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宣扬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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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第2版)(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试读：
第2版前言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始终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延伸，有时充满阳光，有时陷入危机，使理论本身运载着人间希望和创造精神，一再地经历重生和创新的过程。鲁曼本人的思想创造历程，也恰好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理论的重建演变过程。在谈到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建过程及其核心问题时，鲁曼指出：“在最近几年，我环绕两个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的理论计划而工作。一方面我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系统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这个理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gency）概念为起点，而且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自我参照关系理论（Theory of Self Referential Relations）以及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中得到启发。在这里，‘复杂性’（Complexity）和‘意义’（Meaning）概念是进行功能分析的关键。另一方面，我集中研究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当代社会，我们再也不能把它描述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某种‘科技贵族专制系统’（a scientific technocratic system）。我们必须改之以一种指涉社会分化的社会定义。不同于一切早先社会的当代社会，它是一种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要求对于它的每一个单一功能次系统进行详尽的研究。再也不能从一种单一的主导观点去把握社会。反之，要详细理解它的运作动力，必须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经更加相对地自律化了，而且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环境。”[1]
针对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形成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不但是从理论层面，而且尤其是从我国近代社会建设层面，我们都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其实际运作过程，灵活地应用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对其中的法律系统、教育系统、政府权力系统、艺术系统和宗教系统等进行专门化研究。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也已经逐步引进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但从理论以及它同现代化实际问题的结合来看，仍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需要学术界通过研究、调查、分析和争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推动起来。
借再版的机会，对原版中的旧资料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杨宗元主任和符爱霞女士及其编辑团队，她们为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真诚的帮助。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2016年元旦注释
[1]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xii.
初版前言
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已于1998年与世长辞。当代又一位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离开了我们。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界的一颗巨星，他以其辉煌作品的灿烂光芒，照耀着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从60年代起，他便不停顿地，甚至可以说极其执著地以其独特风格撰写大量著作，建构出当代社会理论史上一个最浩瀚、最深刻而又最丰富的社会系统理论，为研究和了解我们自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和“另类的”理论典范。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理论遗产将永世长存。
我本人有幸在1980年同鲁曼见面。他以非常谦虚的态度询问我对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1921— ）的《论方法》（La méthode）的看法。当时，莫林的《论方法》第二卷刚刚出版，强调了当代生命科学的革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莫林在他1977年出版的《论方法》第一卷中，就已经提出“不确定性”的重要概念，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不确定的混沌系统。由这种极不确定的混沌系统所产生的世界复杂性，要求人们建构一种具有选择性的“组织”概念。所以，在《论方法》第二卷中，莫林进一步综合了极端复杂的生命活动与极端复杂的周遭世界之间的整合、选择、适应、自我组织以及互动的关系。鲁曼对莫林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肯定，使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思想家的睿智风范。
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实际上就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理论产物。鲁曼认为，当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地方，主要是它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区分化是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的话，那么，当代社会的区分化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专业化和自律化。正如鲁曼自己所说：“在最近几年，我环绕两个相互穿插和相互促进的理论计划而工作。一方面我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系统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这个理论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gency）概念为起点，而且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自我参照关系理论（Theory of Self-Referential Relations）以及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中得到启发。在这里，‘复杂性’（Complexity）和‘意义’（Meaning）概念是进行功能分析的关键。另一方面，我集中研究一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a theory of modern society）。对于当代社会，我们再也不能把它描述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某种‘科技贵族专制系统’（a scientific-technocratic system）。我们必须改之以一种指涉社会分化的社会定义。不同于一切早先社会的当代社会，它是一种功能上不断分化的系统（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system）。因此，对于它的分析，要求对于它的每一个单一功能次系统进行详尽的研究。再也不能从一种单一的主导观点去把握社会。反之，要详细理解它的运作动力，必须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教育、宗教、家庭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经更加相对地自律化了，而且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环境。”（Luhmann，N.1982：xii）由此可见，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称为一种现代性理论。正如我们在本书各章节将要进一步分析的那样，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特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当代社会不断区分化的机制及其各种可能趋势，指出当代社会分化的特征及其所引起的一切复杂后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社会系统理论所集中分析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社会系统的特征。
如同其他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样，他在生前也遭遇到可悲命运。他的作品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未能被多数人正确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理论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许多人未能深入其中而徘徊在它的外围，也使他的理论甚至在他在世时便已被冷落或被神秘化。有些社会学家，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李兹尔（George Ritzer，1940— ），在其洋洋巨著《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中，竟然避而不谈鲁曼社会系统理论。（Ritzer，G.1992）乔治·李兹尔对于“社会学系统理论”（soci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只不过是按照巴克利（Buckley，W.1967）、里连费尔特（Lilienfeld，R.1978）和巴尔（Ball，R.A.1978）等人的标准去谈论和评价。在乔治·李兹尔看来，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算不上“社会学理论”。其实，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高度抽象化的反思性精神产品。如果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至多也不过要求我们多加思索和反复细嚼慢咽罢了。
20世纪末各种繁杂而多元的思潮及其文化产品，以越来越短的高频率和越来越紧迫的周期而层出不穷，不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人的思想惰性。在这种情况下，像鲁曼社会系统理论那样的深刻理论，往往遭受冷遇也就不奇怪了。“系统”本来并不神秘，也并不是深不可测。一方面正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社会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模式，决定了系统的普遍性。先撇开鲁曼艰深的系统理论不说，单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现实的世界中，人们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常用“系统”概念，并以“系统”概念作为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或手段。就是这样，“系统”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手段或工具。也就是这样，“系统”随着人的生活及其活动而普遍出现。因此，“系统”无所不在。“系统”不但到处存在，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系统”之中。“系统”的概念是人类从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认识到和体会到的。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一般人就会从实际生活中学会使用“系统”概念；人类的实际生活和活动，特别是科学家的各种科学实验以及由实验中所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又进一步使“系统”概念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或其他理论家所提出的“系统”概念，正是建立在人类实际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在鲁曼看来，人类社会的生命是同它的系统性分不开的；社会始终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Gesellschaft als soziales System）。（Luhmann，1998：16-17）不但可以将社会、自然和我们的行动看做一个一个的系统，而且，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如果说生命本身就是系统的话，那么，反过来，任何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也同样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因为任何系统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单位，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原因和基础，也都是靠其自身内在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维持其存在的根基。我们不但身处于系统的环抱之中，而且还生活于系统之中。系统之中有系统，系统之外也有系统。同时，每个系统既是系统本身，又是一个独立于其自身之外而运作的其他系统；因为对于自身而言，每个系统固然就是系统本身，但对其他系统而言又是与之无关的独立的统一生命体。对于所有的系统而言，作为一种统一体，每个系统各内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各个系统构成独具特色的生命体。
鲁曼所要强调的，是每个系统的高度自律性、独立性及其不可化约性。每个系统，在鲁曼看来，都有其自身的独立生命。这是由体系或系统的自律性所决定的。在这里，鲁曼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当代生化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系统的生命力及其独特性，决定于它的功能的自律运作。对于鲁曼来说，每个系统的自律性都是靠其独特功能来维持的。系统的自律性使它永远不会受到其系统本身之外的各种因素的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靠其内在各因素间的特有关系来决定。这一点是掌握各系统运作特有逻辑的关键。这也就是说，基于各系统内在因素特有关系而运作的系统，虽然要充分考量它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虽然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归根结底，系统只是将其环境的影响当成外在因素，当成其自身进行自我调整，以应付环境变化的次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并不被环境及其变化所决定。换句话说，虽然环境对于系统来说是重要的，但环境的任何变化，只有通过系统自身内在因素相互之间的自我调整或协调，才能对系统发生有效影响。就此而言，系统同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一点也不遵循传统逻辑所规定的那种单线单向的因果关系规则。
系统到处存在，但系统又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多质和单质之别。系统与系统之间虽然也存在复杂的关联，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属于同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鲁曼把系统同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成与各个系统内各种关系完全不同的关系。鲁曼把任何一个系统与系统以外，包括其他各种系统在内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系统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同其环境的任何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化约为系统自身内部诸多因素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同环境间的关系，只能附属于系统内部各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系统的这种性质，使各个系统之间明显地具有各自的排他性。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说的正是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不可化约性和各系统意义的不可翻译性。
鲁曼在研究系统性质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系统的各自独立性主要来自各系统内在生命的自律性，而这种系统自身的自律性，又是各系统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条件。鲁曼认为：决定各系统生命独立性的基础力量，就是各系统生命的自我生产；而各系统生命的自我生产又是在其自我参照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各系统的自我生产是各系统独立生命自律运作的根本表现。自我生产是系统特有功能的运作结果，也是该系统特有功能继续维持和运作的基本条件。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功能，也就有不同的自我生产方式。系统可以有许多重要的性质，诸如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决定系统能够长期稳定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正是各系统生命本身的自我生产能力。各个系统的生命自我生产能力一旦停止或消失，各个系统也就不再存在，各个系统也就谈不上还会继续同其他系统发生关系。
系统的存在样态及其相互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是由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并不是鲁曼一相情愿加以人为抽象的复杂化。当人类文化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人类的智能及其自由创造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作为人类自由创造产物的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及各种文化形式，都已经实现了高度专业化和自律化。组成各个社会系统的各个分工领域也因其功能分化而高度自律。人类文化越发展，以各个行业和各个专业为其独特系统形式的各种文化，越渗透着人类创造精神的生命力，因而也就越具有创造性生命体的独立自由因素。当代人类文化的这种高度分化和自律的性质，使鲁曼极端重视以系统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专业文化的自律性及其自我生产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无非就是当代社会文化高度分化，又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实际状况的理论概括。所以，不但不能埋怨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复杂性，而且相反，应该感谢鲁曼如实地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我们所生活的各种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和“过度复杂性”（Überkomplexität）。以艰苦的反思代价而掌握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及时跟上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脚步，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实际地面对我们所生活的极端复杂的社会世界。
由于社会系统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再加上鲁曼本人勤奋的创造性思考，并以敏捷的笔触撰写出大量的理论著作，使本书不得不采取高度浓缩的论述形式，集中围绕鲁曼具有代表性的基本著作及其中所论述的主要概念，对他的社会系统理论进行初步的探索。
当然，由于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重要性，本书也不得不尽可能完备地重视围绕他的理论所展开的学术争论和研究。因此，本书在评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同时，也尽可能大量地引用和参考别的学者对他的理论的评论和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资料。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虽然具有总结当代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特征的性质，但他毕竟只是从一个方面，以一种思考取向进行总结和概括。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使当代任何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不管其思考深度和方法的灵活性如何，都无法全面把握当代文化生产的复杂性。因此，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缺失。鲁曼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缺失，不能怪罪鲁曼本人，相反，只能反过来证实当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复杂性所产生的吊诡性。当代任何社会理论的吊诡性，不但不构成各种新理论之“非正当性”的根据，不但不构成这些理论自身的“异常性”，相反，却表现了当代理论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正常逻辑，表明当代任何社会理论的再生产活动所固有的游戏性和冒险性。
理论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精神创造自由活动的产物，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越发呈现出其风险性和游戏性。以为理论创造只能显现为精神创造活动的顺利开展过程，是一种误解。同时，以为理论越创造，就会因知识的扩大而越使人更全面地掌握客观规律，可以使人更加自由，这种看法也只是看到了理论和知识发展的一个面向，只是看到了知识发展的积极层面，却看不到知识发展所不可避免引起的消极面。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传统原则和路线，使人误解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终将彻底地解放人类本身，可以使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启蒙理性以为，知识越多，技术力量越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秩序越理性化，秩序就越稳固，人类行为也就越标准化；而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掌握和支配能力越强，人类越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因而也越远离混乱的偶然性王国。所有这一切，已经被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证明是不恰当的。启蒙理性决定了其历史观，也决定了启蒙理性主义者会将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历史，当成一种线性上升式进步的发展模式，似乎文化越发展，就越远离原始社会时代的混乱无序状态，越采取有秩序的理性化结构的模式。但近现代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结果，已经使启蒙时代的梦想完全破灭。知识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从事实上有力地证明了：知识和技术越发展，我们认知和掌握的事物越多，我们就越发现未知事物很多，越发现无从把握的偶然性很多，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样的事实不能单纯从消极的观点去看，而是需要从积极的观点去看待。对于真正具有自由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来说，由自由创造所带来的风险性越大，其从事自由创造冒险活动的真正推动力量就越大。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自身的吊诡性，为我们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反思所带来的启发是无可估量的。
鲁曼社会系统理论虽然采取非常抽象的复杂理论形态，但它对于极其复杂和多变的当代社会文化总体来说，仍然具有“简单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以理论概括形式将当代社会文化的复杂结构简单化的结果。鲁曼自己说过，一切以往的经典社会理论，对我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化约复杂性（reduces complexity）。（Luhmann，N.1979）我们现在也可以同样地以鲁曼对待经典理论的态度来对待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本书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凸显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最一般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对于鲁曼系统论的宏观分析，从它的理论背景、脉络及其与历史和当代系统论的关系，同时也就其整体架构论述其特征。第三部分是对其理论内容、基本范畴就其相互关系进行微观分析和探究。第四部分是将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理论家的社会理论加以比较，特别是集中针对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进行分析。
鲁曼的去世虽然意味着他的理论创造活动的终止，但由他的深刻思想所引发出来的理论探讨和争论方兴未艾。因此，本书的出版，只是作为对他的理论的初探形式，仅作为抛砖引玉而期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人类社会和文化正经历着新旧世纪交接的关键时刻。西方现代性文化以其积极的成果及其吊诡性，一方面将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繁荣和活跃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带来从未有过的新冒险局面，为人类文化重建开启了许多新思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和同时代的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人类学理论（Bourdieu's Theory of Reflexive Social Anthropology）、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伊莱亚斯文化过程理论（Elias' Culture Process Theory）、季登斯结构化理论（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以及其他各种新型多元化社会文化理论一起，成为世纪交接时期重构整个人类文化的反思出发点。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一步走向极端复杂化的今天，由一种超大型的理论论述体系化形式主导，甚至控制整个理论思考的方向，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21世纪的文化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多边的和多变的，是更具活泼生命力的，因而也必定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今后，任何论述理论体系的更新和再生产，将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为21世纪理论创造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就是鼓励这一代和下一代理论家，以更大的冒险的自由创造精神，从事理论和文化的反思活动。高宣扬2005年4月1日于上海同济大学
代自序：在哲学与非哲学中迂回
我的哲学生涯，就是我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浪迹天涯的生活历练以及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时时推进我的思想情感，穿越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通过在各种文本中的循环迂回反思，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从十五岁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国内外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命运，我始终同哲学打交道，并在同哲学的交往中，不断地改变对哲学的看法，而我的命运本身，也渗透着哲学的神秘力量，使我品尝了生命过程的酸甜苦辣滋味。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照和澄明，见证了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和怀念。当尼采在晚年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时，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情，由衷地称叔本华为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参见尼采Unzeitgemβe Betrachtungen，1873—1876），从而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时时伴随我思想脉动的内在力量，来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遭遇。而在我所遭遇的关键人物当中，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就是五个人：我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他们分别地出现在我生命转折的不同时期，使我在亲身经历的不同生活时空中，从出生入死、苦乐交替的动荡不定生活和深沉反思中，懂得了哲学与生存之间的血肉交融关系，体会到哲学的开放性及其在人生历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流连忘返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初，在阴历虎年岁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我出生在一个漂泊海外多年的华侨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靠他们所获得的暨南大学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凭，四十多年如一日，始终任教于华侨教育界。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永远都以任教的学校为家。如同萨特从小就在其外祖父的带领下看书一样，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身为华侨学校教师的父母的教导下，培养出以看书写字为乐的生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不但给了我肉体生命，尤其还赋予我精神生命和哲学灵魂。
打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同她批改学生作业，殷切期盼她在夜深人静、改完学生作业之后，字字句句带我习读动人的神话。妈妈耐心地指导我看书，并在阅读中，启发我敞开想象的大门，训练我最初的超越现实的能力，还教我学会查《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和看地图。爸爸则几乎天天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向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并严厉地要求我熟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试图让我从人类经验中，体验人生的艺术。从此，查字典和看地图，成为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游戏活动；学校图书馆和挂在教室墙上的各种大地图，也成为我的玩伴和游戏场所。每当我在字典里亲自发现一个新词汇，认出一个新国家、河流、山脉或港口，就喜出望外地向妈妈报告，于是，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由此，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飨宴的珍贵机遇。
七岁那年，妈妈教我从头到尾系统地看书的最初读本，是当时学校图书馆藏的《苦儿努力记》和《岳传》。前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Hector Malot）所写的Sans famille（原文直译为《无家可归》）的中文译本，为中国作家夏丏尊所译；后一本是属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历史普及丛书。这两本书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魔力，对我的思想和生命成长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我的心灵成长过程，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一生命运的镜子和缩影：我本人所经受的大跨度时空变迁，大起大落，以及一切令人刻骨铭心的生活煎熬和情感震荡，都活生生地重演了两本书的情节。
当我第一次阅读《苦儿努力记》时，首先使我佩服的，是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竟把原来法文的著作流畅地译成中文！我当时就暗自立志，长大后要像他那样，成为懂得多国语言的作家。事隔三十一年之后，1978年，我移居法国巴黎，竟然在巴黎地铁网上，找到了《苦儿努力记》所提到过的巴黎东南郊城镇Boissy-Saint Léger。我兴奋地多次访问这座城镇，东张西望试图发现小说主人公雷米（Rémy）随同抚养他的民间杂艺表演老艺人的历史踪迹。以后，我又特地两次到《苦儿努力记》所讲述的法国东南弗朗斯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度假，来往于瑞士和法国边界，抱着缅怀、同情和鉴赏的态度，反复沉思流浪儿雷米当时徒步穿越这一地区山川大地的哲学意义，因为我已经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哲学炼狱与人生沧桑沉浮的过程中，体会到我同雷米一样，不由自主地在不同舞台上，演出了类似的充满戏剧性的游牧生活遭遇。同样地，《岳传》给予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不可磨灭的情结之一，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我身在国外何处，也不管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这一情结如同一股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我的思路和情绪的起伏；而岳飞晚年遭受陷害的悲剧，也在“文化大革命”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地“批斗”中，活灵活现地重演着：人们当时竟然对我的华侨爱国之心，抱着怀疑、鄙视，甚至嘲弄否弃的态度！
这一切，就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起点。随后，即使哲学把我带到古希腊、古罗马或古典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法国，都脱离不开少年时期母爱和母文化对我的熏陶；同样也无法抚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所刻烙留下的沉痛创伤，它们时时申饬着我的心灵，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并以顽强的精神，渗透到我所吸收的一切文化当中；反过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越是起伏不平，面临的新鲜文化越是层出不穷，我对生活和哲学的“流浪”、“迂回”、“永恒轮回”的性质，就感受得越深。
1952年，十三岁，是《岳传》所传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决定离开在印尼的温暖家庭，只身归国求学，并选择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作为我在祖国的落脚点。从热带零上二十多度的印尼到北温带寒冬零下二十度，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不但没有使我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悔恨，反而更加深了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决心。
正是在东北，我在母文化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时又大量地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使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青春期，被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五岁那年，高中一年级，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我的处女哲学读物。
毛泽东教给了我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的终身第一志愿。为此，我要永远感恩和怀念毛泽东。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和康德先后激发和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确切地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首先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解读马克思和康德。接着，马克思的哲学让我进一步学会将人的激情与哲学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辩证法的精神与生活的逻辑扭结合一，以大无畏的探索实践，寻求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真理。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我的导师郑昕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让我领悟到“人作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严；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理性及其界限，启发我要善于在生活中，依据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但又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1966年春天，我手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文凭，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工作，但迎接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对毛泽东、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理解，才真正地受到了检验，我也受到了终生难忘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像火焰翻滚的熔炉，熔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我的个人命运同无情的权力争斗、亿万人的生离死别铰链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但又最丰富、最珍贵、独一无二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身在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的北大哲学系，但我始终得不到机会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化大革命”对我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我反倒获得了机会，让我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反复穿越毛泽东和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思想、语言论述、历史、生活逻辑、生命情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神秘交错结构；同时，人类社会也以最典型的形态，暴露出它的正反两面性；历史的悲剧与喜剧，特别是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那些最丑陋、最肮脏、最虚伪的正式情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赤裸裸地同时生动地上演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历史浩劫，又是人性和兽性联合同场演出的历史狂欢节。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时时牵动着我的哲学思路。后来，即使到巴黎或台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经常从无意识的底层冒现出来，影响着我对世界和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我先后在香港地区、法国和台湾地区居住，也多次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足迹遍布欧、亚、美。同我的生活经历一样，我的哲学研究领域，涉及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我的学术领域的转移，同以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一样，一方面并非单向性和一次性的，而是循环的和重复的；另一方面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它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我的哲学研究本身，由于我对哲学持有开放的态度，促使我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其次，思考本身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其中来自生命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量，超出我的主体意识，推动我不断越出学科的界限，不仅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文本中间穿梭，也深入到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试图在多向和多维的时空中，寻求新的自由可能性；最后，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和不断转向过程，也引导我不断突破原有的范围。
在法国的二十五年，当代法国哲学家不断逾越传统哲学的边界，并与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式的创新过程，使我心花怒放，带领我跨入无限自由的哲学新天地。
从1978年起，历经颠沛漂泊而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终于领会到尼采为什么要以“超人”（der bermensch）的激情，宣告人的生存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所刻印的伤痕，早已见证了尼采的论断。其实，要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仅要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且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权力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充实、自我扩大的逾越欲望，是彻底摆脱自然状态的、真正的人的永不枯竭的生活动力，又是具有最高尊严的人，历练人生的纵横驰骋，泰然自若地出生入死，精通生死艺术，确信自己将“同这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崇高情操。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哲学家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真正地将自身的思想同生活情感、同人类历史、同他人的各种文本连成一片。
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是可以脱离实际的生命情感的。思维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孤立的主体意识之中；没有生活激情的思想是死板的，不同他人的文本进行来回交往的思索是贫乏的。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如同生活本身，理性、意识、情感、意志、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复杂因素，甚至包含一些无法说出、难于确定、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永远都混合在一起，而且也紧密地同思考者本身的生命律动及其生活世界相交错。哲学只有在同非哲学的比较、交往和对话中才能存在。哲学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使它本身永无止境地进行自我超越和超越一切。
然而，超越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永不平静，更不归结为胡作非为。超越过程，包含了生活中必要的平静和节制，集中了生活和思维的艺术性。在我最近研究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我再次感受到超越过程的审美意义。
在出国流浪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通过穿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文本的迂回，在陆续总结生活经验和哲学思考心得的过程中，撰写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论》、《解释学简论》、《德国哲学的发展》、《罗素传》、《毕加索传》、《萨特传》、《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社会理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后现代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等二十五本专著。由五百余万字所交织而成的文本，并不全是我本人所要说出的话语，因为生活和哲学思考所经受的体验和其中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如实地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以折射镜的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律动和情感。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书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它们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方面，体现了生活和哲学生涯的流浪特质。
今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高宣扬谨识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第一章导论第一节 鲁曼的理论修养及其理论成果
德国社会理论家尼克拉斯·鲁曼是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鲁曼系统地总结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有关“系统”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加以改造，使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不仅包括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系统”的最新成果，包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理论成果，而且也包括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对于“系统”的探索的理论观点，还包括人们从最广泛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所总结的通俗“系统”概念。这一切，为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奠定了最牢固和最坚实的基础。（参见拙著《当代社会理论》，第十四章）
鲁曼不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人类的系统概念，而且很注意从哲学和多学科整合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特别是从当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系统的研究应用成果中，从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既从宏观方面，也从微观方面，重新全面地研究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
有的人只看到鲁曼社会理论庞杂和系统化的一面，因此片面地认为他的社会理论是某种“大型叙述式”或单纯宏观（巨视）社会理论。其实，他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明白地说明：预计将耗费三十年研究过程才能初步建构的理论体系，包括了总论、各论和总结三大部分。其中总论部分，显然是宏观地探讨当代社会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特征，各论部分就是微观分析当代社会各领域的功能特征及其独立自律性，而第三部分将在更高的层面，使宏观和微观两者结合在一起。所以，正确地说，鲁曼的社会理论也是当代各种社会理论试图将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的一种努力成果。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1947— ）等人倒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参见亚历山大等人所编The Micro-Macro Link，1987：34）
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研究，固然是建立在他的个人才能及其扎实而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识基础上，建立在他自己极其丰富的技术管理阅历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帕森斯对他的理论影响，确实是决定性的因素。（Luhmann，N.1987a：235；Haferkamp，H./Schmid，M.1987：9）关于帕森斯对鲁曼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两者在理论思想上的异同点，本书将在以下相关章节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在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注意到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同帕森斯结构功能论之间的某些渊源关系，但忽略了鲁曼对于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批判以及他的创造性贡献。实际上，他在研究和总结帕森斯结构功能论时，不但跳出了传统系统观点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框架，而且也试图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论证了当代社会自我生产机制的重要基础，强调必须以严谨的方法和程序，微观地分析当代社会系统的自我生产复杂机制，揭示社会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具体功能运作所隐含的微观过程，并把这一过程本身当成社会系统自我生存和不断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使他一方面宏观地将社会当成能自我生产的“系统”，另一方面又微观地深入分析社会系统内部那些面临周遭环境时做出的种种微观反应的过程。他在总结帕森斯结构功能论时，逐一地分析了帕森斯的失误之处，就其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构，对“意义”、“沟通”、“演化”等关系到结构功能论根本问题的关键范畴，重新给予独创性的探讨，这使他能从帕森斯的失败中找到理论重整的出路，为结构功能论的新生摸索出可能的方案。
实际上，鲁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集中学习研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以前，已经对“系统”概念及其有关理论有深刻的认识。所以，有关帕森斯对鲁曼的影响，不应该过分夸大。鲁曼是在德国的实际生活中，在其对于社会的细致观察中，逐渐发现“系统”概念的重要性。他在现实生活中，在接受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意识到，不论是科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或社会学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在观察和分析社会及自然现象时，都不知不觉地将“系统”当做认识和分析的工具。作为认识和观察“工具”的“系统”，已经在人类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普遍地被应用。同时，他还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及演化，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分化，同样也显示出越来越复杂的功能交错关系。这一切，才促使他下决心到美国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探个究竟。
鲁曼的学术生涯本身也为我们生动地提供了社会学研究的某些原则。他并非毕业于标准大学的社会学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从一位“外行”变成社会学家的。
从1946年到1949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法律。在某些人看来，他当然并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专业社会学家。他只是到了成熟时期才转而研究社会学。但他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却出乎与他同代的社会学家的意料。他的社会学研究生涯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就是洞察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敏锐的分析方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固然重要，但像他那样经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吸取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养料，才有可能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才能为创造性的思考奠定基础。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要求开放的思维，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向我们显示：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向度和运动规律，在其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总是一次又一次超越人们预想的极限和界限。非科班出身的鲁曼之所以能够取得理论上的重要成果，正是由于他的思路开阔、无所拘束。可以说，他冲破了一切传统社会学思考的框架。
鲁曼出生于吕讷堡（Lüneburg）。这座位于汉堡东南部五十多公里的小城市，以其著名的盐业生产成为中世纪汉萨同盟的重要成员。吕讷堡的曲折小道两旁，密密麻麻地耸立着中世纪商店房屋以及鲜红得像牛血般的砖墙，在鲁曼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筑于14世纪的市政厅会议厅（Grosse Ratsstube）是全德国最华丽的建筑之一。当鲁曼来回慢踱在大厅欣赏这魅力无穷的古建筑时，他的社会学想象似乎又得到了创造的启示。
年轻的鲁曼，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到1946年，才有机会升入大学法律系。鲁曼在大学时代深受德国法学和哲学传统的熏陶，接着他又从事极其复杂的教育行政工作，在德国下萨克森州教育部担任行政管理官员多年。法学的学术训练使他形成了体系式的思考模式。严谨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的专业化分工给予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初步地养成了以“系统”的观察方式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习惯。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又使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根据他自己在接受访问时所说，他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狂热喜爱，使他早在从事行政工作时期，就已经大量地搜集和分类相关研究资料，建构起他日后进行深入研究据以参考的私人学术研究“档案库”。（Luhmann，N.1987f：53）他的学术“档案库”，储存了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最新数据，特别注意到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他的学术“档案库”的丰富性已经为他未来的复杂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经验数据基础。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当代社会功能分化的高度复杂性及其严重影响，由此确定了他日后研究社会系统理论的决心。如前所述，鲁曼在1960年初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对结构功能论进行学术研究并非偶然。他在50年代从事文化和社会事物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就已经广泛细致地收集和总结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经验，同时也注意到当时已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重大成果的系统理论，从而奠定了他献身于社会系统理论研究生涯的基础。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他在海德堡西南约三十公里的施派尔（Speyer；Spires）担任短期的行政管理工作。他虽然在这个坐落于莱茵河左岸并富有宗教传统的城市里只度过了短短的时间，但它在16世纪20年代抗拒罗马教会控制，从而成为新教路德宗教会基地的“光荣”历史，使鲁曼从此更加重视宗教活动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决定性地位。鲁曼经常在空闲时间，漫步在施派尔市具有悠久历史的大教堂周围。据说在10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亲自为大教堂奠立了第一块基石，并在其后数百年间接二连三地在此召开了五十多次宗教会议，使它成为基督教会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市。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六位支持路德宗的大公也在这里联合起来宣告对罗马教会宗教裁判所审判书的抗议，从此，路德宗获得了“抗议教会”（Protestanismus）的美名。鲁曼后来多次强调宗教在社会演化和分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受到了施派尔独特历史的启发。
鲁曼连续地在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各种组织管理工作，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收集组织管理方面的数据和积累实际经验。
法学家出身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鲁曼，在研究社会系统的初期，把研究重点集中放在社会组织的问题上，这主要表现在他于1964年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形式组织的功能与功效》（“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中。“系统”对鲁曼来说，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换句话说，系统就是“组织起来的复杂性”，也就是“组织化的复杂性”。当代系统的特征，就在于它并不仅是一种复杂性，而且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所谓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无非就是强调它是社会文化发展中功能分化及人为组织能力复杂化的双重产物。因此，在当代各种社会系统中，既包含了组织化的系统本身的自我分化的结果，同时又隐含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所投注于其中的各种精神能力，隐含着它自身今后自我发展所需要的生命动力。鲁曼在这一时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当代社会组织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及其分化机制。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各种制度及其对社会和人的活动的干预状况，为鲁曼思考当代系统进行自我参照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从此以后，关于系统和组织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关键概念。正是在“系统”、“组织”和“复杂性”三大概念之间，鲁曼试图纠正帕森斯结构功能论所处理的“系统”与“功能”之间的颠倒关系，即将原来帕森斯所强调的“系统”高于“功能”，颠倒成为“功能”优于“系统”。这就决定了此后鲁曼改造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基调，也隐含了鲁曼今后突现功能分化对系统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本思路。
从他在60年代所发表的早期著作中还可以看到，鲁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西方方法论及认识论的约束，不再执著于传统分析、思考和推理方式。他宁愿从实际发现的问题出发，从他所面临的各种实际的复杂现象出发，探索解决当代社会复杂问题的可行方案。他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研究中试图将源生性逻辑（genetic logic）和一种整合性逻辑（integrative logic）协调起来，以便借助于前者深入探讨社会中各种不同角色所产生的各种结构的机制，而借助于后者深入研究一个社会系统引发其不同成员充分发挥其各自不同功能的机制。这是鲁曼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社会文化组织的高度复杂性，对于系统的分析，不能局限于传统自然科学的逻辑，不能沿用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归纳或演绎方法，更不能单纯地满足于应用单向逻辑推理的方式。这就是说，在极其复杂的系统运作中，往往出现多成分的变化因素，存在多方面的演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系统的运作中，系统不只是作为一种现成的事物或单位而运动，不仅具有向上或向下的变化可能性，而且也作为一个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生命统一体。鲁曼所强调的源生性逻辑，主要是显示系统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特性，同时也是显示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多重方向可能性及其交错性，显示其变化的极端复杂的性质。
此后，鲁曼一方面充分吸收和发扬帕森斯等人的系统功能论，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讨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中有关系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使他在研究社会系统问题时，更集中地探讨系统及其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在他成熟期间的著作中进一步看到，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新的原则：任何组织的运作过程和任何系统的适应性，归根结底，都依赖于其环境中各种难以预见和无法控制的偶然性因素的活动以及该系统对于这些偶然性因素的“简单化”程序。系统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复杂的偶然性因素，为系统本身的运作带来许多变量，同时也提供许多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可能的演变方向以及可能的风险前景。面对这些复杂状况，系统本身所主要考量的，是其自身的继续维持及其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这是系统从其自身的存在和运作的前景出发所做的考量。环境尽管对系统的继续存在和更新发生威胁或产生压力，但对于系统而言，系统始终并不把系统以外的环境当成其自身；所以，系统最终总是首先优先考量其内在的因素及其变动的可能性，总是考量从其自身的潜在能力出发，探索发展自身或更新自身的可能性。系统所采取的“简单化”程序，无非就是系统自身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展现。“简单化”是为了使系统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是为了系统自身更好地维持其自身的独立性。所以，“简单化”表面看来是受到环境变化的结果，似乎是环境所逼而产生的，但实际上它是系统自身对于环境的主动反应，是系统优先考量自身的表现，也是系统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表现，是系统为持续维持和加强其自律性所采取的措施。然而，系统面对环境所做的各种“简单化”程序，又意味着系统自身的任何自我调整和自我生产都同环境的偶然性因素保持密切的关系。
鲁曼的学术生涯首先受惠于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1912—1984）。谢尔斯基在六七十年代，正好在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在这位社会学家兼法哲学家的精心管理下，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不仅生气勃勃，吸收了大量年轻有为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而且贯彻了跨学科研究的路线，将理论探讨与实践调查相结合。在他的帮助下，鲁曼才有机会到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多特蒙德市（Dortmund）的社会研究机构工作。接着他到多特蒙德北部的明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古老、具有丰富宗教人文传统的大学。1966年，他在谢尔斯基及社会学家兼人类学家格列森（Dieter Claessens，1921—1997）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德国大学教授资格文凭，在明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谢尔斯基在70年代初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任命为文化部长兼高等学校发展规划顾问委员会主席，创建比勒菲尔德大学，并在那里设立“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鲁曼在同年转任至比勒菲尔德大学。从此以后，他获得珍贵机会，一方面同谢尔斯基及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其中包括约阿吉姆·马特斯（Joachim Matthes，1930— ）、弗朗兹·克萨维尔·考夫曼（Franz-Xavier Kaufmann，1932— ）以及克里斯蒂安·冯·费贝尔（Christian von Ferber，1926— ）等人——从事社会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又能进行他自己的独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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