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彬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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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哲学译词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重新考察“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以及西周之所以将“philosophy”对译为“哲学”的原因。选出“性”与“理”这两大西周哲学译名中既与中国传统哲学密切相关又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将西周在翻译过程中对它们的处理方法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哲学范畴进行比较，明确了西周在东西方思想相互冲撞中对于传统思想的继承、借鉴与发展，阐明了传统思想在其译介西方哲学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让读者对西周哲学思想有更加深入的把握与理解。序
西周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创造了“哲学”等一系列的汉字译词，最早把西方哲学译介到日本，并进而经黄遵宪、康有为、严复等思想家和西学大家之手传播到中国，我们中国始有“哲学”。除“哲学”这一译词外，西周还创建了诸如“理性”“感性”“悟性”“主观”“客观”“现象”“抽象”“演绎”“归纳”等大量汉字哲学用语，其中约有一半左右得到普遍认同，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成为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标准的哲学范畴，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都比不上的他在东亚哲学史上的卓绝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到目前为止，中日等国学者研究西周的论著虽然不少，但多着重其哲学思想或其哲学译词的语言学等方面，而对其哲学译词创立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译词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联系，则缺乏深入的探究。孙彬博士的学术专著《西周的哲学译词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以西周的著述、论文、书信、讲义、日记、笔记等第一手文献资料为依托，通过关键词的查找，提炼出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著述及不同语境中所对译出来的不同哲学译词，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概念加以比较，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取得了显著的新成果，弥补了上述西周研究中的一大薄弱环节，颇有学术价值。在我看来，这部著作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超越了以前的相关研究。
其一，关于西周将“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的过程，综合了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西周“哲学”译名的诞生，对东亚哲学的建立与发展影响巨大。关于“哲学”译词确立的前前后后，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若干必须弄清楚的疑点。本书作者在通读《西周全集》的基础上，广泛参考相关方面的资料和先行研究，综合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对西周不同时期对“philosophy”提出过的不同译名仔细考察，以把握西周翻译“philosophy”的基本思路，从而对西周“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给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西周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的全过程是：“ヒロソヒ”（“ヒロソヒー”）⇒“儒”“儒者”“希哲学”⇒“斐卤苏比”（斐鲁苏非）⇒“哲学”。“而由于‘儒’或‘儒者’这样的译名只是出现在其留学荷兰的笔记记录中，并没有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中有所体现，所以，西周翻译‘philosophy’这一概念的正式译名的过程应该是：‘ヒロソヒ’（或‘ヒロソヒー’）⇒‘希哲学’⇒‘斐卤苏比’（或‘斐鲁苏非’）⇒‘哲学’。”这就是说，西周对“philosophy”一词，先以日文片假名音译，后意译为“希哲学”，再以汉字音译，最后定格为“哲学”。作者对有学者提出的西周曾将“philosophy”译为“西洋之性理之学”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详细申述了自己的理由；又明确指出，有学者提到的“儒”“儒者”之译名，仅出现在西周的笔记中，不见于他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并对此种情况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还进一步提到，在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之前，与西周同时代的学者曾提出过“穷理学”“理学”或“性理学”等译名，这些译名西周都未认可，反映出他对东方儒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的深度思考，以及对译名的审慎态度。这些论述考证，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
其二，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对当代有学者批评“哲学”译词的观点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
作者指出，西周在《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之中，将“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他同时说明，“philosophy”一词的原意是“热爱贤哲”“爱智慧”“热爱贤德”的意思。西周在《生性发蕴》中对“哲学”一词作注释时则明确地说：“哲学一词原意为爱贤者，其学问称作‘philosophy’，正是周茂叔所谓的‘士希贤’之意。”然而，西周为什么不直接将“philosophy”译为现成的“希贤学”，而偏偏要译为“希哲学”？日本学者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本书作者分析指出，西周对“philosophy”含义的理解，有一个深化的过程，起初把它视为与其他各学科并列的一个单独的学科，后来则视其为统一诸学科的学问，所以他经过长期缜密的思索，才创出“希哲学”一词，认为“哲学者，广而言之，学术之一统。”“位在百学之上，所谓学中之学。”而“希贤学”等不足以表达此意。
然而，西周并不满足于“希哲学”这一译名，最后，他删去了“希哲学”中的“希”字，而定译为“哲学”。此后，这一译名被众多的学者沿用并传承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philosophy”一词的正式译名。然而现代有些学者对“哲学”这一译名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哲学”一词没有准确、充分地表达出“philosophy”一词的原意，丢掉了“爱”或“追求”的含义。本书作者基于西周实际的翻译过程，说明“哲学”译词的确立是西周参照了前人将“穷理学”与“究理学”省去动词“穷”“究”等字译为“理学”，以及将“穷物理学”省去动词“穷”字约略译为“物理学”的做法，而将“希哲学”省去动词“希”字，最终定译为“哲学”，这不仅符合汉字组词的传统习惯，而且是对其内涵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因此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才能久远传承。这些分析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
其三，作者在西周的哲学译词中，挑选出“性”与“理”这两个既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相关又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把相关的翻译词汇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原有的概念进行比较，阐明了西周对于传统思想的继承、借鉴与发展，以及传统思想在他译介西方哲学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达到了对西周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的把握与体察。
在西周所翻译、创造的哲学语词中，可以找到许多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概念与范畴，例如“性”“理”“观”“觉”“识”“象”“天”等，其中“性”和“理”最为重要。与“性”关联的译词有“理性”“悟性”“感性”“属性”“植性”“动性”“记性”“性质”等，与“理”关联的译词有“理性”“性理”“物理”“元理”“心理”“实理”等。西周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西方哲学中的何种概念对译为儒学的传统概念“性”与“理”的？这与他对“性”“理”的理解有什么联系呢？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这些关键词配以其他词汇从而创造出各种新的汉字哲学词汇的？他创译出来的这些新的汉字哲学词汇又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引进并继承下来的呢？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对西周与“性”“理”相关联的对译词汇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者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西周对于“性”与“理”的翻译与理解情况，首先指出，西周将“性”对译为“nature”“faculty”“property”与“attribute”等英文语词，将“理”对译为“reason”“law”“principle”“idea”“truth”及“relation”等西文语词，接着论述了其中各自不同的内涵。作者特别说到，“性”与“理”在儒学思想中是作为形而上的概念来使用的，而西周在翻译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除了继承东方传统思想中形而上的意义之外，还赋予“性”和“理”这两个概念以形而下的意义。西周对于“philosophy”的理解，与其对“性”和“理”这两个概念的翻译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于作为“学问之一统”的“philosophy”的正确理解，才使得西周给“性”与“理”这两个传统的儒学概念赋予新的含义。作者还谈到，宋学“性即理”的观点对西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周正是基于“性即理”这一思考，才将原本应该对译为“道”或“理”的“nature”对译为“性”这一概念。这些论证有理有据，见解十分精到，揭示出西周对东亚传统思想和西方哲学两个方面的深刻理解，阐明了西周在融会贯通东西思想方面的创新精神。另外，本书从“性”和“理”这两个关键词入手，剖析西周译介西方哲学的理路，研究方法新颖，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运用这样的方法，还可以对西周其他一些关键的译词进行类似的考证，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新收获。
当然，本书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限于以上三点。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不容易的，一方面要有语言的功底，须熟练掌握日语、英语等外语，另一方面还必须对中国、日本以及西方的哲学思想都有较深入和准确的把握。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研究西周的新进展、新成果，而且还在于对于今人理解中西哲学的关系，乃至理解中西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魏常海2015年4月30日于北京大学第一章绪章
西周（1829–1897）被学术界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作为“哲学”一词的译者，可称为日本西学东渐史上的第一人。第一个正式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西周，他是“西方哲学最早[1]的移植者和开拓者”，经西周之手译出的像“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演绎”“归纳”等译词已经成为人们在表述哲学概念时所不可或缺的依据，直到现在仍被人们广泛沿用。很难想象东方哲学史上如果没有西周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些哲学范畴。正如中山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哲学用语大部分[2]都是西周等人在明治初所翻译创作的”。第一节西周其人
西周于文政12年（1829年）生于日本石见国津和野（今日本岛根县鹿足郡）森村堀内的一个藩医的家庭。其祖上原是远江国（今静冈县）相良之名门望族，因世代行医，曾辗转迁徙于肥后国（今熊本县）佐敷、肥前国长崎（今长崎县）、京都、大阪等地。太祖时习擅长“疡医之科”（外科），受石见国藩主龟井兹亲之聘，从大阪迁居鹿足郡津和野，从此作为藩医世代延续下来。西周幼名经太郎，后改鱼人。作为藩医世家的长男，为继祖业，依照当时的风俗习惯，10岁起不再蓄发，号为“寿专”。嘉永元年，西周20岁之时，接到藩主“一代还俗，修习儒学”的命令，蓄发改号为“修亮”。由于江户幕府末期德川家的公文中将其名字写作“西周助”，则一直采用此名。明治时代，由于其名中的“助”字与当时朝廷的官名用字相忌讳，受朝廷之命，将“助”字略去，改名为西周。
西周自幼勤奋好学，这得益于其祖父的影响。西周祖父时雍原是津和野内科医生井关藩利的四子，后作为西周曾祖父时荣的养子进入西家，精通内外两科，曾是山口刚斋（山崎暗斋门派）的高足，对儒学颇有研究。西周幼时由祖父亲自授书教字，4岁读《孝经》，6岁读《四书》，开始接受祖父对尧、舜、禹、孔孟思想的讲解与启蒙。祖父去世后，西周12岁时进入藩学养老馆，师从山口慎斋、森秀庵、村田要藏、小野寺藤太郎、瓜生重藏等人，读《五经》《近思录》《靖献遗言》《蒙求》《文选》《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家之书。
关于其勤奋好学，一度曾经流传有“西周买油、粉碎舂米”的佳话。说的是少年时代的西周在买油的路上一手提油瓶，一手拿书苦读的情景，其读书痴迷到甚至将鞋子左右穿反亦不自知的程度；关于西周舂米的佳话，说的是在舂米的过程中，由于西周专注于读书，而忘记及时关掉舂米机，而使得原已舂好的大米被打得粉碎。更有甚者，由于珍惜读书时间，西周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不回饭厅与大家共同进餐，而是将饭团带入书斋，边吃边读。由于西周对读书过于痴迷而忘记工作，当时的邻居们曾在街头巷尾议论说“西家真可怜，生了个傻儿子”。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周在幼少年时代对读书的痴迷程度。可以说正是对知识如此的痴迷才造就了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
西周在青年时代曾受幕府命令于文久2年（1862年）前往荷兰进行了为时三年的留学生活。在莱顿大学师从当时的法学博士维塞林，学习“五科之学”。回国后历任开成所教授、兵部省高官、陆军大丞、参谋局课长等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作为社会活动，西周参加明六社的集会，积极投稿并发表演说。明治3年时，西周开设家塾——育英塾，讲授“百学连环”等哲学课程，普及西方哲学知识。
西周重要的哲学论著与译著有《万国公法》《百一新论》《致知启蒙》《心理学》《利学》《权利争斗论》《百学连环》以及《性法说约》等。其中尤以作为“哲学”一词最早翻译的论著——《百一新论》最为著名。第二节西周的哲学译名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
从上述人生经历可以总结如下，西周的学术生涯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学习儒学时期，从1岁到26岁的时期，具体时间是1829–1854年。这个时期是西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时期，是其读书甚为痴迷的时期，亦是其打下学术与思想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西周大量阅读并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营养，所读书目均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书籍，涉猎广泛深入。西周主要阅读书目有《孝经》《四书五经》《近思录》《靖献遗言》《蒙求》《文选》《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家之书，“涵泳于经史百家者，亦[3]复有年矣”，可以说从幼时起西周就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儒学训练。这个时期的著述有《岁晚书怀》《记事论文》《养材私言稿本》《覆酱集》《杞忧广议自叙草稿》以及《家谱略履历旧记》等文章。
第二个时期，研习洋学时期，从26岁到37岁的时期，具体时间是1854–1865年之间。这个时期是西周开始转向西方哲学的时期。西周于1862年至1865年赴荷兰留学，在赴荷兰留学之前，西周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西周从1854年开始学习荷兰语，进而学习英语，为去西方留学打下基础。这个时期的著述有《丁巳十月草稿》《向藩主建言》《承美私言》《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之跋文》以及在荷兰期间写作的《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西式笔记本2册等文章资料。
第三个时期，翻译创作时期，从37岁到49岁，具体时间是1865–1877年之间。这个时期西周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哲学以及法学原著，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之时西周创造了大量译名，诸如“哲学”“理性”“感性”“悟性”“主观”“客观”“抽象”“演绎”“归纳”，这些译名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时期的译著与著述有《泰西官制说略》《议题草案》《百一新论》《万国公法》《德川家兵学校定书》《学原稿本》《语言的基础》《百学连环讲义》《生性发蕴》《百一新论》《致知启蒙》《心理学》《教门论》《知说》《人生三宝说》《美妙学说》《利学》等。
如上所述，西周学术生涯的第一个时期——研习儒学的时期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其学术与思想形成的基础时期。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儒学对西周的影响非常深刻。正是如此深厚的汉学功底使得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有着非常准确深入的理解，从而在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能够将西方的哲学概念与东方原有的思想文化融会贯通，将其准确而巧妙地对译出来。
对于西周来说，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始终是其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时作为对比或参照的前提和依据。例如，在《开题门》的开头部分写道，“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在这里，西周提出西方哲学与东方儒学讲的是一个道理，其实是一回事。而在《开题门》的附录中针对“为学”的方法，西周则有如下论述，“然而学之立必归功于四元，何谓四元，显而有形谓之物，物有天则示象于吾人之灵慧谓之理，理之寄于人心，依喉舌之机而发之谓之言，言之闬局矣，于是取资乎，手指之运用与楮毛之用以通古今，一段一通，谓之文，四元之立学可得而语矣”。所为四元指的是“物”“理”“言”“文”，从“物”到“理”，进而从“言”到“文”。可以说该四元学说正是西周灵活应用东方传统思想中的“格物致知”对西方哲学产生过程的总结。
纵观西周所翻译、创造的哲学语词，可以发现在西周的译词中能够找到许多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固有的概念与范畴。他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时，始终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作为其译名的载体。比如，贯穿西周译介的哲学词汇中就有“性”“理”“观”“觉”“识”“象”“天”等语词。关于“性”的译名就有“理性”“悟性”“感性”“属性”“植性”“动性”“记性”“悟性”等译词；而关于“理”的译名则有“性理”“物理”“元理”“心理”“实理”等；与“观”有关的译名就有“主观”“客观”“宇观”“宙观”“处观”“时观”“质观”“性观”等译词；与“觉”有关的译名则有“感觉”“知觉”“触觉”“外觉”“内觉”等；与“识”有关的译名有“意识”“学识”等译词；与“象”有关的译名有“现象”“印象”“抽象”等；与“天”有关的译名则有“先天”“后天”等词汇。
西周所译介的上述哲学译名为何能够如此顺畅地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沿用呢？关于这一点，手岛邦夫认为：“西周所翻译的哲学词汇之中有一半左右一直被沿用到现在，而与西周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西周的哲学译词流传率最高，现存率也最高。其理由是，比起其他学者来，[4]西周的哲学译词更加贴切，更加具有近代性。”手岛氏的见解有其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西周的哲学译词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另外一个深刻原因，那就是——经西周之手所翻译过来的哲学词汇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儒学）范畴，其中很多概念就是儒学概念的重新排列组合。这对于生活在东方思想文化的话语中的人们来说，可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这大概就是西周的译词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西周所译介的这些哲学词汇，究竟和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有着何种联系？又有何种区别与不同呢？西周在译介这些词汇的时候，究竟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中继承了什么、借鉴了什么，进而又超越了什么呢？可以说，明确这些对于从新的角度加深对西周哲学思想的理解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三节学界的研究与本书的主要内容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于西周的研究主要分哲学思想、翻译理念以及哲学词汇创译等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莲沼启介《西周に於ける哲学の成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法哲学のためのエチュード》（有斐閣，1987年）、有坂道隆《日本洋学思想史研究》（創元社，1987年）、小泉仰《西周と欧米思想との出会い》（三嶺書房，1989年）、崔新京〈论西周的哲学思想〉（《日本问题》（1），1988年）、井上厚史〈西周と儒教思想——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島根県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編，《西周と日本の近代》，東京ペリカン社，2005年）等；在翻译理念方面的研究有刘秀芬〈中日近代哲学家严复西周同异论析〉（《理论学刊》（6），1990年）、王克非〈汉字与日本近代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4），1991年）、手島邦夫〈西周与『明六杂志』的译词〉（《国语学研究》第39集，2000年）、手岛邦夫〈西周の訳語の定着——『哲学字彙』から明治中期の英和辞書と中後期の国語辞書へ〉（《文芸研究》第154集，2002年）、刘小珊等〈日本明治启蒙思想家西周的语言文字观考述〉（《东南亚研究》，2010年）等；关于哲学词汇创译方面的研究有徐水生〈西周在西方哲学范畴汉字化上的贡献〉（《延边大学学报》（4），2007年）、卞崇道〈东亚哲学史上西周思想的意义——透视“哲学”用语的定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6），2007年）、藤田正胜〈日本如何接受哲学〉（《日本问题研究》（1），2012年）、狭间直树〈西周留学荷兰与西方近代学术之移植篇〉（《中山大学学报》（2），2012年）等。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中日学术界除了有针对西周哲学思想或西周哲学译词的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关于西周哲学词汇创译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值得借鉴。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对于西周译名的哲学意义及其译词的思想传承方面却少有涉及。
西周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时采取从中国古典中提取关键词的方法，而其所提取的关键词则是中国传统哲学（儒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性”和“理”。例如，西周所创译的使用“性”的译词与新造词有“感性”“悟性”“记性”“性质”；而其所创译的使用“理”的译词则有“理性”“心理”等哲学常用词汇。“性”与“理”是中国传统哲学（儒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是中国儒家在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宇宙等方面的理解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范畴。那么，西周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西方哲学中的何种概念对译为中国儒学的传统概念“性”与“理”的呢？这与他对中国儒学传统概念“性”“理”的理解有什么联系呢？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这些关键词配以其他词汇从而创造出不同的哲学概念的呢？他创译出来的这些哲学概念又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引进并继承下来的呢？本课题试图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可望能够揭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日本近代哲学在概念传承上的影响与作用。
本书以西周的著述、论文、书信、讲义、日记、笔记等第一手资料和史料为依托，通过关键词的查找，提炼出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著述、不同语境中所对译出来的不同哲学译词，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比对分析，从而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在西周的著述中提炼出与“哲学”相关的问题点，重新考察“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以及西周之所以将“philosophy”对译为“哲学”的原因；另一方面，挑选出“性”与“理”这两大西周哲学译名中既与中国传统哲学密切相关又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通过对西周在翻译过程中对该词的翻译处理方法的分析，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原有哲学范畴的比较，明确西周在东西思想相互冲撞中所进行的对于传统思想的继承、借鉴与发展，及其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接受过程在翻译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达到对西周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地把握与理解之目的。具体来讲，在对“性”这一哲学概念的研究方面，通过对西周所对译的“性”这一概念的不同译名的考察，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的异同，探求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发挥；在对“理”这一概念的研究方面，通过考察西周所翻译的“理”这一哲学概念的英文译名，及其与中国传统概念中的“理”的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明确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的理解，从而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对西周在哲学译名上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章，绪章部分，在介绍本书背景知识，包括西周生平、著述以及学术贡献的同时，主要阐述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本著作的学术意义；并且提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交待了本书的研究以及写作方法、全书总体构成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章，以“哲学”一词的翻译为主线，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并总结西周对于“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探求西周将“philosophy”对译为“哲学”的原因，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西周的影响的角度进行考察，试图对于这一困扰学术界的待解谜团提出解答方案，从而进一步明确西周本人对于“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
第三章，以“性”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为中心内容，考察西周所对译的“性”这一概念的不同译名，并通过对比其翻译后的译名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的异同来探求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发挥；另外通过对比西周与同时代其他译者对于“instinct”这一英文概念的翻译，比较“本能”与“性”之于西周的不同含义，进一步探讨西周对于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差异的理解。
第四章，以“理”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为关键词，考察西周所翻译的“理”这一哲学概念的英文译名。通过对“reason”“law”“principle”“truth”以及“relation”等词汇的具体分析以及与中国传统概念中的“理”的意义上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明确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的理解以及发挥，从而对西周的哲学理解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第五章，结语部分，通过对前文的总结，提出西周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一词的过程正是其对西方哲学进行思考的过程。并且指出这两个过程互相交织，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指出通过考察“性”与“理”的翻译情况，能够进一步明确西周对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理解。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以及对西方哲学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作为其理论的支撑与参照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朱谦之. 日本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中山茂. 日本人の科学観[M]. 大阪：创元社，1977.
[3]引自西周所著《对徂徕学之志向述怀一文》，见大久保利谦. 西周全集（第1卷）[M]. 东京：宗高书房，1960.
[4]手岛邦夫. 西周と『明六雑誌』の訳語[J]. 仙台：国语学研究，2000：39.第二章关于“哲学”一词的翻译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是“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在译介西方哲学著作时，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对译而来的。而西周正式将“philosophy”的译名定译为“哲学”则是在明治七年（1873年）由山本觉马出版发行的其重要代表作《百一新论》中。这不仅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哲学”一词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我们表述西方“philosophy”这一概念的不可替代的译名。第一节学术界的看法
对西周来说，从其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到“哲学”这一译名的诞生，他对“philosophy”一词的翻译就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关于西周对“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众多学者提出过诸多见解，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仍存有若干疑点。例如，作为“philosophy”的译名，西周为何要在众多词义选项中唯独选中“哲学”一词？类似问题可以说仍是困扰学术界的待解谜团。因此，笔者在通读《西周全集》的基础上，广泛参考相关方面的资料和先行研究，综合学术界的不同看法，试图针对西周“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给出新的解释，并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同时，针对西周在不同时期对“philosophy”提出过的不同译名展开剖析，以把握西周翻译“philosophy”的基本思路，进而探讨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的主观原因及其客观背景。
首先，关于“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分析方法。王守华在《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中对于西周“哲学”一词的翻译作了如下阐释。“西周第一个把英文‘philosophy’定译为汉字‘哲学’，一直被沿用至今。考察西周对哲学一词的译语有如下的历史历程。文久二年，在《致松冈鏻次郎的信》中，将‘philosophy’译作汉字‘西洋之性理之学’及片假名音译‘ヒロソヒ’。在《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1]之跋文》中说：‘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诸科，间有窥其室者，独至吾希哲学一科，则未见其人矣，’这里译作‘希哲学’。另外在《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中，亦译作‘希哲学’。据说是取自中国周濂溪的‘士希贤’，故译作希哲学，表示希求贤哲的意思。按希腊文‘爱智慧’的原意，此译法也算达意。以上是他出国留学以前的译法。经荷兰留学和回国后继续钻研，在明治三年写的《开门题》中说：‘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用汉文译其音，为‘斐卤苏比’。在明治三年开讲的《百学连环》、明治五年起稿的《美妙学说》及《生性发蕴》中，译作‘哲学’。但这些都是稿本，不能完全排除以后修改的成分，只能说从此时开始，他已决定将它译作‘哲学’。第一次公开定译为‘哲学’，是明治七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书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哲学’。此后一直被大家公[2]认使用”。
王守华的分析方法是从《西周全集》出发，按照已经发表的文章或著作写作出版的先后顺序进行整理与总结。根据上述阐述，王守华认为西周对“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用图标表示如下：“西洋之性理之学”及“ヒロソヒ”⇒“希哲学”⇒“斐卤苏比”⇒“哲学”。
而日本学者莲沼启介在其《西周的哲学之成立——近代日本法哲学成立的练习曲》一书中，有如下的说法：“（西周）对于‘philosophe’一词的翻译首先为‘儒者’，然后为‘希哲’，后来又将‘philosophie（法语中对“philosophy”的表达）’译为‘希哲学（ヒ[3]ロソヒ）’和‘儒’。”莲沼提示的西周这部分关于“哲学”的翻译是王守华的分析中所没有的，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从表面上来看，王守华的说法和莲沼的说法相互矛盾，然而，实际上这两种见解是对西周“哲学”译词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相互补充的说法。首先，如上所述，王守华的这一说法是按照西周的文章或著作写作发表的先后顺序，对于西周翻译“philosophy”一词进行的比较全面的总结。这也是能反映众多中日西周研究者看法的具有代表性的见解。而上述莲沼启介这部分提示的依据则是西周在荷兰留学期间未曾发表过的两个笔记本上的记录。由于两个笔记本封皮颜色不同，一本为褐色，另一本为蓝色，因此这两个笔记本被学术界称为“茶色笔记”与“蓝色笔记”。在该笔记中，西周记录了其对西方哲学的许多词汇的日文译名，其中有“philosophe儒者、希哲”和[4]“philosophie（法语中对“philosophy”的表达）儒”。
从时间上来看，西周在荷兰留学年代为文久3年（1863年）至庆应元年（1865年），因此，可以推断西周将“philosophie（法语中对‘philosophy’的表达）”译为“儒”或“希哲学”的时间为1863年至1865年之间。这晚于王守华上述西周于“文久2年，在《致松冈鏻次郎的信》中，将‘philosophy’译作汉字‘西洋之性理之学’及片假名音译‘ヒロソヒ’”。（文久2年为1862年。）而王守华上述的西周在《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之跋文》中将“philosophy”译为“希哲[5]学”的1864年则正好处于这期间。这说明西周在将“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的同时，也考虑过将其译为“儒”或“儒者”。但是，从西周已正式发表过的文章或著作来看，西周特地省略了“儒”或“儒者”的译名，而选择了“希哲学”这一译词。
由此，综合上述王守华与莲沼启介这两种学术界中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的思路，即“西洋之性理之学”及“ヒロソヒ”⇒“儒”“儒者”“希哲学”⇒“斐卤苏比”⇒“哲学”。另外，如果仅从其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来看，从“philosophy”到“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则是上述王守华所总结的过程。即“西洋之性理之学”及“ヒロソヒ”⇒“希哲学”⇒“斐卤苏比”⇒“哲学”。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从《西周全集》这一西周学术资料的历史文本出发，按照时间前后顺序，重新考察西周翻译“philosophy”为“哲学”的过程。第二节从“philosophy”到“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
1862年（文久2年）西周在《致松冈鏻次郎的信》中针对西方“philosophy”这一概念有如下论述，“小生顷来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抔之一端を窺候処、實に可驚公平正大之論ニ而、従来所学漢説とは颇端を異ニシ候処も有之哉に相覚申候、…只ヒロソヒ之学ニ而、性命之理を説くは程朱ニも軼き、公順自然之道に本き、経済之大本を建たるは、所谓王政にも勝り、合衆国英吉利等之制度文物は、彼尧舜官天下之意と、周召制典型は心ニも超へたりと相覚申候。”[6]（中文译作：小生顷来窥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等之一端，实可惊为公平正大之论，而觉其与从来所学汉说颇有端之所异之处。……独“ヒロソヒ”之学，其说性命之理则程朱有轶，本公顺自然之道，建经济之大本，胜于所谓之王政，合众国英吉利等之制度文物超于彼尧舜官天下之意与周召制典型。）这是西周在远渡荷兰留学之前所发表的关于西方哲学的重要意见。
王守华认为在这篇文章中，西周将“philosophy”译作汉字“西洋之性理之学”及片假名音译“ヒロソヒ”。对于王守华的这一见解，笔者只能同意其说法的一半意见，即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日文片假名“ヒロソヒ”的看法。而对其认为西周将“philosophy”译作汉字“西洋之性理之学”的说法则不能苟同。仅从文章前后语义之间的联系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西周所说的“西洋之性理之学”并不等同于“ヒロソヒ之学”。西周在提到西方的“philosophy”之时，有这样的说法，“独‘ヒロソヒ’之学，其说性命之理则程朱有轶，本公顺自然之道，建经济之大本，胜于所谓之王政，合众国英吉利等之制度文物超于彼尧舜官天下之意与周召制典型……”。可以看出，西周认为‘ヒロソヒ’之学既包括阐述“性命之理”的“性理之学”，又包括能够提示“经济之大本”、建立超越“彼尧舜官天下之意与周召制典型”的以“合众国英吉利等”为代表的“制度文物”。[7]因此，从上下文的联系上来看，西周所认为的“ヒロソヒ之学”不应该仅仅是王守华所说的“西洋之性理之学”，而应该等同于其前文中所说的“西洋之性理之学”与“经济学”的总和。那么，是否可以将王守华的说法改变一下，说西周将“philosophy”一词译为“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所谓翻译就是将使用某一语言所表达的文章或著作内容转换为其他语言的工作过程。从西周上述“小生顷来窥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抔之一端，实可惊为公平正大之论”的说法来看，“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并不是对于“philosophy”的翻译，只是在提到西方哲学这一问题时借用了前人的说法而已。对于西周来说，这种借用只是一种使用上的方便。因为在介绍其新的译词之前，只有借用原有的说法才能使读者能够将其新的译词与原有的概念对号入座。而且，对于西周来说，这种借用也只是暂时性的借用。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西周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独‘ヒロソヒ’之学”的说法。毋庸讳言，这里的“ヒロソヒ”是对“philosophy”一词用日文表达的音译。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第一次对于“philosophy”的翻译是其于1862年在《致松冈鏻次郎的信》中所译的“ヒロソヒ”，而不包含王守华所说的“西洋之性理之学”。当然，这个翻译仅仅是从发音上进行模拟的音译，尚属其对于“philosophy”翻译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诚然，在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以前，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日本学者根据各自的理解与汉文修养将“philosophy”翻译出来的各种译名。“（‘philosophy’一词）最初被翻译成‘穷理学’[8]‘理学’等译语，后来定为‘哲学’。”比如，在《明六杂志》第十[9]六号中，中村正直就曾经将“philosophy”译为“理学”。而且，除了上述译法之外，作为西周好友及留学荷兰同伴的津田真道曾将[10]“philosophy”译为“性理”（学）。然而，西周从一开始就没有肯定并接受这些译词。西周面对此前的人们对于“philosophy”的种种译法，始终保持不予苟同并坚持使用自己独特译名的态度。从《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之跋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通观《性理论》的原文，可知津田真道所理解的“性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哲学”的理论。而西周为这篇《性理论》所写的跋文加上标点符号总共不过120余字，然而，就在这短短的篇幅里，西周却提出了与其好友完全不同的对于“philosophy”的译名。“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诸术（科），间有窥其室者，特（独）至吾希哲学[11]（ヒロソヒ）一科，则未见其人矣。”在这里，西周没有遵循津田真道将“philosophy”译为“性理学”的做法，而是独辟蹊径，将其译为“希哲学”，并在旁边标注了日文假名“ヒロソヒ”，用以告知读者自己所译的“希哲学”的就是“philosophy”这一概念。可以说，在这里将“philosophy”译成“希哲学”这一译名，是西周对“philosophy”进行翻译的第二次挑战与突破。同样，在写作年代相差[12]不远的《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中，西周同样将“philosophy”翻译为音译的“ヒロソヒ”和意译的“希哲学”。
然而，西周并不是完全盲目地排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对西方哲学概念的译名。众所周知，“社会”一词作为“society”的译名是由与西周同时代的学者中江兆民翻译而成。关于“society”这一译词，下出隼吉在其《明治初期的翻译》（收录于下出隼吉著《明治社会思想研究》）一文中指出，社会作为“society”的译名被普遍接受是从明治9年前后开始的。然而，在西周的文章中最早能见到“社会”这一说法则早在明治7年三月就开始了。虽然在明治6年出版的《生性发[13]蕴》中西周曾将“sociology”译为“成群相养”，但在《明六杂志》第二号中所刊载的西周的《非学者职分论》这一文章中就将其纠正为“社会”，“民間志気ノ振フナリ、社会ノ立ツナリ極メテ可ナリ（中文译为：民间志气之振兴，于社会之存立极为重要）”。在明治15年起稿的其重要代表作之一《尚白札记》中，提到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时，西周就曾明确地将“社会学”标注为“sociology”；[14]在明治17年起稿的《生性剳记》中论述到文字语言的产生时，西周也曾反复使用“社会”一词。“夫爱恶感叹之情，自然发于口牙者，在一小社会。一变为意思之符号，其势极易，社会既广，事物繁夥，[15]接见难常，多端易忘，于是乎方有文字之发明。”这说明西周并不盲目排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的译名，只要是贴切的、能够真实反映其词语原意的，西周还是乐于接受并加以肯定的。这同时也说明西周之所以不接受此前将“philosophy”译作“穷理学”“理学”或津田正道的“性理学”的译法，是因为他并不认可这一译名。正是这种对于学术翻译的严谨态度促使西周找寻到了“希哲学”、进而升华到“哲学”这一沿用至今的译名。
在明治3年（1869年）起稿的《开题门》中，对于“philo- sophy”，西周作了如下论述，“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16]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在这里，西周同样采用了音译的方法来解决对“philosophy”一词的翻译问题，即“斐卤苏比”这一表述。然而，同样是音译，西周为什么没有使用原有来用过的“ヒロソヒ”这一日文假名的标记，而使用汉字的音译法呢？通读《开题门》这篇文章，可知西周的这篇哲学入门理论文章并未使用日文而作，全篇都是用古汉语写就的。因此，在表述“philosophy”的时候，同样是音译词汇，为了整篇文章在表述上的完整，西周则会选择用汉语音译的词汇“斐卤苏比”，而不是日本假名标记的“ヒロソヒ”。这一点在后面的文章中有更明显的体现。在下面对于西方哲人名字的表述中，西周全部使用汉语音译旁边加注日文假名音译的表述方法。“乃至马孔（ベーコン），辙軻杜（デカード）再振之，新斐卤苏比兴间闾，矩列（クラク）、慕馹突（ホップス）诸贤辈出，振乎韩图（カント），盛乎俾牙而（ヘーゲル）”。通过日文假名音译的标注，我们可知：“马孔”就是“培根”的音译，“辙軻杜”则是“笛卡尔”的音译，“慕馹突”就是“霍布斯”，“韩图”就是“康德”，而“俾牙而”则是“黑格尔”。笔者认为西周拒绝使用“希哲学”而采用“斐卤苏比”这一音译译名的过程，正是其抛弃“希哲学”这一译名的过程，同时也是“哲学”这一译名即将诞生的过程。
在被推断为明治3、4年（1870、1871年）构思，明治6年（1873[17]年）定稿的稿本《生性发蕴》中，西周明确地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一词，并附加了之所以将其译为“哲学”的注释。“哲学原词英文为‘philosophy’，法语为‘philosophie’，从希腊语热爱‘philo’的‘爱智者’‘爱贤者’一词之义派生而来。其学问称作‘philosophy’，正是周茂叔所谓的‘士希贤’之意。后世在沿用此学问时专指其为讲‘理’之学”，虽然有人将其直译为‘理学理论’，因为尚有诸多其他的说法与称谓，因此将其译为‘哲学’，用以区别于[18]‘东洲的儒学’。”在明治6年（1873年）出版的《百一新论》卷末部分，西周有如下阐述：“天道人道を論明して、兼て教の方法を立[19]つるをヒロソヒー、訳して哲学と名け。”（中文译作：把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为“哲学”。）这是“哲学”这一译名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刊物上公诸于世。在明治10年出版的西周重要译著之一《利学》的序文《译利学说》中，西周重申并肯定了自己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的思考。“本译中所称哲学，即欧洲儒学也。今译哲学，所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此语原名斐鲁苏非，希腊语。斐鲁求义，苏非亚贤义，谓求贤德也，犹周茂叔所谓士希贤[20]之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百一新论》中西周将原来的“philosophy”的日文假名音译“ヒロソヒ”加上了长音，成为“ヒロソヒー”；在《译利学说》中又将“philosophy”的汉语音译译名由《开题门》中的“斐卤苏比”改为了“斐鲁苏非”。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西周对于“philosophy”的音译并不拘泥，只要发音接近，无论日文的假名也好，还是汉字的写法也好，都并不重要，贴切的意译才是西周真正重视、关心的所在。
综上所述，西周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思路的全过程是：“ヒロソヒ”（“ヒロソヒー”）⇒“儒”“儒者”“希哲学”⇒“斐卤苏比”（斐鲁苏非）⇒“哲学”。而由于“儒”或“儒者”这样的译名只是出现在其留学荷兰的笔记记录中，并没有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著作中有所体现，所以，西周翻译“philosophy”这一概念的正式译名的过程应该是：“ヒロソヒ”（或“ヒロソヒー”）⇒“希哲学”⇒“斐卤苏比”（或“斐鲁苏非”）⇒“哲学”。第三节“philosophy”之所以译为“哲学”的原因所在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在“philosophy”的翻译过程中，音译译名并不是西周所关心的重点所在，他所重视的始终是能够让人们一目了然的符合原意的贴切的意译译名。纵观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所使用的意译译名，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他曾使用过“儒”“希哲学”和“哲学”等译词。
正如上述而言，西周在留学荷兰的笔记中曾经有“philosophe：儒者、希哲”与“philosophie：儒”的翻译记录。这说明在翻译“philosophy”的过程中，西周曾经考虑过将其译为“儒学”。关于这一点，从西周的文章著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的这种思考痕迹。在堪称西周哲学理论入门的《开题门》中，西周明确指出：“东土谓之儒，[21]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认为东方的儒学与西方的“哲学”解决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回事。在《生性发蕴》中，西周在对“哲学”这一译[22]语进行注释时强调说：“今哲学と訳し東洲の儒学に分つ。”（中文译为：现将其译为哲学以区分于东方的儒学。）同样在《生性发蕴》中，西周还有如下论述：“儒学ニマレ、哲学ニマレ、始メハ天道ヨリ、見解ヲ立テルコトノ、到底性理ニ帰着セサルヲ、得サル所ニシテ、従来儒哲ノ学ニ於テ、性理ヲ以テ、一大要部トスルハ、蓋[23]シ是カ為ナリ。”（中文译为：无论是儒学还是哲学，都是从天道自然入手来阐述自身的见解。而其最终的归结点仍然还是性理之学。因此，儒哲之学从来都是以性理之学为其重点，也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在《译利学说》中则有如下说法：“本译中所称哲学，即欧洲儒[24]学也。今译哲学，所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从上述情况来看，西周在译介西方“philosophy”这一哲学的概念范畴时，始终是以东方的儒学作为其参照来展开其思考和论述的。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五原新范》中西周提出这样的说法：“挽近の新哲学の諸名儒に、[25]つたわりたり。”（中文译作：（这种情况）传到了晚近的新哲学的诸名儒那里。）这里短短一句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引人注目，即“新哲学”和“诸名儒”。西周一方面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另一方面却称那些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学者们为“诸名儒”。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在对西方哲学进行思考的同时始终都离不开儒学这些原有概念与范畴的参照与支撑。
然而，西周最终也没有使用“儒学”一词作为对译“philosophy”的译名。其中道理正如西周在其文章中所阐释的那样，[26]“今哲学と訳し東洲の儒学に分つ”（中文译为：现将其译为哲学以区分于东方的儒学）以及“本译中所称哲学，即欧洲儒学也。今译[27]哲学，所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这说明，如果将“philosophy”直接译为“儒学”的话，西方哲学与东方的儒学就难以区分开来，因此，为了将其明确的区分开来，西周开始了寻找准确贴切的译名的翻译过程。在这期间，当寻找不到更好的意译译名的时候，西周就使用诸如“ヒロソヒ”“ヒロソヒー”“斐卤苏比”以及“斐鲁苏非”等日文假名的或汉字的音译译名。然而，一旦西周寻找到合适的意译译名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以之取代原来的音译译名。
这一点在《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之跋文》中有着集中的体现。“西土之学，传之既百年余，至格物舍密地理器械等诸术（科），间有窥其室者，特（独）至吾希哲学（ヒロソヒ）一科，则未见其人[28]矣。”在这里，西周将“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并在旁边标注了其此前对“philosophy”的音译译名“ヒロソヒ”。在《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中，西周同样将“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在这篇篇幅仅为一页的哲学笔记片段之中，西周介绍了“philosophy”一词的来源与意义。他首先讲述了“philosophy”一词是毕达哥拉斯创造的词汇，其原意是“語の意は賢きことをすき好むということなり”。（中文译作：语意是热爱贤哲的意思）。接下讲述了苏格拉底拒绝使用“ソヒスト”（希腊文sophist,中文译为“智者”）这一名称，自称为“ヒロソフル”（爱智慧的人），“語の意は賢徳を愛する人ということにて、所謂希賢のと均しかるべしと存せ[29]らる、此ヒロソフルこそ希哲学の開基とも謂へき大人にて。”（中文译为：其语意为热爱贤德的人，等于“希贤”之意，此“爱智之人”正是“希哲学”的奠基之人。）从上述说明可知，西周将“philosophy”一词意译为“希哲学”，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些思考。在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西周所提到的“語の意は賢徳を愛する人ということにて、所謂希賢のと均しかるべしと存せらる”说法。在这里，西周特意提到了“希贤”一词，这里“希贤”的说法源于周敦颐（字茂叔）的“士希贤”的说法。而在《生性发蕴》中对“哲学”一词的注释中西周也曾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哲学原語…愛賢者ノ義ニテ、其学ヲフィロソフィト云フ、周茂叔ノ所謂ル士希賢ノ意ナリ。”[30]（中文译为：哲学一词原意为爱贤者之意，其学问称作“philosophy”，正是周茂叔所谓的“士希贤”之意。）这说明西周在译介西方哲学范畴之时始终忠实于东方原有的文化传统。
然而，问题是西周为什么不直接将“philosophy”译为“希贤学”或“希圣学”，而偏偏要译为“希哲学”呢？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莲沼启介也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たしかに西ははじめて「ヒロソヒ」という語の意味を知った際にかつて慣れ親しんだことのある「希賢」、「希聖」、「希天」といった語を想い起こしたに違いないが、問題はなぜ西が「希賢」学や「希聖」学という訳語を拒け、わざわざ「希哲学」という訳語を製作したのかという点を解き明かす[31]ことにあるはずである。”（中文译作：诚然，西周在初次明确“philosophy”一词含义的时候，必定会联想起曾耳熟能详的“希贤”“希圣”以及“希天”等词语。而问题正是西周因何拒绝使用“希贤”学或“希圣”学等现成的词语作为译语，偏偏自创了“希哲学”这样的译语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西周在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加以明确。可以说，正是这一指导思想才是西周在译介西方哲学范畴时所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西周才能给出如此贴切而精彩的翻译。这一指导思想就是西周精神上的导师荻生徂徕所提倡的“古文辞学”。
在《论对徂徕学之志向》一文中，西周讲述了自己青年时期抛开程朱之学转向徂徕学的过程以及感悟。“乃发愤读之三四转，而其文义渐可通焉，而察其言亦如有味，于是乎始知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然也。乃又得徂徕集读之，读未一半而十七年之大梦，一旦而醒觉。顾观宋学汉宋之间，自为一大鸿沟，我身如在于莲花座上，其世界之别也，犹净土与婆娑乎。于是乎始知严毅窄迫之不如平易宽大，[32]空理无异于日用而礼乐之可贵……”十七岁的西周在通读了《徂徕集》之后，“十七年之大梦一旦而醒觉”，“始知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断然抛开了此前自己固然坚守的程朱之学，转而投身于徂徕学。
荻生徂徕正是在日本创立“古文辞学”的第一人。所谓“古文辞学”，就是反对宋明时代的程朱之学以及日本的以伊藤仁斋为代表的古义学，提倡通过对古文辞语原有含义的系统的归纳性的研究来领会先秦古典的原有含义的训诂学。在谈到对“古文辞学”的感悟与见解时，荻生徂徕阐述自己如下的经历与对古文辞的感受。“不佞始习程朱之学。而修欧苏之辞。方其时。意亦为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无它。习乎宋文故也。后有感于明人之言。而后知辞有古今焉。知辞有古今。而后取程朱书读之。稍稍知其与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后取秦汉以上书。而求所谓古言者。以推诸六经焉。则六经之旨。瞭然如指[33]诸掌矣。是亦无它。习乎古文故也。”和西周相同，荻生徂徕自身也经历过两种学说和学术方法严肃交锋、选择取舍的情况。他在刚刚修习朱子学的时候，以为这就是“先王孔子之道”，而这都是由于其修习了宋文的缘故。后来才知道“辞”中还有古今的差异，因而发现程朱之说与先王孔子之说并不一致。最终，他通过研习秦汉之前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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