生命的不可亵渎与不可摧毁。在世俗中的徐渭是苦难的,在黑暗中的徐渭是幸福的。时代的黑暗终于点燃了黑暗中永远不灭的灯火。徐渭在这灯火摇曳的旁边,一边微笑,一边流泪,一边缓缓转过孱弱坚韧的身躯。我们看见的,是他瘦弱透明像梅花一样让人疼痛的身影。当年荷兰画家凡·高在法国阿尔地区当牧师时,看见上帝漠视人类的苦难,他黑暗的内心被上帝的冷漠与人类的苦难照亮,最后,牧师的凡·高成为色彩的凡·高,成为世俗和艺术苦难里最晶莹的宝石。也许,社会的黑暗都是一致的,天才的苦难都是相似的,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对待人类和灵魂的态度。

当年的凡·高以上帝的代言人出现在法国阿尔地区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的归宿竟然是以血液染红黑暗深沉的土地达到生命的彻底明亮。徐渭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凡·高的黑暗来自上帝,徐渭的黑暗来自时代;凡·高的黑暗身不由己,徐渭的黑暗却怀璧其罪——世俗中的徐渭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得已的事实。如果没有严嵩的专权,徐渭的道路可能悠长显达,或者说是一路明亮也可。遗憾的是,胡宗宪的欣赏使徐渭陷入了表象明亮而实质黑暗的沼泽,这当然是文人不可避免的共生悲剧。当外在和内在的黑暗迎头而来,世俗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徐渭就开始了不知所措的流浪。加上婚姻的不幸,徐渭在渺茫和绝望里深深陷入黑暗的陷阱。面对黑暗锋利的刀刃早已无话可说的徐渭,除了沉默就是流泪,最后不得不向自己下手。此时的徐渭,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意象——苦难的,无处倾诉的,对艺术不得已的——殉道——意象而存在。

多年以后,我来到了徐渭的故乡。

三月的绍兴,草长莺飞,烟雨朦胧。当我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独自漂流,我的心随着雨声的节奏走入历史明丽的黑暗中。而朦胧的雨花像一朵朵含苞欲放的墨牡丹,并在微风轻抚中,朵朵牡丹化为串串墨葡萄,在我行走的大街小巷,纵横散乱。我看见了四百多年前的徐渭——沉默绝世的徐渭,具象而又抽象的背影,宛如绍兴古城隐忍婉约、宽和雍容的风景。在一条溪水般的河流旁,我悄悄地站在细雨的呢喃里,仿佛看见了徐渭当年行走的脚步,就像这溪水,在平仄扭曲之中蹚出一条通往远方的道路。而这江南特有的水乡古城,在静静的喧哗中学习隐忍与背叛。就这样,我来到了前观巷大乘弄——“青藤书屋”——徐渭的门前。

附注:一、根据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的确惊诧于徐渭凄凉黑暗而又才华横溢的一生。从社会观点来看,生存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徐的方式,单一、固执,只见黑暗,不见光明,这与文人本身的内在走向有关。徐一生有四次婚姻,只有第一次完整,但好景不长,后来的几次,可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为有这种失败,加重了其本身的凄凉,正因为有这种凄凉,才有其后来的明亮。不幸可以说是明亮的前提,只要你足够坚强。二、徐渭故居,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巷。“青藤书屋”实际上就两间破房,一前一后,为石柱砖墙木格花窗结构,非常平常,几乎没有什么特色。明后期画家陈洪绶曾在此住过,当时徐渭已经离世五十年了。陈在一首诗中说:“野鼠枯藤尽扫除,借人几案借人书。五行未下潸然泪,二祖园陵说废墟。”足见此地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满目凄凉之中,凸现出深深的无奈。徐渭自己也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个评价是恰当的。我在徐渭故居前站了很久,又想起徐渭写青藤的那首诗:“吾年十岁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寿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怎一个凄凉,想之潸然。

梅花的姿势

——与林逋有关

缘于一首诗,认识一个人,体会一个时代。

那诗是《山园小梅》,那人是林和靖,那时代是北宋。

林是真正的清高高手,除了自己的清高之外,什么也不在乎。一生中,唯一拥有的,就是几只闲鹤,数株梅,以及孤山的晚风,雪花,雨露,遥远的阳光。偶尔,在三五之夜,明月半湖,横玉箫发金声,烹绿茶赏黄庭。或者,临清泉洗笔砚,傍闲鹤观浮云。更或者,就清月以下酒,依寒梅而凝神。山间四时随我去,笔底五色伴物生……当然,还有水,清亮如梅、金声似玉的泉水。

本来,孤寂,是使徒的宿命。当年的佛陀、基督,总是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看着自己越来越憔悴的背影,吐出孤寂的叹息,看着孤寂的远方,怀抱着自己的孤寂,悄然独自奔跑。最后,歪歪扭扭的人群,在有意无意之中跟了上来,聚成庞大而坚贞的队伍,在时光的歌唱中形成了河流。

而林和靖,却远没有这种幸运。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孤山,这个西湖边上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山峰。他们相互拥有对方,成为对方的安慰。每当清晨,西湖的雾悄然横在半空,朦朦胧胧的湖光山色,就着金色的太阳,极像一个调皮的村姑,开始了一天的舞蹈。和靖先生站在那里,看着,笑着,心里涌起平静的波澜,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这时,梅花已经醒来,伸展悠悠柔柔、挂满露珠的身躯,然后开始一天的歌唱,鹤不知何时站在和靖先生的身旁,用长长的喙轻啄先生的前襟。林逋畅然,层云涌荡,回身而入。蜗居虽小,足以怡情;湖山虽远,可以养心。和靖先生就着清茶,焚起檀香,心清神凝,双手轻抚,一曲翠鸟闲鸣、长风入怀的古琴曲应手而出,就像这孤山的清泉淙淙而下。鹤听见了,聚集在小屋前,振翅长唳;梅听见了,散发在微风里,浮动暗香。阳光伸进窗棂,像饱满而又调皮的明亮精灵……黄昏到来,和靖先生信步而上,独站峰巅,极力眺望。苍山茫茫,如大海波涛;长空悠悠,似亘古清梦。和靖先生在这黄昏里,望着遥远的地方,如菊的内心伸展着。背景是落日,云朵,朦胧神秘的黄昏气息,悠悠漫长的风,悄然站着的树,以及谁也看不见的梅魂幽香。

上述,当然是我的想象,诗人本身的感受,可能远比我想象的更加释然、悠然。生命的本体流动,在林逋那里,或者仅仅是一个过程。生命本身是尊严的,也是凝重的。当年林逋在奉化老家,可能早就意识到了这点:生命的脆弱使生命本身想方设法要去寻找它的本体。作为林逋,当然愿意去寻找生命背后的真正意义。在世上看了一大圈的林逋,觉得世俗中的生活远没有自己理想中的那种生命状态,寻找另一出路就成了林逋的生命流动。为了完成这种流动,林逋在自己的生命中倾注了所有的生命热情,这或许就是林逋要遁世的原因。林逋为什么一直拒绝朝廷?我想,更多的可能是社会原因。北宋王朝,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干净王朝,充满了血腥气,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纷争,有见识的文人就会避鬼神而远之。林逋隐于孤山,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管这种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怎样的不可理解。

林逋从家乡奉化出发,到了西子湖畔的孤山,觉得此地可就终生。东望烟波浩淼,西看峰峦相逐,卧可观湖,仰可望山。清风入怀,流萤满地;明月在窗,竹影婆娑;梅传幽香,鹤弄清影;平地烟云四时间,山间朝雾夏春秋。人生至此,就不仅仅是清高,也不仅仅是隐者了。

平常我们所说的隐士情怀,其实只是一种情怀而已,隐的目的是不隐。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仅是一说而已。当年诸葛亮隐居南阳,目的就是要叫刘备认清楚。刘备在三顾之后,诸葛亮就迫不及待跑了出来,弄出了个三国鼎立的局面。其实最早的隐者之一应该是许由,毅然抛弃最高权力的诱惑,跑到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严严实实躲了起来,咽雪饮风,咆哮青天,这当然是一个极端。

清高是一个人的内在,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与品质有关。一个没有内在的人,想清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装的,假的,充满了阴险的不可知,这类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但要真正清高起来,必须付出毕生的代价。当年严子陵为了躲避刘秀的纠缠,想尽办法东躲西藏,最后还是被刘秀捉去玩了几天。好在严子陵是真正的隐者,一有机会立马逃走,坚决不走回头路,最后躲在富春江畔,终于实现了自己隐居的梦想。

如前所述,隐居总是与社会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有关。一般情况是,政治特别腐败,社会道德集体崩溃,整个社会处于堕落底线,这时真正的智者,一方面可能力挽狂澜,挺身而出,一方面就是另一条路——隐居——真正意义上的隐居。常常是智力超群的人,本身具备贤达的气质,有洞察社会的基本能力。在此前提下,林逋在北宋这个时代,最后走上一条隐居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这种隐居,常常与清高有关。大半生在江淮一带行走的林逋,最后终于走到了西湖孤山。林逋在那里,看看西山的月,看看西湖的水,特别是在黄昏来临之际,内心深处如这孤山的风景,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内在的,外在的,二者在不自觉当中,就紧紧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文人内在理想。我们从他那首《山园小梅》就完全可以看出:“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高雅的情趣和内在理想追求,在这诗中悄然显现。这首诗被后世所推崇,绝大部分是因为这点: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形成了人格的整体完整,而志向的清雅,又成为后世文人的圭臬。

当我们认识林逋的诗歌,就认识了林逋这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又认识了那个社会。社会在诗人身上的折射,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社会内在。在林逋的另一首诗《孤山寺瑞上人房写望》中,我们更可以看出诗人隐居孤山的心理:“底处凭栏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秤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春来看雪天。”这完全是世俗之外的画卷,诗人已经远离尘世的烟火——人一旦与自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容易进入无我的状态。

实际上,当社会向上的时候,清高也在行走;当社会堕落的时候,清高仍在行走。那个时代的林逋,清高就像孤山顶上的明月,暗影中,有一条隐隐的道路,昭示着生命的走向。

那个秋天我走进沈园

——有感于陆游

感动于数百年前的诗人陆游。

一方面因为他的苦难,一方面因为他的疼痛。

他的苦难来自社会,他的疼痛来自家人。在陆游的一生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苍凉不屈的老者,用沙哑的歌喉,在阴影沉重的星空里,倔强而又多情地歌唱。歌唱幸福而又苦难的爱情,歌唱明亮而又黑暗的时光,歌唱苍凉而又倔强的自己,歌唱辽阔而又嶙峋的远方……

陆游,把自己梦幻漫长的一生扔进了苍凉不堪回首的破碎时代,把自己忧伤的泪水涂在了西风萧瑟的幽暗黄昏……陆游,这个来自时光沧桑里的倔强生灵,在山河破碎的残照中,为自己的高远理想愿意付出沉重代价的人,却不得不在朝廷的苟安中怆然远去。“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苍凉的陆游,在无奈的叹息和幻想的希望中,在绝望的忏悔和空寂的等待中,看着夕阳默然西下,看着夜幕悄然降临。“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游一生究竟在等待什么?是怎样的内在让陆游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完成了自己人格的升华?社会黑暗是否更需要人格相对完善的人?黑暗中的灯火真的能照亮黑暗吗?而此时的陆游,在写这两首诗时,已经是六十二岁的花甲老人了。“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在自己的家乡北望中原,看着异族的践踏,内心的疼痛化成滴滴凄凉的泪水。可是苟安的朝廷,却只顾自己眼前偏安一隅的暂时享乐,哪管国家民族的整体未来。诗人内心的煎熬在沉默的秋风奔涌中,成为一道难以结痂的伤口,在历史冰冷的长河里,一直疼痛到现在。“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又是五年的光阴,待在家乡的诗人,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了。诗人除了运用自己的笔,还能做什么呢?试想,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面对金的嚣张与猖狂,除了自我的麻醉与有限的幻想,还有什么可做呢?

当年岳飞想要完成抗击金兵入侵的大业,却在统治阶级的相互倾轧之中,成为牺牲品,在南宋风雨飘摇的葬礼中,卧看西湖的天光山色。一代抗金名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在王朝局部利益的狼啃狗撕中,成为漫长光阴里沉重的叹息。

词人辛弃疾出于同一目的抗金,并不惜自己组织义军,最后却也不得不在悲叹里黯然远去。统治阶级的软弱不用说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弱,统治阶级的骄奢实质上是国家的本体卑微,当一个国家走到了这样的境地,冤魂般的国民,还有什么话可说?南宋王朝,有陆游这样一个诗人,应该是朝廷的大幸,是国家的大幸。而诗人生长在南宋,却是诗人的不幸,而且是极端的不幸。一个不思进取的政权,是不可能成就自身大业的,这已经是历史的定律。陆游在这王朝的肮脏游戏中,有意无意就成了异类。而且,不分好歹都想要完成自己的民族理想的人,不用说,更是一个异类。最后,政体的黑暗锋芒:整体的、局部的、个人的,直奔诗人而来,诗人在这政体的痛苦游戏中,成为漩涡席卷的一部分。悲剧情节般的苍凉,无处可去的绝望,就成了诗人唯一的归宿。

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诗人走到了八十五岁的冬天,这个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北风在大地上悄然纵横,苍茫的天空中笼罩着难以抹去的阴霾。幽幽的雨水,在让人心紧的秋风中更加冷漠。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诗人写下了他生命里最后的挽歌:“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就这样,在生命的残照里,用自身的方式,在历史沉重的叹息里,写下了自己永远难诉的遗憾。

每当我阅读诗人的《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南唐书》等著作,我总是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我看见诗人苍茫的背影,在南宋多雾的天空里,在尘土飞扬的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孑然而行。诗人妄想用良知唤醒沉沦腐败的朝廷,妄想用自己微弱的灯火照亮阴湿无边的黑暗,可社会给予诗人的,却是麻木而又阴险的冷漠。

当一个奋进者为社会的努力得不到回音,那是他最大的忧伤。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这个梦想就是要争取黑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与白人具有基本相同的公民权。这个梦想在马丁的不懈努力中终于变成了现实,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在马丁等人的伟大奋斗中不得不做出基本的改变,黑人的政治命运有了基本的转机。一个普通的黑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与政府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不合作斗争,最后,迫使政府不得不让步。而作为诗人的陆游,在那个时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的命运提出自己的基本主张,得到的却是怨恨与排挤,社会给予他的,不是更大的冷漠,就是深深的寂寞。

当孤独成为诗人绝望的灯火,诗人自身已经无法承担社会冷漠的重量,而陆游自己仍有幻想。当诗人的社会良知不在统治阶级的视野之中时,就只有一种结局——被扼杀。这是历史在沉默中给诗人的唯一回答。诗人不得不发出仰天叹息:“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苍凉的意象里,涌出的是咸咸的泪水,于心不甘中,映现的是幽幽的灯火。

当年陶渊明不甘心被社会的黑暗与堕落击倒,选择了逃避,一个人躲在乡间,看日出日落,云长云飞。“荒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过的是一种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在表面的旷达中,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我满足自我娱乐的悠然情状。当年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因不满政权的黑暗与冷漠,采用的方式也是逃避,最后却在无意中成为统治阶级相互争斗,敬献给屠刀的无辜的祭品。唯独将那首唱绝人寰的临刑音乐——《广陵散》,演绎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典,使多少士人为之流泪扼腕,叹息中夹杂着谁也说不清楚的情愫。陆游,作为南宋王朝制度下的良知,却偏要用自己苍凉的肉体和孤独的灵魂,唤醒统治阶级苍白的大众人性。

南宋王朝,这个丧失进取心的政权集团,在偏安江左后,没有一个皇帝想要收复中原。他们在这个脂粉美人、香气繁绕、笙歌艳舞之地,尽情享受着仅剩的繁华与春梦。他们每天不是飞鹰走马,就是裙钗厮磨。这个江南艳俗的都市、物殷民富的胜地,就在无意之中被搅得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统治者在这之中,尽情地挥霍着仅有的安闲时光。而真正具有民族道义感的义士们,却尽遭排挤,不得不在江湖中慷慨悲歌,在黑暗里黯然神伤。在此,陆游的复土理想,不得不说是一个单纯的梦呓。

但我仍然感动于陆游的隐忍与深沉的大众情怀。

一个没有内在精神的民族是危险的,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国家是悲哀的。陆游瘦弱的身躯,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民族不死的火光。“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收回失地,恢复中原,是陆游生命的最大期盼。实质上,功名在陆游这里,是不算什么的;朝廷的奖赏,对陆游而言,也是不算什么的。人在一生中,如果能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最大的幸福。陆游一生的最伟大梦想,就是收复失地,让南宋偏安的现状见鬼去。可是,“可爱”的统治者们,好像都一心一意与诗人铆足了劲:你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好吧,你独自去做吧。我们会冷冷地敬着你。我们会远远地防着你,我们会偷偷地笑着你。你慢慢去玩吧。当我读着陆游在黑暗或者阳光里写下的,凝重或者悲愤苍凉的诗句,我常常沉默,在黑暗或者明亮中沉默,在行走与停留中沉默。或许在今天,这种沉默在根本上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泥土的沉默,泥土的沉默算得上什么呢?

让人想起绍兴。让人想起绍兴的沈园。

绍兴,这个著名的江南水乡,历史沉重的烟云熏染了这方厚重的水土,烈士们在历史阴郁的天空里,或远或近地留下了他们的背影:大禹、勾践、文种……嵇康、谢灵运、西施、王充、王守仁……王羲之、王冕、杨维桢、徐渭……徐锡麟、秋瑾、鲁迅……在他们或轻或重的脚步声中,我们听见了历史的呼吸,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回声,我们明白了历史的脚步——颠覆不是历史,但历史一定是颠覆。

陆游,这个不朽的灵魂,在南宋的烟云残照里,就像一颗悄然孤独的钻石,闪烁着让人沉默而又激动的光芒。我就是在这冷冷的光芒里,走进了陆游生命中的另一个世界:沈园。这里,是诗人疼痛的开始,也是诗人疼痛的终结。

这个园位于绍兴市区洋河弄内,占地面积不大,我看到的只是历史上小小的缩影。这个园相传是宋代一个姓沈的大户人家所建,面积庞大,里面假山林立,景点纵横,闪烁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明丽光芒。我就是在那个秋天,自我绝对孤独的秋天,本来有所期待却在怆然中不得不寂寞的秋天,在一个不太明丽的黄昏,带着自身的沉默和生存的泥泞走进了这里。

进入大门,门上是郭沫若题的“沈氏园”三个郭体大字。整个园分为三个部分,东为双桂堂,内建陆游纪念馆;中间部分为宋代遗物区;西为沈园遗迹区。我在东区的双桂堂独坐。黄昏把它固有的轻柔洒在这里,荷塘的清香淡淡的,似有似无的样子,仿佛轻柔的薄纱,在幽怨的空中漂浮。我仿佛看见了诗人走在浓密的阳光里,身旁伴着一个冰清玉洁的善良女子,在诗人的爱意笼罩下,像一株灿烂的水仙,郁馥地散发着爱的光芒。他们一会儿悄然私语,一会儿相对微笑,一会儿放声大笑,青春固有的美丽在他们身上迸发,健康在他们身上蓬勃着迷人的光芒。这是爱的经典组合,吉祥、安康、快乐、和谐。在这经典组合中,青春却像挡不住的河流。这时的诗人,正是弱冠之年,一生的美梦刚刚绽放……

我看着荷塘里半张半卷的荷叶,零星的荷花点缀在荷塘里,参差的荷塘边——生长着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它们密密挤在一起,灿烂开着,充满了蓬勃与无所顾忌,很像诗人数百年前刚刚开始的人生中,绽放出幸福的微笑。我的理解是,生命的幸福是从爱情开始的,爱是生命永恒的动力。诗人在这人生的首页上,要用爱和激情写下自己多彩的明天——自我的、社会的。

正当诗人要张开理想的翅膀,准备在这南宋的天空里振翅高飞时,来自家庭的矛盾率先爆发。陆母,一个固执的老太太,自闭乖戾之中,用她绝对自我的方式,对诗人进行了亲情间最慈祥最冷酷的摧残。她怎么也看不惯诗人夫妻整天的卿卿我我,一种苍凉悲壮的愤怒,以及轻微或者严重的变态在陆母心里亢奋地燃烧。当诗人夫妻结婚数年之后,孤单的陆母却怎么也不能忍受没有后代的悲伤与绝望,愤怒的陆母开始行动:她要挥刀,毫不犹豫斩断这段美满的婚姻,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劳燕分飞。陆母使诗人陷入了空前的哀伤,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是爱人,一边是老母,陆游夹在中间,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让他们双方都不受伤害?陆游开始思索。当陆母逼着他们分开之后,诗人给妻子找了一个地方,他们仍然悄悄地住在一起,享受着天光里有限的美好。但陆母并不罢休。陆母的内心除了怨恨,还有伤痛;除了伤痛,还有悲哀。陆母的悲哀和伤痛来自社会习俗的最深层面。为了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陆母给了诗人坚决的最后一击。年轻的诗人在眼泪与沉默中,不得不与表妹——深深爱着的妻子——诀别。这个场面不用细诉。柳三变在《雨霖铃》中黯然写道,“多情自古伤离别”,充满了人生的变数与不可知。离别,明亮与阴暗的分界。诗人不得不屈服于母亲的逼迫——与极端心爱的人彻底分离,怆然的内心中满是绝望的苍凉。

多年以后,当他们在无意之中相遇,而相遇的地点就是我今天所呆坐的——沈园。数百年前的这个园,当然更加诗意盎然。此时的陆游,除了内心的忧伤,就是永远的凄凉。当他们无法执手,只能四目相对,双方的内心波涛翻滚,凄凉与伤感达到了生命的顶峰。当唐婉给诗人送来一壶黄藤酒的时候,诗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生命情感,蘸着酒与泪水,蘸着薄暮的迷茫与绝望的痛苦,在南面的断垣上,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人生绝句:“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当唐婉在这断墙上看见诗人的墨迹时,泣不成声,黯然而归。从此,唐婉的内心更加蛮荒,所有的情感与寄托,都随时光远去,仅仅要完成的,就是等待死亡的悄然来临。在家郁郁寡欢的唐婉,每天面对诗人的断肠之语,以泪洗面之中,怆然写道:“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人成个,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断肠之声,像尖利的金属,在青灯暗夜里独自寂寞。我不知道,如果陆母看见,会有何种感想。这个人间悲剧的制造者,在她魂归西土之后,当然看不见诗人的悲伤,但却把永远的伤痛留给了仍然活着的人。

天渐渐暗了下来,冷冷的风悄然吹着,我看着远处的灯光,心里的哀伤悄然膨胀,爱的疼痛还在隐隐发作。这个园里,此时除了自己,再也没有其他人。一只青蛙跳在我的身旁,呆然望着我,仿佛要向我倾诉它当年的所见所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数百年前的陆游精魂。自古为情而伤者,数不胜数,他们给后来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叹息。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在情的世界里,用生命唱出一曲美丽悲凉的挽歌。让世人在无法弥补的遗憾中,惆怅满怀,独望长空……诗人与唐婉在沈园的这一次相遇,成为他们的生命之路的最后交集。唐婉回家不久便郁郁而终,诗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的忧伤像大地上的泥石流……

四十年之后,孤独的诗人再一次来到这里。当年的热血诗人如今已进入古稀垂暮之年,风雨飘摇的时光能把年华悄无声息地摧毁,但却无法医治心灵深处的疼痛。陆游独自在这园里徘徊,徘徊,徘徊。四十年前的倩影依然存在,那是不死的影像,那是永恒的爱情精灵,那是爱的刀锋在圣洁的高地悄然地切割。陆游一次又一次,在这里询问,询问,询问。当年的笑影究竟在哪里呢?当年的表妹现在到了何处?诗人干涸的老眼,滚出苍凉的泪水,时光依旧,人已邈去,苍茫背影中,只有背影在叹息;茫茫暮霭里,只有灵魂在呼喊。陆游在这流水旁,开始敲击自己冰冷的心:“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黯然中无法排解的惆怅,泪水又在秋风中怆然冷却:“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字字见血,声声是泪,古稀之年的诗人,情始于此,又终于此,叹息于此,无奈于此,苍山黄土虚空远,绿春黑冬寂寞长……

我常常想,一个人的内在,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信念,还是欲望?陆游的信念是什么呢?一心想收复失地的愿望破灭之后,陆游的生命又该如何丰润?爱的彻底苦难,使这个在政治上失意的人更加失意,但又是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撑着诗人,使之在苍凉无望的社会中坚持住自己的理念高地?或许,是陆游破碎的爱,完成了自我思想的升华。政治上的绝对黑暗,锻炼了诗人不屈的意志。也许,正是这种不幸与苦难,使陆游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明亮精魂。

中国,这个苍凉悲壮的民族,从历史的黑暗深处走到今天,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个民族生存发展了下来?古希腊、古罗马的灿烂文明,在时光的风霜中早已终结,演变成一堆让人凭吊的废墟。两河流域的内在精神,演变到如今,仅仅剩下一个个苍白的概念,在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默默流浪。尼罗河流动的精髓,在时光的磨砺下,成为一堆堆在阴影里闪光的沙砾……也许,真正的民族都是不死的,真正的民族精神都是永恒的。南宋王朝的腐朽,铸就了诗人民族的精灵;南宋政治的软弱,提升了诗人民族的良知。当民族的苦难到来,率先挺身的,总是那些具有民族内在光华的人。这个悠久而又苦难的民族,这个伟大而又不幸的民族,我想,民族的良知和道义,就会出现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并毫不顾忌地引领着越来越强大的队伍……

黑暗彻底降临,管理员说,我要关门了,先生明天再来吧。我默默走出,想着数百年前的陆游,那在风雨中昂然远去的身影,又回头看了看在黑暗中悄然沉默的园子。我看见一个背影,正在遥远的地方,悄然走着——那个一生都在用生命歌唱的人。

柳永的抉择

——《雨霖铃》及其他

当一个人注定要牺牲于国家事业中,我们常常称这个人为英雄或者伟人;当一个人注定要堕落于女人或者奢靡享乐中,我们常常称这个人为陛下或者皇上。而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能牺牲于国家事业,也不能堕落于女人和享乐之中,就只能是整天为生计或者生命疲于奔命,并且常常夜不能寐,偶尔无所适从,甚至对隅而泣的芸芸众生。对于前者,我们除了敬意,还有嫉恨,为国家,为民族,理所当然伟大,也理所当然永垂不朽;对于后者,我们除了艳羡,还有嫉恨。因为他不仅不朽,还给我们生物种群的本能欲望,做出了绝对值得仿效的榜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把自己的欲望释放到最大值,才有可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这种能量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当然具有空前绝后的诱惑力。因此,后者让我们的妄想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即使不能成为现实,但至少可以在睡梦中心满意足地走上一遭。当然,我们不否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当上帝王的,这除了天赋、血统之外,还需要常人根本不具备的歹毒与无耻,伪善与狡诈,阴险与不露声色。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不小心中具备了这些条件,但也仅仅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难逢的机遇。比如朱元璋当年,按照龙脉和天象,他都不可能成为皇帝。他本来的梦想,可能就是能够在一个破庙里,残卷青灯,半忧半喜,半悦半虑,了此一生。但是造化常常弄人,一不小心,就成了陛下。这当然是机遇。机遇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一般人除了每天的春梦必不可少之外,就是为生存或者生活奔走,像一条永远虔诚而勤劳的狗。偶尔愁苦,像一只在时光里永远也找不到出路的老鼠。

如前所述,不论作为帝王或者伟人,我们都会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常常存在十分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历史是不是故意的:这帮人总是在秋天走上生命的极致。也就是说,他们的辉煌总是从秋天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昭示。只要打开他们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也许,秋天在他们看来,的确是好不待言,而且充满了常人根本不能理解的玄机。他们上台之后,一切与秋天有关的游戏,就大张旗鼓地开始。包括处决或者赦免犯人,甚至莘莘学子的科举考试,也要安排在秋天来进行。可见秋天对他们的重要性。时光流转到我们今天,秋天的事情也总是要比其他季节里多得多。我不否认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秋天里,我们可以畅想,也可以乱想,还可以妄想,甚至发狂也行,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银两。秋天常常是不设防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如愿。古代写秋天的许多诗词,我们学习之后,都能或多或少产生共鸣。由此可见,秋天无论对国家帝王、英雄美女,还是小民百姓,都没有多大害处,反而会激发出无限可能的创造能量。闺中的少妇,遥望秋天,如果老公在途,难免有些悲切,偶尔也很想来个红杏出墙,春秋代序,这当然在情理之中;青楼的小姐,临窗伫立,远树含烟,红楼卖笑,一度一秋,当然也有想法,遇到可人可心的,也要奋不顾身,从良了之;士子文人,举首长空,遥望大雁成行,又恰逢天高云淡,想到自己功名未遂之现状,触景生情,也不得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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