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古国的探秘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鹏云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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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古国的探秘者试读：

我在宁夏工作多年，又是学历史专业出身，对西夏学研究一直很关注，并尽可能给予各方面的支持。早几年就听朱鹏云说在编《西夏古国的探秘者》一书，如今终于要出版了，请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书中的探秘者，是一代代努力解读西夏古国的西夏学研究者。他们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竭尽全力去探寻西夏的原生态。那西夏又是怎样一个古国呢？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在贺兰山下，以少数民族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封建政权。它强盛一时，在不足2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绚丽多彩的文化，但随着西夏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铁蹄所灭，其历史和文明失去了载体，也戛然而止。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里，西夏王朝似乎是一个缺席者。

理所当然，现在中国56个民族实体没有它，因为西夏的灭亡也使党项族不复存在，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视角，又可以说中国56个民族里面有西夏，虽然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民族，但曾经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实体民族，它的成员，也就是西夏的后裔早已归属与融入汉族等民族，他们与归属、融入的民族有着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他们活在融入后的民族生命里。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曾说过：“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建立于1038年，谜一样消失在1227年的西夏王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其汇入中华文明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又是怎样的状貌？

西夏历史不仅是党项族独有的精神积淀，而且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基于这样的判断，一代代研究者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西夏历史对话，孜孜以求去探寻，努力使那段历史成为有灵魂有生命的真正历史。

我知道，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得多，而研究西夏历史又要比研究其他历史困难得多。这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要学者有更多的灵气和天赋，而社会的回报率，前者远低于后者！

一代又一代中外学者们，他们忍受着那些聪明绝顶或急功近利的人无法忍受的辛苦、寂寞和屡屡失败的折磨。他们钟情于这段历史，他们倾心于这段时空，他们贡献着自己最为宝贵的心智、才华，甚至生命，他们向世人逐渐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

这些西夏研究者的艰辛探索值得书写，他们的可喜成果应该重视，他们的可贵精神需要弘扬。好在宁夏有这些热心且有才气的写作者，于是便有了这部报告文学集。

这部报告文学集简要介绍了西夏研究的开拓者，侧重描写了当代西夏学研究者，彰显了西夏学研究领域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呕心沥血的精神追求；揭示人与历史的关系，着重反映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团队，突出介绍他们不同凡响的学术追求；生动展示西夏学研究的历史里程和重大成果。

这部报告文学集，显现真实性、文学性、思想性、可读性之特点，以客观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真实和从现实生活提炼的艺术真实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将各具风采，有血有肉，真实感人，具有鲜明人文色彩的学者和为西夏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团队展示给世人。

这些学者们有很多为我所熟悉所尊崇，他们的名字——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曾经的拓荒者还是今天仍在耕耘的探秘者，都将为历史、为如今生活在西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铭记所感激！他们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将为后来者所追寻所效仿，他们担当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精神将为大众所了解所敬仰！

因为他们，西夏历史逐渐褪去神秘的光晕；因为他们，西夏文化作为宁夏独特的人文资源为外界所了解；因为他们，西夏研究又与时代同步，探索服务现实的有效路径。

本部报告文学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西夏学学者的窗口，那就请读者从这里走近学者，走进他们以探索为使命的学术生命吧，你一定会有收获的。（作者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马啟智2012年3月23日序二　西夏有约

宁夏与西夏，西夏与宁夏有着极密切的历史与情缘！8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西部这段恢弘的历史为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注入了神奇的元素！

西夏王朝：写意壮美的历史

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贺兰山下，曾经活跃过一个精骑射、善征战的民族——党项族。

公元1038年，李元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国家政权——大夏国，史称西夏。

西夏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西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演绎了开疆辟土的骁勇豪壮，走过了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创造了神奇而美丽的西夏文化，成就了雄踞西北的辉煌伟业，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在开发我国西北地区推进西北地区局部统一和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闪耀着创造者蓬勃生命、四射活力的篇章。

千古之谜：魂牵梦绕的时空

西夏，又是一段悲壮凄美的历史。

在西夏灭亡之前的22年间，蒙古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却遇到了西夏的顽强抵抗。1227年，蒙古大军包围夏都兴庆府数月之久，西夏最终被迫投降。蒙古大军带着强烈的复仇心理，进行灭绝性的摧毁。他们不但血洗都城，还将西夏典籍、宫殿、皇家陵园付之一炬。至此，一座宏伟的城市城垣颓败，一个优秀的民族遁隐到历史的幕后，一个威震一方的王朝灰飞烟灭！

西夏，还是一段被史书忽视被世人淡忘的历史。

元朝的史官虽也承认西夏，但在修史时，在为宋修专史的同时，也为由契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辽国和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金国修了专史，唯独未给先后与宋、辽、金鼎立，立国189年的西夏修专史，使得西夏这段历史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是段空白。

再加上西夏文字结构复杂，难学难认，有“天书”之说。

西夏，这个鹰一样崛起，如雷鸣闪电轰轰烈烈划过历史的时空后，突然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段历史久久尘封在尘埃中。

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千古之谜，理所当然成了后人尤其是学者魂牵梦绕的时空。

西夏学研究：从荒原到绿洲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西夏学研究只是其中一条不太宽广的小溪，但这条小溪能够吸引一代代学者投入其中，就在于这段历史充满了神秘。

19世纪初，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该碑以西夏文、汉文记录了西夏时期一次重要的佛教庆典活动，可惜这一新的西夏资料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1908年，俄国的科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的古塔中掘走大批西夏文献，由此沉寂数百年的西夏历史文化为世界所关注。

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有志学者，并没有因为史籍的空白、资料的短缺而放弃对它的追寻，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这个“被遗忘的王朝”的踪迹。

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可是国内外的几代学人披荆斩棘、辛勤劳作，开垦了这片绿洲，耕耘着这个家园，坚守着这块阵地，出版著作百余部，发表论文千余篇。使西夏学的研究渐入佳境，异彩纷呈。

考古，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两次对西夏王陵的考古与挖掘；两次对敦煌莫高窟、西安榆林窟西夏遗存的考察；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对宁夏磁窑堡西夏窑址的发掘；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大量文物；甘肃武威亥母洞和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先后出土的西夏文本活字印本……产生了一批批喜人的考古成果和著作。

文献整理和语言文字也是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在前辈学者艰难开拓辛勤耕耘的基础上，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又收获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相继出版了《类林研究》《圣立义海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等西夏文献；还出版了550万字的西夏史料学研究的巨著《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和《西夏纪》《西夏纪事本末》《宋史夏国传集注》等汉文资料整理、研究成果；曾被称为“绝学”的西夏文字有了新的突破：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宝库金钥匙”的《夏汉字典》《文海研究》《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语音研究》《〈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和《基于方正典码之上的西夏文录入系统》等成果先后问世。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诸多学科专家的相继加盟，社会历史研究也全面展开。《西夏史稿》《西夏简史》《西夏研究》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尤其是《西夏通史》，理清了西夏统治民族——党项族产生、建国、灭亡直到亡国后民族去向的历史脉络，填补了中国历史这一页的空白，使得中国11～13世纪的历史得以完整。还有正在编撰的《西夏学大辞典》，如出版将是西夏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在1995年以来西夏学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中，专门的研究机构不断增多。在已有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博物馆等机构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成立了西夏研究院，宁夏社科院成立了圣雪绒西夏研究院和国际西夏学研究所，宁夏在西夏王陵建立了西夏博物馆，甘肃武威也成立了西夏博物馆……

在已出版的西夏学著作中，宁夏学者的成果占有较大比重。仅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宁夏学者出版了专著40部，约占全部专著的65%；发表论文357篇，约占全部论文及资料的43%；宁夏刊物刊登的西夏研究论文占刊登总量的40%以上，2010年国内外唯一一家西夏学专业学术期刊《西夏研究》创刊。

一些文学作品和普及性读物陆续问世。这些作品架起了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桥梁，它们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西夏历史介绍给大众，尤其是40集电视剧《贺兰雪》的播出，引起了更大范围的人们对西夏的兴趣。

拂去尘埃：探秘者不懈的追求

作为主编，读着篇篇书稿，书中的学者每每触动着我的心灵，眼前的文字犹如一个个精灵，将我的思绪带入文中的场景之中。

我从来赞赏坚忍不拔超越世俗功利的人，佩服那些在平常的琐事中仍感到欣慰无穷与全身心投入的人，书中的学者——不论是我熟悉的还是未曾谋过面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以为，一方面他们超脱世俗的羁绊和束缚，去潜心研究那些抽象的、沉重的、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命题；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尘世间的学术研究事业，虔诚、勤勉地做着学问，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超越。

我想，在这个充满了众多诱惑的世界里，他们一定是听到了西夏穿越历史长空的呼唤，他们勇敢地担负起这沉重而神圣的使命。在这个天地里，他们只要一投入工作，就可以鸟瞰西夏辽阔的疆土，可以畅游故都闪烁的星空，可以追溯近两百年的历史画卷，可以仰望叱咤风云的无数英雄，可以寻觅璀璨西夏文化的行踪，可以见证西夏发展的轨迹，可以总结历史变迁的规律……

神秘西夏王朝的身影正在清晰，一个个千古之谜正在破译。

学者们以自己的潜心研究所创造的学术成果沟通着历史，诠释着西夏。同时，他们为生活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向度，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还为我们所有希望认真生活的人馈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期待着西夏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因为它值得我们期待，它会不负我们的期待！朱鹏云2011年11月29日西夏学：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庄电一

1972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西夏文献时，关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多少人？王冶秋局长回答：只有两三位老人了。周总理马上明确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研究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西夏，是如何神秘消失的？西夏学，何以到了乏人问津的地步？

西夏学何以成为“绝学”

西夏，是一个神秘的王朝。这个疆域辽阔、雄踞我国西北189年，先后与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封建政权，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自公元1227年被蒙古铁蹄践踏之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多数西夏遗物荡然无存，珍贵西夏文献散失殆尽，就连西夏遗民也不知流散到了何方。我国二十四史中，有辽史、金史，却偏偏没有西夏史。渐渐地，人们对西夏的了解便越来越少了。

但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更何况是一个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并且创造了灿烂文明、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政权呢。

在北京北郊的居庸关，有用汉白玉砌成的精美云台。在云台上面有元末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用6种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其中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早就被确认了，但有一种文字一时间却难住了许多人。公元1870年，有英国学者提出：这种文字应该是12世纪金朝创制的女真文。1882年，有法国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它们不应该是女真文，很可能是西夏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898年才得到学界认可。

西夏文字的确定，都要经历这么多波折，更不要说对西夏学进行深入研究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就有学者接触过西夏文，并且认识西夏文了。

1804年，清代著名西北史学家张澍因病从贵州回甘肃省武威老家休养。在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时，他在一座碑亭内发现了用砖封砌达数百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拆除护砖，一通高2．5米、宽0．9米的石碑便重见天日。只见石碑的正面是28行、每行65字、总字数达1820字的西夏文楷书，而背面则是与之相对照的汉文楷书。

碑文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的感应塔竣工，西夏的最高统治者为此立碑纪念。碑文记述了自前凉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奇闻，颂扬了佛的灵应和西夏统治者的功绩。

张澍就此展开研究并撰写了《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等著作。《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被誉为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字典，是迄今发现的碑体最大、文字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具价值的西夏碑刻。它也因此享受国宝待遇，武威市专门为它修建了馆舍，记者曾有幸一睹它的“芳容”。

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有学者将西夏学的诞生定在1804年。而在国外则有学者将西夏学的发端定在20世纪之初，因为那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此后的许多研究都是以此为对象的。

西夏学也有一段伤心史

提到西夏学，不能不提黑水城。在内蒙古，黑水城又被称为哈拉浩特。这座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古城早被风沙吞没，如今只剩下断垣残壁了，但是，它在西夏统治时期则是西夏重要的边防重镇，它的地下埋藏着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献资料。

1907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带人相继来到黑水城，发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种刻本、写本，包括佛经、字典、辞书、法典、文书，几乎应有尽有。这次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起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三大地下文献发现（当时是盗掘，还不是考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批珍贵文献一出土便流失海外，并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国。俄、英等国学者，利用资料上的便利，较早地对这些文献进行编目、叙录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我国学者却因对这些资料无缘一见，研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许多学者还是利用搜集到的有限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罗福苌、罗福成、罗福颐、周叔迦、王静如等学问大家都曾对西夏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进行过研究，他们的开创之功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史金波、白滨、李范文、黄振华、吴天墀、陈炳应、韩荫晟、马忠建、聂鸿音等日后卓有建树的专家也加入到西夏学研究的队伍。参与西夏学研究的，有语言文字学家、文物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等。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专门招生了西夏学研究生，史金波便是我国第一个西夏学研究生。现在，他已成为西夏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但是，我国对西夏学的所有研究在“文革”期间都完全停止了。而此时苏联、日本、英国的西夏学研究却成果迭出，以致让一些外国学者说出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话，这句话曾经刺伤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自尊心，也激发了许多有志之士发奋研究西夏学的热情。

西夏学，门可罗雀，冷清、寂寞得令人心寒。

西夏学成为国际显学“十年浩劫”之后，西夏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同音研究》《文海研究》《宋代西北方音》《夏汉字典》《党项西夏资料汇编》等一批西夏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而西夏考古的新发现，更是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和《中国藏西夏文献》在最近十几年陆续出版，使国内更多的西夏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原始资料，国内的西夏学研究也因此走上快车道。《西夏通史》《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学概论》《西夏战史》《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艺术》《西夏艺术史》《西夏经济史》《西夏社会》《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等西夏学专著，都是在近些年出版的。这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西夏学的学术地位。“西夏学”不仅真正回到了国内，而且因我国学者的推动渐渐成为一门世人瞩目的国际显学。继1981年首届全国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银川召开之后，由宁夏有关部门主办的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3次了，有许多国家的西夏学专家应邀到会。

在宁夏，对西夏学颇有建树的学者就有李范文、韩荫晟、牛达生、陈育宁、汤晓芳、许成、徐庄、杜建录、王天顺、张迎胜、龚世俊、韩小忙、孙昌盛等20多位。

西夏学，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显学。现在，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都有西夏学硕士研究生，那里开办的西夏文字研读班也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在日本、英国、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一批颇有成就的西夏学专家。

随着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西夏学人才的培养也引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重视。中国社科院、兰州大学、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都开辟了相应专业和课程，有的还培养出西夏学研究生。其中，处在西夏故地的宁夏大学当仁不让，主动承担起西夏学教学、研究的历史责任，不仅很早就成立了西夏研究所，而且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夏研究院。现在，他们自己培养的首位西夏学博士已经毕业，目前仍有4人在读。

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西夏学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和重点支持，“自治区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先后在此挂牌。现在，西夏研究院已经成为拥有14位专职研究人员、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教学、研究机构，而且拥有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国内西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不久前，他们与俄罗斯的相关研究机构联合成立了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并成功地举办了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随后，还将与日本学者进行合作研究。

不能忽视的问题

西夏学研究并非没有隐忧。西夏学毕竟是一个偏、小的学科，社会的关注程度较低，而西夏文字的难学、西夏学的艰深更是常常令人望而却步，所以西夏学的研究队伍至今不够壮观。而有关高校、研究机构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西夏学研究人才，由于社会需求较少也面临改行的困扰，有的人最终从事的并非是西夏学教学、研究工作。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有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西夏学研究实际上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没有组织保障和有力支持。一旦西夏学专家去世或退休，马上就出现后继无人、研究停滞、专业荒废的局面。一个人的去留，往往决定一个学科的存废，令人遗憾，也令人痛心。

为什么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可以迅速成长，并且在国内外学术界崭露头角呢？杜建录院长对记者说：“宁夏大学将个人的学术行为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学科建设，并因此争取到国家的支持，这就使西夏学研究摆脱了自生自灭的命运。”他希望有关单位将西夏学学者组织起来，将西夏学研究由个人行为变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确保西夏学后续有人，不断繁荣。触摸西夏历史的先驱者云史

历史上的西夏王朝先后与宋、辽、金鼎立，雄踞西北190年。西夏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割据王朝，其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性文化，但对西夏的研究，尤其是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研究，则是当今颇受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国际性显学。我们在此把这一历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一简要的介绍，希望有助于人们能够带着敬意回视西夏研究历史，缅怀学术前辈，并沿着这些可敬开拓者艰辛跋涉的足迹继续前行。

西夏碑的发现者和西夏文考订者张澍

1804年，28岁的张澍在中国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发现了西夏碑，他的这一惊人发现使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重现人间。这是西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夏文字重新发现与考证的开端。

张澍，甘肃武威人，生于1776年。父亲是位秀才，以教私塾为生。张澍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一生为官、教书和著书立说。他为官并不得意，只做到七品芝麻官，但做学问却是一把高手，为清乾嘉学派学者之一，且著书颇丰，有《姓氏寻源》《西夏姓氏录》等著作共194卷，另有多种未刊稿。张澍作为当时在甘肃最有学问者之一，由他发现西夏碑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1804年，张澍因病在家休养，一日他与友人到城内清应寺游览，无意中发现寺内有一碑亭，用砖砌封，年代已久。他找僧人询问，对方告诉他，这个碑亭不能开启，否则会招致灾祸。张澍凭借自己的学识判断，该碑亭肯定有研究价值，于是再三要求僧人打开，并承诺如有灾祸，全由自己承担，这才得到允许。当碑亭封砖被开启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通古石碑。拂去尘土，碑上所刻文字显现，然而这种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张澍断定碑后面应有释文，遂将碑后面的封砖也撤掉。果然，碑阴刻有汉文碑铭，碑文中有“天祐民安五年”的题款。据此，张澍断定该碑是立于西夏，其阳面不识之字为西夏文。这个碑后来被称为“西夏碑”，又因发现于凉州，故也称“凉州碑”，还因西夏文碑文有“大白高国凉州感应塔之碑文”的题款，故也称“感应塔碑”。

张澍事后撰写两篇短文《书天祐民安碑后》《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于1837年刊发在其著作《养素堂文集》之中，记述了发现西夏碑的经过。

西夏碑高2．5米，宽0．9米，厚0．3米，立于西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碑阳刻西夏文，碑额篆书8字，可译为“敕感应塔之碑文”，碑文第一行题名译为“大白高国凉州感应塔之碑文”，碑阴为汉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身四周线刻卷草纹，碑额上端为云头宝盖，两侧各刻一身伎乐菩萨。西夏文和汉文碑文近2000字，同记一件事，内容略同，即记录西夏崇宗重修宝塔和庙宇的功德。同时，碑文也描述了西夏佛教盛况，以及社会经济和手工技艺繁荣发展的情况，是了解西夏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次年，云游至凉州的金石学家刘师陆发现一窖藏，从中获得多枚与洪遵《泉志》所收录的“梵字钱”属同一文种的钱币。刘师陆将之与凉州碑上的文字对照后，确定其为西夏文钱。

张澍发现西夏碑还使外国学者将西夏文误认为是女真文的说法得到更正。这要从18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使者发现居庸关云台券门内的石刻说起。

居庸关云台为元代修建，汉白玉石构建。云台下面是一个可供行人车马通过的券门，故云台也被称做过街塔。起初，台上建有3座石塔，元末明初被毁。后来在此台上又建一寺院，名“安泰寺”，寺于清康熙年间被火焚毁，仅有基座保存下来。云台的券门两壁为汉白玉石雕，上面刻有精美的四大天王像，还有6种文字，即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的陀罗尼经咒。

18世纪，中国与外国交往日益加强，常常有外国传教士和使者到中国来，他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往往要经过居庸关。到过这里的外国人大多都会注意到券门内的浮雕，不过最初他们只对雕刻的天王像感兴趣，对券门石壁上雕刻的各种文字并没有重视。1863年一位名叫伟烈的英国学者途经居庸关时，他对云台券门内的铭文发生了兴趣。次年，在上海召开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首次会议上，他展示了部分拓片，并在当年的《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介绍。1867年春，伟烈再次来到居庸关，并成功地拓制了其中4种文字，即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的拓片。刻在最上面的梵文和藏文因位置太高而没有拓到，后来他通过艾约瑟牧师得到了。由于条件和学识的局限，伟烈误认为居庸关石刻中的西夏文是“女真小字”。

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理亚将河南开封发现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与居庸关云台券门上的“女真文”对照，发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文种，因而对伟烈的“女真文”观点提出异议，但他也不能确定其为何种文字。直到1898年德维理亚看到西夏碑后，才确定居庸关六体文中的“女真文”是西夏文字。与张澍一样，德维理亚虽然正确判断出居庸关石刻中的“不识之字”为西夏文，但对于其具体字义仍不得而知。

张澍57岁后在西安家中专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但不久染眼疾，双目失明。他自叹说：“夺我双眸子，世间少数百卷奇书！”1847年5月，卒于西安寓所，享年72岁。

张澍发现西夏碑并对西夏文作出准确判定，使困惑多年的悬案得以解决。

张澍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西夏碑”，但同时他还是一位研究者。他的代表作是《西夏姓氏录》，该书是现存西夏文献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专著。张澍根据《资治通鉴长编》等多部历史文献，梳理出162个西夏姓氏，其中一字姓83种、二字姓77种，三字姓和四字姓各一种。从研究成果的视角意义可以说，张澍是西夏研究的源头，是最早的西夏研究的开拓者。他在学术之路上奋力跋涉，用自己的惊人发现和可贵研究开启了探索西夏古国的神秘之门！

中国西夏学的奠基者罗氏父子

如果说张澍发现西夏碑并认定其为西夏文是中国西夏文考证的开端的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西夏学奠基者当属罗氏父子。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生于1866年，享年75岁。他自幼聪慧，勤于读书，善于思考。5岁入私塾，16岁中秀才。甲午战争后，矢志农学。清末在地方和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潜心学术。1929年回国，先后居于天津、旅顺，仍潜心治学。他是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个人著作达130多种，另还刊印书籍400多种。罗振玉在西夏学方面有着不凡的贡献，是一代代后来者应该永远铭记的人。

罗振玉最初是从搜集、注录西夏印章开始的。1915年，他编辑《赫连泉馆古印存》一书，收录了西夏文印章一方，并在序言中有专门记述：“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文钱，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非有二体。予所收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定。”罗振玉所说前人藏西夏官印，是指吴云于1862年《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所收录的三方西夏官印。西夏官印有的有背款，有的无背款。罗振玉收集的正好是有背款的，所以可以准确判定为西夏官印。后来，罗振玉收集的西夏官印越来越多，如1916年所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注录他家所藏西夏官印七方；1923年所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注录西夏官印十五方，至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辑成《西夏官印集存》一书，共收录西夏官印三十三方。罗振玉除收集西夏官印外还在他的《历代符牌图录》一书中对一枚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和三枚“防守待命”铜牌作了注录。1909年他为张澍编撰的《西夏姓氏录》作跋。1918年、1924年，罗振玉与其子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21年刊印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页，并对第一页作了汉译；1935年，又抄写并刊印黑水城文书中的西夏文字典《同音》。

在罗振玉的影响和培养下，他的五个子女中有三个儿子，即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五子罗福颐，也曾致力于西夏学，各自均有成就。

罗福成，罗振玉长子，1884年生。先后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至1918年随父旅居日本。这个时期，西夏文资料比之以前有了改观，除了罗氏家收藏外，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也逐渐增多，因而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资料。此时，罗福成就开始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他根据法国学者毛利瑟公布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部分原件和日本羽田教授提供的三叶《法华经》，以及其父从尹凤阁那里得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对《莲华经》以及西夏文进行研究，撰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两书，由日本东山学社于1914年、1915年在京都相继出版。其中《西夏国书类编》是一部西夏文分类字典。1929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为此特别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以作纪念。在这个专号中罗福成贡献最大，他有16篇文章收入。1935年，罗福成根据苏联学者提供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照片进行摹写，以《西夏国书字典音同》之名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福成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以“反革命罪”入狱。1960年元旦出狱，元月10日逝世。写到这里不免让人悲从心来，感叹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极“左”形式出现的反右运动，使多少像罗福成这样的学者蒙受不白之冤。我猜想如果不是几年的牢狱之灾，他肯定要有比享年76岁更长的生命。1981年2月，罗福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但此时已是他辞世20年之后的事了。

罗福苌，罗振玉三子，1896年生于上海。自幼聪慧过人，10岁即能读家中藏书。他是天才的语言学家，精通法文、德文，兼及梵文和西夏文、回鹘文、叙利亚文等古今中外语言文字。他与长兄罗福成同时开始西夏文研究，1914年发表《西夏国书略说》，在该书中作者除了对西夏文创制史进行阐述外，还就西夏语音和语法结构作了简单介绍，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西夏文部首的归类研究，对西夏文字造字规律及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之后，他对《西夏国书略说》继续进行修订和增补，其成果先后发表在1921年至1922年的《亚洲学术杂志》卷一至卷四上，但该书尚未完成他就因病去世。罗福苌还对《宋史夏国传》进行注释，完成一卷，在他去世后，于1932年与其他四篇遗作，即《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西夏赎经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同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中。非常可惜的是，罗福苌年仅26岁就英年早逝。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其作传悼念。

对于罗氏二兄弟在西夏学上的贡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启事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夏文专号共收入35篇文章，仅罗氏兄弟就有22篇，他们在西夏学方面的贡献及地位可见一斑。

罗福颐，罗振玉五子，1905年生。他自幼秉承家学，通汉印、古金文，著述颇丰。解放前曾就职于大连“墨缘堂书店”、国立奉天博物馆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33年继续做亡兄福苌《宋史夏国传集注》未完成部分的注释工作，最终完成《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等。1935年辑成《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工作。除从事本职工作外，也涉及西夏学，时常留意于西夏印章注录，荟萃近百方西夏官印，与李范文合作完成《西夏官印汇考》，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发表过《关于西夏国书的介绍》《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和《一方研究西夏历史的印章》等西夏学方面的论文。

罗振玉一家4人，在跨越70余年的岁月中，孜孜不倦，矢志不渝，潜心研究，艰辛探索，铸就了珍贵的西夏学研究成果。他们的杰出贡献熠熠生辉，闪烁在西夏研究历史的蔚蓝色星空。

著名的西夏语言学家王静如

有记者说，中国西夏学真正取得国际关注的研究成果是从著名西夏语言学家王静如开始的。是啊，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学术使命。

王静如（1903～1990年），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河北省深泽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赴法、英、德等国学习、研究语言学、中亚史语学、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及汉学等。回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法大学教授、燕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和中国大学文学院研究院导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常务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等。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静如先生就开始对西夏语音进行研究。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上发表一文，从音韵学角度对《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汉字复字注音进行论述，他的观点被中外学者所采纳。1932年、1933年，王静如先生相继出版了三辑《西夏研究》，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之十一、之十三。这三辑《西夏研究》对西夏语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论述，对西夏语音中的尾鼻音和浊辅音、鼻冠音等作出了科学论断；系统研究并详细论述了西夏文的佛经雕版；逐字对译了四部西夏文佛经，并列有汉、藏两种文字对照；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并评述了苏联学者的观点。《西夏研究》一至三辑是王静如先生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西夏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因而他于1936年获得法国院士会授予的东方学“儒莲（S．Julien）奖金”，并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他是中国获得此奖金的第一个人。该书极富学术价值，深得国内外学者的一致称赞，陈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对王静如的西夏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赞誉。王静如的三辑《西夏研究》也是后来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必备的参考书。

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考察工作由王静如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共同主持，宿白教授做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考察小组参加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甘肃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等。考察工作为时3个月有，内容涉及相关洞窟的文字题记、艺术风格和分期等。经过大量科学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八十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莫高窟、榆林窟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次考察，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进行，是一次成功的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多领域共同努力，终使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考察研究成果在“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公布。“文革”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备受摧残，刚刚起步的西夏研究也被迫停顿下来。“文革”后期，在西夏故地今甘肃武威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物、文献。王静如与史金波、黄振华对这批文献进行了考证和研讨，1972年发表了《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1977年，王静如先生与他人合作发表《保定出土的西夏文石幢》一文。这些重要西夏文物的重见天日和王静如等人所进行的研究，又使西夏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萌发出一线生机。

王静如先生除个人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研究外，还在西夏学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贡献。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静如先生在重新开始从事西夏研究的同时，就招收研究生和助手，培养新一代西夏研究工作者。他的研究生史金波和助手白滨，均为当今世界一流的西夏学大家，他们的成长与王静如先生的指导和栽培是分不开的。后来王静如先生还招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从王静如开始，中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向前。在这些学者的不懈探索和诠释中，西夏文逐渐褪去神秘的光晕，成为解读西夏乃至这段中国历史的钥匙。书生拘牵性孤傲拉车奋迅意倍舒——记西夏史家吴天墀与他的《西夏史稿》刘复生　张玉海

2004年6月8日，著名的宋史、西夏史专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世纪西夏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西夏史稿》的作者吴天墀先生病逝于成都四川中医研究院。消息传来，天地含悲。宋史学界、西夏学界纷纷撰文悼念这位传奇老人的学者生涯。

雏凤初声音清脆

吴天墀先生，别名浦帆，1913年1月出生于四川万县（古名南浦，今属重庆）一个经营瓷器的小商家庭中。9岁时父亲去世，15岁时，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留下吴天墀一个人孤苦伶仃，面临辍学的窘境。平日里与吴天墀相好的同学得知他的不幸，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亲属、邻居的帮助下，吴天墀安葬了母亲。

当时正值年关，在外地补习英语的同学何其芳（后为著名诗人），力邀失去双亲的吴天墀一起去他家过年。后来吴天墀在《往事悠悠》一文中回忆道，“那是一个叫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待母亲草草入葬，天已昏黑了。此时举目无靠的我，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的寒风中孤身行走20多里，才寻到了一直焦急期待着我的其芳，这时已是二更时分，远远近近还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年三十本是阖家团圆的好日子，少年吴天墀却在此时饱尝凄凉。

已无家可归的吴天墀，即寄寓异乡求学。1934年川大附中毕业后，先生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史学大家徐中舒、蒙文通诸先生。1938年6月，吴天墀先生毕业后，受反清“炸弹队长”、哲学家张颐（真如）校长的举荐至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处任职。但是并不喜欢这份“美差”的他，短短两个月后，就在川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朱光潜的帮助下，回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川大历史系第一个助教。

然而，好事多磨。1938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政客CC系要员程天放来川取代张颐为川大校长，川人上下，一时哗然。朱光潜等认为学校从此将无学术自由可言，发起拒程罢教活动。吴天墀积极参与其中。翌年夏末，同许多参加“拒程”风潮的教师一样，未获续聘的他被迫离开母校，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西康省政府秘书、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芦山县县长及县立中学校长等职以谋生。

在此期间，先生发表《明代三吴水利考》《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和《张咏治蜀事辑》等学术论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吴天墀先生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之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名家云集成都。他追随顾颉刚、蒙文通等史学名家创办了著名的《史学季刊》杂志。1941年初，吴天墀在该刊发表《烛影斧声传疑》，辨析宋太宗继统问题，提出宋太宗阴谋夺取帝位，并勾结赵普伪造“金匮之盟”，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引发了史学界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张荫麟、邓广铭等中外学者相继撰文予以支持。同时，也有若干不同意见发表。有认为宋太祖死于疾病而非他杀，有认为“金匮之盟”是真不是假。直到2008年，国内外仍有学者不断撰文讨论这一学术公案。

教员、“国大代表”与车夫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吴天墀返蓉任教齐鲁大学哲史系。次年夏天，应川大历史系原主任何鲁之邀请赴上海中国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员。1947年回到成都，除在川大历史系做专任讲师外，还先后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川北大学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这期间，书生意气的吴天墀先生还曾误入青年党，出任“中央检察委员”，并当选伪“国大代表”。50年代，他因这段“政治污点”失去公职，以拉架子车为生。佛学大家王恩洋赠诗鼓励道：“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面目黧黑体力健，群众为侣天地庐。书生拘牵性孤傲，此日平怀略形躯。今世劳工最为贵，喜君已邻一品居。能死非勇能生勇，鞠育教养责在予。慈忍练磨比金石，为供人类效驰驱。君不见，国运方昌如旭日，空前建设阔壮图。仁者愿后天下乐，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话虽如此，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不能养家糊口的现实让吴天墀陷入困顿迷茫之中。

这时，惜才如金的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等教授对吴先生学业“荒废”十分关注。徐中舒得知吴天墀迫于生计，不仅去拉架子车，而且卖掉了藏书，觉得非常可惜，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自此，在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位前辈先生的资助下，吴先生解决了基本生计，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在徐中舒的子女怀念父亲的文章中，提及资助吴天墀研究西夏史一事，并且说吴先生也这样对待他的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吴先生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给你分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西夏史稿》：20世纪西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此后20余年间，运动不断（如1957年“反右”，1963年川大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吴先生不时受到冲击，但是“一当业余稍微有点空闲时间，我仍是想方设法地搜集资料，并努力试着写下去”。1961年，与先生感情甚笃的老伴去世后，先生更是将探索西夏历史，完成前辈学者的嘱托作为己任。1963年下半年，川大搞“社教”。吴先生在历史系资料室任高级资料员。一天，四川省委驻川大工作组领导在作动员报告时，称：“有人认为川大不存在阶级斗争，但川大却有青年党中央委员……”虽未直呼其名，但人人均知，这是在点击吴天墀先生。第二天，在川大进修的李蔚到资料室，看见吴先生仍然正襟危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翻阅。他问：“现在搞运动，你还搜集资料吗？”答：“搜集。”回答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却斩钉截铁，表示他要将西夏史继续搞下去的决心。

值得欣喜的是，伴随国家拨乱反正的步伐，吴天墀先生的学术生涯重新熠熠生辉。“文革”后吴天墀重返教职，70高龄时方再任教授一职。

1980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倾注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巨大反响。该书正文及注释291页，序及前言9页，附录世系表、州名表、大事年表、文献目录共46页，图版16幅，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为原则，超越前人狭隘的民族观念，审慎采择既定史料和前人成说，合理运用最新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介绍了西夏王朝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形态，深刻剖析了西夏王国前后期的政治概况及其与两宋、辽、金之间的军事战争和对外关系，发表了诸多独具慧眼的新见，填补了大陆西夏研究的空白，是国内西夏史的奠基之作。尤其是所附280条约9万字的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运用传统史学“考异”之法，“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蔡美彪语），受到学者一致推崇。

史学大家徐中舒先生在序文中称赞道：“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被国学大师陈寅恪誉为“宋史研究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在初阅该书后专门致信向素不相识的吴天墀先生表示“特别致敬”：“您的这部新著，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致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所以，您这部著作之出版，不只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该书于1984年、1997年分获四川省政府及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且经国家教委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近些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009年收入“中国文库”又再版）、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0年）等重印了该著。

凝聚吴天墀20年心血的《西夏史稿》，不仅奠定了他史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而且还走进公众的生活，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一位网友在当当网上留言说：在大学时，出于对当时一部电视剧《贺兰雪》的喜爱，到图书馆搜寻有关西夏的书，无意中发现了吴天墀先生的大作《西夏史稿》，拜读之后，大为折服！

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总是怀着不断前进的追求之心。《西夏史稿》问世1年半后，即得再版机会。因时间迫促，约两万字的新论只得以“订正和补充”形式按照页数行数列附于后。80年代初，先生还先后发表了好些引人注目的论文，例如《唃厮啰与河湟吐蕃》《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等。1998年9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内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这本专著为先生的史学研究做了一个认真的小结。

吴先生1991年在《固原师专学报》上发表了《治学小议》一文，虽说已过去20余年，但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很受启迪。他总结治学时提出学思结合、先入后出、由博返约等三点经验，颇值得后学者借鉴。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理想。为了实现理想，往往还须得经历艰辛险阻，吴先生很赞赏马克思对待治学的态度：“在科学面前，应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

吴天墀先生一生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始终热爱西夏学研究事业。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评价“吴先生在长期的逆境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治史”，他的学术历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他为我国学术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展示了老一辈学者执著的追求、纯正的学风、深厚的功底、宽阔的视野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他留下的不仅仅是汇集智慧的突出成果，还留下了不朽的宝贵精神。

写到这里，我（刘复生）的眼前清晰地显现最后见到先生时的情景——在四川中医研究院住院部病房里，92岁的先生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我坐在病床旁边，握着他枯萎然而仍然有力的左手，告辞时，“不要走”三字先生却吐得这么清晰，我内心深处不禁一阵颤动。先生一向是笑谈生死的，此时头脑仍然清晰，大约已经有了离别的预感和对人生强烈的眷恋。老人病情恶化已经半个多月了，仍然顽强地与癌魔进行着斗争，一如先生在学术生涯中走过的坎坷不平之路。又半小时老人迷糊入睡之际，我轻轻放下先生的手，没有道别，默然离去，5天之后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吴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近8年的时间了，但我们又常常感到先生没有走，他的学术生命要比他的自然生命久远得多。纵观西夏学研究的历程和现实，人们会说，先生继续活在世间，活在故乡和与他风雨同行的四川大学里，活在他投入毕生精力辛勤耕耘的西夏学学术园地里，更活在热爱他、想念他、敬仰他、追随他的人们心中。

刘复生，男，重庆忠县人。1990年获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宋史、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完成国家级课题3项，在研1项；出版著作5部，发表论文50多篇。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1998年），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1年）、三等奖（2003年）。

张玉海，男，宁夏中卫人，199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历史系，1998年调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西夏研究。一个纯粹学者的背影——追忆著名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先生朱鹏去

西夏学被称为“绝学”。

西夏学著名专家韩荫晟先生为这个“绝学”的研究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的鸿篇巨制《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被学界誉为“绝学”研究的“双璧”之一。

他不仅以西夏学史料研究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西夏学得以发展的一股活力、一份能源，他本身就是文化载体。

不懈地追求——固然很苦很苦。但苦中有乐，又何乐而不为呢。——采访手记

引言：震动我心灵的那个冬日

那是2003年元月，我在春节前院里对老专家的慰问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先生。

我永远无法忘记见到他时，我心灵受到的震动。震动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强烈，那样的持久，以致今天写下这段文字时，还能感受到内心深处涌动的波澜。

走进韩先生的家，问候躺在床上的韩先生。他清瘦的脸上充盈着凝重肃穆之气。书房里一排书柜，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历史书籍，尤其是早已发黄的纸张散发着陈年老酒的醇香。他周围的用品、家具早已辨不清出自哪个年代，除一台显示现代感的电视机外，从写字台、茶几、餐桌、衣柜到床，还有盖在先生身上的花被……都是那样的简陋。

我惊讶，我赞叹：

韩先生就是在这60多平方米的住宅中——创造了550万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辉煌巨著！

韩先生就是在这狭窄的工作室里——积累了3卷9册这厚重的西夏学永远的珍藏！

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先生这与学术和清贫为伴的生活，是出于无奈还是自主的选择？

一星期后，这位在学术之路上跋涉60多年的智者，这个学识渊博学养精深的学者，向学术作了永远的告别。

自那个冬日后，我努力走近韩先生的内心世界，追寻这传世之作里蕴涵的艰辛探索。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不为物所役，不为名所累”！

学术——是他的精神命脉，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自主的抉择。他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坚守着自己的抉择，并为这一抉择而不停地工作。

他的伟大是平凡的，因此，也是真正抵达我内心的。我在内心为先生树了一个碑，碑上写道：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人，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一个闪耀学者光彩的人，一个永远活在西夏学研究王国里的人！

一种宿命：生为学术

阅读韩先生的一生，我更坚定地认为：学术远非人人都能搞，都想搞，都愿搞的。

首先要有天分。而天分中最重要的，是将学术作为自己生命的第一需求，也就是要有学术之爱。韩先生正是这样，似乎他就是为了学术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学术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要通过自己独特的活法，通过学术来发现、来体现、来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

就让时光倒流到韩先生求学的时段吧！我们从他颠沛苦读的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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