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伟巍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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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机制与激励政策研究:基于浙江实证试读：
第1章 研究背景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绝不会简单地重复。在上个千年之初,成吉思汗将其疆土从匈牙利一直延伸至中亚和南俄,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在上个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日不落”帝国,占领了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人口的25％,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在本世纪初,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已经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端坐”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物竞天择的自然演化规律没有改变,竞争的规则、方式、内容和趋势却日新月异。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竞争的特点和趋势,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技术的进步,创新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产业或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本次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将引起全球经济社会重新洗牌,危机孕育着巨大的机遇,自主创新必将成为竞争力的核心。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国70%左右的科技人才集中在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学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超过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国家重点实验室60%建在高校,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设在大学。在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争取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优化升级,产学合作创新成为了历史性的必然抉择。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创新欲望相对强烈,成为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突破口是什么？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起点(切入点)和终点(目标)是什么呢？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产学合作问题的探索一直不断,形成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产学合作工程教育,关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和实验过程中充分发挥产学合作的优势。二是产学合作基础研究,关注共性技术和基础性技术的产学合作研究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内容。三是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研究主题是从构思、设计、生产和营销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创新、实现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的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在以往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领域的研究中,现象研究和合作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深层次对产学双方跨组织合作创新的机理进行系统剖析的不多；从宏观视角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比较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形成的政策建议普遍性过度,针对性不足。所以,本研究将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机理,为我国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有效合作，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参考和公共管理决策建议。
1.1.1自主创新是大国复兴的基石
纵观人类近代发展史,世界经济中心从中国到意大利、英国,从法国、德国最后到美国的转移变迁历程,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是不能否认其中必然性因素的决定作用,这是教育、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竞争的结果,也应证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物竞天择的规律。创新,是人类不断地创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培育出了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繁荣局面。
产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世界教育、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一个共同的特征是,这些国家当时都在某一个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领域采取了创新战略。这些核心产业的创新像原子裂变一样发生链式反应,形成新的产业或产业群并进而在这些产业或产业群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实现科技-经济中心的转移。其中,美国取代德国实现成功崛起的例子最具有说服力。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以爱迪生发明电灯为开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连锁反应,使1860年以前还处于落后状态的美国,只用30年时间便超过德国成为新的科技经济中心，跃居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至今。统计表明,美国的技术创新有78%为首创或技术突破型,它是美国持续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20世纪中叶,日本经济蒸蒸日上,很多人士预测日本将成为未来的经济中心,但是由于日本走的是模仿创新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最终没有能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群。所以日本只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差距,而无法实现超越。
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由原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50年或略长为一个周期。他认为技术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他把技术变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内在力量的响应,是“长期波动的节奏的一部分”，为基础,把18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约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繁荣、衰退、萧条、回升为一个长波),并认为长波主要是由创新引起的,战争、革命、气候等只是次要的因素。“新熊彼特学派”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pRU的一批以Freeman为首的研究人员,在创新和经济长波关系方面做过不少有价值工作,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赞同熊彼特的创新引发经济长波的观点,并对熊氏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诠释,他们把历史上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分为5个长波,并为此展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形成创新活动是打破经济均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作用机制是技术创新波动→投资波动→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每一个长波总是与一次大规模的产业革命紧密相连,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大规模集中的浪潮。技术革命包括新的关键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新产业、新的基础设施以及新的制度和管理的创新。每一个经济长波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革命从产生到消亡的时间一般为50～60年(一般繁荣期和衰退期各占一半时间,呈对称分布),这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危机是大规模旧投资的寿命终点,又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技术革命在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创造投资高潮和生产高潮,此时的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创新占主导地位,主导产品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同时制造着投资低潮和生产低潮的潜在可能,此时经济周期处于衰减阶段,重要的创新活动已经衰竭,主导产品供过于求,成本竞争取代创新阶段成为经济衰退的主要特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呈现出从相对平衡到严重失衡的状态。因此,在每一个经济长波的涨潮期都伴随着技术革命,新的产业部门相继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革命的产生势在必然。新熊彼特学派认为经济长波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影响着整个经济,伴随着许多根本性的创新群、新的技术系统。它不但导致出现一系列的新产品,且影响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它超越了技术轨道的边界,比新技术系统、创新集群的概念更广泛。它要求产品、过程、管理和组织创新的协同进行和结合,所有部门的生产率为此都要产生“量子式的跃迁”。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依靠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创新，才能赢得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企业创新实现产业创新,才能够最终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然而,以历史为镜,反省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现状,却非常让人担忧。
1.1.2我国企业尚难成为创新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资源推动产业技术发展,加快了产业升级。但其负面影响亦随之产生：一方面,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较高。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平均在50%以上,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由于技术引进最初主要由国有大企业来完成,因此国有大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相对更高,其中电信、汽车等技术密集产业远远超出平均水平。这形成了技术引进“陷阱”,不仅在技术应用上形成依赖,而且在技术提升上也形成依赖,只能通过不断引进才能接续和更新,这也是我国一些国有大企业不能创新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消化吸收不足。目前我国技术引进的费用在90%以上,而消化创新的费用不足10%。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支出仅为当年技术引进经费支出的16.7%,比港澳台资企业低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比一般为1∶3,韩国和日本为1∶5至1∶8。而在较长时间里,我国工业企业仅为1∶0.06,大中型企业为1∶0.15。这种只注重引进技术而忽视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成长模式,只能导致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
另外,由于创新的高失败率、高机会成本,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往往选择以引进替代创新。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会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如果把一个研发项目从设想开始到立项为止。样本企业产品创新仅在此一阶段的成功率为1.7%，失败率高达98.3％”因为有引进比创新更合算的情况存在,所以企业自然会选择通过引进获益,而不去追求通过创新获益,这也极大地打击了企业创新的信心。企业若长期没有创新体系、创新管理经验、创新人才资源及其储备,不仅企业创新战略的形成缺少必要的基础,对企业创新也必然缺乏自信,并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就越害怕投入,投入不足能力更差”的恶性循环。
1.1.3现代大学创新源的地位日益显现
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学作为创新源的地位更加显现。Jensen和Lundvall提出创新的两种模式：其一基于经验的创新模式,指员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或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企业现有技术能力的支持下,或通过自主研发、或通过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研发,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技术创新。其二基于科学研究的创新模式也即以研发为基础的创新,其创新过程就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试制、生产制造直至商业化。在两种模式中大学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主要的创新源,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现代大学不仅是知识工业的重地,而且已经演变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和创业的乐园；现代大学经历了教学型大学阶段、研究型大学阶段,已经进入到服务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阶段。1998年5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在回顾斯坦福大学成功之道时认为：“以技术转化作为主要源泉,高校与工业间的密切合作是办学成功的要素之一,而这已经成为全球的趋势和要求。”窥一斑可知全豹。
现代大学肩负着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创新的重要任务,担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创新创业的重任,在知识生产、储备、传播、应用等方面作用日趋明显。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校以来已经有35人获得诺贝尔奖,某些技术创新一直居于领先地位。MIT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愿望和能力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其所具有的领先科研能力和技术力量,吸引了来自政府与企业的研究资金和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正是MIT大学杰出的研究,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确保美国在相关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如首次化学合成盘尼西林和发明计算机磁芯记忆材料是最成功的两个典型,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最近五年,学校每年获得技术专利达100个,转让专利70个左右,位居全美高校之首。20世纪40年代以来,MIT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生物化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科学与技术基础。生物技术作为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主攻科学领域。它在医药、环境、能源、先进材料和农业等方面的应用,必将给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为此,该校先后有5位生物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据统计,MIT每年获准生物技术专利在30~40个,1986年以来向企业转移生物技术专利达100多个。这些企业以此吸引各类发展资本达6.3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通过MIT转让专利许可而兴办的生物技术企业至少有45个,年收入为30亿美元,约占全美该产业年收入的1/4。MIT研究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现代大学已经演变成为主要的创新源。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在国家、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创新辐射作用。大学无疑是知识,尤其是基础科学发展的重地。所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术界,特别是创业型大学,不再仅仅是提供教育和研究的场所,正被要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建立工作机会的主要负责者。纵观大学发展史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大学办学理念越来越与经济的发展协同。以牛津大学为其代表的传统的教学型大学,是以自由教育为核心理念；以19世纪初“洪堡改革”时创办的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是以学问探索为主旨；以20世纪初“威斯康星精神”为原型的服务型大学则已经发展出面向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办学理念；20世纪后期在欧美乃至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优秀创业型大学,则承担起了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任。
1.1.4产学合作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突破口的作用已经显现
自1992年原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科院共同发起“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国家层面的产学研合作工作全面展开。根据国家的要求,全国各地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产学研合作工作。为了推进产学研合作工作的开展,在政策上,国家与省两个层面,已经出台了专门针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约3000多条,其中一半以上政策由省各有关部门、各市县等研究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推动浙江省产学研合作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本研究针对浙江省产学研合作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调研,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突破口地位日益显现。
浙江省是技术资源小省,没有中科院等大院大所,省内高校数仅列全国15位,是江苏省的一半,但是浙江省通过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促进了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成为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强省。与浙江省企业合作的大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分布在外省(估计占三分之二),但是,单从省内高校与省内企业的合作统计分析,近几年来浙江省省内高校与省内企业的合作项目数和实际发生的金额,一直保持高水平且稳中有升,2007年合同金额还达到了11多亿元,合作项目超8000多项。
从合作效益方面分析,成效也较为明显。产学研合作对浙江省经济发展主要发挥了五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技术转移和转化,引领了该省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发了新产品、新工艺,推广了新技术、新成果,实现了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二是政产学三重螺旋,推动了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针对传统产品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对传统产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的技术攻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性价比。三是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手段,吸收、消化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实现二次创新,从而进一步取得了行业主导话语权。四是攻关共性、核心技术,支持了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聚发展。五是产学研在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培养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据统计,浙江大学近两年的发明专利数就占全省发明专利数的30%。浙江工业大学依托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平台,2007年申请的发明专利就达284件,授权的有88件。浙江省有63%的企业依靠产学研合作进行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高出OECD国家13个百分点,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合作形式上看,浙江省产学研合作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技术成果转让。这种形式通常也是长期产学研合作的开端,典型代表是浙大网新、浙大中控、新和成、湖州巨人集团等等。例如：浙江大学1997至2007技术转移项目就达到23000项,覆盖1万多个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浙江工业大学制药工程省“重中之重”学科研发的替代光气、氯化亚砜等有毒有害原料的绿色化学合成技术,针对氯甲酰胺等5个系列产品传统生产工艺中采用光气、氯化亚砜等剧毒和高毒试剂,安全和环保隐患大等问题,先后成功开发了用双(三氯甲基)碳酸酯替代光气、氯化亚砜等有毒有害原料的绿色化学关键技术,在浙江10余家企业实现了产业化,改造和建立了近20条生产线,生产系列产品20余个,实现新增产值4亿元,利税1.1亿元,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为推动医药等相关行业的节能、降耗、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该项目获200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二是联合课题攻关,服务区域块状经济。例如,在制笔行业,浙江大学与桐庐分水联合攻关的制笔技术研发中心,不仅产生了1300项发明、设计专利,而且增加销售额21亿,为分水成为中国“制笔之乡”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支撑；在纺织产业,产学研联合攻关的数码纺织技术惠及浪莎、宝娜斯等纺织龙头企业300多家,不仅替代进口节省设备投资2亿美元,而且实现年工业产值100多亿；在小家电产业,产学研通过技术联合攻关,帮助慈溪、嘉兴、杭州区域相关龙头企业取得外观设计专利2000多项,实现年工业产值20多亿元；在啤酒工业方面,协助金狮啤酒、宁波开开、大梁山等企业在产品开发、节能降耗等方面取得突破,增加年产值5个多亿。另外据统计,2006-2007年间,浙江工业大学与企业共同承担了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和优先主题58项,合作企业总数达到60多家,项目总经费2.4亿元,研究领域涉及绿色化工技术、高效节能技术、重大机电装备、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环境工程、纳米技术、新材料加工等20个重大科技专项和优先主题,预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16亿元以上,形成专利90余件。三是企业投资在高校创办工程技术中心或联合实验室。首先,从大学层面分析,浙江省龙头企业在高校建立研发机构的形式,对于浙江省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目前,浙江大学与产业龙头企业组建的联合研发中心已经达到了50家,浙江工业大学也先后设立了20多个校企联合研发中心,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例如,2004年底由浙江工业大学牵头建设的浙江省新药创制科技服务平台,是浙江省首批启动的2个行业科技创新平台之一,平台集药学、药效学、毒理学、天然药物研究和药品质量控制研究为一体,有效整合了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5家承建单位的新药创制科技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为企业提供新药筛选、工艺改进、质量控制、药效研究和安全评价等各类新药临床前研究服务活动,缩短新药研制周期。
平台通过发展会员制方式密切与企业的联系和合作,目前已吸纳21家制药企业为理事单位，建设三年多来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0余项,横向科研项目100余项,仅浙江工业大学承担的药学子平台就获得纵向科研经费4500万元,横向科研经费1500万元,申请发明专利数22项,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次,从企业层面分析,浙大华为、浙大卧龙电机、电器工程技术中心、浙江银轮车辆散热器、浙大新月动力机械及工程技术中心、浙江大学永康五金机电产品研发中心,浙江大学衢化集合工程联合实验室、浙大民生药物研究中心、浙大青春宝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宁波海天研发中心、浙大余姚省级光电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机构,已经成为产业集群和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四是双方投资兴建新的企业实体。这种形式是有实力龙头企业较为普遍的合作方式。例如,产学研联合投资兴建的浙大国芯(数字电视芯片)不仅本身在数字芯片上畅销国际市场,而且该公司技术扩散后,依托浙大国芯生产机顶盒的浙江博尚电子有限公司(金华)也实现了出口畅销；产学研联合投资的大明材料(萤光材料)由于其在技术和成本上的竞争力形成了产业“倒逼”机制,使该领域世界领先的日本公司不得不整体向中国大陆转移。五是高校创办以产学研为主的高新技术园,直接孵化高新技术成果。例如,立立电子(太阳能材料)、金成科技(数码彩色扩印设备)、浙大国芯(数字电视芯片)、新和成、湖州巨人集团等等企业在高新技术园实现了成功孵化和产业化。
以上事实证明了浙江省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已经对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所以在理论上系统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机理,系统掌握当前发展情况,发现其中的规律,为新形势下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提供系统性的公共政策支持,不仅急迫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第2章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取得了初步效果,充满了机遇,但是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涉及面非常广，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复杂,但是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其一是环境和资源等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出现的问题；其二是参与主体共性和个性问题交织产生的合作机制方面的问题。主要可以概括如下五个方面：
有利于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外部环境尚未形成
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部分。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由于其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需要社会和各相关单位的合作与协调。1992年,商务部(原经贸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文提倡“产学研合作”,我国兴起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高潮,相应地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和条文,逐渐优化了产学合作的外部环境；2009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召开产学研协调会议,又一次兴起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高潮,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不成体系的问题。现存外部环境问题主要如下：
首先,合作所需政策法规严重不到位,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宏观性倡导政策比较多,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具体性的财税和金融政策比较少,政策环境有待系统完善。第二,中介服务机构大多功能单一,机构不健全,提供信息服务不及时或缺乏准确性,导致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很多成果找不到需求者,企业需要的技术成果找不到合适的供应者,企业产品开发中的难题找不到合适的科技人才。第三,产、学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通,市场、科技、生产信息仍存在分裂的现象。社会信息网络不健全,缺乏稳定的信息集散中枢，各类信息的辐射面不宽,由于双方信任度的不足,成果共享更是困难重重。
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制约产学合作需求
企业传统发展战略存在惯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自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开放初期的扶持政策和相对独立的市场环境,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我国企业通过“贸工技”战略得到大规模快速发展,如海尔、联想、TCL等。一些大型国企也通过大量引进生产线或生产设备进行产业升级,使生产能力达到了短、平、快的效果，以庞大的营销网络、制造规模和低成本生产为前提,绕开核心技术开发及专有技术投资这一盲点,实现资源的整合。这就是典型的“贸工技主义”成长模式——靠市场营销起家,通过成本和规模扩张取得优势,最后才转头去发展核心技术。公司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优势,依靠投资拉动规模,结合外来的部分低端技术,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巨型的工业生产基地,最终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到2000年前后,所有的观察家都相信,只要愿意,中国公司可以迅速成为几乎任何行业的全球最大制造基地,从家电到服装,从饮料到汽车。”但是,规模的膨胀不仅没有培育出成熟的自主核心技术,而且企业由于在市场营销、降低成本和规模扩展中,养成了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的习惯,靠资源投入、资金拉动的增长方式被不断复制和放大。国内企业由于创新动力的不足,丧失了全面、系统参与技术创新与学习的机会,使企业创新能力无法得到系统的发展,导致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无法跨越模仿学习和局部改良的发展阶段。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会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如果把一个研发项目从设想开始到立项为止，样本企业产品创新仅在此一阶段的成功率为1.7%，失败率高达98.3％”。企业若长期没有创新体系、创新管理经验、创新人才资源及其储备,不仅企业创新战略的形成缺少必要的基础,对企业创新也必然缺乏自信,并导致“创新能力不足就越害怕投入,投入不足导致能力更差”的恶性循环。
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资源高消耗为前提的产业成长模式到今天终于暴露出了严重的缺点：2008年10月17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工厂倒闭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合俊集团是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其主力生产基地设在东莞樟木头镇,产品70%以上销往美国。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缺乏创新能力,同时又受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加速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影响,巨无霸合俊终于轰然倒下。以往在特定环境下我国企业成功的发展战略模式已形成了很大的惯性,成了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发展的巨大障碍。
产学双方的组织目标不同影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
产学合作双方的目标导向存在较大的差异,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一方面,高校的绩效目标与企业不同,高校对教师的教学、科研管理、职称评定侧重绝对数量和过度的量化,教学按课时考核，且重课堂教学,轻实践环节；科研以每年发表专著、论文数量、获得的各级奖励、申请多少纵向课题项目、拥有多少科研经费作为考核的依据,并与收入挂钩，没有给予应用研究应有的待遇。对于为企业方面作出的贡献考虑不够,甚至不予考虑。对鼓励教师的创新、创业即“双创”教育激励不足。这种评价体系不利于教师潜心深入地开展研究,助长了浮躁和急功近利行为。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中也未真正起主导作用,有些企业决策者不想放过任何盈利机会,为获得近期经济效益,寻找政策空当进行攻关,针对市场热点进行重复投资,而把技术创新放在极其次要地位。再加上我国的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现象依然存在,许多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高,而“市场价值”低,与企业实际需求有相当的距离。在产学双方目标导向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缺乏合作动力在所难免。
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
由于产学研合作各方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系统、不同领域,各方对技术成果及其产业化的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能长时间保证合作诚信。在合作初期,产学双方还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协议。但随着合作项目的深入,看得见的利益或风险越来越清楚时,常常会因科研成果转让过程中的价格问题,合作共建研发实体的各方利益分配问题,成果的归属权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相互兼职待遇问题等发生矛盾。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在于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合作机制需要多元化和长期化
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机制主要是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契约式合作方式,还普遍停留在大学向企业提供问题导向的简单服务上,服务的模式也是主要集中在“包轻工”模式。短期项目合作比较多,或由企业提供资金,解决某个具体的技术难题；或由产学双方临时组合争取国家和地方的科技项目,项目结束合作终止。由于缺乏长期合作和战略性联盟,不仅产学合作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合作的层次也比较低,很难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更谈不上对整个行业、地区产业甚至国家的创新推动了。
在全球化、信息化竞争环境下,依靠人口红利、资源投入、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制造业不仅仅面临着“产业技术空心化”的问题,而且将直接面临简单生存问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的改变不仅需要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需要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不可能立竿见影；依靠外力的道路“借机下蛋”也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即使我们以最宝贵的市场作为条件,依旧无法获得我们需要的技术,所以,走自主创新之路,以产学合作为突破口,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华山一条路”。
因为问题千头万绪,所以必须对所有问题进行分类和整理,辨识当前情况下影响产学合作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主要因素矛盾影响创新结果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为管理实践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方向。
第3章 研究内容与可能的创新点
1.3.1研究目标
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强调大学知识源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它不同于传统的强调纵向一体化内部严格控制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也不同于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模仿创新。鉴于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整个体系内容非常丰富,在一篇论文里很难系统深入地加以全面阐述,本研究将基于浙江省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实际,着重研究产学合作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内在机理,为浙江省企业和高校有效组织和实施合作创新增强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也为浙江省促进产学合作推动经济优化升级提供政策建议。根据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与不足,本书主要的研究问题包括：
(1)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领先企业实施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成功经验,归纳了产学合作实现创新的主要模式及其演变规律；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实施基于多个主体,合作创新的实施可能会引起企业和大学的战略和组织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不合时宜的合作可能会对创新绩效带来负面影响。通过对创新型企业的调查,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当前阶段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诸多影响因素中合作项目创新绩效产生主要影响的关键因素。
(2)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严格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体系下各创新要素促进技术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路径系数,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产学合作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为提高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管理效率服务,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科技政策服务。
(3)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
结合浙江省企业的创新实际,基于技术创新动态过程、市场拓展过程和产业创新机会把握过程中基本规律的研究,分析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机会把握所需的关键资源和管理规律,探寻促进有效产学合作推动新形势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公共政策环境的构建和实施,为提高产业竞争能力服务。
1.3.2研究逻辑
本研究试图从产业创新系统这一中观视角,分析产业创新系统中产学合作协同创新的规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本研究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研究的逻辑框架。
1.3.3研究路线
1.3.4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产学(研)合作是技术创新活动的自然组织形式,由于产学(研)合作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商业化,所以,产学研合作是世界各国提倡的技术创新组织形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持续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绩喜人,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我国的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等宏观视角的研究,由于忽略了地区发展的差异性,结果会得出一般性或通用的政策建议,所以解决问题的针对性稍差。基于企业微观角度的分析,对于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项目的管理非常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指导意义,会由于太个体化,而丧失了普遍性。基于区域创新系统视角的分析,又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缺乏国际化竞争的视野,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环境矛盾。所以本书尝试性地以跨组织合作创新团队作为研究角度,以浙江省为研究范围,把国外成熟的研究成果与区域特殊性环境进行了综合,研究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机理和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本研究创新点。
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主要局限在战略和组织管理、动力机制、合作障碍等问题上。而国外学者对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型大学理论、创新系统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等几个研究视角。由于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比较系统、完整的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等的法律体系,高度自由的生产要素市场(包括知识)体系下非常成熟的外部环境,同样地基于发达国家大学的研究实力和企业相应的发展需求等具体情况,对各自环境下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规律进行研究,所以全面模仿并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且对我国的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指导意义非常有限。本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浙江省产学合作的确并不像国外以知识和技术转移作为主要形式,而是仍处于产学双方各自资源简单整合和个体能力初步发挥的要素驱动阶段。这一研究结论,为WEF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世界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理论提供了新证据,对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理论在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领域的发展,也可能是一个创新。
另外,本书通过对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案例的研究,用创新主体和治理关系两个维度识别出了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四种模式,通过对四种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后发现了在产学合作的不同阶段模式之间存在着演化,最后总结提炼出了产学合作模式的演化模型；结合实证分析后证明,在当前阶段合作模式是影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关键因素,也解释了产学合作双方在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力影响下,在不同发展阶段,随着合作双方资源和能力的变化,为了实现投入和产出、利益和风险的博弈平衡,存在不断调整合作模式的需求,演化的结果是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产学合作模式的演化模型为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管理实践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可能是一个创新点。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国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主要运用了对策论、博弈论和创新生态学理论等研究方法。本书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确定了整体研究框架；根据整体研究框架设计了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最后以现场发放与信函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取得的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具有回归显著性的关键因子与关键因素,通过结构方程(SEM)进一步分析了机理与作用路径,力求公共政策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可能具有一定创新。
第四，在解决方案设计方面,基于当前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主要由要素驱动的研究结论,本书在分析浙江省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政策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研究了促进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政策工具和措施。最后,提出了创建产学合作风险引导基金,用金融创新的手段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创新合作模式,作为针对当前环境下促进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的具体解决方案。在解决方案设计方面,与浙江省现行的政策比较具有一定创新性。国内外文献综述02国内外文献综述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五次科技革命的不断影响,以及高技术产业崛起后对社会造成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对产学合作创新的关注日益密切。但是由于研究“产学合作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存在差异,全球产学合作创新理论研究主要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主要流派：第一类是创新系统理论,包括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产业创新系统等。由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大学是企业的主要外部创新源,所以产学合作创新是整个创新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备受该流派研究的关注。第二类起源于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对管理实践的总结。该流派通过对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演化,以及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三类大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出了促进创业型大学发展的“官-产-学”“三重螺旋”理论。
由于本研究从创新管理的视角研究产业和大学创新网络的协同合作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为公共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所以文献综述按照研究需要，主要以创新理论为主线脉络，并兼顾高等教育理论中对国内外产学合作创新的研究,对产学合作创新相关理论进行尝试性的综述。所以,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创新系统理论、产学合作创新理论、创新政策理论三个部分。
第4章 创新系统理论综述
2.1.1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综述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从而开创了创新理论的先河。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a new combination)引入生产体系。也就是说,创新是对于原有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的一种经济行为。这个概念包括以下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性能;第二,采用一种尚未产生科学新发现基础上的并且尚未通过检验的新的生产方法:第三,开辟一个尚未进入的新的市场;第四,对一种原材料市场的控制;第五,形成或打破一种处于垄断地位的新的组织。熊彼特的贡献在于从机制上解释了经济发展,并区分了“增长”与“发展”。他对“发展”的解释是不仅是指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而且是在生产资料投入不增长的前提下,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即“执行新的组合”。很显然,这种发展意味着一种创新,是另一种发展的实现方式。不管这种创新是通过技术进步、市场拓展或组织的重新建构,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实质不仅可以理解为经济的量的增长,还意味着质的增长。用符号形式表示,如果设A为单位经济量,则A+A=2；如果设B为包含A单位经济量的质量增长,则A+B>2(其中“2”表示单位经济量的倍数)。熊彼特在1934年到1944年间研究提出的强调企业家作用的交互式创新理论成为了第一代技术创新理论。
第二代技术创新理论以强调创新中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为主要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创新在较大程度上必须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或企业与用户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包括供应者与装配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者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等这种情况。其中以von hippel的观点较为典型。冯·希普尔(von hippel)在1988年认为,由于存在各种“粘着信息”(Sticky information),所以要注重企业与企业或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创新。
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是国家创新系统,发源于经济创新理论,服务于经济竞争,形成于产业分析。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形成,集中了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体系”的思想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柳卸林称其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两块基石。李斯特在其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国家体系这一概念,分析了“国家专有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实绩以及后进国家的技术政策选择等问题,从而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熊彼特1912年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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