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著,徐珊 译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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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知道的人性试读：
译者序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奥地利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教育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同时他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的人。他所开创的“个别心理学”，在心理学界独树一帜，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荣格、霍妮、弗洛姆、沙利文、罗洛·梅、罗杰斯等著名心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直到今天，在心理学领域和神经精神病领域，仍有不少人沿用阿德勒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治疗。至于他所提出的自卑情绪、补偿机制、权力追求等概念，更是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化和一般人的科学常识之中。
1870年2月17日，阿德勒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是他却认为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因为他是一个直到4岁才会走路的体弱多病的儿童。他的父亲鼓励他说：“阿德勒，你绝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这是告诉他，不能让眼前的困境束缚住自己，不能相信当下的困难就是他的一生，而要勇于突破，大胆地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坚强的信条造就了阿德勒一生的成就。
1907年，阿德勒发表了有关由缺陷引起的自卑感及其补偿的论文，这使其声名大噪。1912年，阿德勒在其《神经病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他的新心理学。新心理学包含了他的大多数主要概念。1918年，他引进了“社会兴趣”这一概念。社会兴趣，同克服自卑感一起，成为阿德勒最重要的概念——心理健康的标准。为了心理病理学的传播，阿德勒多次到美国为大量的听众讲课。1932年，他成为长岛医学院心理学教授。1934年，他定居纽约。1937年5月28日，阿德勒因心脏病逝世于苏格兰的阿伯丁。
阿德勒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着人的成长和社会教育，并以此作为他工作的动力。1919年，他在维也纳的学校系统中创办了第一所儿童指导诊所，随后，在他的倡导下又有30多所儿童指导诊所。他和他的学生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地从事儿童的心理指导和实验观测，在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的同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心理治疗的成果。在进一步感受到心理指导和心理教育也应普遍地面向成人后，阿德勒开始在维也纳人民学院的露天讲坛面向公众进行心理学讲演，并十分温和且耐心地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无数问题。阿德勒每周一次的讲演持续了整整一年，讲稿汇集起来并加以整理加工，汇编成册，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你一定要知道的人性》。
本书分为“人的行为”和“性格科学”两大部分。作者用简明通俗的语言介绍了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些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的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剖析，着重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感，强调了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形成性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旨在帮助普通人正确理解人性，更好地处理日常关系，减少生活行为中的错误，共同致力于社会和社区生活的和谐发展。本书倾注了作者对人的爱心与关注，其基本观点建立在作者多年从事心理治疗、社会教育所积累的大量实际观测与调查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原作者序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让人民大众对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有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阐述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从而帮助大众合理地处理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关系——既包括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包括人们与其同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人们与涉及个人的组织的关系。本书的写作是根据我在维也纳人民学院所作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当时的听众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各异的男男女女们。在本书中，我们旨在揭示个人的错误行为是如何对我们的社会与社区生活的和谐性施加影响的，并进一步引导个体去发现自己的错误，最终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能够为社会的和谐贡献一份力量。人们必须要为商业和科学上的错误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然而生活行为中的错误却往往会对生活本身构成威胁。本书的任务就是在更好地理解人性的道路上，做一盏指路的明灯。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导论
人类的生命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之中。——希罗多德
我们是不可能以过分的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来探讨人性科学的。与此相反，对人性的理解要以某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人性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难题，解决这一问题是人类文明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对这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唯一目的，并不在于造就应时应景的科学家，只有让所有人都理解人性，才是它的真正目的。某些学术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的研究只专属于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领域，而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由于我们的生活是相互隔离的，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对人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在以前的时代中，人们不可能过着像今天一样相互隔离的生活，我们从童年时代开始，与人性发生联系的机会就少之又少，我们被家庭隔绝了。我们与同伴之间的那种必需的亲密接触也受到了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抑制，这种接触对于形成和发展人性的科学和艺术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与同伴之间缺乏充分的接触，我们就成了同伴的敌人。我们往往会错误地对待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所有这一切的起因都是我们无法充分地明白和理解人性。有一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老话是这样说的：人与人之间每天见面，相互打招呼、聊天，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交流，因为他们都视对方为陌生的路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中，而且，在家庭这一狭窄的圈子里也广泛存在。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抱怨说自己不能理解孩子，而孩子则会抱怨说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一点儿也不理解。我们对待同伴的整体态度完全依靠我们对同伴的理解。因此，理解我们的同伴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人们拥有令人满意的关于人性的知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如此一来，就可能将某些令人不安的社会关系排除掉。因为我们明白，在我们彼此之间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幸的社会关系，我们也会因此被表面的假象所欺骗。
我们当前的目的在于阐明：我们试图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广泛领域内的一门严谨的科学奠定一定的基础；此外，我们还要搞清楚，这门关于人性的科学其前提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及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为一门需要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作为精神病科医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地洞察精神病患者的灵魂。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内，一个精神病科医生如果不能对病人灵魂深处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了解和掌握，就不能有效地做出判断并开具处方，进行医治。在这里绝不存在平庸肤浅、一知半解的立足之地。错误的判断很快就会招致相应的惩罚，只有对病情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能对患者进行成功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将会在这里得到实践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他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不一定会立即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可能要在所犯的错误过去很久之后，这些后果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我们往往会惊讶地发现，对一个人的误解所产生的重大的后果甚至在几十年后才会显露出来。这种令人感到忧虑的情形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必要，且有责任去了解关于人性方面的知识。
我通过对神经病的考察证明：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发现的种种心理异常、心理情结和心理失衡，其结构与正常个体的心理活动大体上并不存在什么不同之处。在两者身上，我们发现的是相同的构成要素、相同的前提条件、相同的运动变化。唯一的差别在于：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它们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容易被识别。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我们能够从相关的异常心理状态的案例中学习到很多知识，从而使我们具有更为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正常的心理生活中相关的运动变化及其特征。这里需要的仅仅是任何职业都不可或缺的训练、热情和耐心。
最初的伟大发现是这样的：在精神生活的结构中，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发生在童年的早期。然而这一发现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所有时代的杰出学者都曾有过同样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就是，它使我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经验和态度与其之后精神生活的各种现象整合在一个确定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将童年早期的经验、态度与成人的经验、态度进行对比；在这样的联系中，我们有了重大发现，即精神生活的个体表现绝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实体。我们只有把它们视为不可分割的某个整体的某些特定方面，才能理解这些个别的表现；而且，只有当我们可以对它们在心理活动的总趋势和总的行为模式中所处的地位做出判定时，只有当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真正明白他的童年态度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时期的态度等同时，我们才能对这些个别的表现做出评估。总而言之，这一发现非常明确地说明：从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发生。某种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及其具体化、符号化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其最基本的要素、目标和原理及那些将心理生活指向其最终目标的全部东西，则一直保持不变。一个性格焦虑症的成年患者，始终具有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他千方百计使自己与世隔绝的这种做法，充分显示了他在三四岁时就已经具有了相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但由于童年时期的幼稚和单纯，这些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就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所以，把大多数研究投向所有患者的童年时代，就成为一条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于是，我们就逐渐掌握了这样一种技艺，即通常可以在了解了一个成人的童年生活，但尚未了解其目前状况的情形之前，揭示出他的性格特征。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成年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可以被我们视为他童年时期所获得的经验的直接投射（projection）。
当我们了解了病人童年时期最为深刻的记忆，并知道如何对这些记忆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时，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重建病人目前的性格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要想偏离他童年时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童年时代的行为模式，尽管成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况之中。在成年时期，生活态度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相应地也会发生改变。事实上，精神生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保持着相同的活动模式，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做出如下推断：他的人生目标也没有发生变化。假如我们希望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经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理由。我们是否改变个体在成年时期的无数经验和印象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了解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且对他的疾病给出正确合理的解释。
这样一来，对儿童时期精神生活的考察就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撑点，所以许多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对生命最初几年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存在大量我们从未涉及和探索的素材，所以谁都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的可能性，对关于人性的研究来说，这些资料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研究出一种方法，用于预防不良性格的产生，因为我们并不把研究本身当作我们的目的，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进行研究的。因此，在教学领域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我们把多年的时光贡献给了教育学。对每一个希望在教育学中进行探索，并希望把他在人性科学研究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运用到其中的人来说，教育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没有主人的宝藏。因为教育学的知识就像人性科学一样，完全来源于实践，而不是书本。
我们必须认同个体精神活动的任何一种表现，使自己身临其境，与人们共同体验他们的欢乐和悲伤，这就如同一位出色的画家可以在他的肖像画里充分展示他所感受到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应该把人性科学视为一门艺术，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工具。这门艺术与其他所有的艺术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对它们有一定的价值。尤其是在文学和诗歌领域，它的重要性更是非比寻常。它的首要目的是使我们掌握的关于人性的知识得到拓展和充实，换句话说，它必须使我们获得一种使我们的心理能够更好地、更成熟地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恰恰是在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人们表现出异常的敏感。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自己对这门学科很精通，虽然实际上他们对此缺乏相关的必备知识；而如果在别人的要求下对他们关于人性的知识进行检验，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并为之生气。只有那些以同情之心体验到人的价值的人才是真正希望了解人性知识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自身有过心理危机的体会，所以也能准确地从别人身上识别出这些危机的存在。
基于此，在对我们的知识加以运用的过程中，使用适当的策略和技巧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因为如果我们粗鲁地把从一个人灵魂深处探寻来的赤裸裸的事实全部呈现在他面前，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觉得可恶的了，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遇到更抗拒的眼光了。我们要对那些不想招惹麻烦的人良言相劝，让他们在对待这一问题时加倍小心谨慎。有一种可以让人轻轻松松就变得声名狼藉的方法，那就是轻率而鲁莽地滥用、误用从人性知识中得到的各种事实，就好像一个人非常急切地要在饭桌上显示出他对邻座的性格特征非常了解或已经推测出其大部分性格特征一样。仅仅引用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最后的结论，并以此教导那些并没有从整体上理解这门科学的人，同样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过程中，就算是那些对这门科学真正理解的人也会因此而蒙受耻辱。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人性科学迫使我们变得谦虚。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率地将我们的实验结果公之于众。这种行为更像是一个急于炫耀自己并且把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都一下子展示出来的小孩的所作所为。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很难被认可为是一种得体的行为。
我们建议那些对人的灵魂有一定了解的人首先进行一个自我反省。他不该在不情愿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展示他在为他人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他这样做只会给一门仍处于发展之中的科学带来新的困难，并在实际上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样，我们就得被迫忍受那些由年轻的探索者的轻率和热情所造成的错误和负担。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并牢记：在得出局部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事物形成一个全面的观点。而且，只有在确信其对某个人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将这些结论公开。通过错误的方式对他人性格做出判断或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对他人性格做出正确的判断，都会给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在继续我们的各种思考之前，我们必须要对读者已经产生的各种反对意见做出回应。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人类个体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某个人的一生当中，会在许多经验的影响下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经验都可能有多种解释。我们会发现，从同一经验中不同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经验并不总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确实，一个人可以学会避免一些困难，并获得一种对待他人的哲学态度，然而他据以行事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以后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个人总是运用他的各种经验达到同样的目的。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与他的生活模式完全吻合。毫无疑问，我们的经验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每个人的生活模式都决定了他如何去体验及体验到什么。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从他们的经验中随意地得出他们预期的结论。有这样一个男人，他总是不断重复地犯下同一种错误。假如你成功地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实际上，他可能会进行这样的总结，他以前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罕见的。他更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他已经积重难返，以致很难一下子改变这种习性；他也可能会为自己的错误责怪父母和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也可能会抱怨说，他不曾得到谁的关心，或者说他从小就受到宠爱，还可能会说自己遭受过粗暴的对待；总之，他会千方百计地找寻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不管他找到怎样的借口，他都暴露了一个事实，即他渴望推脱自己的责任。他采用这种方式，看似正当地逃避了自我批评，避免了所有的自我谴责。他永远都不会责怪自己，他将自己不能心想事成的原因全部都归结到别人的头上。这类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几乎不会为了避免错误而付出自己的努力。相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会以很大的热情去责怪他们自身所接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希望继续这样做，这就会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借口。一种经验可能存在许多种可能的解释，从任何一种单一的经验中都可能得出多种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从不试图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千方百计地转变、歪曲自己的经验，以使这些经验适合于他的行为模式。对人类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如果一个人并不精通人性科学的理论和技巧，想把他人教育成为更好的人是很困难的。他完全可能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并且会执迷不悟地认为，由于事情的外在方面已经发生改变，他完成了某些意义重大的事情。从实际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个体的行为模式本身不发生改变，这种技巧只会对个体产生极为微小的改变；只要个体的行为模式本身没有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一切表面的变化都是外在的，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要想使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某种乐观的精神和高度的耐心，而且首先要摒弃一切个人的虚荣心，因为，从责任的角度来看，被改变的个人并不一定是他个人虚荣心能接受的对象。此外，改变的过程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指导，即必须要使这种改变对被改变的人来说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一顿美味佳肴不是按照人们期望的适当方式进行烹调和端送的话，人们很可能会拒绝享用这一顿他们原本非常爱吃的佳肴。
在人性的科学领域，还存在被我们称为社会的方面。如果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那么，人类无疑会更好地相处和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不会尔虞我诈，也不会有失落感。这种欺骗存在的可能性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危险告诉我们的同事，事实上我们正在向他们介绍这种研究。他们必须要让他们进行科学实践的对象懂得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的和无意识的力量的价值是什么；并帮助他们的对象了解所有人类行为中隐蔽的、扭曲的、伪装的伎俩和把戏。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掌握人性科学，并且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社会目的。
什么样的人最适于搜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对其加以运用？我们已经讲过，这门科学不能仅仅用在理论上。仅仅清楚所有的规则和资料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把研究结果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使研究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具有比以前更为敏锐、深刻的眼光。这无疑是人性科学理论方面研究的真正目的。然而，只有当我们走出理论的束缚，走进生活本身并且在生活中对我们所掌握的理论进行检验和运用时，这门科学才能充满活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在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人性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大多都不正确，因为纵使教育事业发展到今天，也依然不适于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灵魂的可靠知识。儿童们全都被放任自流，他们可能完全依靠自己来评估自己的经验，完全是在课堂作业之外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我们还不具有一种传统来获得人类灵魂的真正知识。人性科学在今天所处的位置无异于化学在炼金术时代所处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仍处在社会关系中，尚未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制分裂出去的人，是从事有关人性研究的最佳人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所涉及的男人和女人，不是乐观主义者，就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自身的悲观主义。但仅仅与人性接触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亲身进行体验。鉴于目前我们的人性教育严重缺乏的事实，只有一种人能够真正准确地理解人类的灵魂。他们要么是真心忏悔的罪人；要么是那些曾经陷入精神生活的旋涡，在所有的错误中奋力挣扎并最终把自己拯救出来的人；要么是那些曾经靠近这一旋涡并且受到其激流拍打的人。当然，还有一些人也可以掌握人性，特别是那些具有认同能力和移情（empathy）能力的人。那些经历了种种激情的人会获得对人的灵魂最深刻的理解。在当今这个时代，真诚悔悟的罪人就像在各大宗教开始形成的时代那些开创者一样，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一种人。他们比数以万计的正派人站得更高。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类个体曾克服了人生中的千难万险，曾经从生活的泥泞中获得自我拯救，通过人生中这些堕落的经历，他们受益匪浅并获得了某种力量，使自己得到了升华，他们既能理解人生好的一面，也对人生坏的一面有所感悟。对于人生的这种理解力，即使是正派的人也无法和他们相媲美。
当我们发现某些个体由于其行为模式而不能拥有幸福人生时，在我们有关人性的认识中，便会产生一种绝对的责任感去帮助他们对错误的人生观进行调整。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种更好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更能与这个社会相适应，更适合于获得现实存在的幸福。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给他们指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感和公共意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不准备构建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结构。对一个困惑的人来说，某个新的观点本身便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因为他正是从这里意识到他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酿成错误的。按照我们的看法，严格的决定论者濒临酿成错误的边缘，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原因和结果的序列。只要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依旧保持其应有的活力，并且仍然是人生的主旨，因果规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经验的结果也会获得崭新的价值。只要一个人对其活动的源泉和灵魂的动力拥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他认识自我的能力就会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就会不再逃避他的知识匮乏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一部分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孩童心中有乐观向上的因素，他就会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他将发展成为一个心态积极的成人，即认为所有出现的问题他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坦诚、责任感、豁达、勇敢等一系列品质。第一章 精神（一）精神生活的概念与前提
在我们的印象中，精神只是一种能够自由活动、有生命迹象的，属于生物范畴内的一种存在形式。在自由与神灵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固的关系。而那些在大地上深深扎根的植物则是没有必要拥有精神的。假如某一天，我们发现周围的植物也具备产生情感的能力及思考问题的功能，那将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如果说植物也可以接受那些命中注定的痛苦，抑或是提前感受到一些无法逃脱的灾难，那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无法想象的。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植物怎样运用自己的意志力，并且理智分析问题，感受自由。如果是这样，植物的自由意志和理智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
在精神生活与身体运动之间，始终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联系，这就造成了动植物在本质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精神生活演变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地加以思索，其实一切运动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关联。那些能够和外界变更产生关联的一切苦难，都要求我们在精神层面可以提前感知到即将产生的痛苦或磨难，并知道怎样进行经验的积累及发展扩充自己的记忆，用以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精神生活和身体的运动是不能被分割开来的。生物能够进行自由运动是其在精神层面获得一切发展的首要前提。具有强烈刺激性的运动会令精神生活也随之紧张起来，并且会给精神层面的强度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个个体的所有运动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他在精神层面的活动已经间断了。伟大的人都是由自由的精神所造就的，而强制性的手段只能扼杀伟大的种子。（二）精神器官的功能
假如我们在分析一个人精神器官功能的时候是以上述的观点作为基调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研究的其实是生物遗传能力的发展，很多生命体就是用这个可以防守也可以进攻的功能对周围的一切做出相应的反应的。精神生活中既有寻求安逸的部分又有积极进取的元素，精神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在他们所生存的星球上不断地繁衍生息，并且在安全的环境中获得一些良性的发展。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结论并不否认，那么，我们所做出的分析就会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会坚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概念必然含有这样的元素。我们无法想象假如与外界完全丧失联系，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生活。我们头脑中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必然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各种交集的，它能够识别来自外界的刺激，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它会自动删除那些不能用来维护自身利益或对抗自然灾害的能量，或是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依靠这样的能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以上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它们与生物本身具有紧密的联系：人类的品行、肉体特质及人格中所存在的缺点和长处。这是两个彻底对立的概念，这是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看，某些领域中的个别器官到底是好是坏，这两种状态完全是对立存在的。而它们的价值也只能在一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才可以得到验证。我们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人的脚也就是退化后的手臂。那些需要以爬行的姿势进行活动的动物在听到这个结论时一定会觉得糟糕透了。然而，对于双脚踩在大地上行走的人类来说，这样的结论却是再好不过了，当然，没有人希望自己依旧拥有那双“正常”的手臂，而不想拥有已经“退化”了的脚。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像平常人那样，不应该将自卑作为引起罪恶的元凶。只有将它放置到一定的客观环境中才可以分清它的优劣。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宇宙中的各种关系是那么复杂多变，比如有白昼，有黑夜，有艳阳天，有原子和分子的运动及个人的精神活动等，而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精神生活的目的
在精神范畴之内，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活动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不要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想象成一块静止的区域。相反，我们应该将它想象成一个随时处于运动状态的物体。可是，这些活动的原动力都来自于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元素，为了达到某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进行努力。这样的目标，及为了达成目标而进行的努力，都是可以归于“适应”这个词语中的。我们可以想象出有一种精神生活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所有在精神领域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
一个个体的精神生活会受到其个人目标的影响。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将这些活动串联起来，使它们进行正常的延续、发展、变化和指引的话，人类就不会拥有思考能力，也不会拥有感受、理想或憧憬。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因为具有生命的个体需要不断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且对环境做出应激性反应。前文中我们所证明的那些基本的理论为人类生命中的这些躯体与精神上存在的现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一个个体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他的精神是如何进行发展演进的。而在看待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主观出发来判断它到底是静止的还是不停运动的。
如果上述现象能够作为一种理论基础，那么，精神领域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是对未来环境的提前筹备。心灵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器官，除了能够感知作为我们源动力的目标的强烈驱动力，它是无法发现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因此，个体心理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精神领域的所有外在表现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服务的。
在我们掌握了一个人的努力方向，并且对外界也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们还应该去研究个体的生命活动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并且对它们为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法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做出判定。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个个体为了达成目标所付出的努力是什么，就好比我们将一块石子扔出去，可以预料到它将沿着怎样的路线进行运动。当然，精神的存在始终都是按照目标的改变而变化的，所以它必定是不遵循自然法则的。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一个既定的目标，那么，他所有的行为都会不由自主地以这一目标为核心，强迫自己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就像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必须遵守的法则一样。当然，在自然界中必然存在一种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然而，这样的准则却是人造的。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去证明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法则，那么，他一定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了，因为在他试图说服自己去相信自然环境是稳固不变的及自然对人类存在决定性控制力的时候，已经融入了他的个人观点。如果一个画家想要创作出一幅画，我们就会将与这个目标相关联的所有的要求都加在他的身上。他做出的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这个目标对他的要求，就像必须遵守一项既定的法则一样。可是，他真的必须创作出这幅画吗？
人类精神层面的活动与自然界中的活动并不是毫无区别的。这是我们看待问题所应坚持的原则。现代社会中有一个普遍的观念，那就是人的意志并不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转变。的确，一旦有一个目标将个体所有的意志都束缚起来，这个个体就不再是自由的了。而且，这个目标经常会受到人与自然、动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精神生活会被一些看似无法更改的原则所控制了。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总是试图摆脱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或不想遵循现实生活中的规则，那么，他将会把一切的守则都抛到脑后，并且树立一个新的目标来代替这些规则。同样地，当一个人对生活感到茫然，并试图与同伴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社会中的准则对他而言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点：只有我们确定了适合自己的目标以后，精神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才会相应发生。
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们绝对可以从某个个体外在的种种活动推测出其树立了怎样的目标。这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明确地了解另外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个人，就一定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这些活动中包含很多意义，所以，想做好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我们可以将个体的活动汇总在一起，再比较集中地做出相应的图表。我们可以将能够体现出精神和生活态度的不同点连在一起，于是，我们可以从得到的曲线中了解到时间方面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达到了解对方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个体对生活的一般性印象。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如何从一个成人个体身上总结出让人震惊的与儿童相类似的思维方式。
有一个男人，30多岁，因为感到情绪极其压抑而来到精神病院看医生。他的性格颇具攻击性，虽然在个人发展道路上遇到了无数阻碍，最终还是赢得了一定的成功和社会地位。他因为不想工作而感到烦恼，他对生活也提不起任何兴趣，而且，他对此所给出的理由是他在筹备订婚的事情，但他却对未来充满了困惑。在他心中，嫉妒性元素一直在作怪，他被折磨得茶不思饭不想，而这段婚约也因此变得不再稳固，危机四伏。在这件事上，他所举出的例子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他的未婚妻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纰漏。恰恰是他对这段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不信任感让对方觉得不踏实。像他这样的男人其实并不少见，他们认为自己是具有人格魅力的，他们怀着这样的想法去接近身边的人，可是，对方则明显地表现出攻击性，因此，他试图与他人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便成为了泡影。
现在，我们可以依据以上对这个男人行为的描述来制作一张图表：我们先列举出他生活中的一件事，并且尽量将这件事和他的观念相结合。按照我们的行为经验，我们是要尽力找到最开始的，发生在童年时期的一件事，即使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确和客观。以下是他小时候的记忆：他曾经和弟弟及母亲一同待在一个市场中，当时市场的环境是十分杂乱拥挤的，母亲就将他抱了起来，可是，不久之后，母亲发现抱错了，于是将他放在地上转而将弟弟抱起来。他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得无法前进，心中充满了沮丧。通过这样的回忆，我们可以确定，之前从他喜欢抱怨的行为中可以总结出这段记忆形似的特点。他对于自己是否更加受到他人的喜爱持怀疑态度，同时，对于别人受宠这个事实又无法容忍。当我们将这样的思维逻辑告诉病人时，他先是感到非常吃惊，之后便恍然大悟。
个体的任何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达到某一行为目标，而引发个体树立相应目标的因素则是环境在童年时候对当事人的影响或给其留有的印象。很可能在一个人生命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状态和理想目标就已经成型了。或许在这个时候，一些感受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或是让孩子产生本能的应激反应，或是感觉到不舒服。这时候，虽然属于个人的人生哲学是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确定，在当时，这些人生哲学已经初具规模了。一个人早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受到一些基本要素的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下，精神生活也会产生各种变化。与此同时，一个更高层的结构形式在这个基础上日益发展，在之后的生活中，它可能会产生变化，受到影响或加入其他元素。然而，周围环境的影响会引起个体的应激反应，从而进行明确的态度表达，并调整他在面对生活中各种问题时的表现方式。
很多研究员都相信，在婴儿时期，一个人就已经具有了十分明显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经常认为的性格具有遗传性因素这个事实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然而，倘若认为一个人的个性或性格都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就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因为这样的观点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一个阻碍性因素，并且会降低教育者工作的信心。其实，对于性格带有遗传性因素的观点，是有其他发源处的。这样的论断会让教育工作者的态度变得散漫，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会变得相对比较简单，具体表现为将学生成绩上的偏差归结为遗传的因素，因此来推诿责任。这必定不符合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目标的达成方面，我们的文明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将孩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都提前排除掉，一直到孩童可以找到达成目标的出路为止，确保儿童在拥有安全感的同时能够适应现实生活。孩童在生命的最初时期可能就已经明白，要想适应我们的文化环境，他究竟要得到多少安全感。我们并不会认为这种安全感只是能够避免现实中的危险，它还含有更深层次的安全系数，确保人类在一种最适合的情境下进行发展，这就如同我们在提到一台经过周密设计的仪器时所说的“安全系数”。一个孩子通过对于这种“额外”的安全感的需求而得到所谓的安全系数，其实，这些安全因子是完全超出其安全发展的需求量的。这样一来，一种新的活动形式就出现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了。这样的新的活动所凸显的是一种可以控制别人，超过别人的趋势。就如成年人一般，孩童同样想让一切竞争者都处于劣势。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地追求一种自身的优越感，这种感觉能够让他感到安全，能够促使他更好地适应周边环境，这便是他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他们心中会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感觉会愈演愈烈。如今，我们可以设想，我们所处的环境要求这样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假如在这个重要时期，孩子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他们则会采取逃避的态度，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而这样的状况会让我们更加渴求成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通常会将逃避困难作为最紧急的目标。这样的人害怕困难的到来，并且习惯于逃避，不能勇敢面对生活抛出的棘手问题。我们一定要理解，人类所做出的关于精神层面的反应是会变化的，而不是稳固不变的。任何一种反应都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且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尤其当一个孩童处于精神发展的重要阶段时，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说的目标，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对于孩童的精神发展，我们不能机械地借用成年人的衡量标准。如果对方是孩童，我们一定要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而且，对于他所确定的、在生活中各方面所指向的目标，我们要采取支持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孩童最深的精神层面，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他是如何努力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他的目标最终也是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合。如果说我们想探究孩童现阶段各种行为的根源，我们就一定要懂得换位思考，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来体会所发生的事。另外，他的行为也会受到各种情感的影响，比如说乐观精神的作用。如果一个孩童心中有乐观向上的因素，他就会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他将发展成为一个心态积极的成人，即认为所有出现的问题他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坦诚、责任感、豁达、勇敢等一系列品质。相反，另一些人则发展为悲观主义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对自己的能力并不自信，那么，他会定下怎样的目标呢？在这个孩童的眼中，世界将是多么可怕啊！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着怀疑、胆怯、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及与之类似的懦弱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行为特点。他会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然而，自己却躲到战线的后面隐匿起来。我们面对孩子犯错时，往往会走入误区，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所犯的错误。却忘记了站在我们对面的还只是个孩童，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自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的是给予他们鼓励与支持，增其信心，而不是如图中父亲一样打骂或体罚。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方面
为了深入地了解一个个体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还可以从他与同伴之间所建立起的关系入手来研究。一方面，由于宇宙的本质对于个体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关系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多变的。另一方面，它也会受到国家或社会中某些制度的影响，比如说政治因素或传统习惯等。如果不能了解这些关系，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个体的内心世界。（一）绝对真理
人的精神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因为我们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困难则会影响精神层面的活动。这些因素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体受到整个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而个体的力量却不足以影响社会的运行，就算是有影响，也只是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可是，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将现实情况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也很容易产生变化。
对于精神层面的阴暗面，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完全照亮，对于其真正的本质，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一张网络中，而这张网是由个体所接触的各种关系所形成的。
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假设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永远不变的，像稳固的真理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所有的因个人能力限制而产生的偏差，我们就可以渐渐靠近这个所谓的绝对的真理。
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做过相关的论断。他们的观点是，所谓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一种能够支持人类生存的技术形式，对于“理想和逻辑层面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起到决定作用。与其存在部分一致性的包括我们所指的“绝对真理”和“社会生活的逻辑”。而历史及个体心理学，也就是我们对于个体生活的感知却告诉我们，即使一个人对经济层面的需求存在错误的认识，这也并非对他完全不利。为了摆脱窘迫的经济状况，个体可能会将目光集中在因为自我错误认识而形成的网络中，最终无法自拔。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些能够指引我们通向真理的方法，我们将避免类似错误的发生。（二）对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上的规则的确像自然界的气候一样，是非常明显的。自然界气候中的规则让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寒保暖的措施，比如建造房屋等。在社会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制度的内核的，比如宗教。在宗教中，成员能够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社会规范是带有神圣色彩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情况要受到宇宙的影响，那么，他一定还将受到来自人类社会或公共环境的控制，而社会中的各种硬性的规定，也会制约个人的社会生活。社会能广泛地调节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后者的起源要比前者更早。从古至今，如果想要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找到某种生活方式是不以社会生活作为基础的，那是不现实的。没有哪个个体可以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这其实不难理解。在动物的国度中，有一个这样的法则：如果一种生物无法在个体斗争中保护自己，它就会用群居的形式来战胜各种困难。
人类同样具有群居的本能，这种本能帮助人类战胜严酷的环境从而不断发展进步。群居本能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更取决于心理需求。达尔文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弱小的动物从不单独生活。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样也没有能力独居，因此生物学家将人类归类于弱小的动物。为了种族的延续和生存，人类必须借助许多工具来保护自己。想象一下：一个人独自生活在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原始森林中，那将会是何种景象？他将会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与其他动物相比，他的速度不够快、力量不够强，没有尖锐的牙齿、灵敏的听觉和视觉，而这些都是生存斗争中必需的能力。因此人类需要足够多的工具来保护自己，我们的营养摄取、生理特点及生活方式都决定着人类需要工具的保护。
现在我们得出结论：人类只有在对自己特别有利的环境中才能维持生存。社会为人类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之所以说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是因为社会分工使每个个体都从属于群体，从而保证了整个物种得以维持生存。劳动的分工（从本质上讲，劳动意味着文明）能够确保人们获得为满足需要所必需的一切工具。人们只有在学会了劳动分工以后，才懂得如何显示自己的威力。想象一下孕育孩子的艰辛及养育孩子所需的精心照顾吧！只有实现劳动的分工，精心照顾下一代才可能实现。再想想那些数不胜数的疾病痛苦，特别是在脆弱的婴儿时期，稍微不小心就会染上。想想这一切，你就会对生活中的各种需求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就会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可见，社会是人类维持生存发展的最好保证。（三）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时常会感到自卑和不安全，这会促使他寻求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来适应大自然，同时也迫使他去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避免或减少生活中的不利因素。这样，就出现了对神经器官的需要，这些器官能够帮助个体适应环境、获得安全感。尖角、利爪或利齿等起到保护身体作用的防御武器，很难使人摆脱原始的半人半兽形象，演变成一种新的生物，而半人半兽的生物终将在自然进化中止步不前。只有神经器官能够指挥机体迅速做出应激反应，并且可以弥补生理上的缺陷。对自身能力有限的认识，促使人类逐渐产生预见危险和做好防患的能力，同时这样的神经系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现在人们具有的可以思维、获得感知和支配行动的神经器官。因为社会在适应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神经器官也为人们更好地进行社会活动而服务。神经器官的所有功能都是依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发展的。根据逻辑的普遍适用性原则，我们也可以推测出人类精神今后的发展趋势，只有普遍适用的才符合逻辑。社会生活需要掌握的另一项技能就是言语，它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语言这一沟通形式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人类的群居特性，也是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这同样适用于逻辑的普遍适用性原则。对于离群索居的动物来说，语言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只有在社会环境中语言才更有意义，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连接众多个体的纽带。一些特殊个体可以验证以上结论的正确性。那些生活在人烟稀少或与世隔绝地区的个体，会逃避和他人联系、接触，他们是环境的受害者。无论是何种情况，他们都受到语言缺陷或障碍的伤害，并永远失去学习语言的能力。只有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受限制时，语言的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并持续发展下去。
在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语言这个前提下，逻辑思维才能够产生并得到发展，而且语言使我们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和看法。概念的形成不是个人行为，这影响着整个社会。只有具有普遍实用的特点，我们才有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正如对于美的喜爱是基于对美的认同和感受具有普遍适用性一样。而思想和概念就像感觉、知觉、思维、良知和审美一样，都源自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时又是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个体之间联系的纽带。
欲望与愿望也是个体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愿望是由于缺憾感而引起的，是想要获得满足的倾向，是实现满足感的一种手段。有“愿望”即意味着个体认知到自身的不满足感，并尝试采取行动以获得满足。个体的所有行为都由不满足感引发，最终的结果就是得到满足、达到心境平和的状态。（四）社会意识
现在对于诸如法规、图腾和禁忌、迷信或教育等人类生存的规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都受社会制约，同时也要获得社会认同。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在宗教信仰中得到验证，同时我们发现适应社会是神经器官的重要功能，无论是在个体身上还是在社会大群体中都是这样表现的。所谓的公正和正直及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实际上都是满足人类社会需要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心理活动表象化、具体化，指导者个体的行为。同时，只有符合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原则，责任感、忠诚、坦率、对真理的热爱等美德才能逐渐形成并长久保留下来。只有从社会的整体观点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评判一个人性格的好坏。因为人的性格就如同科学上、政治上或艺术上的成就一样，只有证明出具有普遍价值后才被认可、接受。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以个体对社会的价值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通常是将某个人与具有高度社会贡献意识并以有益于社会的方法解决各种困难的模范人物进行比较。按照福特·墨勒的说法，他是一个“依据社会法则行事并遵循生活规律的人”。这一点将会在之后我们所进行的探讨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即一个健全人的成长离不开一种深刻的、与他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培养。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责任决定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我们的身心发展过程。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仅仅从人具有两性相吸这一特点上我们就能窥见个体与社会的连接点。在相互独立的男女身上，我们很难看见他们会有对生活的满足感、安全感及幸福感，而这些感受更多的是在相互分享彼此的所见所闻的夫妻身上出现。通过观察儿童缓慢的成长过程，我们相信，没有社会的保护，人类不可能进化。生活中的各种责任促使劳动分工得以形成，这并没有使人因互相隔离而疏远，反而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都需要他人帮助，也都需要社会归属感。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产生了。下面我们需要更详细地探究婴儿出生后将面临的一些社会关系。（一）婴儿的处境
每个儿童都依赖于社会的帮助，社会的帮助无处不在，但他仍然会发现这个世界需要付出，也可以收获，需要你去适应，也会带给你满足。当然，儿童也会因生理本能受到挫折而产生痛苦的体验。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认识到有的人生来富有，所有愿望都可以满足，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说，由于童年时代的这些经历，使他想要拥有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器官，以保证他拥有正常的生活。这样心灵也就应运而生了。通过对每一种经历进行各方面的评估和分析，心灵获得了这种综合能力，并且促使他以最小的付出来获得最大的生理满足。于是，他开始高估自己，过早地认为自己拥有打开一扇门或搬动重物的力量，或是认为自己具有命令别人、支配他人的权力。在他的心中也产生了想要长大的念头，想要长得和别人一样强壮甚至更强壮。由于婴儿的弱小，长辈们有义务照料他们，这就使婴儿生活的主要目的变为支配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成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这样的照料更突出了婴儿的弱小。这样在婴儿的面前就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他继续按照从成人身上学到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成长，另一种是夸大自己的弱小无力，寻求成人的善心帮助。这两种发展倾向我们都可以在儿童身上找到。
在生命初期，个体的性格类型就已经初步形成。一些孩子想要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权力、成为勇士，而这样的孩子也往往会得到成人的认可；另一些孩子则利用自己的弱小来投机取巧，尝试用各种方法来夸大这种弱小感，从而得到成人的关心、怜爱。只要仔细观察孩子的各种处事态度、表情和言行，我们就能知道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但是要注意单纯地解释性格类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将之与环境结合来进行讨论，我们才可以确定每种性格类型的意义。通常，从儿童的行为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对环境的态度。
可塑性基于儿童有努力弥补他的弱小的天性。无数天才和智者的产生都源于这种对自身的不满足感的刺激。下面我们来说说身处逆境中的儿童。这样的儿童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与他敌对的，这主要是儿童思维的片面性造成的。如果在早期的启蒙教育中，儿童没有学会正确地认知各种观点，那么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对世界的敌对心理将很可能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在他眼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敌意，而当他遇到更大的困难时，这种敌对的感觉将日益强烈。这种情形多发生在具有生理缺陷的儿童身上。这种儿童对待环境的态度与正常儿童迥然不同。生理缺陷造成的生理不便在外在表现上可能是运动困难、生理器官的不健全或机体抵抗能力低下（经常生病）等。
但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并不一定是由生理缺陷造成的。环境对儿童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采用不恰当的方式提出要求）与造成的困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与生理缺陷是相似的。一个渴望适应环境的儿童，突然发现自己需要面对重重困难，而求助却无门时，悲观情绪将迅速涌上他的心头。（二）困难的作用
对于儿童来说，困难总是毫无章法地出现，他们很难做到一贯恰当地做出应对。儿童的心理只是得到了初步的发展，生存技能也尚未成熟，他们只能努力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他们只能从曾做出的错误反应中进行反思，就像做实验一样在心中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直至找到正确的反应方式，并在生活中加以验证，从而获得进步。在对儿童行为模式进行的研究中，儿童面对特定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方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从他们的应对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内心的发展程度。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现象一样，都不能依据一种模式来进行评判。
在心理的发展过程中，儿童遇到的障碍通常会阻碍或歪曲他们的社会认知。这些障碍可能是物质环境上的缺乏，比如由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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