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麦正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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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海运经济的历史考察：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为视角试读：
前言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运成为国际货物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海运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战略安全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海运业的发展历来受到沿海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对于海运业的发展，长期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它是国家利益之争；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是政府与市场之争，因为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具体政策落实就体现出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地位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海运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海运业界不断呼吁中国政府进行救市。国货国运与国轮国造等保护主义的提议日渐增多。在中国许多行业都在呼吁减少政府干预之际，海运业却在呼吁加大政府干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为视角对当代中国海运经济作历史考察，试图为当前中国海运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启示，同时，丰富海运经济学的基础研究。
本书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史做系统性的考察。着重围绕“在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展开论述，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与市场在海运经济中的作用变迁。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运经济新体系之重建不是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而是依靠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来进行。重建后的海运市场体系政府干预力度增强，市场机制作用下降。在政权更替交接时期，新政权面对着紧张的政治军事局势，采取以政府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是历史的使然。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海运经济在国内受政府干预的同时，在国际上还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海运经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领域之一。在国际市场上租用船舶、购买船舶和使用外国班轮是该时期中国海运在计划经济外主要的市场行为，租赁价格、船舶价格和运输价格深受国际市场机制的影响。该时期海运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政府干预推进，对于公共产品的投资如港口建设，政府的配置效率较高。对于技术变革，政府干预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于运输协作，政府部门自始至终担当主角。总体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过多，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仅在国际海运中得以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了有序、统一的海运体系，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对国外海运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期（1979—1991年），通过改革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高度集中的海运管理经营体制发生改变，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权限在收缩，对企业的干预减少，海运企业的自主权得到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权力的收缩不是全线而退，而是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对内收缩，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对外不变，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1988年之前，中国政府对本国海运企业持保护主义政策。该时期，市场力量在海运经济中的扩大，随着市场准入的放宽，海运市场的运输、代理和融资主体多元化。海运市场由此出现多元竞争的局面，包括中外竞争、体制内竞争和计划内外竞争。经过对市场的治理，初步形成了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总体上看，在该时期中国船舶和港口装卸的技术水平进步并不显著，但是海运的经济效益提高明显，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具体而言是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高度集中且控制全面的权力开始收缩，市场的力量从国际渗入到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作用于海运经济。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海运市场的开放、竞争、有序、统一；市场的作用体现在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对海运资源配置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时期（1992—2001年），由于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给海运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的干预主要有：调控运力增长速度，抑制运能过剩；调控沿海港口建设规模，提高港口吞吐能力；实施“抓大放小”策略，加强大型海运企业在国际海运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对海运业实行行业管理。该时期，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对海运经济初步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信息服务和中介服务反映出海运市场由虚拟向实体、无形向有形的转型；从集装箱、船舶生产以及船员劳务等相关产业体现出海运经济全方位国际化；从境外海运企业在华经济行为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折射出海运市场的规范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时期（2002—2013年），政府在海运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政府影响海运经济的方式和领域发生改变，市场在海运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首先，政府较少地直接干预运输资源的配置，更多是间接干预，干预的范围一般局限于船主，即运力的调控，而货主的经济行为则在范围之外，对船主与货主之间的关系没有直接干预。其次，在船舶生产中船舶资源供需“错位”，造成造船行业大量承造出口船，而国内海运企业却大量购进外国船的现象；鉴于造船工业与国防建设有密切关系，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在船舶经营中国内海运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将船舶移籍国外，而政府为了国家利益争取将船舶加入中国籍，实质上这是政府与市场对船舶资源配置的一场较量。再者，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港口“群雄四起”，但是港口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对于岸线资源的配置政府较之市场效率更高，因此需要调整港口资源配置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在整合各级行政区的港口资源和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的作用。
把握产业特征是制定产业经济发展政策的前提基础，是调整产业经济活动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依据。通过比较中外海运史，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海运业具有四个显著的产业特征：①海运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②工业化进程引起的运输方式代际变化将使海运业的影响力趋于下降；③海运业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④时代背景的差异使海运业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发生变化。
通过系统梳理当代中国海运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和启示：
第一，海运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二者共同发挥作用，不能单纯依赖政府干预，也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仅有政府干预，还存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时期，不仅有市场机制，还存在政府干预。尽管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史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呈现出政府力量在不断减弱、市场力量在不断增强的趋势，但是并不代表政府力量完全从海运经济领域退出。虽然海运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但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海运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都存在相似之处，即都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
第二，海运经济的发展可以实现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与市场在各自的界限范围内发挥作用，其力量自然越是强大越有利，在这个意义上看，强政府与强市场的结合最完美。当代中国海运经济的历史表明，政府与市场既存在“对立”关系，也存在“分工”关系，通过解决好“分工”关系，可以实现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有机结合。
第三，海运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注重从产业发展的阶段出发。纵览中外海运经济史，得出两个规律性的认识：一是当海运业处在幼稚阶段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较为有利；二是当海运业处在成熟阶段采取自由主义政策较为有利。在海运业处在成熟阶段坚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不应因为海运业周期性的低谷出现而过分地加大政府干预，超越政府作用的界限，破坏市场机制的发挥。
第四，海运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注重从产业具有的特征出发。实现大国崛起的强国梦离不开海运业的支撑，但是，需要辩证看待海运业，不可过度拔高它的地位。过度拔高海运业的地位，将产生政府干预过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海运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导论一、选题意义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运成为国际货物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作为世界经济交往的纽带，海运扩大了市场范围，促进了世界分工。海运也因此成为改变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经济、贸易和工业中心趋海布局。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24个，其中沿海国家和地区有181个。据统计，世界上大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200多个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的四分之三，以及70%的工业资本集中在狭长的沿海地带。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rhan）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他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权决定海洋国家的根本命运，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而拥有一支现代化商船队是构建完整海权体系的一个必要条件。鉴于此，沿海国家和地区无一不重视海运业的发展。
对于海运业的发展，历来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它是国家利益之争；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是政府与市场之争，因为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政策的具体落实就体现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地位之争。
在中国，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海运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海运企业普遍亏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是中国实力最强的海运企业，其旗下的资本平台中国远洋从2009年起三度成为A股上市公司的“亏损王”，险遭退市。国外的海运企业虽然也受到冲击但很快实现扭亏转盈，而中国的海运企业却深陷困境难以自拔。海运业界不断呼吁中国政府进行救市，在此后数年的全国两会上多次提出议案。国货国运与国轮国造等保护主义政策的提议日渐增多。在中国许多行业都在呼吁减少政府干预之际，海运业却在呼吁加大政府干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此背景下，笔者选择该题，试图能实现以下两点价值。
第一，海运业在国际化和市场化方面走在其他产业之前，即便在计划经济时期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从未间断，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开放时间早、开放程度高的特点。海运业的改革往往处于先行先试的地位，例如，1951年成立的中波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股份制公司；1979年，招商局投资开发蛇口工业区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它的经验和教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因此，本书通过对现实提出的“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在海运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政府与市场在海运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做出来自经济史视角的回应，一方面为海运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启示；另一方面有利于深入认识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应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第二，海运经济史是海运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但是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史。由于对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发展历程的忽视，导致在中国海运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较少从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过多依赖国际经验，偏离国情实际。本书研究当代中国海运经济史，为海运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增添一份力量。二、研究现状
与本书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海运经济史研究、海运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海运服务贸易研究三个方面。1．海运经济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运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界和航海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古代和近代的海运经济史研究，也许是扼守“当代人不言当代史”的训言，几乎没有触及当代的海运经济史领域。航海学界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海运经济史研究的主力军。航海学界的研究时间跨度长，从古至今。航海学界人士具备航海专业知识，有些还有航海业务的经历，与历史学界相比，他们的研究显得专业性程度更高，尤其是从航海科技的视角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航海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有两大工程。
第一，《中国水运史丛书》工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交通部、中国航海学会大力倡导、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具体组织下，出版《中国水运史丛书》，丛书分为四大类：一是中国航海、内河整体史；二是部分省份的航运史；三是部分城市的港口史；四是部分大型航运企业史。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50多部，2 000余万字。其中，内容涉及当代海运的有：《中国航海史（现代航海史）》《河北省航运史》《山东航运史》《江苏航运史（现代部分）》《福建航运史（现代部分）》《广东航运史（现代部分）》《广西航运史》《秦皇岛港史（现代部分）》《天津港史（现代部分）》《烟台港史（现代部分）》《连云港港史（现代部分）》《上海港史（现代部分）》《宁波港史》《温州港史》《福州港史》《厦门港史》《北海港史》《中远发展史——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史》《招商局史（现代部分）》。该丛书是目前中国涉及海运经济的最大型史书，它以编年体为叙事方式，展示了中国海运经济兴衰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探讨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海运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工程。中国的航海历史悠久，在中外的史籍中有大量关于航海活动的记载，内容相当丰富。但这些记载都比较分散，长期以来未能进行系统的全面发掘整理。2006年，中国交通运输部立项规模宏大的航海文化建设工程，委托大连海事大学开展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研究，计划用6年至8年时间，编辑出版数千万字的多卷本《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将全面系统地检索、梳理、汇编自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各历史时期的历史典籍、类书、笔记、地方志、档案、考古发现、遗址遗存、中外学术成果和民俗风情等基础文献中与中国航海史有关的图文记载与实物资料，内容包括历代航海事件、航海人物、航海路线、航海地名、航海工具、航海技术、航运经营与管理、航运政策与法规以及主要港口等。分正史卷、别史卷、类书卷、方志卷、考古卷、档案卷、学术卷、海外卷和杂录卷等9个分卷。至今已经陆续出版了部分分卷。这部鸿篇巨制的问世，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航海学界除了以上两大工程之外，其余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例如还有《中国外运四十年》《大连轮船公司史》《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史》，均是海运企业的发展史。此外，还有钱玉戡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海运史述略》，概述了中国海运事业在建国头三年的艰苦创业史及其主要成就；卫太夷的《关于“一五”时期我国海运管理改革的探讨》认为“一五”时期中国海运量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海运运力的增长率，但是，海运的计划任务能够如期完成，海运效率的提高主要原因是海运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革新。
在海运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较少，代表性成果有：姜旭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它将当代中国海运业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分析，1949—1957年为恢复发展时期；1958—1978年为曲折发展时期；1979—2005年为高速发展时期，对各时期的发展概况进行事实描述。肜新春的《试论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发展和变迁（1949—2010）》，通过考察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发展和变迁，发现中国海上贸易、海洋运输的强弱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性，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依靠“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地位建立其海运大国的发展历程既有相关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海运格局，并在海运服务贸易方面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2．海运经济政策研究
海运经济政策一直是海运经济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总结性的研究；第二类是建议性的研究；第三类是评价性的研究。
第一类总结性的研究主要任务是对海运经济政策进行总结。代表性成果有：孙光圻的《国际海运政策》，它对1949—1997年中国的国际海运政策作出了概要性的介绍；随后王杰、闵德权、王莉的《国际海运政策概论》，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时间下限延长至2009年。
第二类建议性的研究主要任务是对中国海运经济现状提出政策建议。这类研究占主体地位，代表性成果有：
徐文宇的《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及若干政府行为》，提出政府应积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实行政策性引导，扶植促进航运企业发展，包括政府应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政府应运用法律手段引导企业健康发展；政府应对发展远洋运输业实施政策倾斜。
张培林、梁小威的《我国国际航运经济政策优化分析》，应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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