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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06 1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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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剑峰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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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医

暖医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暖医作者:白剑峰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05136663本书由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2015年12月31日下午,我出专家门诊。已经快晚上7点了,我感到有些疲劳,舒展了一下身体,朝门外看了一眼,还有一对年迈的夫妇在等着,我有点眼熟,让助手把他们叫进来。这位患者进门对我说:“钟院士,对不起啦,还是请您帮我看一下。”一看病历,我记起了,她得的是肺间质纤维化。她是当天从甘肃坐飞机来的,我问她:“明天就是元旦,你为什么还要来看病?”她说:“我的复诊预约是在今天,所以就来了。”我说:“你的病我已经制定方案了,可以在当地看,为什么还要那么远跑过来?”她说:“病是好些,但只要见到您,给我出个主意,我的心就踏实了。”听到她这一句话,一股暖流传遍我全身。当医生最大的幸福,不就是得到病人的尊重和健康的笑容吗?她在我的门诊中感到了医生的温暖,现在她又让我感到了患者的温暖,我的疲劳感一下就消失了。

新年伊始,我一口气读完白剑峰的作品《暖医》,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每篇文章都很短,却深刻道出了医学哲学及医学人文的真谛,切中了医患关系和医改的时弊。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中,每一位医生都要牢记并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每一位患者也应成为尊重科学、有理智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会有一天成为患者。医暖加患暖,就是暖医。——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暖医》是一本医学人文佳作,充满了生命的哲理与人生的智慧,呼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生命的尊严。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而医务人员的高尚职业情操是确保医改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希望每一位医者都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读此书,让医疗服务的技术手段插上人文的羽翼,增添人性的温暖,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医学殿堂的圣洁。——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黄洁夫《暖医》讲述了日常生活中温情的医患故事,揭示了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医患矛盾,以小见大,解剖深刻,理性而不失情感,冷静而不失热情。作者秉持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立场,既能让医生更好地体恤患者,也能让患者更好地理解医生,从而促进医患和谐,推动医学进步。——中华医学会会长 马晓伟

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一本有品质的书,一本有思想的书。作者如同一位暗夜中的提灯人,用敬畏与悲悯的人性光芒,照亮了医者的路,也温暖了患者的心。他的笔就是一把手术刀,既犀利,又温情,捍卫着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陇德

白剑峰同志来电话,请我为他的新作《暖医》写几句推荐语,我欣喜地接受。不是我善于写作,而是因为我喜欢读他的文章,希望尽早看到这本书。

拿到《暖医》,我一口气读完,真的非常感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温暖”。

我当过医生,有辛酸感受;我做过病人,有痛苦体会。作为医生,我常用法国医生雷涅克的话告诫自己:当我决心成为医生那一刻,我的身上就已经挂上了一条看不见的锁链,让我背负一生。美国作家爱默生的一句话,让我铭记在心:只要生命还可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远受到崇拜。《暖医》让医生和患者都感觉到了温度。《暖医》中的“医心”“医道”“医霾”“医改”“医国”,如同把我带进了深深的隧道,直到看完第六章“医者”后,豁然开朗。他用“非典”的故事结束了写作,而我作为“非典”时期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的院长,深悟其道理:医学是人学,医生和患者需要相互支撑,彼此温暖。“暖医”暖的不只有医生,还有患者,还有……——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张雁灵《暖医》是一本充满辩证思维的好书,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医生是冷静的,但并非没有热烈的情感;医生是理性的,但并非没有人性的温度。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也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这正如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玉沛自序有温度的医生

每一位怀着梦想的少女,都希望遇见一位暖男。暖男者,体贴、疼人、温暖的男子也。

其实,暖男是柔性需求,暖医才是刚性需求。当人生病的时候,更希望遇见一位暖医。暖医者,有温度的医生也。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医院。当人老了,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医院,既是生命的起点站,也是生命的终点站;既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既是最温暖的地方,也是最冷漠的地方;既是最令人心怀希望的地方,也是最令人绝望的地方。

现代医学的本质,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照护。然而,医院似乎永远是冰冷的:冰冷的机器,冰冷的面孔,冰冷的器械,冰冷的手术。病人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看不到医生的面孔,听不到医生的呼唤,感受不到医生的温度。此时此刻,谁不渴望遇见一位暖医?

暖医,应该是一个敬畏生命的人。生命是无价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无论长短,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永不再来。医生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可以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在医生面前,病人可以赤身裸体地躺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任其开胸开颅。作为医生,只有懂得敬畏生命,才对得起病人的托付。

暖医,应该是一个懂得谦卑的人。谦卑,就是谦虚,不自高自大。他不是把病人当病例,而是把病人当恩人。古语道:越过尸山成名医。每一位医生,都是在病人的鲜血和痛苦中成长起来的,病人是医生最好的老师。作为医生,理应懂得感恩和谦卑。有一位外科专家,每当手术结束时,总是俯下身来对病人说:“对不起,让您受苦了!”一句话,常常让患者泪流满面。这就是谦卑的力量。

暖医,不一定有超群的医术,但必定有颗柔软的心。台湾作家林清玄说:“柔软心是莲花,因慈悲为水、智慧做泥而开放。”浙江有一名两岁的小女孩,即将接受心脏手术。进了手术室,因为害怕,一直在哭。一位年轻医生急中生智,从手机里找出“趣趣英语”来哄她。在这位医生温暖的怀抱里,小女孩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暖医,不一定有高智商,但一定有高情商。有一位年轻的麻醉师,遇见一位聋哑产妇。在无法语言交流的情况下,麻醉师画了一组漫画,产妇心领神会,顺利完成手术。一个小小的创意,传递了无尽的温暖,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暖医,未必体现在疑难手术上,而是体现在细微之处。一位外科医生做手术时,总是沿着皱纹或者老伤口开刀,尽量避免留下疤痕。一针一线,深情如斯。一位医生认真研究病情,做了一套手术方案,病人说:“大夫,我上网查了,您选择的这个方案最费事,但对病人最好、最省钱。”

暖医,不会处处考虑自己的名声,而是时时考虑病人的利益。一位外科医生总是为无人收治的晚期肺癌病人做手术,有时一台手术做七八个小时,险象环生,惊心动魄。有人劝他,何必为这样的病人拼命?又累又不赚钱,一旦失败,坏了名声。他说,一个病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一个人没了,一个家就散了。关键时刻,医生要敢为病人豁出去。

暖医,都有一双温暖的手。一位眼科医生出诊时,总是将自己的手放在病人的手上。因为眼科病人大多视力不好,医生的手会让病人有一种踏实感。一位外科医生查房时,总是先俯下身,用一只手把病人扶起来,再和病人交谈。这个小小的动作,让病人念念不忘。

暖医,都有一颗仁慈的心。有一位肿瘤科的医生,每到冬天就在口袋里放一个暖手袋,让手总是暖乎乎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到这里的人,都是癌症患者。如果握到的是一双温暖的手,就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假如握到的是一双冰冷的手,就会心里发凉,失去对生命的希望。一双手,包含了多少生命哲理。手暖了,心就暖了。

暖医,不一定擅于表达,但一定善于倾听。疾病是一个故事,每一个病人都是有故事的人。病人来看医生,不仅寻求治愈,也在寻求抚慰。病人叙述病情,是情绪的宣泄,是心灵的解脱,也是灵魂的疗愈。患者倾诉,医生倾听,如同一场神圣的生命仪式。此时,医生只需望着他的眼睛,做一个善解人意的聆听者。

暖医,未必能让病人活得更久,但一定会让病人活得更好。一位医生冒险为一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人做了手术。术后,老人和女儿抱头痛哭,说她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白天,什么是黑夜。一周后,患者离开人世。出人意料的是,她的女儿对这位医生说:老人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她看见了这个世界,看见了亲人,没有遗憾了。

暖医,未必能消灭疾病和阻止死亡,但可以让病人在死亡面前没有恐惧。死亡并不是医学的失败,而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生命过程。有时,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坐在患者床边,满足临终前的一个小小心愿,或是吃一碗炸酱面,或是听一首老歌,或是看几张老照片。医生不仅要让患者安然地离开人世,更要让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感受到温暖,这才算是“有尊严的死亡”。

暖医,不是与死亡抗争的人,而是懂得与死亡和解的人。医院是人生最后的课堂,生命不过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12岁的男孩从小患白血病,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大半时间都在与病魔搏斗。有一天,孩子突然哭着说:“医生,我不想做化疗了,我真的想走了,我想好好走。”这位医生的眼泪瞬间喷薄而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之后,他和孩子的父亲谈了整整一夜,终于做出一个决定:尊重孩子的意愿,放弃治疗。后来,孩子去了迪斯尼乐园,快乐地玩了一天,不久便平静地走了。父亲说,这是医生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病人站在医生面前,医生只看见了病,没有看见人。一部医学发展史,不仅是技术发展史,更是精神发育史。医学是爱的产物,也是温暖的科学。没有爱的医生,哪怕有再高的技术,也像星光一样遥远黯淡,无法温暖人心。

春风十里不如你,暖医也。2016年1月第一章医心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惟独生命除外。花钱可以买来任何商品,但买不来生命和健康。如果把看病当成商业交易,既是对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2015年12月8日,北京首次启动雾霾红色预警。然而,相对于自然界的雾霾来说,医患关系的雾霾更为严重,也更难治理。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很多人整日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一位又一位的医生相继被害,所有医务人员的心都在流血。

在英国牛津的一所医院里,有一张标题为“零容忍”的告示:“我们希望员工感到价值和尊严。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仍会为你尽最大努力。所以,请用体面和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们。对员工使用暴力是不被容忍的。我们不希望员工遭受任何形式的语言侮辱、威胁和袭击。”这种对暴力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反映了英国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爱护。

其实,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需要看两点:第一看他们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第二看他们如何对待教师和医生。教师和医生都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如果教师和医生都没有尊严,这个国家就算不上一个文明国家。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人们之所以尊重医生,是因为生命至高无上。没有医生,就没有生命的延续;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眼下,我国医患暴力冲突频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医患关系的异化。在医院里,常常听到患者这样对医生说:“花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把病治好了”,“我们可是花了钱的,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消费关系。很多患者认为,到医院花钱看病,属于消费行为。患者就是消费者,医生治不好病,必须赔钱偿命。这样的观点看似有道理,其实很荒唐。因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惟独生命除外。花钱可以买来任何商品,但买不来生命和健康。如果把看病当成商业交易,既是对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医生的侮辱。

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增加,还与人们对医学的误读有关。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于是,很多人对医学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医学无所不能,人类已经具备了跟自然规律抗争的能力。只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让人起死回生。于是,科学技术被推上了神坛,医学朝着错误的方向高歌猛进。一方面,医生陷入技术崇拜,盲目追求高端医疗,导致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另一方面,患者过度相信医学神话,不惜代价地寻找新特贵药,误以为只要肯花钱就能治好病。结果,很多人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忘记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一旦发生医疗意外,医患之间立刻就会由“同路人”变成“陌路人”。病治好了,医生就是天使;病治不好,医生就是魔鬼。可见,基于技术崇拜的医患关系,是脆弱不堪的。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有一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说明,医学的最大价值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帮助和安慰病人。医学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行医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使命。

因此,只有让医学走出商业交易和技术崇拜的误区,医患关系才能回归本位。

医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一个不懂得尊重并感恩医生劳动的患者,是不会懂得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医患之间,彼此尊重,才能共赢。伤医辱医是社会之耻

即便医生没有待你如亲人,至少也不应成为你的仇人。如果医生频频遭遇暴力袭击,整个社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优秀人才不愿学医,大量医生逃离医疗行业,良医的生产线逐渐断裂

2015年12月,河北廊坊市永清县人民医院收治一名心梗患者,三位医生连续抢救,患者最终死亡。家属认为医生抢救不力,用车辆把医院大门堵死,并囚禁围攻三名医生。事后,四名“医闹”被刑拘。

近期,各地伤医辱医事件此起彼伏。弥漫的暴戾之气,既伤害了医务人员的感情,也令社会各界深感忧虑。

在全世界,医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因为医生是“生命的保护神”,理应受到最高礼遇。有一位中国医生在美国进修,开车时误闯红灯,被警察拦下。当警察看到他的胸牌时,立即予以放行,并告诉他先去上班,不能耽误救人。但是,等他下班后,警察会到医院门口再开罚单。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对医生的尊重。

有人说,当你生命垂危时,在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中,医生是最希望你活下来的人。因为医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治病救人,没有一个医生想把病人治坏治死。而在全球医生中,中国医生是最能吃苦的群体。我国的标准工时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2015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量特别大。52.72%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32.69%的医师在60小时以上。有人戏言,中国医生只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每周末休息,整个医疗体系就会瘫痪。在很多大医院,医生出诊一天,看七八十个病人,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其劳动强度之大,世界罕见。例如,美国梅奥诊所的员工是北京协和医院的15倍,但每年接诊的患者只有协和的一半。中国医生以超负荷的工作,承担了世界上最大的门诊量。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敬佩。

当然,中国医生并不完美。有的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存在逐利动机,其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因为逐利是摧毁医患信任的致命杀手。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当前,公立医院的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尚未理顺,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只能靠多卖药、多检查来维持生存。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侧支循环”,意思是当大血管堵塞时,周围的小血管就会形成通路,以保持血液循环。同理,当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回报时,必然会诱发“侧支循环”。因此,只有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开单”生存,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

医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如果医生频频遭遇暴力袭击,社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最优秀的人才不愿学医,大量医生逃离医疗行业,良医的生产线逐渐断裂,最终导致好医生奇缺,看病越来越难。

可见,伤医辱医是社会之耻辱。试想,一个社会连医生都不尊重,还能尊重哪个群体?即便个别医生存在技术缺陷或道德瑕疵,也不应被随意伤害或侮辱。即便医生没有待你如亲人,至少也不应成为你的仇人。伤医辱医不仅冲破了道德底线,而且损害了公共利益。当医生受到暴力攻击时,必然影响救治其他患者,有人甚至因此而失去抢救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袭医和袭警的性质同等恶劣,理应严惩。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医生。当你生病时,如果希望得到良医的照护,就请从尊重医生做起吧!“暖医”与“暖患”

温暖既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与其寄希望于别人给予温暖,不如让自己先温暖起来。当人人都有温度时,世界就不会冰冷

最近,一位麻醉医生的手绘漫画在网上走红。湖南荣军医院为一名聋哑孕妇做剖宫产手术。术前,因孕妇无法交流,麻醉师姚翔急中生智,把手术流程绘成漫画,孕妇心领神会,手术顺利进行。这位“漫画哥”的妙手仁心,引来网友纷纷点赞。

这让笔者想起另一个故事。在上海瑞金医院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套两居室房子,瑞金医院的多名外地进修医生免费在此居住。原来,在国外工作的王先生的妻子患乳腺癌,前来瑞金医院治疗。化疗期间,王先生租下了这套房。一年半后,妻子离开人世。为了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激,王先生把房子留给医院无偿使用,并表示把租金一直付下去。这位“租房哥”的善举,令很多医生动容。

一位“漫画哥”,一位“租房哥”;一位“暖医”,一位“暖患”。二者看似毫无关系,实则有着内在联系。医生善待患者,患者感恩医生,医患共情,互相温暖,构成了一个正能量“循环圈”,这应是医患关系的常态。

其实,医患关系并不复杂。但是,由于医患之间长期存在误解,缺乏足够信任,导致双方互相猜疑,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模型叫“囚徒困境”。大意是,两名共同作案的嫌疑犯被隔离审讯,彼此无法知道对方的态度。如果一方招供,一方抵赖,招供方无罪释放,抵赖方判刑10年;如果双方都招供,各判5年;如果都抵赖,两人都无罪释放。结果,双方都选择了招供。本来可以“双赢”,最终成了“双输”,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缺乏信任。眼下,医患关系也陷入“囚徒困境”。患者看病时偷偷录音录像,随时搜集证据,以备不时之需,医生防不胜防;医生为了避免吃官司,采取防御性措施,该冒的风险不冒了,该做的手术不做了,患者利益受损。可见,医患对立,没有赢家。

近年来,由于恶性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很多医生产生了过度防卫心理。有的提出建立“黑名单”制度,有的要求配备“防身武器”,有的主张以暴制暴、以牙还牙。这些做法都是不理性的,有可能激发更大的对立情绪,导致更激烈的冲突。以怨报怨,终非良策;以心换心,才是出路。

医学不能掺杂仇恨,也不能掺杂猜疑,这是由医学的本质决定的。一部医学史,就是一部爱的历史。在远古时代,当人类看见同胞流血、呻吟、痛苦、受难,于是想去帮助、救治、抚慰,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医疗。可以说,医学是爱的产物,人类心底的善良是医学之根。没有慈悲,就没有医学。

重建医患信任,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毫无疑问,医方先行。因为在医疗行为中,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相对劣势。所以,医方应该迈出第一步。事实上,患者的求医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医生的信任。当患者生病时,向医生倾诉痛苦甚至隐私,这是出于信任;当患者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时,把生命交给一群陌生人,这也是出于信任。面对如此重托,医生理应深怀敬畏之心。一名“暖医”,未必是“神医”,但必须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暖医”未必能治愈百病,但可以抚慰百心。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也是最科学的人文。医生有温度,医学才温暖。

作为患者,谁都希望遇到“暖医”;作为医生,谁都希望遇到“暖患”。其实,温暖既来自外界,更来自内心。与其寄希望于别人给予温暖,不如让自己先温暖起来。当人人都有温度时,世界就不会冰冷。好患者不是偶遇的

人性本善,好人总是大多数。医患之间,与其怀疑防范,不如信任尊重。因为好医生和好患者都不是“偶遇”的,而是相互用心碰撞出来的

最近,一组医患鞠躬照在网上热传。在北大医院,患者李先生来到医学影像科护士孙艳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护士,您好!我有两个问题要问您……”孙艳鞠躬回礼,并认真回答了李先生的问题。李先生很满意,又鞠一躬,欣然而去。

一个鞠躬,看似寻常,浓缩了医患之间的真情。“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包含了久违的理解和尊重。此情此景,让人想起100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在浙医二院前身广济医院,西装革履的苏格兰医生梅藤更,与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患者相遇,一老一小,互相鞠躬。

作为医生,谁都希望天天遇到好患者。有人说,假如患者都能如此彬彬有礼,怎么会有医患纠纷?事实上,患者如同自然界的物种,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的知书达理,有的蛮横无理;有的宽容大度,有的刁钻挑剔;有的心怀感激,有的充满敌意。也许,这就是社会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为医生,可能遇见“好患者”,也可能遇见“坏患者”,谁也无法挑选。但是,医者治病,如同佛陀度人,绝不应有所区别。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患者,都应心怀慈悲,一视同仁。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善待每一位患者。

生病是人生的一场“自然灾难”。在医院里,到处是愁苦的面孔、痛苦的呻吟。无论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都是对人性的摧残与折磨。疾病让人变得更加脆弱敏感,甚至焦虑暴躁,一触即怒。有的患者平时温文尔雅,生病时却脾气怪异、出言不逊,这都是疾病惹的祸。有时医生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就可能激怒患者,引发一场意外冲突。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厌恶型刺激”。如果医生不理解这一点,很容易归咎于患者“素质低”,认为遇到了“坏患者”。如果医生能够体谅患者的疾苦,就可以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纠纷。

医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治疗,第二个层次是关怀。事实上,很多患者来到医院,既是来治病的,也是来寻求关怀的。尤其是对于绝症患者来说,明明知道病已无法治愈,仍希望得到医护人员这群“陌生人”的照护和抚慰。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每天疼痛难忍,止痛药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一位小护士每隔两小时就去他床边一次,握住他的手,说上几句话。结果,每当这位小护士到来的时候,他就不喊疼了。护士的安慰,成了最好的“镇痛剂”。可见,心灵关怀的价值,有时远远超过生理治疗的价值。

医学是一门温暖人心的科学。一位好医生,不应只是“人体修复师”,更应是“心灵按摩师”。笔者认识一位医生,医术并无过人之处,名气也不大,但他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举手投足,令人温暖。例如,接诊之后,总是面带微笑看着患者;听诊之前,先在手心焐热听诊器;检查之后,顺手帮助患者拉好衣服。他行医一生,救人无数,竟不知医疗纠纷为何物。在这样的好医生面前,再难缠的患者也会被感化。

眼下,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以怨报怨,只能怨上加怨。人性本善,好人总是大多数。医患之间,与其怀疑防范,不如信任尊重。因为好医生和好患者都不是“偶遇”的,而是相互用心碰撞出来的。一位好医生,总能遇到更多的好患者;一位好患者,也总能遇到更多的好医生。听懂“支架的叹息”

医生在观察,病人在体验,一个“站在床旁”,一个“躺在床上”,感受怎能相同?教科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关注病,更关注人;读懂病,更读懂人。此乃医者的最高境界

最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胡大一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病人做完心脏支架后,医生说做得很好,通过检查没有发现症状,但病人回去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说支架在心脏里响,医生不相信。后来,这名医生自己也得了心肌梗死,放了支架后,才知道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支架真的在心脏里响。

看来,听懂支架的“叹息”,并非易事。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患者的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病在患者身上,感觉好不好,患者最有发言权。不是因为医生认为手术很成功,患者就不应该难受了。教科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在疾病的感受上,患者永远是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专家”。

医患之间,最难的是换位思考。医生在观察,病人在体验,一个“站在床旁”,一个“躺在床上”,感受怎能相同?多年前,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专家华益慰胃癌晚期,做了三次手术,胃全部切除。在弥留之际,他浑身插满管子,不能进食。他告诉同事,自己做了一辈子胃癌手术,原以为切得越干净越好,此时才明白病人有多么痛苦。对于晚期胃癌病人来说,哪怕保留一点点胃,生活质量也会高得多。

从病本位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要生理指标正常,就是健康的。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高级生命。从人本位医学的角度看,病人的感受是第一位的。医生必须高度关注病人,尊重病人的感受,而不能只关注疾病本身。

近年来,很多医疗纠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个手术完成后,患者主观感受很不好,而医学检查未见异常,医生认为很成功。事实上,客观指标并不能完全替代主观感受。很多医生只是一门心思治病,并且认为治疗必然有痛苦,病人就该忍受。事实上,有的痛苦是病人无法忍受的,这就直接导致病人对治疗效果产生怀疑。由于缺乏共同的判断标准,医患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

时下,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为什么低技术时代拥有高满意度,高技术时代反而遭遇低满意度?也许,这正是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死穴”:重技术、轻感受;重客观、轻主观;重循证、轻叙事;重医疗、轻照护。结果,医生做得越多,医疗纠纷越多;医生承诺越多,患者抱怨越多。医学占领了技术的制高点,失去了人文的制高点。因此,医学绝不能沿着技术至上的轨道狂飙,而应更多地关注人的感受,从病本位迈向人本位。

道德可以弥补技术的缺陷,而技术却无法弥补道德的缺陷。一名医生,即便掌握了人类所有的医学知识,照样会有医疗误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要减少这种医疗技术固有的内在缺陷,唯一的办法是密切关注病人,这恰恰也是人本位医学的基本要求。有的医生虽然资深,却怠慢病人,忽视病人的疾苦,使病人提心吊胆;有的医生虽然年轻,却用心守护病人,时刻关注病人,被病人认为是“放心医生”。

美国社会学家霍兰认为,医者有四个“救生圈”:技术魅力、人格魅力、温暖陪伴、灵魂抚慰。技术“救生圈”固然重要,其余三个人文“救生圈”更不可或缺。关注病,更关注人;读懂病,更读懂人。此乃医者的最高境界!“草图医生”传递医学温度

有时,医生并不需要很多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让患者记一辈子。医患沟通,贵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因为躺在床上和站在床边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据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二科专家李雁每次接诊病人时,不仅会耐心细致地向患者讲解病情,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讲一边画,犹如一名“速写师”。每接诊一名患者,少则画一两张,多则画十余张。25年来,他画的草图累计超过1万张,被网友称为“草图医生”。

一张草图,看似简单,体现了医者仁心,传递着医学温度。医疗行业的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知识鸿沟”。在医生面前,患者处于专业劣势。因此,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患者了解疾病,尤其是理解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是医患沟通的重要内容,也是避免医患冲突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不少医患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产生误解所致,这些误解大多源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理解。如果医生能用形象的语言,把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说清楚,就容易获得患者的认可和理解。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过度迷信药物和手术刀,而忽视了语言的作用。一些医生态度傲慢,惜字如金,或者是没有时间沟通,或者是不愿意沟通,甚至是不屑于沟通。而对于患者来说,为了挂上一个专家号,有的通宵熬夜排队,有的和“号贩子”斗智斗勇,有的长途跋涉,有的债台高筑。如果来到诊室后,医生草草几句话就打发了,甚至表情麻木、言语生硬,患者难免心生怨气,加剧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据心理学原理,厌恶型刺激会激活个体的愤怒情绪、敌意想法和不良记忆,进而诱发攻击。相比之下,“草图医生”的做法拉近了医患距离,让冰冷的医学有了人性的温度,可谓“一图胜千言”。

其实,作为医生,语言沟通固然不可或缺,心灵沟通更为重要。有时,医生并不需要很多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让患者记一辈子。医生是不是用心,患者是能感觉到的。著名医学家林巧稚深受病人爱戴,不是做了多少高难手术,而是因为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给产妇掖掖被角、擦擦汗珠,和病人拉拉手、谈谈心。恰恰是这些细节,成就了她的伟大。所以,医生给病人开的第一张处方不是药物,而是关爱。

医患沟通,贵在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因为躺在床上和站在床边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医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当他走进手术室时,看见病人正躺在手术台上。无意间,他注意到病人开始发抖,而手术室的温度很正常。他问病人:“你冷吗?”病人有些尴尬,说:“不冷,只是控制不住。”他突然懂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群陌生人,面临不可知的结果,谁又会不恐惧呢?冷的,不是环境,而是心里。此时,医生一个手势、一个微笑,就是最好的沟通。

温暖是可以传递的,也是可以循环的。每个人感受到的温度,也是自己散发的温度。一位医生准备做一台手术,他照例安慰病人:“紧张吗?”病人说:“你吃饭了吗?我手术时间长,别饿着了。”一句话,让医生感动得几乎掉泪。这位医生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再苦再累也值了。在此,患者有一颗感恩之心,医生有一颗敬畏之心。两颗心交流碰撞,就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强暖流。

医学的温度,是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温度。医患之间,互相珍惜,互相给予,医学才是温暖的。谁来裁定“大处方”

医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技术是有标准的,而艺术是无标准的。医生干的是“良心活”。善恶对错,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

不久前,北京的蒋先生带着6岁的女儿去医院看感冒。医生说白细胞偏低,需要增强一下免疫力,并开了处方。划价取药后,蒋先生大吃一惊。一共17盒药,总价850元,包括15天剂量的匹多莫德口服液和7天剂量的四种感冒药。院方的解释是:这个处方是合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匹多莫德可以不吃,但如果白细胞升不上来,家长要承担风险。结果,第二天晚上,孩子的体温就恢复正常,17盒药尚未服用。蒋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处方”,患者能否找到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裁定?“大处方”虽然是个模糊概念,但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根据规定:“无特殊情况下,门诊处方超过7日用量,急诊处方超过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况下需要适当延长处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应当判定为不规范处方。”照此标准,这张处方无疑属于“大处方”。对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行业的监管者,理应给予明确裁定和及时回应,而不能让患者四处求证。

然而,医学是一门极为特殊的学科。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体。尽管医学存在基本规范,但由于人体千差万别,“特殊情况”随处可见。因此,仅靠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很难根治“大处方”。

医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技术是有标准的,而艺术是无标准的。事实上,医生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治疗的多与少、处方的大与小、切口的深与浅,往往因人而异,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甚至连教科书上也没有标准答案,很难量化评判。而过度医疗之所以难治,原因就在于此。例如,卫生部门推广“临床路径管理”,希望以此约束过度医疗,实现“同病同治”。但是,很多医生并不遵循路径,往往以“情况特殊”为借口摆脱路径束缚。这说明,再完美的规则,也捆绑不住医生的手。如果医生想逃避规则,总能打出漂亮的“擦边球”,让“裁判”徒唤奈何。

医生干的是“良心活”。善恶对错,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医德是社会道德的“标杆”。从全世界来看,凡是医生,都必须坚持病人利益优先,始终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让个人利益影响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义原则,提供不必要的昂贵服务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因此,对于医生这个高尚的职业来说,惟有良心,才是检验“大处方”的“金标准”。

行医是一种使命,而非一门生意。只有远离商业气息,医生才有尊严。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妇产科医生,为了保住一名年轻患者的子宫,如同农夫在地里刨土豆一样,竟然剔除了419颗肌瘤,创造了协和妇产科的纪录。而在此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能摘除子宫。虽然剔除一个瘤子和400多个瘤子,收费并无差异,但医生依然竭尽全力,生怕遗漏一个瘤子。这种爱心和善意,闪耀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光辉,体现了医生对生命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处方”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综合问题,既有医德因素,也有体制因素。因此,管住“大处方”,既需要道德“软约束”,更需要制度“硬约束”。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冷漠比误诊更可怕

误诊率较高的医生,往往并非技术最差的人,而是责任心最差的、对患者最冷漠的人。一名医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毁掉生命;可以制造幸福,也可以制造痛苦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北京的贾女士因腹部剧痛,到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挂了妇科专家号。她刚说了几句病情,就被打断了。医生用手摸了摸她的腹部,便开了检查单,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走出诊室,她一看单子,包括乙肝、艾滋病筛查等项目,好像是一张术前检查单。她立刻折回诊室,焦急地问:“这是要我做手术吗?”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切子宫。”贾女士连忙哀求医生:“我还没有孩子,将来还想要孩子,能不能不切除啊?”医生肯定地说:“不行,你的子宫肿得很大了,必须切除。”她恳求医生再仔细瞧瞧,医生表示没有必要。无奈,贾女士又挂了另一位医生的号,经过检查诊断是宫外孕。于是,贾女士做了输卵管手术,避免了一场误切子宫的悲剧。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学科,临床上出现误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同的医生,发生误诊的概率有很大差异。我国已故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曾指出:“造成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因素始终居于第一位。”事实上,误诊率较高的医生,往往并非技术最差的人,而是责任心最差的、对患者最冷漠的人。有的医生虽然号称“一把刀”,但过分相信经验,忽视对病人细致的观察,误诊误治并不罕见。相反,一些“小大夫”虽然技术平常,但体恤病人疾苦,认真对待每一名病人,反而很少出现误诊。这说明,误诊的发生,固然和技术因素有关,但和人文情怀关系更为密切。

如今,医学技术日新月异,而医学人文精神却在萎缩,冷漠成了医生的职业病。病人不再被视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而是被视为一台可以任意拆卸的机器,或是一个病理现象的载体。有的医生做手术,并不是因为病人需要,而是因为自己需要。他们把病人仅仅当成练手的“标本”,盲目追求手术数量与技术完美,而忽视了手术的根本目的——让病人更幸福。

医学是一个良心职业。一名医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毁掉生命;可以制造幸福,也可以制造痛苦。如果只有一把灵巧的柳叶刀,而缺乏一颗敬畏生命的仁爱之心,误诊率就会居高不下,患者将为此承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用手术刀治病,更要用心治病。人民的好军医华益慰从医数十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被称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他生前有一个习惯:手术前,总是提前来到手术室,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然后就站在门口等候病人,让患者在麻醉前看到医生的面容,交谈几句,让病人放心;手术时,他尽量在患者原有的伤口上开刀,或者沿着皱纹开刀,以免造成新的伤痕;手术后,他从不急于换下手术衣离去,而是观察病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病人醒来后,他及时来到病人床边,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折射出他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也包含了他对患者的无限深情。

误诊是可怕的,但冷漠比误诊更可怕。因技术导致的误诊可以理解,因冷漠导致的误诊却很难让人原谅。假如一名医生把冷漠视为常态,手术刀与屠宰刀又有何异?莫让冷漠成习惯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一个不懂得尊重患者权利的医生,与兽医有何区别?一些人抢占了技术和财富的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最近,听两位朋友讲述就医经历,颇有感触。

一位朋友的小孩半夜耳痛,来到北京某大医院看急诊。恰巧,急诊室有位耳鼻喉科医生在值班。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医生竟然说:“我只给大人看病,不给儿童看病。”

另一位朋友的老父亲患心脏病,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一位医生接诊后,先让病人去做个核磁。病人说,刚在外地做过核磁,片子也带来了。医生冷冷地说:“我不看外院的片子。”

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关,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冷漠成了医疗界的“流行病”。面对病人的痛苦,两位医生麻木不仁,一个不看“儿童病”,一个不看“外院片”。这样的举动,不仅违背了职业操守,也令人感到阵阵心寒。

医学技术在进步,人文精神却在滑坡,这是当下医疗界的一大通病。如今,医生越来越关注医学证据、技术指南、核心期刊,却忽视了活生生的人。病人来到医院,就像进入了工业化流水线,从一台机器走到另一台机器。他们看不到医生的笑脸,听不到医生的呼唤,只能感受到冰冷和恐惧。很多医生看病,既不问病史,也不触摸病人,只是低头开单。病人还没说完病情,医生已经喊“下一个”了。

医学是一门人学,本应是温暖的科学。除了客观的诊断和治疗之外,还应包括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温馨的祝福、热情的鼓励。一个好医生,既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然而,人文精神一直是我国医学教育的一条“瘸腿”。在医学生的必修课中,几乎没有一门医学人文课,人文教育流于形式。由于“重技术、轻人文”,很多医学生人文精神严重“缺钙”,在临床上往往“见病不见人”,导致医患的“情感鸿沟”日益加深。

曾有一位美国学者到中国讲课,他给每位医学生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医学的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的答案都是“细胞”。美国学者又发给学生第二张纸条,上面也写着一个问题:从医学的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的答案还是“细胞”。后来,美国学者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加了一个词:权利。可见,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一个不懂得尊重患者权利的医生,与兽医有何区别?

近年来,我国患者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而医生的人文修养还在沉睡,二者形成强烈反差,这也是医患冲突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在家长主义盛行的时代,医生是绝对权威,病人只能被动盲从。而在法治社会,病人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因此,尊重病人的自主权、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如果医生不改变傲慢与冷漠的习惯性姿态,最终将自毁尊严。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疗设备很先进,手术技巧也不差,差就差在人文精神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技术走得太快了,而医生的人文情怀没有跟上。一些人抢占了技术和财富的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制高点。事实上,抛弃医学人文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今,医生职业声誉一落千丈,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其根源就在于技术与人文的断裂。这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医学无论怎么发展,永远不可能包治百病。但是,如果每个医生都在心中点亮一盏人文“小桔灯”,医学就会情暖百家。大医院何时告别“战时状态”

由于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门人”基本处于“失守”状态。我国医改的“瓶颈”不是缺钱,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全科医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均等化愿望十分迫切。像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人满为患,要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大医院人满为患,卫生院门可罗雀,这是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近几年,我国医疗需求呈井喷式爆发,各大医院门急诊人次屡创新高。“看故宫,登长城,上协和”,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为此,城市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医务人员长期加班加点,疲劳作战,几乎没有喘息之机,更谈不上休假,因劳累而猝死的悲剧频频发生。不少专家出一天门诊,竟然要看近百个病人,不敢喝水,不能吃饭,不上厕所,依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有人称,大医院医生只要像正常人一样,上班“朝九晚五”,一周休息两天,整个医疗体系就会崩溃。这虽是戏言,却也反映了大医院超负荷运转的现状。

既然大医院如此拥挤不堪,老百姓看病为啥不首选基层?这正是我国医疗体制的“软肋”。由于基层全科医生严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门人”基本处于“失守”状态,导致基层首诊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建立。很多居民不信任基层医生,害怕误诊漏诊,所以“有病乱投医”,盲目涌向大医院。这种无序流动不仅给患者带来了不便,也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而在多数发达国家,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生病之后,首先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家庭医生”根据病情轻重决定到诊所还是去医院。这些“家庭医生”都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深得社区居民信任。全科医生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塔基”。例如,英国90%的门、急诊由全科医生首诊,其中90%的病例没有转诊,由全科医生完成治疗。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居民是在家门口诊所看病的,少数危急重症患者才上大医院。

当前,我国医改的“瓶颈”不是缺钱,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质的全科医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全科医生一般占医师总数的50%左右,而我国全科医生仅占医师总数的5%,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按照医改目标,到2020年我国要初步建立起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也就是说,至少需要30万—40万名全科医生。但是,2013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为279.5万人,其中全科医师14.6万人,平均每万名居民仅有1名全科医师。人才缺口,何其大也!

从2015年起,我国正式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医学院校5年制本科生毕业后,必须经过3年的规范化培训,才能执业上岗,这是我国医生培养制度的重大改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毕业生都选择了专科医生方向,而不愿意选择全科医生方向。其主要原因是,全科医生收入少,待遇差,评定职称难,社会地位低,缺乏成就感。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全科医生的收入,合理体现其技术劳务价值,缩小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的差距。惟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担当健康“守门人”。《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全科医生的激励机制。全科医生按签约服务人数收取服务费,可对不同人群实行不同的服务费标准。但是,目前各地政策仍存在“玻璃门”现象,难以调动全科医生的积极性。今后,应鼓励全科医生通过市场竞争,为签约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健康服务,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使全科医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也许,当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时,大医院才能告别“战时状态”,看病难、看病贵才会成为历史名词。“医疗拥挤”踩踏医患尊严“医疗拥挤”不仅踩踏了患者的就医感受,而且踩踏了医生的执业感受,医患双方都经受着心理煎熬。在狭小拥挤的环境中,负性情绪滋长蔓延,极易引发冲突和纠纷

2015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上海外滩发生严重踩踏事故,36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凋零。此情此景,让人想起医院里涌动的人潮。

人山人海,如过江之鲫,这是很多城市大医院的常态。景点拥挤的风险尽人皆知,而“医疗拥挤”的风险却常被忽视。例如,在北京不少三甲医院,日均门急诊量超过万人。尤其是早高峰期间,患者加上陪伴家属,可达两三万人。如此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一个远远超过设计容量的空间里,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按照中外踩踏事故研究,公共场所室内达到每人1平方米,室外达到每人0.75平方米,需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于大医院来说,人流密度超过警戒值并不罕见。况且,室外景点观光者以青壮年居多,而医院就诊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一旦有人摔倒,后果更为严重。因此,预防因拥挤而发生踩踏,是医院管理的新课题。“医疗拥挤”不仅踩踏了患者的就医感受,而且踩踏了医生的执业感受。在我国,医院带给人的美好记忆如此稀少,乃至成为一个令人痛苦而焦虑的地方。其原因之一就是人满为患,医患双方都经受着心理煎熬。在狭小拥挤的环境中,负性情绪滋长蔓延,极易引发冲突和纠纷。患者没有安全感,医生没有尊严感,医患关系岂能和谐?

解决“医疗拥挤”问题,不能靠应急分流,而要靠制度分流,即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让大医院成为主攻疑难重症的“旗舰店”,而非包治百病的“大集市”。目前,我国的医疗体系呈“倒金字塔”结构。越是大型医院,获得的资源越多,诊疗人次越多;越是基层机构,获得的资源越少,诊疗人次越少。其根源在于,政府配置医疗资源,不是按照服务功能来确定,而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确定,从而导致资源配置错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例如,三甲医院可以申请任何诊疗项目,基层机构却被严格限制,治疗功能严重萎缩,有的几乎变成“取药点”;三甲医院的药品几乎不受限制,种类可达上万种,而基层机构只能使用基本药物,种类只有几百种。事实上,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社区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疗。但是,由于基层没有所需的药物,患者只能频繁到大医院排队开药。据统计,北京三甲医院里,三成是定期开药的慢性病患者,还有一部分是常见病、多发病患者。照此推算,至少有一半患者可以分流到基层。

解决“医疗拥挤”问题,关键是让高水平的医生自愿留在基层,并获得较高的薪酬和社会地位。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留在基层的医生往往被认为是水平最差的,全科医生也被认为是“万金油”。近年来,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刚毕业的医学生或者低年资的医生,必须在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限,才可以晋升高级职称。从另一个角度看,基层医疗机构成了低端人才的“中转站”,达到一定年资后就可远走高飞。结果,优秀医学人才纷纷“求上流”,拼死拼活挤进三甲医院。留在基层的全科医生,无论职称还是薪酬,都低人一等,前途渺茫。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收入差距不大,在社区担任“守门人”的全科医生,往往是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相反,刚毕业的低年资医生都是先到大医院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口碑之后,才会回到社区成为家庭医生。

可见,告别“医疗拥挤”,需要打破僵化的医疗体制,改变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医生自由流动,筑起金字塔型的分级诊疗体系,使三级医院回归“塔尖”,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塔基”,这样才能形成有序就诊新常态。

让看病不再拥挤,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心愿。此事虽小,关乎人的尊严。期盼医改攻坚克难,让中国人早日远离“拥挤医疗”,享受“安全医疗”和“舒适医疗”。医生,请歇歇吧

由于劳务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医生只能靠拼体力来实现“薄利多销”。在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医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直到倒下为止

2014年,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医生史明在陕西支边期间,因劳累过度猝死,年仅38岁。此前,北京有三名中青年医生倒下,其中一名42岁的麻醉科医生昏倒在手术台上。悲剧连续上演,令人痛惜。

近年来,我国医生群体的健康状况频亮“红灯”。据《2014中国医生执业状况调查》显示,在7000多名被调查医生中,九成人表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八成人没有双休日的概念,最近一年没有带薪休假。超九成人感觉每天下班后状态不佳,近五成人感觉“非常累”。另一项调查显示,医生通过自我评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为54%,处于疾病状态的为9%。作为公众健康的“守门人”,医生自身的健康却濒临“失守”,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中国医生为啥这么累?主要原因是,病人呈井喷式增长,而医生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好医生更为稀缺。2013年,我国总诊疗人次超过73亿,平均每个居民就诊5.4次。然而,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仅为2.06人,每千人口护士数为2.05人。与此同时,我国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在缺乏有效分级诊疗的背景下,病人潮水般地涌向大医院。结果,大医院医生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工作时间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几乎人人练就了“耐旱功”和“憋尿功”。虽然病人抱怨“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但这也反映了医生的忙碌程度。网上曾流传过一张照片,医生连续奋战32小时,完成一台颅脑手术,术后筋疲力尽,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这是外科医生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即便如此,各大医院仍在拼命扩张,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巨无霸”。例如,河南某医院已经拥有上万张床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医院。大医院如此热衷扩张,主要是为了抢占市场,获得更大效益。目前,我国医疗价格总体偏低,劳务技术价格甚至亏本,医院收入主要来自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如果不扩张规模,医疗收入很难持续增长。结果,医院越建越大,床位越来越多,医生也越来越累。事实上,这是以牺牲医生的健康为代价的。由于劳务技术价值严重偏低,医生只能靠拼体力来实现“薄利多销”。在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医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直到倒下为止。

医生的压力除了来自临床,还有职称晋升。在目前的体制下,医生如果没有科研、没有论文,临床技术再好,也不可能晋升职称。因此,很多医生白天出门诊、做手术,晚上查文献、写论文,点灯熬油,连睡觉都成了奢侈。反观国外,医生一旦获得独立执业资格,就不再有等级之分,也没有评职称一说。医生行不行,主要看临床,看患者的认可度。而我国却把每一名医生都当成科学家来要求,甚至连社区医生也有论文指标,这是医生培养制度的严重缺陷。外国医生写论文是出于兴趣,而国内医生却是出于无奈,很多医生成了论文的“奴隶”,制造了大量“学术垃圾”。

其实,医生和飞行员一样,都是高风险、高技术、高责任的职业。如果飞行员身体不适,是不能飞行的。同理,如果医生带病出诊,极易导致医疗差错,甚至危及生命,这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德国法律规定,医生带病工作,如果被患者举报,将被处以1万欧元罚款。医院如果看到医生带病工作而不采取保护措施,将被罚款2.5万欧元以上;情节严重者,医院负责人要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此“苛刻”的法律,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还有的国家规定,任何超过时限的手术,必须有两个手术小组,交替手术、交替休息,确保医生在最好状态下工作。而我国一直提倡“小车不倒只管推”,加班加点、带病上班、疲劳作战被视为“美德”,媒体追捧,患者点赞,这显然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纠正。

良医是国家的财富。一名又一名医生累倒了,既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损失。因此,全社会都应理解医生、尊重医生、关心医生,用法治保障医生的健康权益,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绝不能再让医生“抱病上岗”。如果医生“过劳死”事件频频发生,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医学,未来好医生会更加稀缺。倘若如此,我们的健康又该托付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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