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智慧(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语堂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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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智慧(上册)试读：

前言

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了，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我在曼哈顿生活了将近十年，而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纽约的书，关于那座神秘莫测的昏暗城市的书；我甚至也不敢冒昧写一本关于八十四街的书，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不过，我刚刚完成了美国写作的精神之旅，写一写这方面的事情似乎轻而易举。也许我从未给自己放过如此野性的假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地花时间欣赏美国精神领域中所有激励人心的景致，而无须考虑明天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以前做过许多短途旅行，非常熟悉这类景观。而当这些景观近在咫尺供我悠闲欣赏时，我的喜悦无以复加——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广袤草原、爱默生（Emerson）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梭罗（Thoreau）的花岗岩独石柱、爱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黑暗山洞、桑塔雅那（Santayana）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城市，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会笑的山谷，林肯（Lincoln）令人敬畏的石雕穹顶，杰弗逊（Jefferson）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

从这次壮观的旅行归来之后，我把旅行的感受一一记录在这本书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所看、所爱、所想、所失。旅途中，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如任何个人观点一样，自己的看法属于一家之言，有局限性。让我感兴趣的是去了解美国人的生活观，美国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如何绞尽脑汁试图回答有关上帝、生命、不朽，以及人生的陷阱、争斗、快乐等诸多问题。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人世间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是关于上帝、宗教、家庭、婚姻、生命、死亡、幸福的强烈信念和基本看法。”因而，我孜孜以求的是美国人的生存智慧。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永远不会融为一体；美国是一个多变的社会。然而，无论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多么大的局限性，一幅美国智慧的全景图都可以绘制出来。

缺乏生活哲学的社会令人恐惧。据我了解，这一信念如今完全处于一种混乱不堪、无可救药的状态。倘若我们对于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这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至少可以评价一下洞察力极强的美国头号智者对此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困惑和信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力，牢牢地把握着影响我们行为和生存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的根基，那些真实存在却无法看到的根基。为了恢复某些信念，必须求助于那些逝者、那些真实地看待生活的人们，去寻求美国哲人的那种平静、均衡的思辨品质，他们以某种秩序井然的和谐方式诠释着人类的内心和外在生活——那一定是这一探究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民族的重要思想都应该致力于追求这一泾渭分明的关系。

谢天谢地，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不是绝对主义者。我们不会知晓所有真理，我们只是在努力地理清我们的思绪。假如一位智者对真理的三次猜想中有一次是成立的，假如他像霍姆斯法官一样，对某一普遍原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得出一个并不完美但勉强可行的生活公式，那么，这位智者就会心满意足。也许，比知晓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削弱我们的一些自鸣得意的信仰和完美无瑕的观念，这些信仰和观念无疑标志着任何一种思辨生活的开端。一个人借助智者的智慧，彻底消除自己某些粗俗的自满情绪，只有如此，他才能开始思考。人性不断地变得昏沉、不断地受到鞭策，以及不断地清醒过来。每一代人的思考过程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们都在预言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预言，而是因为我们既已生于此世，就不得不穿越六七十年的生命轨迹，因而就必定要预测这样那样的信念。

然而，总有一些人的预言比其他人准确。我们大都认为，像爱默生、富兰克林、桑塔雅那等伟大的思想家无非就是一些相对优秀的预言家。生活的旅途是漫长的，我们都行在其中，每位旅客都在尽力预测最终的目的地——所谓的“生命的终点”。地平线上弥漫一片无法穿越的迷雾，在不同的港口，我们让一些乘客下船，催促他们回来告诉我们有关港口的情形，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计划未来的征程，有几位乘客答应了，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返回。于是，就像桑塔雅那笔下的“圣·克利斯朵夫号”轮船一样——那是以圣·彼得为船长，朝麦克诺波利斯进发，试图找到蓝色天堂的一艘轮船——我们继续乘风破浪。“鼓足勇气”是哲学家们此时能够留给我们的唯一哲言，而其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担心目的地港湾，而是享受旅途的快乐，我们可能长时间地自由自在地行进于这一旅途中，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的旅途变得乐趣无穷。“让我们为航行而航行！”一些真正的水手喊道。至于寻找蓝色天堂，“嗨，它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桑塔雅那如是说。

我提醒自己，在美国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诞生了一些很生动的思想和作品。美国有头脑的人们曾经走过这段旅程，曾经一次次探索生命的许多美丽与可能。无论他们多么伟大，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存问题。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关于宗教、哲学、衰老和死亡的愉快的书信往来如今看来令人耳目一新。美国民族拥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先人，他们崇拜自己的先人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很遗憾，他们并不崇拜先人。了解一个人拥有出色的先人，这是一种有助于积聚力量和自豪感的模糊意识。美国民族还很年轻，但是他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仍然令人钦佩。我不是指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和与墨西哥人打仗；我的意思是，美国涌现了一批令人钦佩的人，他们果敢、坚强、乐观。一些现代人倾心研究他们内心并由此敬重他们。

谁是美国伟大的先人？什么是美国精神？一个民族拥有许许多多的先人，一些令人称赞，一些令人汗颜。一个人拥有一个做海盗船长的曾祖父、一个卖弄学问的祖母、一个苏格兰曾祖母，那么，他就是个混血儿。船长热爱冒险，苏格兰人处世谨慎，二者结合可谓相得益彰。即使杰弗逊也承认：“至于商业，的确，我们有强烈的预感。”爱默生谈及找见“尼罗河的源头”，发现“个人的无限范围”；马克·吐温（Mark Twain）想到金钱；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嘲笑声名；霍桑（Hawthorne）冥思苦想；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建议人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亲吻”，从而建立模糊性征的民主。可是，富兰克林说教起来仿佛美国的孔子，具有良好的理性意识，闪烁着智慧和想象力；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漫谈风格宛如美国的蒙田（Montaigne）。

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再发现。一个人需要的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记忆。有时，当年高德劭的人先于我们思考时，我们静静地坐着，认真地聆听就足够了。曾经领悟的真理不断地被遗忘，可谓是人类思维的魔力；人类思想的历史正是这些“遗忘—记忆—再遗忘”的过程。雄鸡尚未啼叫三遍，我们已多次背弃真理。

有一点不言而喻。在写这本关于美国智慧的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一些博学之士的出版文选，也搜集了许多信件和日记。我坚定地摒弃了正统哲学。我认为，本书包含的思想应当是民间的而不是正统的，清楚地表述出来的而不是有争议的，未定型可以改变的但却是自发的温情的，它传达了一种忍耐、刚强、十分个性化的气质。宇宙和生命激发了这些作家的灵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激起共鸣，于是产生了某些思想，我就立刻把它们记录在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可能是远见卓识，简单明了，而当上述作家开始向公众提出一个观点并深陷其中时，他们表现的并非这类思想。在收集这些自发产生的思想时，我就像一名聆听演讲的观众，主要关注的并非演讲的层次结构，而是试图捕捉演讲者稍纵即逝的微笑和没有充分显露的情感，尤其是演讲者放下讲稿，突然即兴发挥而左右逢源的精彩片段。我喜欢看见一名演讲者丢掉讲稿的情形，我喜欢偶然听到——只要可能——演讲者与主持人的窃窃私语。

就我而言，我只能承诺态度真诚而并非郑重其事，尽我所能地做到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爱默生曾经说到，写作者“投身于广袤的时空，修建通往混沌世界和茫茫黑夜的大道，他的身后是那些带着野性的、创造性的快乐心情聆听他讲道的人们”。但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少得到类似的宽慰。常常，我觉得自己倒像爱默生夫人一样，对厨房里的女佣发出一道新的指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扔一块石头，然后就跑开。

再多说一句，当谈论中国思想和美国思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分担着现代人的诸多问题，分享着发现的快乐。我只要讲“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东方文化底蕴，可由于本书谈的是美国智慧，我不能倾向于运用中国式的写作手法。我确信，我的所有观点、我所阅读的中国书籍以及从中汲取的营养，将以本书的重点内容和中心话题的方式一一反映出来。中国人一直热衷于（也可以说感动于）某些事情，尤其是日常生活问题。你不能要求他们不做什么，但我认为，那也就是他们的全部优点了。当克利斯朵夫·毛利（Christopher Morley）谈论“最后一支雪茄”的时候，当戴维·格雷森（David Grayson）谈论多福饼的黏着力，谈论其味浓、棕色、撒一点白糖就可享用的时候，抑或谈论又宽又厚、金黄色的南瓜饼烘烤于棕色的陶盘，同时大喊道：“多棒的馅饼！”每当此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促进民族团结的并非信仰、希望和慈善事业，而是多福饼、热松饼和南瓜饼，这是比目前联合国还更加真实的团结。

最后，我必须感谢老理查德·J.沃什（Richard J.Walsh，Sr.）先生，他在本书付梓之前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我也要感谢安·J.史密斯（Anne J.Smith）女士，她在美国为我提供了不少我需要的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

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范围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不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这是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跷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擘，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到，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Day）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最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最睿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最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亲爱的朋友，您也许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约里磨坊参加欢乐聚会时愉快地度过的那一天。公园里风光秀丽，参与者风雅得体。我们俩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会儿，而其他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蜉蝣的尸体，那是一种两翼昆虫，据说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好几代生死变化。这一次，在一片树叶上我偶然发现一群活着的蜉蝣，它们好像正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动物的语言。我大量地研究它们，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励下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怀着好奇心，想听一听这些小生命的对话。但是它们以其独有的种族活力，三四个同时讲话，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也能听出一些内容，原来它们正在热烈地争论两个外族音乐家谁更优秀，一个是蚋，另外一个是蚊。它们全神贯注地争论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好像有把握活到一个月似的。它们真是无忧无虑，我这样想到；统治它们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温和的，没有牢骚、没有争斗，所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比较外族音乐家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到一只花白头发的老年蜉蝣独自待在另外一片树叶上，正在自言自语。它的独白让我兴致勃勃，于是我把它记录下来，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和谐和满足。老蜉蝣说：“在我们的种族中，学识渊博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约里磨坊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我们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八小时，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太阳给天地万物带来生命，可是在运行过程中，它已经明显地向我们地球尽头的海洋倾斜过去。最终它会走完全程，消失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我们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严寒，于是，一切都将死亡、毁灭。在这一行程中，我已经生活了七小时，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这是一段了不起的时期。我们的种族中有几位能如此长寿！我经历了好几代蜉蝣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现在的朋友是我年轻时朋友的子孙，而我原来的朋友，唉，都早已离开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随之而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说我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钟了。那么，我在这片树叶上辛苦劳作采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这是何苦呢！为了这片灌丛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参与了一次次政治斗争，为了我们种族的普遍利益我从事哲学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又有何用？我们现在的蜉蝣种族将在几分钟内腐败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种族一样，最终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学上，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微不足道！呜呼，哲理无边，生命苦短！朋友们总是安慰我，说我已功成名就，身后留芳；说我品德高尚，一生荣耀。可是，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假如宇宙万物乃至我们的整个约里磨坊天数已尽、行将毁灭，对于十八小时的历史应该作何评论呢？”对于我来说，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后，我依然能够享受的真正快乐唯有对如何不虚掷漫长生命的思考，几只优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还有布里昂夫人那永远亲切的笑容和话语……［《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

蜉蝣（Fu yu），其寿命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曾提到过这种昆虫。庄子经常利用鸟兽中的庞然大物和微小生物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相对性。他曾经通过自己写的故事“蜗牛角上的战争”试图向世人证明战争是无济于事的。

魏王，就像现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陷入了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境地：敌人撕毁了和平协议，他想复仇。一位将军建议刺杀撕毁协议的人，另外一位大臣建议带兵攻打敌国，还有一位大臣为耗费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将要遭到毁坏而感到痛心。准备战争和不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都欠考虑，魏王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愿意讲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现代人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一个道教徒（戴晋人）觐见魏王，告诉他在道家学说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魏王向他讨教其中缘由。

戴晋人问魏王：“您听说过一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听说过。”“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王国，叫做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也有一个王国，叫做蛮氏。两个王国为争夺土地连年战乱，每次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唉，”魏王说，“你在给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吗？”“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请问，您认为宇宙空间有止境吗？”“没有止境。”魏王回答。“那么，假如您展开想象力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是不是觉得您的王国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呢？”“是这样。”魏王回答。“那么，”道教徒说，“在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认为，魏王和蛮氏国王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魏王说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

二、哲学家眼里的盲人的探路棒

这是乔治·桑塔雅那从哈佛退休回到欧洲之后发表的关于哲学发展的独白。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如此肺腑之言，我们表示感激，只希望这类话语更多地具有同样的爽直魅力、同样的诙谐灵气，以便了解其真正内涵。“我们就好像一群孩子在玩弄盲人的探路棒……兴奋异常却不知身居何处。”对于最近三百年以来的现代主观哲学来说，在哲学探索的乐趣方面，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描述！“极其傲慢的费希特（Fichte）和尼采（Nietzsche）在才思枯竭、轻率多变的贝克莱（Berkeley）和休谟（Hume）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这的确是一幅好景致：众神看见其中的一个大学肄业生把物质从宇宙中驱散，而另外一个肄业生却驱散了精神。”考虑到现代哲学普遍关注对于自我意识的科学审视，桑塔雅那对其要点所作的概述既公正又精确，如今所有学习哲学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毋庸置疑，现代哲学抨击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了解现实的问题。进行了三百年这样的探索，唯一的结论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对事物本身无能为力。穿越现代知识漫长昏暗的走廊，人们听见了这些哲学家们恐怖的叫喊声——“我在哪里？”“我还存在吗？”“我是真实的吗？”“我如何知晓自己的存在？”这些叫喊声充满了叠加的愤怒，回响在涂满灰泥的走廊，人们仿佛这才意识到，唯一真实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现代哲学家中有两个人看起来对这一现状很不满意。尽管他们承认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令人兴奋，而当他们对此提出异议并称这一游戏有点不公平——对他们自己不公平、对现实世界不公平、对人类生存不公平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依然妙语连珠。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红头发的脑袋里面闪烁着爱尔兰人的灵气；另外一位是乔治·桑塔雅那，像美国人一样优秀，却具有欧洲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的背景。他们两位悄悄地举起他们的哲学眼镜，偷窥外面的日光、树木和小鸟。他们举起眼镜的习惯备受非议；除非所有人都玩起同样的游戏，都假装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才能消除自己的错觉。人们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威廉·詹姆斯，他被描述为“对哲学的突然造访”，即哲学并非他的研究领域。我愿意赞成这种说法。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是为了生计，偶然从事了教授哲学的职业。晚年时，他已经非常厌烦这一职业。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对着数百本哲学和心理学书籍，一直来回地踱步，并透过钥匙孔窥视阳光普照的外部世界。他听到一个内心平静的声音：“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满足了我的多种需求。”这两位哲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人们不能就此责怪詹姆斯。桑塔雅那在1918年这样写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物威胁或者诱惑我们”。这个时候，幽灵一般的詹姆斯也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想用一段文字总结上述情况。既然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并进而依靠自己的意识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一直以来，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主要涉及一大问题，即现实是否真实，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其全部内涵。于是凸显了一个矛盾：物质，而不是精神，如何产生意识？精神，而不是物质，如何运动并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们依据自己的概念划分，人为地分割精神和物质，他们面临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因而，他们无法迸发一些有趣而奇异的思想。直到最近，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怀特海德指出了他们关于精神和物质彼此独立存在的基本构想的谬误所在，并且以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宣称，意识只是某一事件的作用所致，因而必然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只不过是“专门用语上的又一次根本变革”。从游戏规则的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改善了我们的现状，挽救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确切地说，这又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正如霍伊尔（Hoyle）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样，这一变革证据确凿，像我这样对游戏一无所知的观众因此而释然。这一直是关于概念、措辞和定义的一则游戏。最近，耶鲁大学的诺思罗普（Northrop）重新认同了即时产生的本能意念的价值和效用。这些意念是上帝赐予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这也是刚愎自用的人类由于自己的知识傲慢决定忽视的一面。这，标志着思想上的重要进步。

确切地说，这些令人难忘的思想架构，从康德到黑格尔，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然而，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人类的思辨形式。许多善于思考的哲人研究思想、现实和精神的本质和效用，完全沉醉在这些大师为他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网络里，在沉思中获取极大的乐趣。研究思想的人大都渴望赶超同行，渴望不被认为愚笨，因此，对于光与色的复杂结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观察、尽其所能地探索。他们从不停下来，发出这样的质询，如果哲学的全部内容是知识的不可能性，那么，难道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吗？如果物质世界在知觉上、道义上、社会上和美学上是真实的，而在逻辑上是不真实的，那么，难道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吗？显而易见，对真理本身的定义发生了错误。哲学家争论的真理本质是一回事，而当一个乡下人自言自语：“天从西北方向暗下来了，今天晚上吃晚饭之前，我必须耕种完这块马铃薯地。”他眼中的真理本质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弥合思想上的这一鸿沟，对于一个想满足自己的事实观和知识上的自豪感的哲学家来说，绝非易事。

既然我们决定不从事正统哲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这两位大家的思想，用几段文字尽快理清哲学体系，然后与他们一起回归生活的充实。詹姆斯和桑塔雅那均背离了哲学家们的职业奥秘。詹姆斯的言辞实际上承认了哲学家们的无知，承认了他们都是主观猜想者，而不具备詹姆斯所谓的虚假的客观性，不具备桑塔雅那所谓的对真理的热爱。威廉·詹姆斯代表一种美国现象，原汁原味、自由散漫、永远好奇、狂傲不羁。当他把自己的美国事实观和成熟的生活观用于欧洲哲学架构的教学时，注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所依赖的证据是真实、客观的，他对此的坚定信念只不过是又一个主观意见而已。人们所宣称的客观证据和绝对事实导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主观意见啊！这个世界自始至终都是理性的，而它的存在是一个无理性的基本事实；世上存在私人的上帝，而私人的上帝是难以想象的；也有一个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世界，人们很快就会了解它，而思想却只能了解它自己的观念；也存在着一个道德规则，可责任只是各种观念的结果；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永久性的精神原则，而造成的结果只是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事物的起因不计其数，而总会有一个绝对的起因；如果说外部的必要性，那就是自由；如果说目的，没有目的；如果说存在一个最初的起因，那就会存在许多最初的起因；宇宙具有连续性，而从本质上来说，事物又具有非连续性；如果说事物是无限的，它也是有限的。有这方面，就会有那方面；某个人认为某事完全正确，肯定会有相反的情况。比如，他的邻居会觉得这事完全错误，而这两位绝对主义者中谁也不会这样想：‘麻烦总是难免的。’他了解事物真相所依赖的知识万无一失，即使他直接掌握了真相。”

对哲学体系的最后一击是乔治·桑塔雅那完成的。他熟练地挥舞着自己的反语武器，恰似一名技艺高超的斗牛士，把剑径直刺向“某物”的心脏，此处的“某物”代指欧洲斗牛，斗牛随即鲜血迸流。“觊觎真理需要独特的热情。每个哲学家都说他在追求真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哲学家们往往不能获取真理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往往并不渴望获取真理。真正忙于探索真理的人是科学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专业哲学家们通常是只会道歉的人，即他们沉迷于为某些被赋予的假象或者某些有鼓动性的思想而辩解。就像律师或侦探，他们受人雇用，分析案情，以确定他们能搜集多少辩护所需的证据或疑似证据以及能举出多少支持控告的反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为嫌犯辩护，人们怀疑，也许他们自己的良知也怀疑，此人犯有伪造罪。他们并不觊觎真理，只是向往胜利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们辩护的是某种体系，即某种关于事物整体的观点，而实际上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假如人们只是对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就不会建立起任何体系。我们的某种流行的或继承的观点恰当而充分，不理会所有有望成功之士而有意坚持这一点，正是形成体系的因素。一个体系可能包含许多事物，其细节真实可靠；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此体系包含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经验和逻辑均无法对此有所影响——它必须是想象力的结晶、人类的独白。它也许表现人类经验，也许富有诗意；然而，真正觊觎真理的人，无论是谁，怎么可能认为这就是真理？”

在另外一篇散文《面具》中，桑塔雅那继续犀利地批评专业哲学家们。他说：“一个人在某个事实上无意间犯了一个错误，谁也不会和他生气；但是，当你正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一意孤行坚持跟你捣乱，你就很想一脚把他踢开。这就是每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争吵不休的原因所在。”有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有人试图召集神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开会，愚蠢地希望他们可能就某些共同的信念达成一致，而没有意识到，要想让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接受基督教浸礼会教义，还不如让帕莫里夫（Palmolive）总统承认象牙牌肥皂的优点呢！

在看待人类对于哲学付出的努力时，实际上只需注意一个重要区别：相关思维和不相关思维。关注生命的思维是相关的，忽视或摒弃生命的思维是不相关的。人的本能，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也是对生命的探索，即使哲学家们频繁地忽视这一点。难道荒芜本身不就是对哲学的强有力的谴责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们享受着“神职人员的利益”。在现代社会的大学教授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消磨意志、腐蚀心灵的利益，可以免除他每日受到自负谎言的折磨？但愿，学者的这种利益会消失！但愿，会建立一个普遍的信念：在普通人生活里有一个世俗法庭，哲学家们不应该免除那里的审判！

当然，现代哲学往往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同时，现代哲学极其缺乏适应性；它无法改变牧场，无法从荒芜的土地迁移到富饶的山谷，早期的牛羊生活在这里，显得肥硕无比。

三、美国人的事实观

美国思想中最显著、最清楚的事实之一是美国人强烈的事实观。这一理论将愉快地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而去热烈地追求生活经历的多变性。它小心翼翼地发展着，直到有确切的把握并且对其颜色、结构、重量、价值进行一定量的实践检验，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种理念。从爱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儿，其理论发展一脉相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无聊的一个。笛卡儿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母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1848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给哈里逊·布莱克（Harrison Blake）的信中说：“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我认为，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斯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最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我来说颇有道理，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斯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这对于保罗·埃默尔·莫尔（Paul Elmer More）来说，去感受歌德、康德、费希特和谢林（Schelling）的影响的确有点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象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的、亲密的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最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理论表示难以忍受、困惑不解并断然拒绝，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来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词用在爱默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追求多变、时断时续、自我间断”，以免真实的生活擦肩而过，以免我们成为某种体系棺木中的僵尸。爱默生对现状一直表示不满，一直担忧无法获取全部真理，一直怀疑由分类体系支持的真理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于是他就中断自己的探求，并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一直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见一个女子在大街上走过，感到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他感觉到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他对此袒露心迹。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历程：“我们拥有虚无，为虚无而奋争，只是有时候我们转而摧毁虚无。我们极力嘲讽愚昧无知嘲讽感知生命；此时，偶然路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快乐幸福，她神采飞扬，她全神贯注，使最普通的祷文显得完美和谐；目睹这一切，我们钦佩她喜欢她，钦佩并喜欢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会说：‘看哪！美丽的地球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因为书籍、哲学、宗教、社会、关怀而过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殒！’这，暗示了对我们自己与他人长期以来的所有热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视。”因而，当爱默生走出非国教教徒集会场所或是新教会场，走出喧闹的布道大厅，他就会听到自然界对他窃窃私语：“渺小的先生，为什么如此狂热？”这一句轻轻的耳语成了爱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随后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四、渴求信仰

有人说美国思想就像黑格尔哲学一样热衷于盲目、抽象的思索。总体来说，我们必须为美国思想做无罪辩护。美国人有一种对事实而非纯粹理念的固有热爱。我意识到，德国人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美国教授竭力做到晦涩难懂、过分考究、抽象莫测、对生活漠不关心——他们成功了。他们和欧洲教授一样常常沉迷于学术行话的推敲。语法学家、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当前的教育学家，都拥有他们的职业用语。当他们和同行业的从业者们谈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拉丁语派生过来的长单词，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一份惬意。（在帕林顿的职业用语中，甚至会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和强烈的节奏感。）然而，对于一个适于研究生活的哲学家来说，如此抽象的谈论会削弱他的主张，会令他的主张毫无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约翰·杰·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的表达有诙谐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谈到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时所说的话语，确实很有道理，代表着典型的美国情感。“我对罗伊斯表示担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晚上会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会辩解说这只是哲学，对此不要太认真；但是有时候，这些无稽之谈的确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个人——请听清楚，我爱他并敬重他——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让人感兴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经难觅生活的影子。他转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脑中除了毁灭别无他物，他的持续的紧张和努力已经开始说明……就让他与生活进行痛苦的接触吧……让他的思想里充满臆想、印象、苦痛、饥饿、对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道：“假如他（罗伊斯）能抛弃所谓哲学的理念，他会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总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美国哲学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写作能手：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他们的著作语言非常优美，这表明他们与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他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依然丰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典范，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却喜欢用一种非职业手法写作——而且相当优美。约翰·杜威显然是个例外，他是美国作家中最不适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费尽心机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语词堆砌，绞尽脑汁以使表述精确恰当，除非意识到其全部后果才会使用祈使语气——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埃德曼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杜威的学生对他的演讲往往感到厌倦，他们发觉很难理解杜威庞杂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却意识到，他正在聆听一位教授的教诲，这位教授凝望窗外，实际上却在自言自语——的确，目睹一位伟大的哲人的思考过程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写作正如他的演讲一样，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确的词句，这种精心的求索过程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这不是一位实验主义哲学家的实验风格吗？

事实上，这一例外情况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杜威的语言十分抽象，坚持诠释它，是给美国提供一种丰富的民族哲学理念的途径，值得美国人崇尚当今的经验。他对形而上学思考方法的反对，他对人类信仰中的超自然现象的不满，他对知识所下的常识化定义，他认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用行动来测试和验证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在包罗甚广的哲学理念中，难道这些不是美国事实观的最终表达形式吗？哲学知识的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问题，变成了运用结果进行实验、学习和测试的最佳程序的问题。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识，他诘问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所有分支？“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这一答案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为之动容。最后，我知道，正当美国展望未来之时，这将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

约翰·杜威不仅表达了对任何推断式思辨哲学的绝望之情，同时在对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系统的生活观，而且他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行为倾向”。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最适用的，是人类思想迸发的智慧火花。杰弗逊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观点，而杜威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开明、卓有成效的社会思想。信仰，一种行为倾向……——约翰·杜威当代的主要知识特征体现在人们对所有建设性哲学的绝望——这不仅仅限于哲学的专业范畴，还涉及任何统一的观点和态度。上个世纪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旧观念的动摇和颠覆。但是，人们依然持有一种关于自然与人类的前后连贯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些事实又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保持一致。我们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就拥有这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希望的哲学、进步的哲学，一切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使人们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绝无可能。结果是，人们对所有全面而积极的观点的幻灭。只要拥有了建设性的理想，就意味着生活在幻象的王国里。我们失去了对理智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是一种习惯和情感动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场合，习惯和冲动本身被视为智慧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这一观念只是又一种幻象。因为过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一切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和政策都带上了犬儒主义的成分。某种知识使我们能够洞察过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质——拥有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备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也许使我们能够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向和期待；这一点被忽略了。事实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对照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哲学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去质疑旧观念本质上的有效性。人们承认，新科学要求传统信念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从大体上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是这样想象新的条件的：仿佛这些新条件只是将实现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动摇和不确定性标志着下面的一种发现：往日理想本身并未确定下来。我们不仅没有利用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实现昔日理想，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动摇了我们对所有宏大、广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然而，这种现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响暂时是消极的。对西方文明所信赖的杰出作家与神圣权威的信仰，以及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观念，比如，灵魂及其命运、固定不变的启示、完全稳定的体制、必然的进步；对于西方世界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应当是人们对有条理的、指导性的根本性观念的信仰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怀疑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故作的姿态。怀疑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论调针对的不再是这种和那种已有信条，而是对一切深刻观念的偏见，是对按照事物发展的明智方向系统地参与这些观念的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科学技术形成的完善的体验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哲学理念，传统观念的崩溃可谓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体验中，科学和艺术共同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压力；而产生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我们对此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习惯。但是，对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种梦幻，也不是明显的失败。它就是一种信仰。在将来，我们会实现这一信仰，我们的工作因而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当这种哲学理念（一系列连贯的观点，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产生的时候，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有条理的世界观，一种有条理的阐述和架构。一个哲学信仰，作为一种行为倾向，只能受到行为的检验。据我所知，如今没有哪种哲学理念比上述哲学思想更切实可行的了。

第二章 生活的决策

一、一切是谜

如果生命是虚幻的、短暂的，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一生呢？在智慧和愚蠢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小径，由此，一些充满生气的哲人从黑暗和混乱中逃往充满光亮和信仰的生活，逃往充满快乐和感激的熟悉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应该是一种多彩得令人目眩的生活。世间万象，其乐融融，只要我们不断地去解读或者期待其情节发展。事实上，其中的情节不止一种，只要有人好奇地问上一声，这些情节就会变得错综复杂。永恒的奥秘！谁不愿意揭开这一奥秘的面纱？谁不愿意去了解上帝之手，用通晓一切的智慧去了解这一最大奥秘缔造者的精湛高明的工艺，并且不再猜测或怀疑自有生息以来世间众生都犯有无数谋杀罪？这一精彩纷呈、荒谬至极的犯罪大片始终没有结局。我们除了清晰地体验到基督信仰之外，再也没有绝对把握——尽管好的猜想连续不断，而我们中间又有几个是基督徒呢？同时，天地万物依然奇妙无比，过多追究个中究竟只会让人筋疲力尽。“你能搜寻四方找到上帝吗？你能毫无缺憾地了解清楚万能的上帝吗？这些问题像上天一样高不可及，你有什么妙计良策？这些问题像地狱一样深不可测，你有什么妙计良策？”我的答案是，运用哲学思维你不会找到上帝，即使你成功了，你找到的上帝也只不过是冷冰冰的诡辩；运用数学、物理学理论你不会找到上帝，即使你成功了，你找到的上帝也只不过是一个极长的代数公式。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办法呢？爱默生，美国最睿智的哲人，对此会说些什么呢？“最崇高的生命理论源自于同样高贵的年轻的先生和女士，它孱弱无力、多愁善感。它连一吨干草都不能耙拢或者叉起；它连马身上的汗都擦不干；它使得年轻的先生和女士面容苍白、饥饿难耐。”“生命是一生中必须透彻理解的一系列训诫。一切都是谜，一个谜的谜底又是另外一个谜。”爱默生还写出了下面极其优美、睿智的话语：“生活本身是泡沫，是怀疑论，是噩梦。尽其所能地给予生活。但是，你，上帝的宠儿！认真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梦境，在鄙视和怀疑中没有人会想念你；梦魇接连不断；待在你的小屋，辗转难眠，直到其他的哲学家们就如何应对生活达成一致。他们认为，由于你的疾病和不良习性，你只能做这不能做那，但是他们也知道，你的生活处于一种飞速旋转的状态，像一顶过夜的帐篷。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你能完成任务吗？”

无法撩起的面纱，没有钥匙的门，遮住永恒真理、无法撕成碎片的帷幕，永远不能找到谜底的贝克莱的谜，同时还有由生至死的通道，宛如闪亮的流星划过夏日的夜空……这一切，使得人类的智力总是汗颜。生命的不幸在于，我们生于此世，短短数十年，我们完成的事情都不会持续长久；而更大的痛苦是我们对此生的无知，于是，生命变成了双重悲剧。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一个人是否应该匍匐在地，模仿章鱼的样子，就像德莱塞（Dreiser）笔下的巨人一样，或者是否应该把生命看做这样一场战斗，具备最强壮的钳的龙虾会赢得胜利？但是，显而易见，这绝无道理，这一虚无缥缈的观点会随风而去。而传道士却不理会生命的空幻，对生命作了这样的评价：“生命是甜美的，用双眼观看太阳的感觉很宜人。”瞧一瞧，智慧和愚蠢的分界是如此的狭小！“让你的衣服总是白净，让你的大脑总是活跃。与你爱的女人一起天天享受生活，上帝赐予你真爱，那是你生命中应该得到的，那是为你世间所受的折磨给予的补偿。”

在快乐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有的哲学家均认为，幸福是生活的终点，因为如果教育世人，幸福的对立面——痛苦，是尽善尽美的事情，将会很荒唐，会立即被人的生命本能拒绝。然而，获得幸福的途径是不同的。霍姆斯法官的回答是这样的：“天地间存在着许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没有人告知士兵们关于战役的计划，或者说确实有一个计划，而并非某些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的每一个说明都是荒谬的。上述一切对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仍需拼争——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拼争，因为我们想活下去，至少因为我们想实现我们的自发行为，证实我们的能力，并从中获得乐趣；无论如何，这样做对我们是有价值的，而我们也许并不清楚这样做的最终价值。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蕴涵着我们依赖和热爱的一切事物。假如我们认为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独立在外的一个小神，而是其中的一个神经节，我们就会拥有无限。这是我们生长于斯的唯一然而充分的意义所在。”

是的，不论真实抑或虚幻，我们都必须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承认人类的现状，而不是首先要求完美，之后因为没有达到神学家们所希望的状况而大加指责。桑塔雅那对此作出了同样的评述：假使一切生命都是幻觉，“幻觉的唯一罪孽是生命带有欺骗性，生命里有空幻的美……孩子的喋喋不休既不会掩饰更不会违背真知灼见”。“假如我们相信生命，生命就是幻觉；假如我们不相信生命，生命就是真理；这一发现也许很好地体现在基督教义里面，而不是关于幻觉的印度教规。而需要聆听教诲的是我们的肉身而不是我们死后的灵魂。”于是，帕里斯拥抱海伦，被称为神灵显现，或表象，或幻象。“所有孤注一掷的情人，在无法得到真爱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他们能够发现的最好替代物，即使是虚假的事物。与此相似，并不复杂、充满梦幻、本应皈依真理的精神相反一定会拥抱表象。”代表表象的海伦被诱拐一事，就成了“非法结合的替代物，绚丽然而非法”。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人类还能做些什么呢？

二、重视梦一般的虚幻

爱默生，来自康科德的圣人，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圣人。他不仅一直鼓舞着年轻人，而且老年人，譬如霍姆斯法官，为了透彻理解也许年轻时没有完全理解的真理，也视他为榜样。约翰·杰·查普曼曾经说：“他帮助我释放了属于自我的某种东西，这使我认为自己像任何人一样优秀。”许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经历。晚年时期，查普曼才放弃了爱默生的思想。爱默生和歌德一起，成为他最钟爱的两个“布娃娃”：“我把他们俩保存在一个伸手可及的抽屉里，当有好的心情时，我就取出其中的一位，研究他，问他问题，和他谈话——最后，我总是抓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在墙上撞来撞去，然后把他关进禁闭室。”而这正是性情中的查普曼。霍姆斯法官，一个相比之下更加稳重的精神领袖，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曾说道：“我年轻时最能激发我灵感的人当属爱默生。”

如何去诠释爱默生永恒的魅力？确切地说，他的写作主要关于永恒的话题，但在他的《日记》中一个简短的句子揭示了他伟大的根源，“我喜欢既愿意欣赏优秀的悲剧又愿意看到充实的谷仓的人”——这是一位不想受自己的思想左右而忘掉现实世界的思想家的至理名言。他这样说道：“如果你不能放弃显要的位置，躺在地上，来回翻滚，你就会变得忐忑不安、心情沉重……我将谈及柴南国一样的小城镇和我花园里萌发的新芽；你听说过我养的猪吗？……而关于歌德和丁尼生（Tennyson）从不多说一句话。”（《日记》，1838年5月24日。）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宽泛，他可以分别用一个修饰语形容自己研读的一个作者或者一本书。但他仍然这样写道：“在康科德，如果缺少了比格罗和威逊的酒吧间，缺少了他们的酒瘾，我们该怎么办呢？”（《日记》，1843年6月22日。）由于他的大量阅读、他对自然界的探险、他的深思熟虑、他对普通人生活的一贯态度，他不仅对生命的虚幻现象作了深入了解，也建立了坚实的生活常识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他的乐观态度意义非凡，他深邃、精确的洞察力从不给人一种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印象。所以，他被称为“目光如炬的奥林匹亚人”和“西方世界的佛陀”。

从爱默生的两篇优秀散文《幻觉》和《经验》中可以看出，爱默生的智慧完善了思考和常识这两大因素。由于他了解生命的空幻，他有充分理由“尽情享受现在”。“浮浅的年轻人藐视生命，然而在我身上，在那些和我一起远离精神上消化不良的人们身上，每天都是充实完美的；看起来不屑一顾却迫切需要陪伴，这便过于谦虚谨慎了。”这是爱默生理论的实质内容，使生命得以强化，并刺激着生活的欲望。这里，我选取一些从《经验》中节选的文字，这些文字表明了他“强有力的、塑造人生的语言”以及他那短小精悍的诗句所蕴涵的过人的才华。我们必须重视现在，以对抗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充满怒气的谎言。——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然而，这些优雅和迂腐又有何用？思想又有何用？生活不需要辩证法。我觉得，我们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那些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评论上。我们的年轻人对劳动和社会想得太多、写得太多。不管他们写了多少，无论世界还是他们自己都未曾前进一步。心智对生活的品味代替不了身体力行。假如你细究一片面包沿你的喉管而下的过程，那你就非挨饿不可。在教育农庄里，最崇高的生命理论源自于同样高贵的年轻的先生和女士，它孱弱无力、多愁善感。它连一吨干草都不能耙拢或者叉起；它连马身上的汗都擦不干；它使得年轻的先生和女士面容苍白、饥饿难耐……不要沉湎于思考，而应去闯荡四方。生活不是静观默想，不是评头论足，而是使身体强健。它给人带来的好处主要在于它能使和睦相处的人们从发现的事物中体验快乐而不是面对它提出一个个问题。自然不喜欢人们窥探它的秘密。我们的母亲常对孩子们说：“吃下自己的食物，不要多说什么。”时时刻刻感到充实，那就是幸福；时时刻刻感到充实，没有时间懊悔或是表示赞赏。我们生活在表象之中，生活的真正艺术正是在这些表象上顺利地滑行。一个本土人在最古老最陈腐的传统中和在最新兴的世界里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他所依仗的是他超人的处事能力。他有能力控制一切……完成每一个瞬间，在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中寻找旅途的终点站，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这就是智者的行为。如果有人说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无须考虑应该尽情享受还是恪守生活准则，那么，这样的人不是狂热者就是数学家，不会是普通人。由于我们的职责与每个瞬间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珍惜它们。今天的五分钟与下一千年里的五分钟是一样多的。今天，我们应该坦然地、明智地做自己的主人。让我们善待这些男人和女人，把他们当做真实的人来对待，也许他们就是真实的。人们生活在幻想中，像醉汉一样，双手软绵绵的，不停地颤抖，无缚鸡之力。这是疯狂的幻想，压制这一幻想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握住此时此刻。在令人目眩的社交和政治活动中，我没有产生任何的疑惑，我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我们不应该拖延、推诿或是耽于期待，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无论和谁打交道，无论多么卑贱、多么恶劣，我们都应该欣然接受我们的同伴和环境，就像信奉神秘主义的教士，宇宙给予我们的全部快乐同样给予了他们……浮浅的年轻人藐视生命，然而在我身上，在那些和我一起远离精神上消化不良的人们身上，每天都是充实完美的；看起来不屑一顾却迫切需要陪伴，这便过于谦虚谨慎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由于怜悯同伴，有时显得急躁和伤感；但如果我独自一个，我会尽情享受每一段时光以及它带给我的每一样东西，尽情享受每天的家常便饭，和最常来酒吧的顾客一样尽情享受。我对任何小恩惠都心存感激。我有一个朋友凡事追求完美，当稍有一点不如意之处，他就会感到失望。我曾和他交换过看法，结果发现我和他相比，处于另外一个极端，我淡泊名利，一生无求，别人给我滴水之恩，我总是以涌泉相报。我能接受两种趋势冲突时产生的嘈杂和混乱。从酗酒者和令人讨厌的人身上我也能得到启发。这些人属于周围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很难从转瞬即逝的人间万象中抹去的。早上，我醒来，发现了昔日的世界，妻子、小孩、母亲，康科德和波士顿，可爱的昔日的精神世界，甚至还有尚未远去的可爱的昔日的魔鬼。假如我们发现其中的美好并安心地享受它，不提出任何疑问，我们面前的美好将无以复加。仔细分析并不能带来美好的感觉，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展露在光明大道。我们生活的中心区域是温带。我们也许会爬入由纯粹几何和死气沉沉的科学所统治的贫瘠而严寒的极地，或者滑入感觉主宰的另外一极。在这两极之间存在一条赤道带，那里有生命、思想、精神、诗歌——那是一条狭窄的分界线……中间的世界是最美好的。正如我们所知，自然并非圣人。对于教堂的灯光、禁俗者、印度教徒以及吃五谷杂粮的普通人，她都会一视同仁。她是既吃又喝还犯有罪孽的俗人。她所喜爱的一切，伟大、雄壮、美好，都不受我们法律的约束；都不是由主日学校教育的结果；都不用限制数量，都不用恪守戒律。如果我们借助她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就不要再抱着这些令人郁郁不乐的戒律不放，何况它们也是从其他民族借过来的。我们必须重视现在，以对抗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充满怒气的谎言。这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它们又是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即使到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只会和现在一样去处理。尽管出现了关于商业公平性的争论，可能会持续一两个世纪之久，但是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却会照常从事其商业活动。版权和国际版权法正在讨论中，而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多地把书籍卖出去。讨论涉及了文学的效用、文学的动机、把一种思想写在纸上的合法性，争辩双方唇枪舌剑；可就在此时，你，亲爱的学者，却坚持自己的愚蠢看法，每次争论都插入不合时宜的话语。人们正在讨论土地拥有权和财产权，所有的人聚集起来准备表决。但还没有表决，人们却为了所谓的高尚和堂皇的目的先在你的园子里到处挖掘，把你的财产当做找不到失主的物品或是上帝的赐物来享用。［《经验》，《散文集：第二辑》］

三、谁是梦想家

爱默生在他凝练精辟的诗句中表达的思想，戴维·格雷森在他的《探险集》中以一种更加生动具体的笔触表述出来。《探险集》是一套系列丛书，包括小品文、哲学随笔和生活评论，以散文体写成，清晰、随意、友善、流畅，就像写作过程中激发出来的灵感一样。戴维·格雷森（伍德罗·威尔逊的朋友）是美国文学中内心非常平和的一位精神领袖。

倘若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的读者将很可能会蜂拥而至；他们仰慕他的诸多品质，正如仰慕田园诗人陶渊明一样。陶渊明之所以怡然自得，心满意足，是因为他的内心平静似水，与世无争。他们二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内心平和宁静。格雷森饱含对生活的感激之情，常常使我记起陶渊明：肩上扛着锄头，从田间回家，怀着极大的满足感，嘴里哼唱着“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能够写出如此言简意赅，又充满甜美安详之神韵的诗句，这样的诗人何其少！中国最优秀的诗人试图模仿他，但都没有成功，因为，只有真正伟大而又纯净的心灵才能感受到傍晚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打湿衣衫时那份愉悦之情。《晚餐桌上》的作者霍姆斯说：“生命历程伟大的结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陶渊明做到了，美国人格雷森做到了。认为这是举手之劳的那些人应该尝试一下便知分晓。然而成功的人士还是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

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到内心如此平和？他是一个轻而易举就把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人。他把那些伤脑筋的哲学难题远远抛在脑后；相反，他设法到达了梭罗所谓的生活“核心”。他发现世界很美好，他的邻居很友善，上帝不仅在九天之上，也在足下的花丛中。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当我发现一个人具有如此平和的心境，我都会对他肃然起敬，因为我知道，他取得了各个时代尤其是现代世界令人遗憾的缺乏的功绩。戴维·格雷森的平和主要体现了希腊风格，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以阐明，但是他的背景、个性和口音却分明属于20世纪的美国风格。同样具有美国风格的还有他携带的灰色的背包，他花园里的洋苏草、丁香花丛、高大的榆树。这种平和总是令人艳羡；而且，它也使得现在那些苦恼着、困惑着的智者无地自容。很容易看出，他不了解罪恶，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那样深入剖析犯罪学和原罪。数十年以来，朴实和平和的风格并没有在文学界流行开来。令戴维·格雷森本人惊喜万分的是，他的《探险集》和《探险续集》三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并将继续流行下去，但是据我了解，在美国文学史上他却难有一席之地。我认为，评论家们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的完美的朴实风格——这使得其他更加博学的作家望尘莫及——反而误导了这些评论家们而忽视了他的价值。然而，在署名为雷·斯坦那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戴维·格雷森并不常用的原名——的《伍德罗·威尔逊：生平与书信》一书被历史研究者们束之高阁多年以后，戴维·格雷森将会受到公众的喜爱和欣赏。只要美国的友善精神长存，对生活的眷恋之情长存，人们就会喜爱他欣赏他。

他的平和在当代美国卓尔不群，这几乎可以称为一大奇观了。如果说这盏灯可能亮得不是那么强烈夺目，它的光亮却是那么清澈，坐在灯光下，感受其温馨和光明，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如果说哪一位美国思想家大彻大悟了，他就是格雷森。至于他的生活哲学，那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哲学思想。他透彻地理解了爱默生理论，他颂扬当今当世。他一遍一遍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爱比克泰德（Epictetus）、蒙田、梭罗、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及《草叶集》，而这一切思想都经过了他的消化、吸收、整理、统一和检验；以这些思考为基础，产生了他自己的感想，并一一记录下来，宛如早晨的雏菊新鲜诱人，散发着真实的美国情感的气息。他简单明了的思想蕴藏着力量，仿佛又宽又深的河流表面上的层层涟漪。他出生于密歇根，可他不是地道的北方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思辨型北方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在谈协议时一本正经、精明能干，而是指在思索生活的全部意义时他超常的精明。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和真正北方人，他的邻居霍勒斯两人之间关于生活的梦想是如何争论的。一大早，他嗅到了一片松树林的清香，于是，盘山而上，下山的时候感觉就像看到燃烧的灌丛之后的摩西。不受控制的生活现在无法控制；索然无趣的生活现在仍然索然无趣……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人了解未来。——戴维·格雷森“你在呼吸新鲜空气吗，戴维？”我和霍勒斯调侃着。霍勒斯是这片街区的重要人物。他拥有殷实的大谷仓，银行里有存款；他的硬心肠远近闻名。他的别名“驱动器”众所周知；他有一个他很爱的儿子，可总是惹是生非，这让他痛苦不堪。他相信“凡事要慢慢来”、“凡事要稳妥”，他深信“你无法改变人性”。他问我一个问题，让我有点震动。我用一种难以形容的逼真方式想象着霍勒斯会感觉如何，假如我毫不含糊地照实回答，假如我说：“我一边嗅着气味，一边向沼泽地深处走去——我一边享受着荆棘果和天竺葵的芳香，一边和啄木鸟聊天，同时代表一份富有想象力的报纸报道树林里的早间新闻。”不管怎样，我的情绪不错，我很想对自己微笑（我们总是这么善意地、宽容地对自己微笑），可在我遇见霍勒斯之后，情况变了。我一眼瞥见了霍勒斯乏味、高傲的笑容，我马上泄气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牛和小牛，除了殷实的大谷仓、燕麦地和银行里的存款，真的还会存在其他事物吗？“你去小溪了吗？”霍勒斯看到我双腿湿漉漉的，问我。谈一谈面对加农炮和哥萨克人的勇气吧！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声地谈论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事物，这与勇气有何关系！我不应该谈勇气。“噢，我刚才去沼泽地走了一会儿。”我这样说道，尽力想搪塞过去。可是，霍勒斯是典型的北方人，问朋友问题时总是喜欢追根究底，他的朋友们最终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无论如何他比他们更加合理、更加明智、更加现实——他通常会证实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的确信，在将信将疑的虚幻世界里，只有他凡事皆有把握。“你在那里发现什么了？”霍勒斯问道。“噢，我只是四处走走，体验一下早春的气息。”“嗯，”霍勒斯意味深长地说，见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道，“你经常像今天这样一大早就出门吗？”“是的，”我说，“经常。”“你觉得现在的事物与一天中晚些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吗？”听到这个问题，我开始体会到整个事情的幽默气氛，我变得振奋起来。当事情发展到复杂得无可救药时，当我们再也笑不出来时，我们只能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要么说谎，要么倒下。但是，如果我们还能笑出来，我们就可以继续战斗，那就需要诚实！“霍勒斯，”我说，“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霍勒斯的脸依然十分威严，但从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好奇。“你在想，我在那片沼泽地里闲逛，只是到处看看、闻闻，我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你不会那样做的。你认为我是个空想家，有点不切实际。喂，是不是呀，霍勒斯？我敢保证，你和你妻子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一点。回答呀！”我觉得我进行了精明的反击，因为，霍勒斯看起来很不自在，显得有点愚蠢。“快回答，照实回答！”我盯着他的眼睛，笑着说道。“呃，现在，你知道——”“你当然能够回答，我丝毫不会在意你如何回答。”一种毫无生气的幽默神情闪过他的眼睛。“难道你不是吗？”与朋友敞开心扉，真是一件乐事。“不错，”我说，“我是现实的人，而你是个空想家。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彻头彻尾的空想家，如此不切实际的空想家。”霍勒斯笑了。“你怎么会这样说？”听到这里，我又振奋起来，我想到了一个像他一样精彩的问题反击他。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的作用就如同在战争中掩护一次进攻一样重要。“霍勒斯，你为什么总要工作？”这绝对是致命一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拼命工作，苦干、出汗、焦虑、思考、悲伤、快乐，却丝毫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嗨，谋生呗——和你一样。”霍勒斯说。“噢，算了吧。如果我告诉全镇的人，我的一个可怜的邻居—就是你，霍勒斯—正在为生计忙碌，这是他本人告诉我的，你会怎么说？霍勒斯，你为什么工作？除了谋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吧？”“那么，好的，如果你非要马上知道，我就告诉你，我得为下雨天预留出一点什么东西。”“一点什么东西！”这是绝佳的讽刺。在这里，在乡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个朋友真的还有许多谁也不知晓的内情。霍勒斯依然微笑着，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恭维。“霍勒斯，你准备用那三万美元做什么？”“三万美元？！”霍勒斯看了看我，笑了。我看了看霍勒斯，也笑了。“现在要说实话！”“好吧，我告诉你——在我和乔西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想过得更加安逸一些；也得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以便在我们百年后孩子们记住我们。难道这不值得辛苦工作吗？”他说这一席话时，神情十分严肃。我没有再追问他。但是，假如我试着再问他，很可能我会更加坚定像基石一样存在于大多数男人思想中的信仰——这里的诚实和得体必定会在那里得到回报，无论“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某个“即将建立的先知的乐园”！“我知道！”我说，“霍勒斯，你也是一个空想家。你在梦想着老年时的安逸生活，梦想着在镇上拥有一幢安静的房子；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你不必再像现在这样辛勤劳动，你不必再为庄稼和天气担心，霍勒斯夫人操心、劳作、痛苦了这么多年，也能休息一下了——真是人间天堂！你还梦想着给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留点什么，梦想着他们将表达的感激之情。这一切都是梦想，霍勒斯！”“噢，那——”“事实是，你正在为梦想工作，你生活在梦想中——难道这不对吗？”“呃，呃，如果你那样理解的话……”“我知道我还没有把你击垮，霍勒斯！”他放肆地笑了起来。“我们只要有梦想，就都会感到很愉悦。你认为，你的工作目标——你的梦想——总是比我的工作目标更加合理、更加现实。”霍勒斯开始回答。但是，他刚从战壕中站出来，就遭到我的一阵猛攻：“你怎么知道你将会变老？”这是有力的一击。“假如你真的到了老年，你怎么知道三万美元——噢，我们姑且认为是三万美元就够了？假如在那之前你没有丢失一分钱，这够你换取安逸生活吗？或者，你怎么知道，你留给孩子们的遗产会使你和他们都感到快乐？安宁、舒适和幸福的代价非常昂贵，霍勒斯，战争爆发以后，物价攀升得很快！”霍勒斯不安地看着我，仿佛动摇了临时房屋的地基时一般人的反应一样。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也许给他的压力太大了；然而，我似乎有些不能自拔了。“不，霍勒斯，”我说，“你那样想，你就是空想家，不切实际的空想家！”霍勒斯暂时没有回答。我们两人静静地站在温和的晨曦中，四周是平静的田野和树林。两个微不足道的人争得面红耳赤，而争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显得太高深了。母牛和它的小牛犊早已远离了视线。霍勒斯的身体动了一下，似乎要沿着小路随它们而去。可是，我用我犀利的目光留住了他——我后来一直这么认为的，并且严肃中还夹有一种揶揄的神情。“我是现实的人，霍勒斯，因为我需要此时的安宁，此时的幸福，此时的上帝。我无法等待。我的谷仓可能会被火烧毁，我的牛可能会死去，我存储未来快乐的可靠的银行可能会倒闭，在明天到来之前我自己也可能会不复存在。”这一思想如此有力地、生动地攥住了我，我现在记不得我曾经向霍勒斯礼貌地道别（没关系，他认识我）。至少，在我爬到半山腰时，怀着某种激情，紧攥着一只拳头，摆着手势自言自语道：“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再过安宁的生活？为什么现在的生活不能安宁呢？为什么现在不能幸福呢？为什么现在不能富有呢？”不受控制的生活现在无法控制；索然无趣的生活现在仍然索然无趣；不明智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不明智；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人了解未来。我认为这是真理。至于霍勒斯，他相信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吗？他绝对不会这样认为。他的思想只是暂时有些慌乱；也许，他此刻正在想我，正如我在想他一样，而且他想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这世界是个荒诞的地方，不是吗？［《伟大的财富》之三］

四、当笑比哭明智的时候

桑塔雅那的动物信仰学说可以被描述成大失所望但仍欣然接受我们有限的生命。一个人观察着瞬息万变的世俗世界及其倏然而逝的美丽风景，并承认生命的有限，然而，他仍旧会找到通往生命和幸福的光明大道。“这一旦得到思想上的认可和接受，生命和幸福就可以真正开始了。”桑塔雅那说。这位天才哲学家就此话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写过极其优美的文章。众所周知，一个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和天才作家，这种现象凤毛麟角。对于生和死来说，人类无能为力，只有享受短暂的生命。——乔治·桑塔雅那假如救赎暂时停止，我们只需少安毋躁，便可全部得救……拯救这个世界、不破坏这个世界，取决于这个世界的自我知识，当然不是反思型的知识（因为这个世界并非一个能够思考的动物），而是在社会中建立的一种体系和哲学，这种体系和哲学将真正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将告知世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享受的幸福。把我丢进这一生活梦境的力量并不在意这一梦境发生多少变化，也不关心它会困扰我多长时间。毫无疑问，大自然每时每刻否认的事情并非我受到困扰我在做梦，而是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自然因素，比如我的幻象，抑或出现了我不喜欢的任何反常事物，或者我喜爱的任何事物的最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智慧扮演了什么角色？睁着一只眼睛做梦；从尘世中超脱而对尘世没有任何敌意；欢迎变化无常的美好事物，同情变化无常的痛苦，同时一刻不忘记它们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只在天堂里贮存财富。多么神圣的哲学，假如它真的神圣，假如它从高高在上的天体屈尊来到地球，并喜爱地球上的各种事物，却并不需要它们收集它们！听听快乐的亚里斯提卜如何谈论他的情妇：我拥有别人，我不被别人拥有，每个灵魂都应当谈论滋扰它的一次经历，宛如习习微风在夏日的海面上嬉戏。千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时抛锚，最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种曾经被公认的、在内心得到理解的生活和幸福可以实实在在地开始了。天真的大自然喜欢膨胀自我，喜欢展开她孔雀般的羽毛，说到，我是一只多么漂亮的小鸟！她是一只漂亮的小鸟；对这种自负的言行大喊大叫，就意味着要模仿这种言行。相反，快乐嘉年华的秘密就是大斋节即将到来。既然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我们的蠢行，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它们短暂的净化中怀着一颗自由的心欣赏它们。当笑是一种谦卑的笑，当笑不建立在自尊的基础之上，笑比哭明智。保持一致比激烈地否决明智，宽容比自负和清教徒主义明智。我同情这些做事认真的人们，并非因为他们否决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工作的目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使得生活是可爱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正的……如此大的压力使人歇斯底里，丧失尊严；付出双倍的努力，才可能有所收获。财富使人消沉，贫穷又很残忍，假如这两者都不值得庆祝的话。对于生和死来说，人类无能为力，只有享受短暂的生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轻松态度实际上要比紧张的态度高尚得多，深刻得多；它们接近于理解，接近于否决；它们接近于相反的一面。也许，假如英国仍然是天主教国家，英国人可能仍然会很快乐；正如莎士比亚的勇气一样，英国可能仍然会表现出自己的胆魄：有时是十足的悲情，有时是坦然而谦卑的快乐。这个世界深受其影响；希伯来宗教和德国哲学已经以一种从容而痛苦的世俗方式证实了这一点。立足于中产阶级辛勤工作和赞成改良的立场，它们认可对于繁荣和成功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是不应该给予的；生活的判断标准正是完全盲目的生活本身。没有道德自由。既然在商业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已经融入了各种思想家，那么，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围绕着同样的事物，参与同样的事件，将其思想和努力投入同样的“尘世工作”中去。因此，这个世界侵入了这些思想家并主宰他们；他们失去了其独立性，各自的特色也几乎丧失殆尽。假如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个体全部都是单个灵魂，即地球灵魂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哲学理念才相应地有所发展。他们拥有着灵魂，可他们几乎不能称之为他们自己的灵魂，这些灵魂会从世界上得到救赎，或者说，它们会从高空中注视并判断这个世界。［《战争圣地》，选自《英国的独白》］

假如我们所了解的物质世界是一种幻觉，会怎么样呢？“幻觉的唯一罪孽是生命带有欺骗性；生命里有空幻的美。“使我们感到痛苦的世界其实是美丽的；事实上，这是世界折磨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将世界据为己有。“我有过生命的经历，我曾发现自己至少表面上被一个尚可操纵的世界（一个物质的、人与人的世界）所包裹着，这绝对不是幻觉。这一经历使我内心充满了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这不是幻觉……我并没有说不生活在此世界就不会更好；但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不管多么危险多么‘虚幻’，我认为，找到一个好好活着的途径而不是蔑视生活，是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遗产

一、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现代人

只有形成了一些关于人、人的历史、上帝、灵魂、宇宙和人的生存目的等较为稳固的观念，文明才会诞生。据我所知，这些观念杂乱无章，令人汗颜。尤其是20世纪的人吹嘘自己取得巨大的进步，更是无地自容。上述所有问题中，只有人的问题才会激发起我的兴趣（此处的人不包括女人），所以，我们将首先探讨人的问题。人是最好奇的动物，即使是在今天，我仍然认为，人也是最有希望的动物。我们将适当考查他，让他前后转身，搞清楚为什么有时候他那么卑鄙，有时候又那么高尚。我们对于人的看法目前一盘散沙，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观点也都混乱不堪，而我痛恨任何形式的凌乱、无序、模糊不清、一塌糊涂。参加朋友的舞会时，我们的装束多么整洁，鞋子擦拭得锃亮，领带搭配得合适（女士的手袋也和她的鞋子相配），而我们的思想却纷乱无序，令我们斯文扫地。这的确异乎寻常。

这不是一张完美的图片。在《人会把人培养成什么？》一书中，威廉·厄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鞭辟入里地剖析了现代人的信仰困惑。他分析了我们如何失去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某些观念如何主宰人类思维数百年，由于一定时期的人通过重塑理想努力改变生活，需要不断地修正观念，这又是如何进行的；在自由、进步和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等方面的信仰通常是如何遭到践踏的；科学，曾经被视为人们热切追求的高贵理念，如何舍本逐末，抛弃源自于天地万物的价值观；我们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摒弃了我们实验室里物品的效用和价值”，教授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下述立场，“我们目前已经抛弃了来自于天地万物的效用和价值”。有一次，霍金教授失去了耐心，严厉地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在不想惊动我们的科研朋友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幅缺乏生气的万象图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因为其中充满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蕴藏于天地间不可回避的事实中；无论谁在任何国度传播如此扫兴的世界观，他都在传播谬误。在其威逼利诱下，一大群智慧的羔羊以及应受到谴责的年轻一代的监护人与其同流合污。”

缺少了价值观和目标，现代人如坐针毡，尽管在内心，尽管很模糊，但却是真实的感受。在我们灵魂的背后，是情感上的空虚，一种令人烦忧的不适感觉，认为世界并不完美。这种空虚感使我们很容易被蒙骗，被某个地方长官蒙骗，他为了抑制这种情感上的渴求大放烟幕弹敷衍我们；因为人是一个有精神需求的感情动物，他愿意在感情上被利用，他愿意树立自己的信仰，他愿意拥有一个领导，接受一项任务，并让自己参与其中，他愿意分享兄弟般的挚爱之情，他愿意知晓他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而正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于是，一种盲信填补了这种情感上的空虚，替代了太平时期的那种平和心和满足感，人类内心的信仰产生了裂变并由此造成了外部的纷乱。只有个人内心的无序状态得以纠正，外部的公共秩序才能得到恢复。世界的无序包含着个人的无序，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因为公共秩序源自于人类的个人信仰。在个人的无序中寻找公共秩序，可谓荒诞不经。

我认为，仅仅是某些特定信念或者政治冲突并不足以引起现代人心灵的焦虑。人在精神上需要而现在缺乏的正是信仰的广泛基础和人类目标的全方位承继，因为，经历了三个世纪令人兴奋的、无法确定的、在许多情形中并不公正的思考之后，它们已经消失殆尽。以前的各个时期都产生过某种信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创建了上帝之城（英格兰坎特伯雷），尽管出现了恺撒·博尔吉（Caesar Borgia）家族、谋杀、瘟疫、战争以及许多其他痛苦，而这一切不利因素并没有动摇人类的信仰。在18世纪，自然法则政治论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都满怀希望，并坚信，世界将进入良性的发展秩序；在19世纪，出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倡导社会福利制度，还出现了卡莱尔（Carlyle）和曼宁主教（Cardinal Manning），他们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信仰，主张把人的道德法则和上帝的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太·阿诺德往往怀疑和伤感，但是他相信这一切。是的，世界依然美好，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好。

在美国，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一代人拥有着基本正常的信仰。杰弗逊语调轻松地说，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的”。爱默生和梭罗这代人有胆有识、自由奔放，他们的思想四处扩散，传到了德国、英格兰、波斯、印度和中国，旨在追求他们迫切想要探索的崇高真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比如说威廉·艾乐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和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终日忙碌试图改变旧的观念，与新的邪恶现象作斗争；而林肯和霍姆斯的思想相对稳定，其理论发展还算顺利。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一心一意致力于民族扩张；马克·吐温当时似乎文思枯竭，但是在镀金时代出生并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尚能创作散文；当他们写出闲情逸致、笔触亲切的散文，缓缓地悠闲地品味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社会富足、稳定。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思想精英，如阿涅斯·莱普利尔（Agnes Repplier）、约翰·杰·查普曼、富兰克·莫尔·柯尔比（Frank Moore Colby）、戴维·格雷森、洛甘·皮撒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保罗·埃默尔·莫尔、克劳伦斯·戴伊、约翰·利维斯顿·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和克利斯朵夫·毛利。他们悠然自得，富有教养；通常，他们的声音是低沉的，语调随意给人以抚慰；他们的散文体现了这些特征，无论男女，都怀着同样的悠闲和满足感去阅读去欣赏，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结束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常常充满感伤、尖厉刺耳；它转移了方向，若不是揭发丑事的作品，便是诙谐、讽刺和仿拟，因为声音中分明透出了刻薄的语气，而最好的武器就是诙谐和讽刺。一个属于迷惘的一代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嘴角叼着烟卷，咕咕哝哝地说着话，声音沙哑、疲惫，好像在说，那天凌晨，她直到四点才上床睡觉。说不清为什么，这世界变得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惬意了。谁也不会假装是为了获得满足和安宁而去读门肯（Mencken）或者多罗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作品。而且兴奋得不能自已。我们不需要抚慰人心的漫谈录，我们需要或我们喜欢那股粗俗的灵气、连珠的妙语以及全部的“下流语言”。可以这么说，世界需要被拯救，每个人通过唤醒自己内心的某种良知都在试图拯救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了，关于美好和安宁的探讨似乎成了孩子的牙牙学语，索然无趣。“幸福生活的自由”，在当今时代，这几个字多么富于讽刺意味！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中世纪有信仰——信仰上帝；18世纪有崇高的信仰——信仰人的理智，在战胜教会组织的邪恶专制后，人的理智将为人类指明一切方向；19世纪有信仰——信仰进步，信仰正在发展的进化论，信仰机械物理学，它将向我们轻而易举地解释发生的一切事情。最重要的是，19世纪人们信仰本质，精神本质和物质本质，这是所有运动和所有进步的根基。在上个世纪，数百万人生存、劳作、死亡，尽管许多人并不识字，或者没有阅读名家名篇，他们仍然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因为他们的心理是完整的和谐的；有些地方，在他们无法表述清楚的情感中，存在着一些无人质询的基本信念和假设。正是这些信念和假设让一个人感到内心的安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称改为联合国非安理会（The In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只是反映了现代人缺乏内心的安全感。奥斯汀（Austin）和维辛斯基（Vishinsky）两人在言语上针锋相对，而共进午餐或是参加晚会时，他们知道，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律师，那天上午他们发挥得相当出色，或者从专业眼光看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完美，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是，正是这些暗藏的信念才使得生活充满意义，才会推动世界的发展。

我们现代人没有从内心的坚定信仰中获得任何益处，即相信世界正朝着某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往深渊发展。如今，那些大胆的广泛的假设或被怀疑或被抛弃。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见到上帝；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把握；有些人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急不可耐地抛弃自由和平等，尤其是涉及其他人自由的时候。民主本身有许多复制品，普通人为此迷惑不解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离开过去，漫无目的地前行，对未来信心不足；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以及战斗的意志，假如我们知道为何而战。这纯属浪费精力，有识之士心里隐隐作痛。

也许，精神分析学家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不能回答，除非他们也成为哲学家，并能帮助人们，无论男女，远离他们的信仰。前文提到的霍金的那本书实际上只是一篇散文，应该一口气读完。然而在这本书中，霍金运用自己娴熟的写作技巧证明了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个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必定和世界上的普遍问题紧密相连。精神分析学家和灵魂威廉·厄内斯特·霍金我们已经忘记了“灵魂”是什么，我们也不要求拥有“灵魂”，这是标志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清晰的迹象之一。翻阅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不仅不会带来多少有益的信息，而且让人很不舒服；通过对科学史的一次奇怪的逆转，灵魂的丧失是精神科学领域引以为豪的重要方面之一。这个领域中的某些狂热者放弃了科学上的谨慎态度：他们说，“世上不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一种非科学的宣言方式——他们不会说“我们找不到任何灵魂”，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宣言，而一个满含希望的问题“你知道去哪里寻找灵魂吗？”则总是经受得住各种检验。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中，精神分析学家们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因为，作为现实的人，他们必须辨认清楚事实真相。像许多正常的功能一样，当灵魂处于无序状态时，灵魂宣布自身为事实。灵魂陷入无序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的精神鼓励它认清自己的要求和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良知剥夺了灵魂眼中的所有价值。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灵魂无法确定其存在的任何意义。灵魂只是人类在处理其全部的势力范围时的自我，人类自我试图在事实和意义的无限宇宙中把握灵魂的方向。当灵魂失去了方向，它能否重新辨明方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今天，怀着很大的信心，灵魂向精神分析学家请教。精神分析学家低声谈论“完整”的必要性。灵魂回答道：“我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可是我无法调整我自己。我尽力地符合现代的要求，可对我来说，现代性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飘忽不定的。一把破壶如何能够修补自身的破裂处？”精神分析学家说：“那就在社会上寻求庇护。你性格内向，自私自利，做事偷偷摸摸。因而，你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坦白正在隐瞒的事情；向我坦白，因为我代表社会。这种坦白行为将恢复你自己的客观性。然后，再把你的冲动展示给社会。”灵魂：“我并不确信，社会值得尊重。它似乎是困难的源泉，而不是困难的解决方法。它不清楚自己的前进方向。”精神分析学家：“如果你心存疑虑，你不要在你自身上或社会上，而应该在理想化的目标上寻求庇护。每个人都拥有一些这样的目标。运用你的想象力把这些目标融合为一体。让你自己服从于这一综合体的作用，你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你再次成为灵魂。”灵魂：“我受的教育是，理想化的目标只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事物。”精神分析学家：“我无法说服你它们不是虚构的。然而，即使是虚构的故事也具有治疗的功效。人人都会受益于拥有虚构的事物。把你自己委托给虚构的故事。”灵魂：“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什么也不相信，可没有信仰就无法治愈我。虚构的故事可能会治愈我，假如我原来不知道它是虚构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不能把自己委托给它。可我明白你已经尽力了。再见。”生病的灵魂和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走向末期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特色事物。精神分析学家是应用科学的载体，他试图处理科学的错误造成的创伤。他最终发现，再多的科学也不够用。［《人会把人培养成什么？》］

二、亚当和夏娃

根据确凿证据，在过去的三百年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人类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全都付诸东流。如果这样下断言，就有失公正，不太真实了。唯一的关键之处是人类应当明智地诠释对自身的了解程度并将其应用到自己身上；一个人必须承认，一般说来，这一诠释过程比发现信息本身显得痛苦、困难。我们没有能够运用这些全部的历史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知识形成有意义的信仰，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从生物种族发展史来看，我们属于猿猴类，所以，在获取和思考各条零散信息方面，我们总是比把它们整理在一起为我所用表现得更加出色。不管如何，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比一百年前的人更加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主要以教义为基础向我们解释了两个事物，“灵魂”和“原罪”。（事实上，灵魂的发明可以回溯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的原始人祖先首先发现了灵魂。他们中的一位从睡眠中醒来，感觉到他的灵魂在梦中脱离的躯体，独自出游，刚刚又回到了肉身；然而，正是神学家们认为，只是随心所欲地将灵魂从动物的肉体中取走而不相信灵魂是一种罪孽。）为了让我们相信这两个事物，神学家们的阐述显得信心百倍，条理清晰。他们认为，没有灵魂就无须拯救什么，没有原罪就没有任何拯救的必要。但是，他们的感觉比他们的描述更准确。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需要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的现代人感到十分困惑并压制自己的信仰，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中世纪神话。大智者认为他们知晓一切，于是，就对神学家说：“亲爱的先生，你不可以用那样的说法来欺骗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真正的智者知道，神话代表着对人类早期知觉的一些广义的归纳，这些知觉和我们自己的知觉一样出色。从某一角度来说，神学家们居心叵测，太不人道了；他们把灵魂和肉体分割开来，不仅作为一种表述的方式，而且认为他们是相互独立的物质。我们拒绝分割二者的关系，成为现代哲学和知识的最初内容。

自从我接受长老会教义熏陶的童年以来，我一直为灵魂和原罪的问题所困扰。所有人都承认因为吃一个苹果而导致人的堕落的故事是一则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神话。所吃的苹果不一定就是苹果，可能是任何种类的水果，也许是一个无花果或者芒果，或者只是一个味美多汁的梨。重要的是它味美多汁，充满诱惑；而且，它是禁果，人吃了它，标志着一种反叛。夏娃先吃苹果，随后给了完全无辜的亚当，亚当违背自己的良知被迫吃了苹果，这显然是男人讲述的故事。如果女人讲述这个故事，亚当会先吃那只苹果。根据这些固有的证据，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创世记》是男人写的作品。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被压抑的欲望和职责或者理智之间明显存在着心理上的不协调。苹果看起来很新鲜，闻起来很香甜，亚当肚子很饿。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如说伊甸园里的这两个人压制自己的欲望，经过苹果树时只是看一看闻一闻然后就走开，那么，当天晚上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在现代心理学上，关于原罪的故事情节将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故事的发展大致是这样的：“我睡不着。”亚当或夏娃说——我们可以认为是夏娃说的。“怎么了？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了吗？”亚当反问道。“没有，麻烦就在这里！”夏娃回答。“你什么意思？”亚当说。“那只苹果！我没有吃。”夏娃一边说，一边在无花果树叶里辗转反侧。“很奇特，不是吗？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的对话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着，终于，他们两人都患了神经官能症。夏娃开始感觉到腹部的不适。亚当真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他拿来了无花果、西瓜和香蕉，可是这些水果对她并不起作用。亚当认为这是她心理上的毛病，夏娃觉得受了侮辱，两人第一次开始争吵。一天夜里，亚当听到妻子在睡梦中含糊不清地嘟哝着：“苹果，苹果！”他没有去咨询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只是觉得这很奇怪。

又一天早晨，夏娃显得十分高兴，这让亚当感到惊讶。“噢，真不错！”她一边说，一边蜷起身子，碰了碰亚当的肩膀。“什么真不错？”“那只苹果。我吃了那只苹果。它的余香仍然留在我的舌尖嘴边。”“真见鬼！”她的丈夫喊道，“你夜里梦游了，是吗？”“我对你发誓我吃了那只苹果。”夏娃言辞激烈地说。接着，她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她是如何走到苹果树下，摘掉苹果，用牙去咬并咀嚼多汁的果肉。

和女人争论没有用处。他们同意一起去看看。令夏娃大为惊讶的是，那只苹果还在原处。尽管证据确凿，她仍然坚持自己说的是真的。于是，亚当开始思索。他记得同样的事情已经两三次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感觉到自己在睡眠中做了什么事情而他的躯体一直躺在爱人的身边。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离开了他的躯体，并且做了什么事情，有的事情还十分荒唐，他清醒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

就这样，亚当发现了灵魂。夏娃非常喜欢这个用词。但是原来的症状仍然没有消失。夏娃胃部的不适使她不能吃任何食物，她明显地消瘦下来，亚当感到惊恐不安。他的生活中当然不能没有她。“亲爱的，”有一天他对她说，“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我知道这是一件麻烦事。”“是吗？”夏娃仰起脸，爱意绵绵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出了问题，你也清楚。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你也感到很无聊（ennui）。”“Ennui！听起来多么——多么陌生的一个词。你知道上帝只讲英语的。”“他用这个词是非常睿智的。不管怎么说，我喜欢这个词，当我使用它的时候，它自然成了纯正的英语表达。说一下这个词，你会感觉好些的。”亚当当然是英国人。

夏娃说了很多遍这个词。她很高兴，她更加敬重她的丈夫。他如此擅长给事物取名字。“我思考这个问题许久了，”她的丈夫接着说道，“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了，浑身的肌肉变得松软无力。我们离开这儿吧。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可恶的极乐世界了。对，我们去把那只苹果摘下来，你一半我一半吃掉它，然后离开这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比如挖掘、折断、抛扔，我会很高兴的。我会一天扔数百块石头，我想扯断一千条树枝。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两只手？在这里，我不可以挖掘土地，不可以折断树枝，不可以扔石块，不可以摔碎物品。夏娃，你了解我，你相信我，是吗？我很聪明。我会让万物生长。这一切都不属于我。只有靠我自己的双手去种植去培育，它们才会属于我。”

夏娃没有在听。当她听到丈夫说将要摘掉那只苹果时，眼睛立刻瞪大了。“你会吗？你真的会吗？”她急切地问道。“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吗？我刚才只是在唠叨。我喜欢唠叨，这你知道。”

突然，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攥住了她，仿佛她不再是自己：“我们去摘掉那只苹果，离开这里吧。我必须吃掉那只苹果，否则我会死的！”

于是，亚当和夏娃手拉着手默默地向前走去，感觉到就好像有某种比他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正在引领着他们的脚步朝某个目的地迈进。有几次，亚当停下来，他迷路了。“那棵树在哪里？”他喊道。“你真傻！下一个路口往右拐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灵魂。噢，我喜欢那个美丽的辞藻。我在这儿感觉到它了。”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她的腹部。“噢，不，它不会是在你的腹部。我觉得我的灵魂是在这儿。”亚当指向自己的头。“它当然是在这里。噢，你这家伙，难道你感觉不到吗？”

现在，夏娃非常快乐。在她腹部的灵魂指引下，她顺利地找到了那棵树。

他们走到树下，摘下苹果，吃掉它，然后跑开。在他们居住的园子边缘长着一片矮树林，夏娃的脚碰在了一块尖利的燧石上。然而，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一种感觉多次穿过全身，这一次，夏娃为这种感觉发明了一个用词——狂喜（thrill）。他们做错了事情，但是他们第一次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夏娃喘着粗气，亚当抬起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擦拭了一下。“你在擦什么？”她问道。“汗水。”亚当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就好像他的眼睛一看到太阳光就知道了这个单词；他发明用语越来越专业，他干脆就运用自己的嘴唇和舌头任意组成声音，发出的声音均恰如其分。“汗水，”他说道，“这是美妙的感觉。我以前从未感觉这么好过。”

他们兴奋异常，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激动万分，因为一旦走出去他们将要看到的一切。“吃完苹果了，你现在感觉如何？”他问，“不再恶心（sick）了吧？”“我感觉不错，不再恶心了，真该死。”“真该死，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感觉——呃，就是真该死。亚当，亲爱的，在你聪明的头脑里创造的所有用语中，我不喜欢‘恶心（sick）’这个单词。”“为什么不喜欢？”“它太简单了，它有点粗俗。”“你又犯老毛病了！要么说高雅，要么说粗俗，不要说有点。”“亚当，亲爱的，你很聪明，可是你的话一点也没有击中要害。也许，我的思维不如你的清晰，或者不如你所认为的自己的思维那样清晰，但是有时候，事物并不是绝对的高雅或者粗俗，而是有点高雅或者粗俗，这是我们一贯的共同看法。你知道，吃完那只苹果之后，我的胃感觉好了许多。现在，我的思维清楚多了。我认为你的用词‘sick’不正确。我需要更好的表达，更加……”她迟疑了片刻，想了想又说，“更加复杂的表达——是的，复杂。”“噢！真是妇人之见！sick是一个恰当的词语，它很有说服力。”“不，我需要另外一种表达。再想一个词。”“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亚当会意地说，“这取决于你是在哪里感到恶心的。就你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患的是胃炎。”“噢，亲爱的！噢，太妙了，太妙了！我患了胃炎！或者说，我得了胃炎。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亚当，我亲爱的，我们出去以后将要做什么呢？”

亚当想了很长时间。他努力地寻找一个大而有力的措辞。渐渐地，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于是他的回答简单扼要：“我想要征服（conquer）。”这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外面，他们看到了外面的风景。不算太美，也不算太差。看起来，伊甸园的外面也生长树木。他们发现了浓密的森林和四处觅食的虎、狼和羊。握着亚当的手，夏娃感到心悸动了一下，说道：“现在我们自由了。你去征服（conquer）吧，我会永远跟着你。”“是的，我将征服所有这一切。”亚当说着，伸出手臂，指向森林和老虎。

这就是现代人笔下的逃离伊甸园的故事。其中凸现了心理上的不协调。故事讲述了一个知晓一切的灵魂；亚当认为灵魂在他的头脑里，而夏娃觉得灵魂在她的腹部，但是，灵魂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它造成了欲望和职责的冲突，其中蕴藏着原罪。夏娃的躯体里有灵魂，亚当的躯体也有灵魂。有时候，这种潜在的意识比有意识的自我还要强大，并推翻后者的决定。只要压抑的欲望和职责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他们就会不快乐，并且欲望最终成为相对的强者。在逃离伊甸园的过程中，亚当和夏娃丝毫不敢懈怠，通过身体的劳作和锻炼寻求安宁，获得重新恢复的个性和独立意识，最终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一件原本早就可以做成、从心理上来说合情合理的事情。当发现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之后，全能的上帝十分欣喜，自言自语道：“他们离开了，我非常高兴。我只是在磨炼他们的意志。我很清楚，待在这个园子里他们的神经早晚会崩溃，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勇气自己离开，他们是否不辜负我创造他们、考验他们的一片苦心。现在，我只是想看看那个年轻人亚当将如何征服世界，以兑现自己对妻子的诺言。我创造的亚当将遇到麻烦。他不像我一样完美、睿智，可我喜爱他，我不会因为他的困惑而责怪他。有些事情我还是可以谅解的。他必须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

如今，神学上定义的原罪得到了较好完善的诠释。故事中的那条蛇成了毫不相关的多余因素，由于祖先的罪过惩罚其子女的不良习性应该得到根除了。原罪是上帝造人伊始我们动物遗产的全部内容，即出生以来我们自身所携带的所有基因，好的、坏的、中庸的。原罪存在于冲突和矛盾中。这种罪孽，这种完美的缺憾，这种无效的、心不在焉的、盲目的、从未真正成功过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导致战争和屠戮的巨大的不和谐因素，即贪婪愚昧、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展示这些人性弱点的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尽管他们学富五车，却不能带给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的和平和安宁——所有这一切远大志向和悲惨失败之间的混乱和反差均源自于我们的灵魂本质。我们获知，人类灵魂的十分之九属于潜在的欲望，代表着数百万年间的动物遗产，却远远逊色于十分之一的有意识的理智，它只是在最近一万年间才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携带的罪孽绝对是最早的，意思指它是遗传的罪孽，这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使用这个词的全部内涵。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拥有这些从内心深处刺激他们的邪恶冲动，而且这就是他们出生的方式。现代哲学不惜笔墨，对这些黑暗的、原始的、冲动的本质做了相当多的解释。它们是神话吗？它们在我们的思想所占的比例是十分之九。

简单地说，人类的原罪只不过是人类全部求生本能的总和；每个人只要在母亲的子宫里获得生命的机会，他就会马上借助这些本能而具备相应的基因。这些本能包括性欲、饥饿和争斗，由此必然产生愤怒、恐惧、嫉妒、狡诈和仇恨。所有这些本能必然导致人种的延续和个人生命的保持。“本能”一词可用来诠释总共多少不同的、困难的事情，只有生物学家才能完全搞清楚；本能包括海狸建造作为屏障的坝状物的灵巧，松鼠为了过冬把食物藏在地下的狡黠，蚂蚁和蜜蜂的社会协作和组织能力，鸟类的迁徙，大西洋鳗长途跋涉五百英里赶到挪威峡湾产卵的欲望……所有这些极其复杂的过程通通是通过一定的种族记忆完成的，甚至每个个体的母体死前连一句话的提醒也没有。

所有动物都遵循其生存本能，因而它们都感到心满意足。自我意识和理智的发生是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理智的发生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晚，但是它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知识层面的，另外一个是道德范畴的。首先，理智或者有意识的自我，开始批评人的潜在本能的作用，然后，根据理智对善良、健康和美丽的认识去改变人类自己的生活；其次，理智有时候会由于本能的自我缺乏或那些令人向往的品质而否定它，从而表现出针对其行为的道德责任。所有鸟类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只有人类例外；理智的不满足、批评和改变人类生活的欲望永无止境。

人类陷入迷惘的泥潭，直到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向他阐明那些集体无意识本能可能会多么复杂，多么深奥难懂、不可抗拒、独断专行，同时，理解起来多么艰难。在我看来，桑塔雅那定义的人的“植物人的梦”和C.G.荣格（C.G.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涉及的是同样内容。我们现在只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类错综复杂、独断专行的种族本能和种族记忆的确存在。人类继续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行为根据是理智；如果现代心理学没有深入探索人类灵魂，他将不知道潜意识的自我依然是我们的统治者，它被描述为具有神秘、深邃、专横、几乎可以“自主”的力量。那么，灵魂或者意识，将会包含有意识的自我和潜意识的自我，理智的生命和本能的生命将会无休止地冲突下去，其中关于罪孽的观点不言而喻。在没有参考弗洛伊德理论的前提下，圣保罗提出“精神的人”和“自然的人”概念涉及的只是这种有意识的理智和老亚当的动物冲动和本能之间的区分。但是，潜意识的种族本能的活动如此不同寻常，精神分析学不得不建立一个近乎神话学的观点来解释它们，为此创造了诸多意象，如性爱本能（Eros）、性欲（Libido）、理性（Logos）、男性倾向（Animus）和女性倾向（Anima），因为它们代表的都是神秘的力量。

在结束心理学的讨论之前，一个人也许应当补充一点，即在这个领域中，信口雌黄、陈词滥调、琐碎小事，俯拾皆是，并从科学范畴演变为江湖骗术。弗洛伊德学说的巨大欺骗性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在报纸上读过一则关于一名美国心理学教授的报道，这名教授分析了将烟蒂熄灭的各种不同的方法，并为我们所有烟民归纳了最令人失望的结论。从我们可能熄灭烟蒂的六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看，我们不是带有施虐本能，就是压抑了受挫的自我，或者只是具有反社会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温和情结，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不再吸一支烟。难道不应该说，这样的骗术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吗？我想友善，我想随和，可是我更愿意这样认为，现代心理学的许多思想往往是关于性反常者、为了性反常者、由性反常者进行的研究，这种想法如此强烈，我只好直言不讳了。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智慧的书，智慧通常只是意味着不要盲目相信骗术。阅读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著作《让你的思想自由驰骋》，尤其是其中的章节——《性来源于无意识》与《意识和潜意识》，会令人精神振奋。他使得路易斯·E.比采（Louis E.Bisch），一个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感到有些难堪；但是，我们将尽量强抑笑声，思维清晰，态度客观。某一个人忘记做一些事情，例如给闹钟上发条，或者在夜间封好炉火，以便第二天房间里仍然有暖气（他居住在乡下）。比采博士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正试图告诉他，他不喜欢居住在乡下，尽管他的意识坚持认为为了孩子他愿意住在乡下。瑟伯的经验主义定律第一条，倘若我没有搞错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忘记调整闹钟和炉火，尤其是炉火，因为闹钟就在那里一眼就可以看见，而炉火总是被忽略。

还有不幸的C先生。他向前猛跑，稍稍停了一下，突然踅回来，正好撞在了一辆汽车上。比采博士对他的分析是这样的：“性饥渴者……由于性饥渴，总是感到心情紧张、容易生气。显然，他饱受失眠之苦；当他真的入睡时，他的梦境肯定会接连不断、扭曲变形，可能也会令人恐惧。不可否认，汽车意味着性欲……”现在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这一科学术语，“可能也会令人恐惧”和“不可否认意味着性欲”这些话语让我想起了魔法中的惯用语句。瑟伯争辩说，一辆汽车轧在你身上可能就是指汽车轧在你身上，并不代表着性欲。好哇！让我们为美国智慧喝彩。

美国精神的悲剧在于，当一个怪念头浮出水面的时候，许多人由于不懂而欢呼雀跃，很少人会因为别人告诉他们已经了解的事情而笑话他。人们已经逐渐开始谈论“幸福系数”和“在任何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结构中一种普遍的顺从趋势中模式刺激反应的第三个阶段中社会反应的次要因素”。上帝保佑这些傻瓜们！这些心理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好像现代生活还不够复杂！人人都在告诉我，在我的生命里，也许存在一个膨胀或者萎缩的自我，两三种本能反应、四五种固执型偏爱、一种整体来说可能还算正常的恋母情结、埋藏在我心灵中的十几种抑制机能，还有对毫无意义的生活遭遇所产生的施虐式冲动的温和的显现。我具有性欲、性爱、本我，在我看来，这些都如乌贼一样；而现在我也许具有特别强烈的刺激反应，我也许可以归类为了不起的业务主管，在所有智力测试中，智商都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智商还低。我对我的孩子肯定永远不会讲述某些禁忌，因为我担心我会建立一种抑制机能，并担心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四十年中它需要不断为我制造的麻烦负责；孩子会自由地长大，会从事商业管理，并在二十三四岁时才第一次得知，生活中有一些禁忌如果违反了，生活、上帝或社会都不会宽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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