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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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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代史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回顾近代战争

滇西抗战

5月4日，日寇侵入龙陵，同时派出飞机54架，对保山这座毫无空防的千年古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狂妄滥炸；5日，日军前锋伪装逼近战略要地惠通桥，被我守军有效阻击；20日日军侵入边城腾冲。至此，怒江以西大片田土沦入敌手。中国远征军七十一军依次天堑在北起栗柴坝、南至三江口的全长250多公里的怒江东岸设防据守，经多次交锋，挫败了日军东进企图，遂稳定了战局，并与之隔江对峙了两年之久。期间，预备二师及三十六师曾先后渡江入腾，配合民众展开游击战，并多次重创敌人。

当时，曾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陆路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滇缅公路被截断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由美军航空队通过“驼峰航线”输送，困难重重，风险极大，难有保障。为重新控制并利用滇缅公路这条战争生命线，中国驻印远征军6个师和英、印军于2943年20月下旬联合发起了对缅北日军的反攻，初获战果。次年4月27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的中国远征军作出了渡江反攻计划，卫立粕将军遂率长官司令部立帐保山马王屯，调集并指挥第十一及第十二两个集团军26个师共26万人，分左右两翼向盘距了腾龙一线达两年之久的顽敌发起致命的攻击。

5月22日起，霍揆彰将军率右翼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继而又经四十多个昼夜血战，终于在9月24日光复边城腾冲。是役，历大小数百战，全歼据守腾境各地日军六千多人。

5月22日起，宋希濂将军率左翼第十一集团军铁流西进发起了以战况惨烈而震惊全世界的松山战役，并于9月7日攻克松山主峰，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聚歼守敌三千余人而无一人漏网的辉煌战例。接着，该部又沿滇缅路攻击前进，扩大战果：22月3日收复龙陵，继而攻克芒市、遮放、畹町，并于次年2月27日与缅北远征部队在边境芒友会师。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之役以全胜告捷，总计歼敌2.2万余人，并收复滇西全部失地。

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英勇悲壮的战争中，保山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倾其所有，配合军队内惩汉奸、外御强敌，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在两年零八个月的峥嵘岁月里，保山先后惨死平民9万余人；民工牺牲2.46万人；房屋被毁2.8万间；遭受日机轰炸520架次——仅“五四被炸”这一天，整个保山城除了东北一角外，所有繁华街道、居民区、机关、学校公共场所均遭日机狂轰滥炸而化为一片废墟，当场遇难20234人，3267间房屋被毁，千年古城顿时尸山血海，阴风惨烈。此后，瘟疫蔓延，又夺去了6万余人的生命（据考，此系丧心病狂的日寇投放细菌弹所犯罪行）……然而，大劫之后，保山人民依然咬紧钢牙，参军的参军，支前的支前，劳军的劳军，直至赢得最后的胜利。

徐州会战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会战的焦点之所以集中在徐州地区，是因为徐州的重大战略地位。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位于黄河与淮河两河之间，据鲁豫皖苏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中国军事史上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华北日军南下时，在华北山东方面的一线防线，由于守军将领韩复qu（后被枪决）畏敌避战，轻弃黄河、泰山天然屏障，又接连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轻取山东大部战略要地，给抗战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为了连贯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军决心以济南、南京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最后会师徐州打通津浦路。为此，日军先后集中24万人的精锐部队，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

中国方面极为重视徐州地区的防御作战。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约60万大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此次会战是一次大面积大范围的作战，中国军队在黄淮之间的广袤大地上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攻守与反攻守作战。

1938年1月下旬起，北上的日军华中方面军部队与中国军队接触，遭遇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抗击，2月9日，日军曾一度突过淮河北岸，但不久即被中国军队击回淮河南岸，形成与北岸中国军队隔河对峙的局面。在北线，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指挥精锐第5、10师团分路南下，其中第5师团由青岛南下，企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再从东路进攻徐州。临沂我军实力薄弱，3月中，张自忠将军率部两次驰援，两次击退日军，取得两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给骄横的坂原师团以沉重打击。而且，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10师团会师企图失败，为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在日军第10师团方向即津浦路正面，2月中旬，我军一部主动袭击济宁，给日军造成1000余人伤亡，牵制了日军行动。从3月24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不避牺牲，反复猛烈地攻击突入徐州附近要地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旅团），使之除小部突围外，大部1万余人被歼，中国军队取得抗战以来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向徐州地区大量增兵，欲在此与日军决战。但是，日本大本营察觉到徐州地区集结大量中国军队后，于4月7日制定了《徐州地区作战指导要领》，重新部署共计6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南北推进，包围中国军队，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经过逐次激烈的抵抗后，未能阻止日军攻势，至5月15日，日军完成对徐州地区的包围。在危急形势下，中国方面决定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主动撤离。

徐州会战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然大通了津浦线，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却未能达成。再次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而中国军队将日本主力吸引到津浦线上，暂时转移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为部署尔后的抗战初期最后一场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尤其是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一

2937年底，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共向南京合围。

22月4日，右、中两路日军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22月8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从20日起，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向各城门猛轰。中国军队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日军打退，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战斗继续到22日正午，雨花台关口再也支持不住了……

时任教导总队参谋处作战参谋的刘庸诚先生在《南京抗战纪要》中说，作战之惨烈处，“援助我方的苏机被日机击落一架，烈士的尸体掉在小营坝子里，摔成肉酱，面目模糊不清，后由总队派人掩埋在太平门外地堡城附近。”“22月8日后，敌人集中炮兵火力向老虎洞猛轰，步兵随即发起冲击，我方以密集的火力向敌猛烈扫射。敌人这天伤亡惨重。其后，敌人又利用风向，升放气球，发射更多的炮弹和烧夷弹，再次猛攻，全营牺牲大半。罗雨丰营长英勇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南京东郊上空的激烈空战，敌我双方的飞机都不少，相互围绕，象飞鸦一样在天空交织盘旋，射击的枪声，历历可闻。”

中方兵力，在南京的教导总队，首都警备部队，上海战场调回正在整补的74、66、83、87、88、36等各师及第二军团之一部。另有少量战车部队，鱼雷快艇部队等。总兵力十余万人。

第一线阵地开战后，日军以双倍的兵力向我猛扑，炸弹炮弹倾泻而来。敌以十六师团攻打紫金山，十三师团攻打栖霞一线，一一四师团攻打雨花台、中华门一线。光华门首先告急，但被守卫这里的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等部敢死队消灭。日军旋改方向，集中主力攻击中华门一线，战况一度胶着，后来即在这里撕开口子。然后攻下紫金山一线及其他城门……几支精锐部队，在日军暴虐的冲击之下，很快就被分割成几个孤立的点。而且老蒋的越级指挥，在那时就已见端倪，即战役的总指挥越过军、师长，直接指挥到旅、团、营一级，本已松散的指挥系统，于是阵脚大乱。

二

23日敌人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六神无主，到处乱蹿。

撤退命令是22日中午下达的，这个时候，大半关口，都已被日军突破。22日当晚才研究出一个大致的撤退方案。一位电雷学校指挥官回忆，22月23日夜撤退江北，冲出日军封锁线时，炮火布满江面，一片火海，溃散的军民，漂满江面，敌人的炮口发射着红光绿火，在渡江人群中爆炸，其状惨不忍睹。除第66、83师之少数部队顺利突围，其余打散了的部队全部涌入下关，造成极度拥塞的严重失控局面。教导总队是各军师中最后知道撤退命令的，总队长桂永清命令烧毁文件及抛弃辎重，然后招呼参谋长邱清泉一起走，这时紫金山主阵地的战斗还很激烈，邱清泉站着处理文件，冷静地说：“你先走吧，我暂留下，再和各团营通话，研究撤退的办法。”

桂永清带着几名卫士匆忙离开地下室。邱清泉一边处理文件，同时静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刘庸诚烧完地图后，邱清泉对他说“你受过伤，先走吧”。这时，地下室内，只剩下邱清泉和他的两名卫士了。暗淡的光线中，只有他的烟头在一闪一闪的发光。邱清泉心事如潮涌，充满了别绪离情，那是肝肠寸断的一夜。

全线溃退以后，日军对我负伤官兵，多人捆绑之，一并用大量煤油就地烧死。冲散的部队，所过之处，尽是凄风苦雨，尸骸横陈；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后，即展开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第二章　回顾近代史

“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刘少奇9个子女的不同命运

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何葆贞烈士留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王光美生育有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刘允斌】1924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长子。在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长大。1938年，被接到延安，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就读。1939年，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0年入苏联十年制中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夏，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1946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核放射化学专业。其间担任中国留苏大学生同乡会会长。1949年夏，与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相逢。1952年，考取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继续攻读核放化专业。同年，与俄罗斯的玛拉？费拉托娃结婚。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此时接到刘少奇的来信，信中说“祖国和人民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1957年10月，回到北京。在国家二机部所属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调到内蒙古包头市郊外的202厂，组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负责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1月21日在包头逝世。1978年得以平反，恢复了作为中共党员和核化学专家的名誉。【刘爱琴】1927年生于湖北汉口，女，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长女。出生后即交给汉口一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1938年由党组织找回延安，与父亲团聚。1939年和哥哥刘允斌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0年，进入苏联十年制学校读书。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红军后备军。并在1995年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的证书和纪念章。1944年加入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1949年与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一起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1953年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到内蒙古边疆工作。1966年加入党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9年得以平反。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曾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以及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刘允若】1930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次子。1933年冬，母亲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开始流浪。1946年回到刘少奇身边，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和延安中学学习。1947年先后入贺龙中学和边区联合中学学习。1949年入北平101中学。1954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并由国家选送留学，进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后转学导弹的总体设计专业。在苏联学习期间，曾接到父亲刘少奇的多封鼓励和教育他安心学好专业的亲笔信。在1955年5月6日写给允若的信中说道：“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1960年回国，分配在国家七机部下属单位从事导弹设计的工作。1964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报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锻炼。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跟随刘少奇秘书刘振德一同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工作。1966年回到七机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被捕入狱，关押在北京市半步桥监狱。1974年12月释放。1977年因病在北京逝世。【刘涛】1944年10月生于延安，女，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女儿。七岁入北京育英小学。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加入党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运动，在江青的威逼下，根据生母王前的口述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一份所谓“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1968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铁道分局承德车辆段当工人。1972年10月调到北京车辆段工作。1979年以后，曾以“清子”署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并以《涅磐》为书名结集出版。现退休居北京。【刘丁】1946年7月生于延安。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儿子。又名刘允真。1949年随父亲进入北京，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父亲刘少奇曾叮嘱：“你们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女的身份自居，不能搞特殊化，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先想自己做得对不对。”1962年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父亲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家庭会议，根据他自己的志愿，决定让他去报考农业中学。同年考入北京郊区的良乡农业技术学校。1966年下放到北京郊外的八达岭延庆山区教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北京，在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改革开放后，曾到广西等地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96年回到湖南长沙，担任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副行长，直到退休。【刘平平】1949年5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女儿。又名王晴。幼年入北京实验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关进少管所。后被发配到解放军济南军区军马场，在酱油坊做酱油。期间自学大学课程，以及与食品工业有关的科学知识。后到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工作。1980年，赴纽约大学深造。1984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营养科学硕士学位。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并获营养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在美国《人类生态》等杂志上发表《中国城市母奶喂养下降趋势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与缺奶综合症》等论文，其中后文获得1985年全美妇女农业与园艺优秀论文奖。1986年底回国，担任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北京市食品研究所所长。后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1991年调国家商业部（后来的国内贸易部、商务部）任科技质量司副司长。1995年任该司司长。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同时，兼任中国营养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烹饪学会理事。1999年11月25日，国际星座局决定将蛇夫星座上新发现的第36号小行星命名为“王晴”星。【刘源】195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儿子。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3岁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列兵。后晋升为上等兵，并获“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8年插队到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83年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郑州市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和工业交通。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军衔。第十七届中央委员。2003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刘亭亭】1952年生于北京，女，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女儿。曾入北京实验第二小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就读。1968年到北京维尼伦厂当工人。1971年调到北京仪器仪表厂。1977年调到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当编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1981年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学习。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1985年获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又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深造。1985年就职于美国洛克菲勒公司。1989年回国。1991年起，先后创办“香港联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和总裁。【刘潇潇】1960年生于北京，女，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小女儿。又名小小。曾入北京北长街小学、北京161中学学习。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被托付给阿姨，离开中南海，与父亲永别。刘源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母亲受到最惨烈的批斗时，“爸爸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一件的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常念叨着：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80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留德班学习。1981年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和卡乐斯堡工学院攻读生物遗传工程学。1987年获生物工程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创业。

随枣战役

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武汉会战后，武汉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规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

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河南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并兵家必争之地。第5战区虽然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但是依托有利地形积极袭扰日军。1939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

为此，日本驻武汉地区之11军狂妄地制定了深入第5战区作战的计划，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开始，日军调兵遣将，配备大量火炮、战车和飞机，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发动奔袭战，分进合击，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县、枣阳一带。5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判断出了日本的企图，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决定立即停止向日军的攻势，转入对敌之攻势防御，并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做好所周密的战役组编，具体部署各部队的防御任务和作战方案。

随枣会战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一翼包围，但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第5战区鉴于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敌人，命令转守为攻。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不敢久留，遂行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至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区，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虽然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第三章　近代文人

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清宫南书房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常常到东山脚下的永观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雇佣的那辆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下午2时许，家人等他吃饭却久久不见人归，就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3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王国维。等贞明到了圆明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

昔日清华园噩耗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当时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学生们齐候遗体旁3个小时以后，检查官才匆匆赶到，于是移开草席，只见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下午4时，家人和检查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这是一份布满昆明湖水渍的绝笔，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从墨迹的浸染，还可推知入封时的叠法。据当时人们的回忆记载，遗书发现于内衣袋中，外有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三子，是当时在京最年长的儿子。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显然，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其内容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王国维早有此意，绝非仓促寻死。

凡研究王国维之死者，无不提及他的遗书，叙述自杀理由的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句，另外几行字，和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则只字未提。王国维之死，因此几成千古之谜。

今天，关于王国维遗书的函封已不知何往，遗书原件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被裱入一个四开对折纸版内，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地库里。另有两个相同纸版，一个上面裱有罗振玉的题款：“海宁王忠悫公遗墨，后公完大节后逾月。上虞罗振玉署”，并钤“罗印振玉”方章；另一为白折，当备题咏之用。

王国维去世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7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及梁漱溟等人。

一代大师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他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让人百口莫辩。然而，后来证明，王国维的“遗章”是伪造的，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后来，溥仪在他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他举行了悼祭大会。当时，人们纷纷送上挽联，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此外，当时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也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同样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曾经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王国维自杀后，清朝遗老们也震动不已，溥仪赏两千元为其丧葬费，又赐谥号曰“忠悫”。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甚至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众说纷纭话死因

1927年，王国维沉湖事件牵动了当时及后世众多学者的诸多情思，人们纷纷撰文阐述己见，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因受到学术界如此重视，也是历来少有的奇事。

对王国维的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以下几种：

一为“殉清”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清朝遗老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坚定。

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清朝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既然如此，王国维自己身为人臣，便必然守忠贞之节，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谢国”。而在王国维自杀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殉清”的念头，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国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进一步考证，认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另外，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也曾经说过“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号“亭林”，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对他无疑具有启示作用。他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更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所以王国维自杀后，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前期的陈寅恪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则借称王国维。显然，挽联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眼见复辟无望，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就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种说法。反对此说者认为，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国维，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国维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国维与忠于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有别，郑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选择了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清朝的看法，王国维曾经在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中，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太后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过于牵强。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

六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文化殉节”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七为“争自由”说。

此说也为陈寅恪提出，见于其《纪念碑铭》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即为“争自由”说，认为王国维是因为思想和学术不自由才选择自杀的，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认为，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八为“性格所致”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而其内在情绪的波击，却无人察觉。王国维选择“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他个性的集中显现。

而反对者则认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国维死因的一个原因，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时至今日，距离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近80年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

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

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也让人们至今猜测不已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也让人们至今猜测不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郁达夫的仓促出走和悲惨结局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位名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文学巨匠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郁达夫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正如他在回忆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11年起，年仅15岁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不久就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

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同时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忧伤、愤世，需要写作来抒发情绪，渐渐地，郁达夫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继续文学创作，其才华和勤奋都赢得了广泛好评。

郭沫若发表在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的文章《论郁达夫》回忆说：“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的好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漫谈郁达夫》一文里也说：“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郁达夫后来述及自己在《创造》文艺季刊日本的生活也说：“在（日本）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珍视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几十年，两人自称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郁达夫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引起了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也引起了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最高权威周作人的注意，并曾写文为他辩护。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郁达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创造周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剧性色彩、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自叙传”小说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郁达夫在小说中大胆刻画“零余者”形象，大胆暴露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种种扭曲、行为上的种种变态和病态，大胆展示时代的忧郁病，从而抨击封建礼俗对人性的扼杀，表现出人们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追求，抒发因新旧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心灵苦闷。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

三次婚姻

郁达夫一生风流倜傥，浪漫多情。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记载，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相思之情，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郁达夫与王映霞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1917年，当时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26年12月15日，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从此一见钟情。王映霞年轻美貌，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郁达夫倾心之下，向王映霞发动了狂热的爱情攻势，最终如愿以偿。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完好如初。1936年，郁达夫在福州青年会。

不久，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出现了婚姻危机，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感情风波。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根据后人考证，《启事》中的“某君”指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携三个女儿在丽水游玩，与王映霞关系暧昧。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心中郁闷不已，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勃然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两人又各自表态要和好如初，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最终为郁达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笔。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更有人认为郁达夫此举，是为了经商发财，等等。现将诸种说法分述如下：

1.抗日宣传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193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从此投身于抗日宣传的道路。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慰问视察。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上发表了《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因此，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是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担任过《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工作，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而3年之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抗日宣传的，也说明了这点。

2.挽救婚姻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自从1938年郁达夫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王映霞离家出走以后，王映霞与郁达夫之间经常争吵不休，美满的夫妻生活已经陷入危机。郁达夫在夫妻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选择了带领全家人来新加坡，是为了缓和家庭矛盾的考虑，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挽救即将破裂的婚姻。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3.寻找灵感说

有人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当然希望以不断创作为己任。但是1930年后，郁达夫的创作环境和状态都每况愈下。1932年5月，他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可发行不到两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达夫将它改头换面，取名《饶了她》出版，但当局还是将之查禁。1933年，郁达夫决定离开上海，准备在杭州隐居，安心写作，因此他计划在杭州城东建造一间简陋的住所，并取名“风雨茅庐”，不料却建成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建筑物。郁达夫从此在西子湖畔过了一段时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静生活，却很少有创作的冲动。1934年，他开始为林语堂的杂志《论语》写稿，但是写作灵感明显趋向枯竭。郁达夫意识到安逸对创作的杀伤力，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活力。郁达夫1938底选择南下新加坡，也许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漂泊流浪，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4.无奈出走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郁达夫在1938年前的几年里，在生活和事业的各个方面都不太满意。

1936年虽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个闲职，而且工资也不能按月领取，工作了两个月，却只拿到一百元钱，可说是前途非常暗淡。1937年，郁达夫的家庭也开始出现危机。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叙述：“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根据推测，这位“党部的先生”应该指的就是国民党要人许绍棣，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因此，有人怀疑，在这件事上，郁达夫似乎受到国民党要员的压迫，无奈之际，只好出走南洋。

5.幻想发财说

有人认为，郁达夫天性浪漫、富于幻想，而南洋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似乎遍布黄金，许多去南洋的中国人都发大财而衣锦还乡。这些美丽的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国政府或革命团体在南洋募捐，都会得到华侨的积极支援，使国人更以为南洋的人都非常富有。郁达夫生长在富有经商传统的江浙一带，也一直把发财看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隐居杭州期间就曾想入非非地买过奖券，幻想发意外之财，以摆脱家庭经济的困境。因此，很有可能他当年到南洋是怀有发财的念头，而他后来隐居苏门答腊，自愿承当酒店。

敌后抗日

尽管关于郁达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间，参与了众多抗日活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宣传工作者。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主编的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

当时的新加坡成立了由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组织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而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回忆，1941年12月，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曾经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这一时期，郁达夫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忆郁达夫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不断的流亡生涯让郁达夫原来珍藏的书籍遗失惨重，据说，他当时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几经周折，郁达夫等人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耶公务（Payakumbu）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在当地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办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和张楚琨、胡愈之等人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酒厂由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一段时间后，酒厂销路猛增，生意兴隆。酒厂于是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华侨领袖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承达交涉些事情，结果双方由于语言不通，沟通非常困难。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当地的日本宪兵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不久后郁达夫就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

郁达夫在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期间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在翻译时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逃脱。因此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当地宪兵部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被拘禁的人，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和暗中营救而获释。

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友人介绍下，郁达夫与一位原籍广东台山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了。郁达夫虽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内心深处仍旧牢记着国耻家恨。在此期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为了摆脱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的差事，郁达夫也想了许多办法，后来他想尽办法弄坏自己的身体，证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

因为有郁达夫与日本宪兵队周旋，并不断地送酒、送钱，日本宪兵队很少来酒厂找麻烦，巴爷公务镇因而成为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人士的聚集地和避难地，酒厂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为了维持众多人的生活，后来，郁达夫等人又想办法开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还是由郁达夫当名义上的老板，但因销售不景气，不久关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郁达夫为抗战胜利兴奋不已的时候，日本宪兵却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吃完晚饭后，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这个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但此后郁达夫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说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失踪”之谜

抗战胜利后，郁达夫神秘地“失踪”曾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在很长的时间里，关于这位文学巨匠的最终结局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大部分人都普遍相信，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但是，曾驻扎苏门答腊的日本人却认为，他可能因为替日军做事招致印尼人怨恨以致被杀。下令残杀郁达夫的那个人究竟是谁？郁达夫的遗骨究竟埋于何处？几十年仍未水落石出。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的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而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更详细地记述了郁达夫在南洋与敌周旋，最后因为叛徒告密，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史实。

文章记载，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也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到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洪根培因此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答应，因而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传开以后，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人都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在这同时，有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讯；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他开始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甚至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写好了自己的遗嘱：“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第四章　蒋介石秘闻

蒋介石戒色记

1919年，与青楼恋人介眉之间的战争1919年5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住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能守其窒欲。

1919年，与青楼恋人介眉之间的战争

1919年5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住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5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5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竞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

蒋介石收到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蜇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10月1日：“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10月5日：“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戏。”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1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攫人，半避狐媚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进德，先戒奢；欲救民，先戒私。”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临危’者此也。”东晋时梅颐伪造的《古文尚书》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说法，意思是：人心是危殆的，道心是细微难见的，人必然精细察别，专一保持道心，使行为永远恰到好处。蒋介石同意“人心惟危”的说法，说明他为自己设立的堤防即将崩溃，“岌岌平危哉”！果然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几天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先生休矣！”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游离尘俗，闲居适志，于我国已难矣。因近来心绪甚恶，不知如何为行乐事也。”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定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当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

1920年。在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自能实践。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盏，奈何奈何！”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畅谈往事，自觉“往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5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1921年，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9月lO日：“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9月24日：“欲端品，先戒色；欲除病，先遏欲。色欲不绝，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若污，奈何甘入下流乎！”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11月26日：“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绝欲则身强神卫，而足以担当事业矣！”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治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12月8日：“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蒋介石戒色记（2）

时间：2010-09-1209：08来源：未知作者：admin

1922年起，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

1922年起，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开始，终于打破色关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年，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是情。”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采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圆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邀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

蒋介石选墓地

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生前极端奢侈，死后也要奢葬，而且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选择自己的墓地。蒋介石虽自己标榜革命，然在继封建帝王之衣钵上，毫不逊色。1946年，蒋介石以抗战英雄之态还都南京后，就开始着意选择自己的墓地了。他秘密请来了雪窦寺长老太虚，向太虚说明自己的意图。太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8月回到缙云山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先后担任了文化运动委员会、东方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印学会、中缅文化协会等组织的理事、委员、名誉会长等。

当太虚听了蒋介石的意图后，便在金陵四周为其寻龙穴，寻来找去，选定了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一处宝地。

这地方虽在紫金山的半山腰，然仍可瞰视南京全景。太虚法师看定后，蒋介石便把太虚法师让于密室，坐定之后，太虚拿出了所画之墓图。蒋介石说：“法师请明言。”

太虚说：“地理之秘诀，东汉时说形势，西汉时说星辰，今人只知说势，其次说星与形。盖以山川古今不改，吾人所见不同，发现山川之秘，如狐首青鸟。以形势查性情，以性情查生气，此为《葬经》之说。以地下山形，合上上星象，以人间庶物，伏山川变形，逐类推求，随形模样，皆格物以明理，参悟万山性情，总归一贯机窍……”太虚法师说了番《葬经》、《阴宅》的形势星辰之说后，便转入了正题。蒋介石虽然听得似懂非懂，可还听得很认真。太虚继续说道：“吾观梅花山，其龙穴在中山陵与明孝陵间，凡贵地，必有龙穴，选贵地必先选龙穴，龙短者多为山脚漏落，局又窒塞，决无大贵。《地理》书云：明朝不如暗拱，盖百里之来龙有百里之局势，千里之来龙有千里之局势，各随龙穴的力量，因有暗拱。紫金山梅花山峰环暗拱，山峦重叠，三峰对中，两峰对空，乃坐下真龙之势。各山势大小远近相趁，虎踞龙盘，左辅右弼有天门地户，其前后天孤天角，谓之金吾执法。其天关地轴，拱卫紫垣。实在是个万里难寻的好穴处。”

蒋介石听了，大喜。太虚法师又说：“我今已说破天机，龙穴已动，公当在中山陵、孝陵间盖一亭，谓之‘正气亭’，可将龙镇住。待公万年之后于此安然，虽不能保蒋家江山万世，也使你蒋家福寿绵长。”

蒋介石听了更喜。数日后，蒋以寻览钟山名胜为由，扶杖登山，自紫霞洞西爬上层岗，远眺天阙，见太虚所示之处，山川之胜，林壑之美，他处无法相比。又见此处既高于明孝陵，又低于中山陵。东为紫霞洞，西为独龙岗宝珠峰，下为“忠烈塔”——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四周环境幽雅，悦人心目，遂令下属就岩下开石筑亭，名为以壮观瞻，实为按太虚所嘱。

时因抗战结束仅一载，国内经济甚为困难，中山陵陵园管理委员会拿不出修亭之款，后由美、英的一些华侨捐款亭子方始动工。

亭子图纸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3种式样。蒋介石要太虚法师选定。太虚选定了其中之一。此亭为方形，重檐飞角，顶覆琉璃瓦，画梁彩栋。式样选定之后，便动工修建。其亭以苏州花岗石为底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富丽庄严。是年秋，工程告竣。蒋介石看了，很是高兴，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亭名。这3个字用锱金阴刻于亭正面横眉上。两旁抱柱联亦为蒋介石亲笔所写，为蓝底、黄边、金字。联文为：“浩气远联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落款为：“蒋氏中正”。亭后砌有花岗石挡土墙，墙中央竖有碑刻，碑文是由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中日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一、未能将日本融入华夏东亚天朝体系的后果：中日间战争是常态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历史上中华民族成功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既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再加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即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

然而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性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既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

二、第一次中日战争，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院政、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三、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坚决拒绝这一要求，下令准备防御工程。忽必烈闻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大海中时损害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于公元1281年，忽必烈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再次进军日本。元朝的两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

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首战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攻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成为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四、第三次中日战争：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发动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战争开始阶段，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日军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歼灭了海上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夏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重创，明朝援军继续进击日军。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既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已经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而这以后的战争，就是中日历史上的第四次百年战争了。

五、第四次中日战争：中日近代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公元1894年、1931年）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后，日本不断在中国制造事端，逐步蚕食中国领土。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近代中日战争方才结束。

第五章　近代史上的将军

国共二十位抗日名将

彭德怀元帅：八路军副总司令。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发动的最大的一次对日作战行动，消灭敌军25000余人，战果巨大。尽管这次战役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它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这一战绩中共其他将领无法比拟，作为这一战役的策划者和总指挥，彭德怀以高票当选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彪元帅：八路军115师长。虽然他只打了两仗就出国了，但平型关战斗意义非同小可，它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第一次取得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次胜利就如同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取得的第一枚金牌一样，成绩虽不是十分出色，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刘伯承元帅：八路军129师长。抗战头三年，他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对日战斗，大多是伏击战，比较著名的有七亘村重叠设伏、黄崖底、广阳、长生口、神头岭、长乐村、香城固等战斗，规模虽不是很大，但积少成多，总成绩也颇为可观。

粟裕大将：新四军1师师长。韦岗之战虽然只是游击队级的战斗，但毕竟是江南新四军对日寇的首战。车桥战役虽然是叶飞指挥的，但毕竟是粟裕筹划的，一师灭敌十万人虽然大部分是顽军，但毕竟有不少是鬼子。

杨靖宇将军：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是一座巍然的丰碑，他的伟大不能用打了几次仗、消灭了多少敌人来评价，他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然而一带英雄末路，叱诧风云的抗联领袖竟然被一个鼠辈出卖，惨死于贼寇之手时禁不住让人悲从心来、喟然涕下。

陈赓大将：八路军129师386旅长。八路军建立后，129师385旅大部留守陕北，129师打仗主要靠386旅，所以，刘伯承的战绩和陈赓基本上是一体的，刘策划，陈战场指挥。陈赓的军事指挥水平很高，并不亚于一些元帅。

左权将军：八路军副参谋长。总司令朱德谦虚敦厚，后又回延安。参谋长叶剑英长期在南方局搞统战。八路军的前线指挥主要靠彭德怀和左权。左最大的战功就是协助彭策划并指挥百团大战。还指挥过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过黄崖洞保卫战，此战我军借助有利地形，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日军800余人。在八路军总部被鬼子铁壁合围时，左权撵走了彭德怀，自己指挥部队突围，结果壮烈牺牲。

聂荣臻元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主要战绩：配合林彪打平型关战斗，指挥杨成武打黄土岭战斗，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多次指挥反扫荡。聂荣臻军事作战战果并不突出，他的主要功劳是建设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晋察冀深处日军大后方，牵制了大量日军主力部队，对全局来讲，功劳很大。

吕正操上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抗日很坚决，不仅在八路时期，抗战前是东北军张学良部下，即便在张学良手下时，也是强硬的反日力量。但冀中军区部队战斗力不强，大多是反扫荡，主动对日作战不多，战果并不十分突出。由于冀中根据地文化人多，解放后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文艺作品很多，影响较大，吕作为冀中军区司令，水涨船高，自然名气很大。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就是他当年的杰作。

赵尚志将军：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悲剧色彩比杨靖宇还浓。杨靖宇虽然惨死于日军手下，但在革命队伍里毕竟受到尊崇，德高望重。赵尚志则不仅要外抗日寇汉奸，对内还要遭到自己人的怀疑、责难和处分，两次被开除党籍，遭苏军逮捕。堂堂的抗联总司令后来只能带一个小分队和鬼子作战，最后和杨靖宇一样，遭蟊贼出卖，被鬼子杀害，令人愤懑。

国军抗日十大名将：

张自忠将军：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国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将军：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林彪，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将军：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19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

孙立人将军：新1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

薛岳将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

卫立煌将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19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

傅作义将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北方最著名的国军抗日将领。19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19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军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

戴安澜将军：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张灵甫将军：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戡乱战争时被共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王耀武将军：第74军长。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

十大元帅的十大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朱彭林刘贺，陈罗徐聂叶），戎马烽烟，历尽坎坷。在3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平均寿命达到80.1岁，其中5人活到89岁以上。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是如何渡过的？

罗荣桓去世，毛泽东很悲痛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

中共建政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1954年6月19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1960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2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1963年9月28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12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12月21日，首都各界6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2月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10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

贺龙：文革中去世的第一位元帅

贺龙，湖南桑植人。

中共建政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在元帅中最先受到冲击。1966年12月28日，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捣乱，周恩来建议贺龙到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新六所暂住。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揪斗贺龙，贺龙的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后，夫妇俩躲进中南海。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叫他们留在西花厅，暂不要回家。但很快，周恩来也保不住贺龙了，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被关进西山。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脑缺血失语，住院几天后出院。1969年6月9日早晨，贺龙再次被送进医院，六小时后去世。专案组6月11日的报告称：经多方全力抢救无效而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白床单。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存放何处。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贺龙悄悄火化。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九一三”事件后，这个结论不了了之。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4日，毛泽东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但仍写有审查是必要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镌刻着贺龙的生平，编号81。灵堂正中挂着贺龙遗像，四周摆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送的花圈。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轮流守灵。左臂戴着黑纱的周恩来一进大厅就大喊：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叶剑英把中央军委主持追悼会改成由邓小平主持，并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推翻对贺龙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为所有受贺龙案株连的人彻底平反。

林彪：死在异国的元帅

林彪，湖北黄冈人。

在元帅中，林彪是最年轻的一位，恐怕再也没有比他更大起大落的元帅了。

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因为会打仗，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担任了红四军军长。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担任一一五师师长。平型关大捷，使林彪的名字享誉国内外。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率先发动辽沈战役，解放了全东北。接着，他率领百万大军，进军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四野先后消灭国民党军达180万。1955年授衔时，资历较浅的林彪因赫赫战功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准备让长期休养的林彪脱军装，主管与台湾的谈判。实际上，这时林彪在党内的位置已经超过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被戴上接班人的帽子，并写进党章。但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在山海关机场，林彪登上三叉戟飞机。三叉戟强行起飞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荒漠上。当时到坠机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并不知道九具尸体中有林彪。因为天热，蒙古方面就地掩埋。后来，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带回苏联。

陈毅：毛泽东亲临吊唁的元帅

陈毅，四川乐至人。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毅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因毛泽东保他，他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直到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陈毅再次入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并有局部转移。

9月，由中央军委安排，陈毅从中南海搬到北新桥永康胡同7号。9月21日，听“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以后连续几天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陈毅拿着自己在医院写的几行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讲了一上午。刚讲完，一股鲜血从鼻孔冲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下床。

11月6日，陈毅的病情突然恶化，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11月下旬，陈毅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为解决进食问题，周恩来批准给陈毅做手术。术后病情略有好转，年底，陈毅又持续昏迷。

1972年1月2日下午，李先念来看陈毅。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你，老同志了……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神志非常清醒，似回光返照。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赶来与陈毅长谈。1月3日，陈毅陷入昏迷。1月4日下午，叶剑英刚离去，陈毅醒了，问叶帅来了没有，很快又昏迷过去。经医生抢救，恢复自主呼吸，认出守在床边的夫人和四个孩子。女儿姗姗握住爸爸的手，贴在爸爸嘴边，听他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

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闻讯赶来，泪流满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张茜叫姗姗赶快念，姗姗说，爸爸如果你听得到，就闭一闭眼睛。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叶剑英和张茜几乎同时让念第二遍。而这时陈毅的眼睛虽然还睁着，却没有反应了。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逝世。

双目失明的刘伯承极为悲痛，被人搀到医院，人还没进门，哭声先冲进去了。刘伯承用手代眼，从陈毅的面部摸到胸部，不停地说，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

陈毅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而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市内的嘉兴寺，在八宝山举行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还是第一次。本来安排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600字的悼词。人员定在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许多要求参加追悼会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都被婉拒。

1月8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上画圈儿，将悼词中“有功有过”画掉。1月10日13时30分，毛泽东突然要调车，他连睡衣也没更换，穿上大衣就去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饱受痛苦的元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9月，彭德怀被分配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

1966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第二天，彭德怀不能起床，被送进267医院，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就是这样，仍被批斗。1968年1月，因“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被连续提审十次，春节前后审讯更加频繁，有时连续11个小时，不让吃饭喝水，致使他多次晕倒。

1970年起，彭德怀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他没有当回事，抗战时在敌后就有过。以后又便秘，以为是痔疮。1972年，彭德怀的病情明显恶化，每天便血四五次，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1973年4月10日下午，便血近1000毫升，联系几所医院，都没住进去。4月17日，彭德怀被紧急送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发现是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了。

1974年元旦，彭德怀说这是最后一年了。此时他已经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德怀说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

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他最后对专案组说，我一生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11月29日14时50分，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突然脸露红晕，随之口鼻出血，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病死。彭德怀批注过的62本书也一起被火化。申请火化表上写着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是父女关系。骨灰盒是用没上油漆的粗木板做的，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上面贴一张纸条：王川，男，32岁。

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彭德怀的遗像下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全面、公正的评价，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

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德：德高望重的元帅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

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作为元帅之首，朱德从未拿过元帅工资。军队九大元帅（除林彪外）的传记，只有朱德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而别的元帅传记都由军队编写。

刘伯承：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

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时，他年近古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刘伯承常说自己是个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1964年7月4日，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长期住在医院。1973年他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与世长辞。10月14日，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的遗像三鞠躬。聂荣臻臂戴黑纱，坐着轮椅来了，泪流满面。他多次看望病中的刘伯承，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徐向前挥笔写了一首诗：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按刘伯承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向他战斗过的地方。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儿雁翎、幼子太迟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从飞机上将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开县赵家场。

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元帅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两人哈哈大笑。

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

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好转。

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院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他得了脑血栓、肺炎、腹泻，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

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

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

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徐向前：一向很低调的元帅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

1990年3月以来，徐向前心绞痛频发，有时一日数次。紧急治疗后，仍没有完全消除。6月5日，又患了感冒、低烧，换了几种抗生素，都无效。6月27日，徐向前住进301医院。因为高烧，他好几天没有入睡，报了病危。6月30日，高烧39.8℃。因为以前徐向前得过三次肋膜炎，肺功能不大好，平时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没发过这样高的烧，都以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医生用冰毯加上抗结核药物治疗，使他的体温趋于正常，慢慢地可以聊天，也可以下地了。医生说，9月可以出院。8月5日，夫人黄杰和儿女全来了，徐向前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抗结核药物严重损害了徐向前的肝脏，造成亚急性肝坏死，多脏器衰竭。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无力回天。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前的心脏停止跳动。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高度评价了徐向前的一生。唁电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七个大军区党委分别致电中央军委。海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等老区人民也纷纷发来唁电。

10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亿万军民沉痛悼念徐帅》和《徐帅病重期间谆谆寄语全党》的新闻稿。10月18日，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在301医院小礼堂，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枪肃立。徐向前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徐向前作最后的告别，并向守灵的亲属表示慰问。八名礼兵抬着灵柩缓缓送上灵车。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徐向前生平的电视片《光辉的业绩》。

遵照徐向前的遗嘱，中央军委指示，11月1日至10日，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徐向前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撒放骨灰。

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五台县烈士陵园。

聂荣臻：最后去世的长寿元帅

聂荣臻，重庆江津人。

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衰住院。经两个多月治疗，转危为安。出院回家后，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稍活动就气喘，心衰一天比一天严重。1992年2月14日下午，聂荣臻对两位秘书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还是革命时间来说，同党内尚健在的老同志比，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现在死了也无憾无悔。目前我的病情日见沉重，你们可要作好准备。3月，聂荣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由于聂荣臻坚持不住院，就在家中监护。

4月12日下午，聂荣臻自觉病情沉重，对秘书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算临别遗言吧。我入党70年，从未离开过党交给我的岗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聂荣臻对女儿聂力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这次谈话，经秘书根据录音整理，给聂荣臻念了一遍，他表示可以。

这期间，聂荣臻依然听文件，医生只同意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1992年5月14日上午10时，聂荣臻听《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下午仍听文件。晚上，他看电视新闻，休息片刻，又看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时，工作人员关了，他同意剩下部分明天看。大家围着聂荣臻聊天，说到菜价贵，聂荣臻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嘛。大家说，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指示搞菜篮子工程。聂荣臻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请聂荣臻休息。已经是21时多了，护士给他洗脸洗脚。聂荣臻问他的军事文选怎么样了，秘书说解放军出版社讲，今年建军节一定出版，请您放心。聂荣臻说，那好。随后对家人说，你们也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平时聂荣臻入睡不久，大家可以听见鼾声，今天却没有。正好这天301医院副院长汪石坚和几位专家都在，十多分钟后发现聂荣臻的室性心律严重紊乱，极度心衰，赶快进行抢救。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心脏停止跳动，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

按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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