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蘅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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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蕉文丛·四弦琴试读：
总序
在酝酿组织出版这套丛书之时，我们取名为“旅人蕉文丛”，意在希望这套丛书像旅人蕉一样，为在求知跋涉中的读者，提供一片心灵遮风避雨的所在，奉献一掬清香的生命之泉，充分释放文学怡情悦性之效。于是，我邀集几位作家、老友，向他们索阅样稿，承蒙他们及时惠以支持，才得以完成这件有意思的事儿。
所谓丛书，应该是“文以类聚”，但千人一面，就失之平俗，所选的六本书，力求风格各有侧重，有说文谈史，有杂文随笔，有海外游踪，也有国内见闻，更有历史人物考证，长有韵味，短不谫陋，妙趣横生，“五味杂陈”，实如尝鼎一脔。
顾农说文谈史，言近旨远，所写之文多为“自己读书行路的收获和感慨”，他用闲谈式的随笔，将可谈与不可谈之物之事一一呈现，以飨读者。朱大路用“一寸见方”之文，说文表意，唱好了属于自己的“道场”，让遗落在“夹缝”里的题材，经过他的私人订制，成为富有个性色彩的符号。
三位女作家的散文，文笔清丽灵秀，情感细腻，别具一格。赵蘅用四弦之琴弹奏出人生岁月的丰富多彩，在记录书写生命故事之时，让我们感悟生命传承的意义，在追问“客从何处来”的过程中，翻看历史，体悟亲情。尤今用洞箫里流出的缤纷色彩将读者带进精神的伊甸园，将所见所闻所思形诸笔端，于轻松的述说中将生活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诲娓娓道来。朵拉笔调清新活泼，洒脱的行文中蕴藏着对人生、世态的情感和见解，其自出机杼，独树一帜，这大概就是“六经注我”的精神吧。
在初冬季节，读着出版社寄来的书样，感慨油然而生。读一本好书，犹如拜访一个高尚纯洁的灵魂，与之作心灵的对话，从作家的喜怒哀乐，以及他的取材、他的角度、他的发现，我看到他的快乐与痛苦，了解他的希望，我于是受到启迪，得到智慧，懂得感恩，变得聪明。
南方的冬季，不算太寒冷，找个僻静处，带上几本书，在暖暖的阳光下，静静地、寂寂地读起来，真有羲皇上人的感觉。借此机会，向丛书的作家、教授致以谢意，向出版社的编校人员致以敬意！
但愿这套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以它独到的语言、深刻的哲理、简朴的思想，哺育更多的心灵。刘克定2015年11月27日
题序：我的琴弦为谁拨响
拾回落在10年前的一个书名，是件开心的事！
起新书名时几次遇上自己得意，却被说成“看不懂”的尴尬，因而只好舍弃。如同一艘样貌颇“怪异”的船被搁浅在海湾泥沙里无声无息，终于有一天被重新挖掘出来。
四弦琴源自我并不熟悉但深知其美丽绝伦的夏威夷。那是种小巧玲珑且携带方便的乐器，琴皮不拘一格，可漆成五颜六色。因只有四根弦，具有简练、单纯、朴素的特征，这正契合了我一向对文字的追求。
四根弦并列，各有位置，便已不尽相同了，这也恰是我喜欢分门别类梳理做书的习惯。
因而，我将这些年写下的长短文按内容分成四部分，分别将其称作弦一、弦二、弦三、弦四。每根弦拨响一种声音，四种声音混合在一起，长长短短，高低缓急，时而如疾风暴雨，时而如诉如泣。就像我这70年的人生岁月，起承转合，丰富多彩，却苦难多于幸福，幸福又化解苦难，曲曲折折，喜剧，悲剧，我喜欢说自己善于化险为夷。
所收录的文章，最早的写在20世纪90年代，1990年12月5日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冰心老人。时局动荡中老人的风骨，激荡我的心，我拜访后做了追记。绝大多数文字写于近年，甚至有专为这本小书而作，带着新浸染的墨香的。文字涉猎前辈的老故事以及零零碎碎身边小事引来的人生感悟。一个人三岁看大，一件小事能见大道理，这是我素来深信不疑的。还有几篇是引来我眼泪、欢笑的书籍和影视作品的随想。
记录书写生命的故事一直是我的偏爱，自从明白了“养儿方知父母恩”和生命传承的意义，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寻我从哪里来，我的家庭从哪里来。这一探寻并不轻松，是需要勇气的，真相的证实常会令我喜忧交集，甚至要承担风险，何况我们的家庭经历了最惨烈的“二战”“内战”和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但无论如何，我的探寻越是深入，我的爱就变得越醇厚和浓烈。所以我的书总是首先献给赐予我生命的双亲，他们养育我长大，我怎样感恩也不会够！
正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身为抗战胜利年出生的由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老人的我，此刻的慨叹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活着就是奇迹，活着就有希望。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为我去世16年的父亲，去世6年的舅舅，许多在我笔下得以重现人格魅力、我尊敬的前辈们，还有我亲密可爱的朋友们献上我的思念和爱，我的琴弦为你们而拨响！
我更希望青年们能多了解一些我们中华的历史，明白前人是怎样走过来的。让它不要成为空白，不要支离破碎，更不可以被歪曲、变形、走样，不能让悲剧重演！
而我的琴弦会一直弹拨下去，生命不息，吐字不止。写于2015年5月22日南京父亲亲手种下的石榴花已挂满枝头弦一 寻故不管怎样，那天的雪，深深触动了少年的心怀！那些发生在远远近近的，听来的，经过的情景，此刻就像一幅幅画面都一一浮现出来。外婆的遗产
1992年5月19日下午5点，我的外婆走了。
从此再没有家族老少四辈数十口人一起祝老人家长命百岁的日子了！
现在回想起外婆八十大寿那年舅舅跪下磕头的情景，仍让我想笑，要是能再现一次就好了。
对外婆的记忆，慈爱和惧怕并存。这和自己在家族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早产儿的先天不足总会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比方大家越说我呆，我便越会时不时发生让人抓住这呆的把柄的事情。
好像不止一次在家族聚会吃饭时，外婆一连唤了我几遍“二木头！”我都没觉察。我偏偏被安排坐在她老人家的对面，等我这个比常人慢几拍的傻孩子反应过来一抬头，发现外婆正夹了一筷子菜冲着自己笑呢，我顿时脸红了，众亲戚大笑。
现在才知外婆并不喜欢我。且不说有了我姐，妈又生了一个女孩，按外婆的话那是多余的，她说就叫小多多吧。她对我妈的婚姻本来就不满意，她说不是要离吗，怎么又怀上了？加上到了“文革”，听人讹传是我揭发了我妈和姨妈，这是关乎做人德行的大是大非，可她从没向我本人核实过。她对我的误解，有些我可以解释却再也没机会，有些我永远也解释不了，又何必解释呢？
怪不得送走外婆后，家里按老太太的意愿分发纪念物，美元啊，衣物啊，给我的只是一双棉袜，还是妈偷偷塞给我的。过了几年，妈又开箱拿了一件中式大襟深蓝丝面夹袄给我，我从没试穿过，我知道像外婆那样的瘦小体型，没人能穿得下她的衣服。
关于外婆遗产的去向，多少年在家族里像一个传说，近日才得知实情。20世纪40年代，姨父他们几位进步青年，为了新中国开展地下工作，需要资金支撑。姨妈虽然不清楚政党的意义，但觉得姨父要做的事不会有错，他们需要帮助，她义不容辞。她和外婆商量，表示要拿出外公给她留下的一万元遗产，还要动员妹妹也捐点，反正我妈早表态不要遗产的。没想到外婆并不同意大女儿的办法，她说要捐我来捐，你们都别管。其实为什么要捐，捐给他们做什么，她并不了解。和姨妈一样，外婆就是信任这些年轻人在做大事情，他们做的事对国家肯定有用。
就这样，白花花的四万银圆呐，老太太不带一点犹豫，不皱一下眉头就拱手送给了当时重庆的地下党。这是怎样的大气，怎样的慷慨！
都说好人有好报，按理讲外婆给新中国做过这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得到尊重和名誉。可是“文革”中她不仅照样靠边站，还挨批斗，街道革委会命她去扫大街，攻击她是“剥削阶级的臭婆娘”。经历过数次运动的姨父说他早有预感，在运动前就把家提前搬出了东养马营4号。言外之意，要是留在那个大杂院里，外婆的遭遇会更惨。
说外婆是资产阶级真是冤枉，她出生在天津底层人家。一纸卖身契将她卖到杨家做小妾，要不是老天眷顾生了我舅舅，完成了杨家有子嗣的大业升为姨太太，指不定她会有怎样的命运。
出身平民的外婆自然有同情心，喜欢帮穷，这也影响了我母亲和我。在我妈的回忆里，外婆和杨家的丫头、仆人相处，从不像黄世仁的妈那样打骂他们，反而在他们有难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难怪“文革”中要一位我们叫王姨的老太太揭发外婆如何虐待剥削她的罪行，她只会说老太太待她如何好。
我外公早逝，既是外婆的悲剧，又是外婆可以施展做家长的权威和育儿理家才能的机会。子女上学、留学、请家庭教师、读书、看报、照相、看电影、吃西餐、扯布做衣裳，包括体育锻炼，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深受洋务运动恩宠的天津租界地，杨家这一房三个孩子成长的去向和爱国情怀，外婆都有自己的主张。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能让这些付之于行动，还让其开花结果，我以为这是老人家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贡献！
补充一点，外婆送给洋儿媳——我的舅母戴乃迭的贵重首饰，1951年被我舅舅全部捐献，变成了一架战斗机飞赴朝鲜战场。
我，身为外婆的第二个外孙女，她小女儿的老二，是乖孩子，靠自己的努力初步继承了父辈精华，还是一个出生扑朔迷离又呆又笨的叛逆者，但愿老太太在天上心知肚明，并以我为骄傲。完稿于2015年3月12日，多云的北京十七岁的雪志
1932年初春，天津显然来了寒流，一个少年写下一首五言诗《雪》。诗分九段，二十七句，工工整整。
雪，冰凉而洁白，雪片如花瓣，随风从云端飞下，足有“千万亿”，顷刻间让“大地洁无尘”。
我无从知晓那天凝视雪景的少年是处在怎样的环境里，我的想象里，也许是透过杨家中西合璧、极讲究的窗户玻璃，或是干脆一激动跑到了庭院里、大街上。当然，这后者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个有严格家规的大家庭，是不会让家族唯一的子嗣单独行动的。
不管怎样，那天的雪，深深触动了少年的心怀！
那少年正是舅舅杨宪益，诗作《雪》写于17岁。志向既豪迈又悠远，且看那诗中一些激昂无畏的句子是如何了得：“妙语本天成，应共天地死。”“又若战士刚，百战了无畏。去恶务尽除，素衷何用慰。碎骨未足忧，岂惧汤鼎沸。”还比如“又若士先觉，为众作先驱。”
小诗人写到第七段又回到对雪的抒怀：“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他立下宏愿：“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
82年后，98岁的姨妈特意用这最后一段头两句作为她的一篇纪念长文的标题。从小深知哥哥爱国情怀的她，读了这首被哥哥中学时代的好友廉士聪保留下来的旧诗，仍大为惊讶，她惊呼道：“他要接过救国济民的大任了！”
这该是怎样的壮志胸怀啊，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个雪天里，这个冬天不愿戴帽围围脖的富家少年，这个因“九一八”国难心痛不已的爱国少年，从此读书做人都以他的志向为动力了。此时，他喜欢的魏先生已经离开杨家，这位自号“自宽老人”的私塾先生曾教他读“儒家经典、中国古代作品和学写旧体诗”，让他10岁左右就读了《楚辞》。这个神童对先生教的平仄四声和对对子，“没一两天就懂得了”。先生“发现我已能写得和他一样好了，他非常欣慰”，“他认为我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企盼我有远大的前程”。
而舅舅并不满足于这些夸奖和在两个妹妹面前显露的过人才气。他奉行开卷有益，开始大量涉猎中外课外读物。据他的自传回溯，其书目有古代笔记小说、明清通俗传奇及长篇小说，英文原著有《海底两万里》《金银岛》《三个火枪手》《铁面人》等，其中有的还重读数遍。
在进天津新学书院之后，舅舅常光顾英租界的新式书店，有时还带妹妹们一起去。他谙熟有见地，不但自己选好书，还帮助妹妹们挑选，他会十分肯定地说些诸如“这本不错，那本没意思，不值得买”之类的话，让她们心服口服。跟随他来的还有家里的小男仆，小主人挑好了都是由他们来付账。这些和舅舅差不多大的男孩，看到大把钞票扔到书店，变成一大捆书扛回家，会不会觉得对他们很和善的少爷很傻？
就这样，舅舅通常以每天读一至两部书的速度，阅读了一批大名鼎鼎作家——雪莱、拜伦、济慈、华兹华斯、格雷及罗斯金、哥尔斯密、丁尼生、斯威夫特等的原著，在完成学堂功课之余，源源不断地满足了他渴望了解世界的求知欲。
半个世纪后舅舅写道：“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写到这儿，眼前呈现出像过电影一样的历史画面：杨家因东北事变从日租界搬迁到了法租界。在舅舅的带动下，全家上上下下投入到从言语到行动的抗日热情当中。一张民国地图上的东北被他涂成黑色，他对妹妹们下达不许“时时于假日看电影、吃西餐、喝洋酒”的命令。自己改穿布鞋长衫、练军操并学习绑腿。“抵制日货，不用牙膏，用牙粉。那时的牙膏是日本的，中国还没有。我们家向十九路军捐了钱，有十几块吧，是银圆”。外婆最响应儿子的号召，每日里要大声念报，讲抗战的好消息给丫鬟、仆人听，还带领家眷为前方义勇军将士缝制军衣……
这个从1919年没了一家之长、绝少男丁的旧式家庭，丝毫没有因此减少高尚的爱国激情，民族危亡时他们做到“匹夫有责”，大是大非中他们始终保存一股正气。难怪从这里会走出一位成就了大事业的中国良心和非凡奇才——杨宪益！十六岁的福音
1935年的一天，天津中西女校国文范绍韩老师照例布置了周记作文，19位高中一年级女生用毛笔写完，当场交了卷。但这回很特别，范老师要带领大家自编一本集子，选出每个人一年中比较好的作文合集，起名《十九支箭》。
范老师在前言《我的话》里写道：“这一篇篇的作品，都是这人生途中一阶段上团结的印痕，有一天你们到了另一个环境，回想起来，你们便永远忘不了这一种‘力’，更要继演着这一种‘力’！”母亲说范老师的话掷地有声。
母亲的学名叫杨静如，当时年芳16岁，正处于青春迷茫时期，会“忽然感到悲观失望”。同班同学，也是高才生的钱伯桐在集子里这样描写她：“娇小淑女，性格温柔，态度稳重，是大家闺秀的典范。底有奇才蕴心胸”，然后笔锋一转：“遇事不勇，每为退让所。”她要静如“我劝你，振精神，往前冲，锻炼身心，做一个巾帼英雄”。
可如何冲破优越旧家庭金丝笼般的桎梏呢？东北沦陷，如火如荼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母亲却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初中毕业后想去学画，家里的老人以当画家终会贫病落魄为由不让她去。她非常苦闷，想找人倾吐，最崇拜的哥哥这时已赴英伦，家里再没有可谈心的人，她想到了她所崇拜的写《家》《春》《秋》的作家巴金，巴金先生无疑是她除了哥哥之外，最理想的精神支柱。
不久，巴金真的给这个女中学生回信了！这篇写自79年前的少女作文《新的我》，正是在收到巴金第一封信后写的，并被范老师选进集子里。
仅这一件具有“出土文物价值”的旧事，在今年11月纪念巴金诞生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响雷。恰逢第11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召开，主题是“巴金和他的理想主义”。
我无从了解巴金的回信里写了些什么，我只是从字里行间强烈感受到母亲在读信后像拨开迷雾见太阳，虽有点冲动和幼稚，但起码她变得快乐起来。她以前看什么都是灰色，现在看到了希望，变得勇敢了，真可谓一篇典型的理想主义的产物！
对这次会议，去还是不去，我们母女俩讨论再三。母亲说那年李伯伯（我从小就这么称呼巴金）走，我们家里人就一个人也没去送，叫你代表去，你那时家里有客人走不开。我说是啊，要不然我后来怎么写了一篇《假如我有翅膀》呢？
作为那篇作文作者的女儿去开会，既荣幸又有压力。我一再问，您到底要不要做个书面发言呢？她望望我，并没做回答。只是在我动身的那天早上，我发现她靠在床上专心致志写东西的样子，像个虔诚的女学生，虽然白发稀疏，背驼得厉害，可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分明依然在《新的我》的道路上跋涉！
近日去看姨妈，98岁的老太太提到当年我妈写作文这件事，还很兴奋，用她仍很足的底气大声背诵这篇作文的头三句：“我觉悟了！我到如今才觉悟！但是，我并不以为晚！”她说这三句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指我妈）那么小，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
那一时期，巴金一共给母亲写了十封信，天津租界沦陷前，外婆叫家庭教师池太太的丈夫池大夫查一下母亲留下的两大箱东西里有没有“违禁品”。池大夫认为巴金的书和编的刊物没什么，倒是那些信件有危险，于是一把火全部烧掉，连同巴金三哥李尧林和母亲通的四十封信。
母亲珍藏《十九支箭》很久，却难逃在“文革”中化为灰烬的厄运。她只记得集子封面是绿色的，前三页是师长的像，是大家用凑的两元五角钱印的。20世纪80年代她意外地收到一位老同学留存的集子复印件，让她惊喜万分，思绪飞回天津的往事，其中自然有国文班刊问世。三年后，她开始和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交往，留下一段梦幻般的记忆。
1938年7月7日深夜，几位被母亲称为“翡翠年华”的高中女生不甘当亡国奴，结伴离开了天津。充盈着学术自由空气的西南联大在召唤她。
我在巴金研讨会上发言最后说：“从此，一颗理想的种子在我妈，也是年轻的小杨静如心里种下了。”
每个人都有一次“新的我”，或早或迟，新的我就是觉醒时刻的到来。有的人觉醒了就洗心革面，有的人一辈子浑浑噩噩。母亲和巴金通信长达半个世纪，她以先生信中鼓励她的话“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为一生的座右铭。我又何尝不在巴金题写的“赵蘅同志，奋勇前进！”的鞭策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当年同班的“十九支箭”，今天健在的还有我的母亲和吴华英阿姨两位。初稿于2014年12月4日北京寒天修改于同年12月8日夜悠悠往事过香港一
在大陆长大的我，对香港情有独钟，缘由最先拷自父辈的经历。
那些发生在远远近近的，听来的，经过的情景，此刻就像一幅幅画都一一浮现出来。
请先随我回到1938年。这年的夏天，后来做了我母亲的18岁的杨小姐，到了香港，逗留了十天，住在铜锣湾一带。母亲说她那时胆子大，每天一个人出去瞎转，一点儿也不害怕，乘的是双层叮当响的电车。从小衣食无忧的母亲极富同情心，至今还保留着香港贫富悬殊大的印象，她并没细讲，只是提到“棚户区”一词儿，想必那是破烂和肮脏的代称。
正值战乱，母亲背井离乡从天津跑到香港，并非真有闲情逸致。民族危亡旦夕，母亲被保送南开大学，但她没有去上，写的一首小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视为抗日诗上了黑名单，虽然家住租界，但也难逃日本兵的搜查。留学英伦的舅舅写信给我外婆，认为鉴于他的小妹的性格不宜留在沦陷的天津，让外婆放她走，去昆明西南联大。外婆听从了舅舅的话。就这样，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将母亲和几个少女载出塘沽港，在海上漂流了7天才抵达香港。
然而她不会想到，5个月前，一个姓赵的温州青年也路过此地，日后会走入她的生活。
写到这儿，香港往事的画面里多了一个清秀的戴眼镜男生的身影，他便是后来做了我父亲的赵瑞蕻。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从即将沦陷的长沙城撤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名校组成，父亲是从山东大学闻讯赶去注册插班的。师生们曾在南岳山聚集，坚持了80天，直到战火逼近，再度奉命西迁。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这样描写：“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带着铺盖卷儿和一些书本讲义、笔记本。衣襟上仍染着旅途上的尘泥……”“从广州沙面乘电船渡过珠江上岸”。在岭南大学里，“用稻草铺在冰冷的水泥上”，“席地而坐、而卧，仍然坚持着看书学习，或引吭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父亲继续写道：“船到香港是清早，天蒙蒙亮，飘着细雨。我在船舷甲板上只见维多利亚港南岸是一片灰溜溜的楼房，有三四层高；每个窗口和阳台都挂满了各种破旧的衣物，迎着冷风飘荡……岸边尽是一只只木船、驳船、小舢船；那些船上住着一户户人家。”
父亲是个书迷，曾在香港走进几家书店，见到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原版自然眼馋，“但是我们穷学生哪里买得起？”
和父亲一样，母亲离港后，也绕道越南海防，于8月到达昆明。
同样是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刚从牛津毕业的宪益舅舅决意回国了。他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在祖国危难之时不归，他不会原谅自己。舅舅带着年轻的英国未婚妻先绕道加拿大，遭遇过日本军舰的盘查。为了去重庆找我外婆，舅舅他们也不得不转道香港。此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只得向在中国银行工作的亲戚借款，还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藏书。
时过境迁，三位长辈回忆香港的感受都不同。有趣的是，母亲显得轻松，可以说出好多好玩的见闻。而父亲却长期有种屈辱感。他在晚年几次给学生讲课，都会不时提到在外国殖民统治下的压抑心情。有一次我也去听课，父亲说他见过在香港街上缠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骑马巡逻的英国大兵，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一样。他特别形容恒生银行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像张开血盆大口，还用手比画着，惹得在场学生都哄堂大笑。父亲比谁都盼望香港回归，终于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前见到了那庄严的一刻。
而我很少听舅舅聊起香港。1982年他荣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一回来博士袍就送了人。在他看来，什么荣辱都司空见惯了。我去巴黎前，他担心我旅费不够，把自己剩下的八千港币全都塞给了我。
20世纪80年代，父亲应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邀，曾四次赴港。重返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地，特别是十年浩劫后的大陆和自由之港的强烈反差，令他慨叹不已。父亲喜欢在家书里细致描述见闻，赞扬之余，又忍不住要对“花花绿绿”的世界心存恐惧，托他带回一架相机过海关都紧张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从香港归来，我妈和我们姐弟约好到上海接他，那是趟夜车，月台的灯光下，激动的父亲满面红光。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给巴金祝寿，香港朋友捎来的大红烛点亮了客厅，电视里陈阿姨（肖珊）生前的笑容让老寿星久久凝视。
父亲的香港之行，也给我家带来一股新鲜的文学春风。此后，香港的报纸杂志源源不断地寄来，除了双亲，连我也算上，成了香港各报刊，特别是《香港文学》和《大公报》的热心笔者。父亲的一百余首随想诗作、母亲的长篇散文《坚强的人》至今仍有影响。我写的小说《洋画片》（《香港文学》34期），《谁是胜利者》（《星岛报》1991年1月10日），还有油画《桥头》，曾作为香港中国油画展的代表作品刊登在大公报上，它们永远是我创作佳绩的记录。二
1983年，终于轮到我有了亲近香港的机会！
那年我随单位电影摄制组南下拍动物检疫片，当时的深圳仅有几条窄马路，竖立的广告牌上绘有蓝图，预示着这座改革前沿城市的未来。拍片之余，曾到沙头角购物，沙头角与香港仅一街之遥，我们却不能逾越半步。多年物质匮乏，见到免税商品近乎疯狂，尤其是我，儿时“留洋”过，见到久违了的呢大衣、“布拉吉”，格外兴奋。本欲给摄影师丈夫买个变焦镜头，不幸被海关人员发现给严厉阻止了。
在文锦渡火车站，我能远眺到英国的米字旗在香港境内高高飘扬；在笋岗车站，我诧异从那边来探亲的港客们的“奇装异服”；一节节载着猪啊羊啊的货车从内地开来，经过检疫站驶往香港。押车的山东师傅大汗淋淋地跳下车找水，他告诉我，带来的馍都馊了，只好就着水干啃。国界线上，通往香港的公路口岸正严格盘查中。忽然，从香港那头开来的一辆带篷的黑色警车停了下来，跳下来几个身着英式警服、荷枪实弹的士兵，我方警员立刻迎上，双方办了移交手续。海关人员说，这是逃港的人被遣返回来，每天不止一批。
可是大批港台片流通到内地，在当时已不可阻挡。从此《情义无价》《霍元甲》的主题曲和《我的中国心》传遍大江南北。我家和影视圈有点关联，我丈夫拍摄的电影《生死拍档》杀青之前，曾去香港补夜景。这位摄影师素来不修边幅，一次一人夜间外出，他和当地出租车司机因互误对方是歹徒而闹出了笑话，后来此事还登了报呢。现在想来，八成是港片里渲染的黑社会打劫斗殴的情节作祟，让我们这些内地人心里发毛。
我母亲有位娘家叔叔早年在香港影视业闯荡，拍过《少林小子》。20世纪80年代，他们夫妇到北京探亲，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讲起白手起家的创业史，真是不易。我领他参观了我所在的电影厂，他感叹内地的设备器材虽好，却因种种制约造成浪费。
又过了差不多10年，直到1994年，我才有幸应同福画廊吴艳梅女士之邀，飞到深圳，跨越罗湖，闻到了维多利亚海湾的潮湿气息！在大会堂举办的《现实与缥缈》画展里，我是唯一的大陆油画家。临行前父亲千嘱咐万叮咛，还为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前辈朋友名单。那次赴港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与失散多年的少年朋友陶金公子陶令昌重逢，是此行又一收获。陶家曾在历次运动中遭遇不测，无奈下，令昌只身跑到香港谋生，他曾在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等影片里配过音。幸亏我父亲先在香港找到他，让我们恢复了通信。
画展开幕那天，令昌为我拍了全程录像。从海上轮渡靠岸，到进展厅“环扫”我的20幅油画，直到宾客散去，几件作品成交，夕阳沉入海底，璀璨的灯火映亮了这座不夜城。
那次香港行，因为要守展和会友，我放弃了旅行团安排的许多观景活动，只坐了一次缆车，落地后还去看了海豚表演。母亲当年也坐过缆车，她说她当时吓得不敢睁眼，她问我：“你睁眼了吗？”我说：“当然，要不怎么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山峦？”
初到香港没丢一分钱，也没去搭乘叮叮当的电车。我出门多半是坐令昌的摩托车，他告诉我在香港开车不好停车，骑摩托车就方便得多。他载着我穿过长长的隧道，疾驶在来回九龙的高速路上。一天我们挨了罚款，当警察向我们行礼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掏出了北京身份证，当然毫无意义。说实在我那时不大习惯警察这么礼貌，大陆对开车年龄尚未开禁，我还不会开车。我在香港看到七旬老先生还能自如地驾车，画廊吴老板把车从大厦楼顶的停车场开进开出，我觉得奇妙极了！
临走前我逛了女人街，在母亲和姐姐的嘱托下买了胸针、手袋、洋娃娃等小商品。我还收到令昌和朋友们送的很多礼物，带回的大小行李有七件。家人对我首次赴港很重视，那年母亲已七旬开外，还和儿媳亲自到机场去接我。
香港回归那年，北京女画家和香港女画家一起在北京举办了联展，由我撰稿，题目是“我们第一个做成了京港女画家展”。两年后我报了名去香港联展，不料小年夜的凌晨，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伤痛盖过了香港。三
时光跨过了新世纪，2003年我因赴印度观光在香港转机，终于有了再到香港的机会。动身前，我拨通了令昌的电话。再次通话时，我已经从恒生银行换了港币，回到香港机场了。我不顾旅伴的劝阻执意留在香港，事后才懂那是一场多么冒险的经历！
其实在印度返程航线上，我已看见外国旅客戴口罩，但当时只是感到莫名其妙。住在重灾区的令昌兄对众人的恐惧却不以为然，他俏皮地说，我戴口罩，怎么教普通话？也怪，久违了的香港，地铁里、街市上依然熙熙攘攘。只是隔几步就有卖口罩的摊位，价格不一。令昌给我买了一只，我戴着港式口罩随他去吃粤味小吃。
第二次来香港，九年一别，却不敢多停留。报摊上层层叠叠，头版上一律用大字号，极为醒目地刊出有关“非典”灾情的惊人消息，足以证明此地疫情的严峻。我把自己一人关在小旅馆里，连按电梯号键都避免用手指，只住了一夜，便逃离了。那年直达火车已开通，我回到北京，以为回到安全的港湾，不久便知好景不长。我仍惦记着香港，不让自己错过任何有关信息。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香港一位护士为抢救病人献出生命的报道，香港居民每人手持心仪卡排队吊唁的场面，令我落泪。4月1日，张国荣别世，我的心又一次为香港牵动。
2007年深秋，我随庆香港回归10周年中国老艺术家画展，第三次来到了香港。从北京微寒的初冬，抵达夏末般的海湾，参展画家在金灿灿的紫荆花旁和海岸线上拍照留影，强烈的阳光，我睁不开眼，任海风吹散发辫，那一刻，我心旷神怡！
这趟香港之行我仍不能四处观光，诸事安排，日程很紧。为节约时间，我全靠打车，沿着海湾行，自然车价不菲。头一回坐香港出租车，感到挺新鲜，驾驶位属英制设在右侧，香港司机又不像北京司机好侃山，开车时，不是缄默，便是用手机耳塞一个劲儿通话听从调度指挥。反正我听不懂，正好一面观景一面偷偷察言观色。一次，我忍不住为邻座的男人匆匆勾了一张画像。
再说，在香港打车不那么简单，先要找到上车指定地点，懂得排队规矩。我多半是由宾馆的服务生送去，哪怕需要他陪走一段路。出租车队整齐地候在路边，让你不得不乖乖地先来后到。当车开到跟前，那带路的服务生便会立刻帮我打开车门让我入座，他再关上门，恭敬地站在车外等车启动。后来我发现在香港不仅服务生是这样，连我去拜访的当地先生和朋友也都恪守此礼节。
彬彬有礼在香港居民身上已成习惯，我想这是百年修炼出来的。我新近认识的许月白夫妇，就是很典型的绅士家庭。初识这位瘦弱文雅的女艺术家，她系一身浅色衣裙，气质不凡，犹如梦中画，亦幻亦真。那天她请我和我的同学吃饭，在座的还有马来西亚著名画家杨淅麟、源子玲夫妇全家。餐厅高级，菜肴丰盛。席间，许月白的丈夫廖先生领我们去参观艺术藏品。墙上大大小小的油画，包括楼梯口、转弯处和壁炉上方的画几乎都来自大陆。灯影里，各色人种在饮酒谈天，俯瞰窗外满城灯影闪烁，车流如舞动的彩龙。
廖先生明显受过英式教育和严格的家教，和善谦恭，对太太的艺术事业很支持，以太太为谈话中心，自己始终低调，堪称模范丈夫。画展开幕那天，他不仅礼貌地一幅一幅观看我们的画，还主动帮我们分别和自己的作品拍照。不过他们夫妇来得很迟，是否有意避开冗长的内地式的仪式，我不得而知。临别时，许月白表示想到北京开画展。一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在香港我还应约拜访了明报出版社总编辑潘耀明先生。他干练明达，助手们客气谦恭，难怪《明报》扬名海外，经久不衰。百忙中他尽地主之谊，请我在粤餐馆吃饭，还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杨宪益传》，这是他最关心的内地老人。
当日下午，德娟师的女儿毕宛婴约我喝下午茶。德娟师和毕克官先生刚从北京来，一起聚的还有宛婴的女友。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前几年她因喜欢我写的书，由宛婴代我将书送过给她。她带给我一本简·奥斯丁的纪念小册，谈起欧洲喜形于色。宛婴她们现在都有中文师资，看来回归后的香港更需要中文师资。难怪再见到令昌，他已经是负责编写教材的教研室主任了。他说在香港没有退休一说，似乎是要干到生命最后。负责我们团队的香港导游阿真在说笑中，也不时透露此意。他们是对终生辛苦的无奈，还是一种干到老的得意和自信，我看皆有之。《城市文艺》的主编梅子先生亲自送杂志到我下榻的酒店，是此行令我最感动的事，他那独当一面、事必躬亲的作风令人肃敬。离港时，他还打电话来约我写稿，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才能写下长文，开启了埋藏已久的对香港的全部情愫。
我还想告诉读者，我们几个女画家忙中偷闲，还在香港看了晚场的足版电影《色戒》。让我的思绪又回到双亲的抗战岁月……
银幕内外，时代更迭，遐想无限……写毕于2009年北京初夏送给天上父亲的礼物《离乱弦歌忆旧游》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本书，再版时正值他老人家去世9周年。原书长达35万字，首版的责任编辑徐坚忠做事极为细致，也很耐心，因为这年逾八旬的作者老写不完，文章添了又添。奇怪的是老少二人从未见过面，来往书信却有一大沓。直到有一天，年轻的编辑从上海赶到南京时，已成诀别。
1999年大年三十的凌晨，我在北京被小弟赵苏的电话铃声惊醒，我不能相信10个小时前还和我在电话里聊天，叮嘱我好好写作的父亲，就这么快被病魔夺走了！父亲在乎过年，在乎跨越新世纪，在乎看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并不迷信的他，甚至要老天保佑他多活几年，好让他再完成6本书。遗憾的是，他都没能如愿，他没等到最后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出版，有人说他是活活写死的！
我给父亲的书写后记，这是母亲的主意。父亲走后，她说“你父亲的事都有你来管”，莫大的信任之外又带来了压力。这压力主要来自父亲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历史，虽沉甸甸的却已远离今天的社会，属于即将或者已经被许多国民遗忘了的领域。我很想去追回，去挽救，只感到力不从心了。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刘硕良先生的眼光和厚爱，在市场化严重倾斜的大环境里，还对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报以敬重之情。特别是责任编辑吴超，他提出西南联大70周年，要给西南联大毕业的学者们重新出书，他如此年轻，能为此类书的出版如此热心，令我感动。
12月13日上午，吴超捧来半尺高的书稿，命我4天内全部校好并写完后记。“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我脱口而出。
我看了整整两天，忘情地流着泪，跟着父亲又回到70年前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中国青年都面临着生死和命运的残酷抉择。原来想用过去写的纪念文章充当这篇后记，才发现它们远远不能表达这本著作的意义，以及带给我内心巨大的震撼。
原来，在那么多年的日子里，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回忆并书写着这部他所亲历过的西南联大的历史。反复写，不厌其烦地写，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写啊，写啊，他的白发长年辉映在那盏橙罩绿柱的台灯光晕下。曾经是我们姐弟司空见惯的父亲背脊上的汗粒，被江南的湿冷冻裂了的手指，竟是这些用心血浇灌出的文字的代价！
我痛悔没能在他生前常去看他，多帮他一把。早点学会电脑，给他打打字，哪怕扇扇扇子，递上一杯热茶。而不是让他用客气的口吻说：“小妹，麻烦你，水开了，去灌暖瓶。”
此刻，我仿佛看见一个22岁面容清秀的温州青年，从家乡投奔到湖南南岳山。在战火逼近之时，又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西迁春城，开始了“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300人徒步3500多里登上云贵高原，父亲他们走的是车路和水路。
我仿佛还听见雨打铁皮屋顶发出的叮叮咚咚，秋风吹破纸糊窗户的声响。昆明联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外文系才俊们正跟着教授大声念惠特曼的《草叶集》，也许是莎翁的十四行诗，或是但丁尼生的诗句。其中一个极用功的姓赵的男生，如饥似渴地学了英文、法文和意文。大家都爱叫他“年轻的诗人”。一边是敌人的狂轰滥炸，一边是在“抗战必胜”的信念激励下，写诗、翻译、做数学题，同学之间不分彼此，可以为学术争得面红耳赤。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精神，“从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共计8年11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9个学年”。就这样，中国文化精英的火种，从“联大人”的手中传递着、燃烧着，并保存下来。史实证明，当年北方学府的迁徙和故宫国宝得以安全转移的奇迹，是靠百万将士的浴血奋战换来的！
我尚无法查证西南联大的学子健在的还有几位，单是“南湖诗社”转成“高原文艺社”的成员，恐怕只剩下我母亲和周定一老先生了。前两年去拜访他，他还精神矍铄地谈起西南联大，他和我父亲手里都各自保存着一张“南湖诗社”的老照片，同样在照片背后仔细写上同窗诗友的名字。90岁高龄的老人辨认昔日一张张年轻面孔，我能懂，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悲的是，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劫难中，一批西南联大的学者遭遇摧残，其中有吴宓先生和梁宗岱先生。“南湖诗社”的旷世奇才、著名诗人穆旦，蒙冤去世时还不到58岁。
原“冬青诗社”的杜运燮和罗寄一（江瑞熙）也先后作古，在杜运燮参与编选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他写道：“如果有人问我，像一些记者最爱提的那个问题：你一生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我会随口用四个字回答：西南联大。我想，其他许多‘联大人’也会这样认为的。”
父亲的《离乱弦歌忆旧游》告诉了读者这是为什么！
而我们姐弟仨也从小听惯了“西南联大”四个字，有幸受到西南联大继承下来的“爱的教育”。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为自己的双亲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正因为这两个“爱书之人”走到了一起，才会有我们亲亲爱爱的一家人。我深信我们的孩子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这份光荣！“爱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感恩。没有哪一个学生，能像父亲对自己的老师这样知恩！暮年之际，在他的许多篇文章里，详细地回述了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位老师教过什么，是用哪本教材，选过哪一名篇，甚至这些老师上课时的谈吐、手势和神情，他都记得真真切切。他用诗人特有的敏感，画一般的视觉，带领我们回到蒙自、昆明、柏溪，展现出那些战乱中竟能存活下来的鸟语花香并洋溢着青春自由气息的“世外桃源”。瞧！繁忙的梅贻琦“穿着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叶公超“衔着烟斗”“爱穿米色风衣”，“胖胖的”柳无忌“神采奕奕”，瘦长的英国现代诗人威廉·燕卜荪的“蓝灰色的眸子”和“红通通的高鼻子”，而闻一多的“炯炯目光”，沈从文的“和蔼笑容”，“笑眯眯”的吴宓“有时幽默”，冯至“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钱钟书“完全用英文讲课”“滔滔不绝”……
谁想要了解这些极有学问的名师们在抗战时期真实的模样儿，那就请到我父亲的书里去看吧！
父亲走了9个年头。一定早在天那边见到了奠定他人生理想和东西方优秀文化启蒙的先生们，包括中学老师陈逸人、王季思和夏天翼先生。也许，他还见到被他翻译过著作的洋作家，比如梅里美、弥尔顿、马雅可夫斯基……当然，他更有可能回到20世纪40年代，去和斯丹达尔对话，关于索雷尔·于连。
我们姐弟仨多希望父亲“可爱的书桌”上的书本和稿纸永远摊开着，让它们的主人继续伏案工作，像以往的每一天那样。他所钟爱的书籍、藏书票、石榴树、杜鹃花，以及所有美的景致，都等着重新回到诗人的视线里。2007年12月岁末于寒冷的北京2015年5月修改父亲手稿的意外发现
为什么每次面对父亲的手稿，我都会泪水涨满眼眶？
这次还添了一份感动，这是为两位小友——安璐和华丽。
2014年7月3日，一场抢救文化遗产，不亚于惊心动魄的行动在房山窦店水墨林溪小区悄悄进行着。
这些年陆陆续续从南京运来的父亲的材料几乎堆满一房间，几次想去整理，也发过毒誓要开始动手，但终因一个人精力有限而无法兑现。
像是天上飞来的福音，2013年秋天，我家来了一位年轻的编辑安璐，她快人快语，认识久了，我向她吐露了自己的困惑，她悟性很高，马上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便在百忙之余抽时间要陪我去看一个究竟。
50公里路程，安璐怕我累便主动驾车，以100码的速度向京城南部开去。那天天气异常炎热，居所没有空调，我们先去超市买来电扇架起。除了安璐，还有华丽，这两个能干的小友还勤快地把地板好好地拖了一遍。靠墙的长桌，我们仨各坐一边，她们俩年轻有力气，拆开那些堆满半间屋的纸箱，每捧出一摞搬上桌，由我来判断内容，一起分析，然后归类，装进封套，华丽在封套外再写上说明文字，一一码好。如此流水作业，箱里渐渐空了，桌上的文件包越堆越高。
爸爸遗留下的材料异常丰厚，涉猎诸多领域。有诗歌、散文、翻译、文学评论、讲学笔记和不算多的日记。爸爸爱写信，写了一辈子的信，他写信的对象很广，老师、同乡、朋友、学生、读者、家人，像他和师长沈从文、钱钟书、冯至及萧乾先生的通信，冯至的女儿整理她爸的东西时还发现了几封也寄给了我。家书是我家的一大财富，20世纪50年代爸爸有四年在国外教书的经历，他和我们姐弟仨的早期通信，在他生前两年已经移交给我们了。爸爸直到临终前还在写信，一星期前是写给我的，信中表扬了我，鼓励我继续写作下去。三天前是写给我三姑妈的，他早年求学时受到姑妈、姑父的帮助，他的感恩我理解。一天前是写给小弟的儿子、我的侄子旸旸的，孙子出国8年未归，他好想啊。爸爸写信和妈不同，他的信充满激情和学问，我笑说他是报喜不报忧，足可谓正能量。我确信爸爸大量珍贵手书淹没在这箱底，清整工作远没开始，我已感到繁重和压力。
最让我难堪头疼的是爸爸的译稿，那是必须具有外语能力，还不是一般的水平可以看懂的啊！法语的《红与黑》、俄语的《土库曼的春天》、英文的《帕尔曼修道院》……我们三个女人，安璐是70后的大学生，比我和华丽强些，可她能读外国名著原版吗？
爸爸还藏有大量的纪念物：墨迹、请柬、书笺、便条、明信片、学生论文的批注、带眉批的报告讲义，甚至还有出席文代会（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公园门票、戏票、车票和地图。爸爸喜欢摄影，留下的黑白底片，135的、120的，国外照的、国内拍的，数也数不清。特别是经他拍摄的我们小时候那些可爱的样貌，将我带回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童年！
爸爸真是什么都留啊，夹在书本子里的，装进信封里的，一捆又一捆，密密麻麻，记录着多少往事烟云，他一定期待我为他一一保存下去！虽已运到北方许久，仍能闻到南方带来的霉味里夹杂着北方的尘土味！
这个酷热难当的盛夏，从上午到下午，我们齐心合力一共粗略清整出29包爸爸的文学档案，也就是29个类别。一位在世83年的老人存留下来的几乎全部纸质物的整理工作，毕竟已经开启！
写到这，我不禁鼻子又酸了……写于2015年3月13日，北京似晴似云的日子次日修改母亲旧诗归还记
事因起于前年，一次电话里妈说，“你能不能和李斧一起，去邵燕祥家取回我的诗”。我说“没问题，但是你自己要先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打一下招呼，我们才好去拿”。
此事又说了多次，不是我忙，就是李斧在美国，一拖几年。
今年妈又提及。终于在一天妈和谢文秀老师的电话里，又说了这件事。没想到的是，谢老师很快回话说，邵老师认为当年是母亲亲自交给他保管，现在也该由他亲自送回并当面移交给她。于是不久后的一天，谢老师来电话说他们已买好车票，要在8月2号专程来南京。
2013年8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接到谢老师电话，他们已到小区门口。我赶紧说我去接你们，谁知谢邵二人已经站在小院铁门外了。
我去开铁门迎进贵客，邵老师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只见邵老师拖一拉杆小箱，箱色乌秃秃的，谢老师背着两个不算小的提包，我要帮拿那个显得重一点的，她不让。我说：“不是七点半动身吗？”谢老师说：“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到。”我说：“妈为你们要来打了好多电话，她有压力，过意不去，叫我来帮忙，否则她招架不住。”谢老师说：“你专门为这事来的？真不好意思。”
这时妈已走出来，能与老朋友见面，老太太今天的精神比前几天好很多。主客都大笑着说话，邵老师坐到高背椅上，谢老师让她坐妈的藤椅，她不愿，要坐到书桌前也是高背椅上。谢老师不让开空调，说空调不好，妈说这里是28度，谢老师也不让开。我就递给邵老师一把扇子，又打开电风扇，问行吗，他们说行。谢老师叫我别站着，也坐下。
邵老师戴上了助听器。妈掏出书桌上准备好的礼物，先是给邵老师写的信，递给了他。妈说：“昨天找到的，小妹看了几遍说太珍贵了。”我说：“就在你的书堆里，我太惊讶了，邵老师写了这么多书！”母亲说这封信夹在最后一本书里。邵老师接过来看了是他写于1989年的信，有种想起来的表情。我又说还有邵老师给我爸的信，是对他的诗的评论，非常好。妈说：“邵老师那时称他赵公，现在送书称我是老太，太好了。”邵老师也笑了。
接着，妈将包好的一个手指大小的礼物递给谢老师：“你们是金婚了吧？”谢老师说：“54年了，1957年结婚的。”我问家里一起纪念过了吧，谢老师说：“孩子们给过的，一起吃的饭。”谢老师问礼物是娃娃吧，我说娃娃礼物在后面，你先看这个。谢老师打开小包，是一只精致的白瓷铃铛，妈叫她看画有玫瑰花的铃铛上印有“50年”字样。我接着递上俄罗斯娃娃，谢老师说娃娃的礼物就不要了，我说给你的女儿吧。我给邵老师的一包材料里：一是舅舅的自传被删掉的章节，译者薛鸿时也很想有一天能恢复出版。一张画是傅靖生画的《哥俩好》，邵老师没听清，谢老师再重复一遍说是傅靖生画的。第三件是我刚发表的文章，写舅舅骨灰撒在小金丝胡同和种纪念树的那些事。邵老师说不用我的纸口袋，他备有文件袋。
谢老师也拿出带来的两包蘑菇，我说蘑菇好，交给妈的生活助理小陈放到厨房去。交换完礼物后，邵老师这时才拿出一个塑料包，笑说：“咱们先说正题吧。”他先递上清单，两页纸，妈一份，我一份。谢老师说这是她打的，清单上写着母亲所有旧诗的目录。
塑料包里第一包是个黑色笔记本，邵老师念上面年号，1938年。我说妈当时是19岁。邵老师对妈说里面还有两张小纸条。他说数了数，80首，加上零散的，有100多首。母亲很惊讶。我说够编本诗集了。
第二包是一本印花的笔记本。
第三包是M的信。邵老师说这些信很重要。
第四包是M的长诗《父与女》，是巫宁坤推荐的。邵老师说现在看也没什么，可以发表。
妈说起她当时怎么东藏西躲这些信，藏过江瑞熙那，还藏过包忠文家。我忙解释说父亲烧照片是出于恐惧。1998年秋天，我在南京曾对父亲说，“爸，你就写一篇忏悔文章，写自己烧妈的相片如何不应该，免得她老怨恨你”。父亲说会写的，可他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妈还说起那年杨炽结婚，“大家在吃饭，江瑞熙来了，找我哥，说M猝死。请我哥帮助出版他的东西，我姐也认为应该帮忙”。
邵老师移交清点完毕后请妈签字，又让我签，我写了：赵蘅见证。
我告诉邵老师舅舅的诗稿是否捐献给图书馆的事，问他“是您让邹霆把诗稿转我保管吧？”他点头。他问除了诗还有别的没？我说有啊，还有文稿，有《我的“文革”十年》《我的学英文经历》《悼念梁实秋》等。可邹霆突然走了，现在他儿子是继承人，他说留在他那没意义，要移交给我，他的母亲老了身体不好，需要的是经济补贴。
邵老师随即表态，态度坚决，千万别捐，到时会像对巴老那样，论斤吆。留在自己家最好，实在留不住到拍卖行拍卖，让他们到拍卖行去花钱买。
聊完正题，我说邵老师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谢老师给邵老师重述了一遍。
妈说几年前要写七老八十的人。邵老师问妈，“你周围没有八十岁以上的朋友了吧？”妈说，都是小友。他自己笑了。
谈到邵老师的心脏手术，谢老师说她都没去，孩子们也没让去，说到时是顾爸还是顾妈。我说看过邵老师的文章，登在《北京青年报》的作家专栏。妈也说看了才知道很严重。
我指指靠墙的书柜里一张北京文化人聚会的照片说：“看那时你们多年轻！”大家站起来看照片，邵老师说当时罗孚病了。我问照片里一个年轻人是谁，邵老师说这是罗孚的女婿。
妈又带他们看沙发旁挂的镜框，丁聪为舅舅生日画的画和大家的签名。还有鄂力，邵说。妈叫两位老师看画上自己的签名。妈说原来是卷轴，后来改成这样，又讲起在小金丝胡同发现它之后的事。
谢老师说他们坐到九点走。我说一起吃饺子吧，他们说不用，原来他们是搭中午的回程车。谢老师说我们坐地铁，然后在地下活动，吃麦当劳，再上车，很快就到家了。妈执意要我送他们到地铁站，谢老师非不让，一再说没问题。邵老师对我笑说：“我们二人要单独走走南京西路，不要第三者。”我马上会意地笑说：“明白，我不当电灯泡！”
送他们走出院门，妈非要站在铁门旁看我们走。三人往外走，我老回头，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家。我小声对谢老师说：“你们要再来啊，不然我妈会认为这是最后一面。”走出10米，邵老师问我多大了，我说68了，他们说不像。
走到又一片绿树丛，我止步了，目送他们俩相依的背影向东门隐去。回头看，妈还站在原位。2013年8月2日当日追记三棵树
一连两个年头，我见证了三棵树。
一棵是2012年3月种的，种在北京小金丝胡同6号园里，树名叫香花槐。
一棵是同年的4月种的，种在英伦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校园里，准确说是两棵，树名叫樱桃。
这第三棵是我在南京天山路39号找到的，那是原国立编译馆的旧址，这里虽然早就变成一家军工厂了，但是院子里那棵依傍主楼的大雪松尚在，其寿命无法计量，该有百余年了吧。
对树的喜爱源于对神奇大自然的迷恋。也许是儿时模糊的记忆里有在清明节生日那天栽柳树的情景。到老了，每每外出，总喜欢仰面去看高高的映在天空里的树冠和那些横七竖八的枝杈，即便被投射来的太阳光刺得晃眼。看，人家树总是处在缄默的状态，任凭人再怎么折腾，把这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棵棵挺拔屹立的树却“我自岿然不动”。
树的情怀延伸到现实，父辈中又有喜爱花花草草的父亲，喜欢侍弄花园的洋舅母，我乐意将这万物生长之尤物，赋予像人格一样的精神。
香花槐原产于西班牙，落叶乔木，属蝶形花科。刚栽时，细长得像麻秆儿，风一吹便歪歪倒倒，非得拴绳系上加以固定。查了资料，得知这树种能长到10米至12米呢。那叶片呈羽状，一枝茎上能长出多达19片。表妹说它会开很多花，我都不能想象，第三年见到了那满树的玫瑰色花朵才相信。
我不愿深想这香花槐树下是老人入土为安的归宿，却又多少有种安慰的心态，起码还知道他在哪，有个念想。每到春天，总会有寄托的地方，看那么些花花朵朵，多美好啊，即使老人不能从土里探出头看看这因他而盛开的美景。
我从不信鬼神，可偏偏喜欢舅舅的一首诗：“成鬼容易成佛少/做诗容易做人难。”如今写诗的人“逝者如斯”，我母亲好说“魂兮归来”，姨妈说还归什么，让他（她的哥哥）安心在那边吧。
在我去牛津参加栽树活动后，一些朋友也到了英国，他们预先不知牛津莫顿学院校园里有这两棵樱桃树，回国后都后悔莫及。三年过去了，这称作蔷薇科的落叶小乔木长高、长壮实了吧，那些椭圆形带锯齿的叶片也该配得上用枝繁叶茂来形容了吧，三年里会有多少学子们在树下的铜牌前驻足徜徉！
三年里，那天栽树的人们各奔东西，难得再见，其中一位九十开外的老人，我敬重的苏立文老先生不幸故去，享年96岁。我们原先约好第二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见的，那是他的一个大型回顾展，致力一生的中国美术研究成果将在此展现。可惜后来联系困难，老人家被人事包围，又去了上海、台湾，他一定是累垮了。2012年在牛津种树的那个晚上，苏老侃侃而谈和杨宪益、戴乃迭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那些一页页密密麻麻的通信，就在我们下榻的小旅馆里，我帮玮丽连夜拍下，因为信札第二天要物归原主，苏老破例借给她看。第二天苏老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现在想来这是最后一面了！
无法知晓南京的那棵大雪松是何人栽下的，它的寿命有多少年了。如今人去楼空，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翻译家、编辑们大都离世，只有雪松能见证国立编译馆的兴衰。
在记忆中，南京是个树荫遮天的城市，正因如此，号称“中国三大火炉”之最的南京才能让它的百姓一代代度过蒸笼般的夏天。母亲给我开了一张路条，纸片上写了几个地名，其中有天山路39号，她说就在富厚岗附近。讲不清她有多少年没到那一带了，从一张老照片上看，年轻的妈妈烫着短发，穿一件花呢旗袍，太阳光刺眼，她皱着眉。她的身旁是舅舅、舅母、爸爸及萧亦伍伯伯，他们照相的院子，正是1946年从重庆迁至南京的国立编译馆原址。
万万没想到，2014年5月9日这天，我真的来到了这个院子门前，如今大门上写着大字号码，这是有军务保密级别的符号。讲清这一天翻地覆变故的由来并不难，难在现在已不能随便出入这道门槛。人家只认军方介绍信，不买我们的账。我只能隔着门眺望这棵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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