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最可爱的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春蕾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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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试读：

多年前，一部火遍全国的电影《大话西游》，用一句经典的台词，在人们的脑海里勾勒了这样一幅英雄的画面：“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来娶我……”

荧屏上的英雄赞歌，市井巷陌的口耳传颂，总会把英雄们的形象描述得“高大上”，让人不禁想到，他们一定有着扣人心弦的传奇经历，以及伟岸挺拔的光辉形象。然而，电影的桥段只是桥段，现实却远不及艺术那么浪漫。

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会穿铠甲，披圣衣，更不会脚踏七彩祥云。和平年代，岁月静好，英雄们更不会显山露水，大张旗鼓，他们只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新时代的英雄们扛起科技强国的重任，不惜隐姓埋名一辈子。他们有的穿着粗衣布鞋，在荒漠戈壁一待就是几十年，不追求任何的名利财富，也不屑向谁要无限荣光。他们甘愿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埋头苦干，做沉默的砥柱，做大国的脊梁。

在和平安宁的背后，新时代的英雄们依旧居安思危，用科技强大

国力，用生命戍卫边疆。远离了喧嚣和战乱，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和力量，可当灾难和意外从天而降，当海外战地需要维和，当个人生命或国家财产面临威胁，那身特殊的绿色军装定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他们，永远都是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人，即使心里也有恐惧，也有放不下的情感，也会在责任与使命面前，舍小家顾大家，舍己忘我、舍生忘死。

在平淡的生活中，新时代的英雄们很不起眼，他们可能是亲密的邻居朋友，可能是陌生的路人过客，一身尘土、一脸朴实，但他们也在用寻常的言行、真挚的情感，书写属于当下的英雄史诗。广东佛山，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护送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安全过马路，暖心的一幕让人感动；安徽合肥，女儿陆勤霞从背后紧紧抱着父亲，将父亲的脚放在自己的脚背上，让瘫痪的父亲可以出去散步……勇敢、孝顺、执着、善良，都是来自这样一位位平民英雄，让温情得以传递、和谐得以实现、和平得以维系。

英雄的标准并不是所谓的“成功”，而是依赖那感人肺腑的力量、牵动人心的震撼和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们应该记住，有一群甘愿为科技强国牺牲小我的奉献者，一群时刻忧国的精进者，以及一群将平凡酝酿成伟大的佼佼者，他们不逊于任何过往时代的英雄，他们是新时代里最可爱、最可敬的人，怀揣着最珍贵、最动人的中国精神。

谨以此书，向所有书中写到的，以及因篇幅限制未曾写到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致敬！上篇隐姓埋名的大国脊梁宋文骢 |五十载春秋风华，二十年丹心铸剑●　一架歼-10历经十八载岁月

世间所有优秀的人，做事时都是充满自信的，可他永远不会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他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暗暗地告诉自己：“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要努力做到更好！”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哪怕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也会面临许多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他人，也来自自己。不是第一，要努力成为第一；成为第一，也要继续努力做到更好。

世界军事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不学习、不进步肯定是行不通的。军队竞争的本质是战斗力竞争，而战斗力归根结底还是学习力的竞争。在这种危机面前，无论职位是什么，学历有多高，不重视学习就一定会落伍。要想在明天依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有用人才，就当把学习力作为自己的稳固靠山。

2006年12月29日，新华社对外宣布：“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歼-10战斗机，已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这对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中国最传奇的武器，歼-10飞机终于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世界各大媒体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成建制装备部队，形成作战能力”这一特别信息。两年后，歼-10战斗机在珠海航展亮相，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多少国外的军事专家慕名而来，目睹歼-10的风采。

至于歼-10到底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以及它对于中国国防事业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恐怕就是这位老人——宋文骢。

宋文骢，1930年3月26日出生于昆明。依山傍水的生长地，赋予了他灵气与智慧，但那时家乡的贫瘠和落后也让他难以忘却。中学时代，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17岁参加革命成为游击队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岁的他成为云南边纵部队的一名侦察员，曾冒着危险传送情报，立下战功。

1954年8月20日，宋文骢跨进了哈军工大门，他的人生就此转折，与飞机设计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走上了飞机设计的岗位。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同志们一道首创了中国飞机设计第一气动布局并在专业组担任组长，开始了对飞机新式气动布局的深入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级发文要研制出一种适合中国空军2000年以后作战环境的歼击机，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代号为“十号工程”。当年，56岁的宋文骢，被正式任命为歼-10飞机总设计师。

从1984年研发歼-10正式立项以来，宋文骢及其他工作人员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研发之初，不少领导都存在争议和怀疑，认为直接购买幻影2000或者苏-27更好，省钱省时省力。可是宋文骢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歼-10和苏-27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对比，最终说服了所有人。

歼-10飞机的研制，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84年确定初步设计方案；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立项；1986年7月宋文骢被任命为飞机总设计师；1987年6月完成飞机初步设计；1998年3月实现首飞；2004年4月完成设计定型，前后共经历了18年漫长的光阴。●　一“拖”二“熬”攻坚克难

在这18年的岁月里，宋文骢作为飞机总设计师，经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这种压力不仅仅是要攻克技术上的难题，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关，就是经费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财政困难，许多军工单位都要“军民结合”，军费和事业费锐减，不少军工系统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歼-10的研制就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借了不少资金，真的是一“拖”二“熬”，才完成了飞机的初步设计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设计研制，原型机横空出世，可在进行发动机地面开车试验时，又遭遇了麻烦。发动机开车是由慢到快逐步加大推力的，在推力达到90%以后，进气口吸力已经非常大，空气形成白色的漩涡被抽进发动机里。这时，意外出现了，发动机的叶片出现了多处损坏。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发动机里面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呢？在开车试验之前，工作人员是反复检查过的。

第一次试验失败后，工作人员仔细排查清洗，可是再次试验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他们层层把关，进行地毯式排查，终于在第三次开车试验时成功了。

首飞不容易，而定型更是一道艰难的关卡，这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必须经历艰难崎岖的过程。歼-10先后尝试了多项风险操作，飞性能、飞操稳、飞颤振、飞火控，是我国军用飞机从未有过的。2003年3月10日，歼-10终于“参军”。

然而，在交付部队使用后，设计定型的任务依旧艰巨。因为，飞机必须再经过一系列的试飞考验。从1998年到2003年这5年的时间里，定型飞机中的30多个高难度、高风险科目，逐一被攻克，歼-10飞机设计定型工作基本完成。●　传奇的人生，不灭的精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的时间不算什么，可对于宋文骢来说，7000个日夜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在飞机设计过程中，他肩负着一份沉重的责任，冒着失败的风险，去探索、应用新技术和新理念；他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从未放弃过专业能力上的积累；在研究生涯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宋文骢是一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但他不可能独自完成整个飞机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宋老具备了极强的协调组织能力，也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量容下新人，扶持新人，帮助他们成长。优秀的品格修养、出色的格局胸怀，铸就了他在团队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宋文骢从事了几十年的飞机研制工作，但由于保密等原因，父母和兄弟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年，弟弟宋文鸿去看望他，无意间看到了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的书籍，回去后就对家人说：“哥哥现在可能改行当牙医了。”当国家对歼-10进行适度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始陆续公开报道宋文骢的事迹，并将其称为“歼-10之父”，这时家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几十年一直在默默地为国家研制战斗机。

2003年，宋文骢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他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推选委员会委员给了他这样的评价：“五十载春秋风华，二十年丹心铸剑，他的心血和灵魂全部默默倾注给了共和国的蓝天卫士，熔做了他的体，化作了它的魂。”

2016年3月22日，宋文骢院士因病去世。

八十年的风雨人生，他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也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崛起腾飞的艰难；五十年来的默默耕耘，他始终保持着稳健和创新的步伐。他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留下的不仅仅是歼-10这样的先进型号，还留下了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那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提炼和提升自己、为社会和国家奋斗、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

宋老故去了，但他的精神始终留存，他怀着千里梦想，仍在路上。南仁东 |铸大国重器，一生为“天眼”燃尽●　“天眼”若有泪，定是为他而流“国家的栋梁，不对，应该是世界的栋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之栋梁，我辈楷模。”“夜空中最亮的星——它是中国心。”“走好，在天堂可以离你想看的星空更近了。”“以后再想起FAST可别忘了他。”“我常常感到愧疚，如果我们不这么‘折腾’他，是不是师兄不会走得这么早？”

“……”

这些缅怀之词，都是献给同一位老人的，他用22年的执着和热情，让中国睁开了领先世界天文学界的“天眼”，而他却永远闭上了双眼。他，就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简称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天眼之父”南仁东。

南仁东于1945年出生，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博士学位。之后，在日本国立天文台任客座教授。1982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1994年开始，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

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他负责编订FAST科学目标，全面指导FAST工程建设，并主持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2016年9月25日，他主持的FAST终于落成启用。然而，就在FAST运行将满一年，第一批成果即将出炉时，72岁的南仁东却于2017年9月15日与世长辞了。这位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天眼”，被尊为“天眼之父”的老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同年11月，中宣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在南仁东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曾经与他共事的同事、采访过他的记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这位战略科学家的突出贡献、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此同时，千万的网友也在各大媒体平台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深切缅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这是南仁东刚刚生病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他的学生兼助理只觉得是句玩笑，不曾想他最后竟然真的悄悄地走了。他还曾与家人说过：“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洒脱的老人独自驾鹤西去，并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这位为科学鞠躬尽瘁的老人，尽管格外低调，却依然不能免除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如果‘天眼’也有眼泪，一定会为您流下感激的泪、思念的泪、期待的泪。”●　用生命最后的22年实现一个梦想

南仁东在其人生最后的22年里，只干了一件事、实现了一个梦想，那就是建成了直径500米、世界最大、最为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用生命铸就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天眼”。“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在FAST落成启用那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来贺信，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为大科学工程发贺信。之后，“中国天眼”作为标志性科技成果，被写入2017年新年贺词，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很多人不知道，关于FAST的一切，最初只是南仁东心中一个朴素的想法。

那是1993年，南仁东参加了日本东京召开的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当时，参会的外国科学家提出，要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稳固西方国家在天文研究领域的霸主地位。这番话刺激并触动了南仁东，他暗下决心，要让中国在宇宙探索中迎头赶上，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研究出中国自己的大射电望远镜。

这是一个多大的挑战呢？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而他要建造的是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难度可想而知。

如此大的射电望远镜，要建在哪儿呢？

南仁东认为，FAST最好建在大山深处的山谷洼地，能有效远离电磁干扰。为了寻找合适的台址，他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花费了12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中国西南的所有大山，踏遍了大山里所有的洼地。在实地勘察了80多个洼地后，最终选择了贵州平塘的大窝凼。

选址的艰辛只是建设FAST坎坷之路的开始，如此庞大的项目，资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FAST立项，南仁东四处“化缘”，无论是什么会、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逢人就介绍大望远镜项目，不厌其烦地把一个概念向不同的人解释无数遍。2007年，南仁东的努力总算有了成效，FAST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太久，2010年，FAST索网的疲劳问题又带来一场风暴。

FAST远观像一口大锅，其实是由4000多块镜片精密拼接成的一个整体反射面，控制镜片的就是兜在镜面下方的钢索网。南仁东和同事们设计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可是，FAST不同于一般的索网，它不但要承受1600吨的重量，还需要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带动镜片灵活移动，精确地追踪天体。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FAST所需要的钢索，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使用寿命，都远超国家工业标准。他们从不同厂家购买了十几种钢索，却都不能满足望远镜的需求，查遍国内外相关的论文资料，即便是最好的实验数据，也只能达到预期要求的一半。

那个时候，台址已经开挖了，设备基础建设迫在眉睫。如果钢索做不出来，整个工程就没有办法继续。那段时间，南仁东焦虑到了极点，每天都在念叨着钢索。几经思虑，南仁东突然意识到，超越性的技术是等不来的，也是买不来的，既然没有现成的，那就自己做吧！

技术攻关战开始了！南仁东带领团队不断地设计方案，咨询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他日夜奋战，每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办法在工艺和材料上找突破口，待在车间一周又一周。历经700多个日夜的煎熬，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他们总算是改进了钢索的制作工艺，成功通过了抗疲劳实验，研制出了满足FAST工程要求的钢索。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给了FAST坚固而灵活的“骨架”；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成功应用到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中，让国家和人民受益匪浅。此时，22年已经过去了，这对南仁东而言，可谓是一场“长征”了。期间的艰辛曲折，唯有经历的人，才会懂得。

在FAST竣工落成的当天，南仁东站在FAST圈梁上，望着“初长成”的大望远镜，憨厚地笑着，欣慰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22年，南仁东从壮年走到暮年，他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的骄傲。“中国天眼”不负众望，截至2018年9月，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44颗新的脉冲星，实现了中国望远镜“零”的突破。●　淡泊名利，只为成就国之重器

2016年9月，就是“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声带。患病之后的他，依然带病工作，虽然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可他还是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落成。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一位研究员，在追忆南仁东时说：“FAST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拼搏。现在，经过20年的努力，FAST终于建成了，成为举世瞩目的工程奇迹。虽然南老师没能等到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那一天、没能等到他应得的荣誉、奖励，但我想他离去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毕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其实，不止一位报告人提到：1994年，年近50岁的南仁东在日本担任客座教授时，待遇比国内高出很多。有人计算过，那时他在国外一天的报酬，相当于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可即便如此，南仁东还是坚持要回国，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名利、财富、荣誉，而是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站起来的脊梁！

多年来，FAST的创新技术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获得了各种奖励。可是，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屈指可数。2017年5月，他获得了“2017年全国创新争先奖章”，那是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个人荣誉了。可即便如此，他却还说，这个荣誉来得太突然、太沉重，自己难负盛名。他认为，这样的奖励不该属于一个人，而应该属于一群人。

南仁东是FAST团队中最勤奋的人，基本没什么节假日，每天都要处理上百封工作邮件。他时常会给同事们算一笔账：“如果因为工作没做好，FAST停一天，就等于国家白扔了12万。”他怀揣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国家的利益。

最理解南仁东的人莫过于他的夫人。南夫人和他一样低调，一直婉拒所有访问。后来，她写给国家天文台台长的一段话，在时代楷模录制现场公开播出，感动了无数人：“我的先生南仁东就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普通一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是这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他，使他点点滴滴平凡的工作和生活折射出不平凡的光辉；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他，养成他淡泊名利、坚持真理、一诺千金、善良勤劳的优秀品格；是无数科学泰斗教育和影响了他，给予他渊博的学识，铸就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

南仁东在仰望星空时，脚步踏得如此踏实；凭借坚定的信念，追逐梦想，心无旁骛。他不为艰辛而止步，不因诱惑而动摇。二十余载“天眼梦”，梦圆了，他却悄然离去，但他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宏伟的“中国天眼”，还有他那宽广的人生格局和坚韧的人生态度。我们相信，南仁东先生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会永远印刻在国人的心中。林俊德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在荒漠戈壁里做惊天大事

林俊德是谁？对于这个名字，大概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觉得陌生。

他是一位将军，一名院士，坚守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的45次核试验任务。他一辈子隐姓埋名，直至离世前几小时的一张照片，才让整个中国知道他、走近他、了解他。

林俊德于1938年3月13日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山村，那里既偏僻又贫穷，读完小学之后，林俊德就被迫辍学了。后来，依靠政府的资助，他读完了中学，并在1955年考入浙江大学。在大学的五年里，他所有的学费都是靠政府的助学金支付的。1960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林俊德被分到国防科委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一生。

国防科学工作要求严格保密，林俊德跟千千万万国防科学工作者一样，默默地奉献着。他们不可能出现在荧幕上，去享受瞩目的荣光；他们也不能出现在报纸上，让人知晓自己的名字；他们甚至在父母妻儿面前，也要保密自己的工作内容。灯红酒绿的世界，离他们甚远；富贵显赫的荣耀，也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一生，大都在荒漠戈壁中度过，默默无闻。只有在他们去世之后，那些动人的事迹才会被我们这些被他们保护着的人知晓。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引爆了原子弹。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为了搜寻记录爆炸数据的设备，在蘑菇云还没有散去时，穿着防护服的科技人员就已经冲进了烟云中，而林俊德就在其中。那一年的他，只有26岁。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科研数据，年轻的林俊德没有畏惧核辐射。当时，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进行严密封锁和打压，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些获取爆炸数据的设备中，有一个设备竟然是林俊德用不起眼的闹钟和自行车轮胎制成的。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一时间，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格外激动，他立刻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十分欣喜，但严谨的作风促使他冷静地追问：“如何证明是核爆成功？”这时，浑身沾满尘土的林俊德拿着数据匆匆赶到，张爱萍将军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冲击波的数据已经拿到，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我们的核试验终于成功了！重新站立起来的中国，从此拥有了能够与西方抗衡的战略武器。

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1967年6月17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7时整，一架载着氢弹的飞机起飞，向核试验场区方向飞去。7时58分40秒，投弹。因投弹时技术人员漏掉一个操作动作，忘记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未投下。时间接近8时20分，再次投弹。氢弹脱钩后，降落伞按程序正常开伞，8时20分，氢弹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核试验爆炸现场做采集工作，那时，29岁的林俊德带领小组在爆心附近，步行了几十公里，圆满地完成了核试验爆炸数据的采集任务。

当西方国家从大气层核试验转向地下核试验后，对外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与封锁。面对这样的形势，林俊德和战友们默默坚守在荒漠，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研制出了一系列的装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核爆炸冲击波机测体系。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这也是林俊德参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2001年，林俊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位院士生命的最后时刻

悭吝的时间，不肯给这位可敬的科学家临终的从容。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

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伟大的院士从确诊到死亡，只有短短27天的时间。然而，躺在病床上的林老却早有了“危机意识”，他担心自己的生命所剩不多，而科研资料还尚未整理，就一再要求医生和家属把他的办公桌搬到病房里，他说：“我要工作，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可是，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人敢答应他的要求。

5月30日下午，基地的领导来看望林俊德，林老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不再做治疗，二是把自己的办公桌搬进来。基地领导含泪同意了林老的请求。5月31日，林俊德病情再度恶化，但他9次要求、请求甚至哀求医生让他下床工作。

学生和护士一起把林老扶到电脑旁坐下，他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你们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工作。”他带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十几根管子，对着笔记本电脑，缓慢地移动着鼠标。他的电脑里，有关系着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它们藏在几万个文件夹中；他的电脑里，还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就要答辩了……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要尽快去做这些重要的事，他放弃用手术延长生命，选择与死神争分夺秒。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上午10点，林老终于把自己的科研资料整理好，然后颤抖着对女儿说：“C盘我弄完了。”他的手不停地颤抖，视力也开始模糊，他几次向女儿要眼镜，女儿告知眼镜戴着呢！身边的人捂着嘴哭泣，生怕林老听到。

20时15分，这位让罗布泊发出45次巨大轰响的将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有计安家国，无心许禄田

林俊德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林老一生淡泊，直到去世，依然是没有任何“兼职”的院士。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对家庭的亏欠。在弥留之际，妻子黄建琴握着他的手，伏在耳边轻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相伴45年，黄建琴说：“他去世前住院那一阵子，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林老留给子女的话也很简单，只有短短的五个字：“照顾……好……你妈……”

其实，从得知自己患癌的那天起，林俊德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临终清单：

1.计算机、保密柜清理

2. ……技术（国家机密）

3.家人留言

4.（空）

5.马兰物品清理（宿舍、办公室）

然而，死神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临终前，他用虚弱的话语再三嘱咐：“死后将我埋在马兰。”马兰，就是中国核试验基地，是他奋斗了一生的地方，是他永远的“家”。

林俊德生前几十年，一直住在部队的一所简陋房子中，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一个搞科学试验自制的小工具箱，里面装满了他磨制的各种小工具。林老去世后，国家分给黄建琴一套房子，以及10万元的慰问金。黄建琴把10万元全部上交，作为林俊德最后的党费。她把老伴的骨灰放在家里一年后才放回马兰，说要让老伴儿看看这新房，他一辈子也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林俊德一生隐姓埋名，没有豪言壮语，留给后辈晚生的只有两句话：“搞科学就是搞创造，就是实事求是讲实效，为国家负责。”多么朴实的话语，又是多么中肯的箴言。

2013年2月19日，林俊德荣获“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荣誉称号，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郭永怀 |永怀精神，永放光芒●　“价值十个师”的科学家

1950年6月的一天，一位中国年轻人造访了时任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这让金贝尔感到有些慌乱。这个年轻人一离开，金贝尔就立刻给美国司法部打了电话，他说：“决不能放走这个中国人，他知道得太多了！我宁愿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因为无论他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抵得上五个师”，获得这等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钱学森。然而，钱学森却很谦虚地推崇另一个人：“如果我的价值能够抵得上五个师，那么有一个人的价值至少要达到十个师。”是谁得到了钱学森如此高的赞誉和评价呢？他就是郭永怀，是我国唯一一位在原子弹、氢弹和卫星领域都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市的一个农村家庭。他自幼聪颖，10岁在本家叔叔创办的学堂里读书；1926年，17岁的郭永怀考入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当地第一个公费中学生。1929年，他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两年后直接转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开始了本科学习。之后，他被导师推荐到北京大学光学专家饶敏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在导师的精心引导下，他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参考者有3000多人，而力学专业只招收一人。结果，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均以五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40年，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1941年，郭永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与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

194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了航空研究院，郭永怀受聘任教。1946年到1956年这10年期间，郭永怀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震惊世界。

郭永怀从事的是科研工作，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机密资料，而且他和钱学森一样，都是美国不想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为此，美方就要求他填写一张调查表，其中有两项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郭永怀的回答是：“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去报效祖国。如果发生战争，不愿为美国服兵役。”就这样，他失去了涉密资格，也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　一波三折的回国之路

身在异国的郭永怀，没有一刻不在关注祖国的发展。那时，他和钱学森都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员。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原子弹，中国将永远无法在美苏面前抬起头来，经济再繁荣，到头来也是一场空。

当时，被美国监视拘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可以回国了。临行之前，他还不忘与郭永怀约定：一年后在大陆共同为祖国的崛起效力。

钱学森回国后，郭永怀更坐不住了，他每天都在思索回国的事。当时，不少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多好，将来孩子也能在美国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惦记着贫穷的祖国呢？劝的人越多，郭永怀越是气愤：“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美国自然不愿意放郭永怀回国，那将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阻挠，向来沉默的郭永怀，在西尔斯院长举行的欢送烧烤晚宴上，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数据手稿，全部扔进了炭火堆！那些资料都是最核心的研究成果，妻子李佩看到这一幕时也是惊呆了，为此深感惋惜：“何必要烧掉呢？回国还有用呢！”郭永怀却说：“这些东西烧了无所谓，省得他们再阻挠我回国，反正这些早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1956年9月，郭永怀夫妇终于拿到了回国的邮轮票。上船之前，一群穿着制服的美国人大肆搜查同船的物理学家张文裕的行李，拿走了很多东西。为此，轮船延迟起航近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妻子李佩才明白，丈夫焚烧手稿的用意何在。●　“两弹一星”的元勋

到北京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周总理对郭永怀说：“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尽管提。”郭永怀说：“我和学森等同志相比，已经回来晚了，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1956年到1966年，是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担任所长，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力学研究所很快发展起来。

1956年6月，苏联突然单方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技术支持。这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特意找到郭永怀，两人足足交谈了三个小时。

就是这一次拜访，把郭永怀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之后，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带领由105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特殊队伍，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他与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三人，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核武器研究基地在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温度-40℃，实验现场寸草不生。由于缺氧和物资匮乏，当时不少研究人员都因为营养不良出现了高原浮肿，50岁的郭永怀也是满头白发，苍老无比。

为了获得满意的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亲自到帐篷里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他还提出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全体工作人员望着升起的蘑菇云沸腾时，郭永怀却因过度疲劳，晕倒在实验现场。●　用生命保护绝密数据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遗憾的是，郭永怀却没有机会见证这一幕了。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正在接见外宾。就在这时，一位秘书慌张地进来，在总理耳边轻声告知，首都机场的一架飞机在着陆时失事，郭永怀就在那架飞机上。周总理听到“郭永怀”的名字后，当场失声痛哭。

1968年12月4日，在苍茫寂寥的青海基地，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迫切地想把这个最新得到的数据带回去，就争分夺秒地找人联系飞机。同事们劝他为了安全明天再走，郭永怀却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

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夜色中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就在离地面400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坠毁在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整个过程只有10秒钟，让人猝不及防。

当人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费力地把他们的遗体分开后，中间掉出了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它竟然完好无损。

飞机上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猛烈晃动时，他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就失去了意识。谁也无法想象，只有10秒钟的时间，郭永怀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1999年，郭永怀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他横跨了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是迄今为止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奖章的科学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都应该记住，用生命保护绝密数据的郭永怀，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不朽的学术成就，更是值得永远珍藏的精神财富。高伯龙 |旋转人生，为高新武器定位●　逆境中仍思科学强国

2014年，央视新闻节目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团队时，画面中出现了一位86岁的老人在电脑前工作的情景，令观众们感慨又惊叹。那位老人，就是我国第一代“陀螺人”中的先锋——高伯龙。

1928年6月29日，高伯龙出生在广西南宁。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他跟随母亲在老家岑溪居住，此后就跟随父亲辗转各地，就读过多所小学，也曾休学在家自修。他两次跳级，小学毕业时只有10岁半，但因父母忙于工作，而居住地信息又比较闭塞，竟错过了报考中学的时间。1940年，他考入桂林汉民中学。

1944年，高伯龙刚刚进入高二年级不久，日军进犯广西。战火中断了他的学业，在国难当头之际，16岁的高伯龙决定投笔从戎，抗击日寇。他和一起报名从军的同学徒步前往四川入营。然而，他所在的青年军大部分都没有赴前线作战，从戎抗敌的愿望破灭了。这个时候，他的志向也发生了改变，决意要朝着科学强国的方向发展。

抗战胜利后，高伯龙重返校园，他在上海中学学习了一年后，就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高伯龙希望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这是他擅长且热爱的方向，但最终他却被分到了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4年，他被哈军工选调到该校物理教授会担任物理教学工作。

由于工作出色，高伯龙很快就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被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工作后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只有多读书、钻研学问，多做实际研究工作，才能报效国家。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那个年代吃了不少苦头，可即使身处逆境，他依然未曾泯灭科学强国的志向，始终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他日益深厚的理论物理造诣，为其在激光陀螺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清除成功路上的障碍

20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第一台氦氖红光激光器，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都开始关注并研究如何把激光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并纷纷开始进行“环形激光器”的研制工作。

1971年，高伯龙接受了钱学森的建议，调任由钱学森倡导成立的国防科技大学激光研究实验室。自此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了全国激光陀螺研制最为艰辛的20年。高伯龙率领团队从零开始，从基本原理的研究、主攻方向的确定，再到一项项工艺技术的突破，从艰难险阻中开辟了一条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道路。

激光陀螺，也被称为环形激光器，利用物体在惯性空间转动时正反两束光随转动而产生频率差的效应，来感测其相对于惯性空间的角速度或转角。如果配合加速度计，它能够感知物体在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对航空、航天、航海，尤其是军事领域有非同寻常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有一些科研单位也进行过这项研究，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弃。

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在创业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就连铁架子、点焊机等最基本的器材，都要靠自己动手制作，而且团队中的不少成员，完全不知道制作激光器需要哪些材料。可是，再难也要往前走，没有实验场所就把废弃的食堂改造一下，没有软件就自己动手编程，经费不足就用废弃的材料自己制造设备。

激光陀螺是一个多项复杂技术的集合体，每个环节都要求精细化操作，因而困难源源不断地袭来：超抛加工、超抛检测、化学清洗……这些问题都在等着他们解决。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全力奋战，他们终于把通往成功路上的障碍逐一清除了。高伯龙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次”。●　一束至纯至强之光

碍于工作性质和保密等原因，高伯龙虽参与激光陀螺研制数十年，但公开发表的论文只有30多篇，可每一篇文章都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他从来都不做空泛的理论研究。这种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他在衡量评价博士生、硕士生的学术水平时，都以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他交给学生的课题，全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攻关课题，甚至是研制国外禁运的先进仪器设备，难度可想而知。现如今，他的很多弟子都已经成为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研制领域中的新先锋和新骨干。

1975年，高伯龙在突破了四频差动陀螺若干关键理论问题后，将研究心得整理成十几万字的《环形激光讲义》在全国公开发行，在这本册子里，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向全国同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1995年，高伯龙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访问，回顾从理论物理研究转向激光陀螺研究的历程，他这样说道：“理论物理知识是在大学里形成的。毕业后很多人劝我改一改研究方向，但我没有改。可以说在痛苦中坚持了20年。”他又说：“明明你生活在高山上，你却不想爬山而想学游泳，这必然引起主观跟客观的矛盾。一个人的志愿应该跟客观实际相符合，应该符合国家的需要，既然已经给我分到这个地方来了，需要我干这个工作，如果自己还想着另外一种工作，这就是苦恼的根源。”

1997年，高伯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激光陀螺的逐渐成熟，高伯龙又把科学探索的触角伸向了激光陀螺的重要应用领域——惯导系统的研究。他带领并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在2010年研制成功一套双轴旋转式惯导系统，有效地解决了激光陀螺因漂移误差而影响系统精度的问题。

2017年12月6日，犹如一束绚丽的激光划过长空，搞了一辈子激光的高院士，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9岁。

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是的，斯人远去，风骨长存。高伯龙院士静静地走了，可他的精神品质和信仰，却化作了一束至纯至强的光，照亮着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为后人前进的道路指引方向。李小文 |过简朴的日子，搞顶尖的科研●　朴素的“布鞋院士”

2014年4月21日，网络上有一张照片火速蹿红：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蓄着胡须，穿着一身黑衣，蹬着一双黑布鞋，不经意地跷起二郎腿，露出没有穿袜子的脚面……乍一看，不少人都在纳闷：这不是一个乡村老人吗？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上做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小文！此外，他还是国内遥感领域泰斗级专家！看完下面这组数据后，许多(1)人都呆若木鸡：他有38篇研究论文被SCI 引用557次；他的硕士论文被美国权威著作收入；他在1985发表的论文被SCI引用113次！这意味着什么呢？只有教科书式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有这样的引用数(2)据，而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还参与了NASA的研究项目，可谓是中国的骄傲。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术泰斗，却很谦虚地说：“我从来没有用功念过书，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从来没有多高的觉悟和志向。”在当下的浮躁喧嚣中，这个只穿着布衣布鞋、本色随性的李院士，因那张“特别”的照片而被人们知晓。面对媒体的采访要求，他只是简单地回应：“感谢网友，希望冷一冷。”

生活中的李小文，平日里一直都是照片中的样子：黑布鞋、坎肩、衬衫、小布兜、不穿袜子，他从来不会为了一个特别的场合，去穿一件特别的衣服。在生活方面，他始终信奉一句格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尽最大努力减去修饰，除去冗繁，褪去光环。

院士的身份和荣誉并没有让他改变什么，他把自己的奖金拿出120万捐赠给母校。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他对学生温柔和蔼，总是平等地与学生探讨问题，尊重学生发表的意见。见到学生报告中有错误，他会先报以微笑，再用婉转的方式表达，从不让人尴尬和难堪。朴素的李院士执着于讲台，诲人不倦。他培养了16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定量遥感领域的领军人物。

(1)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之一。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传奇的“遥感泰斗”

李小文院士在生活上的简朴作风，以及在诲人方面的和蔼谦卑，值得我们深深地尊敬。然而，我们要知道，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院士，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947年3月2日，李小文在四川省自贡市出生；1968年，他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二部（遥感所前身）攻读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留学，1981年获地理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和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看到这里，不少人都感叹：这俨然就是一个学霸的传奇历程。

1986年，李小文回到祖国，担任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图像处理室主任、中科院遥感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1999年后一直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创建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得一身本领的李小文，回国后开始了他科研报国的道路。遥感测绘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之一，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民用领域，都有不可估量的前景。西方先进国家对此技术，一直都是严密封锁的。回国后的他，潜心钻研遥感测绘技术的突破，带领团队成功攻克定量遥感研究的难题，让我国在多角度遥感领域成功迈入国际一流的队列中，而他也创建了“Li-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NASA基础研究项目，他的硕士论文还入选了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卫星遥感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泰斗。

很多人说，如果没有李院士，中国的遥感卫星事业将要推迟很多年。而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对他的评价，更能凸显他的贡献：“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大师陨落，风骨长存

到了60岁之际，李小文还有两个愿望：一是做“大数据时代的大地图”研究，二是好好编写一本教材。可是，还没来得及去实现，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李院士接连承担两个大的国家项目，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他，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人不敢相信，竟然是营养不良。面对死亡，这位老人依然是那样地随性从容，谈及此生，他笑着说：“今生已经如此灿烂，来世只会更加艳丽。”

2015年1月9日上午，他在家中晕倒；当天下午，他就开始吐血，医生诊断是门脉高压，由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当天下午6点，他的病情开始恶化……2015年1月10日，李小文院士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一代遥感大师就此陨落，享年68岁。

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立下遗嘱：不使用急救措施强行延续生命，不浪费国家的资源，不拖累别人，不让自己受太多苦。就如他自己所言，这一生他从来没有刻意地争取什么，只是花费一生的时间在做一个“差不多就行”的自己，喜欢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喜欢做研究就潜心去做，没有想太多。

李院士用一生的言行维护了本色随性的风骨，纵然大师陨落，可风骨却会长存。他的人格、品行、做事态度，对于后辈晚生的影响，比他在遥感领域做出的贡献更加难能可贵。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铭记。黄旭华 |以身许国，甘愿赫赫“无名”●　学医救人，科技救国

2017年，央视新闻联播播报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新闻，一位老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就坐在习总书记的身边。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看到老人家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习总书记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到自己身边，老人执意推辞，总书记一再邀请，他终于在总书记身边坐下。

这位老人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他却一点都不平凡，他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我们都知道，军事力量永远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资本。现如今，我国的军事力量突飞猛进，而在这飞速发展的背后，有一批科学家在默默地为国家负重前行，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真正把自己和人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人。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乡医之家。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儿时的他希望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无奈，年少时的他恰好赶上了战火年代，求学生涯辗转多地，一点也不安稳。这样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唯有科技才能强国，才能让国家和人民免受战火之灾。

1945年，黄旭华被保送到当时的中央大学航空系，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开始追寻“造船造舰”抵抗外侮的报国之梦。从上海交大造船系毕业后，他就开启了与核潜艇一生的缘分。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第一次试航，这种新型武器的巨大能量，完全超出了人们当时的想象。四年后，我国也开始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黄旭华被选中参加研究。

19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核潜艇，也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在中央组建的29人造船技术研究室，黄旭华和同事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中间加一个反应堆。在后来的实践中，黄旭华才渐渐明白，造核潜艇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那时的祖国，无论是物质还是知识，都可谓是一穷二白。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般地搜集有关核潜艇的碎片信息。后来，有人从国外带回来两个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在拆解这两个玩具时，竟然意外地发现，这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大致是一样的！

这给黄旭华及团队带来了启发和动力，他们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为了保证计算的精确性，研发人员分组来计算，一旦出现不同的结果，就会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核潜艇上的设备、管线数以万计，黄旭华要求每一个都得过秤，几年来每次称重都是“斤斤计较”。最终，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毫无二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从1965年“09”计划正式立项，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我国就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　生命与核潜艇融为一体

核潜艇造出来了，可黄旭华的脚步却没有停下。随后的几年里，他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深潜试验，因为深潜才有战斗力！

现如今，搜索核潜艇的手段很多：布满太空的间谍卫星，时刻都在窥探着大洋，核潜艇的红外信号、尾迹信号，乃至微弱的电场和磁场信号特征等，都会暴露水下核潜艇的踪迹。唯有大洋深处的海沟，才是核潜艇最有效的安全屏障；唯有深潜，才有隐蔽性、安全性、突然性，才能防不胜防、一击制敌，让侵略者不敢进行战争冒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300米是当时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深度大概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那么，来犯者能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否则就无法发现、锁定和攻击目标。

然而，深潜试验是极具危险性的。黄旭华这样解释道：“艇上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下数百米后，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与此同时，他又表示，“我对深潜很有信心，将与大家一起下水！”

1988年，中国核潜艇第一次进行深潜试验。当时的黄旭华已过花甲之年，他跟潜艇官兵们一同下潜。深海寂静无比，巨大的水压压迫舰艇发出阵阵声响，现场所有人都很紧张，深深地屏住了呼吸。1小时，2小时，3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潜艇到了水下极限深度，完成了4小时的深潜试验……试验成功了！黄旭华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后来，当黄旭华向记者讲述“深潜”这段往事时，他把自己的人生都归结到上述的那首诗里：“我的人生都概括在那首诗的两个字里了，一个是‘痴’，一个是‘乐’。六十年‘痴’迷核潜艇，再艰难困苦也‘乐’在其中，所以能百折不回。”

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给后辈晚生们做“场外指导”。

工作已经成了黄旭华的一种习惯，哪怕是已经过了耄耋之年，他依然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整理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对他来说，这是一辈子的财富，他要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好，一代代地传下去。他说：“我割舍不下这项事业，我的生命早已经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　当无名英雄只是小事

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的工作时，领导给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说：“我能承受。在大学时我经受过地下组织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的锻炼和考验，相比之下，隐姓埋名算什么。”在领受研制核潜艇的使命后，他就奉命进京了。家人只知道他是去出差，却没想到自那以后，他竟然神秘地“失踪”了。虽有信件寄回来，可家人却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这一别，就是30年。父亲临终前，也没有见到黄旭华的身影，他被家人误会成不孝，家人慢慢和他断了联系。当时的心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他依然坚信，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黄旭华隐秘30年的生活，才逐渐显露于世。上海《文汇月刊》刊登了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把报刊寄给了广东老家的母亲。母亲看过文章后，才知道儿子这些年的去向，30年没回老家的“不孝子”，终于令母亲自豪了！她反复阅读了几遍，之后含泪对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待黄旭华回老家探亲时，95岁的母亲与他对视，却无语凝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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