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选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一辑)试读：
理论探讨
”“案例分析”“翻译散论”和“学术动态”。“理论探讨”一栏从跨学科翻译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与历史、翻译与哲学、翻译与地缘文化、翻译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史料和语料角度新颖、丰富翔实，为跨学科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罗选民的《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对“化境”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化境”论从“信”“不隔”到“化”的译之理想，从“失本成译”到“讹”的译之本质，从“通、达”到“媒、诱”的译之功能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联健的《新教传教士英译晚清官府文件析论》展示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英译出版的清朝官府文件，并将其中的单篇文献分为“中英关系”“清朝政务管理”“禁教与弛禁”以及“中国黑暗面”四个大类；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传教士翻译中国官文的主要动机。同时，以米怜译《圣谕广训》为个案展现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官府文件的具体风貌。蔡新乐的《翻译哲学的阴阳之道：从“明”看儒家思想之于翻译的意义》通过荷尔德林的《伊斯特》和海德格尔对此诗的解说探讨“阴阳之道”，并以亚里士多德的“爱”和严复的“三难”在后现代语境下西奥·赫曼斯的英文翻译为例，论证“阴阳之道”在界定翻译本质上及其对文化关键词处理的重要意义。周领顺和陈慧的《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关系——以杨必译〈名利场〉中译者群及其吴语运用为例》以苏籍译者群为研究对象，对其方言在译文中的运用展开地缘关系分析，并具体通过对杨必译《名利场》个案的研究，得出译者在译文中引用吴语是求原文之真、务读者需求之实之举。本栏最后一篇文章译自于美国学者Bella Brodzki所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一书的序言。该文以翻译的“文化转向”为背景，探讨翻译对文化存续、文化记忆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的政治与译者的隐身问题，并分析各种的小说和传记，发现翻译与文学、文化、历史的关系，进而重新界定翻译的多重身份及其影响。“案例分析”一栏的讨论基于丰富多样的文本，既有国学经典《论语》，又有中国现代小说《阿Q正传》，还有中外戏剧文本《原野》和《哈姆雷特》，同时也有紧贴时事的财经新闻。汪宝荣的《〈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分析了该小说的梁译本和敬/米译本。这两个译本开启了鲁迅小说英译历程，具有重要的翻译史意义。梁译本总体上“墨守直译法”，由于过于追求译文充分性，其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很低；敬/米译本任意删削、篡改原文，故导致其译文的充分性很低。这两个译本是鲁迅小说翻译史上的极端案例，但是三位译者为鲁迅小说在域外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旭的《表演性文本之翻译——以黎翠珍英译〈原野〉第二幕为例》分析该戏剧译本语言的音乐性，进而达到可表演、可颂读以及读者/观众接受之目的。戏剧译本的特殊性在于译本的诞生不仅涉及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有导演和演员的诠释过程，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生成方式才能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萧文乾的《基于剧文形式的〈哈姆雷特〉14个汉译本批评——以奥菲莉雅歌谣与场末押韵双行诗为例》以两种代表性的剧文形式对14个重要译本提出批评。通过分析奥菲莉雅歌谣，作者发现译界仍无法用汉语重现英语的抑扬格与扬抑格，也因此无法用译文区分出原文的不同剧文形式。而场末押韵双行诗的分析则显示，原剧出现的14次场末押韵双行诗，不同时期译本的押韵数量在大体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却也出现了几个值得探讨的特例。张萍和王焱丹的《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韦利与苏慧廉对“仁”的理解和翻译》比较了两位译者《论语》英译本中“仁”字翻译的不同，分析了译者教育和宗教背景等个人因素在其翻译过程中的显现和对翻译文本的控制。阿瑟·韦利身为汉学家，对“仁”的翻译更多倾向于其世俗的含义；而苏慧廉的传教士身份则让他对“仁”的理解带有更多的宗教情怀。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选择是译者主体性对于译本形成影响的鲜明例证。潘韩婷的《情态动词翻译中的机构权威重构——基于语料库的香港财经新闻稿翻译研究》通过语料库辅助的方法研究情态动词在香港交易所的公开谴责类新闻中的使用及翻译，探讨了情态动词翻译如何帮助重建文本背后的机构权威。情态动词的翻译增强了文本的权威语气，这种变化可能与文本生产者及不同文本消费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翻译散论”一栏是学者多年的教学与阅读经验的总结分析，以期为本刊的读者提供翻译研究与教学的灵感与启示。郭立秋的《谈国外公示语之“译”外事故》是在阅读《不知所译——英语在国外的不幸遭遇》一书的基础上，摘取非英语国家公示语英译的典型错误，并将其按照衣、食、住、行等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类别，描述了英语公示语在世界各地被扭曲误用的种种乱象，深入剖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及对公示语翻译的启示意义。冯睿和徐弘的《翻译及语言学习：这是个大问题》探讨笔译及口译带来的两个负面影响：一个是重复学习造成语言学习效率低下，另一个是作为（中）介语的语言错误难以消除。该文通过分析这两个负面影响的起因及源头，研究了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交流与语言学习中笔译及口译的真实作用。“学术动态”一栏旨在介绍亚太地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翻译学术动态，从而拓展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辑总结并评述了2012年在广州以及2013年在青岛举行的两届“宗教经典翻译研讨会”，对将来有规律地举办宗教经典翻译系列研讨会提出了设想。宗教经典翻译及研究有助于增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根基，值得更多译家和学人为之努力。《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发名家之声，同时注重提携学术后起之秀；所有文章，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匿名评审，并将被中国知网（CNKI）收入；所设栏目大致稳定，但亦会根据每辑的来稿情况进行相应的微调。在第一辑即将付梓之时，主编向为第一辑组稿、编校和出版过程中付出良多的蒋林珊同学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并诚邀各位学者投稿，同时也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与建议。罗选民2015年7月参考文献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Ori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理论探讨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On Qian Zhongshu' s Concep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罗选民LUO Xuanmin摘要：钱锺书基于翻译实践，总结出“化境”这一文学翻译观。“化境”论不应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而是应从整体观念出发，注重其与中国传统译论的承接以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文章通过分析得出，“化境”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诱”“媒”“讹”“化”道出了译之功能，译之本质和译之理想。需要注意的是，把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运用到一切的翻译实践中是不妥的。关键词：钱锺书；文学翻译；“化境”论Abstract:Based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Qian Zhongshu summarizes huajing, or sublimation, as his concep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or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nstead, sublimation should be seen from the concept of wholeness by connecting it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rough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concept of sublimation is part and parcel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oncepts, in which “enticing”,“matchmaking”, “miswording” and “perfecting” manifest the function, the nature and the goal of translation. It should also be noticed that these concepts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translation practice.Key words:Qian Zhongshu; literary translation; huajing, or sublimation1．引言
钱锺书的“化境”论在我国译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译界对钱锺书所著译论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每年都有不少相关文章刊出。目前译界对于钱锺书的翻译观也存在着不同理解，特别是针对“化境”一说，存在各种解读，众说纷纭：有褒扬其美学价值，有批评其神秘虚无，有探寻其内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者，还有人将其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而对其进行现代性的阐释与转化。钱先生这个看似简单的“化”字，实则意蕴深远。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化境”，就不能将“化境”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具体语境相割裂，更不能将“化境”与钱锺书先生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相隔离。本文拟从整体观的角度重新解读钱锺书先生从“信”到“不隔”再到“化境”的有扬有弃、与中国文论一脉相传的文学翻译观。2．钱锺书的翻译实践
2006年，我曾拜访杨绛先生，提到想设立一个“钱锺书翻译奖”。然而杨先生的回答却是：钱先生不做翻译。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成为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确很难从图书馆找到一本钱锺书署名的译著。但是，如果钱锺书不做翻译，他有关翻译的论述就难以让人信服。钱锺书先生到底做不做翻译？聂友军曾在《中国比较文学》上撰文“钱锺书翻译实践论”，但译例分析局限于钱锺书的学术论著《管锥编》，主要对其中一些散论的翻译抑或成语的翻译做了分析（参见聂友军2008:33-46）。如果拿这个来证明钱锺书做过翻译实践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为此，笔者进行了调研，搜索了有关资料，发现钱先生是做过不少翻译实践的。
首先，众所周知，钱锺书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1950年8月钱锺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参见吴学昭2008:251-252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灌注了钱先生的大量心血。据统计，钱锺书负责的翻译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钱锺书负责审校的文章有：《湖南农民问题考察报告》《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与任务》《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等（王冰2002:7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个特定的时代，翻译伟大领袖的选集就好像翻译《圣经》一样——领袖话语的翻译必须有一个权威的版本，但翻译时对原文意义的最终阐释，译文的定稿却往往并不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事情。翻译《毛泽东选集》这种政治性较强的著作在当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一般都是集体翻译、集体定稿。笔者曾经作为专家被邀参加了北京市政府有关“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厚德）的翻译定稿的讨论：“创新”该翻译成“creativeness”还是“innovation”? “厚德”该翻译成“virtue”还是“moral”？虽然一共只有八个字，翻译起来却并非易事，近二十名专家一块讨论了一下午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难怪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参见严复1984:136），此时感受尤深。翻译是经国之伟业一说并非夸张，它容不得半点的闪失，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形象的翻译，更得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才能把它做好。
后来成立的《毛泽东诗词》定稿小组也一样，都是由多人组成，翻译历时很长，钱锺书也是该定稿小组的成员之一。据叶君健的回忆，1960年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袁水拍为组长，成员就有乔冠华、叶君健、钱锺书，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叶君健和钱锺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叶君健1991:7）。该译本最终于1976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后来也成了外文出版社出版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可见钱锺书先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为了服从国家的需要，做了很多的翻译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因为集体作业的缘故，他的业绩、他的名字不为人晓。
当然，钱锺书还是有一些发表于各期刊与报纸上的译作。其中比较完整的译文包括海因立许·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左拉于1870年5月13日刊登在《号召报》的一篇小短文《关于巴尔扎克》等。1962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也刊登了钱锺书先生摘译的《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其上编中的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和刘若端选译；下编中西欧及美国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部分由钱锺书和杨绛选译。
此外，如果我们再梳理那些散见于钱锺书学术著作中的英、法、德、意等诸多外文引语的翻译，那一定是蔚为奇观的。比如，钱氏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一千多个作家超过一千七百条的名言警句，涉及英、法、德、意大利、拉丁和西班牙语在内的六种语言，基本都是用文言文翻译，地道的文言文几乎让读者分辨不出哪些地方是根据外文原著译来的。最后，除了自己翻译，钱锺书还帮人校对译稿，比如杨绛先生翻译的《吉尔·布拉斯》，杨必翻译的《剥削世家》都是由他帮忙校稿的。
钱锺书到底做不做翻译？我想还有其本人的说辞可作为依据：根据罗新璋的回忆，他在拜访钱锺书先生时说自己在外文局搞了十七年翻译，结果走得还不愉快；钱先生回答说，他也搞了十七年翻译（指“文革”前十七年）（转引自金圣华2002:107）。然而，仔细深思杨绛先生所说的钱锺书不做翻译，我想杨先生是用高标准来衡量的。她认为做翻译的学人，应该是译作等身，把自己大量的时间都投在文学翻译之上。我想这些的确是钱锺书所不具备的。他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做翻译，除了服从组织分配翻译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他基本是按组织的需要而做翻译，再就是因理论需要而做译介，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需要引用，因此，他的翻译总的来说是编译和摘译比较多。钱锺书有关翻译的论述被学界作为经典来阅读，这也绝不是偶然。钱先生的译文和他的译论一样零散，却值得我们好好整理和研究。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说的那样，钱氏的译论与译文，以少少胜多多，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举一反三（参见罗新璋2013:80）。3．有关钱锺书文学翻译观之分歧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至2015年6月25日，主题为钱锺书翻译的文章有148篇，其译论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学界对钱锺书先生的译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上，而对该文的讨论大都停留在“化境”说之上。然而，译界对“化境”的理解一直都是见仁见智，各种解读，众说纷纭。首先，“化境”到底是翻译时应该遵守的标准还是翻译中不可企及的理想？有学者将“化境”看成是翻译必须遵循的标准，比如谭建香、唐述宗（2010）认为将“化境”定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化境”说只能是继“信、达、雅”之后的又一新的翻译标准。有学者认为“化境”并不能作为翻译的标准，比如陈福康（2000:419）认为“化”虽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和原则。蔡新乐（2001）警告“不能盲目地接受钱锺书的‘化境’思想”, “化境”论只能是“愿望的自我欺骗”，是“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否定”。黄汉平（2003:28）更是指出很多人中了钱先生“障眼法”的圈套，其实“化境”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一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想钱先生早在1985年就给予了答案——那年，钱先生在修订《林纾的翻译》一文时，就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中的“标准”两字换成了“理想”，而且文中也一再强调了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学界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化境”与传统译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化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延续，有学者却认定“化境”实际上是对传统“忠信”论的反叛。罗新璋先生在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就将我国传统的翻译思想归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认为“化”既是对“信达雅”的一个突破，更是对“译事三难”馀绪的一种发展，因而认定“化境”是传统译论的一部分（罗新璋2013:49）；冯世则（2001）也通过解读钱锺书《译事三难》一文，认定钱锺书对严说虽持异议但仍同意“信”为翻译的唯一原则；朱志瑜（2001）也撰文回顾了由傅雷和钱锺书分别提出的“神似”和“化境”之说在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将傅、钱两人之说合称为“神话”说。然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此似乎持不同的看法。郑海凌（2001）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说强调了译者的创造性，从而修正了传统译论中“求信”的美学原则；张佩瑶（2009:28）也认为钱先生的说法蕴藏着无穷的话语能量，甚至可以用来推翻基于忠信的翻译观，但较好的做法是把他的思想中无穷的能量释放出来，视他的文章为一种对忠信以外翻译观的肯定，从而拓展翻译的概念。崔永禄（2006:48）认为钱先生虽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但却发现它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包括林纾的翻译在内的现实翻译中充满了和原文的背离，这就足以使忠实原文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译论出现断裂。
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将钱锺书的化境与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对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转化。有学者将钱氏翻译观与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如奈达相提并论，认为“化境”说与奈达的“动态对等”虽处于不同时期，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朱宏清2001）；也有不少学者将钱锺书的译学理论与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海德格尔等学说相结合（黄汉平2003；蔡新乐2005），认为钱锺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黄汉平甚至还认为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阐发的翻译思想与当代“多元系统论”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还有学者将钱先生的“化境”等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归化”（崔永禄2006；葛中俊2012）。“化境”到底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可以肯定的是钱锺书在写《译事三难》时至少对“信”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其之前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却用“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来为林纾的漏译误译开脱，甚至赞扬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称林译“讹”中最具特色的成分正是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那么是钱锺书先生的观点前后矛盾，还是他对“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他的“化境”论是反对“信”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在其后的《译事三难》中又肯定了“信”的原则。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只能返回文本的语境中，从钱锺书的有关翻译论述着手，从整体观的角度来审视钱锺书先生的文学翻译观，从钱先生自己的论述中去寻找答案。因此，对于《林纾的翻译》一文的考察，不但要注意该文章写作的背景与动机，还应考虑该文与钱先生其他译论的关系，既要考虑钱先生的世界性的视野，又要考虑其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不能简单地否认传统的因素，更不宜将他的翻译理论与外国理论捆绑在一起。
如钱锺书和德里达都坚持翻译无法替代原作，但它独立存在，它与原作的关系是互补关系，而非依附关系。本雅明，德曼等以“后起的生命”来比喻译作，而钱锺书借佛教语以“投胎转世”来形容译作，两者何其相似。但解构主义强调文字的“延异”，因为延异将无限的持续，故翻译的忠实性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钱锺书显然与解构主义分道扬镳。虽然钱锺书不承认绝对的忠实，但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译作依原文“义旨”与“风格”来得以传递被看作是“信”的必要条件。4．文学翻译观之整体解读
钱锺书有关翻译讨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译论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其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1934年发表在《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论不隔》;1934年发表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家》（The Chinese Critic）第七期的“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1948年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发表的英文文章“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 s‘Psalm of Life' ”;1948年发表的《谈艺录》上不止一次谈到翻译问题；1964年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的《论林纾的翻译》;1979年《管锥编》出版，书中有关翻译的文章有《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此外，钱锺书对翻译的灼见还出现在其诗和诗序之中。钱锺书虽然没有以鸿篇巨制来探讨翻译，但他对于翻译的重大问题都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学贯中西的他表现出一种深锐的洞察力，睿智而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来思想。因此，钱的翻译观虽有西方学说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既有传统的继承和扬弃。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典籍《说文解字》开始谈起的——翻译之“讹”就可追溯到佛经翻译时道安的“五失本”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失本成译”，认为“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他所提出的翻译的“媒、诱”功能，也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所说的“通、达”说相通；甚至“化境”说也是从“信”与“不隔”一脉相承发展而来。4.1 从“信”、“不隔”到“化”：译之理想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开篇，钱锺书就从清代文字学者许慎的一段训诂出发，汲取中国古代哲学之“化”的精髓，借鉴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论中的意境和境界概念，精辟入理、高屋建瓴地道出，“化”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该文是钱锺书有关翻译论述的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论文，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境界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概念，王国维在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中曾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王国维2011:44）在文学艺术中，境界非客观可见的物或环境，而是彻觉彻悟并且凝练于心的某种品质，这种品质必须通过直感与反复揣摩方能达到。“化”的最高境界表现在豁然开朗、洞察入微、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互相融化的状态之中。所以，“化境”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标准，而是钱氏心目中文学艺术与翻译的最高理想。翻译“化境”论的形成，与钱先生早年提出的“不隔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与钱先生对“信”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不隔”与“化境”的第一要件就是“信”。真正的“信”，在钱锺书眼中却并非一种亘古不变的标准，而是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境界说是钱锺书文学翻译思想的主要特点，它将“信”、“不隔”与“化”串在了一起。
1934年，钱锺书在《学文》月刊上发表了《论不隔》，他借用了王国维的“不隔”说作为“好的翻译”和“好的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钱锺书说，“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严复《〈天演论〉绪例》所谓‘信达雅’的‘达’，翻译学里的‘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用语言文字，或其他媒介物来传给读者”（钱钟书2002:111）。因此，“不隔”说涉及翻译以及文学创作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化的翻译；一是翻译化的艺术。在艺术化的翻译里，“不隔指的是与原文的风格不隔”, “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糊涂”（钱钟书2002:114），因此，“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钱钟书2002:113）。这种强调译作与原作之间绝对透明，绝对不隔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以“信”为本的翻译观念基本是一致的。钱先生在其后提出的“化境”说里，同样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钟书1985:2）。由此看来，入化的翻译，也同样强调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和透明性。“信”成为“不隔”和“化”的第一要素，要达到“不隔”或者“化”的境界，首先必须得忠实于原文。
然而，从“信”“不隔”到“化境”，在钱先生看来并非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标准，而是要追求的理想境界。钱锺书指出，严复并不想把“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相反，在翻译《天演论》时，为了让译文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他并没有做到对原作的绝对忠实。正如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1984:136）。要达到与原作百分之百的“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其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强调，“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984:136）。译界历来诟病严氏没有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这恐怕是后人强解严意所致。钱先生对“信”的定义是“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钱钟书1979a:1101）。翻译的时候，得意忘言，这是钱锺书的理想境界。钱先生曾引江西先辈谈艺要旨，择吕东莱语：“学诗当识活法。活法者，规矩具备，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转引自周振甫、冀勤2013:291）。只有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才是达到了翻译的最高境界。同样，钱先生提出好的翻译是“不隔”，也不是将“不隔”看成是一个标准，他认为“‘不隔’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钱钟书2002:113-114）。“境界”说在钱锺书的“化境”中得到了延续与升华。正如钱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化境”是翻译的最高理想。此图片由台湾书林公司总经理苏正隆先生提供。“化”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庄子·齐物论》中“物化”是指物我界限的消融，万物融合为一（庄周2008:16）。《荀子·正名》有语：“……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况2002:159）。在翻译中，“化”是指译作在原作基础上的“状变”而“实无别”，即流失的是无法保存的形式，保存的是内容和精华。与基于“信”的传统翻译观相比，“化”呈现了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特点——所以，“化境说”可以看作是“信”的一个变奏曲；不同的是钱先生虽然认为化境是翻译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绝对标准，因为彻底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钱先生曾用17世纪英国人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的比喻“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来解释“化境”——“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钱钟书1985:2）。这种投胎转世出现在钱锺书评黄克孙译《鲁拜集》之中，“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做翻译的时候字比句次、亦步亦趋，只为了追求与原文对应，这样做就只能是只“死老鹰”；而尽量保持原文的意义，虽在形式或风格上有所欠缺，虽不是“活鹰”却也是只“活麻雀”。当然，如果既能不流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是真正的“活鹰”，达到了“入化”的境界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少之又少，在钱锺书的眼中，黄译《鲁拜集》可算得上一例。4.2 从“失本成译”到“讹”：译之本质
在“化境”论中，讹与译不可分割，讹是译之本质。“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钟书1985:2）“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钱钟书1985:3）。这就是“讹”，钱锺书指出，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有关“讹”的讨论，也并非钱先生首创，它至少可追溯至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的“译梵为秦”，有“五失本”, “三不易”。钱锺书在《管锥编》第四册《翻译术开宗明义》中对该文推崇备至，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并对“五失本”做了详细的探讨：“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而安《鞞婆沙序》曰：“遂案本而传，不合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又《比丘大戒序》曰：“于是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真译者无可奈何之事。（钱钟书1979b:1263-1264）
各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各国也有各自的文体风格。“钱先生并非不同意忠实的译作，他不同意的是那些为了忠实而过分拘泥于原文的译作。在钱锺书的理念中，“忠实”不是评判译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失”是一种常态，无失不成译，“失”乃翻译文本的固有属性。然而，虽然“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却不能因噎废食，不可译不等于不能译。有些文本不可译但是我们还是能译，之所以能译，那就是要在“讹”上面来做文章，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他在《翻译术开宗明义》一文中就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对于翻译的比喻：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塞万提斯谓“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叔本华谓“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伏尔泰谓翻译乃是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鸠摩罗什之“嚼饭与人”，赞宁之“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此外还有“葡萄酒之被水”“乳之投水”“驴蒙狮皮”“沸水煮过之杨梅”，等等（参见钱钟书1984a:28-31）。钱先生此处希望说明翻译的复杂性和翻译者所处的困境，但这并不等于承认翻译可以背叛原作，大胆自由地篡改原文。翻译之“讹”虽不可避免，然而译者仍要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尽量克服译之“讹”，向译之“化”无限靠拢。这才是钱先生论述的真谛所在。
按照钱先生的分析，“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有粗心大意而为之的；二、不负责任而为之的；三、不得已而为之的；四、有意而为之的。按照钱先生的观点，第一、二种“讹”是可以而且必须避免的，第三种“讹”之所以不得已是因为。为何？一来两国的语言、文化和习惯存在差异；二来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决定它不能像做文学研究一样去做——“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钱钟书1985:7）；钱先生提到的第四种“讹”通常出现在天资独厚的译者身上，比如林纾。“[林纾]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1985:5）。需要指出的是，这伴随第四种“讹”出现的译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常常是天才之代言人，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形当作普世的标准而推广之。而且，“讹”通常只出现在文学翻译之中，我们不能将其推广到一切的翻译范畴之中。这些恐怕是我们在学习钱锺书的文学翻译理论时应该注意的。
由于“讹”给翻译所带来了种种干预，如何辩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钱先生指出，一方面，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修辞学或者文章作法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思维和心智（参见钱钟书1985:5 ）。钱锺书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其能够辩证地看待“讹”——以前但凡提到译之“失本”时，都是持批评抑或惋惜无奈之否定态度。然而，钱先生却不同，他不但辩证地将“讹”分成可以避免的“讹”和无法避免的“讹”，而且看到了“讹”能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媒”和“诱”。
钱锺书一方面提出“化境”为翻译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又认为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盖谓‘义’不显露而亦可游移，‘诂’不‘通’‘达’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钱钟书1984c:610）”，不同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本来就千差万别，要达到“化境”又谈何容易。然而，如果认真分析钱先生的“化境”观，分析他对“讹”做出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对译本的评价分为三种：等化、欠化、超化。“等化”就是钱先生所说的完全达到的化，也就是如他所说的既没有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的译作，这样的等化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欠化”是译本之常态，正如钱先生所说，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讹”又是不可避免的，完全的“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绝大多数译本都只能是“欠化”的翻译（这也是持不可译论者的核心理据）。“欠化”翻译在钱锺书看来，虽不如原作，却起着“媒”与“诱”的作用。这种“隔雾看花”似的翻译，往往还能诱导人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缔结文学姻缘。超化则是译本的非常态形式即钱先生所特指的那类超越原作的译本，林纾先生的那些明知故犯的添改就是属于这一类。然而，这样的“小孩子的放肆率真”也只可偶然为之，毕竟翻译并不是儿戏，而是承担着社会道义与责任。钱先生非常客观地分析了林纾之所以有这种改写冲动的原因——中国历来就有重创作、轻翻译的传统，因此林纾重视的是其翻译时的“古文”写作，而非翻译本身，他甚至不乐意被人称为“译才”，其改写的冲动是被自己重创作轻翻译的心结所操控。有意思的是，后人和学界最推崇林纾的还是他的翻译。钱先生对林译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尽管对这类创造性的翻译持些许宽容的态度，但还是忍不住告诫大家，“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钱钟书1985:5）。”4.3 从“通、达”到“媒、诱”：译之功能
有关翻译的功能，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参见陈澔注1987:74）。不过由于当时对于翻译功能的认识还停留在语言与意义的层面，翻译的最主要作用只是“达其志，通其欲”。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加以传达，使其通而晓之，但翻译在文化交流层面的作用不曾得到考虑。钱锺书没有拘泥于对照原文的语言得失，而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客观中肯地评价了林纾翻译的意义，从而将翻译的功能提到了文化交通史的高度，这正是钱先生的“媒、诱”说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和‘诱’产生了新的意义”（钱钟书1985:3）。翻译的重要功能在于“做媒”, “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诱导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钱钟书1985:3）。“缔结姻缘”看重的不是某个作者或者是某个读者之间的融洽，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就是钱锺书的高明所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转换，翻译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行为，是文化传播的桥梁，是经国之伟业。自21世纪初始，当今世界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日益兴旺，在中国甚至成为显学的事实，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反观当今世界，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利益的纠纷、宗教信仰的不同、军事力量的悬殊等种种因素而发生纷争甚至战争，如整个太平洋地区危机四伏，这恰恰证明钱锺书的英明。而翻译在他看来，则是“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钱钟书1985:3）。“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挑动一些人的好奇心去学外文，弃译本读原作，起的是“居间”的作用；“坏翻译”的作用则是“离间”读者，摧灭他们对原作的兴趣，最终导致译作和原作同遭抛弃。从原文到译文，全部的“化”只能是理想，只能向它靠近，却永远无法企及，这就是为什么一部作品可以不断地被重译的原因。译文是原文的后起生命（the after life），这种重生通常只能通过“讹”来实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也就体现在这里了。文学翻译如果是流于形式，亦步亦趋，其结果只能是是“离间”读者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认识翻译的功能，在通达之上，充分发挥“媒”“诱”的作用，进行创造性的文学翻译，此时你就是“居间”者。你的译作可能令译文读者为之动情，甚至马上就找原文去看。这样的译文便达到了钱锺书所推崇的境界——“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我们取拜伦的诗作“她走在美的光彩中”为例：
译文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象夜晚
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满天；
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
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
耀目的白天只嫌光线过强，
它比那光亮柔和且幽暗。（查良铮译1982:45）
原文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less climes and starry skies;
And all that' 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her aspect and her eyes:
Thus mellow' d to that tender light
Which heaven to gaudy day denies.（Lord Byron 1967: 13 ）
短短几行译文，确实能起到居间作用，确实能勾起读者去阅读原文的冲动，去开展一段中外文学的因缘，从中去品味那由“通、达”到“媒、诱”所带来的美感。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兼容性强，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上半叶，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罗念生、查良铮、梁实秋、傅雷、杨宪益、杨绛等，把翻译外国文学作为己任，优秀译作蔚为大观。他们在丰富外国文学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几乎找不出一个没有读过哪些优秀译本并从中汲取营养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诺贝尔奖与他在青少年时期大量阅读世界名著的译本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外译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在这些译著中，有起到“居间”作用的，也可能有更多的起到“离间”作用的。如何把握翻译中“讹”的度，如何通过合理的“媒”和“诱”，使通达的译本达到“化境”，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是我们要奋斗的目标。钱锺书先生的精辟论述无疑能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古今中外，起到“居间”作用的好译本不胜枚举，但我们切要警惕“戴着假面具”的“好译本”，这些译本会给文化交流带来误解，导致文化间沟通不畅。近来网络上有则讨论军阀张宗昌诗歌的热帖，说的是有一位酷爱中文的外国朋友，很喜欢中国的美食和诗歌，他提到自己非常崇拜孔子故乡的一位中国近代爱国诗人，名叫庄重禅（音译），还即兴用汉语给中国友人朗诵了一首这位诗人的诗：
遥远的泰山，展现出阴暗的身影；
厚重的基础，支撑起浅薄的高层；
假如某一天，有人将那乾坤颠倒；
陈旧的传统，必将遭逢地裂山崩。他说这首诗是从英译文回译成中文的，虽然不是原文，但意思应该差不多，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寓意。诗歌的英译文为：
Seen from afar, the gloomy Mount Tai is
narrow on the top and wider on the bottom.
If we turn the Mount Tai upside down,
the top will become wider and the bottom narrower.发帖的网友经根据这位外国朋友的描述，对诗人进行了查证，结果发现这首诗乃出自人称“混世魔王”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之手。中文原诗为：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相信读者读到这里不禁愕然，如果说这样的诗歌变成了代表中国文化的好作品，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该从何谈起？虽然这个案例不能全部怪罪于译文的质量，但却给我们以心灵的震撼，值得深思。显然，这位西方学者的回译做法（望文生义）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能博得一些中外读者的关注甚至是赞扬，但他的译文表现出来的不是真正的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也不是原来的文本，所以不能提倡。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输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的虚假。所以，钱先生笔下的翻译之“通、达”和“媒、诱”功能的真正实现除了翻译本身之外，还应考虑加强西方读者对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通识能力，而这必将诉诸翻译与其他学科（如传播学、叙事学、符号学等）的“联姻”，这种“联姻”将是以翻译为媒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缔结姻缘”的助推器和催化剂。5．结语
钱锺书的译论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先生的翻译论述虽零散，却精辟入理、交互映发，与他宏大庞杂的学术著作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翻译话语空间。钱锺书（2007:540）在《管锥编》中曾说道：“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通”为打通不同语言之壁垒，疏通不同文化之隔阂，他将翻译之功能立于文化交通史的高度。“译”、“诱”、“媒”、“讹”、“化”道出了译之功能，译之本质和译之理想，字字珠玑，意味深长。钱锺书先生的译论蕴藏着“东海西海”之“心理”, “南学北学”之“道术”。他的译论值得我们追根究源，不断挖掘参考文献
奥玛珈音．2003．鲁拜集（The Rubaiyat）．黄克孙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拜伦．1982．拜伦诗选．查良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蔡新乐．2001．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蔡新乐．2005．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锺书的“不隔”说．中南大学学报5: 563-571.
陈福康．2000．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陈澔注．1987．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崔永禄．2006．传统的断裂——围绕钱锺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3: 46-48。
冯世则．2001．解读严复、鲁迅、钱锺书三家言：“信、达、雅”．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95-100.
葛中俊．2012.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锺书的翻译文本观．同济大学学报4: 88-96.
黄汉平．2003．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国翻译4: 26-29.
金圣华．2002．认识翻译真面目．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李文革、王瑞芳．2010．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锺书的“化境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 101-104.
罗新璋、陈应年编．2009．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罗新璋．2013．译艺发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聂友军．2008．钱钟书翻译实践论．中国比较文学3: 33-46.
钱钟书．1979a．一〇一全三国文卷七五 译事三难——“漱石枕流”．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第1101-1103页．
钱钟书．1979b．一六一全晋文卷一五八“有待”——翻译术开宗明义．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第1261-1266页．
钱钟书．1985．林纾的翻译．中国翻译11: 2-10.
钱钟书．2001．钱钟书集·谈艺录（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钟书．2002．论不隔．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10-115页．
钱锺书．2007．钱锺书集·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40页．
谭建香、唐述宗．2010．钱锺书先生“化境”说之我见．语言与翻译1: 50-53.
王冰．2002．钱锺书英译“毛选”．炎黄春秋9: 75.
王国维．2011．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学昭．2008．听杨绛谈往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51-252页．
荀况．2002．荀子．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严复．1984. 《天演论》译例言．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6-137页．
叶君健．1991．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中国翻译4: 7-9.
张佩瑶．2009．钱锺书对翻译概念的阐释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中国翻译5: 27-32.
郑海凌．2001．钱锺书“化境说”的创新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3: 70-76.
周振甫、冀勤．2013．钱锺书《谈艺录》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朱宏清．2001．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锺书先生的翻译观．东南大学学报2: 103-105.
朱志瑜．2001．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话说（前期）．中国翻译2: 3-8.
庄周．2008．庄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Coleman, Elliott. ed. 1967. Poems of Byron, Keats and Shelley. New York: Garden City Doubleday.
作者简介
罗选民，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劳特里奇出版社英文期刊Asia Patifi 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话语分析、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新教传教士英译晚清官府文件析论Translation of Late-Qing Official Documen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邓联健DENG Lianjian摘要：官府文件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文献时重要的文本选择对象。本文展示了传教士于1807—1850年间英译出版的四种成册译作和29篇单篇文献，并将其中29篇单篇文献分为“中英关系”“清朝政务管理”“禁教与弛禁”以及“中国黑暗面”四个大类进行分析。传教士翻译中国官文的主要动机，一是获取其母国政府与商界等现实权力的支持，二是揭示中国黑暗面以获得传教活动的合法性。其翻译副文本主要是对中国事务的客观介绍与解释，但马礼逊等译者也利用翻译副文本对中国进行全面指摘。本文还以米怜译《圣谕广训》为个案展现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官府文件的具体风貌。关键词：新教传教士；官府文件；翻译；动机Abstract: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among other texts, variou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