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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立杨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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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谈试读：

纸上的风景，搜剔幽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欧洲小说，自夏多布里昂，描写风景，成为一时风尚。虽游离主题之外，却自有妙趣。五代后蜀韦縠编选《才调集》，他就相信文字词采，其韵之高，可比桂魄；其词之丽，可胜春色。陈从周一部《说园》，议论周匝，文字雅俊，缩龙成寸，点缀疏密，不啻一部胸中之园林。微雨小窗，草木苍然，苏东坡时代的风景，今天已难实指，而其文字心情，仍可一贯。夜来风雨一灯，闭户读书，翻开全唐诗，光是看看题目，也就很有意思了。《塞路晚晴》《春晚旅次有怀》《秋宿湘江遇雨》《寄邻庄道侣》，汉字天然的组合，意境深深，惹人沉吟叩弹。看来纸上的风景，一半是大自然，一半是文字奇妙组合产生的韵味。魏晋诗歌虽窥情风景，钻貌草木，太过重视形似，然在一番雕琢研磨之中，文字的神理，悄然潜伏下来。故虽看若形似，而文字越千年，实形神俱在。顾长康说会稽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多少年又多少年，山川非复旧时容，而此文字定格的自然之美却灵性长存不灭。文字意境，其勾勒渲染，所予人者，甚至过于自然本身。

王羲之一生写过五百多封杂帖，这些写在绢帛之上的简短书信，多言约意丰，语短情长。他推重艺术化的人生，力图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诗文风雅，书画遣兴，他的书法翩若惊鸿，他的杂帖又情思摇荡，看似可有可无，因为其中没有非说不可的话，然味道正在其中，艺术家的气质因了社会风尚而得以结晶为第一流的艺术品。到了蒲松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就只好人鬼狐妖，聊发异想了。然而，子夜一灯如豆，萧斋冷寂，“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仿佛听 得见蒲翁落地不散的长叹。

有时候静坐思维，与时光共老，看芭蕉又绿，心境空漠，寐不交睫。偶有浅梦，也必是买芒鞋竹杖，向故乡的千山万山深处，一片蒲团，了此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交寡深深怀旧地，变多渐渐悟浮生”。

张恨水先生云：托迹未高飞不起，稗官写到鬓斑时。洵为客居无俚，著述自娱之写照，实堪借以自况。然久而不废者，乃因聊耽著述，藉解牢愁。头颅若许，岁月若驰，真不禁把酒问天，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

培根氏云，读史明智，也不尽然。试观今之民国史著述，读之越多，则越易迷惘。盖以真相遮蔽已久，而说民国史者，由痴人说梦转为戏说臆想，痼弊深矣，徒饰虚文，无补实际，尚不知将伊于胡底，是以迷惘不得不然耳。

有读者高明以为，笔者之民国史解读或于解会人事，略有涓埃之助。是则以点滴之发现，均来自于第一手资料。举凡顾墨三、刘经扶、熊天翼、陈辞修……直至胡伯玉、邱雨庵、关雨东、戴海鸥，直至部队下级连排长，回忆访谈，俱穷加搜罗，积于今已斐然可观。其间不啻得原始史料之助，也颇饶幽微处的情绪烟云。然而风流云散，思之腹痛；室迩人远，徒怆我心。

爝火之微，何增乎光耀，而有所弗遗者，吴鸿兄及晓亮君之力促，绪论芳徽，洞烛机宜，谬采虚声，推奖逾份。方使我驽马奋驾， 贾其余勇，检索支离之作，于汗漫卷帙中，得闲文四部，曰：谈艺、谈史、谈兵、谈美。近年所作晚清流变、幕僚生涯等，为葆其完整性，暂未收入集中。虽覆瓿之物，然亦曾获看官谬奖。安敢不竭所知，用献野人一得之愚。

2011年初夏报纸和文言

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然而，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活空间的转型，世人好尚的转变，终使文言文 的气味日渐稀薄，影响日趋缩小。

报纸文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应该简捷、明了、普及、客观，而文言文的简洁、有力、醒豁、雅健、优美，正可借鉴取法，同时更能在全民的文化意识培养上，收潜移默化之功。而我们当前的报纸文体，所最缺乏者，就是这一点。尽量用白话，当然是语文的改革，奈何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积累不深也不厚，久之，俚浅的俗语单性繁殖，传统中文优美的表达方式，味道深郁的字汇词句， 势将湮灭殆尽，这是很可忧虑的一件事情。

相对来说，台湾地区的报纸文章所保留的文言成分要多一些。尤其在副刊和专栏上，颇有几支意气风发、文采炳蔚的妙笔，令人赏心悦目，掩卷融融。当然，此之外，随心所欲，率尔操觚者也不在少数，余光中先生指出台湾的某些记者，古文修养蹩脚庸浅，却每喜故作解人，结果呢，一个三流的演员死了，也是“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任何女人偷了东西，也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而“使君有妇”、“河东狮吼”、“季常之癖”等更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花边新闻里，变成了所谓“雅到俗不可耐”。林纾虽然抵死反对新文学，但他以古文译西洋小说，一方面在不识 ABC的情况下做了新文学的功臣，一方面也树立一代文章丰碑，影响所及，尤其是两栖于新闻和文学的写作者，受益良多。以《大公报》（1918 年 3 月 11 日）文章为例 ：

英国大小说家司各特氏肄业于爱丁堡大学时，蠢如鹿豕，同学咸窃笑之。教授某尝语人曰：“此子生而为蠢奴，他日亦且以蠢奴终 耳。”司各特卒以小说成名，教授之言遂不验。

细推其文笔，虽并非一流，难称高华，但也可谓明畅、清通，未可厚非。旧时代，报纸上这种浅易文言文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 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 1926 年 3 月 12 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 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 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文，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识字难，未必然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尝谓：“今之学校识字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且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那个时期的年轻文化改革者，如魔附体，攻讦中国文字，不遗余力，视为仇雠 ；持汉字拉丁化者，更有多人。其口号则云“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胡适口述自传》，第 138 页 )。 那时彼辈都还年轻，气血旺盛，执其一端，铆劲往牛角尖里死钻。

且不说汉字与文化传承的意义，即以汉字拉丁化以后而言，学童学之，就易如反掌了吗？事有不然，且恐怕恰恰相反。唐德刚先生说他小时候学汉字，字、文结合，像《〈左传〉选粹》《史记菁华录》 这些书能整本地背诵，“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家中长辈再辅之以物质刺激，小孩甚至主动地啃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来，且乐在其中。但是拼音文字如何呢？“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 vocabulary 就多得可怕了”( 唐德刚 ：《胡适杂忆》，第 132 页 )。唐先生以其绝深的经验勘察，认为“认字”恰恰是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要读完五磅重的《纽约时报》星期刊，须认识五万单字，仅此即比《康熙字典》上的所有字还多。“五四”时的闯将们，想象力贫乏，拿着鸡毛当令箭，自然见不及此了。唐先生所以为学界巨擘，与其思与学双边充量的“全面发展”有关系，故其发论，大有百步穿杨之效，为什么呢？此无他，老先生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而非一大批“某公”般从、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出发。辩证读古书

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彻批评。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异的看法。他要“为宋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似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 下心地钦佩”（《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过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他们的行为，怕也说得上是树高义、远社会了，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才是天经地义值得三思的。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 ；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古人的现代性

人类万代繁衍，科技发展迅猛，日常生活大异于前。几千年前的神话与传说中种种变成现实，切近可感。科技推动的魔力不可小觑。但在时刻不停滚动发展的同时，棘手的难题也陆续暴露出来，来日大难，“君将哀而生之乎？”发展的科技不能同步解决这些问题，已是新世纪，这些问题仍令最尖端的科技束手无策。

譬如，引力强大、可吞噬一切（包括光线）物质的黑洞；巨大的太阳耀斑，其瞬间亮度是平常阳光的二十倍；地球磁场反转，磁场一旦失常，太空则发生粒子暴；全球疾病流行，生态平衡的破坏，可能出现强速而令人类毫无防范能力的病菌，如此即令微生物也可能毁灭人类；全球变暖，海平面不断增高，诸多城市将成水底世界；生物技术失控，转基因植物可能带来新的病毒；环境中的毒性物质，现已有世界诸多大城市空中含有大量的柴油发动机排出的微粒——它不仅致癌，而且破坏胚胎组织，减弱生殖能力。

据《参考消息》（2000 年 10 月 20 日）说，1908 年一块宽约二百英尺的宇宙碎片冲入大气层，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上空爆炸，其所释放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一千倍。天文学家估计，每一百年至三百年，地球就会遭到一次类似体积的宇宙碎片的撞击，体积较大者，杀伤力更为巨大。

茫茫宇宙，奥秘无限。太空，辽阔而黯淡。浩瀚磅礴的相形之下，地球实在也只是巨浪颠簸者在“走泥丸”。这样卑微的角色，有限的体能与智力，也许人类发现的所有物理、自然规律，都不如这一条黯然神伤，那就是：人的结局，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作为分子和原子发散到宇宙中继 续存在。

古人虽不如现代人见多识广，但他们中的杰出者，却葆有根深 蒂固的隐忧，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他们善于倾听大自然深处发出的悲鸣和天籁极致的消息。“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杜甫）注目寒江，细推物理，智慧在雾霭云翳的笼罩中破晓而出。“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才的李白如是表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常有感慨，“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赠何七判官》）按说他的心性，和他的诗的基调总不是悲苦凄切的一路，而感慨却深郁难掩，以致常常对景生愁，如谓“燕麦青青游 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那真是悲从中来，先天先验的，挥之不去。

就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想得开”仍只是其表层形态，内里还是“忧患不已”，那是一种融入自然界的大忧患。他初到海南时，看海天茫茫，凄然伤之，何时得出此岛？转念一想，“天地在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沙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念此可以一笑。”这一笑，何等无奈。

这个意思，旧时诗人尽多表达：“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白居易）；“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辛亥党人）；“区区一生，愿力无用”（郭嵩焘）；“百年身世浮沤里，大地山河旷劫中”（佚名）。

这样忧患漠漠、寄怀悲郁的透析解悟，指向一种意识的深渊，即人在大自然中的终极荒谬。奇怪的是，现代科技的滚动发展，并不能 解脱这种悲哀于万一，反而分蘖出诸多新的问题，在加重这种思索； 古人固不能明确预见今日科技的成就，但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上， 却与现代人心情冥合，其分量，其深刻性，较现代人更为饱满。阮籍、岳飞、曹寅……直到魏源，这些古人都曾夜深徘徊不寐，除却尘役之劳，那就是人类面临的最终意义，被他们敏感觉察，而无可奈何。说无常，说万法皆幻，或有人以为绝对，但在古人的提示之下，生命因迁流不住只是当前，不是过去，也非未来，这样的认识，总大抵可以达成了。大宇星如万点尘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英国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霍伊尔曾以为，宇宙从来就是存在的。人类则起源于太空。这个解释，相当玄乎。迄今为止，专家们相信，宇宙起源于一场创世大爆炸。那是一百四亿年以前，爱因斯坦证明剧烈大爆炸的能量被转化为物质，冷却过程中，最初的原子形成了。大爆炸的高温造成了氢和氧。恒星的热度有足够的时间令元素产生特殊反应。就在不久前，科学家还相信宇宙仅仅是在大爆炸的最初推动下，凭借惯性滑行，而其运动逐渐慢下来。然而，最近通过地球上空六百公里轨道上的星系望远镜，观测极其遥远的恒星星系，在这毫不失真的位置上，包括对大爆炸所遗留下来的热量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宇宙非但没有慢下来，而且还在扩展，加速。因其在经受真空能量的反引力推动。

据最新的研究，宇宙的构成部分今天仍然无法确知。只知道有大约百分之五的是由普通原子即尘埃和气体构成。其余绝大部分却 由“暗物质”组成。科学家尚无法描述其形式。古代埃及人以为宇宙的形式是女神的拱形身体，哲学家以为它是所以存在的总体，而中国古人则谓之混沌。混沌这个观念最为接近暗物质的本质。

关于其终局，据最新数据，宇宙的扩展还在加速，但结果是暗淡的。在看得见的宇宙中，有足够多的物质，尚可维持恒星的形成过程上亿万年。在此以后，预计物质将坍塌为越来越大的黑洞， 然后是黯淡、冷却，仅仅充斥真空能量。（《参考消息》，2002 年 12 月 18 日）

这和佛学典籍里面的想象记载颇相吻合。佛学思想以为宇宙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迁流过程，那就是宇宙的成、住、坏、空学说，其想象可谓深邃、博大。古人深远的智能令人惊叹。简而言之，所谓“成”是说宇宙的形成；“住”就是说宇宙生成以后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坏”就是说构成宇宙的因缘逐渐丧失，因而这时候的宇宙处于一个衰败的过程中；而“空”也就是宇宙的终结，也可以说是下一个宇宙周期的开始。这就可说是抓住了宇宙的本质， 因为宇宙是由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所构成。

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曾满腹猜疑地写到，他所生活占据的空间，他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别处，何以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什么理由造成了如此处境？实际上，这正是因为宇宙是暗物质所充斥左右的混沌生成的结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偶然性的支配；而偶然性，也可以说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动力。时间平静地移动，带来循序渐进的变化，实则时间即是不断异变迁流的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已。因偶然造成了空间变化（生成）的因缘。

美国科学家新近发现的最大宇宙气团直径达到九万光年！它是银河系以外的星系现象，于人它可以喻其大，为我们的头脑难以想象，对于宇宙本身，则无非尘埃而已；又英国科学家在南极洲一个 冰湖找到的休眠二千八百年的微生物已经复苏，十数米冰层下的细菌和水藻在实验室中恢复了生命。此二则消息均见于《参考消息》（2002 年 12 月 21 日）。它有助于我们形象地认知宇宙，及其时空构成和转换。

早在蒙昧时代，人类已对日月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文明生发以后，更有层出不穷的惊讶、叹息、疑猜。“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杜甫《自秦州》）“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元】杨载《宗阳宫望月》）建安十三年，曹操与孙吴政权战于长江，某夜，曹操横槊观月，当是时也，月明星稀，乌雀南飞。诗中有谓“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观天象之浩瀚无有际涯，人生无论修短同有尽时。而龙争虎斗，也无非等诸鸡虫。于是悲从中来，难以遏止。其次子曹丕另有诗句：“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燕歌行》）在星汉的衬托映照之下，特别容易发生情绪哲思。

古人这样的思绪，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有吻合的地方。爱氏以为构成宇宙的物质本身，是空间和时间，并把空间和时间当做一种平滑的连续组成成分来对待。而物质则使之扭曲。这样的情绪，也无不在偶然性的支配当中。文学中有念及此的感慨大多是深思的头脑所为。

擅旧体诗的广东诗人陈永正先生的《五十九岁自寿》，乃近年绝 无仅有的杰作。

其诗曰：“世上无端出此人，忽惊石火梦中身。五洲群愿千年寿，大宇星如万点尘。修短在天原有意，枯荣于我究何因。明朝恐被黄花笑，甲子书来又一春。”其中第三句乃指基因工程引起的迷幻。全诗虽体格有限，而以极微小想极广漠浩瀚之宇宙，将此意识无限放大而紧攫生命本质哀痛，深藏着物质运动的伟大力量，有浩浩汤汤波起云涌之势。放眼迷茫灿烂的星空，无端的敬畏充溢身心，那纯粹的物质世界所产生的智能——生命是多么徒劳而脆弱啊！即使想象力风云突起，智慧的结果的也是嗒然若丧。当这种智能生命复归为一种尘埃之时，也就彻底地通往自由之路了。

上世纪初叶的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任总统。他见多识广，深于历史感。他在那篇有名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1909 年）中，以为人类社会处于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团体构成的封闭系统。他认为，由于“熵的定律制约着各种能量的活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则在此封闭系统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这和古典文学中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调子深相契合，保有溟溟漠漠的忧患。这些，也都可以说是来自观测思索宇宙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念头，也即是一种宇宙意识。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面对浩渺无垠的太空，头脑杰出的哲人返观自身的处境，乃对生命的本质产生清醒的认识，所以《旧约》里的《传道书》就说，万事令人厌烦，人难以言尽。已有的事，以后必再有，以前的事，以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 文现象因为其神秘，引发了无尽的神话传说，和人类所观测到的天文规律相交替，一方面想在寻找永恒的自然规律，一方面也在以非理性的方式解释天文现象，试图来说明其因果关系。仰望无有穷尽的天空，那浩瀚的千变万化的背景，诵读“大宇星如万点尘”之句，所激发的是一层深似一层的困惑。空间距离，催生悬想

空间距离真是奇怪的东西。距离产生美，也产生硕远无边的联想。人在空间的渺小，他只是作为一个“点”而存在的。在这个点之外，有无数的终端，引发冥冥漠漠的想象。如汉代张衡《四愁诗》，即谓他“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除此以外，他的思绪还放飞到桂林、汉阳、雁门这些当时相对而言的遥远之地。四方广远之处都令他牵挂不已。但因距离的关系，不能亲往详察，故他长叹而心情忧伤、烦闷怨艾。

路远莫致，徒怀忧心，自不免有未尽之憾。庄子的《逍遥游》，有其虚设的远方，北海、南海，以及迁徙的鲲鹏，那则是想象力对人类自身局限的补偿，是渺小人力的硕大外延。鲲鹏展翅，广大如垂天之云，不知有几千里也。

这是古人放纵自身想象力，到那些不可知的远方，里面蕴涵着丰富的猜想，其间，思维活跃的程度，借白居易的诗来说，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升天入地求之遍”。

当代人的猜想，较之古人，一脉相传。尤其是对别的星球上同类生命的好奇呼唤，引发出很多似是而非的报道。古人以为月亮上有吴刚、嫦娥，以及桂花醇酒，那是纯粹的美的对象。月亮上的神话在宇航登月的今天已经破灭——那上面只有单调的灰暗荒土和太古般的沉睡。但是人类的孤独的本质注定他们又要到更遥远的地方寄托他们的玄想。这在心里深处，还和《山海经》时代是一样的。《山海经》中，海内海外，近地远乡，大荒广漠，离奇突兀的记述，是古人最早的 海客谈瀛，虽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但古人的叙述却是津津乐道。今人对外星人的猜想不也一样吗？可是悬念也 终有嗒然飘落的一天。科学巨子霍金的发言可以给我们传道解惑。他以为无论我们多么聪明，都不能快过光速。如果快于光速，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即回溯时光隧道。阁下想返回到明末的时候，往来于秦淮水榭，和李香君等樽酒论诗吗？想和唐代的任侠儿“系马高楼垂柳边”吗？请您造成超光速的速度！但事实上，我们最多可以“生活在别处”，而无法生活在过去。霍金还认为，自宇宙大爆炸开始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亿年；而人类现有的形式，仅二百万年。因此，即使其他星球系统进化了生命，相互发现的机会，也是非常之小。

假设我们能够遇到外星人，“他将会比我们原始得多，或先进得多。”若是先进，何以不扩散到银河系来访问地球呢？霍金强调说：“也许存在这样的先进种类，他们听任我们自生自灭，不过我怀疑他们会对一种更低等的物种如此体贴。”（《参考消息》，2000 年 2 年 11 日）这对人的先天期待来说，是一种冷水浇背般的当头棒喝。思之生趣索然。

星河如此浩瀚，地球只是一个微渺的“点”。无尽的空间中，写满人类自身的守望期待，倒也不奇怪；只不过现代人借助科技的力量，延长了自己的手和脑，却必须接受更多无可奈何的信息，更令他们的想象力和预期的悬念，零落迟暮，大打折扣，难以像古人那样容易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了。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我们今天人为地与大自然割裂，听不到风的声音，看不到星的灿烂，感受不到泥土的温馨，我们将由此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后所产生的最原始的生命的激情和植根于大自然之中的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所以古人在文艺上所创造的偏爱价值越老越醇，别开生面，具有永恒的美的内涵。而现代派的美术、文学挤压感荒谬感细密沉重大大盛过古人，也有空间提供的想象受到阻隔切断的原因在内。我们的空间想象受挫，但不妨寄托于古典的艺文作品，因为其 中有结晶一样的不朽的“第二自然空间”。文学与时空心理体验

部队特种飞行队的一位校官，夜航时曾有一次惊险的飞行。他的仪表盘正常，而时钟秒针奇慢。时间似乎为一种神秘力量粘住， 久之无动于衷。他仿佛飞行在一个漫长无边的地方。周围没有星云 及任何参照物。这种感觉渐次加强，一时为之紧张到极点。在理论上，他知道四维空间的存在。他想起一则资料：某国火车驶入一隧道，兀自消失无影无踪；三十年后，那列火车方自隧道开出，而对火车上的人来说，三十年仿佛眨眼一瞬。后来这位飞行员飞回基地，证明是一场虚惊。但他分明觉得，地勤人员都似乎蓦然老去。（《上海劳动报》，1998 年 8 月 20 日）

这种心理体验，定是空穴来风。善感的古人早有表达。孟郊《烂柯山石桥》：

仙界一日内，人间千岁穷。

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

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

唯余石桥在，犹自凌丹虹。

此诗系由梁代任昉《述异记》故事衍发抒写而成。那故事说，晋时王质伐木于信安郡石宝山，见童子数人下棋玩耍，王质观之。童子以一物给他，大小如枣核，王质含在口中，不觉得饥饿。稍后片刻，童子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呢？王质乃起身四顾，但见斧头柴火，俱腐朽殆尽。归家去，无复旧人，早已过了先前的时代了。《妙法莲华经》中记载，佛对听他讲经的人说，你们在此听我讲经说法，觉得经过的时间并不长，但外在的世界已经过了几千年了。这些海客谈瀛的古人想象，究其实还并非无稽之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为时间是随着速度改变的。人若乘坐飞行器以光速到某一星球，早餐在地球吃，午餐在那个星球上享用，晚饭再回地球来吃，可是他回来后，地球早已过去了数百年，早已物换星移几度秋了！

人类在与自然万物的交通接洽过程中，往往为其博大深邃的神秘性所困扰，而产生怊怅的心理感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幼儿智力在成人眼中常显可笑，而成人在大自然中，更处处有潜藏的局限。太多的事物现象难以用足够的智力来作合理的解释，此类故实一旦与文学相结合，往往加深人生无奈的悲情慨叹。孟郊诗即是典型的代表。

有趣的是人类也在力求突破时空的局限。有报道说（《参考消息》，2002 年 12 日 28）美国顶尖科学家即将制作的时间机器，即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基础。他准备建造激光环，其中又用光子晶体来扭曲光线，令其减速。以后的人即可遨游在时光机器已经存在的那个时代，即一百年以后的人就可以造访今天的世界。俄罗斯科学家也有类似的妙想，即乘坐光子火箭漫游未来。时空的坐标一旦易位，空间之旅就会变成时间之旅。

古人的诸多想象，今天已经是活生生的科学现实；时空是如此的浩瀚，生长翅膀的另类心理体验，还会不断地被科学所坐实。风景与悲慨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古人从未停止这个问题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学家越感到沮丧，觉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举。英国科学家霍伊尔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宇宙起源之谜。上世纪 40 年代，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逗留时，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变原理，猜测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这种武器挤压核爆炸而产生巨大能量。事实果然不差。回国后，他发现超新星中的温度可能达到数十亿度。继而他在核物 理学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论上又跨出关键一步，认为因恒星的热度持续了亿万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创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应。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确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这种共振。他向人证明，“连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遗留物氢和亿万年后在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氧。总之，正如歌中唱道：我们都是星尘。关于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参考消息》，2001 年 2 月 23 日）

古人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往往也生发此终极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楚辞》补注）而《列子》有云“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自无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个实在，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切的说明。不过他们所具有的隐忧——人生的挫折感、孤单感也正在这里，一种悲剧性的自觉。所以要发出“天问”，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纠结 与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们的叹惋。

除专业科学家以外，古人反较今人认识宇宙与自身的处境更为深刻。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为其切近的一分子，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故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刚经》则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李煜的心声也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钱锺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卷澜翻，绝少重复，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他却一用再用，不厌其烦。现代最新科学研究表明，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四点三光年，即四十万亿公里，也即光速单程一 趟也要四年多，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一百三亿光年。宇宙的浩瀚，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望而生畏。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常识就会为不可思议之境所取代，这时物质的重量趋向无限大，而时间则趋向无限慢，也即时空变形缩小；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来控制生命进程：加密和拉长。唐人诗谓“：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这一类句子，举不胜举。钱锺书先生赞扬《西游记》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有“至理”，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

这并非古人的悲观厌世，而是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融汇所产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识。刘知幾这样的大史学家，对司马迁还不大了解而有微词，乃因太史公常常将“天命”挂在笔端，常常抱持一种“阴德报应”的推命委运的人生观。那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马迁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矛盾有透彻的感知，并由此抒发其不平之愤的运笔方式。这一点，也令其笔墨自具一种哲学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笼盖之下，文学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暂的喜悦，以期突破苦闷和难堪，此亦即是生命传承不灭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说为科学界正式接受以来，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也终将有一个结束的期限。它来自于“无”，也终将回归于“无”。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在无尽的消磨之中。其根据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总是由热到冷，对于任何物理系统皆然。宇宙一旦到达热动平衡状态，就完全死亡，万劫不复，这种情形被称为“热寂”。古人所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李白），“所惜光阴去似飞”（晏殊），“易失者时，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热寂。这和《楚辞》《列子》中关于太始、古初时分的认识，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古人先天的敏锐，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军、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这些前贤硕彦，每当欢宴之际，或登临山川、俯仰古今之时，往往低回慨叹，情溢于词，遣词深异无以复加，词句饱含悱恻缠绵之致，其内蕴和背景，直指宇宙命运之心源，反复流连，悲感凄切，缭绕挥之不去的忧郁，蒙络着一种由深深的挫折感引发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为潜在永久的主题。这种风景与悲慨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万法皆幻的感悟：“我们都是星尘”，结论宿命地跟现代物理学不谋而合。如此溟漠无尽的宇宙悲剧意识，才真正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也是永恒难题。其思索的深广，与人类的生存同在。在漫长的单位时间内，它不会事过境迁。深邃隐约的智慧体察

科学已进入飞速发展的尖端时代。然而，不用说，混沌的宇宙乃至微尘般的地球，仍充满不为人知的神秘。

不借助望远镜，人的肉眼可看见六千颗恒星。其中，太阳距地球一点五亿公里；月球呢，科学界根据激光脉冲到达月球再返回地球约需要两秒半的事实，得知月亮、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三十八点四万公里。很多只见微弱光芒的“小星星”，其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就需要光年来计算了。用天文望远镜或射电望远镜才能观测到的小行星，其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也不是我们的头脑所能想象的。如今，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两个迄今为止最遥远的类星体，据（《参考消息》，2001 年 6 月 7 日）说，它俩距离地球约八百亿光年，是天文学家迄今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这个数字，这个距离，则更令我们的思维为之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了。

佛经里头曾叙说，三千大千世界。此并非说是三千个世界，而是集一千个世界为一小千世界，集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集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其中连环含有三个千的倍数。而此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佛摄化之土。经中说，虚空无尽，世界无量，国土众生无量，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亦无量。此外还有无量的世界，它视我们所处的地球，不亦是太空中的一粒微尘吗？天文学的发达，证明银河系中的星球多至不可胜计。太阳与地球之距离如用光年计，仅为八分半钟光年之遥；如此较之距地球八百亿光年的天体，怎么是我们微薄的想象力所能猜想其万一的呢？而古籍中的观念世界，却很早超出了地球的范围，在用抽象很超越的思考探索星空的奥秘了。

唐代诗人王维受西来佛典的影响，有诗句说：“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饭山僧》）柳宗元仰观宇宙，想到它的生成问题，有元气之说，他写道：“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近代的思想家、蔡元培的朋友宋述先生，有诗说：“恒沙世界安可极，无量金石总消泐，吁嗟大地尚非坚，何况区区动与植——人间难觅武陵源，世外空思安养国，众生平等境太遐，同类相残我深急。”将无限时空与有限人生，圆融交织，同一感慨，哲思宛转。

可见古人对心境、物境的描写，极具时空感，而且深切体悟到空间的无穷无尽，时间的无始无终，对宇宙天体的宏越浩瀚而在现实中却难以思议的征象颇有觉察，并且隐隐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吻合。他们是如何解释人身渺小与宇宙混沌无际的矛盾呢？那就是思维方面的“一念三千”，恰如柳宗元《法华寺石门精室》所说：“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握；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这就是人脑脑力极限发挥的思索形态了。解诗大异其趣

屈原的政治文学《离骚》，辗转复沓，怨艾悱恻，读之有心力交瘁之感。里面充斥着美人玉女、芳草佳人的意象。梁启超以为，屈原苦求不得、朝思暮想的美人形象，只是一种代数符号——倘非如 此，屈原岂不成了一个拈酸吃醋的疯子？

梁氏爱之深，护之切，倒也难怪；但也不尽然。若纯系代数符号， 何不将美人换为虎豹禽虫、月桂夜莺呢？

郭沫若则不然，他的《离骚》译文窃以为是解骚诸家里面最为通畅的一家。他的生发点，则与梁氏解骚形成鲜明对比。他所强调的是屈原的性心理。他解“国乱流其鲜终兮”，干脆翻成 ：本来是淫乱之徒，活该没有好结果。定“乱流”为淫乱，也只在郭氏笔下方可见到。

郭沫若说：“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实是有些变态……读他的《离骚》《湘夫人》等作品，不能说没有色情的动机在里面。”（《郭沫若文集》，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

梁启超虽然“笔锋常带感情”，也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但在男女事上，究竟谨悫。他曾为徐志摩、陆小曼证婚，于婚礼上斥其离婚再婚的随意性，“引经据典地大训大骂，志摩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梁实秋语），这就难怪他替屈原回护了。而郭沫若感情外向，行为放诞，两者都各以己意出之，故对历史事典的感受也大异其趣。这也大概就是“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吧。郭老的《炉中煤》尝谓“我为我心上的人儿，燃烧到了这般模样”，大学中文系老师解为热恋祖国的象征，也是多事；郭氏有知，必不同意。姑娘就是姑娘，观其解《离骚》，个中三昧可以了然。哀中文之式微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部，于民国史研究有大功焉。前有唐德刚先生撰写的李宗仁及顾维钧回忆录，已成口述历史之代表作。尤其《李宗仁回忆录》，唐先生以英文撰写，又自译为中文，大笔如椽，波磔雄浑。这样的著作，当得起文史哲不分家之说。其深切之史识与俊爽之文采二而一、一而二，读之极深倾倒。

近有大陆版《吴国桢回忆录》中文版的推出。该书也是口述历史部之一种，封存近半世纪后始得面世。吴国桢乃民国史上的栋梁人物，其书问世，一把钥匙打开多把锈锁，诸多疑案，系铃解铃，涣然而冰释之，在史学上自有其独在的价值。不过较之前几部口述历史，该书又大有美中不足之感，何也？曰中文太差而已，这又是 “今译”的问题了。诸多似通非通的句子横亘其间，若老米煮饭，捏不成团；又如清池异物，碍眼闹心。如采访者问吴国桢：“就你所知，有没有担任市长职务或者任何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士，进行过抗议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读来就很拗口、很费神，究其义，不过是说：“有无市长及政府人员抗议或力阻之？”又如，“可不可以说，风纪败落的整个过程真正开始了，它导致了对共产党人缺乏抵抗的能力，对吗？”其意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变接收为劫收、丧失民心之史实，因腐败而丧失能力，这里却翻成“导致……能力”，既费解，又不通，甚至文义悖反、可谓硬译导致语言梗阻的显例。揣其义，似应译为：“可否说——风纪败坏开了头，即导致抗共能力的失却？”

不通不顺、疙疙瘩瘩的句子在此书中甚多，译者据说精通英文；而其中修养如何呢？客气点说，是欠佳欠精通；说重些，那真是惨不忍睹。译文言不及义，不免大大影响原著之价值和分量。类似的还有《永井荷风选集》中译的“那个雅号叫做彩笺堂主人的熟人的爱妾叫阿米的女人重操旧业”，伏读之下，满心不快，简直要迁怒于原作者了。

可悲的是，中文之式微，在译界已成量大面广的痼疾。吴稚晖早年要把中国文言文典籍扔进茅厕。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语文水准恶性下滑，他着急了，又说要从茅坑里捡出来。然而今日文化人，即令典籍当前，他也无从下手，彼辈与中文隔膜之大，全然是陌同路人。呜呼，传统文章奇采，黯然消沉，乃至是耶？奇美之境：谈流行书风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书风。当代的流行书风之形成，至蔚为大观，是在 20 世纪末的最后十年成为风云际会的美学风气。

其与传统书法的区分，乃在于，字距行距的突破传统范式。结字的时候，因字赋形，揖让之得体，收放的多变，似在不经意间涉笔成趣。空间位置的倾斜，互相拗救，发挥到极致，整体气氛是散逸，疏放，悠远。间架安排，则是线条生涩，信手为字，仿佛乱石铺街一样。而其大体的气象，则是朴拙含明快，以优游出顿挫，既敛气而蓄势，也纵放而取姿。一番恣纵，一番勒控，一番停蓄；一个字即是一个 有机体，浑浩流转，生意纷披。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种风格跟星星美展一样，迭遭物议。卫道者以传统书法自居，提出流行书风不能成立的依据，撮其大要，是说它对传统的背离、脱落，以为跟古人的初衷、古人的经验大不一样，甚至全然对立。

其实这是一种绝大的误解。

清代文学家汪容甫以为：“读书十年，可以不通。”“不通”二字，俗人多不能解，实则非读书积年有得，又肯虚心者，不能出此言。晚清的文论名师林纾，更肯定地说：“文章只要有妙趣，不必责其何出。”其人都是深得艺术辩证法神髓的高手。这种“不通”的境界，在书法而言，就是涩味。由那出神入化的涩，带出机趣的讲究，带出美术性造型的意味，即古人所谓“有关者自己痛痒处”。甚至不避呻吟、不避俚俗、不避拗晦、不避退缩，但这一切，都是在敛气 而蓄势的机括当中，遥控而结构之。其结果，却是一种天然出之的天真妙境。

这其中，有思想，有内涵，最为特出者，乃是它的美术性。因为美术性，造成线条的永不寂寞，似闻变徵之声，士为之泣；又闻羽声，人为之怒。它有调动人心的力量，令其自然生感。

晚清时节，书法之道已烂熟，欣赏趣味，超前宽泛。刘熙载《艺概》即问世于斯时。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他说，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他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不工者，工之极也。他又说，它的通达、奇警、博大的辩证法，也全然可以用来解释近时代的流行书风。

流行书风的创造性是和它的美术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如老杜诗歌中的随心所欲的倒装句式，神龙变化的语序，流行书风是将碑学帖学融会贯通而加以重构。它对传统的理解与所谓功底派不同。功底的末流往往流于复制描摹，多失神采。也有接近古人的，但观者反不谓奇。为什么呢？力不足而强为之，气力也就在那过程中衰 竭穷尽了。

也有对传统自得其神，加以综合，辩证地杂糅了多味元素，走得很远，却并没有邯郸学步，也没有“望故乡邈邈，归思难收”。而是随时可以来去自如，毫无局促之态。这就是流行书风。在它那里，传统相应变为一种隐藏得很深的“伏脉”。而且书家也更重视另一种传统，如晋人尺牍、砖瓦文字、墓志碑刻、秦汉木简……跟民国初年的文学情形相似，六朝小赋、佛经文字、晚明小品、敦煌变文、小说传奇等，大规模重新发掘，被重新赋予美学相位，艺术生命的价值，随之更为厚重，经久不灭。（《流行书风作品集》：河北教育出 版社）闻芬芳，寻旧径

语文水准多年连续下滑，人文境界疲沓不振，导致民族文化气质黯然失色。百年干戈相寻，乱世国运衰微，文化受连累，造成永久性内伤。迁延至今，大学文科博士写不成一张像样便条，已非鲜见、罕见，指摘者甚众。文章无家可归，文字著译面目可憎，于人心、社会、文化建设略无益处，此又不特社会底层语文水准可虞，即在号称知识分子的庞大人群中，也是学风薄弱、文风恶劣；其笔下文字，不像活人运笔，倒像塑料模具在卖弄。这种文化的悲哀已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吁求改进，曾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呼吁改进文史教学，夯实国学底子，真明眼人也。他认为，多年极“左”政治运动导致文化断层，教训惨痛，中国大陆学生对汉字的敏感甚至远逊日本、中国台湾。他建议以古诗文名篇为先导，拓开回溯国学的管道，“历代诗文汪洋大海中的珍品，都是人生哲理、中国魂，字不虚设，一篇顶若干篇。”（《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25 日） 此痛切之言，亦见道之言也。

身处现代，必不容我辈与古人等视，也绝不可能倒行复古；但引进西学，仍应以强厚国学素养为背景、基础，方可真正融会贯通，成为我文化血脉中新生、自然之一部分。否则如重危病人猛而进补，药性与体能不合，性质歧出，其不斫丧本元命脉者，未之有也。哈耶克，大经济学家也，近年其著述大量译文进入中国，可惜几种译本俱不理想，通篇充斥这样的恶性欧化译文：“在一个社会将消灭贫困和保 障最低限度的福利视作自身职责的事态，与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有权确定每个人之公正地位并向其分配它所认定的个人应得之物的事态之间，实在存在着天壤之别。”整部译文如此夹缠梗阻，噎塞不通，句义不明，文义模糊，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意义，有何裨益？费力看到头涨，昏昏然不知所谓，失却译的意义，不如不译。就算商务汉译名著丛书，该算顶尖的译著了罢，读来也大多似是而非。其实近年西书译本，多有民国时期的旧译，我们何不回头寻宝呢？如穆勒的《论自由》，就早有严复及马君武先生的两种旧译，译笔灵动劲丽，妥帖传神，且极富游刃有余的从容，译述作者原意，真是登堂入室，把臂入林，全无隔膜。如此则于他人思想的介绍，不负拿来主义的大旨，何似今人重三倒四，捉襟见肘，各种著译，厚似砖头，绕来绕去，如入无趣之迷宫，雾水满头，不知所云。此不特浪费资源，且是扼杀生命。可悲者，恶劣的商业文体已泛滥于媒介，迁入学术文体，触目皆是这样的文句：“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去作出必要的牺牲，但也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通往奴役之路》）蹩脚拗口，生搬硬套，一至于此。细揣其意，不过是说——费尽移山心力而处境仍旧，悲莫逾乎此者。就算心血付出尚少，但是，倘若坚信发愤可改善窘状，则逆境也未始不能容忍。

笔者如此加以改译，两者比较，是否清通明晰、文义显豁易领会，要胜乎原译的啰唆夹缠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圣华先生对“译文体”的危害忧心忡忡。他认为这种劣败文风竟得流行，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佶屈聱牙，从社会生活文字浸入学术文化殿堂，为时已久。文化人长年累月接触之，早已是非不分，美丑难辨了。

语文的样貌看似并不直接作用于民生经济，但它却涉及一个民族的灵魂，自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在。阅旧报得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上台，即对民族语文畸变现象保有绝深体认和警觉。他认为“外部世界汹涌而入，给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母语带来了由商业行话、广告歌曲、计算机术语及外国电影俚语组成的不和谐音”（《参考消息》，2000 年 4 月 1 日）。因此，他下令成立俄语委员会，由四十五位人文专家组成，任务是“清除俄语中歪曲词义、胡乱生造新词及愚蠢的外来词源源不断的现象，来扶正俄罗斯民族的脊梁，建立民族自豪感”（《参考消息》，2000 年 4 月 1 日）。普京乃出身克格勃系统的资深间谍，不料这个总统还真是要得！挽既衰之人文，何殊风雨鸡鸣。其对母语语文如此一往情深，令人大有“我见犹怜，何况老奴”之慨。他的文学祖宗普氏、托翁、契诃夫等地下有知，也当颔首、拊掌莞尔！而中国文化传统较之俄罗斯历史更其深郁，灿烂，源远流长，然而，国文传统芬芳之飘零消歇，流逝之速，败落之甚，也委实令人震恐。古人视语文为灵物，乃因语言文字之内核有一种神异的附着力，今人舍此，无异舍本。是以整理国故，潜心国粹，正堪慰积年之饥渴，力挽当代人文之干涸。注入生机，抢救沉疴，于国学丰厚遗产之古茂渊懿，金刚智慧，实深利赖之。文章无味甚于黄瓜

读那些大打呵欠的文章，大有堕入文字障之感，仿佛置身巨洋，而无丝毫援手之可能，情绪终在绝望中不能自拔。这种可憎文章数量之多，每日联翩招摇于各类传媒，避都避不开。如谓：“听他的话，在密雨斜风的深夜里，我望着阴沉的天空，为第一线的人祈祷”，以下仍每一句无间隔密集着“……的世界……的事……的奇迹……的现象……的传统……的力量……”（以上并非排比句）

又如：“自由是人们长期追求的，自由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自由就意味着个人选择，有时这种选择也是痛苦的，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以下以篇幅所限不能俱引）

一个“的”在句腹，像是中医所说的噎塞不通之症；一个“的” 在句尾，像云南人说的是憨包说话 ；同样“的的”不休，叫人好生不耐！还有被动语态，也是众写家下笔不能自禁者，“所伐之木积满 山坡”要写成“山坡被那些被砍下来的木材堆满”，“风暴困住我们了” 要写成“我们被恶劣的气候困住了。”另如“被认为……被当做…… 被受到奖励……”等等，充斥报章文句。文章发表出来，昭彰在人耳目，说重一点，生产大量这样的文字，其作者可谓毫无心肝。

作家创作，也包括广义的文化写作，应以个别代替一般，此为表现力之要素，忽略不得；然而看看铺天盖地的传媒，不知有多少蹩脚者在那里故作解人，下笔汗浸，结果，是拙劣成为常态。 其表现乃是瘫软无骨，四平八稳，既不能时时激起漂亮的浪花，更难以形成思想之冲击。其所造成，乃以懒思考、不读书、无追求、乏情趣之状态盘踞心胸。而形式与内容本是一物之两面，一看文章的样貌，他能生产出怎样的“思想”来，也就可知。然而这些下笔不休者，且又往往以思想专家、文化学者面目出现，其人由少而壮，自壮而老，一辈子都在一成不变中生产这种定型产品。他们就这样安步当车，仿佛修得正果，通篇一贯，板结不化，尽是呆相死相，简直看不到活人捉笔的迹象！

词汇贫乏到蕞尔之微、句法又如此疲沓不振，加上他们那庸常的思想，懒散的头脑，传统中文的大气活泼、充实凝练，也就给糟蹋到了极端。其乐此不疲而码字洋洋成篇者，也竟称为文章——每天大量出现于报端，在得过且过中，潜移默化蚕食国人精神，也在一种消极推进的同时得以完成。其斫伤国文元气，真是罪无可赦。

正像宋代诗文整体不如前代，乃以文治武功大逊之故；今日文章之庸俗无力，面目可憎，也同寡情卑下的世风相关。两者正是孪生般的亲戚，即今偶有一二才智之士，不愿为此常格所限，然其辉光， 也转眼淹没于浩浩无际的死水文字里面了。

清末民初那种浅显文言，或文白融会得当而成佳偶的文章，往往能得传统中文的神妙之处，大开大阖，收放由心，如巨匠之运斤；而章法谨严，隶事精切传神，若邵飘萍、黄远庸的时评、报道，孙中山之大量演辞及论文……化得古人神髓，值得反复玩味。二十年以前，掰开一根黄瓜来，小孩咬上一口，清香注满整个院子；今日则掰断整筐黄瓜也是白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叫人气馁；化肥破坏土壤、农作物，导致其质量下降之速度可惊可叹。心灵出品也若此：旧时文章其味深永，著者往往煞费苦心；今则纸腐墨朽，文字无灵而致人物无良，滑落之速，不啻“骏马下注千丈坡”也，文字惨况，实更有甚于黄瓜者，说来令人太多愧对前人之处！文字灵幻一

和尚住在山林里，好战分子住在硝烟里，屠夫住在嗜杀的快感里，山人住在清谈里；四时行，百物生，农夫住在庄稼里；犬儒派的安提斯奥尼住在大桶里，只求别人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就觉得万幸了。

俗尘万斛，无有好怀的书生绕树三匝，无枝可栖，彷徨于无地，终于住进文字积层里。有人时间一长，养成了凭感觉鉴别文字高下的心眼，就决计只住在第一流的文字里。一个老头尝谓李敖，说他在当世简直看不到什么好文章，失望之余，只好动手自己写几篇来过瘾。他是决不和滥套文字同流的人，他要住在自己的精神建筑里面。

文字的灵幻和魔力绝大部分来自文言文。1932 年钱锺书先生在苏州一条古巷中，和近代大诗人、当时的文坛前辈陈衍先生长谈。陈衍知道钱锺书先生学的是外国文学，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意见虽偏颇，却也有这些文学老辈长期涵泳于古典文学不朽美感的话外音（《七缀集》）。林纾也不喜欢别人说他是译介高手，而喜欢听人赞他是古文大家。此中确有真意在啊！鲁迅虽出于别的考虑力抵青年读古书，但他自己的文章之漂亮多得力于文言作品，经一番杂糅融铸，时时激起漂亮的浪花。胡适乃一代巨人，他倡导白话文，并将其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行文少修炼，倡白话而止于白话。他的文章，也就同叉手并脚的田舍汉一样，品难高矣！白话文历史短，积累薄，浅水而能负大舟？未之闻也。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的成就和深度远过牛顿，却很难说现代作家的文笔超过庄、孟、六朝小赋、晚唐小品、晚明随笔。此盖因古文历千年之久，老而成精，凝聚深郁，其色正、其光永、其味妙、其境高，历久弥新，令人研磨不尽矣！

伏读古色斑斓的文言作品，好像旧时人文流香的岁月真的又回到眼前，满目如雨洗后空翠的丛山。韩愈说“字向纸上皆轩昂”，可知其文字的生命力了。袁枚以为古文之所以能“古”，乃因其立言之顷，能字字立于纸上。能稳稳地站住脚跟，焉能不古！反观今之俗 滥写家，为文造情，笔下多冗文赘句，那就不是字字立于纸上，而是倒卧在纸上了 ；这样，又怎能从今人文字中求思想文采？民间文论谓“一寸金、二寸银、三寸四寸不是文”，唯此，则今人文章虽多，亦只是徒然增加其纸腐墨臭的数量而已。追往事，思来者，能不感慨万千？前人尝谓“好书堆案转甘贫”，亦因文字魅力造成的精神炼 金术膨胀而挤掉物质困乏的怨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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