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报告 201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卫,彭非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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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报告 2011试读：

考量发展得失，共商转型之策

大家下午好！

在不平凡的2010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各方面专家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出席2010年中国发展指数新闻发布会，共同回顾一年来我国各地区综合发展、科学发展情况。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对中国发展指数发布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挑战。在此重要背景下，各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就中国发展指数进行研究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发展指数的研究与发布旨在评价与考察各省级行政区综合发展、科学发展状况，引导和纠正当前各地区普遍存在的以GDP经济因素为单一导向的发展模式，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切实有效地推进各地区科学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平稳较快增长，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现实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制约要素依然很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发展格局中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特征比较明显，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

长期以来中国发展累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既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客观限制，又有探索和把握发展趋势的评价考核方法的缺陷和不足。其中，不科学、不合理政绩观的人为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发展评价考核体系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纠正单一片面的评价考核指标可能导致的急功近利及盲目追求政绩的发展倾向，促进经济、社会、医疗、卫生、教育、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全面持续健康发展。GDP是较为典型的指标，其对于评价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方发展的经济成果，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成果和国民收入分配情况，也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和可持续性。因此，单纯以GDP为评价标准的政绩观直接导致了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的发生。例如，现有考核体系中包括一项节能减排指标，如果完不成此项指标，主管领导将被问责，这导致部门或地区为了此指标的实现而强行采取拉闸限电的措施，部分企业甚至采取柴油发电的方式以追求达到考核且不影响正常生产，国家降低能耗的初衷不能得到真正实现。

我国必须走既要增长又要发展的道路，以科学发展的理念统领我们的工作，以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估我国当前与过去的发展状况，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发展指数发布五年来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国创新指数，并称为中国人民大学“三大发布”，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品牌，是中国人民大学充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人文社会科学作用，认识世界、教书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成果，也是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希望我校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的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优势，公正客观地评价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为国家科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客观、科学、可靠、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当然，科学研究应该允许存在讨论和争议，中国发展指数虽然已经发布五年，但还处于探索和丰富阶段，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继续改进、持续发展。今天在座各位既有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也有新闻媒体的朋友，希望各位不吝赐教、批评指正，通过各界的关注和努力把中国发展指数建设成为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综合全面、各方广泛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弥补单纯依靠GDP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足和偏差，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各地区的深入贯彻落实，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各界友人的光临指导。谢谢！

科学发展：问题与对策

2010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向社会公开发布中国发展指数（2010）（RCDI 2010）的主要结果。

报告对200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及四个分指数（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并对过去六年各省区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该报告总结了我国省级行政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新特征。一、中国发展指数（2010）的主要测算结论（1）2009年，我国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分四类地区的板块格局基本未变，相邻区域发展水平相似的特征明显，只有福建从第三类升入第二类，安徽从第四类升到第三类，而新疆从第三类跌到第四类。这说明我国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战略的思路是有根据的。

中国发展指数（2010）当中，全国31个省区有12个省区的排名同中国发展指数（2009）相比发生了变化，其他的省区没有变化。其中，四川、内蒙古、辽宁、安徽、重庆、贵州和宁夏等七省区的排序上升，新疆、陕西、西藏、广东和黑龙江等五省区的排序下降（具体结果见附表）。

从中国发展指数各分指数来看，31个省区中国发展指数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指数排序与2008年相比变化不大，但是社会环境指数序位变化剧烈（只有8个省区序位未变），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安徽，上升了11个序位。可以从指标中看到，很多省区社会环境指数中与节能减排有关的指标值变化较大，是导致社会环境指数序位变化剧烈的原因。（2）从静态看，在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四个分指数中，我国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最大，社会环境发展水平（健康、教育、社会环境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最小。

从动态看，31个省区中国发展指数年增长率全部呈现正增长的态势。在增长最快的8个省区中，有5个省区位于中西部地区；另外，一些地区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即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性不好。（3）中国发展指数监测显示：

1）2008年以来，我国31个省区中国发展指数均保持正增长状态；而在2005—2007年之间，有极个别省区出现微小的负增长，分别是：2005年的上海、浙江和福建；2006年的山西、广东、重庆、甘肃和新疆；2007年的上海。

2）中国发展指数自2004年以来连续6年保持增长，增幅明显，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近年来稳定上升；北京总指数连续5年保持第一，上海保持第二；天津、浙江和江苏连续6年序位保持不变（分别位于第3，4，5位）。

通过中国发展指数对我国社会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全国排序前三位的省区当中，只有极个别的省区能够进入中国发展指数年增长率的前三位，这说明仅用GDP指标评价地区发展水平是不恰当的，中国发展指数比GDP测量区域发展水平更全面、更有效，这也与十七届五中全会“坚持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相符合。二、我国当前发展中的若干隐忧与思考

审视中国发展指数（2010）的编制结果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忧。

GDP连年上升但收入水平呈相对下降趋势等问题的体现，在财富光环下隐藏的灰暗面尤其值得关注。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持续扩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用多种方法测量后都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扩大。

从2002年开始，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出现下跌，但是城市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走向一个高峰之后有所缓和。2002年之后城市内部的分配不公成为我国分配不公扩大局面的一种主导性因素，已经超过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意味着，未来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导性因素，将从传统的城市化二元经济转移到城市内部，社会建设应当高度重视城市内部不公问题。初次分配不公与再分配不公，都是收入差距的核心来源。社会福利体系也成为收入差距新的源泉。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新农村的建设，城乡差距将迎来拐点，不会再进一步扩大；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种民生工程的建设，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增速有可能会回落。主导未来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一在于长期分配不公积累的以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存量不公。

从节能减排指标到一些地区拉闸限电和某些地区柴油与柴油发电机脱销，似乎与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有着一定联系：这是政绩考核驱动的结果，完全没有考虑未来。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个别地区城市化进程过快等问题，目前也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阻碍。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对“城市病”高发期保持警惕，妥善解决大城市中的环境保护、交通拥堵和都市贫困等问题。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伴随经济增长会产生日益严重的财富、权力、机会分配问题以及相应的利益诉求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发展或者继续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今天依然处于一个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长期以来第二产业一直是主导产业，高高在上主导着产业结构。与此同时是第一产业的急速下降和第三产业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最近1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有时甚至拉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发展阶段的现象和特征，那就是第二产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具有长期的战略性。预计今后10年（到2020年的时候），第二产业依然会占主导地位。第二产业本身就是高耗能、高消耗资源的产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GDP会有如此大的能源消耗、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

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是，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民生与环境建设，真正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方针大政，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

首先，现阶段我国应当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宝贵经验，借鉴这些经验解决我国正在或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公正在当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对此没有警觉，可能会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冲突，那将比环境保护问题更难以解决。

最后，不同社会阶层在当前应加强相互理解与沟通，各级政府尤其应当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否则，物价的飞涨会让民众对GDP的增长失望，飞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生活成本的提高，老百姓对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会失去兴趣。

中国发展指数（2010）主要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计算，指标体系的建立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指标的选择强调科学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发展的全面性，突出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中国发展指数（2010）所使用的指标体系没有变化，与中国发展指数（2009）完全相同。

中国发展指数是中国人民大学三大发布之一，自2007年年初起每年定期发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项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直属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承担，集合了中国人民大学多领域的专家，也得到了国家统计局的大力支持，为合理度量我国综合发展水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附录：RCDI的指标结构：4个分指数和15个指标（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2）教育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PI）、单位增加值污水耗氧量。附表　中国发展指数（2010）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附图　我国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四类地区地理分布（中国发展指数（2010））

中国发展指数（2005—2010）的主要研究结果综述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应该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沉重代价。比如，环境污染加重，生态质量下降，资源与人口问题严重，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城乡经济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愈加不均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愈发紧迫，必须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统领我们的工作。科学评价我们目前的发展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在2006年年初开始了中国发展指数（RCDI）的编制研究工作。

中国发展指数的编制理念是：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指数，度量和评价中国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态势。弥补GDP指标的片面性，不仅仅以经济增长来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应更加关注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引领全社会科学认识发展，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中国发展指数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三大发布之一，自2007年年初起每年定期发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项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直属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承担，集合了中国人民大学多领域的专家，也得到了国家统计局的大力支持，为合理度量我国综合发展水平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中国发展指数总指数由4个分指数（中国健康发展指数、中国教育发展指数、中国生活水平发展指数、中国社会环境发展指数）总计15个指标组成。分指数与总指数的合成均采取了等权数的几何平均方法，反映了每个指标在分指数的合成计算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每个分指数在总指数的合成计算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综合发展、协调发展的思想。评价指标主要采用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体系的建立参照了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借鉴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HDI由3个分指数，总计5个指标组成）并加以改进。

目前，中国发展指数的指标结构（4个分指数和15个指标）如下：（1）健康指数：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2）教育指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3）生活水平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4）社会环境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PI）、单位增加值污水耗氧量。

自2007年初中国发展指数（2006）第一次公布以来，指标体系一直在进行微调，即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调换一两个指标。以上指标体系是在编制中国发展指数（2009）时固定下来的。中国发展指数和分指数的分值是将2005年31个省级行政区15个指标的最高值定为100分，最低值定为60分（即2005年是中国发展指数的基期）。总指数和分指数的分值可以纵向对比，取分越高，说明分指数或总指数的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分指数或总指数取分超过100分，说明该地区分指数或总指数的相应指标值比2005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该分指数或总指数的相应指标值都要优越，体现了发展进步的幅度；分指数或总指数取分低于60分，说明该地区分指数或总指数的相应指标值比2005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该分指数或总指数的相应指标值都要落后，体现了发展下降的幅度。

中国发展指数后面的数字表示中国发展指数编制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年份，其数据的真正观测年比其早一年，如中国发展指数（2010）意味着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其数据的观测年是2009年。

自中国发展指数（2005）编制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下：（1）我国31个省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主要分四类地区的板块格局基本未变，相邻区域发展水平相似的特征明显，这说明我国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战略的思路是有根据的。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第二、三、四类地区依次次之。（2）从静态看，在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四个分指数中，我国内地31个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最大，社会环境发展水平（健康、教育、社会环境指数）的区域差异相对最小。（3）中国发展指数监测显示：

1）2008年以来，我国31个省区中国发展指数均保持正增长状态；而在2005—2007年之间，有极个别省份出现微小的负增长，分别是：2005年的上海、浙江和福建；2006年的山西、广东、重庆、甘肃和新疆；2007年的上海。

2）中国发展指数自2004年以来连续6年保持增长，增幅明显，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近年来稳定上升。

通过中国发展指数对我国社会经济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在GDP年增长率全国排序前三位的省区当中，只有极个别的省区能够进入中国发展指数年增长率的前三位，这说明仅用GDP指标评价地区发展水平是不恰当的，中国发展指数比GDP测量区域发展水平更全面、更有效，这也与十七届五中全会“坚持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相符合。

为了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我们认为应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民生与环境建设，真正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方针大政，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

首先，现阶段我国应当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宝贵经验，借鉴这些经验解决我国正在或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公正在当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对此没有警觉，可能会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冲突，那将比环境保护问题更难以解决。

最后，不同社会阶层在当前应加强相互理解与沟通，各级政府尤其应当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附录：中国发展指数（2005—2010）31个省区总指数和分指数的主要结果（按指标调换后的可比口径调整计算，某些地区的分值与排序可能与中国发展指数的发布年有微小的变化）附表1　中国发展指数（2010）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附表2　中国发展指数（2009）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附表3　中国发展指数（2008）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附表4　中国发展指数（2007）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附表5　中国发展指数（2006）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附表6　中国发展指数（2005）的主要结果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附图1　中国发展指数（2010）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四类地区地理分布附图2　中国发展指数（2009）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四类地区地理分布附图3　中国发展指数（2008）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四类地区地理分布

2010年中国舆情热点事件的统计特征

为了更好地评判2010年中国社会舆情的发展总态势，我们统计出了每月60分以上的舆情热点事件的个数（见图1）。每个舆情热点事件相当于一个火药桶，每个月度“火药桶”的多寡是衡量该月度中国社会舆情紧张系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图1　每月60分以上的舆情事件数量

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60分以上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274个，2009年为248个。总体来看，2010年相较于2009年出现了显著增长，事件个体数量增长率为10.5％，说明相较于2009年，中国社会舆情整体压力在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微博等自媒体的发展，为草根阶层提供了更多言论空间和话语平台；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的舆情压力总体是在上升的，传统的“堵”的治理和管控模式存在问题。

2010年整体来看，全年舆情热点事件呈整体逐步上升的趋势，存在两个小高峰，一是6月，由于6月重大事件较多的拉动，如世界杯、全国高考等；二是11月和12月，随着下半年微博作为新的表达方式进入草根阶层，以及上海静安大火、钱云会案等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出现，出现了全年最高峰值点。从本文写作时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趋势具有蔓延到2011年的势头。但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舆情事件最多的月度为12月，峰值为31个事件，这与2009年5月的峰值基本持平，整体来看，舆情压力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总体趋势需要关注。

综合比较2010年与2009年每个月度的舆情事件的个数差异，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每年的年终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期。综合两年的舆情事件的个数来看，一直都在高位运行，主要是由于年终积聚了全年的一些“戾气”，很容易引起社会总体情绪的波动和变化。

二是每年的年初是舆情热点事件的低潮期。两年都维持在20个事件以下的低位运行，这一时期主要与春节具有很大的关联效应，毕竟新春佳节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节日，工作和个人等的不满情绪在亲情面前都不算什么。

三是4—6月（即传统意义上的春季）也是舆情事件高发的时期。这主要和这一时期人的生理指标有很大的关系，心理学研究发现，春季是人们荷尔蒙分泌的活跃期，人的情绪和想法多元变化，易怒，因此舆情事件的频发具有其社会生理机制的原因。二、月度舆情总指数分布：全年呈逐步增长态势，年底达到极值点

如果说每个舆情事件是一个火药桶的话，那么每个事件的舆情指数代表着每个火药桶的TNT当量，同样大小的火药桶可能危险度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全年的网络舆情事件的舆情指数按照月度进行总体考察。我们将每月的舆情事件对应舆情指数进行加权，可以得到每月的舆情总指数，然后再计算出该月度平均每个事件的舆情指数，其结果如图2所示。图2

从图2可以看出，2010年月度舆情总指数与月度舆情事件个数变化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呈全年逐步增长趋势，11月和12月达到全年的峰值点。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年度舆情总指数为21 648.2，2009年的年度舆情总指数为18 950.9，年度增长率为14.2％，超过舆情事件个数增长的10.5％，可以说2010年相较于2009年，舆情事件个数和总舆情指数均出现增长，这种趋势不容乐观。另外，虽然舆情事件个数基本持平，但2010年每月的舆情总指数绝大多数超过2009年的每月舆情总指数（5月除外）。

从年度平均舆情事件来看，2010年年度平均舆情指数为79.0分，2009年年度平均舆情指数为76.4分，有所上升。从每月的平均舆情指数来看，2010年每月平均舆情指数都超过了2009年，这一方面与我们数据采集中增加了微博数据有关，另一方面的确说明舆情压力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2010年全年来看，每月平均舆情指数最高的月份在8—10三个月，主要是由于8月的方舟子遇袭、舟曲泥石流等，9月的凤凰少女跳楼案、钓鱼岛事件、宜黄血拆事件等，10月李刚门、小月月、大小恋等事件。虽然事件个数不多，但每个事件都具备了引爆整个网络空间的基因，从而提升了整个月度的平均舆情指数。三、全年重点舆情事件（舆情指数90分以上）数量：总计27个，2009年20个

表1是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全年所有舆情事件监测中按照舆情指数指标体系计算出来的舆情指数在90分以上的事件。我们认为这些事件具有很好的社会显示度和网络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这一年网民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议题的关注和担忧。总体来看，网民关注的焦点涉及社会公平、官员腐败、娱乐、重大事件等几个层面。2010年90分以上的舆情事件个数为27个，2009年为20个，增加了7个，增加了35％。表1四、全年热点事件的词频分析：局长、警方、死亡、拆迁等词频最高

我们认为，每个舆情热点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其自身的原动力，原动力是事件爆发的元文本。根据传播修辞学，不同的传播修辞带来的传播效果不同。在计算机科学研究中，信息文本分析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学科，因此有必要对网络事件的元文本进行分析。本文对2010年所有重要舆情事件的元文本进行了词频分析（主要是实词，即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舆情热点事件元文本（元议题）中词频最高的几个实词分别为局长、警方、死亡、领导、拆迁等，主要是涉及官民对立、社会公平等层面的字眼一旦进入网民的视域，就会启动网民心中对社会现实的基本判别和刻板印象，从而引起强烈的心理感应和情绪反弹，通过点击、转发、评论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两年综合比较来看，基本的高频词变化不大。这恰恰说明网民共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偏好。

为了更好地说明高频词以及高频词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所有舆情事件的元文本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SNA），即将同一个元文本出现的词作为一种关系，进而形成共引数据矩阵。基本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图3

图3显示的是所有舆情事件元文本中实词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球的大小表示度数（信息的流出或流入一次为一度），球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和数量越多；线的粗细表示两者关联度，线越粗表示关联度越大。可以看出，局长、公安局、书记、拆迁等是整个实词网络的中心，是所有事件的核心焦点。这些问题涉及目前社会发展的突出性矛盾，如警民关系、官民关系、拆迁、社会公平等。五、全年舆情的烈度分布：以橙色警戒级别为主

根据通用的警戒分类方法，我们将舆情指数在90～100分之间的热点事件的警戒级别划分为红色；80～89分之间的划分为橙色；70～79分之间的划分为黄色；60～69分之间的划分为绿色。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我们可以对2010年与2009年的所有舆情事件有一个总体把握。两者的比较结果如图4所示。图4

从图4可以看出，2010年全年舆情热点事件中，红色警戒级别的事件占总体的9.9％，接近10％；橙色警戒级别的事件占总体的40.5％，全年以橙色警戒级别为主；黄色警戒级别占总体的33.9％；绿色占15.7％。可以这样理解，2010年全年舆情事件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舆情运行压力也有所上升。

与2009年相比，变化最大的是橙色警戒级别上升，绿色警戒级别下降，这一升一降反映了整体舆情压力的上升。六、全年舆情事件集中的领域：近一半事件集中在社会与法领域

为了更好地描述舆情热点事件发生的领域，我们将全年的热点事件按照时政、经济等常用划分新闻的方法进行划分。由于大量热点事件属于司法领域的事件，我们将之归到社会新闻领域，统称为社会与法领域。其结果统计如图5所示。图5

从图5可以看出，2010年近一半（48.9％）的事件集中在社会与法领域，这一领域既包括社会事件，也包括一些司法事件，如官员的违纪行为等，因此涵盖面很广。其次是时政事件，如一些重大事件和政策的出台等，占总体的10％左右。再次是民生领域，如一些涉及民生及公共安全的事件。娱乐事件占到了总体的8.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明星的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引起公众的关注，如一些艳照事件不断引爆网络。以上几个领域占总体的近9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0年的网络舆情形态。

与2009年相比，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社会与法领域的事件增多，增长了近15％，说明网民对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的关注日益提升，值得警醒；二是对经济、国际和时政领域的关注有所下降，虽然2010年物价指数（CPI）不断攀升，但事件具有单一性和持续性，因此所占比重并不大，反过来说，这些领域的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兴趣点的变化。当社会将关注点转向关涉个体命运而忽略宏观层面的事件时，说明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切实影响到个体的生存现状，而使得他们没有精力去关注宏大的社会事件。

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同领域更容易发生的危机警戒级别更高的事件，本文将领域与不同危机警戒级别做了交叉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Pearson's R=22.642（p=0.704）

从表3可以看出，比较容易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事件领域分别为娱乐、时政、教育、体育和社会与法领域，以上数据也说明了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一些社会显示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事件上。七、全年舆情事件涉及的具体领域：政府部门及个别官员的行为不当是重点集中领域

以上分析了舆情热点事件主要集中的领域，有些领域的划分还很粗线条。为了更好地刻画2010年舆情热点事件的具体分布，我们对以上领域进行了细化，结果如图6所示。图6

从图6可以看出，2010年舆情热点事件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不当、官员违法乱纪、明星事件、政府出台的政策和公共安全等民生性问题等方面，以上几个领域占总体的75％左右。其中政府行为不当和官员个体的违法乱纪行为就占总体的50％左右。

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不当和官员个体违纪行为领域均有所上升，主要和微博等曝光性媒体的普及等有很大关系；二是明星事件增多，这和日益流行的大众审丑文化具有很大的关系，加上明星效应，这种事件无论公众的兴趣度还是传播的速度都很高；三是国际事件的关注下降，中国老百姓历来“胸怀天下”，对国际事件的关注比其他国家都更高，但2010年出现了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内舆情运行的压力，个体安身立命的担忧远甚于对别家事件的指手画脚。

和以上处理方式一样，我们将具体新闻领域与不同危机警戒级别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Pearson's R=35.973（p=0.47）

从表4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具体新闻领域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概率比较大——网络文化潮流、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网络商业事件、民生领域、涉及社会公平的大事等。网络文化潮流本身是以网络为空间主体的，因此影响力较大；重大突发事件如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本身社会显示度较高，影响力也较大；重大网络商业事件如3Q大战等，本身是牵涉到万千网民的切身利益；民生领域和涉及社会公平的事件是社会性的问题，一旦击中民众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能引起巨大的民意反弹。八、全年舆情事件的关涉主体：公检法系统、明星、县处级官员是舆情事件主要关涉主体

在每个舆情事件的背后除了网民和当事人本身，都有一个主要的利益相关主体，我们称之为关涉主体。我们对这些关涉主体进行统计，可以看出网络事件关涉主体的大致分类和集中情况。在本文的分类标准中，我们将城管也划归公检法系统（北京地区也正在逐步将城管纳入公安系统）。基本分析结果如图7所示。图7

从图7可以看出，2010年舆情事件的关涉主体主要是公检法系统、明星、县级官员等，以上占总体近50％，其中涉及最多的主体是公检法系统，占总体的28.1％，近1/3，由于公检法作为社会改革压力的主要承受者，并且与老百姓的接触最多，因此比例较高；二是明星，占总体12.6％，主要与社会公众的窥私欲和审丑文化有关；三是县处级官员，这类官员群体一方面权力较大，受约束力有限，另一方面本身的素质有待提高，因此关涉最多。

和2009年相比，2010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关涉公检法系统的舆情事件比例继续攀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群体的素质有待提高，更深层次说明社会维稳压力的增加；二是关涉职能部委的事件比例大幅下降，2010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说明相关职能部委政策出台的审慎度有所提升；三是县处级官员和县级政府关涉事件维持在一个固定比例，说明这两类关涉主体依然是目前舆情事件的重要关涉主体。

我们将舆情事件关涉主体与危机预警警戒级别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表5Pearson's R=34.855（p=0.38）

从表5可以看出，舆情事件中以下关涉主体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概率较大，分别为明星、外国、中央和职能部委等。以上主体皆为被社会公众“围观”者，因此其行为或言行很容易引起整个网络空间共同反应。九、全年舆情事件分布的行政级别：出现了向大城市、小县城两极分化的趋势

由于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的科层制和属地管理的双重属性，我们将舆情事件发生的范围界定为以下几个级别：国际范围、全国范围、省级范围、一线大城市、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及其以下。通过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图8

从图8可以看出，2010年舆情事件发生最多的行政级别分别为一线大城市、县级及其以下、地市级城市，三者占总体的近80％，说明这些行政级别是舆情事件高发级别。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一线大城市、县级及其以下，出现了所谓的两极分化趋势。

与2009年相比，2010年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地方维稳压力进一步增强，相比2009年，县级及其以下、地市级两个基层行政级别均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率都在10％左右，说明了舆情事件进一步下移，尤其是往县级及以下更基层的区域下移，基层维稳压力明显；二是关涉全国范围的事件比例在减少，说明老百姓开始将眼光下移，更多关注社会具体事件，对于相较于自己宏大的社会事件关注下降。

我们将舆情事件发生的行政范围与危机预警警戒级别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表6Pearson's R=9.521（p=0.849）

从表6可以看出，发生在县级以下行政范围内的舆情事件更容易成为重大事件，主要是县级及其以下、国际社会和全国范围内的事件，说明在基层维稳压力增大的前提下，民众对这一范围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为未来的基层稳定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十、全年舆情热点事件的省域分布：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和湖南等

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以封邑制的属地管理为主，因此本文以舆情事件发生的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舆情事件所发生的省域进行统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在编码时以发生在北京、影响没有波及到全国的事件为对象。由于全国有30多个省级单位，本文只呈现发生舆情事件比例较多的省域（比例在2％以上的省域）（见图9）。图9

从图9可以看出，2010年发生舆情事件最多的省域分别为河南、湖北、广东、湖南等，其中以河南、湖北为最，两者均在10％以上。

综合两年来看，舆情事件一直处于高发的省域有河南、湖北、广东、江苏和四川。河南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省域，加上中原地区相较于其他省域落后，在公共管理水平和手段上还较落后，因此舆情事件频发。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加上外向型经济和文化，以及外来民工的集中地，事件的频发是有原因的。十一、全年舆情事件的信息倾向性：负面信息更能引起网民的关注

对任何事件的价值判断必须有一个所谓的价值尺度，我们对舆情事件进行基本价值判断的依据是该事件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利益立足点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基本面。依照这个指标和标准，我们可以将事件的信息倾向度划分为三类：正面、负面和中性（见图10）。图10

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人们对外部信息安全的天然禀赋，因此人们对外部世界可能影响信息安全的负面性信息具有天然的接近性和高关注度。通过对全年的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信息倾向研究，发现负面信息更能引起网民的关注，占总体的74.2％，即占总体的2/3，正面信息仅为5.1％，多为提升国民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的正面消息，这个发现向我们目前主旋律的宣传思维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与2009年相比，2010年的信息倾向度主要有以下变化：负面倾向性信息进一步增多，提升了10％，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度依然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审丑文化心态。

本文将舆情警戒级别与信息倾向性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表7Pearson's R=10.849（p=0.093）

从表7可以看出，中性和负面信息事件有可能成为影响重大的事件。中性事件由于多是重大性事件，如政策的出台、世界杯等，而正面信息没有一个成为显著性舆情事件，恰恰验证了上面所说的正面宣传报道思维受到的严峻挑战。十二、全年舆情事件的首发主体：传统大众媒体与网民的比例是1∶1

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其具有即时性传播和嵌套等人际传播的基本属性，网民成为更加活跃的爆料者和信息桥。网民开始作为重要的社会新闻源登上历史舞台，日益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本文继续延续2009年对首发主体的统计，结果如图11所示。图11

从图11可以看出，2010年以网民为首发主体的舆情事件占总体的46.3％，接近一半，而传统大众媒体为首发主体的事件仅为53.7％，两者的差距仅为7个百分点左右。与2009年相比，网民作为社会重要的信息源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提升了近12％，其中近10％是由微博贡献的。随着微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提升。

从表8可以看出，网民（包含网络意见领袖）在以下领域具有其天然的优势：涉及国家利益事件、网络文化潮流事件、网络商业事件、官员不当言论、官员违法乱纪等行为，这些领域均是网民可以接触到的，这些事件可以通过网民的发布、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实现其自身的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网民开始作为重要的社会信息源，两分天下有其一，但传统大众媒体的地位依然无法撼动。网民在社会告知层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信息的证伪、深挖等层面作用很有限，正如微博一方面带来草根的众声喧哗，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社会信息熵，这些熵的存在扰乱了我们对信息的获取，同时也对国家进一步加大网络监管力度提出了要求。表8Pearson's R=33.403（p=0.001）

下面对不同首发媒体与舆情预警警戒级别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表9Pearson's R=12.568（p=0.006）

从表9可以看出，传统大众媒体的爆料功能不仅大幅下降，而且所能引起的社会反响度和共鸣度也在下降。在由网民爆料的舆情事件中可以成为重大舆情事件的概率为14.2％，而传统大众媒体的仅为3.1％。两者的差距很大，从一个方面说明传统大众媒体需要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和功能属性变革，由信息的主要发布者转变为信息的解读者和深挖者。

为了更好地说明舆情事件的首发主体，我们对所有事件的首发主体进行了更细的划分，结果如图12所示。图12

从图12可以看出，目前的社会场域的信息源格局已经三分天下——都市报（32.3％）、主流论坛（20％）和微博（12.7％），三者占据了整个信息源格局的2/3，而通讯社（6.9％）、广播电视台（6.5％）的比例较低，充分说明了新媒体加冕为主流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基本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媒体业必须经过一场痛苦的蜕变，自身角色和盈利模式进行有效的转型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为了检验不同首发媒体爆料的效力，我们将媒体基本类型与舆情预警警戒级别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表10

从表10可以看出，在所有类型媒体报道的舆情事件中，微博、主流论坛、地方论坛等成为重大舆情事件的爆料者，尤其是微博。在微博爆料的事件中有1/4强的事件最后引爆整个网络，成为重大舆情事件；其次是主流论坛，比例为14.3％，主要是以天涯和猫扑为代表；再次是地方论坛，其中1/8的事件可以成为重大舆情事件；传统的媒体主要是都市报和通讯社报道的不到5％的事件可能引爆整个网络，成为重大舆情事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微博不仅成为重要的信息源、信息桥，而且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源地，其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在不断提升，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和话语形态，而且具有社会性媒体的潜质。十三、全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首发论坛：主流网站成为主要信息源，马太效应明显

微博产生之前的舆情事件主要依赖于网络论坛的传播，尤其是以地方论坛为主要信息源，在2009年的研究中将以论坛为首发媒体的网络事件单独抽离出来，做了论坛来源类别的界定，2010年继续这一分析思路，以探讨论坛来源结构的变化（见图13）。图13

从图13可以看出，在以论坛为主要信息源的舆情事件中，主流综合论坛占总体的3/4的比例，占据绝对地位，并且主要是天涯和猫扑两家主流论坛；其次是市级及以下论坛、地方新闻媒体论坛，这两者也具有一定的爆料功能。从以上几类论坛的集中度来看，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马太效应，集中于主流综合性网站。

2009年的研究表明，舆情事件的首发主体中1/3左右来自网民，网民发布信息主要依赖的是论坛，其中市级及以下论坛是网民作为首发主体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主要原发地，占总体的37.5％，这一点在网络预警中尤其值得关注；其次是天涯、猫扑等主流论坛，占总体的20.6％；再次是地方新闻媒体论坛，占总体的15.7％。在2009年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很多议题的首发论坛是市级及其以下论坛，但这些信息只有经过网络搬运工向主流论坛搬运，被主流化以后才成为热点事件，即存在一个信息差序流动和主流化的过程，大致是沿着这个传播路径实现了影响力和信息流的转移：市级以下论坛——网络搬运工——天涯等主流论坛——网络搬运工——各类论坛，这种信息流动经过的环节较多，信息流动的效率偏低，但从2010年的舆情事件的论坛传播情况来看，由于互联网的无界性，发帖者完全可以绕开市级论坛，直接在主流论坛上发帖，不仅可以短时间内引爆整个网络，而且信息传播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一定程度上使得论坛传播场域内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地方性论坛大多成为一些休闲型、地区性资讯的讨论空间，主流网站开始具备社会公共领域和新闻集散地的双重功能。十四、全年舆情事件的议题活跃天数：平均每个热点议题存活时间为15.1天，大多数集中在两周以内

由于网民对某一事件或者话题具有一定兴趣周期，一个一成不变的话题不可能引起民众持续的关注，正如马克思所说，新闻报道是有机的报纸运动。因此不同的议题在网民的视域中会有不同的活跃周期，即都有议题的出现、发展、高潮和消退期。本文根据百度提供的指数搜索，以犀利哥为例，如图14所示。图14

可以对不同的舆情事件统计出其活跃的天数。通过对全年的舆情事件进行统计可以计算出2010年平均每个舆情事件在网络上的活跃周期为15.1天，2009年上半年的舆情事件的平均活跃周期为16.8天，周期缩短了1.7天，差异不大，但说明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平均周期为半个月，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民关注事件的短期和有限性，很容易被一个更新的事件牵引，引起兴趣点的转移。我们以半月（15天）为一个时间区段，得出不同的时间区段的比重，如图15所示。图15

从图15可以看出，73.9％的舆情事件的活跃周期为15天以内，10％左右的舆情事件的活跃周期为16～30天，两者占总体的85％强。说明大多数事件的活跃周期都在1个月以内，除非该事件不断有新的变化因素的介入。

与2009年相比，2010年舆情事件在议题活跃期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1～15天的事件有所上升，上升幅度为4个百分点左右；二是16～30天的事件有所下降，下降幅度为4个百分点左右；三是60天以上的超长事件有所减少，减少了近一半。这些数值的变化使得每个事件的平均议题存活周期缩短了1.7天，说明随着类似网络事件的增多，网民出现了所谓审丑疲劳，不仅对类似事件的反应度下降，而且兴趣度持续时间也有所缩短。十五、全年舆情事件的意见的多元性分布：平均每个议题的意见类型为1.8个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程度上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因为意见的多元带来的是意见持有者的分散，进而不利于该事件的影响扩散。我们根据舆情事件发生后意见的维度个数统计出了2010年所有舆情事件的意见类型个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每个舆情事件的意见类型个数为1.8，处于相对集中的状态，相较于2009年的1.7个有所增长，但也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扩散传播趋势（见图16）。图16

从图16可以看出，2010年一半左右（41.9％）的舆情事件的意见类型个数为1个，促使这类事件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沉默的螺旋”效应明显。两个左右针锋相对的意见类型的事件占总体的41.3％，两者总计占总体的近90％，一方面说明这种单一化的意见类型分布形态有利于事件传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2010年网络声音的“聒噪”，不同声音针锋相对。与2009年相比，意见类型的个数分布基本相同，也恰恰反映了舆情事件的共性所在。

民生建设：幸福感、满意度的发展趋势及分化

在2011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一个新的标准得到了高度关注，这就是人民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结果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从2003年起，就在历次调查中关注人们的工作、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基于CGSS 2006和CGSS 2008的数据，从民生建设的角度，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做初步分析，并揭示幸福感和满意度在我国社会中的分化现象。一、2006—2008年的民生建设

民生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定、人民幸福的关键问题。2006—2010年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在“十一五”规划发布时，多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指标”被列入了五年规划，反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生建设的重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工作理念以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

2006—2008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总量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让人民切实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就业问题一直是民生建设的焦点。2006—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出台了一系列就业扶持措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日渐完善，就业规模持续增长，城镇新增就业年均增长1 100万人以上，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5年城镇新增就业4 500万人的目标。在GDP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城乡居民收入得到普遍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11 760元增长到2008年的15 780元。2006—2008年间，中央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逐年大幅增加，民生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尽管2007年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遭遇了近10年来最严重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但国家在民生建设各项指标的投资上不但没有降低标准，反而有了一个大幅提高。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民生问题越是得到高度关注，让广大百姓普遍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民生”概念内涵丰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无论其内容多深、多广，归根到底是要通过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让百姓安居乐业、工作满意、生活幸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2010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民生建设也给予了大量投入，民生建设获得了高度重视。但是，所有增长和建设的成就是否为人民所满意，是否使人民感到幸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问题，也是民生建设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本文即是想从“满意度”和“幸福感”两个方面，基于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尝试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些分析性的解答。其中，“满意度”在我们的调查中主要包括受访者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等。“幸福感”主要是指对自己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阶层认同感上升，特别是对自己生活的幸福体验等。

在本文中，我们对于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社会分化现象给予高度关注。众所周知，中国社会30多年的社会转型就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日益扩大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摆在中国社会发展面前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特别分析了满意度和幸福感上所存在的阶层分化现象。这里所说的阶层分化，指的是不同社会阶层对工作、生活的感知和认同存在差异，即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不同阶层间的不同成效。通过社会分化的分析，有助于提升对于民生建设的认识，明确民生建设的方向。

在本文中，我们加入了对社会冲突的描述。如果说“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效的正面评估的话，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冲突感能从反面折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果。社会冲突感的减少或缓解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的普惠程度，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反之，社会冲突感恶化则意味着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挑战民生建设的政策和措施的效用。

在本文的测量和分析中，“幸福感”、“满意度”和“社会冲突感”与百姓最关心的就业、分配和稳定三大现实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三者密不可分：社会稳定依赖于健康的社会就业结构和公平的社会分配政策，高就业率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再分配政策能够保持社会的安定，反过来，良好的社会秩序又能维护公平就业和保证公平分配。二、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一）数据的采集和质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发起，每年一次，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 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 000个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截至2008年，CGSS共进行了5次年度调查，分别是CGSS 2003，CGSS 2004，CGSS 2005，CGSS 2006和CGSS 2008，完成了项目的第一期。2006年，CGSS被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接纳为代表中国的会员单位，每年一次，与全球近50个主要国家一起，对某个重要的社会议题进行共同调查。2010年起，CGSS开始了项目的第二期，计划从2010年到2020年。到目前为止，CGSS是我国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充当着我国社会调查事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窗口。

本文选用2006和2008两年的CGSS数据作为数据分析基础，理由如下：第一，CGSS的数据是目前国内民间所做的大型调查中最开放、质量较高、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虽然数据的性质是截面数据，但是在每年的调查中都有部分问题被保留下来，在下一年的调查中继续使用，因此部分联合数据具有纵向属性。而且，用该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其他相关的数据分析结果相比，还可以互相印证。第二，数据的时效性。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没有选用2003年和2005年的数据，主要是考虑到2003年和2005年的数据距今最少已有6年之久，数据的时效性不是很强。从2003年至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很多当年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而很多当前社会大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在那个时期可能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二，2006年和2008年距今时间不长，并且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和第三年，可比性较强，在有些问题上刚好能够反映出事情的发展趋势及问题的解决状况。（二）数据中和民生建设有关的题项

从一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善民生、发展民生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二是扩大就业；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且就个人来说，教育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的提高。另外，就业是民生之本，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

在2006年和2008年的CGSS数据中都有关于百姓生活、工作和社会冲突的题项。其中，和工作相关的题项如下：工作满意度、工资是否合理；和生活相关的内容包括：生活幸福感、家庭和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冲突和不公平有关的数据信息有：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是否严重、先天因素在成功中是否重要、后天因素在成功中是否重要；涉及阶层概念的题项包括：社会结构类型、社会经济地位。在实际生活中，这几个方面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下面，本文将从工作、生活以及社会关系三个方面，从民生建设成效趋势和阶层分化两个角度，对我国在2006—2008年间的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做出初步的剖析。三、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2006年和2008年百姓在生活、工作及社会冲突认知方面的变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出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在这三年间的成效，审视随时间发展人民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认知的变化趋势，揭示在三个方面是否存在阶层分化，如果存在，分化程度如何。（一）满意度——工作满意度

就业是民生之本，民生头条就是百姓要有工作，有工作才有收入，才能从事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同时，就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就业问题在改善民生方面一直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非常严峻。2006—2008年，政府在创造公平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数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下面从三个维度来分析百姓在2006年和2008年对自己的工作和工资的满意情况。图1　2006年和2008年工作满意和工资合理的变动趋势

图1中有两条趋势线，上面那条代表被访者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的比例；下面那条代表被访者在考虑到自己能力的前提下，认为自己的工资合理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到，在2006年，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认为工资合理的人数在总人数中都超过了半数，但是到了2008年，认为自己获得合理工资的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数急速增长，占2008年的88.59％。图1给我们传达的信息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工作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很多方面，工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工作还包括成就感、自由度、自主性、积累经验、创造价值等，因此工资合理不是一份满意工作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个“矛盾”也告诉了我们另一个事实：在2008年尚有41.74％的人认为自己获得的工资不合理，与自己的能力和付出不匹配。这说明，我国在促进公平就业、改善工资水平、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等问题上任重而道远。“民富”是幸福感的前提和基础，而民富主要体现在财产和收入（工资）方面。鉴于工资在个体工作及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认为工资不合理群体的构成，以期有所发现。图2是对认为工资不合理人群内部所做的一个阶层构成分析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工资不合理的阶层构成和变化趋势确实显现出一定的特点和某种趋势。首先，无论是2006年还是2008年，体力劳动者在这个群体中的比例都是最大的，而且该比例在2008年提高了6.28个百分点。其次，专业技术人员是在五个群体中工资不合理感觉上升的两个群体之一（另一个是体力劳动者），虽然专业技术人员认为工资不合理的绝对比例不是最高，但上升的速度最快，从2006年的8.17％升到了2008年的19.07％。第三，耐人寻味的是，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比例在降低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且降低幅度都在5个百分点左右。第四，尽管无工作人员的比例由2006年的32.2％下降到了2008年的26.04％，但在整个群体中的比例一直排在第二位，他们的下降可能和这部分人员的复杂情况有关系。从整体上看，认为工资不合理的群体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倾向，其中体力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类似，而管理、行政人员则为一类。图2　2006年和2008年社会阶层对工资不合理的认识比较（二）幸福感——生活幸福感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最终目标都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幸福”是个人对其生活状况的一种价值评价性体验，人的幸福感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体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做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是其对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综合性感受和体验，也是对其自身发展是否全面、是否自由的综合性感受和评价。“以人为本”的现代科学发展观，把人民幸福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就从生活幸福感、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三个维度，来审视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在提高幸福感方面的成效趋势。

图3中的直线代表回答自己生活幸福的被访者在总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它清楚表明了，2006年有92.27％的被访者感到自己生活幸福，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下降了3.85个百分点，变成了88.42％。虽然与图1的工作满意度相比，这个比例不低，但是下降的这3.85个百分点令人担忧，因为百姓感到生活幸福的比例下降至少对相应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成效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在此期间，国家特别在改善民生、发展民生上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和巨大的努力，但从社会个体的体验上看，这些努力不但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反而导致部分人的生活幸福感下降。图3　2006年和2008年生活幸福的变动趋势

为了进一步探明生活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我们对不幸福群体的情况，即对回答不幸福的这部分人做了阶层构成分析（见图4）。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回答自己生活不幸福的人中，体力劳动者和无工作人员所占的比例最大，2006年占81.82％，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7.32％。这样的统计结果和我们的一般认识是相符的，民富更有利于民生幸福，位于社会底层的人大多工资较低，生活水平不高，为生活所迫，幸福感最低，甚至感知不到幸福。图4　2006年和2008年生活不幸福的阶层构成分析（三）地位评价和社会冲突感（社会冲突认知）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常常用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位序）。虽然人们也许说不清楚社会经济地位的精确内涵，在社会调查中被访者也同样无法精确理解这一概念的精确内涵，但正是这一概念的相对“模糊性”使得它与前面使用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相比，具有相对的“综合性”，显示出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综合性评价。因此，在有关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指标。它的基本预设是：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在潜意识中，总是会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自己归纳适应于其中，形成自我地位知觉和阶层意识。

图5是被访者自评的社会经济地位位序。从图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社会事实：2006年和2008年大部分的被访者都认为自己位于社会经济地位位序的底部，整个社会的结构呈现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式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从图5中可以看到，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评价在2006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有细微的变化——上层和下层的比例在降低，中层的比例在上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图5　2006年和2008年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变化趋势

与图5针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对的是图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趋势。图6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2008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中，中层比例比2006年有了较大的增加，占到了一半以上，达到50.57％；与此同时，下层比例下降了23.52个百分点。与上层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趋势不同的是，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构成中，自评为上层的人增加了1.51个百分点。从图4和图5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分析和家庭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无论我们如何对二者之间的张力做出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的区别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含义。图6　2006年和2008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变动趋势

正如本文在前面所指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基本上属于正向的评价指标。除了正向指标外，本文还分析了所谓“社会冲突感”或社会冲突认知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评价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反向指标。引入这一反向指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社会冲突是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利益、规范或价值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或是反映了社会成员感知到的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显示了社会关系失调，破坏了社会正常活动，妨碍了社会协调发展。第二，人们的主观感觉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感觉经常因为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从不同的方面，甚至是相反的方面进行测量，才能对整体情况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图7给出的是被访者对四类社会冲突严重程度认识的变化趋势，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在调查时，我们要求被访者对这四类社会冲突中哪一类冲突最为严重做出评判，这四类社会冲突也表现为四类群体矛盾和冲突。四条直线分别代表四类社会冲突的严重情况走势。从图7中可以看到，这四类群体的矛盾最严重次序在这三年里没有发生变化，即都是穷人和富人间的矛盾最严重，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次之，之后是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间的矛盾。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是：所有被访者都认为，这四类群体的冲突严重程度都进一步加剧了，其中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冲突严重的比例上升最快，由2006年的49.47％上升到2008年的61.83％，增加了12.36个百分点，而且超过半数被访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上层和下层以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是严重的。图7　2006年和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变动趋势

也许人们对这样的结果不理解或存在疑问：为什么在工作满意度上升、社会地位评价上升的情况下，社会冲突感会上升。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如果经济与社会建设都呈现上升趋势，但社会冲突感也同时呈现上升趋势，很可能是因为发展成果的分配，或社会的资源分配状况和机制存在问题，才会出现发展与不满并存、满意与冲突并存的结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都在进步的同时，社会的冲突感也在上升，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正如党和国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不仅仅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而且也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多发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来自于民生的问题，而且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四、阶层分化

上一部分主要是从整体上讨论了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的发展趋势，并且关注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效果的纵向分析，这一部分我们会从阶层分化的角度，对2006年和2008年上述三个问题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解析。（一）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分化现象，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即阶层分化现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各阶层间的界限日益明显。阶层分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民生建设息息相关，一方面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成效直接反映在社会阶层中，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也是检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状况和变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是不是公平、公正的，具体来说，就是对所有的社会阶层是否一视同仁，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如果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成果无法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所共享，那么，这样的增长、发展和建设就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行反思，做出调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从社会分化特别是阶层分化的角度对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做进一步分析。

要观察社会各阶层的体验和认识，首先要对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了解和认识。这里我们从两个角度来阐述我国的阶层结构及其变化：一是被访者的主观认定；二是根据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转化的相对客观认定。

1. 被访者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观认定

主观的认定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判断。在社会学的分析社会调查中，这常常是通过让被访者自己评定自己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中的位序实现的，最典型的是向被访者提供一个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的框架，然后由被访者认定自己的位置。在CGSS 2006和CGSS 2008的调查中，都向被访者询问了类似的问题。由于这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CGSS的网站。但是，在CGSS 2008的调查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在这里介绍给读者，即被访者对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整体类型的感知和期望。

从图8中可以看到，2008年有83.46％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类型是类似金字塔型的，即少数精英在顶端，较少人在中间，大多数人在底部。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种社会类型是不利的，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在社会的下层。与此相对应，仅有11.86％的被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类型是纺锤型的，即大部分都在社会的中间，这是稳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

那么，百姓心中理想的社会类型和实际的社会类型一致吗？图9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关于理想的社会类型，目前学术界的认识比较统一，即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是危险的、僵化的、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纺锤型即椭圆型的社会结构是最理想的，也是最稳健、最安全、最公平的。当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之后，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多数社会成员将逐渐流动到或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图8和图9的差异，即现实和理想的差异，恰是公众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不满意的一个侧面体现，以及对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类型的期待。图9中有74.55％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类型应该是大部分人在社会的中间，靠近社会顶端和底部的人是少数，这意味着人们期望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图8　2008年中国的社会类型说明：图中三种观点的总和小于100％，是因为另有2.49％的被访者选择了“无法选择”这个选项。为方便阅读，图中没有将这一类别列出。图9　2008年理想的社会类型

2. 根据被访者的职业划分的相对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

目前客观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很多，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下，阶层的划分标准各不相同。然而，职业却是分析社会结构和划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个体的职业与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生活水平、健康状况等各种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本文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赖于职业这个变量。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虽然不是普查，不能完全还原社会的真实阶层结构，但也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抽样调查，其样本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在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中，都有关于被访者个人职业的详细信息。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将社会划分为五个阶层，它们分别是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和无工作人员，这五个群体构成了我国的基本的社会阶层结构。

图10显示，2006—2008年，五个社会阶层的比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2008年体力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比2006年都有所增长，体力劳动者的人数比例增加了7.8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增加了6.67个百分点。其他三个阶层在总体中的比例都呈下降的趋势，其中管理人员的比例下降最多，由原来的12.49％降到了5.45％，比原来少了一半还多；其次是办事人员，由2006年的6.67％减少到了2008年的2.19％，虽然减少的幅度不如管理人员，但是和自身相比，减少的比例更高；最后是无工作人员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显示的是各个阶层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数量。图10　2006年和2008年社会五个阶层的构成变动趋势

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讲，无工作人员比例的下降表明，国家在这三年间实施的各项促进就业措施和政策取得了成效，更多的社会成员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的增加更意味着中间阶层的扩大。但是，这样的结构从整体上说仍然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与人们所期望的纺锤型或椭圆型结构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图8、图9和图10蕴涵内在一致性，社会成员对阶层结构的主观认定或者说主观感知，与根据客观指标划定的社会结构基本一致。图8中有83.46％的被访者认为，在2008年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位于社会底层。与此呼应的是，图10中体力劳动者和无工作人员的比例达到了76.35％。（二）2006年vs.2008年：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的阶层分化

1. 分化的工作满意度图11　2006年和2008年工作满意的阶层自评对比

前面的纵向分析结果告诉我们，工作满意度的比例呈上升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是否存在阶层差异呢？从图11中可以看到，五个阶层对工作感到满意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对工作满意的越来越多。但提升幅度差异明显，增幅最大的体力劳动者和办事人员，分别达到了35.14个百分点和32.7个百分点，其次是管理人员（26.69个百分点），最后是专业技术人员（20.51个百分点）。显然，专业技术人员，即社会中层的工作满意度提升落后于其他阶层。

图12向我们展示的是各阶层对合理工资的认同比较，五个阶层对工资合理性的认同趋势基本一致——认同工资合理的人数都是越来越少。尽管不同阶层在下降幅度上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是总体趋势一致，即认同工资合理的比例都在下降，几乎都接近一半甚至超过了半数。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由2006年的59.54％的人选择工资合理，下降到了2008年的38.43％，这和图11中专业技术人员对工作满意认同的提升幅度最小相呼应。其次是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分别下降了7.75个百分点和4.9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密切相关。图12　2006年2008年工资合理性的阶层自评对比

2. 分化的生活幸福感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知，2008年感到生活幸福的比例比2006年下降了3.85个百分点。图13显示，这3.85个百分点并不是均摊在五个阶层中，即并不是每个社会阶层感到生活幸福的比例都在下降，而且在幸福感比例下降的阶层中，下降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首先，五个阶层中，管理人员中感到生活幸福的人数越来越多，由2006年的94.07％上升到2008年的95.40％；其次，办事人员中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生活幸福的无工作人员人数下降最快，下降的百分点达到了5.58，显示出那些无工作人员在当今社会中的困境；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下降幅度和总体降幅基本持平，分别是3.93个百分点和3.92个百分点。幸福感的变化存在阶层差异。

图14和图15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的情况，主要是他们认同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的情况。图13　2006年和2008年生活幸福的阶层认同比较图14　2006年和2008年各社会阶层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中层图15　2006年和2008年各社会阶层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下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在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之中没有方向上的差异，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两个图充分地显示出，无论客观地位属于哪一个阶层，2008年和2006年相比，认同中间阶层的比例都普遍提升，也就是说，所有阶层认为自己家庭位于社会中层的比例都在提高，认为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都在下降。其中，办事人员认同社会中层的提高比例和认同底层的下降幅度都是最大的，分别是32.13个百分点和36.38个百分点；无工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是最小，分别是17.06个百分点和17.26个百分点。如果和前面幸福感整体下降联系起来，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的提升与之好像是一个矛盾。但是，正如在前面讨论中已经指出的，这种结果也许就是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特征：不满意和不幸福，包括社会冲突，不仅仅是因为生存问题，在增长和发展的背景下仍然会普遍地表现出来。

3. 社会冲突感的阶层认同异同

下面三个图分别显示了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冲突感上的异同。图16　2006年和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比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图17　2006年和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比较——社会上层和下层间的冲突图18　2006年和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比较——管理层和工人间的冲突

图16、图17和图18显示的2006—2008年的变动趋势和变化程度基本一致：在每个阶层中，认同富人和穷人、上层和下层、管理者和工人间的冲突严重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到2008年，认同严重的比例都超过了50％。这是因为阶层、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阶层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经济收入有可能越高，因此，富人、社会上层和管理人员相对应，穷人、社会下层和体力劳动者相对应，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幅图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另一方面，社会冲突感和阶层地位以及阶层认同相关，图16、图17和图18同时验证了社会冲突认知中存在阶层认同和阶层分化，从图中不难看出，管理人员、体力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认同比例上增幅最大、增速最快。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间的冲突、社会上层和下层间的冲突、管理者和工人间的冲突是严重的，但是管理人员、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对此类冲突的认同比例最高，且增长速度最快。

尽管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冲突也在加剧，但是与前三类冲突相比，阶层认同的比例最低，且增幅最小。图19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办事人员中认同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冲突严重的比例在2008年增长了10.17个百分点，且比例接近半数。图19　2006年和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比较——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间的冲突五、小结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通过对2006年和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都有巨大改善的背景下，人们的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冲突感在2006—2008年之间呈现如下趋势和特点。（1）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合理性判断之间呈现反向趋势，收入（工资）不合理性看法存在阶层分化趋势。工作是民生之本，工资是民生之基，有了工作才能有工资，有了工资才有生活。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2006年相比，2008年对工作感到满意的人数大幅增加，但是在考虑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付出，认为自己获得了合理工资的人数却在减少。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认定工资不合理的人群中，以体力劳动者、无工作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93.16％。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例本来就不大，而且都有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工资不合理现象中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在新华网进行的“2011年两会我向总理说愿望”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位居前列。“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和谐稳定。（2）感到生活幸福的人数在下降，不幸福体验集中在社会下层。幸福感是民生之意。2008年感到生活幸福的比例比2006年下降了3.85个百分点，相对而言这个幅度虽然不大，但是意味深长。民生建设的各项内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最终落实到个体身上，就是让最广大的社会成员生活幸福。在生活不幸福的群体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是体力劳动者和无工作人员；从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处于社会底部，另有9.37％是专业技术人员，这三个群体加在一起共占不幸福人群的96.69％。影响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且复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虽然物质财富在个人幸福体验中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生活不幸福的人和认为工资不合理的人几乎是重叠的，显然，工作回报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会降低人们的幸福和满意体验。（3）社会冲突感加重，社会冲突感存在阶层认同。稳定是民生之根。前文把对四个群体间的冲突感情况作为测评稳定的指标。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认同四组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严重的人数逐年增加，冲突感继续恶化，其中上层和下层的冲突感恶化速度最快，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最严重。而且，冲突对象本身对自己所处的冲突状况都有很清晰的感知，例如，在认同管理者和工人间冲突严重的人群中，管理者的比例增加了近15个百分点，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也分别增加了约20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再比如，在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冲突严重的群体中，管理人员的比例增幅最大，其次就是办事人员、无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4）中间阶层发育缓慢，认同中间阶层的比例在增加。人们普遍期望中间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阶层，但实际上中国阶层结构还远未达到这样的结构类型。调查数据的结果显示，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属于金字塔型，即少数社会成员位于社会的上层，社会中间层有一部分，但绝大部分人位于社会的下层，而且这个“底座”有增无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结构、五个阶层的构成这三个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种趋势。2008年，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层次中，下层的比例高达67.62％。在对现实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类型的评价中，有83.46％的人选择了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根据职业划分出的5个社会阶层中，体力劳动者和无工作者（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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