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舒立,吴敬琏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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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试读：
序言 寻求新常态下经济政策的基点
胡舒立
编辑出版反映经济趋势和政策走向的文集，已经是财新传媒延续多年的惯例。大家都知道，财新传媒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财新传媒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以其作为公共讨论平台所具有的开放和包容精神为基础的。不同倾向的学者们在这里发表意见，形成公共辩论，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财新传媒已经具有了智库的功能。
本书是财新传媒的又一新奉献。书中汇集了23位经济学者的32篇文章。这23位作者均为一时之选，多位还是当前中国最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大家，如吴敬琏、厉以宁等。本书所涉及的经济问题十分广泛，其中不乏争议甚大的问题，比如张维迎与林毅夫围绕中国发展方式的争论，总的基调则聚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政策的调整上，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新常态”。
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的提法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在政策层面和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高层决策者首次将“新常态”一词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在考察这一概念的源流时，我们注意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有学者开始用“新常态”描述危机后的金融和经济特征。2012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7％～8％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并称“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使用“新常态”一词描述经济运行。“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对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及政策得失分析的基础上。与此前经济增长呈现出的主要特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中国GDP增速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下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2010年之后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和“软着陆”。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
新常态到底有何显著特征？在本书中，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厉以宁教授就指出，新常态是相对于此前的“不正常”而言的。他说，在之前一段时间，特别是2003年以后，为了防止GDP的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就造成了GDP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这属于不正常。要进入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所以，我们要转入常态。厉教授特别强调了调结构的重要性。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即中国经济将下行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更准确地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20年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逐渐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则仍存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和李稻葵就认为改革有望使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
这涉及究竟是供给端制约还是需求端萎缩的问题。短期来看，经济下滑的问题出在需求萎缩，尽管人口、环境等制约因素也将影响到长期供给，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对应到微观层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劳动力闲置，而非企业加班加点，供不应求。
结构调整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如果解决好结构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不必面临大幅度下调；反之，在短期内只能依赖于资本堆积，再次导致高负债和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近期的一项关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课题中对增长前景做出了判断，“未来10～15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强复苏，也不会强力挤压，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稳后又开始去杠杆，让市场下行压力与政府向上托力之间形成稳态均衡。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甚至市场上出现了“要求大规模刺激是不信任改革”和“全面降准降息防止经济失速”两种极端的声音，但高层决策者还是对此表达了高度的自信。李克强总理日前表示，不会出台短期强刺激政策，而要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和产业给予扶持。他强调：“我宁肯用‘改革’这个词来强化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措施的理念。”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本书中指出：“过去的教训是，在经济刺激的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央行在资产端（再贷款、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定向金融）的操作，让信用更多地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谨慎。
从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主要看是否持续地进行结构调整。本书中，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学者为读者构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析框架。比如吴敬琏先生认为，要停止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为改革创造条件。总的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淡化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逐渐弱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基于存量调整的定向供需政策和政府层面的改革将成为重点，有助于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
那么，在传统经济增长点逐渐褪色的背景下，本书也系统回答了关于未来新增长点的问题。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来自改革红利的释放，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京津冀一体化、城镇化所推出的一揽子改革政策，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其次，诸如互联网金融之类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对传统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成为转型的新方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关于“新常态”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适应新常态”这句话之后，接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适应新常态这一新形势，各级政策部门必须做出心态上的调整，将心态调整到平常状态。“新常态”必须附之于“平常心”，只有有了平常心，才能适应新形势。
对于把握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说，平常心是比新常态更为重要的基点。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习惯了14%的高速度，当经济增速下降到7%时，大家都坐不住了，慌了神，就赶紧采取刺激措施。这种心态需要调整。而在平常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如何管住政府这只手的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当前最关键的课题。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必须改正急于出手、乱出手的毛病。
第一篇 释义新常态
破题中国经济新常态：三大改革最重要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新常态”：兼顾增长率与增长质量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经常说，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要适应新常态，还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经济上的新常态呢？其实，在习总书记讲这一点之前的一段时间，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说不正常呢？因为当时受到国内经济的影响，接着又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等等。所以，为了防止自己的GDP下降，我们就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样就造成了GDP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这就属于不正常。如果要进入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转入常态。
要转入常态，按照中国当前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也许增长率在7%左右并不是太高，但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我们的关键在于调结构。如果经济增长质量不好，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得到调整，那么不仅成本会越来越高，产品的销路也会越来越窄，而且可能错过了技术创新、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所以，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能够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面对新常态，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还是我们大众来说，都应该保持平常心态。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平常心态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应该有一种自主创新的动力。有了自主创新的动力，依靠自己的产品，依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占领市场。动力主要就是靠创新。第二，对每家企业来说，要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比如，现在的新形势变化表现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实际上这意味着消费者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当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最重要的。如果摸不清这个新的变化，还跟过去一样，那么产品可能很快就会滞销，很快就会被别人赶上。第三，每家企业的管理都是有潜力的，营销也是有潜力的，市场是靠人来创造的。有了这个想法，管理就会有改进，营销就会有所变化，这样，我相信企业就处于常态了。企业不要求太高的增长率，而要求稳扎稳打，看准了市场，坚持自己的方向，自己努力就会有成果，这就是平常的心态。
在目前的情况下，GDP的增长率保持在7%，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前几年我们的GDP增长率都是在8%~9%的区间，其实在前几年的形势下，这个增长率是很合理的。最近，一些机构发布了关于中国GDP增幅的预测，大概都在7.5%左右，到明年可能会降到7%。我觉得就算是7%也是不低的，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仍然属于高增长。另外，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有一度可能高，但时间不会持续太久。长时期来看，我们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能够保持7%甚至是6.5%~7%的增长，这是跟中国整个的变化相适应的。为什么？第一，这个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绝对不低。第二，我们重在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本身是限制增长速度的，如果单纯为了增长速度，而把结构调整放到次要位置，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将来会后悔的。还有第三点，今后的发展并不是看产品数量，而是看产品质量。经济增长也是一样的，不是靠增长率，而是靠增长的质量，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把握住了。所以，今后十年之内增长率如能保持在6.5%~7%，我觉得挺好的。
另外一点，单纯追求高增长率，可能导致几个大问题。第一，环境还能不能保护得那么好？如果环境的破坏程度加剧，那是不行的。第二，资源的消耗率怎么样？有些稀缺资源被拼命使用，比如土地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用完了怎么办？第三，与高增长率相适应，得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没有形成熟练的技工队伍，还是靠原来的劳动力，能够适应这个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吗？也不一定。所以，还要加快培养当前需要的熟练技术人才，长期来看，6.5%~7%的增长率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谈“地方债”：要还，要审查，更要调整经济结构
最近大家看到，有一些地方政府考虑到投资的整体总量的下滑，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还是出台了相应的所谓“微刺激”的政策。不讲“微刺激”，改成“微调”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最忌讳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左右摇摆，这对经济损害很大。所谓“微刺激”，实际上就是微调，而微调是可以的，宏观的重点应该放在微调、预调上，不能大起大落。过去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结果增长率是很高了，但产能过剩也来了，产品积压了，在市场上销不掉，然后又人为地制造一些销路，结果呢，产能过剩的问题始终没解决。所以，我们要想把结构调整得更好，把产能过剩的现象压下去，我相信6.5%~7%的增长率是一个明智合理的选择。
在2009年和2010年，有大批的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出台，所以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欠了很多债务，以履行所谓的经济刺激政策。有人问了，现在因为所谓的“微刺激”或者说微调，地方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是否会加重？我的回答是，肯定会的。因为地方要发展，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怎么还债，在借债的同时就必须考虑怎么还债，这就是实际存在的压力。有人不考虑怎么还，觉得问题不大，中央给兜底了，但是现在想靠中央兜底是不大可能了。地方发的债券有的是企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债券，那么地方政府还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财源何在？假如是无效的增长，产能过剩，将来还债就有问题了。钱到手以后该怎么用，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成了第二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是债务增多了，第二个压力是怎么还，用在什么地方才能还，地方政府要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事前的规划，把这笔钱当成是天上掉馅饼，最后是没有好处的。
最近大家都在谈地方债务，有一个数字是总量20万亿美元，就有很多人担忧，地方债务的这样一个规模，会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地方债务的增加会带来新的压力，实际上不仅地方政府有压力，中央政府也有压力。如果中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央就不管地方财政了，地方政府该破产就破产，但是中国不是联邦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会有压力。所以，中央要帮助地方把好这个关。地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花钱，钱都花到不需要的地方去了，那怎么行？发债券首先要考虑还债的路在哪里，所以地方的经济要调整，地方经济不调整，靠什么来还债？还有地方的人才培养，地方企业应该进一步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方税收，这都是应该考虑的。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同时很多地方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但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确实没有想到应该怎样来还他们的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要关注地方发债的审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合适的规划，钱怎么用是不是有方案，怎么还，有没有保障。要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有两个念头要断掉。第一个念头是，反正地方还有地，实在不行我就多卖地嘛。这是不对的，靠卖地来还债，对地方的长远发展是有影响的。第二个念头是，哎呀，我不还的话，中央政府也会兜底的，难道看着我破产？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到时候发新债还旧债嘛，无限期地拖嘛。这些观念都要改正。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地方的财政收入要用来有效发展经济，绝不可以是空谈，绝不能给地方以希望，说可以靠卖地来还债，靠发新债来还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谈“新一轮改革”：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从2013年11月开始，我们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计划，现在已经近十个月过去了。这一轮改革有三个方面是最要紧的，应该加快速度。
一是当前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实际上包括了国家资本如何运用，是管企业还是管资本，怎样把资本运用得更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这是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改革搞好了，接下来相关的，要大力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筹备建立工作，因为长远来看，混合所有制经济肯定是有发展前途的。
二是城镇化建设，但是城镇化不是单纯的建设任务，是改革任务。改什么呢？改城乡二元体制，要做到城乡一体化，要让农民跟市民没有身份的差别，这是城乡一体化最终需要做到的。这项改革任务很重大。各地正在做，什么老城区、新城区，以及新农村变成新社区，都在顺着这条路做。这里面要澄清一个观念，很多人认为城镇化是单纯的建设任务，马路越宽越好，楼房越盖越高，这都不是正道。城镇化是有建设，但首先一定要有改革，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农民跟市民没区别了，“农民工”这个名词也不存在了，农民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城市户口，这样才会调动起很高的积极性，中国的积极性来自民间积极性的发挥。这就是第二项改革任务。
第三项改革任务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贫富差别就会一直存在。如果贫富差别一直存在，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很难增长。这里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在初次分配。
第一，初次分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要有产权。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没有产权的，比如房子说征用就征用了，得到的补偿远远不够；农民虽然有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但没证，他的土地说被征用就被征用，变成了无地、失地农民。改革要继续，首先要在农村做到“确权”，收入分配中首先要让农民有产权。
第二，在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方面，涉及劳方和资方。劳方是谁呢？就是到市场上来找工作的农民，包括城里的低收入者。资方是谁呢？就是大企业。单个农民进城以后在市场上找工作，他的对手是强大的大中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资方需要人，但两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溢价权在大企业手中，而农民是没有溢价权的。所以，这就需要改革。工会应该参与，形成三方：工会、用人方和提供劳动的一方。三方合作，这样就能够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工资的溢价就是这么出来的。
第三，农民要出卖产品，谁来收购？如果大公司、大超市来收购，他们跟单个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给农民定个价钱，农民若要针对价钱力争，他们就可以层层设卡，比如，哎呀，你的质量不行，降价、降级。谁说了算？还是大企业说了算。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应该三方联合。因为农村有农村的情况，所以农民是一方，农民的合作社是一方，最好农民的合作社跟农民是站在一起的，而且光有合作社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有联社，这样一起跟对方谈判，农民的溢价力就强了。这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初次收入分配还有一个改革，跟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系。在教育资源不能够做到均衡分布之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学难，升学更难，而且低收入地区的教学质量不好。所以，应该根据国情对这种不均衡分布进行调整，改革职业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中等及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育资源的这种倾斜，符合中国熟练技术人才培养的前景。低收入家庭有了更多的收入以后，就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做到这四点，整个初次分配就有很大的进展了。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二次分配当前的重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使得城乡老百姓对生活少了后顾之忧，积极性就会更高，收入增多了，消费就会开始发生、增加、变化。所以，后顾之忧的解除是提高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实现城乡居民身份无差别，这个理论我第一次提出是在大概十年前。就中国现实来看，实施起来是双轨制。
特大型城市采用的是积分制，因为只有积分制才能把那些在城里干了二三十年活儿的农民工留在这个城市，不然他们会不安，如果别的城市环境好了，他们就容易被别人挖走。采用了积分制，只要积分够了，全家就能取得大城市的户口，如果积分还差一点，就给他们做工作，快了快了，再等一等，再努把力，过两年就有了，这样就可以把人稳住。
而在中小城市和新农村呢？是分区推进，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成熟一片推进一片。这里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逐渐走向一体化；公共服务要到位；充分就业。如果没有充分就业，只是把农民改市民，就没什么意思。这三点一定要做到，将来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来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三年到五年的中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英国、美国等国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的新作走红并引发热议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不幸的是，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并不够稳健，所以从2013年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遇了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向右转”。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回避改革，将自己的经济推向更加艰难的困境。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1．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旧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步地、有一定反复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这个大背景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旧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将与新增长点不断波动式的上升，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问题的关键是，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地来自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的基本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从一定程度上讲显然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内不会到来。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有政府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2．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表现事实上已经出现，那就是潜在的、渐进式的，并没有完全被观察者所识别的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殆尽。与蓝领工人的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又将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比重。伴随着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第二个悄悄推进的结构调整，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第三个结构调整也已经开始，那就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升。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3．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别成立了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胆小怕事，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从而导致对自身历史问题的调查和追究。
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的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目前处在规划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大改革，是大家众望所归但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地市场化，在于把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地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地资本化运营，但是目前这些方面的探索远远不足。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4．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过去30年以来，中国基本处于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不断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变成了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经济的存在。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一、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都是从第3个10年开始减速，第4个10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中国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4个10年。
1．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
人口结构的恶化起码会从三个方面拉低潜在增速。首先是拉低储蓄率，而不论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从现实的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速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会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逐步丧失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将向东南亚、金砖四国其他三国、拉美、非洲国家转移。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 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虽然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的支撑，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延续过去十年的辉煌已不现实。
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虽然都在减少，但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后续效应的加速显现，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将明显提高，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滑。其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加快调整步伐，目前单独两孩已经放开，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将因此多增200万人左右，长期来看，这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
2．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从贸易渠道看，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量化宽松政策）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从需求角度看，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从制度角度看，内需不给力，各国开始加大力度抢外需，美欧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实质是变相的保护主义。未来十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 WTO（Anyone But China，意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可能全面陷入逆差。
其次，资本退潮也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拉长周期看，2008年的美元指数很可能已经是个大底部，未来美元升值大周期将加速刺破新兴市场泡沫，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未来从“资产本币化、负债美元化”向“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转变足以终结外资的单边流入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习近平
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imbalance）的十年。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从需求结构上看，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未来十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缓解失衡，当然，这个再平衡过程中的阵痛在所难免。
1．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
中国在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迅速崛起为工业大国，自1990年以来，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先是需求大幅萎缩，后是“四万亿”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的工业占比开始加速下滑，服务业占比半被动、半主动地提升。到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8.2%）也超过工业（46.5%）。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蜕变。
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最核心的矛盾，为此，中央一方面将“以伤筋动骨的决心和代价坚定化解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决不能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的顽疾，中央必将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
从客观上看，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2．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
习总书记曾说过：“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习总书记也给出了答案：“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自十八大以来，这种挤水分的动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一是投资挤水分。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
二是消费挤水分。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紧接着的“扫黄”则有效挤出了非法消费的水分。未来十年，八项规定、反腐不会只是一阵风，新一届领导层的决心毋庸置疑。
三是出口挤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中央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同样顶住了出口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压力，展现出非凡的决心。
3．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每届领导层都会在区域发展中寻求突破。邓小平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区域经济实际上未成为发展重点。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一届领导再一次把区域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思路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协同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片“弓”形区域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支箭连接了我国广袤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一弓双箭”基本涵盖了我国所有的省市区，向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澳洲，向西连接中亚、中东、欧洲，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经济、外交战略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一弓双箭”在战略上各有侧重。京津冀经济圈的政治战略比较明显，首先要解决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环境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战略更为突出，目的是解决中国的外交战略突破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则更侧重经济效益，希望能够成为托底中国经济、推动稳定增长的快速抓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战略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粗放发展，而是强调“全国一盘棋”，着力优化结构、协同发展。
4．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
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第一，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首家民营银行或将落户上海自贸区。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互相渗透。第二，融资方式变化倒逼金融机构分化。根据《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显著提高，这将导致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证券业2014—2020年发展规划，总资产规模按照年均20%~30%增长，2020年或将超过10万亿。
金融机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重要。首先，金融行业享受政策红利，盈利高企。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实体企业融资门槛高、成本高、负债高等问题。未来金融机构的角色必须有所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其次，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战场，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可以跨区域、跨行业引入民资发展混合所有制，并购重组来进行产业或技术的整合，股权激励员工持股来完善治理结构，市值管理来优化股东价值，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求。
资本市场结构深度分化，体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宏观经济处于合理区间，波动趋缓，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难有明显的投资机会，低估值，业绩下滑，交易清淡，蓝筹股逐步失去弹性。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者，部分企业市场关注度高，估值长期处于高位，交易活跃。未来，伴随着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将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将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三、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前期政策消化期，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习近平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了战后萧条，但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四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十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1．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转变财政职能。过去是建设型财政，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财政资金大量投向“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种模式已经遭遇瓶颈。根据财政部的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仅靠财政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因此，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开渠”旨在解决财政资金来源问题，未来迫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政府将不断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发展，比如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减免，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继续推进营改增，等等。税收开源空间有限，完善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势在必行，总体的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债；“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一方面，这有助于解决融资平台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造成的实体融资成本高企和期限错配风险，缓解对私人部门金融资源的挤出效应以及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作用；另一方面，地方债务融资规范化、成本降低，有助于弥补新型城镇化的巨大融资缺口。未来，将会逐步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修改《预算法》，披露地方政府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表，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引水”有两层含义。一是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不会再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事实上就是国际上流行的PPP（公私合营）。2014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批8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PPP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推广阶段。未来政府将从示范项目入手，继续扩大地方试点，地区性的PPP中心也将陆续跟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亲力亲为的格局也将逐步改变。未来公共服务将更多地由社会主体提供，政府负责出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2013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的目标。
二是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占比持续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上述三项支出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19.1%，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欧盟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在政府支出中的合计占比为47.8%，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的合计占比为48.0%。
2．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在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和调控思路也在发生适应性的改变。过去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当前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因为中国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移，并非周期性产出缺口，盲目松银根容易引发滞胀；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大规模形成，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的正、逆回购操作。央行通过频繁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熨平周期性的产出缺口。实际上，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来，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过正、逆回购和SLF、SLO等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控流动性的手段已是愈发精细和娴熟。
政策工具的变化最终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的。过去，在总量宽松的政策下，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现在，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原则下，央行已经通过信贷管控、同业和非标监管彻底堵死了上述通道。因非标规模萎缩，金融机构沉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动上缴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新常态是：政策基调从过去的宽松货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工具从过去的总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公开市场操作，由此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引导资金流向，实现“定向宽松、结构优化”，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3．供给管理的新常态：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从哪里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2012年12月7日，距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第一，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第二，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第三，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第四，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研究新常态要搞清楚三件事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
对新常态问题的研究，我认为要搞清楚三件事：一是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科学判断经济增长潜力是避免过度刺激的基础；二是搞清楚我们要保的到底是GDP增长，还是就业增长，还是合理的失业率；三是在有了正确的调控目标之后，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那么应如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包括杠杆率上升过快、经济结构重型化、国进民退、产能过剩等。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
大家都认同，目前经济的增长潜力肯定比2007年之前低了。2007年之前可能在10%左右，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多少？8%，7%，还是6%？这些数字之间一个百分点的差别，对宏观政策来说，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是8%，而目前实际运行在7.5%，就是低于潜力，一般来说，宏观政策的微调方向就应该略微松动；如果增长潜力是7%或者6%，那么7.5%的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一般来说，宏观政策就没有必要松动，而应该反向操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法。
首先，判断经济在目前的运行情况下是处于偏通缩还是偏通胀的状态。如果经济呈现出通缩的征兆，则表明投入品的利用率处于低位，经济增长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如果在需求方加一点刺激，则短期增长速度可以得到提升，通胀不至于太高。相反，如果通胀压力较大且继续上升，则表明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潜力。当然，在实际运用这个判断方法时会遇到许多技术问题，比如用哪个通胀指标，同比还是环比，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是考虑当期还是未来的通胀等。这就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尤其是要做定量的研究。
其次，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如果利用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则表明经济增长低于潜力，否则即高于潜力。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公开的、有较大覆盖面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数据，当然，对什么是“正常”利用率也会有争议。
最后，判断目前的就业情况。如果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并继续上行，则说明劳动力供给过剩且趋于严重，经济增长就很可能低于潜力，反之则很可能高于潜力。
要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应该研究并争取量化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变化因素的影响。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模型预计，至203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3年的基础上下降10%左右。
二是治理环境的成本。这里我们限于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空气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和汽车燃油，而治理空气污染基本上就是采用清洁能源（或将能源清洁化）的过程。而污染性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比如从煤炭转向天然气）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目前，清洁能源比常规煤炭的成本高约30%。
三是消费者偏好从商品（制造业产品）转向服务。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弹性则会上升，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但是，制造业通常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
四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将提高民企和混合制企业占经济的比重。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搞清楚宏观调控的目标
搞清楚了GDP的增长潜力，就可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调到底是要松一些还是紧一些。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趋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周期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关系一般是存在和稳定的。
但是，数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
第一，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幅度在下降。
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这是因为基建、地产、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比如劳动年龄人口或/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则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
与2013年下半年相比，2014年前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劳力紧缺程度的指标）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更加供不应求，这意味着失业率在下降，李克强总理最近披露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个月度数值也证实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在劳动力供给趋势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就业率的趋势可以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的弱化，政府以哪个指标为依据来确定其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保GDP，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即同样的财政刺激资金带来的GDP增长）是投资于“铁公基”，因为其投资的乘数效应远大于1。相比来说，刺激消费的乘数效应一般小于1。
但是，大量投资于“铁公基”会加大杠杆率和潜伏在未来的金融风险。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就业水平，那么应该用同样的钱更多地去支持消费、中小企业、服务业，虽然这对GDP增长的提升不太明显，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将失业率稳定在合理水平，那就不光要看刺激政策能提供多少新的就业，还要看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长减速，那么为了维持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就会更少一些。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老百姓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民众会更多地追求社会和谐，而适度的失业率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逐步从GDP向失业率转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可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还应该仔细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等。只有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政策的变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准化”。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过去的教训是，在经济刺激的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相对于民企、服务业来说，国企和重化工业企业多为重资产型，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
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前文所述的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比如，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干部的考核机制是以投资和GDP增速论英雄，则在经济下行时就会出现一片叫苦之声，宏观决策所面临的所谓“下行风险”的压力就可能被人为放大，从而导致过度刺激。又如，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平台与国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投资和经济活动量，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宏观需要。
再如，“不允许局部风险发生”的行政激励机制，导致强烈的隐性担保预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银行和债务市场出于避险考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而对中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从而加剧“国进民退”的问题。
同时，国企和平台的融资渠道多而宽，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相对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畅通。占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但是，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最后，财政的逆周期调控作用有限，经济下行时不得不“金融救市”，加大了杠杆率上升的压力。历史上，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多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表面上看，在经济下行阶段（比如1998年和2009年），这个比重明显上升，财政政策似乎起到了明显的逆周期调控作用。但是，用国际通行的剔除周期性因素之后的“财政脉搏”指标来衡量，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际逆周期调控能力明显低于赤字/GDP指标所显示的效果，有些时候还呈现顺周期的作用。由于在经济下行期间，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逆周期作用，逆周期调控的压力就容易转化为“金融救市”的压力，而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长期后遗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必须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这些改革至少包括：改革干部的考核体制，引入以民生指标为主的考核指标，实质性地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新机制，比如用法规形式建立地方债务的上限，公布全口径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滚动预算和债务可持续性预测，利用市政债发行来提高地方财政透明，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一些平台和国企破产和违约等；放宽服务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管制；建立和参考“财政脉搏”指标来减少财政顺周期调控的倾向；等等。
第二篇 改革建言
经济改革新征程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凭借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利益者，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先要回顾一下在何种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1984年是改革的一个起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议，开始全面改革，其中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曲折，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轮改革到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高速增长。
但是，这一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旧体制通常称之为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实际只是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国有经济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体制不完善，需要进行经济改革。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消除障碍。但是，一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特点是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是此长彼消还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其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逐渐消除，政府不应该起作用，主要是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提供公共服务，让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越来越接近以法制为基础，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一种前途是新的因素没有得到发扬，而旧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很危险的道路，是一种很不好的可能前途。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若干年后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当时人们陶醉于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没有必要改革，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当时有了决定，但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即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订的“九五”计划中，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是，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看，是资源匮乏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看，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存在双轨制，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双轨制寻租，出现了“官倒”现象。
到了21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还越来越猖獗。21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土地。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该资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变得非常大，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党的十八大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要求，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的方针，对如何进行全面改革做出战略部署，要求通过16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全会《决定》要求的体制，中国在2014年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核心是市场起决定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五个概念非常重要。
其一，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块块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切断。21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但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而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
其二，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
其三，竞争，这是市场的灵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的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因此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
其四，有序。市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是无序的，缺乏法制，而不是在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相关活动，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
其五，市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对所有主体开放，要围绕要求进行各项改革。
这五项要求切中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时弊，要围绕上述要求推进改革，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
中国在新的起点上走向改革新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要跨越，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经济体制，而反映着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影响了几代人。这套意识形态有延续性，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虽然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但是新旧思想往往不那么和平共处，很容易在新征程中妨碍进一步改革。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影响在逐渐消退，但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
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利益。有人认为多数人没有得到利益，只是极少数人得到利益，我不这么认为，可以和农民工谈谈过去是什么生活，现在是什么生活。有的人在新体制下靠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得到了利益，这种利益不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另外有一种人获得的利益，是因为体制上的缺陷，以寻租、权力获得，是特殊既得利益，这种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正是这部分人致富的基础，他们是不愿意放弃的。21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广大，代表这种利益的人，势力也变得更为强大，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第三，在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要在新征程中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攻坚克难，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另外，解决这些问题，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积累矛盾待解决
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式增长，使得经济和社会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困难，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善于处理实际困难，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这些矛盾有哪些呢？
第一，粗放增长方式下大量耗费资源，造成资源严重短缺，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变得非常高。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造成高耗能，也带来高污染，使环境不断恶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空气、水受到了破坏。
第二，出现需求乏力、增速下降的现象。一方面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10多万亿元，现在110万亿元了；另一方面很多环节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大量投资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大量投资造成产能增加很快；另一方面是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产品几乎都出现产能过剩。
1958年大炼钢铁，年产量从535万吨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一家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钢厂普遍亏损，经营困难。钢铁剩余的产能大概为2亿吨。有人认为只要多投资，没有绝对的过剩，其实这种逻辑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就是将造成大灾难。流动量膨胀得那么厉害，还继续膨胀，会造成系统性危机，这在中国历史上和其他国家历史上都发生了不止一次。靠投资驱动，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最好不要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发生了就要处理，应该通过市场和竞争的力量消除产能过剩，让政府起一些辅助的作用。
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根据2013年的统计，国民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超过GDP的200%。一般认为200%是一道警戒线，存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突然崩溃，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全面投资刺激不可取
现在业内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意见。两种主要的意见是：一种认为应该采取救市的政策，即刺激经济增长；另一种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
2009年刺激政策造成的后果现在还有待消化，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大。2012年5月曾进行过经济刺激，2013年有很短的时间主要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2012年和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效果越来越差。在经济学上，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而根据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不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从中国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投资刺激的效果确实是衰退的。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对大众的直接影响是就业。通常有这种看法：就业和增长之间是线性关系，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就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增长存在结构问题，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在重化工业，这些行业的就业弹性很低。从各个产业来说，什么样的产业就业弹性高？服务业。
现在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或低一点关系并不大。
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其好处是能够促进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了，债务率不能再提高了，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将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风险。
有人认为现在货币政策总量已经过紧，其实是不对的。2013年广义货币增长13.1%，按照7.5%的GDP增长率，再加上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货币超发。正确的方法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
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要防止风险积累，尽量释放现存风险。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人说基础建设投资没有问题，东西已经存在，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资源是稀缺的，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地方，避免做无效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维持。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或有负债是指政府有负债，但在负债表上看不见。比如社保基金就有缺口，有些单位认为中长期没有问题，有的单位认为有缺口且缺口不小，这就应该用政府资本还了，降低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2011年，上海把上海家化卖了去补充社保基金。老工业城市养老基金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对国家经济稳定大有好处，对职工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有好处。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其积累起来，这才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盘活“晒太阳”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了地但是没有企业进来的开发区很多，个别省有上百个开发区，大部分都存在这种状况，需要盘活资产存量。
第六，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比如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当某些地方出现资金链断裂或者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时，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政策。改革方能求变
这种方针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对发展和改革更有利？从201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情况中可以得到一些印证。
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7.4%，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增速下降通道，但是2013年的就业情况相当好。2013年计划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新增就业1310万人，完成计划的145%。2014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速继续下降，就业的情况比2013年稍好。
这和经济增长结构变化有关，最显著的变化是第三产业加速发展。2005年、2006年国家在总结“十五”计划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取得效果，提出“十一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采取的措施。其中有四个主要的措施：第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市民的转化；第二是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伸展性服务业；第四是用信息化改造国民经济。其中有两条与服务业相关，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指制造业中的服务部分，要提高它的比重。
现在的制造业和过去的制造业较大的区别是服务化，产业链拉长了，前后两端变成最有活力、附加值最高、营利性最强的部分。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前后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
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很重要的一点是发展服务业。从2006年开始国家强调要发展服务业，但是七八年都没有发展起来，直到2011年开始有改变，2013年第一次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比制造业强得多，因为经济结构变化了，所以虽然GDP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还有改善。
为什么这两年服务业发展发生了变化？因为改革。促成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是两个小改革，一个改革是从2012年1月开始在上海推行的“营改增”，2013年全国大面积推广“营改增”。有人认为“营改增”其实没有减少多少税，有的行业还增加了税，需要进一步调整增值税税率，这是从静态来看的。经济学界非常支持“营改增”，是从动态来看的。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存在重复征税，从动态来看，其阻碍分工的深化。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在服务业表现得最明显。比如，网购分化出快递、结算、广告、设计等。“营改增”促进了分工深化，把一家企业的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而税并没有增加。
另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深圳开始推行的工商登记简化、便利化。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登记的门槛。2013年，很多地方新登记的工商企业数量增加了70%，主要是服务业的小企业。这只是改革的前奏曲，而小改革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当前改革的推进，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需要总结如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认定必要的因素，由政府和大众合力推进改革。政府认为现在困难是可控的，建议利用可控的时间尽量完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使经济社会存在困难和矛盾的根源因素，这样，中国经济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反思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做贡献，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我希望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探讨中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大家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它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2年，连续33年的时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9.8%，这样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并且，这是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在一个底子薄、人口众多、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下，这无疑是个奇迹。这样的成绩，事先谁都没有想到。
下面，我从中国改革开放33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一些反思。
新理论通常来自于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这个现象可以是新的现象，也可以是过去的现象，但过去的理论解释不了，于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进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还出现了哪些问题？我想分析回答五个相关的问题，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1979年之前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即使是付出几代人的努力？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苦苦追求国家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转型带来的好处，为什么其他转型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四个问题，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反对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怎么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如何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怎样实现未来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
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即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政府只担负平衡预算，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道路。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一些新的产业放开准入，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
中国当时选择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认为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太多的扭曲，比如国有化、价格非市场化等。
当时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是政府干预过多的国家，为了改革，必须像华盛顿共识所讲的，要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进行安排，并且是一次性到位。
中国推行双轨制改革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的方式，反对双轨制改革的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渐进的双轨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寻租，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确实，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所谈的问题都存在。
但关键是现在看来，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它们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严重。但我们有的成绩，这些国家并没有，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33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崩溃。
针对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亚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也是农业人口，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改革转型，按照华盛顿共识那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但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成就。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不是一个逻辑游戏，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让我们清醒地认识所观察到的现象本质，它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以及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出现快速发展，我主张用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用标题把方法论全部写上去了，他的标题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想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就应该知道这个快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能不断地提高？它的机制是什么，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让现有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产业升级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中，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一直属于全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就代表他们的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处于全世界前列。因此，要技术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总之，对发达国家来讲，创新就是发明。
众所周知，任何发明和发现都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约是两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以来100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发展绩效相当稳定，平均起来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样需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的技术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值比发达国家的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二是用模仿的方式引进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只要引进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即便是已经成熟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有的本国产业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
那到底是自己发明技术、产业好，还是采取引进方式好？从经济角度分析，这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一种方式是自己发明创造，不仅成本高，风险也很大；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成本低廉，因为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限，可以不用付钱直接使用，而且这些产业和技术都已经被证明是成熟的、有效的、市场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用后一种方式，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这个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作后来者优势，或者叫作后发优势。
根据统计资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13个经济体懂得用这种后发优势来加速本国经济的增长，取得的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甚至更高。后发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甚至两倍，而且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是从1979年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个的。回答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在1979年以后显现，主要是因为发展道路的选择
但是，我们这种后发优势早已存在一个世纪或者是更长时间，为什么一直到1979年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后发优势中获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呢？
我想，主要原因和我们发展的道路有关。1949年之前，中国内忧外患，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不稳定。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1949年至1952年战后恢复，开始接触现代化建设。当时有稳定的环境，但是为什么1952年到1979年经济增长的绩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没得到明显改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确定的发展目标， 1957年、1958年提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15年超英，20年赶美”。也就是说，在1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要超过英国，20年以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要赶上美国。劳动生产率要赶上英国和美国，就必须拥有当时英美所拥有的产业。当时英美拥有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还有专利保护。况且，那些产业都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有很多是跟他们的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在那种条件下根本不会给你。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己发明，但自己发明不仅成本很高，还放弃了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当时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金资本非常短缺。
因此，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占有优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情，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的成本，鉴于我们资金短缺，资金成本价格高，整个成本要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下来。但是，保护和补贴带来的必然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过度扭曲，有了干预和扭曲以后，会造成各种恶果，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没有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效率非常低，因此，这使得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那些劳动生产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这些产业发展非常快，带来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33年时间。没有陷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迷失的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追求推行政府高度干预、高度扭曲的所谓计划经济模式，因此，经济绩效跟我国一样都非常差。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战略都是在政府指导下，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现代化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其结果是国家经济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1979年、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它们出现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有一位现在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发展经济学家，很仔细地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的发展绩效。他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仅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因此，他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称为“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地发展，其他国家则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遵从当时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来转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国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原因是为了保护在政府的主导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一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这些产业违反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活，如果把保护和扭曲的补贴取消，会马上破产，当时这些产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破产的话，大量人员马上面临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很多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将大型的产业私有化，国有变成了私营。我前面谈到，如果政府对此不保护、补贴，它必然破产。除了出于社会稳定的担心，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认为，那些大型的现代化产业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继续进行保护、补贴，最终形成私有化过程中政府的补贴，私有时会比国有时更有积极性去要补贴，所拿的补贴也就更多。
像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八大工业垄断集团技术很先进，其航空航天业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俄罗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的资本比俄罗斯多很多。八大垄断集团所在产业不是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各种经验研究证明今天这些集团所拿的补贴，远比苏联的时候多。中国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呢？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另外，在转型时，放开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保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
当然，这样的快速发展确实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当初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既然双轨制保留了不少保护、补贴，那这个保护必然带来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比如，为了保护大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必须给它提供低价格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财政拨款，根本不用还款。改革开放之后，拨款转为贷款，保留了大型银行以及能够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相关安排解决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供给的需要。
可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要保护、要补贴，谁补贴它？这些小农户、一般家庭，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是他们把钱放在金融体系里面，金融体系用他们的钱来补贴大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的一个金融安排，就变成了用我们周围比较低收入的群体，以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来给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补贴。开始时大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经过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大企业是私有的。
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当时的重工业，资源的价格被压低，为了补偿开矿企业的利益，采矿基本上不用交税。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后，产品价格开始跟国际接轨，但资源、开矿方面的税基本上等于白送。为了取得开矿权，投资两三千万，但实际上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上百亿，因此，这种机制就把大部分资产转移给这些开矿企业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务行业，比如通信、交通、金融维持垄断，有了垄断利润。上述措施，就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为了取得上述保护补贴的好处，就会有寻租，所谓的寻租，用政治学的语言叫贿赂、贪污、腐败，这就是我们双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双轨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时候
双轨制下存在的问题应该改，如果不改，就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根源。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当时资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经过33年的发展，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属中等偏上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短缺，很多过去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已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继续给它政策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因此，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应该改革，而且可以改革。
现在就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如果不消除，就无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以及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未来2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有8%的增长潜力
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问题，那么剩余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持续了33年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高增长。其他国家高速增长期最长也就是20多年，中国已经有33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关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的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一个很好的衡量，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平均劳动生产率反映的则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时和美国的比较水平，也是21%；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东南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是我所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3个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提升经济增长的几个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和我们的改革开放后一样，或者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道路和它们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样的后发优势潜力让它们实现了20年从7.6%到9.2%的增长，那这就意味着后发优势也应该让我们的经济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只是一种潜力，要发挥潜力，前提是什么？需要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以改善我们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才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我们的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且要继续发挥政府好的作用。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计算了一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2011年增速为9.3%，2012年增速为7.7%，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那么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但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49%~0.5%，从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应达到7.3%。只要我们改革到位，政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翻一番是8800美元。我们维持7.3%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得很快，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很可能到2020年，加上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按照现在世界的统计标准，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我想这不是在2020年达到，就是在2021年，最慢2022年会达到。届时，中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经济体。由此，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迈出扎实的一步，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大约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我们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跟发达国家比，跟美国比人均收入也不过是其1/4，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西方不存在“真经”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期到。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定的目标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长7.2%。而我们现在是年均增长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我是第六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期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们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经济学上能取得“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那些道理，让我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我想这种思维模式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也存在，所以我才会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反思一下，这套经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现在西方似乎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们的贪污现象、寻租现象等。西方的理论还讲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影响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有道德风险，这样社会就会有损失，等等。
我们自己分析也确实是这样，产权界定不清的时候，确实存在信用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理论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些他们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仅转型如此，按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从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并不存在一本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真经。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应该是一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18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尊重。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认为有一本真经在那个地方，你学会以后虔诚地念，虔诚地读，你就会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没有，西方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也不见得永远适用，各种理论可以说各领风骚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会被别人所扬弃。
另外，即使这个理论在西方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就必然有效？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因为条件不同，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全部照搬。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做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这样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的很多理论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贡献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我们提出来的理论对目前85%还生活于发展中世界的人民也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这样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其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的最合适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宁愿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由香港《信报》出版。落到我手上的这两本显然是盗印的：开本很小，纸张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难以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第148页，张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常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解，特别是对似乎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我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高中，不过是1966年毕业的一个初中生，经历了三年停课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旋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次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不合法，农民只能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消息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生产方式，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我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就是农民出身，所以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他把我们带入了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我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名党外人士，也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八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伟大话剧的第一幕。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年至1961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与产量相联系—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显，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有的人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的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败。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它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自述》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执掌中国的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的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1年、3年、15年、30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地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其“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很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具有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是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幅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家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唯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能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庞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一起。甚至政府也参与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小平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的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位于浙江东部的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十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向别人转租来的1/6个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份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桂兰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所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桂兰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的制成品。
江桂兰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显得过于普通，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桂兰的公司就是只有现在的1%的规模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用”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生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起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用或利用家庭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家庭劳力加两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用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用特别是雇用工人超过七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苏联模式划下的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就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了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四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家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用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企业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这不仅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做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说得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须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相互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一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之间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无论如何，“剥削”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着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苏联模式得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人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对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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