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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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南开大学肇端于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奇耻大辱之后所执教的严氏家塾，奠基于甲午战争爆发十周年之际创建的南开学校，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五四运动大潮之中，是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办学立校的宗旨即“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兴国之才。建校以来，南开大学不仅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秉承、践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形成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别具一格的南开道路、南开品格、南开精神。
南开人有着高度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就是社会实践主体在深刻认识历史发展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能动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还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历史是“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对于南开人来说，南开校史、南开教育史就是指导南开未来发展的一部教科书；学习南开校史，就是坚持南开道路、光大南开品格、弘扬南开精神，把学校各项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一门必修课。只有深刻了解南开的过去，才能全面把握南开的现在，正确开创南开的未来。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南开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翻开南开的办学历史，每到学校发展的重要节点，南开人都要对走过的道路进行全面回顾，从中总结出可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早在1934年南开大学举行校庆之际，华午晴、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中，回顾了南开大学兴学强国的历史，指出“南开虽小，而其发展之程序适足以反映我国革新运动之趋势”。这里，已经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南开的发展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1944年南开校庆之际，张伯苓老校长留下了永载南开史册的传世名篇——《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满怀激情地指出：“回顾既往奋斗之史迹，展望未来复校之大业，前途远大，光明满目。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为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校史研究在国内各高校中也是起步较早的。1979年校庆前，学校编写出版了《南开大学六十年》一书。1984年6月，学校专门通过了《关于编纂校史的决定》，正式成立由吴大任教授担任主编的校史编写组，目的就是要“以史鉴今、资教育人”，从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南开校史，不是要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而自我陶醉，也不能仅仅纠结于曾经的艰难曲折而扼腕不已，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对南开办学历史过程中内在规律的揭示，为推动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历史经验和历史启示，并在坚持和发展南开道路的新征程中，把以“公能”校训为代表的南开传统、南开精神、南开品格，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只有把“以史鉴今、资教育人”作为根本任务，校史工作才能方向正确、主题鲜明、作用到位，才不会埋头于故纸堆中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校史工作要服务于现实，但同时，又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科学性与功能性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只有写出一部得到师生广泛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信史，才能使之切实发挥“以史鉴今、资教育人”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历史、书写历史。这一点，老一辈南开校史工作者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校史编纂研究不仅要坚持科学性，还要注重编研成果的转化，多推出一些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普及性读物，向中国和世界讲好南开故事、塑造南开形象、提升南开地位，为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营造良好氛围。龚克校长主编的《南开大学史话》，就是这样一部简要介绍南开大学近百年办学历史的小册子，其篇幅虽小，但脉络清晰、人物鲜活，从中亦可感受到几代南开人“秉公尽能”“越难越开”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所需要的。2015年12月一校史概述1 南开的发展道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系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所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大学很多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那时中国积贫积弱、日益衰败，很多学堂是为了救国、强国而兴办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西方大学源于教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与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南开大学在创办时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与国运也是密不可分。它肇端于威海卫“国帜三易”之后张伯苓所执教的严氏家塾，诞生于甲午战败十周年之际，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五四运动大潮之中，建校目的就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治国、强国、富国之才，负有“兴学强国”的责任使命。
1898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了“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一年，张伯苓结识热心教育、倡导新学的翰林严修，受聘执教于严氏家塾。因此，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作为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完整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端于严氏家塾。南开系列学校发祥地——严氏家塾
1904年，时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偕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通过考察，二人“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归国后，严修将家塾变为公学，初名中学堂，不久改为敬业中学堂、第一中学堂，1907年又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起称南开学校，以培养救国、强国的人才为教育目标。
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大学部经过多年筹备，于1919年秋正式成立。刚建校时，只有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教师也仅有17名，设文、理、商三科。这三科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的，带有强烈的“育才救国”的实用性。
学校初创的几年，是南开大学最艰难的时期，办学经费极度缺乏，办学条件较为落后。1922年，学校租得八里台附近400余亩土地，开始兴建教学楼（即后来的“秀山堂”）、学生宿舍、教员住宅。此后，学校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开始兴建科学馆（即后来的“思源堂”）。1923年8月，学校正式迁入八里台新址，除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并增设预科，初具规模。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北部全景（马蹄湖、木斋图书馆）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南部全景（思源堂、秀山堂）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南开人在一片荒野之地上建起了幽静、整洁的校园，图书馆藏书达20万余册，教学设施的配备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北京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更重要的是，南开的办学模式也开始从照搬外国向着“土货化”（即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的文、理、商、经济等学科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中经济学科更是成为当时的优势学科。1927年9月，南开接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的建议，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由何廉兼任主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创办之初就开始对天津物价进行调查和分析，编制了在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的问题和华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出版了英文版的《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并开始成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拥有文、理、商3个学院的13个系和2个研究所，学生429人，教职员110多人，成为当时中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时天津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碱厂）、南开和《大公报》。”
1921年9月，梁启超受邀参加南开大学开学典礼时说：“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先生自己曾立志创一所中国大学，没有成功，所以对南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考察南开后称：“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称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同年5月20日，教育部视察员在评语中说：“南开大学设备虽受经济限制，然颇能以一文钱作两文钱用，如数学系近购有十三种曲面及曲线数学标本，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经见者。其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教授在职近十年，他大学虽以重聘邀约，亦不离去者。其学生程度亦甚整齐。余等观察时，见商科二年级上经济课，男女生俱以英语笔记，敏捷正确，全班皆然。”
陶行知先生在1934年也指出：“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1946年，为祝贺张伯苓七十寿辰，陶行知先生又手书祝寿诗一首，云：“‘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他注曰：“两园桃李一手栽”是指“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陶行知手书《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诗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张伯苓到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70余位旅美南开校友在纽约聚会，为张校长庆贺七十寿诞。正在美国访问的南开校友曹禺和老舍闻讯后，联名写下贺诗《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在庆祝会上当场朗诵，其中提到：“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第二年，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用英文撰写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指出：“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对于南开大学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指出，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总体上是蒸蒸日上的。然而，这一发展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师生开始上课。1938年4月，因战事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简称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融合“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三校紧密合作，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及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列了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832人（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被列出两次，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应属错列，实为832人），实际人数还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的因参加抗战工作而离校的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人未被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1100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但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矗立在南开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时任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原校。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原址举行复校开学典礼。此时的南开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办学规模比抗战前有了很大发展，共有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系，学生达到1200多人。复校后，南开大学“重视学术研究自由”，“强调热心社会服务，发扬‘公能’精神”，“一切设备、教员皆正规化，重视课程，考试严格，学生素质好、朴实，学习研究风气盛”。毛泽东于1950年为南开大学题写的校名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毛泽东为南开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全国高校实施院系大调整，原天津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及原津沽大学的贸易、会计、企管等系并入南开，原南开大学的化工系等调出并入其他高校。调整后，南开大学被确定为综合性大学，全校共设14个系，有18个专业、3个专修科，有学生1634人、教师277人、员工273人。当时杨石先副校长在做《新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方针任务》报告时，提出了两项教育任务：一是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二是发扬学术与提高文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两项任务的提出，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院系专业及教学科研方向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1956年学校成立党委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党在学校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57年，学校制订科研计划和长远科学规划，此后坚持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陆续掀起科学研究的热潮，在农药化学、离子交换树脂等领域的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60年，南开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在此后的发展道路上，南开大学也经历过一系列挫折。“文革”期间，南开大学除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外，还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损失惨重。1976年7月28日，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使学校8名教工和23名学生蒙难，房屋震损2177间，面积达77548平方米，贵重的仪器设备损坏43件，价值56.6万元，直接经济损失总计500万元以上。后来随着计划经济解体和国内高校群雄竞起，南开大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资金困难、排名下滑、空间受限等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种种磨难，南开人靠着“越难越开”的精神一路顽强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没有得到特殊资助的情况下，学校主要依靠横向联合，建成了经济学院楼群、数学学院大楼、东方艺术大楼、综合实验楼、日本研究中心等。1995年，南开大学率先通过“211工程”预审，评审专家对南开“得到的比别人少，做的不比别人差”的实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2000年，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重点共建协议，南开大学跻身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进入21世纪，南开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主动应对各种挑战，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津南新校区建设这两大历史性机遇，注重质量特色，优化办学结构，改善办学条件，调整学校布局，迈开了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的步伐。
回顾南开大学开办以来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南开的前进与祖国的发展是同步的。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2月15日视察南开大学时所指出的：“南开的道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的；南开的品格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就是南开这所学校的灵魂。”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南开的发展道路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心系国家、服务社会。这是一条危难时刚毅坚卓、忧国救国之路，是一条和平时昂扬向上、富国强国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培育俊彦、贡献力量之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南开大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2 南开的教育特色——公能育人，全面发展
自1919年建校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短短十余年间，南开大学作为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高等学府，很快就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声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扎实的基础教学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由此，形成了南开大学的教育特色——以育人为第一要务，培养“允公允能”、全面发展的人才。
南开校友吴大猷先生说过，论历史、规模和师资阵容，南开与北大、清华不能比，但社会、政府重视南开的原因，“无疑的，我认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陈省身先生也回忆道：“南开的数学系那时以脚踏实地见长。姜立夫先生教书是极为认真的，每课必留习题，每题必经评阅。”当时的南开大学，诚如他们所言，是厚基础、博知识、强能力、高素质、严要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依然高度注重基础教学，积极强化育人质量。学校提出，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灌输给学生一些空疏的理论”，因为“严格的训练，认真的考核”始终是南开“传统的教学精神”。时任校长杨石先要求“踏踏实实提高教学质量”，指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合乎规格的建设人才，是我们学校的基本任务。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着眼于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基本任务，紧密围绕这一基本任务”。这一时期主管学校教学工作的吴大任，也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质量第一”，认为“基础教学质量，对于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合乎规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学校多次召开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专题会议，出台了《基础课程重点调查综合报告》和《提高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要求“特别重视提高基础教学质量这一工作，经常把它作为工作重点”，并“配备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提高基础课的理论教学和实验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继承并发扬优良传统，提出了“抓基础、重质量、求创新、严学风”的要求，进一步强调注重基础，努力提升教育质量。这突出地体现在重视教育与教学的基础地位、重视教育与教学的基础建设、重视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视教风与学风的建设等“四个重视”上。正是因为南开坚持“育人为本”“教学神圣”的教育理念，所以才有至今仍为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人民日报》在1995年4月3日刊登的那篇题为《南开学风，堪称一流》的报道。
南开大学重视育人，但育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南开自它孕育之初，就在探索这个问题，并在长期办学实践中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这就是——培养“允公允能”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初创之时，校父严修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1934年，在30年办学实践基础上，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纪念会上宣布，南开学校以“允公允能”为校训，致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允公允能”这一句式，来自《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是“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意为“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为1946级学生毕业题写的“允公允能”校训
南开大学原是一所私立学校，但私立不等于私有，南开大学是为公、为国而兴办的，如张伯苓所讲，“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公”？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患有五种“大病”。
首曰“愚”，千余年来，国人深中八股文之余毒，民性保守，不求进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
次曰“弱”，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
三曰“贫”，科学不兴，灾荒叠见，生产力弱，生计艰难。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流行，民生经济，濒于破产。
四曰“散”，两千年来，国人蛰伏于专制淫威之下，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而不悟“聚者力强，散者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之理。
五曰“私”，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
针对这五“病”，特别是作为最大病根的“私”，张伯苓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公能”的主张。他认为：唯“公”，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他还强调：“允公”是大公，不是小公，是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是要做到最能，要能建设现代化国家，就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和服务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
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先生是南开大家庭中的自贡蜀光中学高中1942届校友，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他在2007年为纪念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70周年写了《公能——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灵魂》一文，认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能实际是全面素质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张伯苓的解释全面反映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为把“公能”教育落到实处，张伯苓还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一曰重视体育，二曰提倡科学，三曰团体组织，四曰道德训练，五曰培养救国力量。他指出：“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张伯苓老校长是把体育放在第一位的。作为“中国奥运先驱”、奥运精神在东方的较早倡导者，张伯苓对体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在他看来，体育运动除了可强壮体魄以外，还可用以锻炼毅力、强化纪律、培养团体合作的意识、贯彻民主法治的精神，就是要你去拼搏、去协作、去守规则，而且要忍受失败给你带来的煎熬。在“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思想和“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南开大学形成了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的体育活动较为普及、实施得法，校内涌现出许多实力雄厚的运动团队及成绩优异的运动选手。南开学校历年在天津、华北、全国、远东各类运动会及球类比赛中所获奖杯不下数十个，锦标超过百面。
除了普及体育，编演话剧也是南开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1908年，当话剧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南开学校就开始编演话剧，一直延续了40余年。南开的话剧团被胡适称为“中国顶好的剧团”，南开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彭春（张伯苓之弟）则享有“中国现代话剧第一人”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南开话剧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剧本主题大都是反帝、反封建。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开话剧走向成熟，编演的外国话剧大都是第一次被介绍、引进到中国舞台上。抗战期间，在昆明和重庆，南开话剧团走出校门，同当地话剧工作者联起手来，上演了很多宣传抗战的剧作，如《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汉奸的子孙》《雾重庆》《屈原》等，学生们借编演话剧，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在抗战胜利后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南开的联大剧社创作了《民主使徒》《芳草天涯》《凯旋》《告地状》等剧目，在许多城市上演，动员人民反对独裁统治。
正是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要素的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下，南开大学形成了“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精神传统，使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一流，涌现出以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刘东生、吴文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间，既有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也有卓越的教育家、艺术家，这充分反映了南开“公能”育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特色。
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南开大学“公能”育人的教育特色，2012年初，《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颁布，确定“公能”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强调要以“公能”为主线，促进知行合一和德、智、体、美的相互融合、协调发展，通过构建新时期“公能”素质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 南开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南开大学之所以办得好，还在于“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指导方针。从这个方针看，南开大学是一个致力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学。这个方针并不是在南开建校之初就提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轮回教育”风波之后才明确下来。
1924年11月28日，23岁的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第8期上发表了《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指出：学生毕业后学着老师的样子到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回来后依样画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宁恩承的这篇文章在南开师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留洋教师表示强烈不满，围绕“轮回教育”展开了一场全校性的大争论。当时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确实十分严重，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
经过“轮回教育”风波，张伯苓开始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逐渐认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于是，南开大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25年，学校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汉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决定，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写教材。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学制、师资、教材均直接或间接来自西洋，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因此，“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而“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则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
在这份《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南开的创办者们提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创办者们所言之“土货”，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土货化”亦即“中国化”“本土化”。创建“土货化”的南开大学，目的就在于兴办“中国化”的教育、致力“本土化”的学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为确保“土货化”的学术研究取得实效，《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规定要以三项标准来确定研究范围：“（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该方案最后还强调：“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
正是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理念指导下，1927年9月，南开大学建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国内高校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1931年5月，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又与商学院及文学院的经济系合并，组建了经济学院。当月出版的《南开周刊》对此评论道：“大学中设立经济学院，研究调查适宜于中国经济学说与事实，尚属创举。”
为更好地“知中国、服务中国”，南开学者致力于“土货化”的学术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生活开展实地调查。例如，早期南开学者把考察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影响作为主题之一，在对我国城市工业和乡村手工业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由于注重翔实的数据调查和科学的数量分析，南开学者编制的各种经济指数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发布的“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出版的《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应用化学研究所坚持“教育与科研并重”“研究与生产并重”，在分析化验样品、仿制及生产轻工业品、提高民用轻工产品质量、加强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硫酸厂的建成投产，大长了中国化工科技人员的志气，“尤觉中国问题可由国人自行解决，而中国工程师未必不如外人”。这些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的整体地位和学术声望。
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的教授还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民俗等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油印出版了学术刊物《边疆人文》。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在高校院系调整中，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温公颐、季陶达等一大批史学、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知名学者调入南开，南开文科的综合实力和学术声望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和显著增强。理科则在时任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化学家杨石先的带领下，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调整科研攻关方向，为国家的有机农药研究和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药工业刚刚起步，面对严重的农业灾害，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治措施，只能依靠进口农药。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杨石先教授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号召，接受了研制农药的任务，回校后便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1958年，陈茹玉教授带领青年教师合成了对人畜危害不大但对害虫有很好防治效果的“敌百虫”“马拉硫磷”等有机磷杀虫剂，并在校内建成了“敌百虫”生产车间，同时协助我国第一家有机磷杀虫剂生产厂——天津农药厂进行生产。以此为契机，南开大学于1962年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相关科研任务，以研制农药为主，开展了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一个又一个空白，相继研制出“久效磷”、“螟蛉畏”、“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等农药品种，为我国农药研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并将其列入《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南开大学于1958年成立了“离子交换树脂”车间，毛主席当年到车间视察时曾给予很高评价，鲜为人知的是，离子交换树脂的研制与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密切相关。1956年，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开大学的何炳林教授带回了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的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并利用这些材料在两年时间里合成了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要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包括用于从贫铀矿中提取原子弹原料铀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此后，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资助了南开大学400万元，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专门生产交换树脂的化工厂，从而开创了我国自己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该厂所生产的苯乙烯型强碱201树脂首先向国防工业部门提供，用于提取国家急需的核燃料——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和核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南开大学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利用学科基础好的优势，增设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方面，重点增设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型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方面，则重点增设了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发展了现代工学，尤其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南开大学还以创新意识和前瞻眼光，在1981年创设了旅游专业，30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旅游人才，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黄埔军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开大学文理并重的学科布局更加多元开放，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以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开大学继续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学术传统，把“顶天立地”作为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指导思想。所谓“顶天”，就是追踪学术前沿、瞄准国家需求；所谓“立地”，就是紧贴社会实际、服务区域发展。为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南开大学近年来注重建章立制，陆续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激励措施，引导教师在科研中聚焦学术前沿、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研究，产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并在参与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南开大学的APEC研究中心每年都为我国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提供研究报告，受到外交部、商务部多次表彰；人权研究中心经批准成为首批三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之一，并全程参与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起草工作，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推出的南开治理指数，作为国内首个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与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物价指数遥相呼应，续写了学术辉煌；滨海开发研究院整合校内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优势学科资源，成为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区域发展的智库；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深化了南开大学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促进了南开大学及天津市的国际化进程。由此，南开学者在继承弘扬“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基础研究扎实、应用创新突出”的学术特色。二南开往事1 从严氏家塾到南开大学“合抱之木，生于毫末。”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滥觞于一个仅有学生六人的私塾家馆。其创立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1898年10月，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在家宅中开办家塾，聘请刚刚从海军退役、立志教育救国的张伯苓任教，学生主要是自家子侄，故称严氏家塾。严氏家塾设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引进近代体育，因而不是旧式私塾，而属于新式私学范畴。南开学校肇始于此，严修有开创之功，故被尊为校父。
严氏家塾新式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开一时风气之先，在社会上声名鹊起。1901年，天津著名商业“八大家”之“益德王家”，也聘请张伯苓任教于王氏家塾。1904年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八），严修、张伯苓基于“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的办学目的，以严氏家塾和王氏家塾为基础，成立“私立中学堂”，面向社会招生。张伯苓任监督（即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校舍仍设在严宅。“私立中学堂”后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在南开学校的发展中，张伯苓可谓居功至伟。“南开”二字取自新校址的地名。1907年，学校迁至“南开洼”，位于天津城西南方的开洼地带，遂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10月17日，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名为“南开学校”（从1919年至1928年，逐步发展为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完整教育体系）。这一天恰是农历九月初八，为“私立中学堂”创办纪念日。从此以后，南开系列学校均以10月17日为校庆日。
创办大学是严修、张伯苓的夙愿，“其动机同起于甲午之败。其目的同在于求中国民族之自存”。他们深感“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殊不足以应国家社会之所求”，而创办大学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1915年，南开学校开始向高等教育拓展，增设英语专门科。1916年，学校成立专门部及高等师范部各一班，为创办大学做准备。
为了借鉴西方国家的办学经验，严修、张伯苓亲自赴美考察。1917年8月，张伯苓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严修、范源濂等人也来到美国。他们先后考察了一批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并广泛接触留学生，积极物色师资。1918年11～12月，在乘船从旧金山返回天津的路上，严修、张伯苓等人仔细谋划了筹备大学的各项事宜。
创办私立大学，最紧要也最棘手的是经费问题。延揽教师，扩充校址，建设校舍，购买设备，维持教学，都需要有资金做保障，而当时不仅南开学校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就连许多政府开办的学校都出现严重的欠薪现象。为了筹措资金，严修、张伯苓决定通过募捐方式，将政要、富商的资财用于“百年树人”的公益事业。他们亲赴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先后晤见徐世昌、黎元洪、梁士诒、周自齐、阎锡山、曹锟、李纯等一批政要，募集到相当可观的办学基金。严修又派人代表他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恳请他们鼎力相助。严修本人也捐款、捐地。根据募集到的资金数量，学校确定了设科规模和经费编制。
1919年4月，学校从中学部划拨40亩空地，用于兴建大学部，并投资建设一座二层楼，作为大学校舍。5月，大学筹备课成立，由张彭春任主任，负责规划校舍、厘定校章、安排课程，同时学校聘请凌冰为大学部主任。大学部设文、理、商三科，学制为四年。9月，举行了新生入学考试，连同周恩来、马骏等保送生，共录取96人，其中文科为49人，理科为19人，商科为28人。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在中学部礼堂举行。原定于南开学校15周年纪念日召开的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因故延至11月25日补开。1920年，南开大学开始推行男、女合校制度，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招收女生的大学之一。
私立南开大学时期，学校实行董事会（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原称董事部，成立于1919年初，由严修等人组成。董事部的职权是聘任校长、筹措经费、议决预算及审查决算、批准学校章程。1920年3月学校组建了新的董事部，延聘范源濂、严慈约、孙子文、李琴湘、蒋梦麟、王濬明、陶孟和、刘芸生、卞俶成等为董事。1921年，董事部改称董事会。1929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董事会更名为校董会，由9人组成，任期为3年，每年改选1/3。
依据学校章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大学创办初期，学校设有大学部主任，协助校长负责大学校务，凌冰、邱宗岳、黄钰生相继担任此职。校长办公室设秘书若干及教务课、庶务课、会计课、训育课、建筑课。1923年10月，教授会成立，学校特辟秀山堂104室为教员活动室。1924年3月，学校以“开诚布公，根本改造”为主旨，成立评议会，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教务会议选举教授两人，校长在教职员中指派两人，这四人组成评议会，“专司评议全校一切大政方针”。私立南开大学机构简单，人员精干，规章健全，职责明确，实行校务公开、教授治校，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因而办事效率很高，办学成绩显著。
随着南开大学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校园、校舍已显狭小。1922年3月，以年租200元（时价）的价格租得天津城南八里台村北、村南两段公地400余亩，作为新校址。1923年9月，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新校址，当时分文、理、商、矿（1926年停办）四科。1925年8月10日，初具规模的南开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1930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文、理、商三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抗战前，学校拥有3个学院的13个系和2个研究所，学生429人，教职员110多人。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南开人在一片荒野之地建起了幽静、整洁的校园，使之不仅成为天津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也成为全国的教育重地。图书馆藏书达20万余册；科研设备的价值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北京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学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教师和课程的高水准”，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创造了条件。教育质量获得好评，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单被美国、英国的大学承认，准予攻读高级学位。南开大学作为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在从1919年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短短十余年间，很快就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南开，难开，越难越开。”张伯苓校长经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知难而进。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南开大学是一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经费主要靠私人捐款、团体资助、政府补助，最有保障的学生缴费仅占学校收入的一小部分，校产与基金利息也为数不多。因此，在经费保障方面，南开大学既没有国立大学的“得天独厚”，也没有教会大学的“养尊处优”。经费支绌，年度亏损，始终是一大难题。然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们从不气馁，百折不挠。张伯苓常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全校总支出超出学费收入甚多。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不过我总是乐观的，不怕困难。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正是靠着一股实干、苦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南开人自强不息，学校发展日新月异，走出了颇具特色的办学道路，堪称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一个奇迹。2 日寇毁校“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侵华日军有计划、有目的地毁灭、劫掠中国的著名教育机构。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日寇为什么要摧毁南开大学？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上海新人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幕：
午后，一切是平静的。外国记者又为日本报业会招集去。雅致的受有英国教育的队长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但是，这又有何理由去轰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先生们，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需毁掉一切反日的基础。”“你是什么意思？”“南开学生是反日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找我们的麻烦。”
日本人撰写的战史中，也记录了日军轰炸南开大学的情况。据1980年出版的《飞行第六十战队小史》记载，日军承认，连续两日轰炸，“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毁距天津城南方四公里的抗日据点南开大学”。
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对南开大学恨之入骨？原因就在于，南开的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付诸实际行动。1898年南开学校的肇端，就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密切相关。南开学校创建后，更是一所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机构。1915年，日本欲将“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于是“勿忘国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南开师生集会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还成立了“救国储金会”。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师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号召民众“警醒国魂”“不忘国耻”。
1927年，张伯苓亲赴东北进行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回到天津，张伯苓便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开展对东北三省的实地调查，搜集日本掠夺中国的罪证。次年，满蒙研究会改名为东北研究会。东北研究会向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提供研究报告，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日本人大为恼火，称东北研究会“乃受‘赤化’影响”，称南开大学为“排日之根据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史称“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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