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秉烛后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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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秉烛后谈试读：

关于《秉烛后谈》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风雨后谈》后改名《秉烛后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列为“艺文丛书之六”，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除《关于阿Q》写于一九三九年外，均作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十月，正如作者所说：“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秉烛后谈序》）“风雨后谈”本是周氏在《宇宙风》上用过的题目，以后他两次想用这名字出书，又都放弃了，先是《秉烛谈》，再是《秉烛后谈》。作者曾为《风雨后谈》作序一篇，及至改名《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猝未曾印在书里”，后来一并收入《立春以前》。

作者在《风雨后谈序》中说：“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前一点亦即《夜读抄后记》中说的“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几年来所写此类文章甚多，虽然在《秉烛后谈》中却未必占着很大比例；后一点道着此书主要特色所在，尽管前此之《秉烛谈》等这未必那么明显，—当然若从作者行文总的态度来说，倒是一贯如此的。《秉烛后谈序》说：“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大约系指后半部分而言，这一时期作者多写此类闲适题目（除本书各篇外，还有不少收入《药味集》中），确是事实。作者曾说此前几种集子都“未能真正谈风月”，“风月”一语未必等同于“闲适”，但是多少也有相通之处。然而同为闲适题目，内容却可分为两类，其一表意趣，可谓真闲适，如《谈劝酒》，其一疾虚妄，一似别处之“古怪题目”，如《谈过癞》。自《夜读抄》开始的文章写法，到《秉烛后谈》基本告一段落，此后路数颇有变化，《

自己所能做的

作者曾在《谈虎集后记》中说：“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此集中有篇《谈文字狱》，讲的即是历史上此类事情。而这话题又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此前他写过《赋得猫》（收《秉烛谈》），其中有云：“欧洲的巫术案，中国的文字狱思想狱，都是我所怕却也就常还想（虽然想了自然又怕）的东西，往往互相牵引连带着，这几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压迫之一。”巫术案与文字狱分别是中西文化中最黑暗的现象，而“人类原是一个”，他所面对的便是整个文明史，对此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在文字狱中，作者特别看重“以思想杀人”一类，“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而“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又与“暴民”无异，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的专制局面，作为思想者的个人只有被杀的份儿了。这既是政治专制，更是思想专制；政治专制来自某一方面，思想专制则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政治专制的对象也成为思想专制的一分子。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像这里提到的顾亭林、王山史等，未必一定受到钳制，他们真是这般想法；而李贽之类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成了“人民公敌”。“为犯匹夫之怒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周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着意加以甄别，不放过坏的一面，此前所作《太监》（收《夜读抄》）、《论八股文》（收《看云集》）等皆为力作，而又尤其注意对于思想专制的批判，盖此为要害所在也。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七十三页。自己所能做的

自己所能做的是什么？这句话首先应当问，可是不大容易回答。饭是人人能吃的，但是像我这一顿只吃一碗的，恐怕这就很难承认自己是能吧。以此类推，许多事都尚待理会，一时未便画供。这里所说的自然只限于文事，平常有时还思量过，或者较为容易说,虽然这能也无非是主观的，只是想能而已。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清初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八有一则云：“余尝言，士人至今日凡作诗作文俱不能出古人范围，即有所见，自谓创获，而不知已为古人所已言矣。惟随时记事，或考论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笔之于册，如《辍耕录》《鹤林玉露》之类，庶不至虚其所学，然人又多以说家杂家目之。嗟乎，果有益于世道人心，即说家杂家何不可也。”又卷十二云：“余尝论文章无裨于世道人心即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理粗通少知运笔者即各成文集数卷，究之只堪覆瓿耳，孰过而问焉。若人自成一说家如杂抄随笔之类，或纪一时之异闻，或抒一己之独见，小而技艺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不叙述，令观者发其聪明，广其闻见，岂不足传世翼教乎哉。”

不佞是杂家而非说家，对于梁君的意见很是赞同，却亦有差异的地方。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为得失。余下来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中国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并不算坏，他没有宗教的狂信与权威，道儒法三家只是爱智者之分派，他们的意思我们也都很能了解。道家是消极的彻底，他们世故很深，觉得世事无可为，人生多忧患，便退下来愿以不才终天年，法家则积极的彻底，治天下不难，只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可达到统一的目的。儒家是站在这中间的，陶渊明《饮酒》诗中云：“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这弥缝二字实在说得极好，别无褒贬的意味，却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来了。佛教是外来的，其宗教部分如轮回观念以及玄学部分我都不懂，但其小乘的戒律之精严，菩萨的誓愿之弘大，加到中国思想里来，很有一种补剂的功用。不过后来出了流弊，儒家成了士大夫，专想升官发财，逢君虐民，道家合于方士，去弄烧丹拜斗等勾当，再一转变而道士与和尚均以法事为业，儒生亦信奉《太上感应篇》矣。这样一来，几乎成了一篇糊涂账，后世的许多罪恶差不多都由此支持下来，除了抽雅片这件事在外。这些杂糅的东西一小部分纪录在书本子上，大部分都保留在各人的脑袋瓜儿里以及社会百般事物上面，我们对他不能有什么有效的处置，至少也总当想法侦察他一番，分别加以批判。希腊古哲有言曰，要知道你自己。我们凡人虽于爱智之道无能为役，但既幸得生而为人，于此一事总不可不勉耳。

这是一件难事情，我怎么敢来动手呢。当初原是不敢，也就是那么逼成的，好像是“八道行成”里的大子，各处彷徨之后往往走到牛角里去。三十年前不佞好谈文学，仿佛是很懂得文学似的，此外关于有好许多事也都要乱谈，及今思之，腋下汗出。后乃悔悟，详加检讨，凡所不能自信的事不敢再谈，实行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文学铺之类遂关门了，但是别的店呢？孔子又云，知之为知之。到底还有什么是知的呢？没有固然也并不妨，不过一样一样的减掉之后，就是这样的减完了，这在我们凡人大约是不很容易做到的，所以结果总如碟子里留着的末一个点心，让他多少要多留一会儿。我们不能干脆的画一个鸡蛋，满意而去，所以在关了铺门的路旁仍不免要去摆一小摊，算是还有点货色，还在做生意。文学是专门学问，实是不知道，自己所觉得略略知道的只有普通知识，即是中学程度的国文，历史，生理和博物，此外还有数十年中从书本和经历得来的一点知识。这些实在凌乱得很，不新不旧，也新也旧，用一句土话来说，这种知识是叫做“三脚猫”的。三脚猫原是不成气候的东西，在我这里却又正有用处。猫都是四条腿的，有三脚的倒反而希奇了，有如刘海氏的三脚蟾，便有描进画里去的资格了。全旧的只知道过去，将来的人当然是全新的，对于旧的过去或者全然不顾，或者听了一点就大悦，半新半旧的三脚猫却有他的便利，有点像革命运动时代的老新党，他比革命成功后的青年有时更要急进，对于旧势力旧思想很不宽假，因为他更知道这里边的辛苦。我因此觉得也不敢自菲薄，自己相信关于这些事情不无一日之长，愿意尽我的力量，有所供献于社会。我不懂文学，但知道文章的好坏，不懂哲学玄学，但知道思想的健全与否。我谈文章，系根据自己写及读国文所得的经验，以文情并茂为贵。谈思想，系根据生物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识，考察儒释道法各家的意思，参酌而定，以情理并合为上。我的理想只是中庸，这似乎是平凡的东西，然而并不一定容易遇见，所以总觉得可称扬的太少，一面固似抱残守缺，一面又像偏喜诃佛骂祖，诚不得已也。不佞盖是少信的人，在现今信仰的时代有点不大抓得住时代，未免不很合式，但因此也正是必要的，语曰，良药苦口利于病，是也。

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今我又屡言文之有益于世道人心，似乎这里的纠纷更是明白了。这所疑的固然是事出有因，可是说清楚了当然是查无实据。我当时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的确有一种主观,不曾说得明了，我的意思以为言志是代表《诗经》的，这所谓志即是诗人各自的情感，而载道是代表唐宋文的，这所谓道乃是八大家共通的教义，所以二者是绝不相同的。现在如觉得有点缠夹，不妨加以说明云：凡载自己之道者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载道。我写文章无论外行人看去如何幽默不正经，都自有我的道在里边，不过这道并无祖师，没有正统，不会吃人，只是若大路然，可以走，而不走也由你的。我不懂得为艺术的艺术，原来是不轻看功利的，虽然我也喜欢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不过讲到底这道还就是一条路，总要是可以走的才行。于世道人心有益，自然是件好事，我那里有反对的道理，只恐怕世间的是非未必尽与我相同，如果所说发其聪明，广其闻见，原是不错，但若必以江希张为传世而叶德辉为翼教，则非不佞之所知矣。

一个人生下到世间来不知道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生下来以后那总是必然的了。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的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利，盖我们生在此地此时实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自有其特殊的便宜，虽然自然也就有其损失，我们不可不善自利用，庶不至虚负此生，亦并对得起祖宗与子孙也。语曰，秀才人情纸一张。又曰，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如有力量，立功固所愿，但现在所能止此，只好送一张纸，大家莫嫌微薄，自己却也在警戒，所写不要变成一篇寿文之流才好耳。廿六年四月廿四日，在北京书。

南堂诗钞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他不全，查《诗话》刘承干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南山堂自订诗》，下册七卷至十卷佚阙。”右云：“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摺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罱泥行》上半云：“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艓子长竿揭，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跌。”卷三有诗题云：“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钞》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葹集，有小引云：“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板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遗，亲知永隔，行动羁馽，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已，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葹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葹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出宗阳》云：“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泊牛渚》云：“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欲暮》云：“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望见京城》云：“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寄家书》云：“余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景多含沙，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铏阬瓜，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笳集》下批语有云：“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阬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钞》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生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征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部牒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纁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逾垣，问祸来所以。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世不乏应刘，樗栎何足齿，偃蹇负弓旌，免蹈虚声耻。”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的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杀人不问梃刃政，屠伯何须在录囚。”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见用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杨雄的故典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亦不活奚灾伤。”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田，侯王都饿死。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晏眠人。”又《题古战场图》云：“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死生轻。力尽□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第五句第三字原缺，或者是胡字吧？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边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声明一句。廿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北平苦住庵记。

补记《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嘉业堂有新刻本，末有癸亥刘承干跋，中有云，自卷一至卷五为其裔孙渔川观察所藏弆，以畀余,惜已佚半，嗣留心访求，竟获卷六至卷十，遂为完璧。渔川即吴永，然则我所得残书即是其底本，但不知何以又流落在旧书摊头耳。近年又得全书一部，卷首有朱文长方印曰，闽戴成芬芷农图籍，内容与刘刻本悉相同，唯原本有目录三十一页，而刘刻略去，改为总目一页，未免少欠忠实。民国癸未冬日编校时记。

东莱左氏博议

近来买到一部书，并不是什么珍本，也不是小品文集，乃是很普通很正经，在我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书。这只是四册《东莱左氏博议》，却是道光己亥春钱唐瞿氏清吟阁重雕足本，向来坊刻只十二卷八十六篇，这里有百六十篇，凡二十五卷。《东莱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我们小时候也还读过，作为做论的课本，今日重见如与旧友相晤，亦是一种喜悦，何况足本更觉得有意思，但是所谓有意义则别有在也。《东莱左氏博议》虽然《四库书目》列在经部春秋类二，其实与经学不相干，正如东莱自序所说，乃是诸生课试之作也。瞿世瑛道光戊戌年跋文云：“古之世无所谓时文者。自隋始以文辞试士，唐以诗赋，宋以论策，时文之号于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务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驳，无不本于其中心之诚然，而不肯苟以炫世夸之意，亦于是尽亡矣。盖所谓时文者，至宋南渡后创制之经义，其法视诗赋论策为胜，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经义者，非诚欲说经，亦姑妄为说焉以取所求耳。故其为文不必果得于经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认以为不知，必率其私臆，凿空附会，粉饰非者以为是，周内是者以为非，有司者亦不谂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始命以在彼之所不知，于是微言奥旨不能宿通素悉于经之内，而枝辞赘喻则可暂假猝辨于经之外，徒恃所操之机熟，所积之理多，随所命而强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观，以取盈篇幅，以侥幸得当于有司之目。噫，不求得于心则立言之意亡，不求通于经则说经之名戾，时文之蔽类然已。《东莱左氏博议》虽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诸生之请，然既以资课试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于方执笔时偶然之见，非必确有所低昂轩轾于其间，及其含意联词，不得不比合义类，引众理以壮其文，而学者遂见以谓定论而不可夺，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为是，易其所是以为非，亦必有众理从而附会之，而浅见者亦将骇诧之以为定论矣。”关于经义的变迁，吾乡茹敦和著《周易小义》序中说的很简明，今抄引于下：“经义者本古科举之文，其来旧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经新义》，用以取士，命其子雩及吕惠卿等著为式颁之，此一变也。元延祐中定科举式，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以《易》《诗》《书》《礼记》《春秋》经文为五经，别之为书义经义，又于破题承题之外增官题原题大讲大结等名，此再变也。明成化中又尽易散体为俳偶，束之为八比，此三变也。至嘉隆以后于所谓八比之中稍恢大焉，渐至俳中有俳，偶中有偶，乃于古今文体中自成一体，然义之名卒不改。”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两件事实。其一是八股文原是说经的经义，只是形式上化散为排，配作四对而已。其二是《东莱博议》原是《春秋》类的经义，不过因为《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所以《博议》成为一种应试体的史论。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其实却很重大，即是上边所说的有意义。

我们平常骂八股文，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概，实在这是有点儿冤枉的，至少也总是稍欠公平吧。八股文诚然是不行，如徐大椿的《时文叹》所说：“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又如我的《论八股文》中讲到中国的奴隶性的地方有云：“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钝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不过我们要知道八股乃是应试的经义而用排偶的，因为应试所以遵守功令说应有尽有的话，是经义所以优孟衣冠似的代圣人立言，又因为用排偶所以填谱按拍那样的做，却也正以此不大容易做得好，至今体魄一死，唯余精魂，虽然还在出现作祟，而躯壳败坏之后已返生无术矣。《博议》一类论事的文章在经义渐渐排偶化的时候分了出来，自成一种东西，与经义以外的史论相混，他的寿命比八股更长，其毒害亦更甚，有许多我们骂八股文的话实在都应该算在他的账上才对。平常考试总是重在所谓书义，狭义的经义既比较不重要，而且试文排偶化了，规矩益加繁琐，就是做《春秋》题也只有一定的说法，不能随意议论，便索性在这边停止活动，再向别方向去发展，于是归入史论一路去，因为不负责任的发议论是文人所喜欢的事，而宋人似乎也特别有这嗜好。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审细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又卷八遗言有云：“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宋文鉴之十云：“宋儒论古人多好为迂刻之言，如苏辙之论光武昭烈，曾巩之论汉文，秦观之论石庆，张耒之论邴吉，多非平情。孔子曰，尔责于人终无已时。大抵皆坐此病。”又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四云：“痰字从无入诗文者，朱直《史论初集》诋胡致堂云：双目如瞽，满腹皆痰。鄙俚极矣，不可为训。”蒋氏原意在于论痰字，又朱直的议论或者也未必高明，反正这种东西是没法作得好的，但总之批评胡致堂的话是很对，而且也可以移作许多史论的评语。史论本来容易为迂刻之言，再加上应试经义的参和，更弄得要不得了，我说比八股文还有害的就是这个物事。盖最初不过是双目如瞽，满腹皆痰，实为天分所限，随口乱说，还是情有可原，应试体的史论乃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毫无诚意，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博得名利而已。此种技俩在瞿君的跋文中说得非常透彻，无以复加，我们可以不必再来辞费，现在只想结束一句道：八股文死矣，与八股文同出于经义的史论则尚活着，此即清末的策论，民国以来的各种文字是也。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说明洋八股即是策论，曾经有这几句话：“同是功令文章，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乱道也。专做八股文的结果只学会按谱填词，应拍起舞，里边全没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说乱道者仍靠兼做策论之力也。”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对的，关于八股文的话与徐灵胎相合，关于策论则与冯钝吟等人相合，古人所说正可与我互作注脚也。

小时候在家读坊刻《东莱博议》，忽忽三十余年，及今重阅已不记那几篇读过与否，唯第一篇论郑庄公共叔段，《左传》本文原在卷首，又因金圣叹批点过，特别记得清楚，《博议》文亦尚多记得。如起首一节云：“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铒以诱鱼者钓也，为陷阱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阱，天下宁有是耶。”又结末云：“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钓者之自吞钩饵，猎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讵至此乎。故吾始以庄公为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读下去都很面善，因为这篇差不多是代表作，大家无有不读的，而且念起来不但声调颇好，也有气势，意思深刻，文字流畅，的确是很漂亮的论，有志写汉高祖或其他的论文的人那能不奉为圭臬呢。但细看一下，也不必用什么新的眼光，就觉得这确是小试利器，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好坏都就在这里，当作文章看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秀才胚子，他的本领只有去做颂圣诗文或写状子而已。只可惜潜势力太大，至今还有多数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论写古文白话都是如此，只要稍为留心，便可随时随地看出新策论来，在这时候如要参考资料以备印证，《东莱博议》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观止》。试帖诗与八股文不会复活的了，这很可以乐观，策论或史论就实在没有办法，土八股之后有洋八股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八股出来，我相信一定都是这东西的变种，盖其本根深矣。我写这篇小文，并不是想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裨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为大，如孟德斯鸠所说，实在我是一点没有办法。傅青主《书成弘文后》云：“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派，真恶心杀，真恶心杀。”我也只是说恶心而已。廿六年六月七日，于北平苦住庵。

贺贻孙论诗

谢枚如著《课余偶录》卷一有一则云：“永新贺子翼贻孙先生著述颇富，予客江右尝借读其全书，抄存其《激书》十数篇收之箧衍。其《水田居文集》凡五卷，议论笔力不亚魏叔子，且时世相及，而名不甚显，集亦不甚行，殆为易堂诸子所掩耳，要为桑海中一作手，非王于一陈士业辈所能比肩也。有云：遵养时晦，藏用于正人无用之时，著书立说，多事于帖括无事之日（《答李谦庵书》）。贫能炼骨，骨坚则境不摇，彼无骨者必不能不逢迎纷纭，无怪其居心不静也。无骨之人，富贵尤能乱志，贫贱更难自持（《复周畴五书》）。有意为闲，其人必忙，有意为韵，其人必村，此不待较量而知也（《书补松诗后》）。安贫嗜古之意溢于言下，可以觇其所养矣。”《四库全书总目》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著录文集五卷，评云：“所作皆跌宕自喜，其与艾千子书云，文章贵有妙悟，而能悟者必于古人文集之外别有自得，虽针砭东乡之言，而贻孙所以自命者亦大略可见，特一气挥写过于雄快，亦不免于太尽之患也。”又一二五杂家类存目二著录《激书》，无卷数，评云：“所述皆愤世嫉俗之谈，多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议，若《太平广记》贵公子炼炭之类，或因古语而推阐之，如苏轼书曹孟德之类。其文称心而谈，有纵横曼衍之意，而句或伤于冗赘，字或伤于纤丽，盖学《庄子》而不成者，其大旨则黄老家言也。”《四库提要》对于非正宗的思想文章向来是很嫉视的，这里所说还算有点好意。平景孙著《国朝文棷题辞》卷一中也有一则是讲《水田居文集》的，并说及《激书》，文云：“子翼少工时文，与茂先巨源石庄诸公齐名，举崇祯丙子副贡生，入国朝隐居不出，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据叶擎霄《激书》序，似卒于康熙丙子，年九十一矣。文笔奔放，近苏文忠，集中史论最多，他文意制峭诡，有似柳州可之复愚者。《激书》二卷，包慎伯最爱之，谓近《韩非》《吕览》，而世少知者。盖嘉庆中骈体盛而散文衰，桐城派尤易袭取，慎伯与完庵厚堂默深子潇诸子出以丙部起文集之衰，故有取于是。其风实自阳湖恽李二氏昉，于是古文复盛，至于今不衰。”看了这些批评我就想找水田居全集来一读，可是诗文集未能买到，只搜得其他五种，即《激书》二卷，《易触》七卷，《诗触》六卷，《骚筏》一卷，《诗筏》一卷，《易经》我所不懂，《诗经》颇有说得好的地方。《四库书目》十七诗类存目一著录《诗触》，评有云：“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其实据我看来这正是贺君的好处，能够把《诗经》当作文艺看，开后世读《诗》的正当门径。此风盖始于钟伯敬，历戴仲甫万茂先贺子翼，清朝有姚首源牛空山郝兰皋以及陈舜百，此派虽被视为旁门外道，究竟还不落莫。《四库书目》中评万氏《诗经偶笺》云：“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云云。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我想这正该反过来说，《诗归》即使在别方面多缺点，其以诗法读经这一点总是不错的，而且有益于学者亦正以此，所可惜者现今绍述无人，新文艺讲了二十年，还没有一部用新眼光解说的《诗经》，此真公安竟陵派不如矣，我们不必一定去爱古人，但有时难免有薄今人之意耳。

贺君说《诗》仍从序说，虽然只取古序发端一语，以为此外皆汉儒续增不尽足据，其解释《诗》旨难得有新意思也是当然的，唯关于诗词颇多妙语，如卫风氓之蚩蚩一诗，仍遵序云刺时也，解有云：“此篇与《谷风》篇才情悉敌，但《谷风》词正，此诗词曲，《谷风》怨而婉，此诗恧而婉，其旨微异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约，次章私奔，三章自叹，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出传奇，曲白关目悉备，如此丑事却费风人竭力描写，色色逼真，所谓化工，非画工也。今或从注说，谓必淫妇人自作乃能委悉如此，不知今古弃妇吟经曹子建辈锦心绣肠从旁揣摩，比妇人声口尤为酸楚，况抱布贸丝车来贿迁，分明是出像《会真记》，岂有妇人自供之理。”又云：“钟伯敬曰，子无良媒，谑之也，奔岂有媒乎。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亦谑之也，盖贸丝春时事也，此时已许之矣，故又谑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词不甚相达，但口齿蕴藉，后人不解遂认真耳。”这里所说道理似均极平常，却说得多么好，显得气象平易阔宽，我们如不想听深奥的文艺批评，只要找个有经验人略给指点，待我自己去领解，则此类的说诗当最为有益了。《诗筏》一卷凡二百则，亦即以此气象来谈古诗，自十九首以至明末。其自序云：“二十年前与友人论诗，退而书之，以为如涉之用筏也，故名曰诗筏，今取视之，几不知为谁人之语，盖予既已舍之矣。予既舍之，而欲人之用之，可乎？虽然，予固望人之舍也，苟能舍之，斯能用之矣。深则厉，浅则揭，奚以筏为。河桥之鹊，渡则去焉，葛陂之龙，济则掷之，又奚以筏为。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所极，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是为用筏耶，为舍筏耶，为不用之用不舍之舍耶。夫苟如是而后吾书可传也，亦可烧也。”卷中佳篇甚多，意见通达，倾向公安竟陵而能不偏执，极为难得。略举其数则如云：“不为应酬而作则神清，不为谄渎而作则品贵，不为迫胁而作则气沉。”此虽似老生常谈，古今文人却没有几个人担当得起，上二是富贵不能淫,还有许多人做得到，下一是威武不能屈，便不大容易，况威武并不限于王难耶。又云：“公燕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搬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惟曹子建自露家风，而应《侍建章集诗》末语不忘儆戒，颇为得体耳。大抵建安诸子稍有才调，全无骨力，岂文举正平见杀后，文人垂首丧气，遂软媚取容至此，伤哉。”“《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毁不避怒，誉不求喜，今则为匿名谣帖，连名德政碑矣。偶触褊心则丑语丛生，唯恐其知，忽焉摇尾，则谀词泉涌，唯恐其不知也。至于赠答应酬，无非溢词，庆问通贽，皆陈颂语，人心如此，安得有诗乎。”此后举储光羲《张谷田舍》诗杜子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二篇为例，以为唐人为之尚能自占地步，若在今人不知如何丑态矣，文繁不能备引。又有云：“凡诗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七言律虽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唯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蕴藉，集中诙语俊语学之每能误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间诗人毕竟推为独步。近日持论者贬剥文长几无余地，盖薄其为诸生耳。谚云，进士好吟诗，信哉。”“少陵不喜渊明诗，永叔不喜少陵诗，虽非定评，亦足见古人心眼各异，虽前辈大家不能强其所不好，贬己徇人，不顾所安，古人不为也。”“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如汉古诗云：客从北方来，欲到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凤凰子。句似迂鄙，想极荒唐，而一种真朴之气，有张蔡诸人所不能道者。晋宋间子夜读曲及清商曲亦尔，安知歌谣中遂无佳诗乎。每欲取吴讴入情者汇为风雅别调，想知诗者不为河汉也。”

这几节我觉得都很好，有他自己的见识与性情，虽本是诗话而实是随笔，并不讲某侍御某大令的履历，选录几首样本的诗，却只是就古今现成的资料来发展他的感想，这里自然以关于诗的为限，实在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的许多意思，这我以为是最有趣味的事。大约因为他是接近公安竟陵派的缘故吧，他关于山歌也有高明的意见，大有编选吴歌集之意，只可惜没有实行，这个光荣却给龙子犹得了去了。这一点长处大约比较的顶容易为看官所承认，其余的难免心眼有异，恐怕会被人看作偏激，不合潮流亦未可知，不过在我个人总以为然，觉得《诗筏》这一卷书是很值得破费工夫去一读的。《骚筏》我也喜欢，现在却不想谈，因为《楚辞》我实在有点生疏，将来还得好好的读了再来看这部书，那时才会得有话可说。《激书》我读过几篇，这是该属于丙部而且又是杂学类的，长篇大论这一路文章我不大喜欢，总觉得难免文胜于物，弄得不好近于八大家，好也可以近《庄子》吧，可是谁都没有这把握。《激书》里有些意思与部分的文章却也有好的，如《四库提要》所说的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这一类，看了很好玩。《酌取》篇中维扬巨贾公子炊饭必用炼炭，本《太平广记》，已见《提要》，又《疑阳》篇叙青州少年入鬼国，被鬼巫用“送夜头”法送之登舟，原注亦云见《广记》中。《求己》篇述其友龙仲房访求王雪湖梅谱，乃得画眉之李四娘与话媒之官媒李娘，盖用近事而文甚诙谐。又《失我》篇引二事，其出典当在《笑府》中欤：“献贼掠禾阳时，禾阳之张翁假僧衲笠与之同匿。须臾贼至，踉跄相失，疾呼僧不应，翁哭以为僧遇贼死矣。忽自视其衲笠皆僧物也，复大哭曰，僧则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竖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盗夜尽窃其瓜，竖睡正酣，盗戏为竖剃发舁入僧寺。凌晨母见瓜竖皆失，踪迹至寺，竖尚鼾呼如雷，母怒痛挞之至醒，忽自寻其首无发，诉曰，失瓜者乃寺内沙弥，非我也。”这种作法，说得古可以上接孟子舆的日攘一鸡，说得今也就是张宗子的夜航船里和尚伸伸脚之类，要恭维或骂倒任凭自由，都有充足的口实可找，不佞别无所容心，但自己则颇喜此体，惜终是不能写得好耳。讲到意思，也有觉得可取的，如《汰甚》一篇，梅道人评云：“天崇间举朝惯使满帆风，只图一时之快，遂受无穷之伤，贺子尝抱漆室之忧，故其文痛快如此，今读之犹追想其拊膺提笔时也。”文中主意不过是不为已甚，其言曰：善治天下者无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此意亦自平常，但绝不易实行，况在天崇间乎，言者之心甚深又甚苦，然而毫无用处，则又是必然也。二十世纪的人听到天崇间事不禁瞿然，不知为何。陈言更复何用，徒乱人意，故可不必再引，不佞今日所谈似可始终以诗为限，故遂题曰贺贻孙论诗云。廿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北平记。附记

见书目有吴兴丛书本《诗筏》一册，吴大受著，以为偶同书名耳，今日有书贾携来，便一翻阅，则内容全同，不禁哑然。查卷末附传，大受为吴景旭曾孙，卒于乾隆十八年，年六十九，计当生于康熙二十四年。《诗筏》中云：“余于兵燹后借得唐人残编一帙，其中可笑诗甚多”，当然系指甲申后事，非吴氏所及见。又末一则云：“以此二诗糊名邮送万茂先，定其甲乙。”案万茂先著《诗经偶笺》在崇祯癸酉，尚在吴氏诞生前五十二年，二人恐无相见的可能。况贺氏《诗筏》固自存在，不知何以错误。刘刊本卷首题吴大受删订，或者原来只是抄录贺书，（却亦并未有删订，但缺一小引耳。）后人不察以为即其所著，也未可料。名字虽然错乱，但《诗筏》有了新刻本，于读者不无便利，只须知道这是水田居而非南山堂就好了。七月十六日记于北平之苦住庵。

水田居存诗

贺贻孙《水田居存诗》三卷，凡诗七百首，词四十四首，其友人李陈玉所选，有序，即梅道人也，卷首题同治庚午年新镌，似以前并未有刊本。卷二七律二首，题曰“戊戌僧装诗”，注云，“有序未录”。平景孙《国朝文棷题辞》卷一《水田居文集》项下云：“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诗序即说此事，惜不传。《僧装诗》第一首中一联云：“问腊应高灵隐坐，谈诗又喜浙江潮。”用骆宾王事。第二首中云：“佛汗几回增涕泣，经声一半是离骚。”洛阳平等寺佛汗雨兆尔朱之祸，盖不仅寻常离乱之感。这里令人想起同时的陈章侯来。《宝纶堂集》中有五古一首，题曰：“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鸟处，便剃发披缁，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闻我予安道兄能为僧于秀峰猿鸟路穷处，寻之不可得，丁亥见于商道安珠园，书以识怀。”情事相似，唯早十二年而已。毛西河有报周栎园书，述章侯遗事，有云：“又一诗期以某时过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来，其中云，老迟五十二年人。老迟者以甲申后更其名悔迟，故称老迟，非老莲之误也。”沈西雍《匏庐诗话》卷中乃有一则云：“唐刘驾弃妇词云，昨日惜红颜，今日畏老迟。老迟云者，谓垂老而迟暮也，陈章侯自号老迟，当取诸此。”此说未妥，悔迟乃明遗民的口气，与迟暮意不同，盖陈章侯贺子翼方密之屈翁山等人的出家都是同一的意思，章侯序中所谓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也。《水田居诗》卷二又有七律十二首存八，题曰“戏和梅道人歌馆惜艳诗”，有序云：“艳思已枯，绮语长断，然陶赋闲情，何损白璧，宋说好色，乃见微词。金陵婉娘歌馆翘盼，以身奉人，道人惜之，偶尔赋赠，寄托规讽，别有指陈，索余次韵，遂尔效。言外索之，方知道人与余所咏者实非妇人也。”题序殊佳，唯不知此辈为何如人，岂亦牧斋梅村之流亚欤。诗亦有妙句，如云：“每恨情多到妾少，翻因夜短梦君长。”“偷筹有意嗔宜怒，掩袖无声笑近俳。”“单思一枕游仙梦，许嫁千番捣鬼词。”原注云：捣鬼谓诳词，单思谓痴想，皆娼家方语。案《开卷一笑》卷二有《金陵六院市语》一篇，此注可为补遗也。诸诗妙在只是歌馆惜艳，仿佛所咏者实只是妇人，别有讽刺的地方不大明了，我想这或者正是诗人用意处，盖惜妇人入歌馆原来已是贼出关门，若在其前还有点希望，以后就只好描写以身奉人的境况，说以寄规讽可，说以寄惆怅更可也。对于非妇人的委身歌馆也只同样的措词，不更作严刻的谴责，岂必由于诗人之温柔敦厚，殆亦以此为最好的作法耳。

卷三中有《村谣》，三十二首存二十八，写民间疾苦，别出一种手法。有序云：“赤魃方殷，白额尤横，僻邑小民，何辜于天。不可咏也，伊可怀也。”陈章侯有《避乱诗》一百五十三首，其《作饭行》自叙有云：“山中日波波三顿，鬻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凄然若为不闻也者。商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诗末有二联云：“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喂虎，篦民若养狸。”其词可谓严厉矣，所指却是明之义师，而出诸遗民之口，其事大可哀，若《村谣》中乃是记清之文武官吏虐民的事，情形不同，口气亦遂有异，今抄录数首于下：

其八保甲输钱役未宁，社仓旧籍索逃丁，奸胥倚仗先贤法，枉被穷檐骂考亭。

其九襁负相牵避远村，饥烟冉冉出柴门，桃源复苦桑麻税，何处仙家不断魂。

其十邻翁窜去又三年，空室长扃鸟乱喧，废圃无人邀我醉，桃花独自饱春烟。

其十二紫柰青梨税入城，名园斫遍为朱樱，官府不容栽果树，儿童何处打流莺。

其十四官司虽苛怨无言，但怨先人旧业存，羡杀东家家破后，催租夜半不惊魂。

其十七　令箭频来小户诃，沿门遍发长官鹾，村儿不识将军贵，但怪虎牌斩字多。原注云：营将贩盐，和沙发卖。

其十八役重偏愁有此身，今生髓竭莫辞贫，鬻儿权作斯须喜，明日朝餐省一人。

其二十五十年野哭迭相赓，鬼啸悲凄尚有情，今日死亡都惯见，行人无泪鬼吞声。

其二十六杨枝入户晓烟迷，绿向前村一树低，犬吠烟中挨牒到，邻鸡飞上树头啼。原注云：上官差兵挨查异色。

其二十七羽流缁客走如僵，搜索惊啼恐夕阳，小尹青牛留不住，普贤白象亦踉跄。原注云：僧道亦以挨查逃去。

以上共抄了十首，以诗论不必尽佳，只取其诗中有史耳，且语多诙诡，正其特异处，二十八首中尽有语平正而意悲怆者，读之反不见佳，盖由说得容易太尽之故欤。略举一二例如下：

其二十二娇妻嫁去抵官银，临别牵裾吏尚嗔，夜梦都忘身在械，枕边犹唤旧时人。

其二十四催赋健儿势绝伦，儒冠溺后拭红裙，山歌联唱杯联饮，脂粉含羞不忍闻。

将这两首诗读过一遍，觉得他的力量总不及前面的十首，为什么缘故虽然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事实。这十首差不多全是打油诗，论理应该为文坛所不齿，一边的正宗嫌他欠高雅，不能载道，又一边的正宗恨他太幽默，不能革命，其实据我看来却是最有力，至少读过了在心上搁下一点什么东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却叫他要想。拍桌跳骂，力竭声嘶，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满足，有如暑天发闷痧，背上乱扭一番，无论扭出一个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轻松，闷着的时候最是难过，而悲惨事的滑稽写法正是要使人闷使人难过。假如文章的力量在于煽动，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总是颇有力量的吧。从前读显克微支的小说，其《炭画》与《得胜的巴耳德克》两篇都是用这方法写的，使我读了很受感动，至今三十余年还是不曾忘记。这回看水田居的诗得见那几首《村谣》，很是佩服，这一半固然由于著者的见识，一半也因为是明末清初在公安竟陵之后，否则亦未必可能也。

贺子翼在《诗筏》卷上有一则云：“看诗当设身处地，方见其佳。王仲宣《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昔视之平平耳，及身历乱离，所闻所见殆有甚焉，披卷及此，始觉酸鼻。”此是好一则诗话，却也可应用在他自己的诗上。我不知现今的人看了他这些诗，稍觉得酸鼻乎，抑以为平平乎。我个人的意见不足贡献，还是要请看客各自理会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于北平苦茶庵。

俞理初的诙谐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白虎通》云，女，如也，从如人也。《释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时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广记》，《长恨歌传》云，天宝时人歌曰，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则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咏》，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有戾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此谚所谓姑恶千辛，夫嫌万苦者也。《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亦贵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妇人苦》诗云，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其言尤蔼然。《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书·梓材》，成王谓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此圣人言也。《天方典礼》引谟罕墨特云，妻暨仆，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读了上文，觉得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是也。讲到学问与诗文，清初的顾亭林与王渔洋总要算是一个人物了，可是读他们的笔记，便觉得可取的地方没有如预料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于乾嘉时，《存稿》成于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蔡孑民先生在年谱序中曾列举数例，加以赞扬，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读《存稿》，觉得另有一种特色，即是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记录，从日常言行一小节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资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问题。《存稿》卷三《鲁二女》一篇中说《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公羊穀梁二家释为淫通，据《左传》反驳之，评云：“季姬盖老矣，遭家不造，为古贵妇人之失势者，不料汉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又云：“听女淫佚，则《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帅师，非君命不书，非告庙不书，淫佚有何喜庆，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瞀儒秽言无一可通者。”又卷三《书难字后》有一节云：“《说文》，亡从入从，为有亡，亦为亡失，唐人《语林》云，有亡之亡一点一画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观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观之。”又关于欸乃二字云：“《冷斋夜话》引洪驹父言欸乃音奥，可为怪叹，反讥世人分欸乃为两字。此洪识难字诚多矣，然不似读书人也。”又有云：“又《短书》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笔书，退检古名帖，忠恕草书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谬，乩神亦荒谬也。”又卷四《师道正义》中云：“《枫窗小牍》言，宋仁宗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当抵死。此则非人所为。师本以利，诚不爱钱，即谢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损，乃苦守聚徒取钱本意而致出钱幼童于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于人世也。”又云：“《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敛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谓南方雪中实有芭蕉，王维山中亦当有之，对于诸家评摩诘画乃神悟不在形迹诸说深不以为然。评曰：“世间此种言语，誉西施之耳，西施是日适不曾也。”卷十四《古本大学石刻记》中云：“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从《礼记》写出《大学》本文，其识甚高。时有张夏者辑《闽洛渊源录》，反极诋守仁倒置经文，盖张夏言道学，不暇料检五经，又所传陈澔《礼记》中无《大学》，疑是守仁伪造。然朱子章句见在，为朱学者多以朱墨涂其章句之语，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览朱子章句，致不知有旧本，可云奇怪。”后说及丰坊伪作石经本《大学》，周从龙作《遵古编》附和之，语多谬妄，评云：“此数人者慷慨下笔，殆有异人之禀。”又《愚儒莠书》中引宋人所记不近情理事以为不当有，但因古有类似传说，因仿以为书，不自知其愚也。篇末总结云：“著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可谓穷形极相。古今来此类层出不尽，惜无人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难得之故。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思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幸而免耳。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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