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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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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试读：

前言

在完整的作品出版之后，在这番话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向古斯塔夫·德·博蒙编辑致歉，因为他没有读完托克维尔未发表的所有文章。

在这一版本的作品框架中，我想重新考虑博蒙的决定，并满足穆勒的部分愿望。鉴于此，我不仅给读者们提供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修订及修正内容，而且提供了托克维尔在完成这一作品过程中所用过的笔记、草稿和各种资料。

因此，我选择在同一时间向读者们呈现一本全新版本的《论美国的民主》和一本截然不同的《论美国的民主》。这一全新的《论美国的民主》不仅仅是托克维尔在1835年和1840年带给读者们的作品，我使用大量从未面世的文本将它变得更为详尽。增加的内容当然出自托克维尔之笔，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仅仅作为创作这一著作的支撑和必要平台。因此，它们自然未能出现在最终版本中。

它们将不再默默无闻，将重新出现在这一著作之中。这些在编辑的选择之下复生的片段，出现在正文和注解的括弧之中。它们必须被谨慎对待。虽然它们已重回原文之中，但最好不要忘记的是托克维尔曾让它们消失。如果它们能够将读者带领到乐园，它们也很有可能将读者带领到迷宫或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下。随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应当被遗忘。

那么它们的出现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首先，它们生动地体现了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非凡复杂性，并通过提供被删减的部分内容来帮助读者理解托克维尔著作惊人的“层次性”。比如说，读者会发现当托克维尔对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感到犹豫不决或不确定的时候，他是如何向家人和朋友征求意见，以及后者如何用一些段落和句子引导他的思想的。他会更好地了解添加和删减某些内容的原因。他也能够注意到这些手稿最初的读者的批评所带来的一定变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将看到托克维尔如何在他的作品中阐述其主要的思想。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每篇文章的内容都是不确定的。当它具备一定的连贯性，在作者认为其已被完成之后，它才得以出版。然而，由于掺假是无法避免的，每一次排版发行都会导致掺假。出版书籍无法体现原版手稿的书写和外观。由于原版因为时间和湿度而受损，只有复制本能在同样的纸张上完美再现原版手稿的内容，并向读者们展现《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复杂性和生动性。但是，由于原版手稿完全难以阅读和领会，它会是一部容易令人产生错觉的书，而这将导致其内在价值流失。

倘若今天呈现的这一版本谨慎地恢复了《论美国的民主》的部分表达不清、观点偏差和犹疑，但它并不试图也无法以任何方式取代著者的手稿本身，它至多是一个临摹本。众多相关研究的指向莫不应当回归到“呈现”手稿本身这个目标上来。[3]

托克维尔的手稿

第一版的《论美国的民主》全本的编辑工作可以追溯到1859年，时值托克维尔去世不久。古斯塔夫·德·博蒙从托克维尔的遗孀玛丽·莫特利那儿拿走了手稿，并在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协助下从事编制工作。

博蒙得知托克维尔对于未能在有生之年出版他已读过上百遍的手稿深感遗憾。由于已经无法向作者本人印证文本表达的正确性，博蒙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因此，他篡改了某些段落；不留痕迹地删除了另一些段落；他最终抛弃了外人无法确知的原始文档（这也许是托克维尔妻子的要求）。

引发了众多批评的第一个版本，有很多优秀特质，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编辑工作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种种删改和修正显然也不会引发他人的谴责。在出版的时候，这个版本还引用了他人的通信内容。最后，还由于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情势，编辑不得不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改。

毫无疑问的是，博蒙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他在七年时间内编辑整理出九卷资料。

玛丽·莫特利死于1865年。由于她的娘家人与托克维尔家族的关系不佳，她将丈夫的所有文章遗赠给了古斯塔夫·德·博蒙。博蒙家族一直管理着它们。直到1891年，克里斯蒂安·德·托克维尔获得了它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兰伯特·怀特对托克维尔的手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前往法国，对托克维尔家族手中的手稿进行查阅并编目。此外，他得到了将手稿中与美国有关的部分进行复制的授权。一名托克维尔研究者、博内尔教员负责此项工作。[4]保罗·怀特去世后，还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乔治·W. 皮尔森在约翰·M. S. 艾利森的鼓励下前往法国继续怀特的工作。他开始着手为手稿制作新的目录[5]，并为完成后续的复制工作争取必要的资金。由此，博内尔继续进行此项工作，并将复制件定期寄往美国。当时，这所美国大学成为托克维尔的重要作品相关绝大多数文件、笔记和信件的唯一受托者。[6]

该份手迹包含了原始手稿以及已丢失的原稿复件。在针对这一版本进行的工作中，这些草稿和手稿被称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研究底稿”，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的大部分草稿被作者称为“垃圾”[7]，而这些草稿也许是耶鲁大学最有趣的收藏品之一，但不幸的是，它们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昆虫和潮湿导致其受损，其中的笔迹特别难以辨认，纸张已经变成了碎片。一些小的纸屑附着在保护这些“垃圾”的两个盒子底部。

本书第二部分的其他草稿，以及关于第一部分的所有手稿，仅存有复制件（一共有将近1 500页，被分装在16个手册中）：它们是相对值得信任的。[8]

除那些之外，必须加上托克维尔在他的美国之旅期间所写的笔记[9]；还有300多封信件，其中有些从未公开过。这些信件包含了托克维尔和博蒙在访问美国期间和访问美国之后，他们与美国及英国友人的通信，以及他们与家人和多名法国通信者之间的信件。[10]

其他有助于理解《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文件还有参考书目、托克维尔和博蒙在与美国友人谈论过程中所列出的问题清单，最重要的是博蒙为了撰写他的小说《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而收集的大量文件以及他在爱尔兰写的论文。

关于本版本的某些细节

西奥多·赛奇威克，一个与托克维尔通信的人，戏称托克维尔的笔迹既像象形文字又像楔形文字。[11]可想而知，其言下之意是只有托克维尔本人才能读懂他做的笔记。

按照当时通常使用的体系，草稿占据纸张的右侧，留下左侧用于写注解和记录不同之处。[12]尽管如此，其正文也往往会超出纸张右侧空间，并占据左侧空间、页边距，以及字里行间的空白处。

每章末尾添加了补充页码，小纸片被粘在原来的纸张上，有时那些纸片甚至会粘住原有的纸张。十字形符号、X形符号、椭圆形符号、圆形符号、字母和附加符号都被用于表示内容转移和附加内容。很显然，真实再现手稿内容中的许多细微变化是枯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不会因为它而感到困扰。

页边空白的注解证明了托克维尔对某些章节持怀疑态度，他希望对其进行审查，有时他打算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或要求他们批评指正。这些他打算删除的片段通常是有关联的。

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托克维尔想要他的家人和某些朋友阅读该手稿，评论并批评它。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他于1834年雇用了一名抄写员[13]。这一手稿复制件一旦得到最终修正将被寄给出版者，但它最终丢失了，只剩下几页零散的纸张夹杂在原稿中。仅阅读这几页内容就能了解抄写员所遇到的困难；从手稿中的几处注解可见，这可能因为只有托克维尔本人才能支配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其他地方的参考文献反映了这一复制品的存在[14]，其含有一定数量的错误，我们可以认为由该复制件组成的最终版本被寄给了出版者。印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其他错误。[15]

后续版本致力于纠正第一版本中的错误，但同时增加了新错误。托克维尔本人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补充。[16]

在准备这一版本时，我开始比较最重要的法国版本（包括1835年、1838年、1840年和1850年的版本）。我在一个版本与另一个版本之间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差异：作者的更正、标点符号的修改、删减等等。在恢复丢失的段落后，我随后比较了手稿全文，并发现了超过100个不同的错误。除此之外，还得加上托克维尔本人造成的错误。对于后者，我只是指出了错误；我尽可能地尝试着更正它，但我没有以任何方式修改原文。

随后，我将我选择的片段插入原文之中。[17]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针对手稿的多个变体和版本进行了细致的选择，选择的明显理由是兴趣与位置。我特意把目光集中在章节中增加的内容上，特别是本书第二卷的内容，其似乎最能让我产生兴趣。正文中添加的内容通常在括号中，它们的前面或者后面往往有各种区别式符号，标志其应当放置在何处。[18]

注解由旁注、变体或最终版本之前的版本组成，其包含草稿、游记、信件片段以及朋友和家人提出的批评。它们的出处已经被谨慎而系统地标明。至于那些被添加在关键部位的注解，我认为它们有益于阅读，也显得更简洁。

最后，在第四卷的末尾，我以附录的形式添加了六篇不同类型的文章。[19]前两篇，《奥奈达湖之旅》和《荒野里的十四天》，都是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期间撰写的。种种迹象表明，如果博蒙没写《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这两篇文章会成为《论美国的民主》的附录。事实上，我们根据前者的内容可知，托克维尔认为其考虑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与他的旅行伙伴的小说内容太过相似。[20]

中间两篇文章是草稿的部分内容。虽然它们不像前两篇文章那么精良、优秀，但是它们仍具备一定的纪实性。

为了囊括一定数量的想法、构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基石，我添加了一封作者所写的未发表过的信，这封信的历史可追溯至1830年，收件人是查尔斯·斯托菲尔斯。

最后，我认为在附录中扼要重述第十二版的前言以及托克维尔在其著作和草稿中引用的所有作品，有利于辅助重建“托克维尔图书馆”。在此版本中使用的缩写和符号

［……］ 手稿中没有划掉的内容。

<……> 被圈住或者围住的内容（这些内容通常是托克维尔想要删除的片段，但词语周围的圆圈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吸引作者的注意：这种使用方法恰当吗？这个词语在语音学上是否存在问题？）。

≠……≠ 被一条或多条垂线及其对角线划掉的词语或者内容。

［……］ 被水平线划掉的词语或者内容。

/ 在手稿中，当这一符号置于句末，其表示一条水平线将前句与后句分隔开。

.-.-.-.- 因物理原因而难以辨认。通常由于原稿状况不佳。

［*］ 存在于手稿中，但从未出现在已发布的版本中的托克维尔的注解。

* 被某些版本遗漏的托克维尔的注解。

［……（ed.）］ 编辑者提供的信息。

a，b，c，…… 编辑者的注解。（A），（B），…… 涉及每卷结尾内容的托克维尔的注解。

1. 2. 3…… 托克维尔标记在页面底部的注解。

OC起初在J. P. 迈耶的指导下进行，后来在弗朗索瓦·菲雷和让-克洛德·卡萨诺瓦的指导下进行，并由加利马尔出版的全集版本。《全集》[21]，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1年。

t.I：《美国的民主》（一二卷）（1951年）。

t.II：《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二卷）（1952年，1953年）。

t.III：《关于政治话语的著作》。

第一卷；（1962年）

第二卷；（1985年）

第二卷（1990年）。

t.IV：《关于法国及国外监狱系统的著作》（一二卷）（1985年）。

t.V：《旅程》。

第一卷：《西西里岛与美国》（1957年）。

第二卷：《英国、爱尔兰、瑞士和阿尔及利亚》（1958年）。

t.VI：《英国的往来信函》。

第一卷：《亨利·里夫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54年）；［引自《英国的往来信函》］

第二卷：《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交谈》（1991年）；

第三卷：《英国信件》（2003年）。

t.VI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外国的通信》（一卷）（1986年）。

t.VII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古斯塔夫·德·博蒙的通信》（三卷）（1967年）。

t.IX：《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亚瑟·德·戈比诺的通信》（一卷）（1959年）。

t.X：《信件与部分作品》（1995年）。

t.X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德·皮埃尔-保罗·罗耶-科勒德的通信》《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让-雅克·安培的通信》（一卷）（1970年）。

t.XII：《回忆录》（一卷）（1964年）。

t.XII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通信》（一二卷）（1977年）。

t.XIV：《与家人的通信》（1998年）。

t.XV：《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德·弗朗西斯科·科尔塞勒的通信》《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斯维琴夫人的通信》（一二卷）（1983年）。

t.XVI：《杂集》（1989年）。

t.XVII：《其他信件》，未出版。

t.XVII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阿道夫·德·西尔古尔和德·西尔古尔夫人的通信》（一卷）（1984年）。

OCB：由古斯塔夫·德·博蒙指导完成的全集版本。《托克维尔夫人公布的全集》（巴黎：米歇尔·利维兄弟出版社，1864年—1878年）

t.I–III：《论美国的民主》。

t.IV：《旧制度与大革命》。

t.V：《信件及生前未发表的作品》。

t.VI：《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通信》。

t.VII：《信件中的消息》。

t.VIII：《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杂集、历史片段及其注意事项》。

t.IX：《经济、政治与文学研究》。

Manuscript：在编辑者的注解中，指的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研究底稿（YTC，CVIa，存放在四个箱子中）。

v：变体

YTC：耶鲁大学的托克维尔全集。耶鲁大学收藏的手稿存放在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特林图书馆拥有几份补充手稿。

YTC，BIIb：在此分类中含有：为美国对话者准备的问题清单。

YTC，CIIc：在此分类中含有：“稿件来源”，托克维尔根据游记制定的字母表。

YTC，CVa–CVk：在此分类中含有：《论美国的民主》的草稿。

CVa：“第8类”“很可能无法用在任何位置的注解”（59页）。

CVb：“第13类”“各种关于美国管理制度的文件，可以注解的形式应用到标题为‘美国的政府和行政制度’的章节之中”（34页）。

CVc：“第6类”“环境的平等性是一个既成的、不可抗拒的事实，所有妄图打破这种平等的人都无法得逞。这一事实的重要性”（9页）。

CVd：“第5类”“或多或少与标题为‘平等带来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对政治宪法产生影响’的伟大篇章有关的想法和片段”（53页）。

CVe：“第17类”（第13页和第17页的复制件）。

CVf：“第4类”“与《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两卷有关的注解、分散的观点、片段及品论”（52页）。

CVg：“第9类”“《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各章节的初稿”（包括：由博内尔保管的部分复制件，一共416页的3本手册，以及两箱原稿）。这就是所谓的“垃圾”。

CVh：“第3类，1—5”“与美国有关的注解、文件和观点。如果我想再写点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参考这些内容是有用的。”

CVj：“第2类，1—2”“……独立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总体思路、信仰来源……被放置在……而不能放置在本章中”（两册，138页）。

CVk：“第7类，1—2”“我不能放置在作品中的片段、观点（1840年3月）（无关紧要的合集）”（两册，148页）。

手稿的注解

除了耶鲁大学的文档之外，编辑者在获得各图书馆的允许之后，引用或者复制了下列文档：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写于1827年1月25日的信，凡尔赛宫图书馆。

——关于美国黑人的处境的问题清单，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学院图书馆（E. W. 史密斯，第955号）。

——在1833年2月6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里特的信（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在1833年2月6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里特的信。爱德华·埃弗里特文集）；在1850年2月15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里特的信（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在1850年2月15日写给爱德华·埃弗里特的信。爱德华·埃弗里特文集）；节选自西奥多·赛奇威克的日记的段落（西奥多·赛奇威克。巴黎日记第三卷，1833年11月至1834年7月，第80至81页、第85页。赛奇威克家族文集），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

——评论研究（普通手稿，杂项，TI–TO）；于1836年6月19日写给巴兹尔·霍尔的信（普通手稿合集［杂项］，手稿科，古籍与特别收藏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与赔偿问题有关的文档（德雷尔全集），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

——写给圣伯夫的信，［1835年4月8日］；圣伯夫于1865年11月26日写给博蒙的信，学院图书馆，斯波尔博克·德·罗文祖尔全集。

——于1844年5月29日写给理查德·M. 米尔恩斯的信；于1845年4月14日写给理查德·M. 米尔恩斯的信；以及于1852年2月9日写给理查德·M. 米尔恩斯的信，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霍顿文集，25/200、201和209）。

——于1851年12月3日写给地方首长的信，巴黎历史图书馆。

——于1856年10月15日写给查尔斯·蒙拉德的信，洛桑大学州立图书馆。

感谢

我非常想向耶鲁大学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致以深深的谢意，在其帮助下，我才能够多次亲自查阅无数的手稿。我要感谢全体员工，特别是两位馆长——马乔里·G. 怀恩和文森特·吉罗。我还要感谢贝尼克图书馆允许我引用和复制手稿以及托克维尔全集的文档。

注释

[1]摘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后期信件：1849—1873年》（节选自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全集》第十五章）。［注意：原版为法文］

[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即John Stuart Mill，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译者注

[3]《论美国的民主》的工作底稿储藏于耶鲁大学的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它按照章节顺序被分别放置在四个盒子中（所属类别为CVIa），其中仅有于1840年出版的第二卷中的第一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遗失。当我提及这一版本手稿时，我指的是其原文内容。

耶鲁大学的收藏不包含《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版本，因为托克维尔将这一版本寄给了发行人查尔斯·戈瑟兰。乔治·W. 皮尔森坚信他曾于1930年在法国亲眼目睹这一版本，但直到其于1954年购买《论美国的民主》的手稿时仍未找到该版本。种种迹象表明最终版本与最初版本没有太大差别。

[4]怀特同样获得许可转载了由安托万·勒迪耶看管的文件，勒迪耶当时正在准备他自己的书——《正如托克维尔先生所说》（巴黎：佩兰出版社，1925年）。这些文件的复制工作是由亚伯·杜瓦西的秘书们完成的；杜瓦西负责复制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档并将其作为法国外交档案。

[5]耶鲁大学拥有托克维尔手稿目录的所有副本。

[6]托克维尔的其他重要手稿集存放在托克维尔城堡中。

[7]Rubbish在英文中意为碎片、余料、垃圾。根据托克维尔的手稿，我们在这一版本中保留了其错误的拼写形式。通过这个词语（rubish），我们指的是每一章的草稿，或者是第二部分全文的草稿。

[8]第一部分的“垃圾”的复制件与原稿相比，存在一些分歧和遗漏，在页面文本的安排上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许由于抄写速度过快，博内尔在面对“难以辨认的字迹”时采用了权宜之计，尽管对于一名抄写员而言，这种类型的滥用比过分的想象力更可取。我已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9]这些笔记出现在由加利马尔出版的《全集》的第五卷之中。尽管如此，鉴于在那一版本中存在多处差异和遗漏，我首先选择的仍是耶鲁大学的版本。

[10]博蒙在美国旅行期间与家人的通信由安德烈·雅尔丹和乔治·W. 皮尔森整理并以《美国信件》为名出版（巴黎：PUF出版社，1973年）。

[11]在1856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YTC, DIIa）

在1856年12月28日写给德·格朗塞伯爵夫人的一封信中（OCB，第7章第424页），托克维尔指出勒叙厄尔神父应该为他那糟糕的书法负责：“他按照奇特的想法，在教我拼字之前就教我书写。由于我不知道该如何书写我的文字，我尽可能让它们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才能用潦草的字迹掩盖我的错误。因此，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正确拼写它们，我只能永远潦草地写下去。”此外，《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一位出版人迪多曾因为字迹不清连续两次将手稿退还给托克维尔。

[12]在某些情况下，我用铅笔抄写了托克维尔标记的注解。

[13]也许是帕里耶先生，引用自《爱德华致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一封信》第384页的注解O（CIIIb，2，第65至67页，第142页至第143页中的注解C再次提到这一点），其指出复制本被记录在笔记本里。草稿中有两处注解提到复制的价格以及页码总数（YTC, CVh，第17页注解3，和CVh，第11页注解2）。

在于1839年10月23日写给博蒙的一封信中（《与博蒙的往来信件》，OC，第8章，第389页注解1），托克维尔提到了第二卷的一份复制件。

[14]根据托克维尔家族、古斯塔夫·德·博蒙、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的评论，通常能够复制他们提及的片段。第一批阅读托克维尔作品的读者所发表的大部分评论都与托克维尔的书写、文风和使用的词汇有关。当然，我仅在页面底部复制了那些似乎能够引发理论兴趣的批评内容。

[15]例如，托克维尔原本想说的是：“贵族国家中有很多富有而具备影响力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自给自足，不会被轻易地或秘密地压迫”（第二卷第1 267页），某些版本却断言：“贵族国家中有很多富有而具备影响力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自给自足，并会被轻易地或秘密地压迫（我的重点）。”

在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中（第306页），作者认为在1831年，“由于印刷文字的力量”，强硬派的关税提议在几天之内传播甚广，而有几个版本却将该事实归因于“由于印刷文字的诞生”。使用中的这一版本含有100多处这种类型的错误。

[16]读者们会在注解中找到与这些校正相关的特定原因。例如，删除提及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内容（第53页注解k）。

托克维尔全集（由加利马尔出版）的新版编辑倾向于打造由托克维尔本人修正的最终版，也就是第13版，这一想法可追溯到1850年。尽管如此，该版本仍然含有存在于先前版本之中的大量错误。它还引入了一定数量的新错误。

[17]正如你将看到的那样，我引用的作品片段并非总是摘选自已经出版的内容。与已经出版的文章相比，它们有时候是拙劣的句子，有时候是因复制而出现明显错误的句子，它们显然没有受到重视。你会发现某些特别的古语文体和语法，以及在使用时态、基调和介词上的某些错误，我没有以任何方式修改它们。

[18]在这一版本中，我复制的新片段都是能够在手稿中找到的内容。但是，为了便于理解，我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校正和修改：

1. 几乎所有的新片段都添加了标点符号，并在必要之处使用大写。

2. 拼写错误，尤其是那些以正确或者不正确的方式书写的外国专用地名，比如马萨诸塞州或宾夕法尼亚州，都被校正。如果错误存在于整个体系中，我会在括号中注明正确的词语。

3. 在很多情况中，该手稿包含了同一片段、同一句子或者同一词语的几种变体。我选择了在我看来最恰当的版本。如果这些版本无法让我产生兴趣，我通常不会将手稿中存在的所有版本展现出来。有时候原稿中的动词词性或者动词数量有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将动词改为正确的形式。

4. 我将托克维尔在手稿中使用的某些缩写改为了完整形式。

5. 除了引用托克维尔的家人和朋友的批评，还有书籍名称之外，所有的斜体字都出自托克维尔之笔。在这一点上，我根据习惯做了一定修改。

[19]第13版第一次以附录形式添加了托克维尔根据谢尔比列撰写的《在瑞士的民主》一书写给道德和政治科学研究院的报告，以及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27日在议院发表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预见了二月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打算在1847年10月发表一篇名为《中产阶级与人民》（OC，第三章，2，第738页至第741页）的短篇文章作为附录，他将其寄给了巴涅尔出版社（在国民议会期间，托克维尔于1850年9月13日致信巴涅尔出版社）。由于长度限制，该版本没有转载1850年版的附录中的两篇文章。

[20]参阅OCB，第五章第27页。

[21]《全集》，即OEuvres complètes。原编者的话“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是因为他不能察觉且无法预见同伴的反复无常；最终，他将自己囚禁起来，将自己永远束缚在脆弱的环境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关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谈论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我相信如果我回国之后有时间，我能够针对美国写点东西。覆盖美国的所有内容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无法以普遍的准确性为目标，我还没有观察到那样多的内容，但是我认为我了解到的内容远比我们在法国所学到的关于它的内容多得多，并且某些观点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能够令人产生兴趣的。”[1]《论美国的民主》的两部分先后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已经再版150多次，并被翻译成15种语言，它自从面世以来已激起人们产生极大的兴趣。由于很少有19世纪的作品能够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托克维尔的作品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并且有可能作为这一学科最后的伟大作品，不断吸引读者、研究人员、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目光。

关于《论美国的民主》，它的时事性是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时事性”一词暗指这一杰出作品仍应当被理解和研究，是完全恰当的。

鉴于洞察力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特点，因此他设想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可能做出的反应：“有人会认为我根本不喜欢民主，我在苛责民主；有人会认为我支持民主的发展是一种轻率而鲁莽的行为。如果没有人读这本书，我会更快乐，也许这种幸福即将到来。”[2]

读者不断增加，但正如作者的预测，他们的确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解释与托克维尔的思想及思想的发展不谋而合，否则不会如此。Ⅰ

遗产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来自一个古老的诺曼底家族——克勒雷尔，其在1661年沿用了教父的名字德·托克维尔。[3]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家族效仿他们的祖先威廉·克拉雷尔（曾参加黑斯廷斯之战），偶尔离开他们的土地为教会或皇室效力。

大革命令这个牢牢占据科唐坦半岛的家族感到震惊，他们与奴仆们关系良好，并为其领主职责感到自豪。当革命浪潮抵达诺曼底，它只带走了城堡中的鸽舍。它从托克维尔家族中带走的仅仅是养鸽子的特权。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以赞同的态度迎接革命的到来。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后，对流亡者生活的厌倦——他的儿子对落魄贵族的堕落的描写直接反映了这位父亲的观点——让他回到法国，并加入国民警卫队。在1792年8月10日，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是来自圣维克多近郊的国民警卫队的一员，并为保卫杜伊勒里宫作好准备。在一路上遇到的公民的召唤下，该地区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决定朝着宫殿进军；面对突如其来的观念转变，埃尔韦偷偷地离开了国民警卫队。

在庇卡底停留了几个月后，埃尔韦于1793年1月回到巴黎。他在1月底前往马勒塞布，并于3月12日与路易斯·勒·佩莱蒂耶·德·罗桑博（著名的马尔泽尔布的孙女）结婚。马勒塞布的避难所保护他们到秋天结束。

路易十六的拥护者强烈要求他离开法国，但他固执地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他打算成为女王的拥护者。在12月17日和19日，革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逮捕了城堡中的所有居住者。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他的妻子、佩莱蒂耶·德奥奈家族和年轻的路易斯·德·罗桑博因为“热月九日”[4]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否则他们将见到马尔泽尔布、德·罗桑博夫人、杰-巴普蒂斯特·德·夏多布里昂和他的亡妻。[5]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未出版的回忆录显示，他和马尔泽尔布，以及其他囚犯在自由港（皇家港口）度过的时光是令人悲伤的。[6]在审判以及在马尔泽尔布被判处死刑的前几个月，埃尔韦已对这名高贵的老人有着无限的钦佩，马尔泽尔布跟随着女儿和孙女，高贵地走上了断头台。

类似事件在这个家族中肯定被谈论过多次，因此亚历克西总是将他的曾祖父、马尔泽尔布，视为无人能及的楷模。[7]他一度想撰写一本关于他的祖先的书。虽然这一想法没有实现，但马尔泽尔布的身影萦绕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许多地方。[8]一座税务法庭主席的半身像被放置在托克维尔的工作台上，静静地注视着许多著作的完成。

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托克维尔家族在冬天居住在巴黎，在夏天则居住在维尔纳伊——在这里，埃尔韦[9]接受了象征性的市长职位。[10]子女的教育问题被委托给勒叙厄尔神父，他是托克维尔的私人教师，他毫不掩饰对托克维尔的偏爱。[11]有几份文件证明勒叙厄尔具有反自由主义倾向，他还是一名强硬的天主教君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他似乎更能与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达成一致，而非与她那持和解态度的具有聪明才智的丈夫。[12]《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在被勒叙厄尔神父教导的日子中，阅读了家族谈话记录，进行写作练习，并拜访了亲戚和朋友。[13]勒叙厄尔相信他的学生会拥有光明的未来。[14]就像他的兄长和他的知己路易斯·德·凯尔戈莱那样[15]，年轻的亚历克西考虑参军。

我们也许可以断定亚历克西是在勒叙厄尔神父的坚持下放弃了参军计划。“我亲爱的爱德华，”神父在1822年写道，“你必须劝他不要成为一名军人。你比我更了解参军的弊端，我相信他更加信任他的兄长，而非父亲。路易斯·德·凯尔戈莱那个家伙让他萌生了这个想法。他们会再次见面，当然，我的计划是让那‘小流氓’别来打扰我们，别多管闲事。”[16]

作为与托克维尔有着极其相似的家庭背景的远房表亲，凯尔戈莱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大量信件中传递了这种友谊，信件内容涉及托克维尔的工作和作品、议会意见以及凯尔戈莱的结婚计划；其中还包括了凯尔戈莱对托克维尔的作品发表的很多评论和建议。凯尔戈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烙下的印记是非常明显的，其很容易被发现。[17]

随着复辟的推进，埃尔韦作为一名地方长官的漂泊生涯在1814年开始于曼恩—卢瓦尔省。随后，埃尔韦在瓦兹和第戎履行了同样的职责（1816年）。在1817年，他接手梅斯管区，并在那里逗留到1823年。他随后搬到了亚眠，并最终在1826年回到凡尔赛。他在1827年11月4日被封为法国贵族，由于职责的不相容性，这一身份迫使他在1828年1月离开了他的职位。“七月革命”将消除他的贵族爵位，并让他永远远离政治生活。[18]

路易斯·德·托克维尔伯爵夫人似乎从未从数月的拘留中恢复过来，她跟随她的丈夫辗转于不同岗位，但在1817年她最终决定定居巴黎。家族通信内容显示她已筋疲力尽，需要身边的人给予不断的关注。直到1820年，亚历克西和她住在一起。

在1820年4月，当亚历克西的两个哥哥开始军事生涯时，为了继续完成他在梅斯皇家学院的学业，他与父亲在摩泽尔重聚，最终于1823年完成学业。[19]随后，他回到巴黎开始学习法律。[20]

在1826年底，托克维尔在完成法律学习之后，在哥哥爱德华的陪伴下开始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旅程。1827年4月5日，他被任命为凡尔赛的稽查法官，这促使他重返巴黎。

法律机器

托克维尔在他父亲任职的地方度过了最初几个月。在父亲辞职之后，他与一位新朋友合租一间公寓，这个人是古斯塔夫·德·博蒙。[21]

保林·德·拉保林德瑞家族起源于法国都兰。该家族的成员已散布至邻近省份，并已在那时获得了“德·博蒙”这一名字。在19世纪初，朱尔斯·德·博蒙伯爵、他的夫人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居住在位于萨尔特博蒙的加勒朗城堡中。在法兰西帝国时期，朱尔斯·德·博蒙是那里的市长。在这个与维尔纳伊略有不同的环境中，古斯塔夫度过了他的童年。

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22]

虽然博蒙家族属于二流的地方贵族，不能把他们的祖先拉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列入其中，但是这个家族就像托克维尔家族那样，凭借卓著的战功赢得了尊敬，并与拉法叶家族有亲戚关系。

在1826年2月，古斯塔夫·德·博蒙在凡尔赛被任命为代理检察官。在托克维尔在1827年6月被任命为稽查法官[23]之后，他与博蒙成为朋友。《论美国的民主》未来的作者对于是否选择法律职业仍有些犹豫。他害怕变成一个“法律机器”[24]。在他成为法官的最初几周中，他认识到他在法律准备上存在的不足，他发现在公共场合发言会给他带来一些让他后悔终身的麻烦。他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归因于这些麻烦。

托克维尔受到了古斯塔夫·德·博蒙的保护。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托克维尔说“他生来老成”[25]。从海涅的角度来看，这对朋友就像是油和醋。[26]现存的他们之间的第一封信可以追溯到1828年10月。其致力于反思约翰·林加德所写的《一段英国历史：从罗马入侵到威廉三世王朝的开始》，托克维尔与他的“亲爱的未来合作者”[27]研究了这一课题。这对朋友分享阅读，并一起参加了基佐的关于欧洲文明史的课程。[28]

在1829年9月，博蒙被任命为塞纳河部门的代理检察官。他与他的朋友之间的距离没有中断他们的友谊。博蒙一有时间就去凡尔赛。托克维尔现在和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一起租住公寓，后者接替了博蒙在凡尔赛初审庭中的位置。

不久之后，七月革命爆发。它将为这两位年轻官员的生活带来巨大转变。

七月危机

虽然他们的出身背景与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敌对的，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对这一事件与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的想法虽然称不上与他们的亲属完全相反，但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七月革命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幻灭和悲伤，而非仇恨。

在给亨利·里夫的一封信中[29]，托克维尔承认：

的确有人想让我成为一名政党党员，而我没有；我被赋予激情，我有唯一的主张，确切地说，我唯一的激情之源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在我看来，所有的政府形式或多或少都是以神圣的、合法的形式满足人类欲望的完美手段。我依次被赋予了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世纪或另一个国家，我也许会持有民主偏见或贵族偏见。但我出生的时机让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为自己辩护。在一次漫长的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旧国家被摧毁之后，没有任何持久的新事物得到创建。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几乎已经消亡，而民主尚未存在；因此我的本能带领我盲目地徘徊于它们之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在40年来什么都尝试了一点儿，却没有明确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不容易受到政治幻想的影响。作为我的国家的旧贵族阶级的一员，我对于贵族没有敌意或是本能的忌妒心理；然后，由于这一贵族阶级已经被摧毁了，我对贵族也没有任何本能的热爱，而我们始终热爱的只有“活着是什么”。我曾离它很近，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我也曾离它很远，能够不带情绪地判断它。我将尽可能多地谈论民主元素。没有家族回忆，没有个人利益让我对民主产生本能的、必要的认识倾向。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因为它而受到伤害；除了那些我提供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让我喜爱它或是憎恨它。总而言之，我身处于这种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良好平衡之中，我不会自然地、本能地被贵族阶级或者民主所吸引，对我而言，我不用花大力气就能够从容地观察两者。[30]

如果托克维尔夸大了他在面对这两个对立选项时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私，那么他的这一想法是真实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历史可以轻易让他成为一名过激论者。

博蒙发现自己处于非常类似的处境。在1830年7月30日的巴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在他们的纽孔上扎着三色缎带，或是在他们的帽子上佩戴帽章。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对我说任何话。但是，当有人靠近我并用苛刻的语调大吼‘宪章万岁’的时候，我也发出同样的叫喊，这样做并不会让我觉得良心不安。”[31]次日，托克维尔回到凡尔赛市政厅，他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一员于前一天在那里收到了步枪和子弹，他向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宣布：“没有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了，一切都已经结束。我刚刚在圣克卢的门口看见君主国的车队经过，马车中的国王、法兰西之子和大臣们都被保镖们围住。还有！你得相信，皇家车队的铭牌被隐藏在污泥之下。”[32]

自从在1829年8月8日受到波利尼亚克政府的委任以来[33]，托克维尔和博蒙预计会发生此类事件。作为波旁王朝的支持者，托克维尔对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具有一定的忠实度，但是已完成的朝代更替让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对法兰西拥有更大的忠诚度。[34]在1830年，托克维尔和博蒙尚未具备自由主义者所必备的资质。虽然如此，把法兰西的荣誉和宪章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置于波旁王朝之前的事实已经让他们比他们（尤其是托克维尔）所相信的更加接近自由派立场。

然而，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波旁王朝使他们被他们的出身背景所孤立。由于推翻君主制的可能性似乎显得更不真实，特别是在8月之后，当所有的官员被要求宣誓效忠于路易斯·菲利普，朋友和亲戚们纷纷离开了公共生活领域。就在那时，希波吕忒·德·托克维尔和路易斯·德·凯尔戈莱离开了军队，而埃尔韦失去了他的法国贵族头衔。[35]

对托克维尔和博蒙而言，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对着新王国宣誓或是放弃他们的司法事业。托克维尔选择宣誓，并在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中为他的决定辩解：

我对新政府宣誓。我相信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我能够严格履行一名法国人肩负的责任。在我们现在的国家中，如果路易斯-菲利普被推翻，其肯定不会有利于亨利五世，而是有利于共和国和无政府状态。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必定会因此而公开凝聚正在不断产生的新力量，因为这股力量现在能够独自拯救整个法国。我鄙视新国王；我认为他的王权应当受到怀疑，但我会更加坚定地支持他，因为我认为那些为他铺平了道路的人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他的或他的敌人们的主人。[36]

当亨里翁，一个贵族出身的朋友，批评托克维尔的决定，后者做出的回应证明他对自己的立场毫无疑虑。

自我在组合法庭前宣布条例的那个早上起，此后的抵抗对我而言似乎都是合法的，我会在狭窄的领域中反抗。当运动已经到了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地步，我没向任何人隐瞒我反对这一措施。我说过如果内战爆发我会加入战争。一旦它成为既成事实，我会继续相信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最严格的责任不仅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而且针对一个国家。在我们所在之处，法国的拯救对我而言似乎就是维护新的国王。因此我承诺支持他，而我从未隐藏的事实是我并没有为他做过这些。我声明我不打算将自己与国家利益之外的任何理由永远束缚在一起，而我从未隐瞒这一事实：当新王朝与国家利益不能并存，我会密谋反对它。[37]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萌生了去美国旅行的想法。[38]这个计划和计划的实现没有花费太多时间。1830年10月31日，在托克维尔第二次宣誓后的第六天，在他被提名为预审法官一职之后，这两名地方法官向政府提出了一份使命计划，其目的是研究美国的刑事机构。[39]

它涉及描述和理解美国所使用的两个系统的优点与缺点。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系统提供日夜单独监禁以及每个人在他的牢房中个别作业的监禁方式。纽约州的奥本系统提供单独监禁和共同工作（在严厉的法规控制之下安静地工作）的监禁方式。

关于托克维尔的美国计划，他向他的朋友斯托菲尔斯吐露了下列论点：

至少在我看来，我在法国的处境在各方面都糟透了；要么政府将巩固其自身地位，而这是不太可能的，要么政府会被摧毁。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的处境不是特别令人愉快并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不想晋升，因为那样会将我与那些我怀疑有所图谋的人束缚在一起。因此我在这里，担任一名不起眼的预审法官，即便是在狭窄的领域中也无法让自己变得声名远播；如果我成为反动派的一分子，作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员，我甚至不能有幸被免职；为了让我保持安静，他们会防止我继续在法院工作。如果我支持那些人，我将做一些既不符合自己的原则又不符合自己立场的事情。因此我必定会成为一个中立角色，而这也是最可怜的角色，尤其是当你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等级的时候。对于这所有一切，加上直到现在依然模糊不清的未来，要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希望哪个政党取得决定性胜利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假设政府被推翻；在随之而来的分裂期间，我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出名，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我仍然没有做任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情。我尽力做到最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这场革命会让我发现自己太年轻或太不引人注目。我肯定会拥护对我而言最公正的党派，但我仍将在最低的阶层任职，而这是不适合我的。

这就是我在法国的未来，我毫不夸张地勾勒出它。现在，假如我不再是一名地方法官但仍然保留了我的任职权力，我前往美国；15个月之后，法国的党派变得明确，你能够清楚地判断哪个政党是与国家的庄严和安宁不相符的；随后，你带着明确且坚决的主张重返祖国，不会受到世界上任何人的影响。这个旅程本身能够让你更了解最常见的阶级；你已经获得的知识让你成为一个声誉卓著的人，并最终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你知道什么是一个巨大的共和国，为什么它在这里可行却在那里不可行！公共管理的所有要点都已先后受到审视。回到法国之后，你一定会感觉到一种你在离开时没有感觉到的力量。如果时机合适，一些出版物可以提醒公众注意你的存在，并将各党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至少你的旅程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因为你在美国就像你在法国那样默默无名，回到祖国之后你能够完全适应一切发展，就好像你一直在那里从未离开一样。我认为这个计划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荒谬的。[40]

我们因此明白这本关于美国的书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手段：一种为它的作者开启政治生涯之门的手段。但托克维尔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提到的作品仍然没有名字和内容。此外，托克维尔和博蒙最初打算共同发表一篇关于北美人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文章。因此，我们现在距离《论美国的民主》和《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的诞生还很遥远。

博蒙在一段时间内离开法国的原因与托克维尔没有太大不同。在《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一书中，他借主角之口描述了下列浪漫版本。

在1831年，一个法国人决定前往美国，并打算在那里定居。这个计划受到了各种原因的启发。最近一场革命使他的国家恢复了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曾被认为已经灭绝。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信念让他走向其中一个政党，而他的家族关系让他选择另一个政党。因此，他经常感觉到在他的原则和情感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他跟着感觉走，他将不得不抑制理性的呼声；如果他仍然忠于他的信仰，他将伤害他最心爱的感情。[41]

也有可能是因为博蒙拒绝消除两份关于审讯德·费歇尔男爵夫人的有失体面的文件，有证据显示政府为了让他远离此事件而把他遣送到了美国。[42]我们记得，德·费歇尔男爵夫人是一名英国出身的女冒险家。她被指控谋杀了她的情人：德·康德老公爵。毫无疑问的是，从德·康德的死亡中获利最多的人应该是路易斯-菲利普，因为他的儿子是最后的康德最大一部分财产的直接继承人。虽然法国政府并没有为了把博蒙从审讯中去除而将他送去美国，但是其下定决心在一个国王可能受到牵连的审讯中安排一名有贵族血统的法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这种方式进行诉讼，政府能够让其自身免受世袭王位主义者的怀疑，如果审判牵涉国王的行为[43]，它总是会对没有有利于新政权声誉的律师采取敌对态度。

美国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1831年4月2日出发前往美国。他们的行李包括了几十封介绍信和几本关于美国的作品：沃尔尼和库珀的作品，一本美国历史书和巴兹尔·霍尔的作品。他们不是十分需要这些书。他们所好奇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就地取材。似乎对他们而言，他们打算在回国后撰写的书必须尽可能地关注美国的民主，他们急于了解与美国民主有关的知识。

在横渡大西洋期间，他们翻译了巴兹尔·霍尔作品的一部分[44]，为他们的监狱系统研究作准备；他们学习了美国历史并讨论了让-巴普蒂斯特·塞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

5月9日下午，他们抵达了纽波特。次日，他们到达纽约。他们会在美国逗留到1832年2月20日。[45]

当托克维尔和博蒙到达之后，他们发现美国媒体已经得知他们的正式访问，在公开场合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46]因此对监狱系统进行的官方研究和对这种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新政府形式进行的非官方研究看上去似乎前景广阔。

关于民主政治，最大的困难并不在美国，而是在法国。

一旦第一印象消失之后，这对朋友意识到他们渴望了解和认识美国社会，但这必须基于真正的与法国社会有关的知识，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的旅行目的变得更加明确。它将是一个双重的、同步的知识之旅，它的主题既是法国也是美国。“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向你承认，阻碍我认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最大障碍，”托克维尔在信中对他的朋友布洛斯维尔说道，“正是完全忽略了法国存在的一切。”[47]这一点曾在他的信件中出现过多次。

随后，为了通过了解法国来进一步认识美国，与同事、朋友和亲戚联系并获得必要的信息成为亟待完成的任务。

在一点上，托克维尔开始询问他的父亲、沙布罗尔和布洛斯维尔与法国政府有关的信息：

你一定要［……］帮博蒙和我另外一个忙——他写信给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也许你会笑，这件事是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法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自从我们离开法国之后，不管是在我们乘坐的船舶上还是在抵达美国之后，我们都与美国人生活在一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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