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曾伟玉,顾涧清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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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研究试读：

序言

第一部分 城市形象研究

广州与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及发展对策研究

迄今为止，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世界文化名城的定义、内涵、特征，远没有形成共识。即是说，世界文化名城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但是，巴黎、伦敦、纽约、雅典、维也纳、柏林、罗马、洛杉矶等城市确实是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

在我国，与“世界文化名城”最为密切相关的名词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我国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10座。但是，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力有限，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我们认为，世界文化名城是比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更高层次的名城。而且，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最大不同的是世界文化名城强调的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还包括现代文化的发展，强调的不仅是文化的保护传承，还包括文化的开发利用、交流创新。

因此，世界文化名城指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力、聚集力，在文化保存或文化产业发展等某一（些）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二）世界文化名城的标准类型

判断世界文化名城的主要标准：（1）历史或现代文化资源丰富；（2）拥有全球知名的文化服务设施；（3）优秀文化人才高度集中，文化创新能力突出；（4）文化产业高度发达，国际知名的文化品牌众多；（5）全球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6）市民文化素养普遍较高。

衡量世界文化名城的具体指标：（1）国内外知名历史文化遗产（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2）国内外知名文化服务设施的数量、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3）国内外知名文化人才的数量、文化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4）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区位商、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文化产品出口创汇收入占全市出口创汇收入比重、文化消费占城市居民消费的比重等）；（5）文化旅游发展状况（文化旅游游客数量、境外游客数量，文化旅游游客的数量及占全部游客的比重）等等。

正如“世界城市”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一样，世界文化名城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根据城市历史悠久的程度划分为：传统文化型世界文化名城（巴黎、开罗、维也纳等）、现代文化型世界文化名城（纽约、洛杉矶、新加坡、香港）；按照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划分为影响到全球的全球性世界文化名城、主要影响到所在洲的洲际性世界文化名城、主要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区域性世界文化名城；按照城市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程度，可以划分为综合型世界文化名城、特色型世界文化名城等等。二、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资源条件（一）深厚的历史基础

广州是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当代改革开放前沿地，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广州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广州作为岭南行政中枢，肇于秦而奠基于南越。自建城以来，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2000多年的中心地位从未更改或迁移。宋元时期，广州已有“城外番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之语。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说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的船只多”。阿拉伯游历家伊本·白图泰也认为，广州是“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容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及”。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州在传统文化方面保持了稳定的传承和延续性。至今仍留有镇海楼、五仙观、南越王墓、陈家祠、西来初地、六榕寺、光孝寺、怀圣寺、石室、沙面西式建筑群等名胜古迹。广东音乐、岭南画派、骑楼建筑、西关大屋、粤语、粤菜、粤剧、广绣、广彩、牙雕、玉雕、木雕等，彰显出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

广州是千年商贸之都。自秦汉以来就有“金山林海，天子南库”之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番禺（广州）列为当时全国的九大都会之一。隋唐时广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始发港。明清以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一港和全国主要的商品集散地。明末清初，唯广州一口通外，独揽全国对外贸易大权。清代广州设立著名的十三行，贸易垄断长达83年，广州得以空前繁荣。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堪称世界级的大城市。开放的海洋文明造就广州文化的发展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既是一种商业的、平民的文化，也具有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先锋的文化特质。既保持了岭南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也兼具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多样性。

广州是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得地利之便，领风气之先。近现代广州是西学东渐的冲要之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第一家西式医院、第一家民族工业、第一家西式学馆等国外的新生事物大都从广州登陆再传播到内地，新思想、新文化层出不穷。黄埔军校引发中国军事观念的全面变革，毛泽东在此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独秀在此阐发自由革命思想，孙中山在此创建广东大学，吸引了大批博学俊逸之才。各种西式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一时全国瞩目，风云激荡。由此，广州也成为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两次鸦片战争、孙中山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广州起义、北伐战争等几乎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都与广州有关。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情满珠江》等影视作品风靡全国。《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率先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也是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随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应运而生。《南方周末》、《南风窗》、《新周刊》等一批新锐媒体享有全国性的知名度和舆论影响力。其中，《南方周末》曾荣获“2003艾菲广告实效奖”，是第一个获得国际营销大奖的中国报纸。2006年，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公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南方周末》以20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周报第一名。2011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了第八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4家报纸入围，品牌价值合计270.91亿元，而广州日报则以99.36亿元高居全国纸质媒体的第一名。

广州是我国海外华侨分布最多最广的大城市。广东人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随着中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广州人的足迹很早就散布世界各地，并定居下来。据统计，全市有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同胞135万人。其中华侨、外籍华人52万人，分布在5大洲116个国家和地区。粤语、粤菜、粤剧等也随着历代广东人向世界各地的流动而流布于东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特别是粤语，已在海外华埠通行了近百年。1986年进行的一项消费者调查显示，旧金山的华裔家庭讲粤语的接近70％，讲普通话的仅占19％。在加拿大，当地的华语报纸、电台、电视台，基本都使用广东话。庞大的海外华人网络和海外粤语媒体所构筑的粤语文化圈，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了机会和资源。（二）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化

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广州实现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719.3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87％，高于GDP增速2.5个百分点。在创意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营业收入等方面，排名全国第三，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位居首位。

文化品牌逐步形成。广州市已经形成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原创动力、漫友文化传播机构、珠江钢琴等一批知名度较高的龙头企业和价值品牌。

文化会展业成为亮点。自1957年开始的广交会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成交量最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其成交额占全国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以广交会为先导，广州还陆续引进了中国国际漫画节、声响亚洲（广州）文化节、中国音乐金钟奖、广州国际设计周、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文化盛事，并定期举办广博会、留交会、国际物流节、国际汽车展等大型知名展会。连续举办三届的广州国际设计周已成为国内设计界的“金字招牌”。广州电视台主办的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享有交易功能的纪录片盛会，每年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参与，为中国建立了专业纪录片国际交易平台。

标志性文化工程建设初见成效。广州实施重点文化工程，兴建了一批规模大、层次高、代表城市形象的现代化文化设施，如星海音乐厅、广州大剧院、广东科学中心、广东美术馆、广东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红线女艺术中心等。其中，广州大剧院是与国家大剧院、上海歌剧院并列的国家级大剧院。广东科学中心是目前世界上展示面积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科普教育场馆。正在建设的还有广州新图书馆、广州电视台新址、广州市宣传文化设施、广州报业文化中心等大型文化项目。特别是围绕广州城市新轴线，从北到南设计并建造了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广州大剧院、广州图书馆、省博物馆、广州新电视塔、海心沙广场等城市地标和现代化公共文化设施，集中展示了广州现代、美丽、人文和谐的新都市形象。（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广州是一个多元化的平民社会，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安定，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繁荣。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增长。201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在全国位居第三；人均GDP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二，高于上海、北京、天津等，仅次于香港。第三产业产值超过GDP总值的60％，在全国大城市中排第二位。福布斯2010年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广州位居第一。2010年广州的经济总量达到全国的2.5％，经济影响力辐射全国。

交通便捷。广州是全国最大的空港和海港之一，也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水路、铁路、公路和航空交通发达，已形成了辐射东南亚、连通世界各地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新白云国际机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枢纽航空港。对内，广州近年来大力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地铁线路四通八达，连接珠三角各城市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网络也在近期规划与实施当中。

资讯科技发达。广州是中国因特网三大核心节点和国际出口之一，也是全国宽带互联网出口带宽最大的省会城市。在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等基础指标方面，广州与国内外发达城市处于相当甚至部分领先的水平。“无线城市”建设也走在前列，截至2009年11月，3G信号覆盖广州市区95％以上。在2010年亚运会召开之前，广州市实现无线宽带接入覆盖全城所有亚运场所及公共活动场所的目标，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无线城市框架。

教育实力雄厚。广州拥有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63所，相当于广东省的三分之二，并集中了广东省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77％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开发机构和全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年专利申请量连续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已成为“人才广交会”，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三、广州与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

广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名列中国大陆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第三位的国家中心城市，拥有丰富且颇具特色的历史及当代文化资源、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潜力巨大、本地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对外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知名文化品牌日渐增多，因而，文化建设条件优越，基础扎实。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以超前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宏伟目标。但是，广州与世界文化名城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世界文化名城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一）与发达国家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1．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差距

世界文化名城普遍个性鲜明，文化开放进取，文化包容性很强，文化影响力巨大。

以法国巴黎为例，其是世界上四大“全球城市”之一、国际知名的文化城市，有“艺术之都”的美誉，是全球文化人士心中的“圣地”，一直引领全球艺术、文化、时尚的潮流。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无数游客到访。2006年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等世界文化遗产接待游客分别达到1365万和1050万，远远超过同期我国故宫博物院的833万。2010年巴黎接待的外国游客高达2800万人次。

再以美国洛杉矶为例，其号称“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城市”。与包括纽约在内的其他城市相比，洛杉矶拥有更多剧院，而且每年出产高达1500场戏剧。洛杉矶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影视音乐制作基地——好莱坞，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电影之都”。好莱坞不仅是全球时尚的发源地，也是全球音乐电影产业的中心地带，拥有世界顶级的娱乐产业和奢侈品牌，引领并代表着全球时尚的最高水平。洛杉矶爱乐乐团已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管弦乐队之一。加州艺术剧院以最时兴的艺术技巧为特色。罗伊斯大厅是全美国最大的音乐厅之一，它不仅因其内部完美无瑕的装潢和纤毫毕现的声效而享誉全球，而且也因出产杰出的艺术家而蜚声海内外。洛杉矶有14所地方大学开设艺术及设计的高级课程，培育了大量文化创意的专业人才。洛杉矶拥有美国第二大艺术社区，其画廊数量超过150家。洛杉矶的文化影响力，透过其生产制作的影视音乐传播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

再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例，其是欧洲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文化、艺术和旅游城市之一、举世闻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拥有非常丰富的音乐遗产和一流的交响乐演出团队与大师。维也纳的高雅音乐文化影响力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广州而言，目前的文化影响力还非常有限，其中改革开放文化在国内较有影响力，岭南文化在广东省、东南亚部分国家较有影响力，商贸文化在世界部分国家有影响力。

根据《中国城市“国际影响力指数”积分办法》，评价一个城市的国际文化影响力指标共有14个：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外国知名人士到访本城市，本城市大学、科研机构接受外国留学生，本城市举办国际性文艺、体育、学术活动，本城市馆藏文物出国展览，本城市自然文化遗产入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或世界地质公园，出入境旅游人数，居住在本城市居民获得诺贝尔奖金，住所在本城市的居民或机构获得联合国、外国政府奖励，住所在本城市的居民或机构获得国际性奖励，本城市文艺、体育团体出国演出、参赛，广州市华人华侨的侨领、政府高官、杰出人物，以广州市特殊文化符号在海外设立教育培训机构，原籍广州市海外华人华侨数量。

统计分析表明，广州城市国际文化影响力得分主要来源于华侨名人及数量，加上出入境人数规模较大，三项指标累计得分占广州城市国际文化影响力总得分的80％以上。其他单项指标得分低，是广州城市国际文化影响力的短板。由此可见，广州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大，目前主要局限在个别领域，但也正是由于短板众多，从而使得未来的上升空间巨大。2．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差距

世界文化名城都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

英国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典范。英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文化、媒体与体育部。英国地方政府是在中央政府和“英格兰遗产”的监督下，由地方官员和有关规划单位担负核准开发规划、审批历史建筑物及为博物馆变更申请、为维修遗迹提供维修经费等事宜。为了保证文化遗产管理的科学性，许多地方政府和规划单位还设有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队伍。民间组织在英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一般由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士和热心人组成，负责文化遗产的维护和咨询工作。民间组织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文化、媒体与体育部“遗产补助基金”的支持，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经营所得，还有一部分来自彩票收入。英国最大的民间遗产保护组织是“国家信托”，1907年议会特别法令授权它作为唯一的私人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特殊的法律责任从事建筑与优美环境的保护工作，通过遗产、捐赠、会员费、税收减免和经营来取得资金。通过彩票筹措文物保护经费，也是英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伦敦保护历史古建的基本方法，是为已注册的建筑提供法律保护。法律要求英国遗产局对那些具有特殊兴趣（或由于其建筑价值，或由于其与历史的联系）的建筑做出鉴定。伦敦所有最著名的建筑，如圣保罗教堂、西密斯特宫、大英博物馆等，与其他数以千计的不太知名的建筑一起被注册为文物保护单位。

伦敦另一个基本做法是让地方议会建立“保护区”，对有着特殊历史风格的街道、公园和社区进行保护。根据法规规定，保护区建筑无论是已注册的还是未经注册的，凡是影响建筑外观的任何形式的改造，都是不允许的。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却相当重视，国家立法规定，拆除有2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就要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审批。除了国家的重视，全国更有众多的基金会、民间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城市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为政府提供有力帮助。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大都市，既拥有悠久的历史，又拥有发达的经济，广州是其中的一个，这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以及卓有成效的手段方法而言，广州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存在很多改善的地方。主要问题是仅重视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法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量没有被“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不受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使得许多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巨大压力，曾经密布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街已所剩无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3．文化遗产再利用方面的差距

文化已被视为一种经济手段，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复兴旧城经济，缓解全球化过程中因经济结构转型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而此间，文化遗产的“活化”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并重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合理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博物馆式”的保护则局限在越来越少的文化遗产。

在美国，纽约的苏荷区（SOHO）是文化遗产再利用的典型。在19世纪后半期，苏荷是纽约工业区之一，遗存有50多幢独特精致的铸铁工艺构件，建筑物是小工厂或仓库。二战后，纽约制造业衰落，苏荷的工厂大批关闭或外迁，许多房屋空置破败。这些空置的房屋由于空间高大，房租低廉，吸引了大批艺术家。按当时规定，工业建筑不能改为民用，所以这些艺术家只对厂房做了低调改造。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苏荷地区所有老建筑都为艺术家占用。这一地区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艺术区之一。

在欧洲，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的政策推动下，许多严重衰落的老工业城市，如英国的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区等，通过文化遗产再利用，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而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具体的做法是将旧工厂、旧仓库、旧民居、旧交通设施、旧街区等再利用为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剧院、观光旅游点以及兴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举办文化庆典活动。典型例子是西班牙毕尔堡的古根汉姆美术馆，其前身是造船厂、集装箱收发区和化工高炉区，后来经美国建筑师Gehry设计改造为美术馆，开幕后，大量游客为该地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市容焕然一新，毕尔堡也由默默无名的地方城市转变为欧洲重要文化据点。闻名世界的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则是利用发电厂改建而成。

相对来说，广州在文化遗产再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对于文化遗产，要么采取的是一种“博物馆式”的保护，要么放任其自生自灭、无人问津或被人为损毁，尤其是那些从传统文化保护角度来看文化价值有限的产业遗产等。4．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差距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消费主义的盛行，文化与经济的融合越来越密切，文化产业正成为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产业普遍发达，文化产业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伦敦为例，其文化创意产业每年产值达210亿英镑，成为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预计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其创意产业产值会达到300亿英镑，将超过金融服务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

巴黎的文化产业类型众多，主要包括电影、录影、电视、广播、音乐、书籍、出版、印刷等核心行业以及高级成衣、皮革、家具、香水、化妆品、旅游、葡萄酒等相关行业，这些行业在全球都有很高的声誉，其中相当部分产品是经济附加值很高的“奢侈品”。 大巴黎（都市）区电影生产量占法国电影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三。

纽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更为引人注目：有2000家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出版发行4种日报、2000多种周报和月报，拥有几百家国家级杂志出版社，美国排名前10位的消费类杂志中有6家总部设在该市，美国18％的出版产业从业人员工作居住在纽约市；拥有80多种有线新闻服务、4个国家级电视网总部、至少25家有线电视公司集中在纽约市；美国排名前5名的音乐录音制作公司中有三家总部设在纽约市；全球大多数著名的媒体集团大都在纽约有分公司，其中不少是以纽约为公司总部，如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维亚康姆、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集团等。

洛杉矶的文化产业也非常发达，好莱坞电影、《洛杉矶时报》、环球影城、迪斯尼乐园等知名文化品牌影响全球，是世界著名的电影、电视中心、艺术之都，其中，好莱坞每年就贡献了超过300亿美元产值，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奠定了洛杉矶国际声誉和全球地位。

柏林被公认是新时代的艺术中心，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学术交流场所之一。柏林拥有规模庞大的画廊业，有世界闻名的博物馆岛，几乎全年都有文化节，包括两年一度的柏林国际电影节。

相比之下，广州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起步—快速发展阶段。广州虽然在新闻出版、印刷、网游动漫、产业设计、广告、文化会展等行业发展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从全球来看，优势并不够突出，在文化产业的规模、聚合与辐射能力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文化名城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5．文化人才队伍方面的差距

世界文化名城必然拥有世界级的文化大师，优秀文化人才高度汇聚。

统计资料显示，在纽约，文化创意人才占所有就业人口总数的12％，伦敦是14％，东京是15％。2003年，法国文化产业部门吸收就业人口250000人，企业19500家，其中45％集中在巴黎。

高校是城市中文化最先进的部分之一，是最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其文化的繁荣程度，而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其基础力量和文化支撑点就是本地的高校资源。世界文化名城一般都有国际知名的高校。比如，伦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皇家舞蹈学校、皇家音乐学院、皇家艺术学院、伦敦商学院等是英国的著名院校。纽约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巴黎拥有众多世界著名大学，其中巴黎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柏林的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洛杉矶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高校，是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高等教育中心之一。这些知名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世界知名的学者和文化大师，通过知识传播、知识创造，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远，特别是通过文化人，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相比之下，广州虽然也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综合性大学或专业艺术学府，但由于本地缺乏文化生长的土壤，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一流的文化人才、超一流的文化大师过少。6．文化环境方面的差距

世界文化名城都高度重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并有享誉世界的文化旗舰设施，密集分布于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拥有广大热爱文化的市民，城市文化氛围非常浓郁。

伦敦市2003 年2月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reativity and culture）”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集中了英国和世界各国的大量古代文物。伦敦还有著名的科学博物馆、国家画廊、伦敦塔、威斯敏斯特宫、海德公园、格林尼治山等文化设施及文化遗产。伦敦人口约719万，共有395家公共图书馆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专业性图书馆，伦敦还有至少1000个剧场，在伦敦可以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艺术和娱乐表演，如歌剧、音乐剧、古典音乐、摇滚、爵士乐等。

面对美国全球性的“文化入侵”，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新的文化中心的时代背景，巴黎制定了法国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即在充分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的魅力，并赋予它们21世纪新的活力。

巴黎不仅拥有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埃菲尔铁塔、乔治·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等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在市中心的沙特莱广场和圣日耳曼德佩广场等地，许多青年学生和市民经常自带乐器举行音乐会，表演各种节目。泰尔特尔艺术广场是世界闻名的露天画廊。巴黎的最大魅力来自于其浓郁的文化氛围。

纽约市政府并没有专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但作为主管文化的政府部门——纽约文化事务部提出的目标是“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政府并不提出文化发展要达到何种高度，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持目前繁荣的景象，让普通市民享受到这种景气的成果。纽约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化设施，如百老汇、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但更多的是一般性的文化设施。2005年纽约市有博物馆360座，图书馆1279座，戏剧制作体1287个。纽约公共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共有分馆达80多个。这四大门类中，只有数量最少的电影院是纯商业性的；图书馆、博物馆完全是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或为政府拨款或为私人基金会及个人赞助；戏剧中少数是商业的，多数也是非营利性的，商业的百老汇现在有35个剧场，现在全市每天晚上平均有上百个卖票的正规舞台演出，就是说2/3是非赢利的，这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不卖票不登广告的社区和学校的业余演出。

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文化名城种类多样且无所不在的公共文化设施铸造了无数高文化素养的市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人才，造就了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

相对来说，广州在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文化活动中心、书店、影院、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数量、质量及其布局上与世界文化名城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各类文化基础设施的覆盖率相对较低。比如，广州63.3万人才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共14座）、艺术表演场馆只有23个。由于没有充足的、高质量、低成本、均等化、高密度分布的公共文化设施，因而难以培育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公民，无法形塑出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二）与国内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

广州不但与国外世界文化名城有很大差距，与国内世界文化名城也有一定差距。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20强为：北京、南京、上海、台北、香港、西安、杭州、广州、沈阳、苏州、成都、武汉、澳门、大连、青岛、重庆、绍兴、天津、厦门、深圳。广州仅排名第8，在大陆地区落后于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五个城市。这里的“文化竞争力”涵盖了教育实力，科技创新水平，文化及体育产业发展状况和文化影响力，文化氛围，公民总体素质和公民意识，城市历史以及地域文化等方面，是文化名城的主要体现。虽然，广州与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市文化实力可能在伯仲之间，但是，广州与北京文化实力的差距却很明显。广州与北京文化实力的差距还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化的影响力、文化遗产的数量、等级、优秀文化人才的数量、文化氛围、文化基础设施等，比如，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有六处，广州则为空白。（三）小结

正如时任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同志指出，“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州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文明，拥有丰富的科技教育文化资源，形成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现代城市人文精神，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打造成为世界文化名城”。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广州与北京等国内世界文化名城还存在一定差距，与纽约、巴黎、伦敦等发达国家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则更大。下表1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六大国际都市文化实力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北京这样我国文化实力最强的城市，与纽约、巴黎、伦敦等世界文化名城还有很大差距，况不论广州。表1 全球六大国际都市文化实力比较资料来源：庄德林等．全球六大国际都市软实力比较研究．人文地理，2010（6）：73-78．

下表2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此项排名的研究是在5个领域：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流、文化积累及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开展的。从该下表可以看出，广州的“文化体验”相比伦敦、巴黎、纽约、北京等世界文化名城都有很大差距。表2 国际大都市排名资料来源：http://www.foreignpolicy.com/

下表3是广州与伦敦、纽约、巴黎等发达国家世界文化名城文化遗产与文化基础设施的比较，可以看出，广州与它们的差距非常大。表3 文化遗产及文化基础设施比较表4 广州与世界文化名城的差距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思路与目标（一）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思路

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为指导，以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为根本目的，依托广州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未来，超前规划，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文化政策与体制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以市民参与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全面推进城市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与有序开发，促动文化资源产品化，文化产品品牌化，文化品牌国际化，打造世界级的文化精品、文化地标、文化事件，引进和培育世界级的文化大师，增强广州在世界文化舞台的话语权，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升市民文化素质，营造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最终将广州发展成为以商贸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并以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推动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建设，以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的建设促进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二）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近期（2011—2020年）目标：打造成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公共文化设施完善、文化产业发达、文化辐射力、影响力较大的世界文化名城。

中远期（2021—2030年）目标：打造成为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位居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前沿、文化产业发达、文化产品和服务辐射全球、文化品牌影响力巨大、优秀文化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文化软实力突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科学发展、世界一流的文化贸易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和文化创新中心，成为全球性世界文化名城。五、对策建议（一）树立文化立市理念，实施文化强市战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后工业社会，文化不但抚慰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素质、增进社会和谐，而且还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文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张广宁同志指出“一个城市能不能走得更远，既要靠硬实力，更要靠软实力，城市最终以文化论输赢”。因此，广州应树立文化立市理念、实施文化强市战略，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为此，要全面审视过往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制定一揽子文化政策，在文化领域大胆改革创新，加强金融、税收、规划、土地等方面对文化领域的支持，为文化建设提供巨大动力和活力。并着力于通过文化创新工程、文化品牌工程、旗舰项目工程、精品创作工程、文化民生工程等，努力将广州建设成为具有深厚历史内涵、浓郁地域特色、强烈时代特征、鲜明文化品格、高度创新精神、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世界文化名城。（二）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擦亮广州历史文化品牌

作为一个建城长达2000多年、享有“千年商都”盛誉的古城，文化遗产是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基础条件和宝贵财富。广州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和振兴，重新擦亮广州历史文化品牌，其中重点是商贸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例如十三行、恩宁路、一德路等历史街区，骑楼、西关大屋、东山别墅等特色建筑，南越国公署遗址、陈家祠等文物古迹，珠江后航道近现代工业遗产，光孝寺、石室、光塔等宗教名胜以及商业“老字号”品牌、粤剧、粤曲等。主要措施是在城市建设发展、更新改造中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尽可能避免在老城区中大拆大建，尽可能保持老城区固有的肌理格局和生活气息；扶持粤剧、粤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并鼓励它们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促进其走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道路；加强对旧建筑、旧设施（包括工业旧建筑、民居旧建筑等）的再利用，充分挖掘其文化价值、经济效益。

因应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需要，广州应特别加强商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商业文化资源的整合，将商贸文化作为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予以打造。

同时，广州还应加快推动“南越国公署遗址”、“海上丝绸之路”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早日填补广州这一方面的空白。（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经济融合

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广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广州应优先支持发展新兴和原创文化产业，要结合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当前要特别关注新兴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顺应发展大趋势，抢占创新、创意为内涵的战略制高点，推动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争取在文化创意、传媒、动漫游戏、会展等新兴产业形成明显优势。互联网、卫星传输技术的发展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应根据城市发展优势，重点发展新媒体产业，使广州不仅成为华南地区传统媒体中心，而且是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文化中心。要在区域发展的总格局中发挥龙头作用，对周边产业形成强大的拉动效应，使区域内城市群的资源优势，包括投资、人力资源、消费市场、历史文化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尤其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增殖链上形成互动、互补的协作关系，最终形成一个以广州为核心的、共生共存的文化产业发展群。（四）积极推进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更新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化政策与城市更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产业、文化设施的发展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巨大动力。

对于广州而言，基于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在老城区设立结合艺术、休闲、商业等功能、群落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特区。其主要目的是：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活化城市特定地区，为居民及游客提供艺术活动，为艺术家提供就业与居住的机会，让艺术与社区发展更紧密结合。

二是要开发和建设体现文化名城的文博设施。文博设施的建设发展对于城市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以博物馆为例，由于其肩负着社会教育、展示与公众参与的功能，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将博物馆建设作为城市更新发展的重要手段，许多城市都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博物馆广场”。广州要扩大和充实博物馆网络，建成一批能充分反映当地历史文化、人文资源的专题博物馆，引导和帮助社会力量兴办自然、科技类的专门行业博物馆，鼓励有一定收藏的个人建立私人专题博物馆。政府对于社会上兴办的博物馆应给予一定的税收、补贴和营销推广上的支持。

三是要加强产业遗产的开发利用。随着近年来广州“三旧”改造的大力推进，广州可将产业遗产改造为美术馆、画廊、艺术村、景观公园、创意产业园等，同时，要重点加强商业文化遗产的开发，以促进城市更新，如以老城区特色商业街、专业市场、特色商业网点的改造更新，推动商业旅游发展，从而既顺应了城市更新转型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广州的文化建设。（五）大力打造旗舰型文化项目

城市正在作为商品进行包装和推销，以创造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的营销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文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方面，包括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举办各种大型的体育、文化盛会和各种重要的商务会议。因此，旗舰型文化项目对于城市形象的营销、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广州来说，应着力打造以下方面的旗舰型文化项目：

一是着力建设标志性文化设施。标志性文化设施是彰显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广州近年来着力打造了多个标志性文化设施，如位于珠江新城的广州新图书馆、广州大剧院、广东省博物馆等。但是，一方面这些标志性文化设施还远远不够，广州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建设更多标志性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广州还需要建设更多更有地方特色的标志性文化设施。

二是着力建设标志性文化街区。广州要以历史街区、文化机构、文化企业聚集的街区为重点，打造出具有较大规模的标志性文化街区。标志性文化街区的形成，不但有利于在城市中形塑出浓郁的文化氛围，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而且可以使其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有利于推动文化旅游的发展。其中的重点是沙面、十三行、恩宁路、荔枝湾等。

三是着力打造重大文化节事活动。重大文化节事活动往往与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相连，成为迅速提升城市功能和地位的重要载体，推动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给举办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外，法国戛纳、意大利威尼斯的电影节，巴西圣保罗的狂欢节，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美国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评选，奥地利维也纳的音乐节等等。在国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上海音乐节、大连时装节、潍坊国际风筝节、南宁的民歌节等等，已经成为这些城市的文化名片。

广州应重点办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羊城国际粤剧节、广州民俗文化节、声响亚洲文化节、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国际童声合唱节、羊城书展等优势品牌活动，并与国家文化机构合作，争取举办更多高层次国际性艺术活动。对于老行业、老字号的历史文化资源，要注入新的内涵、采用新的营销方式，使之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要改进品牌宣传策略，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战略重点，壮大传媒总体实力，形成与世界文化名城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六）加强城市营销，增强广州文化影响力

开展城市营销是现代城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广州要快速提高城市文化影响力，必须加大和改善城市营销活动。首先，要根据城市特点优化城市营销方式。根据欧洲城市联盟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营销经常运用的主要有7种模式，按使用频率排序最高的是贸易展会，此后依次是商务论坛、媒体宣传、文化和体育活动、网络宣传、定向直接推广、国际会议等，广州应尽量运用多元化的营销模式，并根据城市特点和优势选择最适于自身的营销方式组合。其次，要完善城市营销的组织机制。城市营销的成效与城市围绕此项工作所设计安排的组织机制紧密相关，从先进国家的经验看，不少城市都采取了多个城市公共部门共同分担营销工作，但以市长办公室作为执行城市营销的最终负责部门的组织机制。今后，就广州的实际而言，城市主要领导者要直接领导和参与城市营销，以有效协调各个部门的关系。要尽量多地依赖民营独立机构策划和实施城市营销，并通过跨区域乃至跨境合作机制来推动城市营销。再次，要强化城市营销的资源配置。在城市营销过程中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投入保障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纽约一年的营销总开支达到30亿美元以上。因此，一方面，广州在政府财政年度支出预算中应给予城市营销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要形成合理的资金增长长效机制，另一方面，要注意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要善于利用城市文化旅游、贸易会展和其他重大项目和对外交流活动。（七）加强体制创新，培育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

正如国际知名学者佛罗里达指出，创新型城市应具备3T要素，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由此说明了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文化建设，既不能妄自菲薄，又要开放包容。只有开放包容文化才能强大，才能培育出多样性的文化，才能吸引国内外的文化人才，才能培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而形塑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关键取决于制度设计与决策者的开放程度。

广州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在国内各城市中有着良好的口碑。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创新，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是要逐步放宽文化管制，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建设发展环境，尽可能淡化意识形态对文化创作、文化生产的桎梏。

二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严厉打击文化领域的假冒伪劣和违法经营等行为。

三是要探讨财税制度的改革、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制度的改革，以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投资，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是要创新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鼓励民间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介入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开发、利用当中，为民间人士参与到文化建设事业提供渠道。（八）努力培育市民文化意识，加强城市文化氛围建设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与每一个市民息息相关，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市民是现今世界文化名城的普遍特征。为此，广州不但要切实提高广大市民的文化素养。

其中关键是政府要加大文化投入，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直接面向普通市民，其建设发展有利于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形成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是落实“文化公平”、“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比如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纽约市内有85个分馆，免费服务广大市民，成为“知识和美的象征”。广州已经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财政实力雄厚，资金的短缺不能再成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匮乏的借口。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应密布于广州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完善的公益性、普惠性的文化设施网络，为市民大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教育服务，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快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

后亚运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形象建设思考

广州拥有两千多年历史，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广州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用地规模、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呈现出重经济、轻文化的粗放发展模式。城市特色营造难免千篇一律，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建设管理一刀切的现象常常出现。虽然近10年开展了“三变工程”和亚运前的城市环境整治，城市形象得到较大改善，但往往还只是沿街一层皮或局部的整治，缺乏整体意义的提升。因此，广州要建设成为世界名城，就要以世界眼光全方位多领域地重新审视广州的发展与战略定位，特别是从广州的实际出发，挖掘出优势潜能，营造特色品位，才能全面提升广州的城市形象。一、整体把握、突出重点、形成体系

任何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有其丰富的城市形态和深厚的历史文脉。城市形态往往包括城市的空间格局、建筑形态和自然地貌等要素，是相对静态的能反映城市意象特征的大规模物质实体，其可读性也是城市文脉、城市形象的载体。然而，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这些城市特有的要素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改革前沿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更是首当其冲，诸如城市特色消退、交通堵塞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更加尖锐，城市建设矛盾重重。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和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城市格局已从原来的“云山珠水”向“山城田海”的大山大水格局迈进，城市的特色元素更加多样、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就要全盘谋划、形成体系。一是要统筹全局抓标志性的节点，二是要依据自然的地形、水系、街道、城市轴线和绿道等形成可观可游的景观特色路线，三是依据这些“点、线”向街区纵深渗透并延续至整个功能片区，从而形成“点、线、面”全方位景观体系，使未来的建设能有据可依，既主次分明、又时序有节，保证全方位的稳步推进，实现城市景观环境整体提升。（一）精心打造标志景观

突出重点就是要选择标志性的节点进行建设。这些节点大致可分为历史性节点、文化性节点、交通性节点和现代标志节点等，它们是城市形象的集中体现。每当提到国际知名城市时，人们往往最先想起的也是这样一些令人激动、振奋的节点。可见，建设文化名城，一方面要利用自身深厚的文化创造特色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塑造新的标志性空间反映时代特色，形成新旧交融充满律动的城市形象。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被喻为“欧洲的客厅”；悉尼的歌剧院成了澳大利亚的象征；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注重城市天际轮廓线的保护，其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市政厅钟楼和圣母大教堂已构成视觉标志并成为城市的象征。目前上海的陆家嘴、西安的雁塔广场等也都成为城市的名片。未来广州要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城市，除了要完善已建成的名胜古迹陈家祠广场、城隍庙、镇海楼等和现代标志节点琶洲会展中心、海心沙和花城广场等这些“窗口”地带外，还应结合城市发展找出新的关键性节点如航空高铁站场、广州新城的标志节点等进行建设。（二）丰富完善景观线路

建设好主要街道、岸线，也是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法国的香舍丽榭大道、上海的浦江两岸都常被人们赞赏向往。作为广州，传统的北京路、上下九和珠江沿岸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位于天河中央商务区的天河路两边已集聚了多个高档次酒店、商业综合体，但其商业特色不突出、环境品位不高，与将来打造世界级的中央商务区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还需进一步提升完善。另外，两条新旧中轴线和绿道是联系东西南北、新旧城区的天然纽带，其开发建设的潜力很大。传统中轴线为越秀山—中山纪念堂—人民公园—海珠广场；新城市中轴线为燕岭公园—火车东站—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赤岗外事区并继续向南沙拓展延伸；而6条绿道将进一步丰富广州“山城田海”的景观内容，是紧密联系城市景观与岭南村落并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纽带，这些都是展示城市魅力的连续动态的景观线，要精心建设并串联成高品质的步行街区和开敞的外部空间形象，让人们记忆深刻，这对树立城市独特的形象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近年来珠江沿线的建设虽有很大改观，但南岸高耸的住宅群如一道城市的屏障，使城市天际线单一呆板，同时，滨江路沿岸不连贯又使其景观形象大打折扣，这些在后续建设中都应加以改进完善。（三）拓展深化街区景观

目前，很多老城区的环境质量差、设施老化。新区建设也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如楼盘之间的边缘地带“脏、乱、差”现象还屡见不鲜，这为名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除了点、线景观建设之外，还要依托新旧城区各自的特色进行全面建设才能整体提升广州城市形象。各区域要在立足岭南特色的大背景下，根据不同功能需求和目标定位，进行统筹规划，提出建设模式，全方位有序建设改善。老城区要注重改善环境和市政设施，注重反映传统的岭南文化，延续传承千年的古城风貌，如突出越秀区的“古城文化”、荔湾区的西关风情、东山区的近现代历史文化、海珠区的滨水文化、黄埔区的古港文化以及芳村区的“千年花乡”文化等特色。新城区要展示时代特色，体现高新科技、品牌商业、运动休闲、宜居城乡的景观形象。如珠江新城和天河体育中心一带要突出世界级的中央商务区的总部经济形象，科学城、知识城、大学城等要突出其先进的科技文化特色，亚运城、奥体中心要突出运动休闲宜居的特色，还有IT园区、创意产业园等都要突出其创新艺术的产业特点。广州景观体系概括归纳如下。二、立足文化、着力细节、体现特色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城市如果失去高水平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环境，其城市形象将缺乏内涵和特色，因此，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最宝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继承、创新和弘扬先进文化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塑造城市形象的关键要素。（一）立足文化

广州是秦汉繁荣的都会，汉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其内名胜古迹众多，数不胜数，双脚及处皆是历史。除罗马、雅典等少数几个城市外，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名城均比广州年轻，却在世界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广州名城建设就要善于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曾经一段时间由于旧城区大量开发建设，加之管理和认识的滞后，许多文物建筑、传统街区及古树名木被过度利用、错位利用，甚至遭破坏，出现了阮仪三先生所描述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前所未有的破坏”的现象，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和城市特色。如建于明朝的广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圃“湛川祖祠源远堂”和“龙葵钟公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目前也进行了维修和安排专人管理，但只是对文物本身进行了保护，其周边环境杂乱，违章建设与历史建筑格格不入。“湛川祖祠源远堂”现为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但其入口空间窄小，商贩摊位拥挤门道，严重影响了历史建筑的整体风貌，很难展现伟人视察此地的历史意义，也不利于区域环境的整体改善和文化特色的建设。可见，有历史并非有历史感，如不从其文化历史背景加以保护利用，这些珍贵的遗产在当下急功近利的建设中可能变成“负担”而被破坏或“遗忘”。（二）着力细节、体现特色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名城建设也不例外。特别要从前阶段大拆大建粗放式发展中吸取教训，审慎精约建设是后续发展的必然之路。面对广州丰富的遗产文化、深厚的人文精神，这些都体现在城市建筑、人文景观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在保护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时，就应着力细节，去普查、分析、研究和制定保护利用的方案。国外很多城市对传统建筑和旧城中心的保护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细致入微的保护法规和规划方案，使城市风貌得以保存。如日本京都传统街巷的保护，注重对传统街区的基础形态、肌理和历史建筑的形式、空间的保护，使地区的风貌特征、历史文化等得以完好保存。英国早在200年前就开始古建筑的保护，使伦敦在成为高度现代化的国际城市的同时仍闪烁着一座历史名城的光辉。法国巴黎保留了诸多名胜古迹，其城市悠久的文化使之成为世界上难得的旅游之城。

广州历史文物众多，首先，要进一步毯式地搜查摸清各类历史建筑的情况，并加以分类评价。以文化脉络为主线，深入发掘历史文化名城形态构成的自然、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以保护空间形态为主，切实开展对历史城区分区研究、历史文化保护研究、特色建筑群的风貌与价值研究以及旧城区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等的专项研究。对山体水系、风景名胜、古村名木的特色进行研究。由此，明确各级文物保护范围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等。

其次，在形态特征保护的基础上，以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内质、使用功能、保护价值与保护状况为标准，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和遗产利用方式。国内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式大体概括为五类，即观瞻式、实用式、体验式、纪念式和复合式。广州在探索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上，尤其应反映文化遗产外在形态所蕴含的属性特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力求从根本上再现它们的深刻内涵，恰当建立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如把越秀、荔湾老城区部分当作整体的“博物馆”来营造，把文物和环境结合起来整体保护，细化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并分别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对重要文物建筑采用观瞻纪念式保护，体现其文化背景和原真形态。对有代表性的地段，按体验模式进行建设，形成可观可游的实用生活场景等，延续其历史文脉。可在修复改造方面适当融入新的设计手法，对于空间、材质、尺度、形式和门窗等特色元素进行符号提炼，嵌入少量现代材质进行点缀，以体现时代特色，展示城市新旧共生的意象特征，如丹麦名城奥尔堡的历史街区保护就是很好的范例。

同时，对特殊的历史地段和场景恢复改造时，还应从社会民俗和文化意境方面深入研究，细到植物选择、构筑物和堤岸等也不例外。如广州西关荔湾涌的改造，传统上曾是“一湾清水绿，两岸荔枝红”的历史语境，但改造后两岸树木改种榕树，虽都是本地树种，但其意境荡然无存。同时，广州有名的小吃“艇仔粥”也源于此，当年的渔船、驳岸、码头汇成了喧嚣热闹的繁华景象，而现在岸线被渠化、码头消失，可以说与以往的场景大相径庭，虽环境有明显改善，但传统韵味不再呈现。

除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地段要审慎对待外，其他区域也应进行有计划地精心完善，把提升市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作为最终目的。老城区要着力改善其环境，增加休闲娱乐场所。新城区应完善配套设施，注重空间尺度的把握，营造亲切交往的场所。同时，环境建设中除保证安全舒适外还要有特色趣味。在雕塑小品、广告招牌、街道照明、绿化铺装和街道家具上都要以人为本，细致设计，体现环境设计的匠心，这样往往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无形中提高了环境的文化品位。如北欧的许多城市可谓环境设计无处不在。

瑞典一广场雕塑竟为一石加工而成，可谓“一石两用，虚实合璧”、省材又独具匠心。另外，这些环境设施的设计既要有统一的风格，又要体现街区文化的内涵。铺装应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多采用传统板石，卵石材料，体现当地传统风貌，容易与环境协调呼应。古树名木要保留利用，并用其组织景观和柔化空间的硬质界面。同时，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水系发达，水文化丰厚，在景观建设中还要充分利用驳岸、码头、小桥和水榭等景观元素，注重亲水性的营造，突出环境特色。三、注重生态、低碳节能、迁善管理

当前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建设生态城市、提倡低碳经济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州既是文化名城，又是快速发展充满活力的特大城市，每天的能耗和垃圾排放数量惊人，生态建设迫在眉睫。可以说，能否低碳建设、低碳生活，城市是否生态直接关系到名城建设的成败。（一）注重生态

我国传统城市大多依山傍水，具有较好的自然生态景观，城市传统格局也因山就水呈现出各自的风貌特色。但因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公园绿地被蚕食、山体水系遭破坏，重创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使城市形象受到损害。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根本保证。从国内外其他著名城市的发展建设来看也大都与所在的自然环境密切结合，才使得这些城市既满足了功能使用要求，又拥有自然和人工系统交相辉映的城市景观。如北美许多城市中心留出大片的原始森林，已成为生态建设楷模，城市被誉为大自然怀抱的现代文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将其自然特征如山、水、湖转化为城市的系统要素，与城市功能空间有机结合，处处碧水绿树，城市形象清新宜人；深圳诸山环抱、绿树成荫的深南大道、市区内的超大面积绿化和近在咫尺的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态之城。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珠水穿越白云山侧卧，传统以来就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典型的亚热带美丽城市，但近年的发展也带来山体破坏、水系污染堵塞现象。首先应对珠江和内河涌进行疏通治理，发挥亚热带城市的优势进行普遍的大地绿化，见缝插针复建街头绿地和多个规模相当的城市公园和森林公园，加强绿道建设，使广州形象在向“山城田海”的大山大水格局迈进的时候，仍能“再现”往日的“半山渐入城，六脉皆通海”城市宜居的生态意境。（二）低碳节能、迁善管理

众所周知，交通拥挤堵塞加大了能源的消耗和空气的污染，给城市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出行是否便捷、经济、舒适和安全，是人们评价城市形象的重要方面。就名城建设而言，低碳出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是城市低碳生活的重要内容。首先，完善道路网络，建立多元化的交通体系，积极推进公共交通是低碳出行的保证。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城市，其公共交通发达，地铁几乎可达城市的每个角落。同时，要注重步行街区的建设和自行车道拓展完善，并与公共交通无缝对接，形成完整的城市交通体系。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好城市原有的空间尺度和道路肌理、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改善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及大气质量，另一方面，极大地节约能源和促进市民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国外发展较快，如20世纪70年代西德城市的步行街为214条，到80年代已发展到800条左右，而且步行街的长度及区域也在扩大，形式也更加多种多样以符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童话般美丽的丹麦可谓自行车王国，相关的自行车道标识精美，设施系统完备，市内空气清新，单车出行更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

人们常说“三分规划，七分管理”，可见完善的管理机制是城市有序发展的保证。但长期以来存在着认识和理论上的缺失，采取粗放式的建设管理模式，一方面违章建设多，另一方面大拆大建和马路“拉链式”建设严重，消耗大量建材和产生巨量的建筑垃圾，给城市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见，名城建设还要提高管理决策的综合效能和规划设计的水平，要立足长远谨慎行事，做到有机更新、渐次推进和低碳建设。特别是当前正在推进的“三旧改造”政策，面对大量的旧厂房、旧村落，更要开展细致的调研，应多元化、有节制地加以利用改造，而不能简单化加以拆迁来建“高、大、新”的街区。如可结合原有的厂房、村落的历史特色和建筑质量打造文化创意园等，如北京的“798创意园”、上海的“田子坊”、深圳的“大芬村”和版画村的改造利用，不仅避免了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还保存了城市发展的记忆、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为城市形象带来新亮点。目前广州改造红砖厂、小洲村等也是很好的尝试。

同时，作为城市管理体制的重要部分的公众参与机制应健全起来，要加大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营造“以人为本，民主参与”的现代规划理念。加强宣传引导力度，使市民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珍视维护现有的文明，并积极参与到城市的形象建设中来。四、结语

亚运会的召开提升了广州城市形象，也使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被更多人关注。未来，广州要建世界名城还面临许多问题和矛盾。就城市形象建设来讲，特色还不鲜明、资源利用还不合理充分。因此，必须立足城市文化生态背景，借鉴国内外相关建设经验，统筹规划，抓住重点、精约建设和完善管理。唯有通过节制理性的建设，才能再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文化特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城田海”多元生态景观并存的美丽花城。

参考文献［1］阮仪三，丁枫．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战略思考［J］．上海城市规划，2006，（2）．［2］王建国．城市设计的整体性理论［J］．城市规划，2002，（11）．［3］阮仪三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4］黄卓．挖掘城市历史文脉，重塑名城特色［J］．城市观察，2010，（3）．［5］边宝莲，曹昌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态保护与文脉传承［J］．城市发展研究，2009，（11）．［6］朱雪梅，王国光．文化，生态，效率——对当前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建设的思考［J］．北京规划建设，2003，（6）．［7］王景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与规划［J］．城市规划，2004，（10）．［8］李光旭．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研究［J］．山西建筑，2009，（6）．［9］朱雪梅，王国光．立足城市文化，建设特色广州［J］．城市开发，2003，（10）［10］朱雪梅，程建军．传统街区改造复兴模式研究［J］．南方建筑，2008，（4）．［11］珠三角文明城市群论坛第一站广州站．城市景观让城市更美丽——从广州大变看城市景观建设［R］，2010-12-26．

广州海上丝路与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

广州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其最大的一个文化特质是海洋性，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广州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广州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一直与广州城市历史相始终。按照它自身特点和它作用于广州城市的程度以及相应效果的差异，广州海上丝路历史可划分为初始、发展、繁荣、鼎盛和终结五个阶段。1．秦汉到南北朝初始阶段

秦汉时期的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港口。《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是来自海外而不是当地出产的商品，像非洲的象牙、东南亚的铜熏炉和乳香之类，这些都表明，广州已经和海外发生了商业贸易的往来。这段时间大概有700多年，广州开始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流，传入印度佛教和各种作物、阿拉伯医药等。今天的上下九步行街当时就在珠江边，那里的“西来古岸”石碑是为纪念达摩来华传教最初登陆而立的。昙摩耶舍之后，有很多佛教徒都在广州登陆。广州有很多遗址遗物，华林寺、光孝寺即属此列。现在的南方大戏院是当时的珠江码头，船舶就在那里停泊，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但广州是不是始发港，还有很多争议，难以统一。但不管怎样，广州已经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走过一个历史过程了。2．唐发展阶段《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这实际上是对海上交通线在那个时代的一种称谓。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南海周边，再经阿拉伯海，差不多一直到了非洲东岸，跟印度洋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商贸往来。这时，广州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港口。那时候珠江上有很多外国的船只，珠江岸边也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他们穿着各种服装，顺着韶关南雄大庾通道一直北上，往长江下游扬州、往洛阳等中原地方，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起来。广州的腹地由此更加宽广，西江一直到云南、贵州、广西；北江一直到韶关、乐昌；东江一直到河源、赣州。这样，广州的腹地就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也不局限于广东本身，而是超流域，直到长江，甚至黄河流域。国内各省区的商品就可通过珠江水运，集聚到广州，再通过珠江8条水道直通南海，舶运到东南亚、印度洋等地。各水道的出口称之为“门”，东边注入伶仃洋的口门有4个，从东向西为虎门、蕉门、洪奇门（沥）和横门。西边注入珠江口的有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和崖门，这些都是跟海外通商的港口。这样广阔的内外腹地结合在广州，广州就成了中国最庞大的、跟海外联络最多的城市，也由此在广州开始了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流。主要是伊斯兰教传入广州，阿拉伯天文、数学、历法、音乐、美术、舞蹈、服饰、语言、风俗以及芒果、油橄榄、无花果等传入广州。在广州“蕃坊”聚居的阿拉伯人有十几万人，有人据此估计唐朝的广州可能有上百万人，成为一个世界性城市。这自是海上丝路产生的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3．宋元繁荣阶段

这一时期，无论是宋朝还是元朝政府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像之后的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政府也很重视海洋，以海立国，发展海洋经济，而海洋经济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海上贸易。到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在技术上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就是指南针用于航海。这使得海上交通与贸易兴旺发达起来，宋代跟中国有政治、经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而元朝则达到了14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要经过广州上岸。

宋代，由于西夏政权与宋朝常年处于战争状态，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政权切断，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时期，广州有些商品的外贸占了全国的大部分，如宋王室对产于东南亚的香料依赖程度就很高，它们中的90％以上是通过广州上岸再转运到北方去的。并且广州在宋朝修建了中城、东城和西城三个城，商人住在城外，有“城外番汉数万家”盛况。城外有很多外国侨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南海神庙也记述了宋朝、元朝皇帝不断给南海神加封号，唐玄宗给南海神加封为广利王，希望南海神能够帮助朝廷谋利。后来，每一朝皇帝都给南海神封号，南海神的名号因此越来越长，没有标点，读起来很困难。但这些都表明当时朝廷对南海贸易很重视，希望南海神保佑海上风平浪静、财源滚滚。从朝廷给予南海神的封号，也可以判断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繁荣的。 此外，宋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市舶管理的控制权，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此前唐代称结好使，而不是市舶司。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的相关事情。后来，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等。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南宋前期，政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曾经一度支撑着宋室财政。宋代广州修筑中城、东城和西城所需经费多来自于市舶，后又修缮21次之多，还得到阿拉伯商人的赞助。广州城市一片繁荣，广州知州程师孟有诗曰：“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犹见外夷情。”这实为广州海上丝路给城市带来繁荣兴旺的写照。4．明朝和清朝前期鼎盛阶段

所谓鼎盛，就是来往广州从事商贸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多，海上丝绸之路延伸也更长更远，由此产生的经济文化效应也更为突出和有效。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跟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欧洲、日本、俄罗斯相联系的放射性的全球大循环。这样就产生了辐射和集聚两种效应，即一方面，从广州始发的船只向四面八方开拔，另一方面，外面的商船也汇集进来。特别是利玛窦经澳门、广州进入肇庆之后，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出版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并和罗明坚用中文起草了第一部《天主十诫》。他们把文艺复兴以来西洋的科技、宗教、音乐、建筑、美术、医疗等都带了进来。再后来，基督教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来了。在广州开始了第三次中西文化大交流，也是西风东渐的开端。自此，广州接触的不是传统的印度、阿拉伯文化，而是新兴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化，不管怎样，这些文化较之过去传统海外文化，总有它时代先进一面，对广州文化特质和风格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清朝初年，为了防范明末遗臣郑成功进攻东南沿海，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一直到乾隆以后，开始对外开放，实行“四口通商”，即广州、漳州（今厦门）、宁波、松江（今上海）四口，而广州“一口”就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的六成多。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和第一大港。广州于是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独擅海上丝路之利。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官商性质的“洋货行”，又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除具有封建牙行性质外，它的行商还具有官商特点。它代表清政府跟外国商人贸易，也兼及代办一些外交事务。清政府主要通过十三行商人来采购政府需要的海外商品。所以，广州总是能够在朝廷对外国态度的转变期间获得政策优势，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不管怎么封闭，但是外国很多东西朝廷还是需要的。为此朝廷必须要保留一个对外开放港口，这个港口放在哪里都没有在广州好。十三行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衰落下去，一场大火把它烧毁了，只剩下个地名。据记载，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成了一二里长的银锭，据此可以想象十三行当年的繁华景象。5．鸦片战争后终结阶段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随之而来。从此以后，中西之间不再是和平友好的商业贸易往来，而是用铁、血的军事征服、掠夺和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这条海上丝路由此划上了一个历史句号。但是，随着中西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方先进物质、制度和观念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广州，开始了第四次中西文化大交流。由此引起广东文化的振动、觉醒、自省和更新，获得蜕变和新生，广州由此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策源地，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结下的历史硕果。以后中西商业贸易来往还是不断，并且具有了新的内涵。但它的性质根本改变了，所以不再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 可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了广州城市2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广州城市性质、功能、文化等也与此同步发展，形成两者互为因果关系。二、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千年商都的形态演变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从一开始就跟海上贸易有很大关系。这不仅反映在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性质、特点，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上，而且广州城市的形态、功能分区，还有发展的动力，都跟海上贸易有很重要的关系。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制约了广州城市的形态。打开广州地图，城市西边就是荔湾区，珠江水道在荔湾区白鹅潭拐过来，流到天字码头，然后直奔黄埔港出海。这个形态就好像一个钩子一样，广州城市的布局、功能都以其为转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珠江航运，它是广州一条生命线，深刻影响到广州的商业发展和布局。这包括：1．广州城市商业的摆布

广州商业的摆布多年以来都沿着珠江的岸边来进行。比如，宋代很多外商就住在西城，即现在的荔湾区。那里到现在仍然保留了很多特殊的地名，比如西关有第一甫路，一直到十八甫路。很多地方比如上海的黄浦江，要么有“水”字旁，要么有“土”子旁，但是这里的这个“甫”边旁就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那是岭南古越族人的语言，而不是汉语，它本身就有“码头”的意思，即当时一共有十八个码头沿着珠江岸边分布。而汉语词典中的“甫”是没有作这样解释的，故不能望文生义。内地或国外的商品从珠江边上岸，商店背后是码头，前面是店面，所以，广州城市的布局就参照这样的形式。门口是店面，面对顾客，背后靠近珠江。商品进来，首先堆放在码头，迎面售给顾客，形成双方直接接触、沟通空间关系。

以前广州沿河码头林立，其商业就沿着珠江岸线来布局，广州主要几个港口也是这样。南海神庙那里就是唐、宋、元、明朝的广州港口。后来，珠江口不断地向前推进，到了现在的黄埔港那里。那是孙中山当年在《建国方略》里定的位置，陈济棠时代开拓的。近几十年，黄埔港淤积越来越严重，所以又在大沙地建设了黄埔新港，这样广州港址一直向前推移。但是不管怎么变迁，都是为了适应海上贸易的发展，满足广州千年商都贸易的需要。2．广州城市用地和拓展方向

广州城市的用地和城市拓展方向历来向西、向南。这主要受海上丝绸之路制约。

汉朝的珠江北侧岸线在今西湖路一带。近年发掘出的南越国木构水关遗址就位于西湖路光明广场，它是两千多年前汉朝广州城市防洪的排水设施。这表明汉朝的城墙门是通水的。隋唐时期，珠江岸线在今天的中山图书馆、鲁迅纪念馆、市一宫与惠福路一线。后来再往前面移动，到了明清时代，就到了现在的泰康路一线。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广州城市的发展是依靠珠江的沉积物不断向南推进的。这显然是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用地的需要。如今，珠江岸线已经南移到了天字码头、沿江路一线。这表明，广州运输、装卸、住宅都离不开珠江。珠江不断沉积，沉积出来一点地，就马上被填了，那些商店与用地都往珠江岸边来发展。原来珠江的位置就逐渐变成了一条条街道，所以广州大部分马路都是与珠江基本上平行的。虽然南北走向的马路也不在少数，但是更多的、更主要的还是与珠江同一个走向。不同时代的珠江岸线变成了现在广州的马路了，特别是泰康路、文明路、中山路这几条东西走向马路尤其如此。这样，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海上贸易深刻影响到广州城市扩张的方向。

由于城市不断向南推移，珠江的宽度也变得越来越窄。汉代珠江宽度约2000米，现在珠江的宽度在海珠桥仅180米，不到汉代的1/10。珠江中原来有一个小岛，即海珠岛。20世纪30年代修马路，它跟岸边连起来，以后就没有那个岛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地名。关于海珠岛还有一个传说，一位阿拉伯商人带来了一颗宝珠，一不小心，宝珠掉进珠江中，一下子光芒四射，变成一个小岛，这就是海珠岛。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浪漫的一面。3．广州城市景观

广州城市最靓丽的景色其实就在珠江，它是广州城市水上中轴线。当然，近百年来也有其他几条中轴线的说法：一条传统的是北京路。民国时代至改革开放前就是从越秀山经广州起义路到海珠桥，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现在的广州大道。但是，以珠江为中轴线的这一条，始终都没有改变，也是不可代替的。后来那些中轴线上的景观都是车流、人流，随之而来的还带来了废气污染、塞车等现象，成为城市病一个症结所在。但是珠江这一条景观轴线，它是环保、永恒的。可见广州城市生命线的表现却一直是珠江两岸的靓丽景色。但归根结底是海上丝绸之路造就了广州这条景观线。如果珠江只是一条小河或者龙须沟，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不会像现在这么漂亮、这么流光溢彩。

这样一来，可以说广州城市的用地、发展方向、景观、布局、形态都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三、海上丝路影响下广州千年商都的文化风格

海上丝绸之路存在2000多年，并且不断地发展，它不可避免地对广州城市的文化风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种文化能够容纳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这种文化会有很多特点。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形成、造就广州文化的一个最大动力。1．重商性与功利性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的内涵是商业贸易、商品交换，就是外面的商品进来，里面的商品出去，这就形成了一个国内外市场。

外商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进行的商业贸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朝贡贸易，另一类是市舶贸易。唐朝以前，国家富强，很多国家前来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些国家使节来朝贡，贡物由朝廷处置，广州只负责过境和接送任务，并且把我国回赐的物品送给他们。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商业下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但在唐朝之前，这种朝贡贸易占主导地位，到后来才出现了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的市舶贸易。逐渐地，这种商品的价值交换就成为主流了。

商品经济跟自然经济不同，它是以谋取利润为第一位。不管广州是什么政治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广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商业中心。这就决定了这个城市最主要的活动是商业贸易，它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商业贸易。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在这种无数次交换中，广州文化的重商性就逐渐形成了。

这种重商社会风气反映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它的功利性。即广州人为了谋取利润、得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意识反映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成为广州文化另一个最大特质。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对财神、保护神的崇拜。哪怕到现在，广州的超市、士多店里都供奉着财神赵公元帅，或者供奉关羽这个保护神。这表现了人们追求财富、保护财富的功利性心理。广州人经常挂在嘴边的用语也多跟“发”、“8”相联系，其他像电话号码、汽车牌、房号、菜单名称价格等都是这样。可见，在语言、心理、行为等方面，广州人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源于商业贸易的影响，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态、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

广州作为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发祥地、商品集散中心，历史上国内外许多商品都集中到这里，销售到利润最大化的地区。如果广州是一座保守、封闭城市的话，那么外面的商品就难进来，内地的商品也不易出去。只有开放才能货畅其流。仅就这一点来说，广州历史上从未中断过商品流通和其他经济活动。这反映在文化发生背景上，广州的文化是开放的，从不封闭，从建城以来2000多年就秉承这个文化传统，并成为广州文化一个优势潜质。

而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是互为因果的，这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有开放，就必然存在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交流。广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铸就了城市文化强烈的包容性。其故在于，广州文化属海洋文化或江海文化范畴，水是最大文化载体。水可溶解万物，承载万物。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水的自然属性深刻影响到它的文化属性，广州文化的包容性也缘生于此。

广州文化也因此而变得多元。因为既然是开放，各种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以语言而论，广州历史上就有阿拉伯语、英语、葡萄牙语，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方言。至今广州方言中就有不少是英语的单词，比如士多、胶卷、菲林、巴士、的士之类。据悉在粤方言中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日常口语已达400多个单词了。实际上自古以来广州都是这样。如广州地名中就有不少阿拉伯语的单词，这些地名不能用汉语来解释，它的本意不是来自汉语。比如诗书路，它是阿拉伯语译音，“诗书”是“狮子”的谐译，而不是说这里是读书人多或者文化荟萃之地。中山六路旁的擢甲巷，其“擢甲”即阿拉伯语“小巷”之意。海珠中路南段原来叫“鲜洋街”，其“鲜洋”也是阿拉伯语“送别”之意。惠福路也一样，它也不是指祈求上天的保佑，给人得来好运，其原名“大市街”是“大食（今伊朗一带）街”的音译，后演变成今名。广州有十几条街道的名称都来自阿拉伯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广州文化是多元的。3．冒险性与创新性

广州海上贸易所面对的是南海和印度洋、太平洋，时时会有狂风暴雨、汹涌波涛接踵而来，所以要超越海洋，就要冒险，就要有胆识、有勇气、有毅力。无论外国人跨越海洋，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广州，还是广州人经过海上丝路到海外，都要涉鲸波，战恶浪，随时都有各种危险。因此，人们想要赢得利润，或者到想去的地方，都需要冒险。另外，商品市场充满了风险，特别是市场竞争，稍微不留心，就可能一败涂地，血本无归。特别是到了海外，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度，地理环境不同，水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面对各种不同肤色的人，必须具备冒险的精神与勇气、过人的胆识和毅力，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够谋取利益。历史上，广州人为了做成生意，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而对大海毫不畏惧，走向大海，超越大海，扬起风帆，到达大洋的彼岸。他们深信，只要能够到达大洋的彼岸，敢为天下先，同时开动脑筋，创新思路，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周围的环境、形势，财富自然就会滚滚而来。这就是海洋族群即历史上广州帮商人的文化风格。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文化风格与农耕族群封闭、单一、保守、停滞的文化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了。4．享乐性与平民性

商人追求利润，积累财富，是一种最大功利。但是功利的背后也需要消费。所以，各种高档的消费场所就应运而生，逐渐地普通市民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久而久之，这种享乐性在广州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而存在，也是海上丝路带来的文化风格。例如，广州历史上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就有“喝早茶”的习俗，而这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喝早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肠胃，它更是一种社会往来，互通信息方式。在广州，很多人也不在家里宴请客人，而是到外面餐厅、茶楼酒馆，利用喝早茶、喝晚茶或者听歌跳舞的时间与场所来进行商业交往。从这一点来看，广州要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的社会化程度都要高。与此相应，广州的饮食业和各种看的、唱的行业非常之多。所以，在商业往来的背后，有大量的商业设施、服务设施来供市民、供当地的和外来的商人消遣。这就形成了广州商都文化的享乐性。在国内很多大城市，通常在晚上十点钟，很多商店都关门了。而这时正是广州入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两类城市的文化景观大相径庭。这种平民性的文化特质其实也是商业引起的。如果广州不是一座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而是一座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那么一下班，人都走空了，夜生活就失去了市场。但是广州作为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买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一个地点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市民不可能游离于这样的社会风气之外，也会逐渐受到影响而参与其中。广州商都文化的享乐性与平民性共生，恰是由于广州海上丝路两千年来商业贸易没有断层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风尚。5．远儒性与务实性

在边缘地理区位和古代交通不发达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广州文化，远离中原正统的文化。而正统文化通常是指儒家文化，认为读书人应该以追求理想、追求事业为第一，而不是谋利益的文化。但在广州是商业为第一，广州人专注的是眼前实实在在的直观的利益，不喜欢那些虚的争斗。广州人讲究实在，对空洞的理论、标语口号，不太感兴趣。由此，造成了广东人在文化理论上有建树的成果不多，除了古代惠能、近代康梁与孙中山以外，历史上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大家。哪怕到了近现代，广州的理论建设总体上也不如北方学派，不如海派，也不如京派。四、认识广州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关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广州无论它的历史演变、城市形态的发展，还是它的文化风格，每一个地方都表现出海上丝路对它的强大作用力，并且深深影响到近现代。虽然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商贸往来不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是海上丝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文化惯性还在继续起作用。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千年商都、幸福广州、首善之区，名称虽有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样广州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在实践上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如果认识到广州在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广州的作用，那么广州的城市建设、广州的城市规划、名城保护以及未来的发展等，就不应该把历史传统给抛弃掉。比如说，骑楼就不能盲目拆，无论是在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范围内的，它毕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广州城市如果没有骑楼，那跟内地其他城市差不多，就没有自己的个性了。如果把南海神庙当迷信，怀圣寺也不要，那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波罗诞作为一种风俗活动保留下来，受到广州市民普遍欢迎。如果很多跟海上丝路相关的建筑物、遗址，都妥善地保留下来，那么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将显得更加厚重。如果外地人来到广州，他就会感到这里社会风气跟他们所在地不同，他就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广州这座城市除了建筑物有它的特点，还有它的人文精神。这种比较，就有可能找到广州人文精神所在，或曰文化特质产生的根源。这就是广州两千年海上丝路历史遗产在起作用。这对广州城市文化个性的认识就有很大启发作用。

次之，政府如果了解海上丝路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对于他们作决策就很重要，不然就可能对海上丝路文化存有偏见。这就可以避免发生大拆大建、破坏传统街区和各种文物保护单位的现象。特别像广州这座文化名城，它几乎整个历史和文化风格，都布满了海上丝路的投影，深藏着它厚重的历史积淀，发掘、保护、珍惜和开发利用这笔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应成为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广州市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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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应彰显航海文化特色

2011年2月16日新春刚过，时任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表示“广州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西关等文化遗产” ，“广州要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和世界商业中心”。张广宁还表示“汽车产业并非广州工业的全部，广州不做底特律，底特律的层次太低”。

广州目前是全国第三大城市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很强，产业体系十分完整，第三产业尤其突出，占GDP比重超过60％，在国内排第二位。

世界文化名城巴黎时尚、精致和性感，雅典有奥林匹克文化，伦敦以大英博物馆自豪。广州文化兼具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务实性，以其独特的城市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名城之林。“商贸”和航海文化最能体现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个性、定位、特性。广州要充分挖掘、保护和利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彰显城市人文历史底蕴。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精粹，精心培育现代时尚的都市文化。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建成 “低碳智网型” 第四代国际航运中心，弘扬广州为中心的南粤航海文化，打造航海文化特色的世界文化名城，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二、广州与世界文化名城（一）广州要提升文化软实力

2010年是广州惊人的“跨越之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紧随沪、京后华丽跨入“万亿元俱乐部”，也是全国副省级、省会城市唯一一个。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3000亿元，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广州在“硬实力”特别是经济总量上，与不少国内外发达城市已相差不远。惊人的经济“硬实力”在握，广州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广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上，张广宁宣布：广州全力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与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成为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驱动双轮”。

广州努力建成 “低碳智网型” 第四代国际航运中心，是迄今为止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史上的最高形态。广州港货物吞吐量位居国内第四、全球第六，广州港的发展非常快速，2001年货物吞吐量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二位，由于南沙港开港加入营运，广州港在2006年的货物吞吐量已经超过三亿吨，跃升到世界第五。2008年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TEU，201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4亿吨。珠江三角洲最重要的三个深水港是广州南沙港、深圳盐田港、香港维多利亚港，南沙港的地理位置最好。

一座城市往往可凭着经济实力赢得知名度，但却需要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甚至市民的文化味，才能获得文化城市的美誉。广州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有了经济“硬实力”，同时，广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和独特的现代都市文化，这是广州这座城市所特有的禀赋和潜质。因此，继市委九届九次全会作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决策部署，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给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确立了又一战略重点后，市委九届十次全会把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作为“十二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广州要以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为着力点，全力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提升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强化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二）世界文化名城的特色

世界文化名城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巴黎有浪漫和艺术文化；雅典有奥林匹克文化；伦敦有博物馆文化。

世界浪漫和艺术文化名城巴黎。法国首都巴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第一眼看到的巴黎就是马路拐角的咖啡馆，精致的装修、布满窗台的小花、穿着考究坐着品咖啡的巴黎人，时尚、精致、性感，这是一片神奇之地。巴尔扎克、肖邦、毕加索这一些文化名人，组成巴黎社会生活灵魂。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前的广场上是艺术巴黎的一个缩影，广场上坐满了街头艺术家。巴黎是艺术品的宝库，这里除了蒙娜丽莎、胜利女神、维纳斯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巴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凡尔赛宫、罗浮宫和巴黎圣母院等。

世界奥林匹克文化名城雅典。古雅典是一个强大的城邦，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雅典被称作“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起源地。最著名的是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是西方文化的象征。闻名世界体坛的古奥运会发源地奥林匹亚，离雅典只有300公里。有举行田径比赛的雅典大理石运动场。1894年6月，经过巴黎国际体育会议协商，历史名城雅典赢得了首届现代奥运会主办权。雅典在古希腊时期就是重要的竞技场所之一。它创建了光辉灿烂的雅典文化。2004年，第二十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

世界博物馆文化名城伦敦。伦敦以极其丰富而多样的博物馆自豪，包括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此乃几世纪来位于世界贸易与广大帝国之中心的部分成果。伦敦博物馆收藏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宝。伦敦众多的博物馆的展出内容都迎合多数人的兴趣。有些收藏品来自18、19世纪探险家、商人及收藏家的遗赠；有些则侧重在艺术、历史、科学或科技方面。 举世闻名的收藏品固然要看，但小博物馆亦不该错过，它们涵盖各种可能想象的特色。

广州要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应具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航海特色文化是广州很好的选择。三、广州浓厚的航海文化底蕴（一）以广州为中心的南粤航海历史文化

南粤航海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汉时就已经开始形成。广州是一个在海贸推动下发育成长起来的港市，尤其是唐代，广州跃升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从广州出发的贸易船队，经过南亚各国，越印度洋，抵达西亚及波斯湾，最西可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宋代中国海贸全面发展，广州港持续繁荣，明清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更远至欧美。这条航线沟通了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广州为航运中心形成南粤航海文化。

富强的唐王朝奉行开放政策，海上丝路起点广州随之走向极盛。大唐商舶称雄海上，不但直航波斯湾，还远航至东非。此航线经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450海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6世纪中叶。714年，广州设立了中国唯一的市舶司，仅市舶税收便日进15万两。广州还建立了供外侨居住的蕃坊，鼎盛时每年几十万番商来广州做生意。当代学者叶显恩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写道：“唐代中后期，以唐帝国与阿拉伯商人为轴心形成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促进了中国传统南、东向分途贸易的衔接，广州因此成为东方大港。” 770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达4000余艘，这在8世纪是十分可观的。

考古发现，与宋代贸易交往较多的亚非诸国的古代海港，几乎到处出土大量宋瓷和宋钱，如锡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北非的埃及、东非的索马里等。1898年在索马里出土的宋代铜钱中，北宋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南宋高宗、理宗等时期的钱币皆有，可见往来之密切。宋代海贸复杂多变，广州是北宋首设市舶司的城市，海贸长期遥遥领先，到南宋末却让位于泉州。在此期间，广州有50多国商船纷至、宝货堆积的盛况。

明清近代海上贸易是南粤航海文化的重要组成。粤商中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以及广州口岸商人即明代的三十六行商人、清代的广州十三行商人和近代的买办商人，都同航运业紧密相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中西独口贸易口岸，始终繁盛未衰。1785年夏季，美国的约翰·格林将“中国皇后”号从纽约直驶广州。所载的40多吨人参，赚取了37727元利润。咸丰四年（1854），进入广州的外国船只有18个国家320艘，154157吨。到1911年，全年各国进出广州的外国轮船和帆船达1万多艘。其中进出广州的英船轮船4566艘，331万多吨。（二）南海神——广州航海民间神庙文化

南粤航海文化重要标志是广州南海神庙文化。南梁时，广州民间兴修了后来影响很大的南海神庙。关于南海神，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根据《山海经》上的记载，尧的儿子丹朱被放逐到南方，成为苗之祖，死后化为南海神；其二是说南海神为楚人之祖祝融，这大约与历史上楚国势力扩展到岭南有关。南梁民间供奉的这个南海神，可以说是南方民族的共祖。从唐代开始，南海神庙便香火日盛，各朝代政府也派人前往管理庙事。事实上它已成为四海神庙中香客最多、地位最高的一个，这主要是由广州海上贸易日益发达的地位决定的。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波罗”在梵语中是“到达彼岸”和“办事成功”的意思。祈祷南海海神就是祈祷天下太平、国富民安。南海神庙的“海不扬波”象征着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商船聚集于此，饱经风浪的船员均会到庙里参拜南海神，祈求平安。

波罗诞庙会，是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民间传统庙会之一，至今已有一千年历史，会期是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一至十三，十三日为正诞。这几天，南海神庙（波罗庙）方圆数十里，包括水上的、陆上的周边地区都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那时四乡云集，路上行人如蚁，庙中人声鼎沸，紫烟缭绕，爆竹轰鸣，胜似春节。波罗诞庙会是南粤航海文化的传承，也是国际航运中心必需的精神财富。（三）黄埔古村——古老的广州航海商贸文化

黄埔古村始称“凤浦”，位于广州东部，自北宋以来，在“海上丝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黄埔小渔村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三行海舶港口。隋唐时期，广州对外贸易港口设于现在的南海神庙附近。后因江河淤塞迁至琶洲岛黄埔古村沿岸。南宋的黄埔古村成为“海舶所集之地”。黄埔古港的标志至今还在，“一港两市”走向仍清晰可见。商铺建筑：一半柜台一半大门，至今还有集中的保留。黄埔古村北宋以来就是蜚声中外的“国际化大村落”。风帆航海时代，为给中外船只导航，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的琶洲搭（又名海鳌塔），如今仍为广州重要的地标屹立于珠江河畔。清代1757 年实行“一口通商”，规定凡载洋货入口的外国商船“必须下锚于黄埔”。

广州黄埔古村的北帝庙又名玉虚宫，始建于宋代，是一片道教建筑群供奉玄武水神。现庙内保存了著名的九方碑记，记载了“黄埔口”对外贸易的经历。村内原有的神庙如北帝庙、天后宫、洪圣庙等多祭拜海神。为当地人民出海作业时祈求平安而供奉，这进一步证明该村确为古代重要港口。黄埔古村海洋文化纪念性庙宇具备优美壮观的特点，对这些建筑进行保护和修复，开展旅游观光、海洋体验等活动，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南粤悠久的航海历史文化概念深入人心。（四）广州西关——东西方交融的航海文化

广州西关靠近珠江主航道，自古商贸发达，是旧广州的商贸中心和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现保留广州最著名的西关西洋建筑和文化。1406 年（明永乐四年）在西关十八甫就建有接待外国客商的“怀远驿”。“永乐初置三市舶司，浙江曰安远，福建曰来远，广东曰怀远” 。“怀远驿”位于珠江的北岸，所在地的蚬子埠实是一码头区，同时成为明代招待各国番商和贡使的最大的驿馆。怀远驿接待暹罗、占城和西洋诸国番商和贡使，成为进出人数最多的一个外贸驿馆。1522 年（明嘉靖元年），同时取消浙江、福建二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这样到西关“怀远驿”的外商日益增多，对外贸易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广州西关的建筑是航海历史文化的骄傲，商业骑楼建筑和沙面建筑群，洋溢着浓郁的欧陆风情，令人赏心悦目。西关有着独特的港口地理环境和漫长的航海历史积淀，经济繁荣、商贸发达的历史为西关文化产业的形成、灿烂的东西方融合的文明营造，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国际航运中心需要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广州西关正是东西方文明的历史积淀。四、打造航海文化特色的广州世界文化名城（一）弘扬航海文化

我国内容丰富且内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极具价值的现实意义，比如 “勇于开拓，和平友好”的郑和精神、“拯危救难，安全航海”的妈祖精神、“一往无前，舍身传法”的鉴真精神等等，妈祖精神和祈求平安的南海神庙文化是南粤航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宝贵财富都值得去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对于航海历史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共存的部分，应该以科学的眼光予以区别和剔除，撷取积极向上的元素，注入时代新内涵，使之产生积极的影响。

西方航海历史文化中哥伦布、麦哲伦诸人的航海，主观上是想找黄金、殖民地，但客观上有一种科学精神作为支撑。如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从欧洲往西走也能到达中国、印度。因此，他以区区90人、3条小帆船，在波诡云谲的大西洋上漂泊数月之久，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但没有丧失信心和勇气，最终他成功了，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人类大航海时代。

1745年9月12日，一艘命名为“哥德堡”号的瑞典商船满载着从中国广州运回的茶叶、瓷器、香料等商品，在离哥德堡港口只有900米的近海沉没；261年后，“哥德堡”号的复制木帆船再次驶入广州。省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隆重的接待。虽然时空不同但“哥德堡”号对于中瑞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国际航运中心需要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核心表演，扬帆、搏击海浪和水上表演等，展现了世界文化名城需要的优秀航海文化的历史底蕴。（二）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文化的功能在于保障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就是广州市居民积聚、生息、繁衍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历史文化名城既是该城特色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同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一个中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没有界限的。一种文化的特色愈是鲜明，魅力愈是强劲，它的辐射范围就越广大。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说，衡量世界文化名城的指标很多，包括具备著名的文化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经验、世界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文化活动场所等等。以这些指标衡量，广州有潜力跻身世界文化名城行列。

广州迈出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第一步，实际上就是如何保护和彰显由于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城市文化个性。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对外贸易名城，也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唯一的历久不衰的港市。包括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等在内的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以航海文化为特质的务实、包容、开放、进取的广府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一枝奇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荔湾区，存有大量的西关民居、石板巷，成为支撑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一旦失去了这些历史街区的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充分挖掘、保护和利用岭南优秀航海文化资源，彰显城市人文历史底蕴。

广州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有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经验等优势条件，完全有条件跻身国际性世界文化名城之列。在现阶段广州城市文化建设中，应重视对文化空间的保育，转变城市文化建设观念，明确城市文化建设目标。潜移默化培养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现代公民意识，重视对城市“文化空间”的保育，重新塑造和阐释城市文化景观。提高城市建设中与百姓日常生活贴近的文化设施的品味，建设一个亲民的世界文化名城。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李欧梵表示，广州打造文化名城一定要国际化。广州是中外文化荟萃之地，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里汇聚，并向内地扩散，成为中华大地风气之先的“南风窗”。广州要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精粹，精心培育国际化的现代时尚都市文化。广州还要延续亚运城市品牌效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世界著名港口和商贸中心，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广州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需要的航海文化特色。五、结束语

1850年左右，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南粤航海文化有一千年的辉煌。广州其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当代海洋文明的内涵一脉相承。建立广州世界文化名城要继承波罗诞庙会、黄埔古村港口历史建筑和西关东西方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还要发扬中华航海文化“拯危救难与安全航海” 的妈祖精神，也要学习西方哥伦布开创先河的探索精神。发挥航海文化的思想渗透和精神愉悦功能，并不断提升南粤航海文化的时代内涵，形成对南粤航海文化的普遍认同感和价值观。

广州要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精心培育城市之魂，全力打造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努力为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广州要加大历史文化名城资源保护力度，挖掘、保护“千年商都” 航海历史文化资源，完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当前，特别是要借亚运成功举办的契机，持续放大后续效应，擦亮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塑造现代都市文化形象，推动城市文化传播，扩大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扎扎实实地向着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迈进。

日本文化名城保护——从“官督民办”到“官民协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不够完善的。本文所说的“文化名城”和上述定义有所不同，是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形成或保留了某种文化特色并以此著称于世的城市。这个定义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有文化特色，这个特色不仅包含“保存文物特别丰富”这些有形的文化价值，也包含了无形的文化价值。具有无形文化价值的城市，除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城市”之外，还有宗教城市、艺术城市、教育城市、古代文明城市等等。二是这个城市要著称于世，和“名城”的称谓相符。截至2011年5月，我国已有115个城市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11年2月，广州市推出《广州建设文化强市培育世界文化名城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到2015年要建成“文化强市”，到2020年要培育成为“世界文化名城”。除了广州以外，长沙、昆明、沈阳等城市也纷纷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国际文化名城”、“泛亚世界文化名城”或“国际旅游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但从国外相关调查可以发现，目前，即使是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能够称得上“世界文化名城”的城市也是屈指可数。因此，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要走向“世界文化名城”，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路程。

要实现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从前述“文化名城”的两大内涵中来看，重点不外乎两个：一是对文化名城的保护，二是对文化名城的宣传。保护既包含了对文物、建筑等有形文化财富的保护，也包含了对人、技术、思想、观念等无形文化财富的保护。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虽然国土狭小，历史也不及中国久远，“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更是不及中国众多，但是在文化名城的保护上，还是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的。二、日本的文化名城

日本全国有47个县级单位，相当于我国的省。都、道、府、县是平行的一级行政区，直属中央政府，但拥有地方自治权。分别为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和京都府） 和43个县，下设市、町、村。市、町、村是日本的基层地方自治体。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设立“历史文化名城”评定制度和类似的官方认定活动，据笔者了解，只有“国际观光文化都市”和“古都”两项。“国际观光文化都市”的认定仅在1950—1951年和1977年实施过两次，第一次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5条，通过地方个别立法（特别法）程序来认定的，有9个城市获得认定。被认定为“国际观光温泉文化都市”的有大分县别府市、静冈县伊东市、静冈县热海市和爱媛县松山市，都是在温泉旅游方面独具特色的城市。被认定为“国际观光文化都市”的有奈良县奈良市、京都府京都市和岛根县松江市，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另外，兵库县芦屋市被认定为“国际文化住宅都市”，长野县北佐久郡轻井泽町被认定为“国际亲善文化观光都市”。第二次是根据《建设国际观光都市的财政措施相关法律》，被认定的城市有栃木县日光市、三重县鸟羽市和长崎县长崎市。这些被认定的城市都是在旅游观光或历史文化的某一方面独具特色的城市。

在日本，历史上最具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认定为“古都”。日本于1966年颁布了《关于古都历史风土保存的特别措施法》（简称《古都保存法》）。根据该法令，古都是指“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政令所认定的其他市、町、村”，被认定为“古都”的地区的开发受到限制。1966年，京都府京都市、神奈川县镰仓市、奈良县奈良市、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被认定为“古都”，其后，神奈川县逗子市、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奈良县橿原市、奈良县樱井市、奈良县天理市、滋贺县大津市也先后被认定为“古都”。目前，被认定为“古都”的市、町、村共计10个。

在“国际观光文化都市” 和“古都”两者都榜上有名的是京都和奈良两座城市。其中，京都是日本最具代表的文化名城之一。从794年“平安京”（京都的古称）建立到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的一千多年间，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也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京都的文化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幸免于难。

据统计，大约有20％的“国宝”和14％的“重要文化财”集中在京都市内，1994年，京都市的14件文化遗产，连同邻接的宇治市和大津市的共计17处文化遗产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多堪称日本之最。奈良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首都。奈良县域内的东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古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三、日本文化名城的保护

我们在谈及文化名城保护时，往往将视线投向文化名城的保护制度及其制度的制定者——政府，却容易忽视另一个主体——民众的作用。政府在文化名城保护中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民间力量的存在也不应小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大国崛起》纪录片访谈专家依田熹家先生（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在其著作《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指出“人们常说日本的近代化是自上而下的近代化。但这种看法和‘锁国’这个词同样极其容易被人误解。日本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政府推进了近代化。但在某些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在内，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依田熹家的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文化名城保护方面也不例外，日本民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日本文化名城保护立法的历史沿革

以文化名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为例来看，日本就经历了“官督民办”、“民推官办”和“官民协作”这三个过程。换而言之，日本文化名城遗产保护立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官”和“民”的关系发展史。1．第一阶段——官督民办（1871—1910）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相关行政法令是在政府主导下推出的。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于1871年颁布了《古器旧物保护方》，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令。根据该法令，政府于翌年开始日本史上首次文化遗产调查。当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宝物”，相当于后来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的“美术工艺品”，但不包含建筑物。

通过上述的文化遗产调查，日本于1897年制定了《古社寺保护法》，首次进行了文化遗产认定。1897年首次认定数十件寺院、神社的“国宝”及“特别保护建筑物”，这些文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由国库出资进行保存和修缮。2．第二阶段——民推官办（1911—1959）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相关行政法令的制定大都是在民间（主要集中在知识界）或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完成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开设工厂、铺设铁路、规划城市的过程中，原有土地被不断开发，许多历史遗迹、风景名胜、“天然纪念物”遭到了严重破坏。日本一些著名历史、植物学家（如三好学、黑板胜美等人）先后开展了历史遗迹天然纪念物相关调查和研究，出版了相关著作和论文，三好学还向当时日本的立法机构“贵族院”提交了《保护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的建议案》（1911年）。鉴于此，日本政府于1919年制定了《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

1929年，日本制定《国宝保存法》，取代了之前的《古社寺保护法》，《国宝保存法》将“国宝”的保护范围从原来的寺院、神社，扩大到了国家、地方自治体、法人和个人。还废除了“特别保护建造物”的称呼，将建筑物也称为“国宝”。日本的文化遗产认定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后战争延烧至日本本土，加之战后复兴，一度停顿了4年，1949年再度恢复。

1949年一个火灾事故的发生，促成了一部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诞生。1949年1月26日，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物法隆寺（奈良县内）的金堂发生了大火，建筑物内日本最古老的壁画严重烧损。受这一事件影响，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翌年（195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遗产”。而发生火灾的1月26日，后来也被指定为“文化财防火日”。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文化财保护法》经过多次修订，文化遗产的内涵得到不断充实，保护举措日臻完善。这部法令在日本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色有三：首先，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使用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把一些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列入保护范围。后被引入到英文等其他语言中，形成今天我们常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将原来分别对待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整合，统称为“文化财”，系统进行保护；第三，设立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负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3．第三阶段——官民协作（1960—现在）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和民间共同参与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推动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在行政立法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分两级管理，中央负责最主要的部分，日本文部省文化厅负责文物保护管理，建设省负责城市规划管理。其余部分由地方负责。如在“行政指令都市”、“中核市”以及“特例市”中，有城市规划、环保等多项文化城市保护相关公共事务的职权被转移到城市的决策机构中。

由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都市化的发展，造成历史性景观遭受严重破坏，京都、镰仓等地的住民纷纷发起古城街区保护运动，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66年制定了《关于古都历史风土保存的特别措施法》（简称《古都保存法》），由国土交通省负责管理。《古都保存法》将“古都”定义为在“政治、文化中心等方面具有历史重要地位的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政令所制定的其他市、町、村”。

地方自治体也制定了如《京都市风致地区条例》、《历史环境保护条例》等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同时，地方自治体还设立了咨询机构——审议会，审议会成员由知识界精英和市民代表组成，目的就是为文化名城或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与监督，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高层次的参考。民间力量参与文化名城保护表现在民众发起街区保护运动，参与政府制定立法，推动行业制定相关自律条例等方面。

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除了《文化财保护法》、《古都保护法》等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之外，还有《著作权管理法》、《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在制度上保证了对文化名城的保护能有效落实。（二）日本文化名城保护的特色

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在文化名城保护立法上已经进入“官民协作”的阶段。从“官民协作”的视角来看，日本文化名城保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民间力量壮大

文化名城的主体是市民。市民不仅是文化名城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名城的守护者。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来看，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妻笼宿保护运动是依靠民间力量来保护历史街区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妻笼宿位于长野县南木曾町，是江户时期的交通要道——中山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被认定为日本重要传统建筑群保存地区。20世纪60年代，妻笼小学校长等当地有识之士组织成立“妻笼宿场资料保存会”，积极开展对妻笼宿的保护活动。1968年，又成立了以妻笼地区住民为成员的“妻笼爱护会”，70年代后，访问妻笼宿的游客迅速增加，1971年达到了40万人次。在这一背景下，“妻笼爱护会”会员代表召开住民大会，制定了《妻笼宿保护住民宪章》，提出了“不出卖、不出租、不破坏”的保护妻笼街区三原则，标志着以观光为目的的街区保护开始转向了作为文化遗产的街区保护。1973年南木曾町制定了《妻笼宿保护条例》，地方法规有力支持了民间保护运动。两年后的1975年，妻笼宿终于被国家指定为“传统建筑群保存地区”。1978年，日本“全国街区保存联盟”将事务局设在妻笼，标志着妻笼宿在民间力量推动下，成为日本全国街区保护的典范。

民间力量的壮大，还体现在企业或民间组织依靠自身力量开展传统文化保护的宣传。例如日本的公益广告组织——日本AC，围绕日本文化传承的主题，在全国不定期开展广告传播活动。在日本AC的一则公益广告中，通过一个身穿和服，说流利日语的外国女性对传统日本文化的赞美之辞，用“日本人心中的日本缺乏症”的广告文案，向人们表达传承和弘扬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此外，日本民间组织或个人向市民宣传公共道德和文化礼仪的案例更比比皆是。日本AC还曾经专门针对幼儿推出系列广告，运用恐怖诉求的手法向孩子传播日本传统文化美德。这些民间组织的举措，在促进了市民社会成熟的同时，也提升了国家、城市、市民的形象。2．官民配合默契

日本政府和民众在文化名城保护方面配合默契，在景观保护方面，企业能够配合政府严格执行相关条例，在京都地区，可以发现麦当劳快餐店的门面设计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原来鲜艳的红色变成暗红咖啡色；在京都风景名胜区，著名的便利店——LAWSON的店面风格和其他地区迥然相异，却和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京都电视台的外形设计元素取材于京都寺庙内常见的烛台……

这些文化名城保护的举措都得益于京都府自身有一套完备的、广泛获得市民支持的文化名城保护制度。1971年颁布的《京都市市街地景观条例》（1995年改名为《京都市市街地景观整备条例》），划定了美化景观的区域范围，并对区域内建筑的高度甚至色彩都做了严格限制。“京町家”保护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官民一体”保护文化名城的现状。京町家是京都的特色民居。京都市以及京都市景观与街区建设中心将其定义为“1950年以前使用传统的木造轴组构法建造而成的木造民居”。据调查，截至2010年3月，京都市内保留了47735所京町家民居。2000年京都推出的《京町家再生计划》，通过融资来维修和管理“京町家”。并定期开展调查，为预防京町家的老化和空置，还为所有京町家建立了数据库。另一方面，民间一批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京町家再生研究会”，开展相关调查研究。除此之外，民间还成立提供建筑改造、装修技术支持的“京町家作事组”、以京町家业主为核心成员的“京町家友会”以及提供房屋租赁信息的“京町家信息中心”。这些民间组织构成了涉及文化名城遗产保护方方面面的民间组织网络，确保了民间力量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文化名城遗产保护行动中，和政府的相关保护制度遥相呼应，互为补充，融为一体，对落实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随着城市文化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例如：LAWSON旗下“NATURAL LAWSON”新型便利店在京都等地开设，店铺设计朴素自然；京都MK出租车公司规定，无论男女老幼，凡是穿传统和服坐车，一律九折优惠；近年来，更有一部分地区（如大分县）推出新规——凡是穿和服者，可以免费进入公园。这些举措，不仅让店铺、市民以及游客的装扮和城市文化景观融合，其自身也成为城市文化的亮点。

官民的默契配合还体现在政府推出的各种举措大都能得到民间的积极响应。如京都府推出的“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基金”，吸引了民众参与保护工作。据媒体报道，2002年，京都有一位妇女去世前把17亿日元的个人遗产捐献给京都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大大缓解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财政压力。

再如佐贺县启动的“留给22世纪的佐贺遗产”制度，随时接受县民申请认定“佐贺遗产”以及相应的保护和修缮补助金。申请由佐贺政府和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的“佐贺县创建美好景观审议会”进行审议通过后，由佐贺县知事进行认定。佐贺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了我们提供三个崭新的视角：第一，摆脱以往学术、美学的视角，以市民感性的视角去对待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第二，改变以往人们印象中“保护＝守旧”、“遗产＝过去”的陈旧观点，将保护和地域、都市、街区以及住民自身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第三，突破行政立法和民间运动的局限，在“官民协作”中寻找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条”路线。四、日本文化名城保护中面临的问题

在文化保护方面，政府总是不可避免会受到民间的批评。在各种声音中，针对政府的“不作为”的批评最为激烈。日本著名评论家三宅一生在一次和著名建筑家安藤忠雄的对话中，指出：“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想创作有意思的东西，打破以往的沉闷。就拿西洋舞蹈来说，日本的舞蹈团在世界上得到的评价极高。这些动向日本政府了解甚少。”“但是现在，你看在日本的政治讲演中，几乎根本就没有文化艺术和设计的字眼儿。”而安藤忠雄的回应更是尖锐：“除了少数人以外，官僚们是很迟钝的。就连政治家几乎可以说都是漠不关心。他们的精力只用在选举上。官僚们大多数是从小孩时就只知道学习，忽略感性的培养。他们在成长期没有自由想象的时间，而日本却在受他们的领导。想到这些，我认为日本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和机制。”

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些批判呢？有意思的是，像上述这样尖锐的批评竟然会出现在日本政府（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网站上，并且翻译成外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日本政府在文化保护与传播这方面是能够包容异质思维的。但是学者指出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另一方面，在政府“有所作为”时，也会受到批判，特别对政府制定的政策，社会精英和普通市民之间，或者垄断集团和社会公众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政府很难做到两全其美。获得普通市民支持的政策，未必就能得到社会精英的支持，反之亦然。2010年，东京都政府从家长和教师的角度出发，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人化漫画的影响，力推《东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条例》，由于条例规制对象“设定模糊，可能会对艺术表达的自由产生损害”，受到众多漫画家联名抵制。后经过修改，将规制对象限定在“触犯到刑法的性行为”，才得以在议会通过。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日本文化界的完全认可。藤子不二雄等众多日本漫画家联名反对，日本剧作家协会等文化组织也发布抗议声明，角川书店等日本著名漫画出版机构甚至发起抵制“2011年东京国际动漫节”运动。从这个事件来看，在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如何处理好社会精英和普通市民之间、垄断集团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仍是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五、结语

以上，我们介绍了文化名城保护的日本经验。在总结日本文化名城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文化名城保护的三点启示：（一）重视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关系

在谈到对一座文化名城的保护的时候，国内有许多学者从专业出发，强调了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譬如立法是否完善、城市规划是否有预见性。笔者认为，从日本保护文化名城的经验来看，民众能够成为文化名城保护的主角；政府应最大限度为民众参与保护文化名城提供平台。政府和民间可以互惠互利，互为补充，共同为建设文化名城作出积极的贡献。（二）重视对文化名城保护的宣传

文化名城的保护中要有宣传意识，文化名城的宣传中也要有保护意识，要在宣传中体现保护，在保护中重视宣传。文化名城的宣传，既有文化名城本身的宣传，也有保护文化名城的宣传。政府和市民在保护文化名城方面的各种举措，本身就是一种宣传。而在政府和市民在宣传文化名城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的保护意识。（三）重视文化对制度的指导作用

在谈到文化名城的保护时，有许多专家强调制度完善的重要性，这一点当然无可非议。然而，制度的选择和执行，与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选择制度的是人，执行制度的也是人，而“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同样，城市也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温家宝总理最近也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 在文化名城的保护方面，我们不仅要重视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更要重视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广州形象定位中的符号标识问题研究

在当今城市形象的建立中，千城一面的共性越来越趋同，城市功能与目标的设定的同一性，令城市风格的表现方式趋向相似。城市形象的相近、发展的趋同已经影响到各城市魅力的发挥。

如何对城市的特质进行识别、推介与营销，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文化风格的体现，也影响到城市未来的路向。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的个性化更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一是不同的文化特质带给人们不同的精神视觉享受；二是城市的个性化建设与文化风格体现的必然要求；三是当今与未来营销与推广城市的需要。

历史上的广州，个性特异、发展道路独特，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或者文化创造上，广州的所选择都与内地有着相当的差异，工商并举，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和特异的文化风格。

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富有个性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就开始了对城市形象定位的研究。从营销城市的角度进行差异性的分析与推广，通过政府平台的作为、经济活动的推广、文化界的介绍以及民间交流等等，全面开辟着营销广州的途径，定位广州的城市风格。

主要的路径与成果如下：

一是以“岭南文化”为主题作为定位。这一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京味、海派三足而立而展开对地域文化的讨论定位。强调的是以文化风格作为城市风格的主体，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学的概括。“岭南文化”这一概念使岭南的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成为主题。

二是以城市精神的揭示作为标识。以城市精神为特质作为理解城市的钥匙，是新世纪以来重新认知广州的主要路径。

在这一讨论前，“穗城”、“花城”、“羊城”等对广州的符号性定位和“鲜花稻穗献人民”的广州人精神意义的概括以及“新羊城八景”的评选，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对广州的城市特质的探讨。而近年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策源地和我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的“四地”资源的总结，更是对此进行的全方位式的总结与开掘。

虽然近三十年来，广州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多方的探索，以各种方式对城市进行形象定位。但到目前为止，外界对广州的整体认知依然不清晰，在对国内诸城市特质的解读中，广州被认为“最说不清”。主要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由于广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之呈现出庞杂的风格：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料丰饶的宝国，“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既是蛮语难越，又是首先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工商并重，既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相比较，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又是中外交流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在近代的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中心的岭南，却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更引领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二是肩负的使命太多。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谓职能定位优先于形象定位，各种功能定位“各自为政”，造成了紊乱的现象。另一方面，把商业城市的广州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以及中国另一个经济中心上海进行比较，这一比较坐标也过于笼统与庞大，可比较的元素没有具体化。

三是在近三十年广州在大破大立的发展过渡时期，城市发展的多种功能定位、城市规划的多次反复也令城市的识别系统、标识系统缺乏规范。中外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创新与怀旧的冲突，等等，都聚焦在这一时期，各种实践探索与理论争论也引至了对广州认知上的紊乱。

四是载体不明确。形象定位的模糊，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可感可触的各种载体，没有载体可承接这一城市的定位。

显然，出现这种紊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些识别性的符号作为城市的形象标识。这一问题的缺位直接影响到城市形象建立中的个性化的设计。（二）识别性符号与城市形象关系的讨论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堪为个性代表的城市符号，它是城市在各种经济与社会活动方式中所形成的独特性的概括与抽象。这些符号，一方面是外来人群认知该城市独特风格的路径；另一方面，也是该城市居民对自己城市的最集中的认同方式。

作为有个性特质的城市，必然有一系列的标识性符号，呈现对城市的记忆。因此，在对城市形象定位的识别中，符号识别是其中最重要的系统。1．符号功能的特征

在本报告的讨论中，符号的标识不是指硬件上的标记，如道路、方向、标记等，最主要是指城市文化方式的沉淀、指市民心理向往的投射，共同自己的城市可以以该符号（或系列符号）作为表征。

在识别符号与城市特色的关联中，城市特色的综合可以以系列符号呈现。但作为最具有识别性的象征，只能以一些或一种独特的符号作为表述。

本报告以“花城”这一符号作为广州的标识进行讨论。

在以符号作为表述的系统中，符号包含了承载体系、解释体系和解决方案，表现为抽象性、常态性与恒定性。

符号的标识还体现在具象化与抽象化的两重表达中，即是从现存的具象上升到抽象，形成一种象征。当事物成为符号的时候，它的典型意义就常态化了。如木棉花开的精神象征，抽象为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表述；如从花市到岭南节俗的象征，抽象为与春节相联系的纳福品质；如以花语的借喻方式抽象为吉祥寓意的象征；等等。

城市是复杂的组合体，其特质也不是唯一的，可堪为城市标识的符号也呈现为各种类型。在沉淀、凝聚、抽象的过程中，有些消失了、有些弱化了，但能够通过抽象意义而固化下来的，必然个性鲜明，为大众所认可的，并具有恒常持久意义。

其中，约定俗成的选择标准是最重要的，它反映的往往就是常态性的选择，不会因为外在的客观的变化而发生了质的转移。“城市形象是社会公众、市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城市形象是一个整体系统，是城市理念、城市行为和城市视觉标志三者的有机统一体。”

符号标识是历史文化资源凝聚的总呈现，在以符号方式作为城市标识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选择标准。就符号本身的表述方式而言，应该具有三重性：文字、图象、象征意义。在与城市的关联中，它应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与城市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指它所承载的内涵与城市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趋同于市民的文化心理需要。

二是具有审美的价值。首先是美的符号，才能完美地传达城市风格，才能传达精神意义的长久性。

三是具象与抽象并重。具象是基本载体，是一种活动方式的沉淀，但必须具有抽象性，因为抽象性的存在才具有恒定的表现力。

四是成为民俗心理的一部分，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体现为一种共同的对城市特质的向往、追求、怀念与记录。2．以符号标识广州城市形象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一些符号能代表广州的形象，与城市的特征相联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突出，成为象征，但有些符号就自然淘汰、不再被认同与使用？

在广州丰富的历史资源中，符号标识的选择有多种可能性，如羊城、穗城、云山、珠水、木棉等等。本报告认为，“花城”这一元素最具特质，原因如下：

与城市的其他资源相比较，“花城”作为广州城市的标识，其元素的承载最丰富。包含了大凡节俗、传说故事、习俗、饮食文化、宗教、礼仪、审美、避纬方式、民俗俚语、外贸交流、岭南艺术等各方面的内涵。而在这些种类的概括中，一方面，这一标识的具象与活化是活跃的：或者是以主题的形式出现，如八景中的“白云松涛”；或者是某主题的组成部分作为象征，如光孝寺与菩提树。另一方面，以抽象化与艺术化的形式出现，如各种以花木为主题的艺术图案。

因此，“花城”作为广州的标识，并不因为其他元素的变化，如金秋菊会的衰落、花市的易址而发生本质的变化。金秋的满城菊香，迎春的十里花市，都是广州市民认同自身与外来人们认识广州文化的途径之一。

象征性、恒久性、艺术性、唯一性，是“花城”成为广州形象标识符号的原因。二、花城：作为广州识别的符号之一的起源与演变（一）“花城”演变成广州识别符号的探讨

作为城市的独特形象，“花城”这一标识是恒定的，它的形成基于历史的构成，也基于市民的共识。“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这一标识是有基础的，它的式微在于载体的弱化。如花市作为民俗节庆功能的弱化，是因为商业形式的运作以一种普遍的经济方式，使花市与其他市场的交易方式类同化，各种有地域特色的花语寓意的消隐，等等。

以下五个方面的讨论正是基于这一符号与城市关系的考察。　1．起源于“依花而食”的经济活动

历史上广州人就有“衣香食果”、“以花作衣”、“依食为茶”的生活习俗，这与“岭外多花”、历史上的广州是著名的鲜花和果木产区密不可分。

早在汉代，陆贾已说南人“彩缕穿花”。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嵇含著的《南方草木状》就说广州的花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季未尝无华也”。

宋、元、明以后，广州成为对外交通口岸，稻田利薄，出现了农民“每以花果取饶”的情况，广州育花为业至少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除了珠江南岸花田的庄头村外，芳村花地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有花园楼台数十，成了专门的以花木为业的花木产区，说明了传统上的河南一带以花为业已逐步扩展到花地。明代郭斐的《岭海名胜记》也记录广州东郊鹿步都到萝岗一带，多以花木为业，到了清朝中晚期，又有新的发展，广州广植各种花卉，不仅仅是素馨为主。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仕女结伴游花地玩乐，成为当时的民俗。元宵又举行以花为主题的灯会，“想死易过游花地”的俗谚，形容人多繁闹，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

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以南石头、瑶头、庄头、南村、小港、五凤村为主的地区，种花为业成为传统。在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村前弥望皆花”，种植之多，胜于菜圃，村人“一生衣食素馨花”，如据《番禺县志》载：“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悉种素馨，……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每日分载素馨至此上舟，故名。……花多价贱，十钱可得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

清代诗人黄子高咏“花贩诗”对此有云：“何不庄头村里住，一生衣食素馨花。”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记载了番禺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多梅、香嚼、梨、橄榄，“连冈接阜，弥望无穷”，又说增城荔枝“岁收数万千斛，贩于他方”。 清文人沈复在笔记《浮生六记》中也记载：“……广州卖花处也。余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花谱》所未载者，可见花地花事之盛。”

粤民间一直就是“衣香食果”，民俗上所谓“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千斛似泥沙”便是一种形象的概括，所以广州民谚有道：“珠浦之人以珠为饭，花田之人以花作衣”，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民俗事象。《广东新语》对此有载“粤东有四市，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只素馨，而无别花”。

又据说，因鲜花交易要经过五羊门南岸上船，这个渡头就有了“花渡头”之称，就是所称为“花墟”。“花墟在河南庄头，省城卖花者每日清晨赴墟，载花入城。”

而在城内的珠江北岸，城门和藩署前、西湖路、三角市就形成了经常性的花市。对当日花地的盛况，清代黄佛颐编撰的《广州城坊志》的记载是：“粤省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南海县志》对清光绪年间花市的记载是：“花市在藩署前，灯月交辉，花香袭人，炎夜尤称丽景。”《羊城竹枝词》有也云：“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年华。”又云：“郎自提筐侬唱歌，月照卖花人过河。”

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广州的花市开始了分区开设的历史，并从常设花市发展为定期花市。考察花市的发展，可证广州城市的商业布局与城市中心、“中心花市”的变迁紧密相连。如清代、民国年间的两大花市一在藩署前 （今北京路、中山路交界处） ，一个在十八甫，而这两地正是当年广州两大商业中心区。自50年代起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湖路、教育路成了中心花市，显示着北京路作为商业中心无可动摇的地位；而自2001 年起广州中心花市转移到了天河体育中心，恰恰体现了广州经济文化重心已经从越秀山—北京路的传统中轴线，移向了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的新兴中轴线。

目前，广州是全国最大的花卉主产区，全国盆栽观赏植物的生产、供应中心，全国花卉主要集散地和进出花卉的调运中心。广州的花卉贸易居全国第一，花卉价格左右着全国的市场价格。

拥有“岭南第一花乡”美誉的芳村，是全国闻名遐迩的花卉产区和全国著名的花卉集散地。根据资料统计，目前已拥有花卉种植面积近10万亩，花卉品种2000多个，花卉年产值20多亿元，占全国的15％以上，这些指标均超过上海、昆明、北京等国内花卉大市。 芳村花卉博览中心和花都南方花卉交易中心均是全国最知名的花卉市场。

经济活动是最基础的社会活动，建立在这基础上的文化方式则具有深厚的沉淀，依托花木经济发展的产业依然是今天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民生。与其他的经济活动不同，这一经济活动演变成一种民俗方式与文化方式，花木这一主题也抽象为民俗生活的标识。2．与广州的历史文化的深厚联系“花城”这一标识与广州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化交流与文化交往方式等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

这一内在的关联，与广州城市的风格特色的形成相互影响。一方面，“花城”是城市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关联中的故事使城市呈现出独特韵味与不可复制的个性。

如光孝菩提、六榕古榕、海幢鹰爪，都与城市的发展成长有关联。民间谚语道，未识海幢，先识鹰爪；未识广州，先识光孝，所展示的不仅仅是花木作为载体所引入的宗教故事，更是在这谚语流传中，花木主题的抽象化所显示的象征性：广州宗教历史的渊源久远、民众基础深厚。

如在关于“素馨花”演变的不同版本中，各种元素的呈现，都说明了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密切。其中的元素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活动、民间神话传说、文化审美倾向、南汉王室活动遗迹，等等。凡此种种，素馨花已经标本化与抽象化，参与到城市文化遗产的表现中。

其流传演变的基本的版本有：

一说是花名。相传其为汉物，汉使陆贾出使南越时，从西域携行而至，赵佗因其花白如雪，广种于花田；《素馨花歌》说这段旧事：“素馨留城陆贾功，洁白如霜馨香浓。自古留芳汤沐在，纤纤玉手抚花丛。”

二说是美人。又有说素馨是南汉国佳人，佳人多韵事，其魂后为花，传下“素馨”芳名。旧诗有证：“古墓为田张素馨，素馨斜处草青青。”

三说是地名。如清仇巨川编撰的《羊城古钞》有录：“古志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尽种素馨花，南汉宫中美人皆葬此，月夜时闻笑声。今河南庄头村遍种素馨，居人以此为业，采之穿灯，贩于城中，妇女贯以围鬓，其香芬馥，亦名花田。”

南汉国时美人饰容，喜以素馨入鬓，其掩宫人艳骨处是在广州城西十里的三角市，艳骨入土，因而植素馨，花解人语。“至今素馨酷烈胜于他处”。因为花放时珠悬玉照，数里一白，称为“花田”。此地又为“素馨斜”。南宋诗人方信孺有借景感怀诗：“千年艳骨掩寒沙，尚有余香入野花。何似原头美人草，风前尤作舞腰斜。”

四是民俗事例。珠江南岸的庄头村，村人以艺素馨为业，多至一二百亩，当日有以花漫作满天雪的奇观；昔日广州专门设有素馨花上岸的“花渡头”。每天晨露初引，花农们便水行舟载地运素馨入城以售。这就是《珠江竹枝词》里刻写的“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的风雅。也形成了“花田之人以花作衣”的习俗，时人穿素馨、戴素馨、玩素馨。以素馨束髻，时人称为“花梳”；以素馨造灯，誉为“天下之至艳者”。

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曾记载说：“城内外买者万家，富有以斗斛，贫者以升”；“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缨络者，满城皆是”。他还以诗描绘此景：“珠掠盘明月，花梳间海棠”。清代一首《羊城竹枝词》咏道：“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向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作互看。

可见，素馨花各种版本的演变，设置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中：跨越的年代从汉到清，跨越的层面从民间到王室故事，而演变出来的古诗歌与史实记载，风雅与日常交汇，而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在素馨这一相同载体中呈现得甚为协调。

因此，素馨花作为曾经的城市花城的标识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诗文与史录，可引证广州民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章，也是研究广州文化不可忽略的材料。3．中外交往中的关联

作为外贸港市，广州的对外交流的历史悠久、遗存众多，其中，花木也作为媒介之一，担当了交流使者的身份，引证广州外贸历史的久远。

据记载，广州有不少外国移植的花木，如晋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耶悉茗花（即素馨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

民间最普遍认识的是“柯林”、“菩提”与外来佛教的关系。

一千七百年前，来自印度的僧侣把一种名为“柯子树”的植物带来广州，种植在光孝寺，这座岭南年代最古的寺院因此而得名“柯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由于禅宗六祖慧能在光孝寺受戒，在菩提树下剃度，“菩提”因此成为了外来文化传播的象征。《番禺县志》中因粤人不认识外来的茉莉而称之为“小南强”的故事：“南汉乾和十四年，周谴使来聘成欲盛夸岭南之强。馆接者、谴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盖讥之也。宋时后主入汴，诸臣不识牡丹，有朝臣谓之曰此名。”《番禺县志》中也记载了南海神庙中的菠萝树与番鬼的传说：“相传波罗国有贡使携菠萝子二登庙下种，风帆忽举舶众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庙左。”

借助于这几种花木，以及其他更繁多的外来植物，可引证广州外来交流的多种路径，也是广州城市特质的重要表述。4．与城市地名演变的关联

广州现存的地名很多源自花木的故事，可引证广州历史文化遗存与花木的绵远的关联。“街巷中的树木是居民点中辨识位置的显眼标志，于是出现了大茶一、二巷，小茶巷、茶树巷。它们都因茶树得名。龙眼巷、柳树巷、鹰爪树街和普提巷的得名都因有同名树的缘故。旦花巷得名于鸡蛋花树。原名亦为蛋花巷，只不过后来讹为旦花巷罢了。 古木巨树更是引人注目，一些古榕树甚至被视为吉祥物或宝物，于是出现了福榕坊、榕树巷、榕贸巷、七株榕、宝树巷等街名”。

习惯上以花木命名所居地，是广州普遍的地名命名方式。

南汉王室的流传故事中，“流花桥”与“红云宴”的传说，都来源于与花的关联。以“流花传说”为例。流花桥位于流花路市体育馆西侧，始建于南汉。此处曾是有名的芝兰湖，南汉政权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芳春园，并疏凿芝兰湖，引城东北甘溪水，使之连接起来。园内广建宫室楼台，遍植奇花异卉，林木参天，曲径通幽。内有一木桥，下可通舟。相传刘室宫女早起梳妆时，掷隔日残花于水中，落英缤纷，漂流桥下，故名“流花桥”。

在流传在荔红时节，南汉王室在此地举行品尝盛宴，名“红云宴”。

粤中名胜荔枝湾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也是来源于荔枝时节的景色。民俗学家钟敬文如此描写其景致：“湾在市的西边，相传是南汉时候昌华苑的旧址。水湾的面积不广，水色亦非清澈，但湾形曲折，两岸竹树丛生，荔枝树尤多，木棉也挺秀其间。……到了夏天，木棉已谢，杂花乱开，荔枝累累繁结枝头。”

直到今天，“荔枝湾”、红云宴，还是人们认同的广州风雅生活的主要表达。（二）“花城”作为标识符号的多重内涵分析

作为城市特征的标识，花城这一符号具备的元素包括：神话、传说、民间仪式、生活风俗等等，与广州的其他两大自然资源云山、珠水相互联系，共同构建了广州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格。但本报告认为，花城作为标识更具有识别性。一是“花城”这一符号的承载内涵最丰富，与广州历史文化的根基相连，而且它所包含的元素最具有地域特质；二是“花城”这一符号具有具象与象征的双重性，有抽象表达的功能；三是“花城”这一标识具有恒定性与常态性。

综合地看，“花城”这一符号，与整个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联系广泛，具有传统与现实的双重性，是生生不息的资源。1．“花”符号的承载内涵与广州城市文化的联系（见上文）

内涵承载的多层次，展示“花”这一符号作为载体与城市成长的源远流长的关系。2．在具象之上的象征性

象征的意义来源于某一载体在城市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渗透在生活各种层面上所形成的抽象性。因此，即使载体的消隐和弱化，其象征意义依然延续下来，令城市文化有特定的个性表达与意义。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艺术的象征性、吉祥意义的象征性、美的象征性。

在这演变过程中，首先进行了艺术的抽象。

在艺术的选择中，典型化是最重要的前提，只有典型化才能抽象化。把各种相关元素进行综合，是最富有代表性的传达，即使这一符号的具象已经消失，但典型意义依然存在，代表了某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如以“荔枝湾”这一符号的形成为例。从对荔枝的繁盛的庆贺开始，涵括了民间的庆典、民俗风情、宫廷与民间的共同故事、共同的审美观，等等。

因此，虽然今天作为符号的具象，荔枝湾已经消失和弱化，但其形成的文化气息却成为“荔湾风情”的重要组成，成为广州民俗文化的表征。

再以“羊城八景”作一例证分析：

在自宋以来评选的羊城八景中，很多主题以花木为选择。如宋代八景中的“蒲涧濂泉”、“光孝菩提”；明代八景中的“粤秀松涛”；1963年新八景中的“白云松涛”、“萝岗香雪”等，这些主题中的景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都已经消退，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已经成为艺术的抽象，代表着广州文化与艺术“美”的符号。

如“萝岗香雪”，源于萝岗悠久的种植青梅的历史。萝岗种梅始于宋代，因独特的自然条件，常梅开二度，洁白晶莹，梅株绵亘数十里，俗称“十里梅林”。每当岁末年初，“十里梅林”梅花怒放，银装素裹，白色花瓣随风飘落，犹如瑞雪翻飞；无尽芬芳扑鼻而至，更是浸人心脾；色香俱绝，美不胜收，弥补了广州冬无雪景的遗憾，“萝岗香雪”曾于1963年度被评为“羊城八景”之一。

这一景致也经历了弱化的变化，但留下“踏雪寻梅”这一美的抽象，形成粤中“南雪”的符号。

二是在艺术的象征的基础上，提升了美的表达与祈福的意义。

不管是公共艺术或者是民间艺术的运用，在广州的家庙、宗祠、传统老屋、酒楼等所展示的花木图案其实就是一套艺术化的语言，有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尤其是在木雕、砖雕等艺术类型中，得到广泛的表达。如以民间的比喻、谐音等手法表现吉祥如意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最常表现的有“荔枝”、“菠萝”、“香蕉”、“佛手”、“木瓜”、“芭蕉”、“芦草”、“蝙蝠”、“蟾蜍”。显然，岭南宗祠中的花草图例，基本采用的是以吉祥寓意的桃、长寿的菊等；在酒楼的满洲窗装饰中，花草图案也以岭南佳果为取；在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岭南艺术的图例装饰中，大量的岭南佳果的特质是很民间化的，如杨桃、木瓜、香蕉……在民居与民间器物中，岭南花草的选择也约定俗成地遵循着祈福的原则，传达着泛世的审美观与期望。如“三阳（羊）开泰”、“双凤朝阳”、“岁寒三友”、“鱼跃龙门”等。

岭南花草的特定风格的变化在于整体的配合，即使是在现代建筑中与现代艺术中，对岭南花草的选择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同样以冲突性、抽象性相互糅合的方式，突出岭南花草的特定风格。如以沙面建筑为例，以西方风格表现岭南花草的装饰作用，在冲突中凸显和谐。

另外，与其他吉祥符号的相联系，加强其寓意的运用，也是特色之一。 粤剧、粤曲、醒狮、舞龙、麒麟、十番、锣鼓柜、八音、木鱼、龙舟、陶塑、秋色、剪纸、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丰富的民俗事象创造了丰富的花语，它们互为补充与发展，为以花草表达民俗心理诉求共同创造主题。3．贯彻在生活元素中的约定俗成的心理暗示，成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

以花为符号的持久性在于它的民俗基础，而常态性则基于它的日常性，为大众所接受与认同，表现为与日常生活的各种联系，如民间花语的方式、节俗的方式、日常生活的方式与城市独特性的方式，等等。

当花义上升为抽象性时，花的符号的象征就沉淀成为在广州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贯穿了生活元素，形成人们共同的心理向往。因而，从象征系统发展到解释系统，演变为俚语、生活方式等。

以“花语”的运用为例，它的隐喻方式揭示了民间约定俗成的心理期待。

把广州喻为花城，并不仅仅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拥有的一城杂树繁花，而且还因为在广州人看来，花之为物，有种种花外之道，曲折而简捷地寄情托意。各花有各语，除了大家都约定俗成地认可了它们固有的象征意义外，年节中的一花而多语算得上是一种特别的现象。

人间的所有祝福都可以寄托在花语中。每一种花，包括不知名的野草，全都被赋予了人们入世凡心的“好意”。广州人对“好意”的追求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缜密心思，对此极具创造能力。以“竹报平安”、“百年好合”这样的经典图解花义，而红掌、猪笼草等花，就普遍成了富贵竹、开运竹、五代同堂、一帆风顺、鸿运当头等祈福的命题。

而在共同的审美观的传达中，也传达出共同的审美的标准。尤其是以花为主题形成了独特的节俗方式。

传统上，广州以花为主题的节俗富有特色，如正月廿四的“生菜会”、二月十三的“波罗诞”、四月十七的金花诞、七月廿四的郑仙诞等，都是广州所独有的，其中包含着许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与花木历史密切相关。生菜会原与送子观音诞有关，人们取其“生子发财”之意，正巧“生菜”与“生财”音近，便借此为会，近年更涂上了浓重的商业色彩，借此招商。

据《广州市志》载，七月初七，旧俗还有女子泛舟游石门沉香浦的活动。游艇用素馨花、茉莉花装饰，称为花艇。她们信奉此日是“仙女沐浴日”。石门一地水质清冽，朝夕日出日落时返照两山，有时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在天空出现一些景幻。泛舟者希望能有机会看到奇景的出现，故姑娘们七夕游石门沉香浦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该日还称为“人日”，广州人俗称“众人生日”。当日，人们要吃七种菜（芹菜、芥菜、菠菜、青葱、大蒜等）制成的“七宝羹”和“董天饼”（在露天中煎成）等。

七月廿四的郑仙诞则与菖蒲和郑仙救民的善行有关，民间称为“游白云”。“在每年七月十五起，一直到了七月廿四，日止，在这几天中，他们就连日连夜，一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三五成群，都去那里游玩，和拜那个郑仙翁祠。……相传那个郑仙翁当时，系奉了人君的命令，来这山采九节菖蒲（草名），食了之后，是能够使人长生的，有飞升不死的经验”。

现代的金秋菊会是春节花市外，全城最大最集中的花会，展示了广州人艺菊的技巧和流派。与春节花市以商业性为主不同的是，每年一度的金秋菊会则是纯粹的“赏花”活动，可说是广州人风雅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因为气候暖热，故广州终年多花。……广州每年举办两个大规模的花展。一个是在春节期间举办的‘迎春花会’，场面热闹。……另一个是单纯的菊花展览，通常在十一月中下旬举行。例如1973年的菊展，集中了全国各地名菊一二万盆，分别在越秀公园、烈士陵园和晚上游人众多的文化公元展出”。

广州花会的盛况，早在19世纪美国人亨特所著的《旧中国杂记》就有记载：“每年到花地游玩，这个习惯由来已久。很多中国人的家庭，也在新年到花地去游玩。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丝绸衣服，形成美妙的景观。……我们在花地的新年聚会，参加者包括所有在广州从事贸易各国的外国人。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有的来自印度或澳门。”三、整合解决方案的设想建议“千年古城、南国明珠”，作为新的广州形象定位，也作为后亚运时代广州向世界推介的设计，兼顾了历史与现代的元素。“花城”这一标识符号亘古常新，与历史传统有紧密的联系，更是当今建设绿色城市的便利的工具，建议在以下方面强化“花城”符号：（一）恢复金秋菊会等系列花会盛事，展示广州人的风雅生活情趣

金秋菊会、萝岗赏梅、人日游花地……这些都是广州传统的花会雅事，在民间也流传着素馨斜和“百花冢”的韵事传奇，是“花城”品牌不可或缺的元素。

以花为体，使广州的生活充满了风雅的情趣。但随着近年间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各种娱乐生活的兴起，传统的赏花活动都已经停止，使广州的“花城”之义只剩下迎春花市的独立支撑。

广州四季常绿，市民爱花已经成为传统。建议政府通过扶植金秋菊会为主题，举办常年的养花、赏花、买花等文化节庆，培养市民的审美情趣，突现广州最具有风格的娱乐方式，这才是广州特色中的“花城”本义，这也是提升广州人精神气质的途径。冬到萝岗赏梅、夏到流花湖赏荷、金秋菊会、兰圃品兰……应该得以恢复与强化。（二）强化南国草木的标识性的典型运用

地方风物具有最深厚的地域意义，同时也是营造地方特色的重要元素。正如椰树之于海南、牡丹之于洛阳、岭南佳果之于岭南等等。

广州重要的视觉识别，一部分来自于“花木”。广州特有的花木，如木棉、含笑、白兰、榕树等是广州重要的视觉识别标志。老广州还有以“树景”识别街道的习惯。如惠福路的榕树、先烈路的木棉树、滨江大道的榕树与凤凰树木等。民间还有随花木生长变换生活节律的习惯。如木棉花开，就是提示“寒衣盖拢”，表示着春夏之交的到来。

当前，南国草木作为标识图案的运用还不够广泛典型，在一些传统的装饰艺术中与公共空间中未得到充分反映。建议选择一些有特色与寓意的南国花卉图例强化应用。如芭蕉，象征事业的根深叶（业）茂、蒸蒸向上，可以运用在长堤堤岸的外立面上。

扬弃地宣传关于花的美好传说所表达的人间情怀。如“素馨花”的传说、“梅花冢”等等，都依附着传说故事；而光孝菩提、六榕古榕、海幢鹰爪等以符号性的意义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建议整合地介绍与推广，因为这些元素确实是广州独一无二的，特别为民间所熟识与认同。又如恢复传统上鲜花交易必经的五羊门南岸的“花渡头”等地名胜，以旅游线路整合“花城”的传统风貌。（三）呈现花语代言的民俗心理诉求

把广州喻为花城，还因为花是粤民间寄情托意的载体。各花均有各种固有的象征意义：石榴多子、芭蕉页（业）大、竹报平安、百年好合……在陈家祠的装饰艺术中，花语的隐喻、花语图例的美学运用非常广泛，这些反映粤式生活的风俗的装饰艺术，以花语代言，含蓄地反映了民俗心理的诉求，可以有选择地标识性地应用到各种政府与民间的活动和外事交往中。（四）作为民俗节庆的花市推广

历史上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以南石头、瑶头、庄头、南村、小港、五凤村为主，曾以种花为业，形成了常年花市。因此，清诗人黄子高咏“花贩诗”有云“何不庄头村里住，一生衣食素馨花”。这就是《珠江竹枝词》里刻写的“看月人谁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的风雅。现在的花市承担的职责太多，反而失却了广州花农依花为食的本然要求。只有在观念上把它还原本质，即放回市场，由市场进行调节与规范，才能自然生长，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俗节庆。（五）与市政府的城市建设构想连接，营造“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花城

广州 2003 年 9 月启动的“青山绿地工程”将用 3 年时间投资 50 亿元打造 119 平方公里绿地，计划将绿色生态引入城中，体现在“一带、二环、三块、四片”的营造上。“青山绿地”工程是一个指标体系，要求具体的指标实现。但虽然有“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规划方向，但对鲜花的栽培数量、布营艺术、品类却没有具体的指标，以绿色生态作为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呈现，这一目标本身并不能突出广州特色，只有把“人与花”的密切关系、花与地域的紧密联系作为重点推出，才能真正体现“城在林中、花在城中”的历史与未来意义。从审美到生态，这是对花城之义的新解释和新要求，因此，应把“花海”的实现同样作为具体的指标追求。

因海而重：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的主线

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说到底是文化问题。这是城市的追求，也是城市的最大难题。以自身文化精华为主线进行整体规划，才能凸显自身特色乃至文化个性，建立城市的鲜明形象。

城市规划界和决策层应该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建设的文化定位这一具有深远历史使命感的课题。在文化定位上，如论历史文化的深厚，广州远胜于上海，但无法与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古都比。但若论海外交通贸易和海洋文化的古老和优势，国内没有一个城市可与之争锋。如论近代以来的开放文化在城市外观上的突出体现，广州的长堤和沙面也难比上海的外滩。如论现代大都市，国内一些中等城市也将此作为发展目标，广州似乎也应当仁不让；但四个直辖市之“大”的优势广州不易超越，在“现代性”上标准不一，广州较难以此突出自身优势。新时期30多年广州城市理念有现代化大都市、山水城市、生态型山水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城市理念和规划正不断走向成熟。“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定位站在世界的高位，有气魄。但其世界性在哪里，其名如何突出，还需要各界不断的切磋砥砺。笔者抛砖引玉：广州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动力在于海洋，主线是海洋文化，其文化精华是海洋文化精神。这是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世界性由此而来，其“名”也因此而立。一、广州因岭海文化重于世界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擦亮广州世界文化名城的名片，首先需要转换视野。

过去人们大多从中国地图的视角来理解以广州为文化中心的岭南，它当然处在中国大陆的边缘。至今仍有人将其定位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边缘型文化。这一定位现在需要反思。在中国视野中的边缘文化怎么能成就世界、文化名城呢？看事物要看全面，地域要看全貌，即使在中国地图上，三个要素都不可或缺：五岭将之与北边广阔的内陆分隔开来，其主要标识是“岭”，故自古称其为岭南、岭外、岭峤、岭表等；东南则有滔滔南海作为传统上的国土边界，故自古也称其为“岭海”；岭与海之间是珠江巨大而密集的扇形河网，养育着“插根扁担都能发芽”的肥沃土地和亚热带生物圈。岭、海、江三者共同构成本地域的地理全貌，共同形成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广州正处在其中心的珠江口。当代的“岭海”概念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传统上的陆上国土，它标示本地域是处于岭海之间的，用岭海环抱来表达更为全面和形象；二是南海这片广袤的海上国土，它既是广东人“耕海”的沃土，远航四大洋的起点，从近代开始还是他们迎接西风的窗口。学界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历史上所称岭海（岭南），最宽地域包括广东（旧含港澳地区）、海南、广西大部和今越南境内红河三角洲一带及以北区域。以此仅约四五十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而面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水域，海洋于岭海是重中之重。在古代的条件下南海是岭海人海洋实践活动的“专属”区。所以相比之下，“岭海之间”、“岭海环抱”更完整地反映地域的全貌，也更准确地标识了岭与海共同作用的生态系统。这是我更倾向于用与岭南同样古老的“岭海”来称谓本地域文化的两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来自海洋于本地域的重要性。

当我们将视野从中国地图转向世界地图时，它在大陆边缘就不再那么重要，站在太平洋西岸的形象凸显出来。岭海拥有中国最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广东，大陆海岸线总长3368.1公里，冠之全国，海域总面积41.9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海洋大省。广东与海洋是一体的。这一视野产生一个视觉的震撼：岭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俨然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南海东朝地球第一大洋太平洋，沿北回归线东至美洲中部的墨西哥，中间无大陆阻隔，可谓一马平川；从珠江口向南通过东南亚然后往西可折向南亚次大陆、西亚、非洲和欧洲；向南直行则达澳洲。这几条路线连起来看，珠江口是世界航路的一个近乎中心的节点。广州正处在这一节点的中心位置。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考察 15—18世纪城市发展时十分强调地理和区位因素的持久性作用，通过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梁启超有句名言：“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如果说地理位置决定文化有失片面，生态系统决定该地域人们的实践及其文化创造则能更全面准确地概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民顺应“岭—海—江”共同构成的自然生态开展的实践，决定了在“古代—近代—现代”时间维度上，海洋文化是贯通广州历史发展的主线。海洋实践一直是主导的因素，广州作为岭海文化的中心地，是因海洋文化而重于世界，重于中国的。二、岭海文化的重要表现是海上丝路的发展

古代社会广州因海而重于世界，首先是以这个特殊而重要的“地点”为中心的岭海孕育了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以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它分为四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之交的“南海商路”；汉代“汉武航线”；唐宋“广州通海夷道”；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丝路鼎盛期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东西方 （中国传统所说“西方”包含阿拉伯、波斯、罗马至欧洲）交通贸易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孔道，成为闻名世界的中世纪国际航线。岭海及其中心广州由于长期的海洋文化发展，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印度、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共同开辟的，以印度洋—南海为中心，展开了频繁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活动。有学者认为其发展到13世纪前，在环印度洋世界（IOW）已形成“以东方为中心”的“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这使西方人急于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18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才得以形成。这一过程中，“广州通海夷道”及其延伸，都是沟通这些体系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海上丝路盛期至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一段时期，“Canton”一直是世界海洋交通贸易最为响亮的文化品牌。梁启超据高楠顺次郎氏所拟唐代定期航线表认为，六条航线“皆集中于广东，广东之为天下重可想矣”。通过“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输出的华夏文明促进了沿线各国乃至欧洲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岭海向外输出了先进的石器、丝绸和陶瓷文明等。现今称“海上丝绸之路”而不叫别的名称，其由来并非套用陆上的“丝绸之路”。梁启超考证：“又蚕卵一物，我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一波斯人由广东携归康士但丁，西方之有丝产始此。”又如中国四大发明，罗盘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其第一之贩卖场都是广东，阿拉伯人在广东买去后再经十字军东征而传入西方。这一传输地集中在以广州为始发点和中心的岭海。如果我们理解中国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之巨，理解它们是西方国家后起富强之源，广州对世界的贡献无疑凸显出来。

海上丝路的发展还使广州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高。秦始皇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伐百越，其一路“处番禺之都”，其时广州已经是海上奇货集中之所，以海外通商著名的都会。《史记·货殖列传》介绍国内著名的9个“都会”，番禺居其一，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列举国内 7个“都会”，番禺：亦居其一。唐代黄巢据广州后，提出不再造反的条件之一是让他当广州节度使，得不到批准原因在于：“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之益富，而国用乃屈。”说明南海外贸之利对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梁启超对此评价说：“然则广州之影响于国家财政者，可想矣。”唐名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陈述修路理由：“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这与梁启超的判断：“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相互印证了广东对中央财政的巨大贡献。宋代，广州海外贸易在中国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与50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因其财政贡献一直称为“天子南库”。元代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地区更达140多个。元代广州外贸地位居泉州之后，但仍是第二大港市，有 “天子外府”之誉。明代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葡萄牙第一个派往中国使节多默·皮列士著《东方志》，认为广州“是中国的码头”。清康熙帝开放海禁，特别是乾隆帝只留广州“独口通商”，更将广州的地位空前提升。海外交通贸易地位的日渐提升，使中央对海洋贸易的管理体制历朝都在广州先行先试，存在着持续的“政策性偏爱”。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开放，从未关闭过，并且两度作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

广州海洋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世界文化从岭海输入。海外奇珍异物常首先登陆广州，再向以北沿海地域和内陆地区传播。张九龄“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之语便说明，江淮之地虽称海洋文化重地，但至少在唐代，海洋贸易并不发达，海外物资或商品仰仗岭海地区进口及转运。韩愈《送郑尚书序》曰：“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当时广州之繁盛富庶：“四方珍怪，莫此为先。”物质文化引进的同时是精神文化的进入。世界各大宗教从海路进入中国都在广州登陆。梁启超曾列举大量“自西方输入中国者”，如学术上的首先输入如历算、外语、医学、近代科学与技术等。又如宗教上，回教“苏哈巴以教主之父行，初至广东，其为最初传入者甚明”。 “耶稣教”之“景教”，“迦特力教（即罗马旧教）”之鄂多立克教士（Odoric）、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婆罗的士坦教（即新教）”之摩利逊 （R.Morrison）。佛教的达摩之于广州谓之西来初地。佛教传入中国是海路先还是陆路先，尚无定论。但据考证，佛教最早从海路进入中国发生在岭诲的交阯与苍梧。冯达文认为：“东汉桓帝时，已有天竺使臣‘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后汉书·西域传》）。可以想见，这些使臣必已带来佛教文化。”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由此进入中国。基督教对岭海的影响起码可以上溯到唐代，黄巢农民军占领广州城时，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12万多人。广州当时已是世界宗教齐集之地。

近代岭海对世界和中国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对于近代广东在世界海运和外贸上的地位，梁启超认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西方早期殖民者以岭海为基地，特别是以其中心广州为首要目标。何博传说：“最早入华的葡萄牙人选择了珠江口的澳门而没有去长江口；鸦片战争时……为寻市场的英国人，不要帝国的心脏，而要海上丝路的咽喉。那正是他们当时聪明过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了解，在海上丝路盛期，从珠江口出发的船队，穿过东南亚到欧洲往返，全是粤人天下，竟无欧洲人插足之地。”这里既有广州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辉煌的延续影响，也有市场的因素。海上丝绸之路长时期都以珠江口的广州为起点而不是长江口，“原因就是海外市场在南边，而不是在东边”。近代广东以广州为中心，开展了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碰撞，并广泛吸纳了海外文化尤其是先进的西方文化，工商业蓬勃发展，新思潮汹涌澎湃，盛产思想巨子、文化巨子，产生了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程的思想成果和强国举措；太平天国的问鼎中原，康、梁北进变法的壮烈，孙中山策划的推翻帝制和北伐之摧枯拉朽，底气在于广东民族工商业勃兴和思想观念的开放变革，共同点都是海洋文化的“北伐”。岭海文化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一，从边缘走向中心。三、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应发扬岭海文化

现代广东率先崛起，直接原因是总设计师选择广东“领先一步”，深层原因则在于广东海洋文化的深厚传统。因为邓小平选择广东包含着深沉的文化智慧；中国选择广东，就是选择海洋，选择最能迅速融入世界海洋文化时代大潮的文化。岭海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重商性、务实性等引领粤人敢为人先，闯入旧体制的一个个禁区，创造了无数第一，“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率先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转型，率先在全国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率先在全国成为最开放的前沿地区”。其深层文化根源在于海洋文化精神。杨东平称为“进取的、雄劲的广东文化”。孙家正曾说过：“广东人所创造的文化对全国有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一些适应时代所需、符合我们国情的新的文化理念。”从中华大文化视野看，现代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岭海海洋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广东发展与广东观念’给人类醍醐灌顶般的冲击和震撼，正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点。”广州作为漫长南海岸线中心的珠江口的中心，还是那些“率先”的决策中心，率先打开窗户迎洋流，将东方和西方杂糅兼容，把现代与传统熔于一炉，居功至伟。

现在人们普遍用“四地说”概括广州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当代改革开放前沿地。这四地的主导因素都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广州重于世界和重于中国所贯通的主线，理应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灵魂。这决定着广州在世界，在中国是否能唱响自己“世界文化名城”的品牌。

第二部分 文化产业研究

面向“十二五”的广州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方案》，这是建国60年来首部全国性的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时期。发展文化产业关系到国家竞争力、软实力的问题。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力量，在拉动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等多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各项工作都面临重新布局、重新规划，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本课题的目的旨在梳理、总结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即将开局的广州“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性依据。一、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一）创新发展战略

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是文化产业保持战略领先的活力来源。从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来看，创新战略是必由之路。文化产业作为工业化的规模生产，是以复制出大量可供消费的标准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生产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产业不需要创新。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比例的变化，人们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获取文化产品的途径日趋便利，文化产品之间也存在着更为激烈的同质竞争和跟风效应。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先，就会有源源不断乃至后来居上的仿效者。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维护自己的创新性和利益，这固然是合理的市场体系、法律框架所应当保护的。但是知识版权不可能包办一切，在合理合法的框架里面，面对可大量仿效、复制的文化生产形式，如果不注意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创新特点，维护文化创意的持续性和特殊性，就会落入边际效益递减的泥潭。文化产业的文化优先、内容为王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必须要通过创新来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正是在强调创新性的意义上，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形成你我难分的交集，以创意为要，以创新为发展的活力来源。文化产业创新战略要求，通过产业创新能力的实质性养成，激发并增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要结合物质和文化、有形和无形的条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广泛科学地运用现代化数字化、技术化能力，根植传统，面向世界，实现创意能力在丰富的文化内涵基础上的不断提高，从而带动文化产业走出有自己国家、民族特色的成功之路。（二）集群发展战略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集合系统产业链内产业关联密切的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彼此联系的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通过在空间聚集，协调各种资源和优势，形成互补的合力，造就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一般而言，文化产业集群分为核心文化产业集群、外围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集群等类别。按我国2004年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分类标准，具有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文化产业层。但从文化产业的实际分类内容来看，彼此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融性，边界不是很明显，这与文化内容可以被多个层面共同应用的弹性特点有关。通过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能迅速有效地激发、共享、凝聚产业中的相关企业的产能、创造力。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协调企业关系，不断地延伸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效应的优势，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创造力。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战略对于文化企业参与国际文化产业角逐，提升抗风险能力、研发能力，积聚资源和资本优势，提升整体文化产业竞争力，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实施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战略，应该注意依托地缘、城市群的优势力量，加快建立、重点扶持、精心培育一批具有较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效应的文化骨干企业和产业基地，优化文化企业的战略重组，突出重点项目，整合文化资源，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基地，创建产业孵化器，带动产业链的关联发展，形成集群效应，实现集约发展。（三）人才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创新能力，依赖于文化产业创意的水平，而创新能力和创意力，根本上依托于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人才的水准。文化产业的人才发展战略，即是要在文化产业中实行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是新兴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文化产业的人才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实现产业自主创新，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具有更大的弹力、适应力、竞争力。文化产业的人才发展战略，要注意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影响力的人才、团队、大师级人物，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要加强优秀人才的培养、储备，活跃文化交流，强化企业的文化含金量和创意水平。同时要注意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加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演艺经纪人、项目策划人、推广创意人的培养和引进。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建立文化产业交流的国际化平台，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吸引财经、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优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并通过办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等方式，培养解决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匮乏问题。（四）品牌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需要注意实施品牌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地形成、利用品牌的带动效益。成功的品牌意味着强大的符号资本和文化影响力、辐射力，具有诸如导购、识别、契约、降低购置风险及个性展现等多种功能，对于营销对象、受众心理有强有力的作用，影响着受众的消费决策、购买行为以及忠诚度等等。作为文化产品，品牌缔造出来的文化消费的边际效用呈现的是递增效应。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文化产业的品牌通常具有技术含量高、衍生能力强、可持续性大等等产业优势。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品牌是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具体而微的体现者，具有相当大的产业积聚效应，有利于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对吸引资本投入、吸引人才等各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效应。应整合各方资源，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优先发展，形成品牌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创造出一批高质的、原创性强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精品，并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平台和宣传途径，打造在国际上过硬的、有品牌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知名品牌。　（五）“走出去”发展战略

文化“走出去”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表达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文化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展现自身价值，肩负新时期全球责任的战略要求。作为文化与经济结合至深的产业形式，文化产业尤其要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通过积极有效的外向型努力打入国外文化贸易市场，在国外消费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缩小文化产品贸易逆差，扭转我国文化产业目前在国际文化产业格局中的滞后被动局面，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建立新型的文化外贸体制，使我国从文化产品输入大国转变为文化产品出口大国。通过“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贴近文化输入目的地的受众需求，在给世界人民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我国优秀文化的输出和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媒介，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平衡国际间力量都关系重大。通过“走出去”，文化产业可以在更加国际化、全局化的舞台上锻炼成长，推进国内文化企业的海外投资，开拓世界眼光和未来眼光，培养创新和合作精神，对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体制改革都有重大意义。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应特别注意打造文化出口基地与产业园区，推动文化出口结构的调整，孵化、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形成文化含金量高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应根据所要走入国家和地区的对象性需求，结合当地受众的大众化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通过细化、区分本地受众群，有选择性地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将文化隔阂造成的障碍减弱到最小。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文化输入地生根发芽，实现文化项目或产品的本地化、落地化植入。二、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与产业布局

文化产业以文化消费为导向，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目的。文化市场的规模决定文化产业的规模与产业布局，广州文化产业要异军突起，在“十二五”期间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现代市场观，确立自己的政策定位与发展策略。（一）广州文化消费状况

根据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分类方法，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主要指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运输、娱乐文教、居住和杂项共八大类消费品在消费中的组成情况。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说，文化消费就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在整个消费预算中所占的比例。1．2001—2009年广州市民文化消费构成及变化

在文化消费方面，2009年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为4136元，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18.1％。2009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是2001年（1516元）的2.7倍，比重也由2001年的0.132上升到2009年的0.181，见下表1。表1 广州城镇居民2001—2009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变化原始数据来源于《广州统计年鉴》（2001—2009）。

广州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从2001—2009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突破2千元，2007年突破3千元，2009年突破4千元，见下图1。

2001—2009年，广州“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波浪式上升，见下图2。图1 广州市城镇居民2001—2009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变化图 2 广州城镇居民2001—2009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2．消费特征（1）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总体上升，文化娱乐服务消费迅速扩张“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包括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2001—2009年，随着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不断增长，居民在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的支出也不断增加，见下图3。图3 广州城镇居民2001—2009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支出构成2009年，在4136元的文化消费支出中，文化娱乐用品为784元，占19.0％；文化娱乐服务为2253元，占54.5％；教育为1099元，占26.6％。文化娱乐服务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教育，再次是文化用品。

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三项，2001年占“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比重分别为24.0％、52.5％、23.5％。2002年变化剧烈，主要是教育急剧增加，支出是2001年的2倍多，比重突然上升到47.2％。究其原因，主要是广州市2002年开始实施新的中小学招生方案，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较大。2003—2009年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支出在数量上都缓慢上升，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则一路高升，2007—2009年更是急剧上升。（2）团体旅游是文化娱乐服务的主体，中等收入家庭增长较多

团体旅游消费是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09年市民用于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为人均2253.2元，其中团体旅游为1834.1元，比重约为81.4％。

2003—2009年，广州市民团体旅游的费用不断上升，平均由2003年的人均582.0元上升到2009年的1834.1元，见表2。表2 广州城镇居民2003—2009年团体旅游支出（单位：元）数据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3-2009）。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总体上广州市民团体旅游支出不断上升，但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却总体呈现下降态势，2003年支出为人均189.4元，2007年则为80.2元，不及5年前的一半；2008、2009年又有所增长，但仍未达到2003年的水平。2003—2005年，高收入家庭有所增长，但幅度很小，2008、2009年却突然上升，2008年是2007年2倍，2009年是2007年的3倍。2003—2007年团体旅游支出增长较多的是中等家庭，5年内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基本上都翻了一番，中等偏上收入户是5年前的1.5倍多，达到高收入家庭5年前的水平。2003—2007年的数据证实，出游与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相关关系，不过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这种关系开始变弱。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2009年情况有所不同，未来经济形势稳定后，中、高收入家庭的旅游消费会有所回升。（二）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消费不足、内需不足是广州乃至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发展经济，特别是文化经济的有力手段，也是广州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十二五”期间，广州发展文化的关键就是以拉动文化消费为核心确立自身的发展策略。1．建设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十二五”期间，政府力争进一步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各类文化企业提供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平台，为文化市场提供更加多元、丰富的文化产品。

——破除所有制界限，制订、修正一系列相关政策，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与国有、集体文化企业一视同仁，根除部门利益。

——从机制上降低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对文化市场的破坏，明确事业单位、企业各自的定位和活动空间。

——明确做大做强的正确方向，从政策方面确立广州未来是要做大广州整体文化经济，而不是仅仅组建更多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加强文化市场的监控和管理，打击文化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消费权益，营造健康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环境。2．建设更加优良的文化投资软环境“十二五”期间，创造一个更加优良的文化投资软环境，吸引更多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到文化上，解决广州文化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广州文化生产能力。

——把文化政策的严肃性和延续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避免“准入门槛”忽高忽低、政策漂浮不定，避免“一刀切”式的管理行为。

——出台相应的法规，出台三到五部法规，替代相应的政策、指导意见，从法规的角度防范市场投机和减少投资的行政性风险。

——切实提高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文化主管部门、工商、税务、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健全，制订一系列投资审批和办证流程指南，并编印成册。3．进一步打造知名消费品牌“十二五”期间广州应当严格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科学发展、先行先试”原则，充分发挥“试验田”和带头大哥示范作用，解放思想，突破常规，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方向，壮大产业规模，确立消费品牌，推进广州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珠江数码集团、广州出版发行集团等大型企业争取2015年前上市。

——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形成珠江水景游、田园风光游、山水度假游、西关文化游、时尚创意游、欢乐休闲游等全系列旅游线路，2015年广州的旅游接待人数达到1.5亿人次。

——大力投入文化娱乐业。通过鼓励大型高档娱乐项目的建设，带动娱乐消费，提升消费档次，扩大影响，形成品牌。力争2015年广州文化娱乐业从业人员达到50万人。

——文化“走出去”有大发展。确立以服务外包为先导、自主品牌逐步崛起的文化产业外向型发展模式，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产值以年均15％的增长率递增，2015年文化产品出口力争达到6亿美元。4．引导市民文化需求“十二五”期间，力争广州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明程度上一个新的台阶。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和各种公共文化活动质量。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积极健康的人文环境，提高广大市民的文化热情，激发市民对文化和文化审美的追求。

——切实提高市民的文化鉴赏能力。坚持在城市社区和乡村多开展社会艺术教育，组织群众性的社会艺术实践和欣赏活动，进一步培养社会艺术教育师资力量。

—— 提高市民文化消费比重。力争2015年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达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20％。（三）广州文化产业布局

结合广州市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规划，根据各区县既有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明晰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县文化产业发展态势。

按照产业空间布局与城市规划定位相协调的原则，广州市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整体思路为：充分发挥各区县比较优势，实行错位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结合，按照中心城区—副中心区—中心镇—一般乡村地区的圈层呈梯级发展；以中心老城区为核心区，发展出版发行、广电传媒、创意设计等产业门类；在珠江两岸利用河岸景观、旧仓库、古民居、知名高校、现代楼宇重点发展时尚消费、演艺、广告产业；在东部地区重点发展数字科技与内容研发、工业设计、数字通信、网游动漫、软件等产业；在南部地区依托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大学城、长隆文化产业基地发展文化会展、印刷、演艺娱乐产业；在北部地区利用土地与生态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品贸易与物流等产业。

针对各区县既有文化产业基础与特色，以各区县文化产业集聚区为龙头，形成各区县文化产业支柱产业：天河区着重发展软件设计、平面创作、动漫游戏软件产业；越秀区建设成为广州的动漫产业基地、传媒出版中心；海珠区建设为文化会展中心；荔湾区建设为岭南传统文化旅游中心；白云区建设为音像制品、生态旅游中心；黄埔区打造为东部历史文化旅游中心；番禺区、花都区打造为文化表演、休闲娱乐中心；萝岗区建设为工业设计产业中心；南沙区打造为粤港文化产业合作桥头堡和示范区；增城市与从化市打造为具有岭南特色的复合型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三、“十二五”期间广州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的优化

科学地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可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营造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十二五”期间，广州文化产业要乘势而上，成为城市经济新兴的支柱产业，对现行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进行梳理、创新和优化是一件非常必要的工作。（一）“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法律与政策问题

近几年来，广州市围绕文化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组建集团性文化企业、推进文化创意园区和创意企业发展、构建规范有序的文化产业市场方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强化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的规划、政策和条例，这些政策规定既有涉及文化产业各行业发展的专项性经济政策，包括融资贷款政策、担保政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文化协作与对外交流政策等方面，也有推进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配套性综合政策。

虽然在政策规划与管理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由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可供参考的经验不多，现行政策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计划经济的痕迹尚未消除。加之这些政策都是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制定和颁布，部门利益保护色彩浓重。在整个文化产业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比较差。这注定了现行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效用的局限性，在“十二五”期间存在着创新与优化的问题。现行文化产业政策之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1．文化产业政策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

2000年开始出台的有关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规定》、文化部颁布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在贯彻中央政策精神下出台的地方性文化产业政策，都及时表现出对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但由于产业发展尚未充分，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这些政策通常缺乏对整个产业的宏观把握。政策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赖市场的调节，更多的是将政府意志通过强大的行政权力延伸到文化领域，其发挥的还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功能，属于行政权力在文化产业的自然延伸。可见政策制定和实施并没有完全建立在对市场规律的把握和遵循的基础上。作为产业经济的有效组成部分，新兴的文化产业必然要求沿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稳步发展，而此前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还不能完全建立在对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和全面的把握上。这是现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最大局限性。2．文化产业政策与全球化的产业规则尚未有效接轨

在经济文化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当代，各国在文化贸易领域里的协作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文化产业再也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关门运转，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制定的规划、战略和各项政策必须符合《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原则，如此才能参与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国内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开放总体上趋于谨慎，开放程度远低于其他经济贸易行业。根据《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核心领域，非公有资本基本上是被禁止进入的，在关系文化安全的进口领域，非公有资本同样被谢绝进入。此外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地域管制，使得文化产业真正的市场化局面远未形成，行业管理中行政干预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了文化产业对外交流与竞争的不充分，在市场准入与营运管理方面，无法真正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3．文化产业相关的政策体系不完备

市场经济是以法律、规则和次序为基础的经济，其发展与外部规范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只有通过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才能逐步建立起完备和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文化方面或与文化产业有密切关系的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教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商标法》、《广告法》、《文物保护法》等，但文化产业立法，总体失衡的问题仍然突出，部门规章远多于国家立法，呈现出单行条例层出不穷，但掌管宏观的基本法律常常缺位的现象。尤其是缺乏保障和规范文化市场主体方面的法规，造成了民间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文化投资风险急剧攀高，投资主体受限、投资渠道不畅等现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对文化产业管理，忽视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无形中加深了文化市场的不规范程度。4．配套政策仍有空白

2003年颁布的穗府〔2003〕12号文，基本上属于宏观的导向性政策，但相应的配套政策没有进一步细化，各行业实施细则未见颁布。到目前为止，广州还没有制定重点文化产业行业促进条例。至于文化园区管理、重点文化企业认定、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及管理办法、退二进三园区土地财税配套政策等等，都还没有成文规定。相反，同为改革试点城市的上海、深圳、北京却在近几年中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如北京市先后颁布了十九项涉及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很具体，调节的产业领域非常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2006）、“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指导目录（2006）”、“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部分（试行）”（2007）、“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试行）”（2007）、“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担保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09），等等。上海市则颁布了“上海市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2006）、“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2008）。杭州市印发了“关于鼓励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08），江苏省则设立了20亿元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2009）。相比较而言，广州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正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但对于园区发展规划及企业投资，推动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帮助企业减轻经营成本、走出融资困境方面，在政策规定方面还呈现一片空白。（二）创新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和主要原则“十二五”时期将是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也是广州实现文化产业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的关键时期。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广州的文化产业将保持其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积蓄更加强大的产业力量。作为党和国家文化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事业，促使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经验表明，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文化产业的兴衰同样在于创新。应努力创新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这对于抓住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促进文化产业平稳快速发展、建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优化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十二五”广州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优化应围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广州市新兴支柱产业为战略目标、遵循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要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部署及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按照以人为本、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立足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肩负起为国内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探索、试验和导向的使命，努力破解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政策瓶颈，引导国内文化产业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今后5年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与优化的主要目标是：

引导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丰富文化产业新型业态，形成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以结构调整、功能提升和布局优化为重点，提升城市文化集聚功能、文化辐射能力，打造创新型的文化产业都市，奠定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

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企业的集群发展，规范文化园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提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扩大文化对外贸易，增强文化产业的社会就业功能，最终使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广州新兴的支柱产业。

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文化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力争在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构建开放有序、公平透明、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图4 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群2．创新优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创新和优化文化产业政策必须坚持两大原则：

第一，协调好宏观与微观、地方与中央政策关系的原则。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要考虑到国家体制因素，学会处理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文化产业政策，通常是着眼宏观和长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总体部署，主要目标是实现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其政策内容往往是指导性和原则性的，不可能兼顾到每个城市的产业特点。作为广州市地方政府，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时，必须处理好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问题，摆正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如此才能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总体要求，立足于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时对路的文化产业政策。

第二，优化产业政策必须坚持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原则。在制定和优化文化产业政策过程中，决策者们必须及时、准确地了解地方文化产业的布局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远景，制定政策时遵循严格的程序，避免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这样才能保证出台的政策具有科学的针对性，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优化文化产业政策，还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民意，了解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改变过去只有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的做法。在整个政策研究和形成过程中，必须确保公开、透明的协商环境，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局面，吸纳不同的意见，使出台的政策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利益，避免政策制定者的短视和片面性。在政策制定程序方面，应强化政策制定过程的法律监督机制，减少政策决策的随意性。这有赖于确立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程序，并以法律的形式将程序固定下来，这是维护文化产业政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法制前提。（三）创新文化产业政策的建议

从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特点出发，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地方配套，“十二五”期间，广州在文化产业政策的完善和创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地方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具体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健全地方配套性的产业政策体系

改革每推进一步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必须坚持政策引路，用好政策激励，完善政策保障，在认真落实好国家文化经济政策的同时，重点完善配套政策，在财政、税收、融资、工商、价格、资产管理、社会保障、国有土地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给予有力支持。“十二五”期间，广州应重点研究制定《广州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和《广州市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以纲领性的产业政策统领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学习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经验，尽快制定颁布重点文化行业发展政策、文化企业融资担保政策、重点文化企业认定办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与管理办法、文化企业土地利用（退二进三）政策等专项规定。将保护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构建完整的产业政策系统。2．创新融资政策，突破融资难关

近几年，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已引起投资者的极大关注，但金融服务缺位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投融资的瓶颈。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因金融产品和服务不适合文化产业而出现文化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因财务制度不健全、不规范而造成融资难。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作为振兴规划的配套措施，2010年4月8日，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9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其主要任务是要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瓶颈，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

为落实九部门的《指导意见》，广州应加强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创新金融服务，具体措施如推进文化企业联合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信托，加快文化企业低成本融资和上市步伐，扩大文化企业上市规模。试点发展风险投资，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风险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放宽政策限制，打破地域、行业、所有制界限。可以学习上海市政府发起设立的“上海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运作经验，尝试成立广州市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担保公司，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创意风险投资领域，同时拓宽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投资范围，利用外资成熟的技术和营销渠道。可以以天河软件园为基地，创建全新的文化产权交易机构和文化产权评估体系。一方面在园区范围内率先推进文化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完善文化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机制和共享体制，另一方面可以打造权威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为文化企业突破金融瓶颈、实现文化产权的市场价值创造条件。3．加速文化产业政策与国际惯例接轨

我国已经加入WTO，这表明我国已经认同并接受了一种全球性的法律次序，置身于这样的国际环境，文化管理需要保持充分的透明度，文化政策要遵循国际惯例。入世之后，文化产业贸易量增长迅猛，关税不断下降，来自境外的投资者将大量资金投进广州的文化领域，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一方面使当地的文化市场迅速活跃并扩大，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也涌现了一些棘手问题，如市场次序、融资渠道、专利保护、审批环节、土地使用等等。在体制更新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本属正常，但作为文化管理的权威机构，广州市政府有必要利用中央授予的改革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在文化管理政策与国际接轨方面积极有为，主动争取授权，修订和完善涉外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政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清理和减少文化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减少审批环节，逐步消除文化投资障碍。对于条件相对成熟的行业领域，试点推行“一次性审批制”，即以最初审查或最高审查部门为标准。如以演出、网络游戏为例，凡经过文化部审批，省市文化部门就无须再行审批；如在其他省市已经审批或准，则在广州仅需备案而已，无须再次审查。在电影、网游、动漫领域的运营可以学习日、韩和美国的经验，尝试对其内容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以此减少行政对文化经营业务无休无止的检查评估，吸引更多的境外文化公司和基金会入住广州，从而使广州真正融入世界文化名城的格局。4．以新媒体为试点，探索构建传媒特区的政策突破

近年来我国新媒体传播的硬件技术和支持条件已经基本同步于国际发展水平。2008年，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这一推动新媒体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媒体的商业传播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认可。目前有超过200家互联网站经广电总局批准从事视听节目传播业务；中央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南方传媒集团和杭州广电集团获准与电信部门合作，试验开展IPTV业务；同时获准的还有中央三台、上海文广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通信方式的手机电视业务以及北京、广东等省级电视台在本地开展通信方式的手机电视业务。这使新媒体——主要指互联网＋手机——的受众已经超过了电视观众。

作为开放前沿、改革试点城市，广州应充分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关“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精神，敢吃螃蟹，研究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新媒体投资（包括优势突出的传统报业、电视）向中央提出更宽松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国家完善传媒的投资营运政策作出更多积极的探索。从城市内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考虑，以新媒体为主导的传媒产业很可能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强劲增长点。广州要顺应这一发展大趋势，抢占以创新、创意为内涵的新媒体产业战略制高点，通过与信息产业部门的合作，引导和推动信息技术与媒体产业的融合。在国家尚未放开传媒产业的控制前，可以提出以新媒体为主干的传媒特区发展构想，做好调研和规划，制定新媒体发展特区的政策框架，明确产业发展重点和扶持政策。利用改革与特区的先发优势，引导业界重点发展新媒体产业，并对周边产业形成强大的拉动效应，使区域内城市群的资源优势，包括投资、人力资源、消费市场、历史文化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尤其在传媒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增殖链上形成互动、互补的协作关系，最终形成一个以新兴传媒为核心的、共生共存的传媒产业发展群，使广州不仅成为华南地区传统媒体中心，而且是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文化中心。5．规划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市场政策

文化产业市场的根本基础是维护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市场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但是，在文化市场管理政策方面，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分割的方式设立的，实行“专业归口管理”而非市场竞争。由于部门利益之争，同级政府部门之间也会因管辖权不清而发生相互扯皮现象，更遑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人为阻隔了。2009年6月开始的《魔兽世界》网络游戏主管权之争，同属于中宣部主管下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文化部由于管辖权争议，致使网易公司耗费2亿美元的大陆代理权迟迟无法正常运营。在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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