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胜海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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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全国各地人性格解读试读：
前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人文历史、地域文化和人们不同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性格。
对于中国各省、市（区）人们的性格特点和地域性格形成的原因从来没有专家学者进行全面总结研究，人们对各地人的性格征和地域性格形成的原因缺乏了解，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还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带来不便。台湾作家柏杨曾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猛烈批判，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国民性的激烈争论。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的中国人还丑陋吗？各地人的性格究竟发生了哪些変化，具有哪些特点？其地域群体性格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还有那些缺点与不足？这是本书试图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中国人的性格是双重的、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这些不同的性格既是复杂的文化演变，又是简单的基因传承。
从地域性格上看，北京人豁达大气，上海人精明重利，天津人乐观幽默，重庆人外向火辣，山东人豪爽仁义，陕西人憨厚实诚，山西人忠厚节俭，广东人开放包容，广西人热情开朗，湖北人耿直重义，湖南人倔强霸蛮，浙江人刚柔相济，贵州人豪放大方，云南人淳朴保守，安徽人温文尔雅，四川人乐观厚道，内蒙古人彪悍豪放，河北人忠厚保守，河南人勤劳朴实，江苏人温婉稳重，福建人敢拼敢闯，香港人精明逐利，台湾人勤劳谦恭……，真可谓形形色色。
我们都知道，人们性格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的遗传和家庭教育因素之外，还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地域文化、饮食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地方的人从小开始，经受什么样的风雨洗礼，经受什么的历练，经受什么样的环境熏陶，就会形成独特的地域性格。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性格就是传统文化的集中显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总体上保持了一贯的中正、中和、不愠不火的个性，获得了一种稳健、从容的人生姿态。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都是在群体和个体间求得折中、调和的认识态度，是对中庸之道的一种合乎人性的理解。而中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形成了内敛、封闭、保守、忍让、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和自我压抑的性格。并在中庸思想的浸染下，中国人的“忍为上，和为贵”的性格逐渐形成并固化。
中国人讲究中庸，做什么事都要讲平衡讲稳妥，稍微霸道点、疯狂点，别人就要说你不厚道，这就造成遇到重要的事情往往下不了决心，习惯于等待观望，瞻前顾后，往往错失良机。
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关东文化等地域文化对这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个性气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岭南文化以务实、开放、兼容、创新而著名，并孕育出了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广东人由于最早受到海外尤其是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加上民族性强悍，敢于冒险，敢为人先的气质，因而反抗性和斗争性也特别强烈，在中国近代史上，精英继出，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新中国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
山西是三晋文化的代表，三晋文化的特色是兼容并包，黜华尚实。三晋文化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结合时，具有渗透性和适应性；在遭受外来文化冲击时，表现出保守性和封闭性。因此，山西人的性格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开放包容又封闭保守，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耿直侠气又小气啬吝，既有强悍的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
浙江、福建、台湾则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地区。“海洋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在沿海地区生活的人们，要经常出海捕鱼、从事海上运输和贸易，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的机会很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多，所以沿海地区的人形成了开放包容，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心理特征。而且他们都具有机智勇敢、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灵活应变的特性。浙商、粤商、港商、台商都具有灵活善变的处世技巧，有人甚至说他们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的能力就像是天生的一样。
内蒙古、新疆是“游牧文化”的代表，游牧文化的特点是重血性，缺点是有趋于野性。生活在厂阔草原上的牧民，因草原茫茫，交通不便，所以性格豪放粗犷、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另一方面是鲁莽冲动。
此外，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湖北人脾气暴躁，勇猛好斗的性格，撇开遗传，恐怕与湖北特殊的气候环境有看直接的关系。湖北的气候四季分明，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湖北人只能长期在严寒酷热中煎熬，于是，一股难忍的“积怨”时时压在心中，每每憋在胸口，一有机会，就要寻找适当的途径与渠道，来发泄舒展，也就难怪湖北人脾气暴躁，好斗而不认输了。“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这是贵州地貌和气候的真实写照，阴雨天气容易使人怠惰、沉郁，久而久之，贵州人总有那么一点沉郁、不冷不热、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不亢不卑的感觉，这仿佛形成了贵州人的一种群体无意识。
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讲究风味。风味是什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流行为“风”，滋味为“味”，一个地区“流行的滋味”就是风味。华夏地域辽阔，各地民风食俗不同，也就有不同食俗及风味特点：南味甜，北味咸，东边辣，西边酸；南方米，北方面，沿海常常吃海鲜，江浙味淡多清鲜，闽菜爱用红糟腌，酸辣突出在湖南，麻辣味浓在渝川，重庆喜欢麻辣烫，贵州酸汤美名传，浓油赤酱上海滩，江西瓦缸味醇鲜，新疆烧烤重孜然……可见风味既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体现，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结果。
林语堂说，“吃是一种文化，它反映的是一个地域性格”。四川人、湖南人、贵州人都爱吃辣椒。“四川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所以这三个地方的人具有火辣外向、热情奔放、豁达乐观的性格特点。
中国的古人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西方也有名言：“播下一个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亲密的朋友、信赖的知己、腾达的事业、辉煌的成就、别人的仰慕……这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没有人希望自己在人生的路上遭遇失败。但成功除了离不开机遇与自己的拼搏外，与自已的性格优劣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认识自己，找出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要保持优点，要改掉缺点和不良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在各个方面获得成功。
古希腊人曾把“能认识自己”看作是人类的最高智慧。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空间与时间的局限性被打破，作为群居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每天不可避免而又别无选择地要与各地的人打交道。如果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性格、行事风格和饮食习惯有所了解，就能在人际交往中省去不必要的麻烦，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人际交往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第一章北京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人具有豪放大气、幽默善侃、圆滑世故、安分守己、有“范儿”的独特个性。北京人和上海人相比，时间和效率意识较差，但他们热情好客，更讲义气而不重规则。幽默善侃
北京人善侃，而且具有一种“幽默之气”。“侃”是北京人特有的休闲方式，更是一种能力和骄傲的资本。大多数北京人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侃爷，京片子，让外地人望尘莫及，自叹不如。
在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有你能侃，才算得上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种能言善侃被北京人运用在商场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商人运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商业对手侃得七荤八素，最后运用他们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但做成了生意，还让人家开开心心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在商业谈判中，北京人一般不会采取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来反驳对方，而是通常采取委婉、含蓄、风趣的语言，在反驳对方的同时又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下，既达到了自己的商业目的，又与对方建立了很好的商务关系。假如在谈话的过程中有失言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幽默来使自己摆脱困境，同时将对方的反击扼杀在摇篮之中。
北京人侃的话题极为广泛，但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侃什么”，也不是“怎样侃”，“怎样侃得漂亮”，只是为侃而侃，既不讲究形式，也没有什么目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可以拿来侃。可以眉飞色舞，可以气壮山河，可以晕头转向，可以找不着北，不分时间、地点，高兴时侃，抑郁时也侃，故美其名曰“神侃”。
作为中国的首都，浓厚的政治氛围使北京人对于政治情有独钟，很多北京人俨然是个政治家，即使是街头小贩，也会当街大谈特侃政治。他们看待任何事情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谈论起政治，个个大气凛然，大有指点江山之势。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论坛。北京人每当谈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谈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口号多，广东街头广告多”。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的政治新闻，大脑中储存的都是独到的政治见解。
如果你在北京打的，你就会发现北京的的士司机个个都会口若悬河，什么中央内幕、红墙秘闻，他都会侃侃而谈，好像中南海就是他家的后院。有人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找个的士司机，其口才和政治水平比地方的一个县长还要高。
在北京人看来，“侃”是一种境界。为了侃，他们还练就了“独门绝技”：就是善于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加以归纳提高，最后用通俗幽默的语言予以讲述，而且善于表达和宣染，听众越多，反应越热烈，他们侃得越来劲。
笔者在一些企业家论坛发现，北京的企业家在会上发言往往是争先恐后，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而上海的企业家聚会，他们都是西装革履，斯文风雅，你谦我让，发言讲话更是极有分寸。在“侃”的问题上，京沪两地的区别十分明显。北京的企业家喜欢讲些大道理，而上海的企业家则注重实际，不空谈。
但有趣的是，北京人侃大山，并不像东北人那样漫无边际地吹牛皮，也并不是南方人那种和风细雨就事论事，而北京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解心头之闲。但是北京人侃的内容一般很有深度，说话也很深刻，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正如朱自清所言：“北京最吸引我的，就是北京的深度。”北京人讲话的确有深度、有思想，全国的优秀文化都汇集到北京，并生根发芽，因此北京人从小就受到各种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知道的确实比外地人要多，见的世面也很广，讲出的话自然也要有一定的深度。
北京人不仅会侃，而且有幽默感。他们热情爽朗的性格特质，加之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优越地位及独特的北京方言，使得北京人幽默起来挥洒自如。他们无论谈起优点还是缺点，都底气十足，将其乐观开朗的性格毫无保留呈现出来。
比方说，北京给别人劝架：“我说你们小两口有意思，就像饭馆里的菜——老炒着啊！”
在公交车上甲给乙让了个座，乙什么都没说就坐下了。
甲：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乙：我什么都没说啊？
甲：奥，我以为您说谢谢呢。
北京人说话喜欢夸张渲染，他们可以将惊天动地的大事说得像日常吃饭睡觉一样平淡无奇，也可以将吃饭睡觉这种平常之事说的像打世界大战、登上月球一样壮烈豪迈。北京人就用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从容容，在幽默轻松里将事情办的圆圆满满，称心如意，幽默似乎成了北京人商业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砝码。
但是，你如果跟北京人打交道久了，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拉大旗、说大话、扯虎皮。扯虎皮这是北京人的惯招，不过说的比做的多了之后，就会给人不切实际的印象，所以善侃这个优点同时也成为了北京人的一大“硬伤”。豪放大气
天子脚下、皇城根畔的得天独厚，赋予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国际化大都市的日新月异，则让这座帝都的血液中融汇了更多大气磅礴、兼容并包的气质。深谙京味儿文化的京爷、京妞们，言谈举止中都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乐观和通达，他们知书达礼却也明辨是非，包容随和却也坦率直白，强烈的社会意识化作生活中的淡定与诚然。其实说到底，北京人骨子里还是更钟情于安逸祥和的市井生活，这份与追名逐利相反的不卑不亢，便注定北京人生来都有些着名门望族的范儿。与之掩映的就是北京人仗义、大方的京味儿，有分寸，守规矩，忒局气。
从外表看起来，北京人似乎有些作为首都人的高傲，但实际上他们具有北方人的特性，豪爽大气，重义轻利，注重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在生活中相互谦让，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比如：几个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大家总会争着付钱，常常出现相互之间各不相让、都要交钱的情况，以至于饭店收银员不知收谁的钱好。一起外出郊游，人们也总是争着全部包揽大家吃的用的东西，即使自己带的东西少也会拿出来给别人吃。
北京人热情好客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只要到北京人家里做客，主人都会非常热情地款待，陪客人吃好喝好。在丰盛的菜肴面前，客人如果过分客气，就会被认为不爽快。至于餐桌上的酒，那更是不可缺少的，豪饮被视为北京人性情爽朗的一个重要特征，往往只有一醉方休，才能体现出主人殷勤好客，关系融洽。
北京人不会像上海人那样将彼此之间利益划分太清楚，他们认为太过斤斤计较就是小气、自私，会破坏朋友间的感情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他们很少在金钱问题上“AA制”，将彼此分得那么清楚。如果一个人太过计较个人的得失，就会被认为“不够哥们儿”、“没劲”，也就自然而然被排斥在朋友圈子之外。
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因此，他们为人心肠古道，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朋友，而且不图回报。
北京人豪爽，虽然他们帮助别人不图回报，但更不愿片面接受别人的恩惠，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也非常注重“礼尚往来”。
北京人爱面子，他们不论说话还做人都喜欢带个“大”字，官大、街道大、楼房大、学问大，还有派头大、口气大、架子大。“大气”可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性。就连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挣大钱、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制定大决策，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喝茶，也钟爱“大碗茶”，玩微博要做“大V”。北京人觉得贵为首都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他们向往的是干大事、当大款、当大腕、当大师、当大官、成大业。
北京人霸气，霸气里面夹杂着痞气，更隐藏着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爽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爽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爽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
北京人在霸气与和气，大气与痞气之间游弋。当我身处这座城市，对北京人更有了一种理性上的认识。北京人身上确实具有某种贵族精神，兼有贵气、霸气、大气和痞气，这无疑是皇城文化、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相互融合下的产物。圆滑世故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京油子”，“油”的意思，本来是浮滑、轻佻。旧指北京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轻浮圆滑的人，现多指谙熟北京人情世故、办事机灵、老成持重、与世无争、不得罪人的北京人。
北京人的油滑，主要表现在语言上，老北京的语言有三大特点：一是文雅。真正的北京人是不说脏活和粗话的，连口头语都没有，倒不是所谓的素质高，主要是怕养成习惯，一旦在老爷面前不留神溜达出来一句，那可就要倒大霉了。所以，老北京话里没有骂人的语言，只有挖苦人的语言；二是罗嗦。要避免您的误会，就要把话说圆全了，既要显得热情，又不能死气白赖，候宝林在相声《戏剧与方言》里有充分的表现；三是抬举人。为了不得罪人，北京人说话总是把自己压低，把别人抬高，由此创造了“您”和“怹”这两个尊称。
北京人说话，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咬字不清楚。外地人普遍听不懂北京话，其原因就在于“有味没字”，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改变话语了，当他说“我刚才说的是……”这里的重复解释已经改变了原话了，因为他看出你的不高兴了；二是骂人不带脏字，是骂人还是玩笑，都要看当时的环境确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是京油子。京油子是一些北京人在风云变幻环境中，为了自我保护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反应。可能你讨厌、瞧不起甚至鄙视京油子的作派。从古至今，真正的老北京人很少有犯大错误、上过大当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意识上只求平安、塌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行为上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了，做什么都左顾右盼，外地人看北京人这么世故，这么油滑，于是就生出了“京油子”这么一个称号。
北京人油滑但不浅薄，他们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与高雅。即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好像有大智慧——当然也只是显得。甚至他们的世故，没准也有几分天真可爱之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深刻地道出了人情世故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人情世故是民间社会运作的基石，也是大部分官场和商场的实际通道和游戏潜规则，是混迹于社会必须的一种生存手段。所以，北京人只有懂得平衡，掌握分寸，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可以世故，但不能过于油滑。安分守己
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知足常乐。本分、顺适、知足、达观是北京人的普遍心态。《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是个安分守已的公民，只需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话剧《茶馆》里的王掌柜安分守己，圆滑世故，声称自己“做了一辈子顺民”，“变尽了方法，只是为了活下去。”这其实体现了大部分老北京市民的顺民心态。
其实，“忍耐”也是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在北京，胡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北京的胡同真是数不胜数。京城有句俗话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胡同深深，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一文中曾说道：“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这其实是大部分老北京市民的顺民心态。
在四合院生活久了的北京人，都讲究“和为贵”，邻里之间极少出现矛盾，昨天的怨气是昨天的，明天咱还是好邻居、好哥们儿。北京人经常说，“跟人制气犯不着。”
胡同文化，并不是仅局限于住在胡同内四合院里的人。北京这些年发展很快，很多胡同、四合院消失了，许多人搬进高楼大厦，住上宽敞的公寓，甚至拥有私家别墅，但是胡同文化的传承仍表现在他们的身上。富裕的现代生活，并没有隔绝他们和胡同文化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如楼里一个小伙子打了开电梯的姑娘一个耳光，而同楼住的两个老北京人却说“忍着吧!”胡同文化的根性，仍然深植在北京人的心中。
胡同与四合院是完美的组合，是放置人情冷暖的“大房子”。北京像一块豆腐，四方四正——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和性格，封闭、忍耐，知足常乐。
北京人的确容易满足，就像茶馆里的松二爷一样，不一定非得要当王侯贝勒，只要每天能遛鸟、斗蛐蛐、吃炸酱面、干炸丸子就很知足了。
今年60岁的郑大妈，她是北京某国企的退休工人，家住北京市东城区东总布胡同。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退休金，好在她省吃俭用惯了，粗茶淡饭，日子过得也算安稳，也很知足。为了省钱，她每年都冬储很多大白菜，她还说“今年的白菜便宜。才4角钱一斤，去年要5毛呢！”
北京的平民百姓日常最爱吃的就是北京炸酱面。许多老北京人居家过日子，每日里必餐一顿炸酱面，没有一个够，也从来说不出个烦，就足以说明此种饭食的巨大魅力。
北京人知足常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性格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造成的。北京人性格中具有更多的顺从和适应。京都之中，帝王之下，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秋；明儿个，菜市场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作为专制制度下的北京市民太微不足道了，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容易，这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使北京人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世故通达，学会了明哲保身，学会了逆来顺受，学会了得过且过，也悟出了顺应天命的生活哲理。所以大多数北京人既关心政治又不敢公开谈论政治，更不敢批评政治，自相矛盾中透露出尴尬心态。从老北京人的言谈话语中，常常流露出“顺时应世”的思想，“命里有八尺就别攀一丈”，“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格言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有“范儿”
北京人说话做事都要讲“范儿”。北京话“范儿”就是有劲头、派头的意思，指在外貌、行为，或是在某种风格中特别不错，有点相近于气质、有情调的意思。
范儿，早先是京剧术语，说的是演员带着对演绎人物的理解，一上台眉眼之间的神态、举手投足间的架势等方面浑然一体的演出状态。就像电影《梅兰芳》里的十三燕，举手投足说话行事都是有自己的“范儿”，哪怕生命终结也是在耀眼的光芒里。京剧演员的家世、身段决定了他们的“范儿”。后来，“范儿”这个词渐渐地被引入到北京话的体系当中，指的是人的精神面貌，也是一种人的文化定位。看到一个北京人，可能稍微一个细微的动作，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便会立刻断定，他是北京的，为什么？范儿正！
北京人无疑是最具“范儿”的，皇城脚下生活的子民，总是有种主人翁的心气。无论是胡同里的大爷在高谈阔论国家大事，还是地下演出的摇滚明星大声唱着跑调的歌，北京人都爱拿个“范儿”。这“范儿”，源于自信，源于强烈的自我认同，源于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更体现了一种气定神闲的生活态度。“范儿”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精气神儿。提起北京人的生活，大家都会有一种过得精细、过得讲究的印象，即使穷，也要穷讲究一下，老话“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对这个“范儿”描述得再贴切不过了。北京作为800多年的封建帝都，集全国之物力，将中国最精致的生活赋予了宫廷，而作为天子脚下的百姓，自然受着这种精致生活的熏染，对讲究二字有着极高的追求。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无不贴着“京范儿”的烙印，并传承至今，这“京范儿”是什么？就是追求精细的极致，而且无论你身处什么阶层，都有属于你对精致追求的情趣。无论名门大店，还是街边小铺，选料精、做工细、服务贴心等特点，在全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北京人天天喝的普通的茉莉花茶，其制作就需要“精选明前一芽一叶的小叶茶青，经过杀青、揉捻、烘干、筛拣、整形，之后用伏天采摘的茉莉花蕾在特定的时间窨制七次，再提花一次才算完成。整套下来要十几道工序，运到北京还要再熏制、拼配”，这才能符合了北京人的讲究，符合了北京人的“范儿”。
北京人爱玩儿，北京的玩儿文化，也是尽人皆知的，而且处处都有找乐呵的心态，北京话中“耍嘴皮子”的“耍”，正是玩的意思。玩儿的多了，玩儿的久了，找乐呵的心态自然也就贴上了“京范儿”的标签。当然，“京范儿”的乐呵有其自己的精气神，玩儿得通俗，内中又透着高雅。就拿北京的传统曲艺岔曲来说，便是在找乐呵当中玩儿出来的高雅艺术。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范儿”，叫做韵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范儿”，体现品性。北京的“范儿”是一种大气、质朴、闲趣。北京人的衣食住行，胡同、四合院、老街道、紫禁城以及北京人的乐呵儿：提笼、架鸟、撂跤、听戏……这些能够让北京人觉得看着舒坦，能从这喧嚣里找到些许的安乐和踏实，这就能够体现北京人的精神风貌，而这种精神风貌就是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北京“范儿”。第二章上海人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中央四大直辖市之一，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精明、细致、自负、契约意识强、善于经商、注重利益。上海人一直在温润与锐利，精明与大气，怯懦与自负之间，游移着，矛盾着，对抗着。精明重利
上海人的精明是公认的。因为精明，上海人称之为“门槛精”。上海人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
在生活上精打细算也成了一种必备的本事。上海人逛超市，一般是太太在前面选择，先生在后面推车，在选购同一种商品前，两人总要货比三家，商量一番再下手。所以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商品，一般而言都是价廉物美的，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此而来的。
在上海的菜市场里，人们经常看到一个个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先生为几分钱与买菜小贩讨价还价。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善于据理力争。一位法国商人感叹道：“上海人都是经商的行家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衣冠整洁，独来独往，和同学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吃饭，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人都是“淡如水”的等距交往，因此和他们交往觉得很轻松和安全。
上海人在投资理财方面是有天赋的。建国前，上海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上海涌现出许多金融家和投机分子，他们的成功者至今还以自己的经历教育后代，所以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是在上海发行的。股市重开后，第一批股民是着实发了一笔。但是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后继者输得一塌糊涂，而且上海人性格中的犹豫不决、贪心不足、爱打听小道消息等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常常把握不住最佳时机。但上海人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各类保险是向来积极的。
上海人由于过于精明和算计，往往患得患失的。
下面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上海小伙子上了公交车。他长得很帅，手里拿着五块钱，可能是没有零钱，公交车每人一块，要投币的时候，不甘心把五块钱全投下去，于是和周围的人换零钱，但是没有人和他换，也许大家都没有吧。
在司机的催促下，小伙子把目光投向车厢中部，并且非常客气地询问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五块钱换成一块的，大家把目光都注视着他，看得他很不好意思，但是，还没有人帮他换钱，这时，一位七八岁的背着书包旳小女孩走过去，她说：“叔叔，我给你换！”
小伙子很高兴，说谢谢！小女孩从他手里接过五块钱，在书包里翻了几下，拿出一枚一元的硬币，递给了他，然后就下车了。
这个小伙子愣住了，忙说小姑娘你怎么只给我一块钱？小女孩回答道：“你不是说把五块钱换成一块吗？”话音刚落，公交车开动了！
此时，车里有人偷笑说：“我还没见过要把五块钱换成一块的人呢！”而这个小伙子则非常尴尬，脸上红扑扑的，想要解释的样子，最终没说什么，只好把刚才用五块钱换来的一元钱投进了投币箱。
所以说，人不要过于精明算计，怕吃亏。坐公交有时没零钱是常有的事，如果这个小伙子上车后跟司机说一声，把五钱投进投币箱，再从上车的乘客手里接收四块钱，就不会闹出“五块钱换一元钱”的笑话。
上海人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伴外地朋友。
因为上海人注重利益，精于算计，总是给外地人留下“小气”的印象。上海人注重的是平等的交易，对“你的”和“我的”之间的界线划的十分清楚，他们不喜欢你我不分的“哥们义气”，但他们也不会出现“背信弃义”、“不够朋友”的尴尬结果。
上海人不喜欢搞排场，不大吃大喝，处处精打细算。在全国其他地方，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酒桌上吹嘘自己的能耐，同时还拍胸答应给你如何如何的帮助和好处。一旦席终人散，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酒中戏言，千万别当真。相比之下，上海人很少当着朋友的面许诺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看上去上海人的确不够豪爽，但是只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一定会说到做到，从不食言。上海人不相信豪言壮语，逢场作戏，不喜欢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但他们能脚踏实地，信守承诺。
上海人不喜欢打扰别人的生活，这与上海以前的居住空间相对窄小有关。不打招呼随便串门，随便请人到家里吃饭、随便打听别人的私事、随便开口向别人借钱，这种现象在上海很少见。他们将朋友、亲友、同事的圈子分得很开。他们知道友情、亲友和原则的界线。他们可能没有外地人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度，但他们也拥有最大的自由空间和最少的利益冲突，精明务实是上海人的大智慧。
外地人常常抱怨上海人太精明，殊不知上海人的这种精明恰恰是给社会环境逼出来的。也就是在大都市这种特殊环境中“炼”出来的。
上海具有悠久的商业竞争传统，早在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竞争就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本地商人与本人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令人以惊讶。上海自古是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所以，很多中外的商业精英都云集上海，抢占“地盘”，大展宏图。因此，上海成为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他们的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奇不已。
由于受长期受商业传统的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生意场上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发达的商品经济，多变的社会生活，复杂的人员结构，构成了近代上海社会的独特的人文环境，也塑造了近代上海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紧张激烈的竞争中，上海人学会了“精明”。
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少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在上海这种十分复杂的环境中，要想求得较为富裕舒适的生活，精打细算当然必不可少。人们必须经常煞费苦心地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精密细致地对自己的计划进行计算，这就形成了上海人那种精明会算，不易吃亏上当的特性。尤其是大部分上海人都是生意人，因为做生意，你不精明往往要吃亏。
有些上海人虽然不是经商者，但是他们始终生活在一个商业气氛浓厚的环境中，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使得他们也变得十分精明起来。无论何种花招、手腕都难以使他们轻信受骗。
上海人的见多识广也是铸就精明的因素。上海人处理事情往往总会同时想到几个方面或者几套路数，这一条路走不通就马上改走另一条路，他们与别人相处时总是会揣摩、试探对方的心理，很少直接表露态度。他们说起话来大都较为委婉曲折，留有后路，很少把话说死。
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一书记载：“无论何地之人，一抵上海，不能不染三种习气，一日趋时，二日务奢，三日尚圆滑。苟不如是，似不足以化成完全之上海人也。”应该说，他所列举的几种上海人的习气，的确都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上海人的群体性格。而其中“圆滑”一项，实际上指的就是上海人的灵活、善变、精明。
在上海这种十分复杂的环境中，要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要学得聪明一些。在这种四周都是“聪明人”的“包围下”，不聪明的人也会渐渐学得聪明起来，甚至慢慢地上升到精明。正所谓时势能够造英雄，环境亦能造人。
对于上海人的精明，外地人褒贬不一。以往人们谈起上海人的精明，总是要挖苦其斤斤计较的小聪明。事实上，精明的本质在于对规律的敏锐把握及合理利用，上海人并不缺乏这种能力。
平心而论，精明、讲效率、讲实际，是工业社会的典型心态。“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是现代文明的座右铭。从全国四面八方移民来的农民、手工艺人、知识分子，在上海这个大熔炉里，领悟现代文明的真谛，成了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这是上海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唯有精明，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唯有精明，才能开拓创新，追赶世界潮流。唯有精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屹立在东海之滨。
精明务实，注重利益，不论是做生意、做学问还是做人，上海人的认真劲让我不得不佩服。是的，有人会说他们“斤斤计较”，但如果没有这种计较，上海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做事讲规则
遵纪守法，照章办事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上海人遵纪守法，很少做违法的生意，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这也是许多南方人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机会。
上海人做事讲规则，丁是丁卯是卯，一切按照规则行事，亲友之间借钱还要写个欠条或借据，虽然有时被人理解为不通情达理，刻板教条，但大家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先进文明的行为规范。
上海人是非常理性，吵架时只动口不动手，要是在东北，人们口角两句就拳脚相加，甚至拔刀相见了。
上海人做事要求有理有据，重合同，讲信誉。上海人契约意识强是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商业历史悠久，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海人是善于利用规则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族群。也许是租界文化造就了上海人很早就懂得规则，并利用规则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今天的上海人血液里仍然流动着这样的因子，并以此为荣。新的规则在上海推出，成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他省市。比如银行、机场、邮局里设置的一米线，在上海执行的程度就明显好于外地。因为上海人懂得，你如果不遵守规则的话，对每个当事人都没有好处。在今天越来越强调法制的时候，上海人的自觉性就很高。
再比如，在上海新建的小区内就有这样一项规定，空调安装有一定的位置，少数业主没有遵守，受影响的业主就向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反映，再不行，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为上海人对自己的居住环境一旦认同后，就希望维护它的安全性和整洁性。
如果没有现成的规则，为了维护整体利益，避免矛盾冲突，上海人会自己制定一些规则。比如在上山下乡时，后来又在留学潮中，上海人结帮下乡和出国，就会制定相关的口头约定，带有承诺性质的，使大家在外不至于太吃亏，相互之间也可有个照应。上海的契约化程度较高，口头约定也管用，如果一个人不守信，那么他的臭名声就会毁了他的前途。如果在商店买衣服，营业员说，回家穿了不合身可以来换，第二天，你如果真去换，她必定兑现。对一些老顾客，有些商店还可以赊账。
上海人上班下班，很少迟到早退的。有一年黄浦江上大雾弥漫，坐轮渡上班的工人非常急，等了半天，轮渡终于可以开了，结果大家一拥而上，导致伤亡数十人的惨祸。其实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使迟到了，单位里的领导也能谅解，为什么还要急着上班呢？就因为上海人把规则看得很重。
上海人守规矩、讲诚信、负责任，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市性格，已经成为重要的城市软实力。骄傲自负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定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情合理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广州的商人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是来讨饭的，他们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做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拼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往往无功而返。”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他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称国际大都市的地方。自19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更有海外蛮夷横争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顺水掺和。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被誉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上海人的工资高，是有钱人，再加上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见过世面，许多上海人都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一些老上海人就看不起外地人。
五年前，我到上海采访，要从上海新客站到上海西站，中间换公交车的时候找不到换乘站了，自然地，“有困难，找警察”，我向正在路口站岗的警察问路，他极其不屑地用上海话给我指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方向，那份傲慢与不屑的神情让我记忆犹新。上海人对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人的各种不屑的表现，心里难免有点不满。
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才是见过世面的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在老上海人的心目中，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待。而对出口即是普通话的人，在上海人的眼角都透着不屑，趾高气扬，那种轻蔑是藏在骨子里的，话语，神态，随处可见。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恋沪癖”已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
的确，在不少上海人在内心深处，是有些看不起“外地人”，甚至欺负“外地人”。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
有位学者说，北京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上海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麻风病人”。在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一些上海人（当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一种“陪衬”。于是，上海人就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的反感和不满。
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上海话。问题并不在于上海话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讲上海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声讲着上海话，十分令人反感。
在上海的高铁上，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我有一次在上海乘地铁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男人为了抢座位，一屁股坐在一位小姐的大腿上，这个大男人竟然毫无歉意。上海人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不顾别人的感受，突显了上海人傲慢、自负、自私的性格特点。
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不可否认，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认为除了上海人以外都是乡下人。这种现象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有些老上海人不仅看不起上海以外的人，他们甚至还看不起上海郊区的人以及浦东人。”
上海人要维持一种体面的、舒适的城市生活，在外地人面前保持一份优越感，看不起外地人。也有学者认为，上海人这种所谓的“看不起”有其历史发展的成因，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上海一个地方，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从客观原因来说，由于上海从近代以来，始终处于全国经济龙头的地位，同时又是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与那些来自农村或者其他相对封闭地区的人们相比，见识多，眼界宽、观念新，由此而产生一定的优越感也是在所难免。说到底，他们也只是对见到一些其他地方过来的人带来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和举动的反感，同样的，如果是另一个上海人有着一样的不良行为，上海人一样会看不起，这只是一种观念的冲突，与针对对象的籍贯根本无关。
但笔者必须指出的是，喜欢“排外”、“看不起外地人”只是一部份老上海人。现在的新上海人，尤其是浦东人都是很开放，很热情，具有包容心，不排外的。而且当代的新上海人开始用普通话交谈了。上海人脑中原先存有的那点“固有”的劣根性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淡化很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都想融入上海，留在上海工作生活。当代的新上海人明白，只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只有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才能保持上海的繁荣，上海才能称得上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胆小“惧内”
在一些外地人看来，“胆小、精明、温柔、体贴、顾家”几乎就是上海男人的标签。上海男人大多细皮嫩肉，精心修剪的发型上总打着保湿摩丝，服装款式都不会与时代脱节，步伐也总有一点微风轻摆的味道，这无疑是苏南水乡的十里洋场的两方文明在上海男人身上留下的特有的“阴柔”气质。
从普通市民角度观察，上海的男人长着机灵的、绝少刚烈的眼睛；眼睛里有着审读和变化；服装很整洁，嘴唇有着傲慢和臣服的双重含义；上海男人要面子，心气高但没有血性，随时准备欺负人，又随时准备做“小辈”。
有人说上海男人过于商业化，精明得近乎没有人情味，但有缺点并不代表没有魅力。上海男人讲究品位格调，比如：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男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和财气；而穿在上海男人身上，便可以穿出教养，穿出风度，穿出绅士。上海男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而上海经济的发展又决定了上海男人的修养与素质。
此外，上海男人还是个合格的丈夫，回到家中脱去西服，围上一条围裙，为老婆孩子烧一桌拿手好菜。
我有一个上海朋友，他结婚20年，一直坚持上班挣钱，下班做饭，做家务，任劳任怨。去年夏天，我到上海出差，顺便去看望他，一进门就看见他满头大汗地在厨房烧菜，清香弥漫的客厅，他的妻子坐沙发上玩手机。一会儿，他就做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妻子满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却诚惶诚恐地说：“还有什么活您尽管吩咐！”
就拿“惧内”这档事来说吧，重庆和四川男人都“怕老婆”，就是重庆方言说的“耙耳朵”，只是上海女人比重庆女人会“作”，更突显上海男人的“惧”，于是有朋友说上海男人“气管炎（妻管严）”时，上海男人乐呵呵地说：“一等男人怕老婆，二等男人骂老婆，三等男人打老婆”、“怕老婆会发达”、“怕老婆发财格呀！”可见上海男人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在心爱的女人面前说几句好听的话，表现得“耙”一点又何损男子汉形象？同样，如果重庆男人出去应酬，回来晚了，打开门只见客厅灯亮着，卧室门紧闭，于是讨好的在外敲门解释，重庆女人便凶巴巴地说：“这么晚了还想到回家，死在外头好啰！”同时又偷偷地伸出半个脑袋，口气依然那么硬的说：“下次再这么晚让你睡马路去！”而上海男人们在外应酬，到点了都得事先给太太打个电话，如果晚了回家，进得家门只见黑灯瞎火，卧室门紧闭，便向夫人小声请求，过了多时，门开了一个小缝，里边扔出一只气鼓鼓的枕头砸在男人身上，男人只得乖乖的当“厅长”去了。可见重庆女人的刀子嘴豆腐心，与上海女人的巧心慧智也各有千秋。“太太万岁”是上海男人们共同提出的口号。“怕老婆”有时还是上海男人的挡箭牌。遇到难脱身的生意纠缠，他们就搔搔头皮：“……这个，我得回去问下老婆。”有事想反悔，也可以往太太头上推：“我太太觉得这汽车颜色太深，座位也不宽，对不起……”朋友来借钱，更是往太太身上推：“这……得问过我家内务大臣，我每个月的铜钿全部上交给她，我是没有支配权的。”
上海男人怕老婆，常常被外地人丑化为“小男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体现出上海男人很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别有可爱之处。
上海男人私交比较理智，做事善于权衡利弊，注意与人保持距离，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有两肋插刀的哥们。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武将和侠客。上海男人很有品位，讲道理，懂礼貌，对生活很讲究，也很守信用，遵纪守法，做事认真，上海的产品质量全国一流。第三章天津人天津，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天津滨海新区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天津人乐观豁达、诙谐幽默，天知命，知足常乐，他们爱吃、会吃，自古有“吃尽穿绝天津卫”之说。诙谐幽默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天津人，那就是“哏”。天津话哏，天津人哏，天津是幽默之城。一听到天津人说话，我就禁不住想乐。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天津市民身上都蕴藏着幽默的细胞。天津人无须刻意，随便一张口，生活琐事都成了笑话小段子，生活的烦恼，人生的不如意都一笑而过。幽默已成为天津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不论老人，还是孩子，他们骨子里就带着幽默。“幽默”本是一个舶来词，但当它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这两个字的含义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中国人是最理解幽默的，而在中国，最理解幽默的城市，是天津。幽默有着很多种表达方式，而最直接最容易被人们记住的，还是语言的幽默。在天津，不仅仅是相声艺人们口中的段子充满了幽默智慧的味道，日常生活里，每一个普通的天津市民身上都蕴藏着幽默的细胞。无须刻意，天津人一张口，生活琐事都成了笑话小段，无奈难过也都终将一笑而过。
天津人诙谐幽默，平易近人，清新随和，总会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抗拒的亲切和热忱。天津人谈吐间都流露出一种调侃生活的戏谑，这份戏谑带着一种知足常乐的豁达气节，天津人称这种本质属性为“哏儿”，似乎在传达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和力。
今年76岁的田立禾先生，祖上七八代都生活在天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天津”。因为从小说相声的缘故，田先生日常生活中讲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话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天津家乡的热爱和痴情。在他看来，半个世纪以来，相声这种语言艺术形式，由北京发端，却在天津这个城市培养孕育出了无数相声名家和经典段子，与天津这个城市自身的文化土壤和民风习惯是有极大关系的。天津人性格里豪爽、风趣、大度、自嘲的特点不仅让天津人活得开心，也为相声创作提供了无数“经典”。“哏”是什么意思？长期从事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的老作家林希先生说，“哏”简单解释是“好笑”，往深了说它体现了天津人的一种化解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是把人生的严肃课题游戏化了。
每个城市都能列举几个自己的大腕，天津最大的腕不是某个歌星、演员、艺术家，而是一个相声演员——马三立，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天津人喜爱相声，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前，天津的著名相声演员有李德锡、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等。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天津舞台上的相声演员还有郭荣起、常宝霆、苏文茂、刘文享、高英培、马志明、李伯祥、魏文亮等。相声传统曲目有300多段。
天津相声界能人辈出与天津的地域文化，特别是与天津方言的滋润分不开的。天津人爱说“嘛”，“这是什么”在天津人嘴里成了“介寺嘛”，和“倍儿哏儿”一样，是天津话里最典型的代表。
天津人的幽默还体现在天津话上。天津人说话爱吃字，四个字的词吃成三个字，三个字的词吃成两个字，说起来简短，嘎嘣脆，比如天津人说“百货公司”是“百公司”，“劝业场”是“劝场”。天津方言里没有卷舌音，说缩不分、资知不分、识四不分、车册不分，外人听起来有种天生的幽默效果。
天津人把好吃叫“嘴馋儿”，把“这个”叫“介个”，把“胡说”叫“胡铲”，把“说大话”叫“吹大梨”，把“没正经”叫“没溜儿”，把“急了”叫“火了”，把“拳击”叫“捣皮拳儿”，把“贫嘴”叫“贫气”，把“开玩笑”叫“开涮”，把“仗义”叫“板槽”，把“讨厌”叫“腻歪”，把“什么”叫“嘛玩儿”。其中最典型、最活跃的要素就是幽默。例如“赵老二扛房檩——顶这了”、“刘二爷剥蒜——两耽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等等，都体现出天津人敞快而幽默的性格。
相声中经常用天津话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在众多知名相声艺术家的带动下，天津话从全国众多方言中脱颖而出，成为“知名品牌”。“渤海之滨熠明珠，烟云天际屹津门”。曲艺之乡的天津到处都弥漫着不紧不慢的艺术风情，既有西洋格调的浪漫写意，又有相声快板的诙谐风趣。他们的生活节奏恬淡酣畅，养尊处优，暖意融融，加之经济发达、民风淳朴，绝对是惬意、宜居的浪漫城市。
与其他城市不同，天津人的幽默很有涵养。有些地方，人说话也幽默，但却显得尖刻，总是带着一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味道。但天津人却喜欢贬低自己，抬高别人，给足对方面子。比如说买东西，外地人来买东西，指着这件东西叫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名字。我在其他城市遇到过这种情况，售货员会替人家纠正发音，告诉对方这叫什么，让买东西的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名字。可天津人不这样，天津人可能会说：“我可又长学问了，原来这东西还有这么个名字啊。”同样的意思，天津话就让人听着特别舒服。这里面不仅有天津人的智慧，也是天津人的性格。
天津是中国的相声之乡，北方市井文化集大成之地，天津娃娃个个听着相声长大，空气里都飘着相声的味道，形成了天津“全民幽默”的特点。天津人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张嘴就是一个包袱，顺口就是一个段子，直至把日子过成了段子，天津成了中国“最幽默的城市”。
天津是名副其实的曲艺之乡，很有文化味儿，相声、京韵大鼓、天津快板、天津时调、天津快书、话剧等应有尽有。从天津走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有马三立、马志明、冯巩、王毓宝等等。跟北京的相声不一样，天津人的相声显得更朴实和平民化。马三立的相声没有太长的段子，总是平淡地叙述一段生活中的小故事，最后抖出一个包袱，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回味无穷。
天津话声调和发音特殊是一方面，更让外地人痴迷的则是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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