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良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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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典藏本)(精)试读：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代前言）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榦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煨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本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陞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八十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都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雠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 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蝯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羡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1999年5月7日记。（原载《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讲】论诸葛亮
三国 蜀 持簸箕陶俑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整个讲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227年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和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目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供应。诸葛亮这一道教令是在什么时期何种情况下所颁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国家财政完全倚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封建统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但诸葛亮的巩固统治本身还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对于曹魏的历次战争，正是这样一个政策的延长。对于曹魏政权，诸葛亮一贯采取敌视态度，联吴目的即是为了抗曹。曹氏从张鲁夺得汉中后，一度威胁了益州。219年定军山战败，曹军撤出汉中，益州稳定下来。但220年曹丕代汉，忠于刘氏的诸葛亮便屡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图兴复汉室。评价诸葛亮，不能不估计这些北伐中原战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从当时蜀国人民利益来看，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战争的频繁。因为连年出军，以致“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乂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给诸葛亮，“慰喻检制”，才勉强使他们不至逃亡。诸葛亮死后，苦于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很显然，就蜀国人民当前利益而言，诸葛亮进行的战争对他们都是无益的。再从三国时代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来看，如果蜀国能够恢复统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据有利。但蜀国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呢？关羽镇守荆州，进攻曹氏时，曾一度得胜，使曹操有迁都之议。但关羽失败，孙吴取得荆州之后，无论就经济实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优势。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北伐的战争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以上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看主观目的。诸葛亮在艰苦困难条件之下，意志坚定地要北向进展，诚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所发动的各次战争，是为了恢复刘氏政权的封建正统。虽然有时是主动进攻，有时是以攻为守，然而无可争辩，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间的斗争。客观上，也没有发生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观念，同时利用诸葛亮作为榜样，鼓励臣下的忠节，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因而一直被目为正义的战争，值得重新考虑。只有唐代吕温在贞元十四年（798）所作《诸葛武侯庙记》里说：“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听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然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吕温不囿于传统，能够指出诸葛亮北伐是“私于刘氏”，并非为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中，是很难得的。至于诸葛亮历次北伐的战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捣长安之计，而绕道甘肃，三出祁山，务求稳重。正如陈寿所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军时“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关于武器的制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不过这些对于他的北伐战争之评价，并不发生很大作用或影响。
现在再看诸葛亮对待当时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议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可见“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为根据地，来北向争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们的合作，使他们不至牵掣后方。正如同孙吴境内之有山越，陆逊曾说：“腹心未平，难以图远。”曹操击乌桓，也是同样的理由。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对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如蛮人羌人等，都采用极其残酷的压迫手段。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要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怎样和平宽大。旧来史家往往依据裴注所引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夸大了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的和平政策。《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后，孟获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诸葛亮的军队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作，他回答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彝汉粗安故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这段材料，末尾更加夸张地添上两句：“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汉晋春秋》的记载不可信，《通鉴》的话尤其不确。
蜀汉的“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就在七擒孟获这一年（225），蜀汉派安南将军马忠去攻打越嶲郡（西康西昌县地）的少数族。先是在223年越嶲的叟族（也称斯叟）酋长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没郡土”，蜀汉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遥领而已。马忠用不正当的手段，“诱杀”了酋长兄弟数人，才把叟族镇压下去。后来又征发各族男女来改筑郡城。同时又派李恢进攻建宁郡（云南曲靖县地）的各少数族。建宁郡属县的各少数族大相纠合，在昆明把李恢的军队包围起来。当时李恢的兵数很少，孤军深入，又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于是欺骗对方说：“官军粮尽，打算退还。我也是这地方的人，离家很久。现在既已回来，不愿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们合作，故而以诚相告！”这些老实的少数族听信李恢的话，放松了包围。结果李恢便乘机突围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蜀汉统治者的镇压军队于是连成一气了。如果说诸葛亮攻打“南中”的诸少数族以后，不曾留汉人镇压，事实上也不如此。《华阳国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诸传，都清清楚楚记载着，孟获投降后，派李恢作建宁太守，从建宁越嶲两郡分出云南郡，派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立了个兴古郡。派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还有一个汦降都督，是镇压整个“南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攻打孟获以前早已设立，孟获投降后仍然存在，李恢张翼等人相继担任。并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说，经常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镇压。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备重兵，才能完成任务，自然不能说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
尽管诸葛亮留兵镇压，蜀汉政权并没能够就此把西南诸少数族的反抗力量压制下去。根据《蜀志》卷十三《李恢传》，大军刚回去，“南中”的被压迫者就起来反抗，杀害守将。李恢亲自带兵去镇遏，把各族中的“豪帅”迁徙到成都。从叟族濮族征发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李恢大肆屠杀之后，继之以搜刮剥削。《华阳国志》也说：“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充分看出蜀汉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去压迫剥削西南诸部族。除去怕他们牵掣后方之外，更主要的在于财政、军事各方面还要倚赖他们。汦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数族的酋长刘胄起兵反抗，“扰乱诸郡”。马忠张嶷带兵镇压下去。张嶷并且用武力抢得他们的盐池、铁和漆，因而“器用周赡”。接着牂牁兴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张嶷又带兵去攻打。诸葛亮死于234年，刘胄等人的武装反抗在233年，司马光所谓“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显然是夸张之词，难以取信。
诸葛亮死后，蜀汉统治者对西南诸族照旧采取高压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传》记载永昌郡的少数族反抗当地官吏，于是汦降屯副贰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斩其豪帅，破坏邑落”。到263年蜀汉快要灭亡的时候，刘禅曾计划逃入“南中”，谯周阻止他说：“南方远彝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谯周是主张投降的，自然故意怂动刘禅，好让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谯周所说“南中”情况一定也不能全无根据。由他的话，就看出蜀汉统治者和境内诸少数族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方面压迫剥削，一方面反抗斗争了。
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阶级，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存在。《华阳国志》叙述各郡时，经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盖”、“首族”等，就是指当地的地主阶级。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后少数族的上层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可以和汉族地主相颉颃，彼此溶成一体。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武装——部曲，例如广汉郡郪县大姓有高马两家，“世掌部曲”。高胜马秦两人都因叛蜀被杀。建宁郡大姓毛、李、霍诸家都有部曲，曾驱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郑芝讨平他。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被移入蜀。并把他们的部曲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这些人“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在和蜀汉政权斗争过程中，地主集团往往联合广大被压迫的西南各族下层分子，来反抗刘家的统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起兵，杀了太守，把蜀汉再派来的太守缚送给孙吴。为了争取益州郡的广大诸族和自己合作，雍闿派地主集团里另一个大姓的代表孟获去向叟族宣传煽动，说官府要向他们征发“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东西，如“断木”至高只能长到二丈。叟族相信孟获的话，便拥护雍闿反抗刘氏。孟获鼓动之所以成功，当然还由于平时官府对各族的压迫榨取。225年诸葛亮进军“南中”，雍闿被部下所杀，孟获代替他继续反抗。孟获的投降，标志了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汉族和非汉族地主集团和对于起来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层分子的双重胜利。
诸葛亮怎样来巩固在“南中”的胜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诸族中强悍善战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入蜀，编成五部“所当无前”的军队。后来北伐时，王平所统“五部”，大约就是这一支少数族组成的队伍。至于其中下层分子里一些羸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这样既满足了汉族和非汉族地主们的要求，又间接地控制了整个作为榨取压迫对象的西南各少数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会使地主集团再构成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还有一些“刚很”的“恶彝”，“不宾大姓富豪”，也就是说不肯来作部曲。于是蜀汉政权鼓励大姓，“劝令出金帛”，招徕他们。募得部曲多的大姓并可世袭官爵。有些落后少数族因“贪货物”，陆续出来服属于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对于刘氏政权的威胁。“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网罗到统治集团里来，如孟获作到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作到领军，朱提的孟琰作到辅汉将军。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蜀汉政权在“南中”各少数族地区的统治便巩固下来，“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争中原了。
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对待西南诸少数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拟定蜀汉立国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镇压“南中”为的是稳定后方，获得人力财力，进行北伐。比起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如巴蜀汉中地方长官之对待板楯蛮，是要缓和得多。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赏必罚，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许随意贪赃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记诸葛亮的封建统治者地位及其种种限制，对他的民族政策作过分的夸张和过高的估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蜀汉在西南建立政权，诸葛亮之进军“南中”，对于这个地区诸少数族也发生良好作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汶山郡（四川理县地）寒冷不宜五谷，唯种麦，盛夏凝冻不释，“故彝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的作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又记诸葛亮给当地诸部族“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彝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彝，彝甚重之，许致生口”。虽然这种图谱的目的还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来麻醉这些少数族，使其易于服贴受制，好来献金宝，送牛酒生口。然而对于落后少数族文化上的开发，也有一定影响。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对诸葛亮始终崇敬，还把许多事物的起源归功于他的介绍，也不为无因了。
以上就具体史料，推论诸葛亮各方面事业的意义和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那么，如何被夸大、被抬高起来的呢？诸葛亮在当时蜀国统治者中，威望比起刘禅、蒋琬等人要高。而内政方面赏罚公平这一点，确比同时的其他两国和蜀国以前的统治者如刘焉、刘璋的统治，要博得人民的爱戴。因而死后“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国以后，三万家被迁徙到东方和关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权统治下，不免追思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晋朝，还因貌似亮子诸葛瞻而假借名义。文立也建议晋朝量才叙用诸葛亮等人子孙，“以慰巴蜀之心”。从此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来。后代的统治阶级所以推崇诸葛亮，是因为他替封建统治者尽力，可以作为范例，以鼓励对一姓一家的忠节。尤其南宋以后，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为正统，于是三国纷争中的正义便属于刘备方面，而鞠躬尽瘁地服务于正统皇朝的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常常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左右，所以正统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也有一定影响。但广大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是扶刘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和结晶来看待的。诸葛亮善于兵法，又“长于巧思”，戏曲小说因而渲染成为足智多谋的人。例如元人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全剧中心在于描写诸葛亮和周瑜计谋上的竞争，看不出任何“正闰”的观点和尊蜀抑吴的思想。只有收尾诸葛亮唱“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作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稍一接触到刘家正统的思想，基本上全剧还是以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为主题。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中，正统思想表现得也很少很轻微。我们今天接受文学遗产时，应该注意历代人民文学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作为聪明人的典型，以及这个典型的发展的影响。而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时，又应该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由于作为文学的典型在人民当中造成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看法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区别开来。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确实可信的资料，从人民的立场，来估计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庶几逐渐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希望这篇短文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订写成，记于北京大学（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附：白羽扇《晋书》卷六八《顾荣传》，“荣麾以羽扇，其〔指陈敏〕众溃散”。此事又见卷一〇〇《陈敏传》，作白羽扇。《北堂书钞》一三四引《晋中兴书》云，“于是荣等并登岸上，以白羽扇麾之，敏众皆溃散”。《通鉴》八六永嘉元年系此事于二月，则羽扇非为取凉矣。裴启《语林》（《太平御览》七七四车部三引）言诸葛亮军于渭滨，“乘舆葛巾，将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是诸葛亮亦用毛扇指挥，然亮卒于渭南在八月，正用毛扇之时。军中所用盖即夏日之羽扇（后世每称诸葛亮羽扇纶巾，而《语林》本作葛巾。《广雅·释器》，“纶，绶也”。曹宪《博雅音》，“纶，古顽反”。《经典释文》、《广韵》删韵并同。《尔雅·释草》，“纶似纶”。郝懿行《义疏》云，“《御览》引吴普《本草》云，纶布一名昆布。《别录》：昆布。陶注云，今惟出高丽，绳把索之如卷麻，作黄黑色，柔韧可食。按：今登莱出者正如此。其可食者乃是海带，非昆布也。《释文》纶古顽反。纶昆声近，故以昆布为纶”。郎瑛《七修类稿》十谓纶字此音始于皮日休诗云云，盖不可信）。梁简文帝赋得白羽扇诗云，“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全梁诗》二）。顾荣曾任太子中庶子，故诗中云尔。《陈书》一《高祖纪》所载策文云，“公赤旗所指，祆垒洞开。白羽才，凶徒粉溃”。其语不似援引顾荣事之典故，盖确用白羽扇为指挥军事战斗之标志。《北齐书》一二二《陆法和传》记其与任约作战，亦有“法和执白羽麾风，风势即返”一语，《北史》八九本传作白羽扇。萧绎《金楼子》序“而候骑交驰，仍麾白羽之扇；兵车未息，还控苍兕之军”。其别荆州吏民诗亦云，“玉节居分陕，金貂总上流。麾军时举扇，作赋且登楼”。《魏书》七十《傅永传》载永败齐将裴叔业于豫州，“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通鉴》一四一亦记此事，系于建武四年十二月。则扇亦非用于取凉，而是军中指挥所用也。《魏书》一〇三《高车传》载魏拜伊匐为高车王，伊匐遣使“朝贡”，乞赐各物中，有“伞扇各一枚”。扇盖即象征大将指挥权力之白羽扇，故特从魏乞求也。汉武氏前石室画象有人手持形似羽扇之物，旁题齐将。瞿中溶释为节。林已奈夫氏谓节有眊三重，柄亦较长。此当是妶，乃用于指挥者，见《汉代之文物·武器旌旗篇》。疑瞿氏林氏说皆未确。应是指挥战斗之白羽扇，其俗自后汉已然。
程大昌《演繁露》八羽扇条引《语林》及《晋书》此传，谓“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异，而令军众瞻求易见也”。关于羽扇形制，程氏又云，“晋中兴征说曰，旧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损少，故飞翥不终，此其兆也。据此语以求其制度，则是取鸟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细析也。今道家绘天仙象中，有秉执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则制可想矣”。《梁书》一二《韦睿传》叙钟离之役，“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其如意亦用白色，盖犹白羽毛扇之易于识别也。
日本古代两军对阵时，大将手执以指麾进退者，有所谓“军配团扇”，系铁、皮革或纸制葫芦形，下附铁柄，上涂以漆，用泥金绘有日月星辰等。又有所谓“军扇”，系铁骨红色纸折扇，两面分绘日月形。唯未有用白羽扇者耳。（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二讲】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三国 魏 正始二年（241）造铜弩机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作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日本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页三二解释“人役”为以出而服役为主之户口，居户乃居家从业为本分之户口，前者括民屯耕作者及兵户，后者指州郡民，其说不可通。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
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一一《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一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还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扰扰”了！《三国志》一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
王裒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丘毗连，所以安丘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裒到安丘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颂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谲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建安十一年）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这时曹操新平袁尚，得了冀州作根据地，而以邺为中心，所以把并州兵士家口徙于邺。曹丕作皇帝后，五都并立，似乎特重洛阳，他自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所以《魏志》二五《辛毗传》说：“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所谓“冀州士家”，一定是以邺为中心居住在冀州的各地兵士的家口，也就是梁习所徙并州吏兵的家口之类。正元二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于淮南，《魏志》一三《王肃传》载他对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魏志》二八俭本传也说：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所谓农民是典农都尉属下之民。《魏志》二八《邓艾传》：“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意同。家属都在淮南，所以随他作乱了。《魏志》同卷《诸葛诞传》载他谋反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也是这种人。又有兵士在京都或其他地方，而“兵家”还留在原住州郡。如《魏志》二七《王基传》：
基以为……若〔毌丘俭等〕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
便是怕中央方面兵士因家属被毌丘俭所得而可能叛变。《魏志》二四《高柔传》：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护军营士自然是驻屯在京城，而窦盈连至州府称冤，都不受理，才告到廷尉。可见窦礼定是家属留居地方，而自己服役京师了。
但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在曹魏时也并非所有兵士都如此办理。《魏志》一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
可知王国的兵士是和家属都驻在国境内的。《魏志》二七《胡质传》：
黄初中……迁任东莞〔太守〕。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东莞郡境的兵士一定也是全家住在境内。而《魏志》一《魏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更显然是说兵士和家室当不“征行”的时候是在一起的了。我以为“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原则上用在两种地方。一是新征服地域，如冀州、并州、关中等地。曹魏对新附之区不但军人如此，百姓也特别防范。如《魏志》一六《郑浑传》记浑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用意相同。第二是边要区域如淮南等强兵所在地方。犹之“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涿郡列为“外剧”，太守就得送任子诣邺一样。东莞非边要。诸王国更是朝廷所疑忌，本未配以强兵，曹植上书说得非常清楚。《魏志》二〇《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也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大概曹魏时除重要军事据点之外，地方兵力很弱，强兵都集于中央。所以《晋书》三七《安平献王孚传》说：
〔魏明帝时〕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青龙中吴军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也表请中军兵。甘露元年吴人北攻，诸葛诞“请十万众守寿春”，大约也是请求从中央派兵。《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地方虽有兵而实力薄弱，所以司马朗才有置兵之议。
孙吴不但屯田的兵是带家属在一起，战斗的兵也如此。《魏志》九《曹休传》：
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吴志》三《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
〔孟仁〕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
又五《孙和何姬传》：
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
又一一《朱桓传》：
〔曹〕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皆是其证。《蜀志》六《关羽传》：
〔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大约蜀汉方面也是如此。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以谲诈欺骗为能事。魏蜀吴三国之间固互相不信任，各国之主对自己的部下也都怀有戒心。表现于积极的施设者，如校事之制和质任之制都是其例，无待赘述。“人役户居各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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