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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爱德华·威尔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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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大融通试读：

在这本由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所写出的杰作中，威尔逊尝试综合知识的各个领域。现在请你阅读、享受并思考威尔逊所传达的意念吧！——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这部大师之作无疑在大胆挑战当今普遍的世界观。为了取而代之，本书提出一个宏大、连贯的构想，其中包含了科学、人文、伦理与宗教。你会感觉被拉抬上一座高峰，将今日破碎的知识风景尽收眼底，此后你将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知识。——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著名科学史家、哈佛大学教授）

威尔逊的这本书涵盖了广阔的知识领域，行文明晰、直率，雄辩滔滔。《知识大融通》如福音书一般，是威尔逊的科学“宗教”引人注目的展示，是一次坚持要改变世界的布道。——丹尼尔·J·凯弗里斯（Daniel J. Kevles，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雄心勃勃……《知识大融通》就像它的英文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凝聚了威尔逊的毕生努力——将社会生物学向社会科学扩展，去涵括人类所有的知识，探讨人类社会未来可能的发展。他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一座横跨（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桥梁。——鲁迪·鲍姆（Rudy Baum，美国化学学会前主编）《知识大融通》是一本杰出的著作。在本书中，威尔逊提供了对西方思想史和诸多学科研究现状的极好概述。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进步就是一段知识日益融通的历史。对威尔逊来说，要跨越生物学和人文之间最后一道鸿沟，就需要从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尽管他强有力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很多人会觉得激进，但他的语气是平和且充满敬意的，写作手法既文雅又引人入胜。——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名认知科学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威尔逊全面性的命题是人类的社会生物学，也就是融入我们基因里的信息，它支配了人类活动与心灵产物，一路由科学延伸到伦理。威尔逊认为，科学可以说明文学、艺术、道德与宗教人生的多样表现。他用独特的气势与精博学问来阐述他的论点，而澄净、有力又发人深省的散文正是他的特色。《知识大融通》对某些人来说，令人不安；对大多数人而言，引人争议；但对全人类而言，却让人激奋。——弗朗西斯科·J·阿亚拉（Francisco J. Ayala，美国科学协会前主席）

伦理学研究不久就会从道德学家的手中被拿走，并迈向“生物化”，或者被改造以适应新兴的人类天性学。而哲学、生物学、演化论三者之间的连结，会成为威尔逊梦想中的“新综合理论”范例，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融通”，亦即众多思想“一起跳跃”，创造出统一的知识体系。——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著名心理学家、“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威尔逊预言我们即将迎来跨学科的知识融合。这很重要，你四下环顾一下，会发现威尔逊十几年之前的预言在神经科学领域就已经实现了。通过其他学科结合神经科学的思考，我们对人类无意识心灵的研究发现，将会和马克思、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样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将找到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让我们得以重新定义诸多不同的学科，并重新塑造对人类自我概念的理解。——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智囊、《道德动物》作者）

在所有威尔逊的著作中，《知识大融通》将对知识阶层产生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影响，该书既富有理性，又鼓舞人心；而且，因为它将读者带到前所未有的思辨和理解的高度，因此该书既能充实读者，但有些时候又会有些温和的冒犯。——麦克·多伊尔（Michael Doyle，生物学家、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除了威尔逊，几乎没有人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同时认识到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及其崩溃带来的严重危机。威尔逊激昂、令人折服地恳求，假若我们要拯救共同的家园，不只要找寻共通点，还要有一个共通的知识系统。——凯瑟琳·麦克金蒂（Kathleen McGinty，美国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前主席）（我）惊叹于威尔逊的博学，以及唯有奠基于如此博学才能产生的真知灼见。——郑也夫（著名社会学家、《文明是副产品》作者）

威尔逊无疑是当代视野最为开阔的知识巨人之一。他坚持不懈地超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学科壁垒，在融通“两种文化”的努力中，完成了里程碑式的新的综合。这是一部博大精深又妙趣横生的著作，激发出人们对未来世代新的知识想象。——刘擎（著名思想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人类知识分头、分块、分层累积已达相当的体量，但仍显杂乱，缺少契合，迫切需要用某种红线把它们贯穿起来。威尔逊逾层凌域，从基因到伦理，融通科学与人文，延续了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等大师的自然主义进路，也挑战了一系列陈腐观念，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是，这条路线很有吸引力。——刘华杰（著名科普作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为博物学家，威尔逊强调生物多样性。但他同样相信，这个多样可以统一起来。威尔逊是一个天真的人，沉迷在融通一切的迷思之中。他也是一个执着的人，用他的一生下了一盘大棋。他的《蚂蚁》开局时，就埋伏了各种后招。《社会生物学》布局，锋芒初现：把人看成动物，用动物行为学来解释人类社会，也用人类社会来解释动物行为。《知识大融通》收官，亮出他的野心和雄心，从原子到分子，从细胞到神经，从物理化学到经济政治，从生理心理到文史哲，乃至宗教，融通一切。这是自牛顿以来自然哲学家-科学家所开始营造的终极理论之梦，威尔逊走得最远。我虽然一直在消解这个梦，但是我尊重梦中的威尔逊，也欣赏他所营造的梦。——田松（著名科技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爱德华·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里提出了所谓知识大一统的观念，尝试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人类的文化行为模式。这种生物决定论虽然在很多人眼中野心过大甚或是十分危险，但的确大胆地针对了一个一直被忽视的议题——人类文化和人类的生物性之间的关系。——董启章（作家、《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作者）

寻找学科之间的连接点，进而找到知识底层的融通之处，这恐怕是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共有野心。读遍此书，似在人类智慧最华美篇章间纵情跳跃，真是智识生活的一大享受。——姬十三（果壳网、在行创始人）《知识大融通》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仅仅为了和一位世界级科学伟人相处交谈的机会，也值得一读。即便你未受科学学术专业训练，也会发现威尔逊是一位合得来、可亲近的作者。——《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善于思考、关心未来的读者都应该认真聆听威尔逊。这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通，将赋予未来人类一种分析和预测的强大力量，以应对目前人类主宰地球而引发的全球巨变。——《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在这本真正伟大的杰作中，威尔逊关心的是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以科学的方式统一所有的知识，从而对不同种类的现象的解释将会变得相互关联、一致——也即相互融通……威尔逊用华丽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力量与说服力。——《书单》（Booklist）

没有史前史的历史毫无意义，而没有生物学则史前史毫无意义。威尔逊认为，道德、宗教和创造艺术在本质上属生物学范畴。他用清晰的证据解释了人类境况的起源以及为何成为地球生物圈的主要统治力量。——《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独具创见……本书的视野超越了今日的杰出成就。威尔逊阅读了“生命”这本由分子精编而成的大书，并指出，在未来，对生物学的理解将让我们获得重新塑造自身的力量……他推倒了先天与后天或基因与文化分立的谬论，展示了先天本性和后天养育与我们、与其他动物都息息相关。——《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

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运用生物学知识，整合生物各类群间社会行为的统一性，揭示生物的社会属性，由低等生命到高级生物，最终着眼于人类社会——揭示人类的文化、宗教、伦理、美学的生物学根源……其思想的创新性、颠覆性震惊了学术界，对生物学，乃至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读书报》

威尔逊认为，需要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在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们用科学法则解释宇宙和人类的意义，他们相信，学术的分支可以借助因果网络统一起来。但到了19世纪初，这一梦想衰退了。现在，重新开始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是有价值的，也有实现的可能。其价值在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有助于解决宗教冲突、道德推理的含混，以及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三联生活周刊》

历经多年酝酿，第三种文化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开花结果。这群新兴学者“善武能文”，介入传统专属人文的领域，思索终极问题。此趋势的代表人物首推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这位演化生物学的先驱于《论人性》以生物学观点剖析人性；《知识大融通》力倡知识整合，文笔媲美散文家，风格有如哲学家，彻底发挥第三种文化的宏观与洞见。——台湾《中国时报》第一章爱奥尼亚式迷情

我相信这就是爱奥尼亚式迷情的源头：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这是另一种满足宗教的饥渴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正像爱因斯坦所了解的，是知识的统一。一旦某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被“统一的知识”这个梦想所吸引，是在1947年早秋。我那时18岁，从莫比尔（Mobile）到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进入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就读，开始我大二的生涯。我那时是个初出茅庐的生物学者，有年轻人的热情，但缺乏理论和远见。我在家乡自学博物学，常常在书包里带上几本野外指南，独自一人走入森林，沿着小溪开始短途行程。我认为研究科学是在户外逗留的最佳方式，我这里指的是研究蚂蚁、青蛙和蛇类。[1]直到现在，我仍然一本初衷。

[1]由宗教经验进入科学合成思想的自传细节，我已在自传《大自然的猎人》［Naturalis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Shearwater Books, 1994），繁体中译本由天下文化出版，杨玉龄译］中描述。我的“启蒙时代”

我的知识世界是由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架构起来的。他是18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发明了现代生物分类法。林奈的分类系统看起来很简单。首先，他把所有植物和动物标本分成不同的“种”，然后把彼此类似的种集成一群，就成了“属”。比如，所有的乌鸦是一个属，所有的橡树也是。之后，你就给每个种取一个包括两部分的拉丁名。比方说，Corvus ossifragus是鱼鸦（fish crow）的拉丁名，其中Corvus是属名，代表所有的乌鸦，ossifragus则代表鱼鸦这个特定的种。

依照这个方式继续向上归类，类似的属就聚集成“科”，类似的科聚集成“目”，等等，一直到“门”；最后，在最上层有六个“界”：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和古生菌界（archaea）。这就像军队系统：由男人（现在或许会加上女人）组成班，班组成排，排组成连，到了最上层，则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指挥的三军。以上这些，也可以说是一个18岁年轻人心中的世界观。

那时候，我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1735年林奈的标准，或更正确地说（因为我那时对这位瑞典专家所知有限），是达到1934年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的水平，当时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的《野外赏鸟手册》（Field Guide to the Birds）第一版发行了。无论如何，这段林奈时期是我进入科学专业的开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名定而实辨”。

后来我接触到进化论，于是骤然间（这个用词并不夸张）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全新的看法。这个领悟要归功于我的启蒙师长查莫克（Ralph Chermock），他是一位很认真的年轻助理教授，一个老烟枪，顶着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头衔刚到亚拉巴马州。我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要把亚拉巴马州的所有蚂蚁分门别类，他听完我的崇高理想之后，交给我一本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在1942年写的《分类学和物种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真正的生物学家，就读这本书。”

这本书很薄，书皮是蓝色的。它结合了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遗传学知识，是“新综合学说”（New Synthesis）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本书给出了博物学一个理论框架，大大扩展了林奈当初开创的知识事业。我的心智突然开了窍，打开一扇通往新大陆的门。我着了魔一般，不停地思考进化论对分类法和其他生物学的影响，以及对哲学与对几乎所有事物的冲击。以往静态的观念也开始像流体般滑动。我那些新萌芽的现代生物学家的想法，开始沿着一条因果相承的线索向前迈进，由造成基因变化的突变，到增加物种数目的进化过程，再到组成动物群（faunas，或译动物区系）和植物群（floras，或译植物区系）的各类物种。

在放大的尺度之下观看，这些现象就成了一串连续的事件。借着调整思想的时空坐标，我发现自己可以沿着生物组织的阶梯往上爬，由细胞中的微观粒子爬到覆盖山坡的森林。顿时，一股新的热情从我身上流过。那些我衷心喜爱的动物和植物，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剧场来扮演主角了。博物学也由此被确认为真正的科学。爱因斯坦的愿景

我体验到了“爱奥尼亚式迷情”（Ionian Enchantment）。这个新用词是我从物理学家兼历史学家霍尔顿（Gerald Holton，1922—）那里借来的，指的是一种相信科学具有统一性的信仰——这是一种比单单只有操作的命题更加深入、虔敬的信仰，它宣称世界是有规律的，[1]同时可以用少数自然定律加以解释。这个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群岛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40—前546，希腊哲学家）。这位传奇的哲学家在两个世纪之后，被亚里士多德推崇为物理科学的创始人。人们对泰勒斯比较具体的记忆是他的信仰：所有物质最终都由水构成。虽然他这个想法经常被人当作例子，用来说明早期希腊人的玄想有多么离谱，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表达了有关“世界的物质基础和自然界的统一性”的哲学思想。

从泰勒斯那时开始，这种信仰就愈变愈复杂，现在已经成了支配整个科学的想法。近代物理学集中心力于统一自然界的所有作用力，包括电弱作用力、强作用力和重力。为了使这门科学具有“完美”的思想体系，物理学家想要在理论上达成统一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这门科学提供了占有相当分量的证据和逻辑，因此推崇统一理论的想法很难有所更改。但是，这个信仰的迷惑力也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科学领域，少数人认为它同时向外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甚至更进一步触及了人文学科，这点我在后面会加以解释。科学具有统一性这个观点并未停滞，它已经受过逻辑和实验的严密考验，也已经重复地被成功验证。它从来不会遭受任何能够扭转乾坤的溃败，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不会出现，尽管根据科学方法的本质，这个观点的中心必定总是脆弱的。我在后面较恰当的地方会进一步讨论这个弱点。

爱因斯坦这位在物理学上建立统一理论的创造者，他的中心思想也是非常爱奥尼亚式的。这种远见可能正是他的特长。他在写给朋友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的信中提到：“能从直接观测时看似不相干的事件中，体认到这些复杂现象之间具有统一性，真是令人欣慰。”爱因斯坦在这里所指的，是自己能成功地把毛细血管的微观物理现象，和举世通用的重力的宏观物理现象相配合。他在生命后期的目标是，企图把所有的其他事件结合成一个精简的系统，包括把空间与时间、物理运动相结合，以及把重力与电磁场、宇宙论相结合。他努力地追求这个“圣杯”，但从来没有达到目标。[2]

所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例外，都成了坦塔罗斯一般的孩子，对那些看似够得到、实际上却拿不到的东西感到懊恼。从事热力学研究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过去数十年间，他们已经能够把温度降得愈来愈接近于绝对零度，在这个温度下，原子会停止所有的运动。1995年，当他们把温度降到绝对零度以上几十亿分之一度时，却产[3]生了“玻色-爱因斯坦凝结”（Bose-Einstein condensate），这是物质的一种基本形态，超乎我们平常熟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在这种状态下，原子几乎都可处在同一量子态。当温度下降时，压力上升，气体会凝结成液体，之后就形成固体，然后才出现“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然而，绝对彻底的绝对零度，就像一个存在于幻想中的温度，始终没法达到。

[1]爱奥尼亚式迷情这个观念以及爱因斯坦对它的看法，都来自Gerald Holton,Einstein, History, and Other Passions(Woodbury, N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Press, 1995)。

[2]坦塔罗斯（Tantalus）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在凡间的儿子。由于触怒众神，被罚站在地狱的水池中。每当他口渴弯腰想喝水时，水就退去，让他够不着水面；等他站起来，水位又恢复正常。池边果树果实累累，但他每次伸手去摘，风就把树枝吹到他够不着的地方。他永远就这样站着，终年口渴肚饿，周围有许多食物，却永远不能吃喝。——译注

[3]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1894—1974），孟加拉国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发展出不朽的“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法”。——译注伊卡洛斯精神

从一个更适中的尺度来看，我发现，除了体验具有统一性的形而上学外，从严格遵守基本教义的宗教桎梏中解脱出来，也是一种美好的经验。我从小受到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的熏陶，在牧师坚定的手臂支撑下，被倒着浸入水中，由此获得再生。我熟知赎罪具有治疗的效用，信心、期望和善行的训诫对我也深刻入骨。我和其他数百万名教徒一样，知道救世主耶稣基督会为我带来永生。我比一般年轻人还要虔诚，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但是到了大学，在类固醇（steroid）的刺激下，我产生了青春期的叛逆情绪，对宗教抱定了怀疑的态度。我发觉自己很难接受，我们最虔敬的信仰竟是2000多年前，由地中海东岸的农业社会在岩石上刻留下来的。《圣经》以喜悦的口吻描述2000多年前这些人的集体屠杀战争，这与1940年代亚拉巴马州的基督教文明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使我深深感受到认知矛盾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好比启示录是古代原始人幻想出来的黑魔法似的。

我认为，一个爱人的神，如果用心思考，绝对不会背弃那些反对将《圣经》中的宇宙论照本宣科的人。对于在学识上有勇气力争的人，神应该给予嘉奖，这才算公平。雪莱会说，宁愿与柏拉图和培根一起[1]被打入地狱，也不愿与巴莱和马尔萨斯一起上天堂。然而最糟糕的是，浸信会的神学观完全不包容进化论的观点。《圣经》的作者显然没有看到神在世上最重要的启示！也许他们没法分享神真正隐秘的想法——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牧师们在解释神的意旨上曾经犯了错误，虽然他们是爱人的好人。这些宗教上的矛盾和限制对我造成莫大的束缚，相形之下，自由显得尤其美好。我因此离开了教会，不是说我必然会成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agnostic），只是不再身为浸信会教徒罢了。

但是，我不想整个去除对宗教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与生俱有的，也在我生命中洋溢着创造的源泉。我同时保留了一些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人类有归属团体的需求，乃因渴望一个比自身更远大的目标。由于受到人类心灵最深处需求的驱使，我们有义务把自己从尘埃中提升出来，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可告人的故事，描述自己从哪里来，又为什么停留在这里。也许《圣经》是文学上第一部尝试解释宇宙存在的作品，并试图突显人类在其中的重要性；而科学又或许只是想继续利用具有较可靠测试基础的新知识，来达到相同的目标。若是如此，科学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解放了的宗教，而且它的规模正日益扩大。

我相信这就是爱奥尼亚式迷情的源头：追求客观的真实性，而非神的显现，这是另一种满足宗教饥渴的方法。这种竭力的追求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且和传统宗教密切交织在一起，但是，它所追随的是一条很不相同的途径。它是一种禁欲主义者的教条，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爱好，是散布在坎坷地域里的各类探险的引导。它的目标在于借由解放人类心智，而不是借由对神的屈服，来拯救人的灵性——它的中心思想，正像爱因斯坦所了解的，是知识的统一。一旦某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致力于追求这个信念的人即使不成功，也将获得宽恕。如果他们迷失了，也会再找到另一条路。人文主义信仰强调的是人们所做的努力，不论成败，只要是诚心的尝试，即使失败了，也值得回忆。古希腊人以一个具有极高度野心的神话，清楚表达了这个想法。代达罗斯（Daedalus）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在逃离克里特岛（Crete）时，使用了他亲自用羽毛和蜡做成的翅膀。但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警告，向着太阳一直飞去。太阳的高温把翅膀上的蜡融化了，伊卡洛斯也就掉入了大海。这是伊卡洛斯在神话中的结局。我们禁不住猜想：他难道是一个愚笨的小男孩吗？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他为自己高傲的个性和在神面前的傲慢所付出的代价？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认为他勇往直前的勇气代表一种可贵的人类美德。因此，伟大的天文[2]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向启蒙导师埃丁顿公爵致敬时说：“让我们试试看，在太阳将我们翅膀上的蜡融化之前，我们到底能飞多高。”[3]

[1]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诗人，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之夫。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理念论和灵魂不朽说，其哲学思想对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较大。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主张自己动手做实验，勿被动观察；“知识就是力量”即语出培根。巴莱（William Paley，1743—1805），英国神学家、自然哲学家，曾任圣公会牧师，反对奴隶贩卖，主要著作有《论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自然神学》。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著有《人口论》。——译注

[2]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原籍印度的美国天文学家，为人谦和。在1932年因为阐明白矮星的构造一举成名，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数学天文物理学家，获得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埃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英国天文物理学家、数学家。——译注

[3]埃丁顿公爵为了提倡科学研究中大胆冒险的精神，在1920年大英学会演讲中，叙述了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的故事。这个隐喻后来被钱德拉塞卡用在Eddington: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strophysicist of His Tim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中，以描述其师埃丁顿公爵的研究风格。第二章学术的主要分支

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基因进化到现代文化这整个悠久的历史中，看到有关这台纺织机的起源、本质，以及人类处境的一般诠释。这种融通的因果诠释，使得每一个单独的心智能够快速而正确地从共同心智的某部分前进到另一部分。

你很快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我认为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所提出的想法，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知识具有它内在的统一性，以及人类进步的潜能是无限的。我们到现在仍然对它内而深信不疑，外而身体力行，而它在学识的推展上也具有极大的成果。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人类心智一向尝试达成的最高目标，是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目前哲学上不断出现的知识分歧以及随之而生的混乱现象，只是学术研究中人为造成的，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当初启蒙时代所提出的观念，现在已逐渐获得客观证据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来自自然科学的证据。融通的意义“融通”（consilience）是学术统一的前提。我喜欢这个用词胜过“一致性”（coherence）一词，因为consilience很少被使用，所以仍然具有较准确的含义；coherence则同时包含几个不同的含义，其中[1]只有一个代表“融通”。休厄尔在1840年所写的《归纳科学的哲学观》（The Philosoph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一书中，第一次采用“融通”这个词，字面上的意义是：经由综合跨学科的事实和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创造一个共同的解释基础，以便使知识融会在一起。他说：“当我们从一组事实归纳出的结果与从另一组不同事实归纳出的结果相符合时，归纳法才算达到了融通的阶段。这个‘融通’的现象是一种测试理论真实性的方法。”

自然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是建立或推翻融通的唯一方法——我必须立刻强调，我所指的并不是科学家努力的成果，或是局限于抽象的数学中，而是指能忠实地采用一些在探索物质世界时已经养成的极佳思考习惯。

我们相信科学以外的其他学术分支，也有可能达成融通。这个想法本身并非科学，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一个为少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分享的想法。它无法从最先建立的原理上经由逻辑推导来证明，也无法架构于一组确定的经验法则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构想出任何验证的方法。它最有力的支持，也只不过是来自以往自然科学上屡试不爽的成功记录的推演；最肯定的测试，则将是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所显示的应用效果。学术融通这个想法最吸引人的，是它在学术探险上的发展潜能，以及让我们更确切了解人类处境的价值，即使只有些微的成功。

接下来，请允许我举例说明上述的想法。假设你画了两条线，相交成十字，就产生了四个区域（象限）。在其中一个区域，我们标上“环境政策”，另一个标上“伦理”，下一个标上“生物学”，最后一个则是“社会科学”。在直觉上，我们已经认为这四个领域彼此密切相关，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中进行的理性探讨，都会影响到其他三个领域内的思考。但是，不可否认，在当今学术界的想法上，这些领域却是各自独立的；每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研究人员、专门语言、分析模式和确认标准。这种划分的结果是混淆的，而培根早在四个世纪前就正确预见到这种类型的混淆会是一种最致命的错误：“每当我们将来自某一经验世界的推论或证据，运用到另一个经验世界时，就会出现这种混淆的现象。”

接下来，以十字的交点为圆心，画一系列同心圆（见下图）。

当我们穿过圆圈往内走向所有区域的交界点时，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愈来愈不稳定、同时方向变得混淆的区域。最靠近交界点的圆环，也是大多数真实问题存在的部位，正是最需要做基本分析的区域；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示意图存在，只能靠几个观念和说法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只有凭借想象力，才能沿着顺时针方向，由一开始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对正确决策的需求，前进到依照道德标准来选择解决方案，接着再进一步探讨支持这些理性思考的生物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了解到，社会机构其实是生物、环境和历史的产物。由此，才能再回到环境政策的问题上。

现在我们来考虑下述这个例子。对于该采取什么政策才能有效维护世界上日益减少的森林保护区，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既存而可以用来达成协议的伦理准则并不多，而且这些准则是在不充分的生态学知识下建立起来的，就算我们具有充分的科学知识，对森林仍然缺乏长期判断的基础。有关永续收益的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原始艺术的状态，也几乎没人探讨过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心理平衡的好处。

现在已经到了在真实世界里完成这个历程的时刻了。这并不是给知识分子增添乐趣的无聊练习题。除了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有知识的大众也必须能够自如地从上图圆圈或其他类似的圆圈的任一点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思考，我们才能够明智地选择政策。

[1]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家及哲学家。——译注跨领域融通

我们能不能在最内圈的区域里获得融通，好让忠实可信的判断能轻易地由一个领域传到另一个领域？这个问题相当于在质问：如果我们将不同的领域聚集起来，各领域的专家能不能达成共识，找到一组共同的抽象原则和能提供证据的明证？我认为他们能做得到。相信融通的存在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至少在研究物质世界的科学中，趋势是强烈指向观念上的统一。自然科学内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将被一些正在变化但具有内在融通的混合领域所取代。这些混合领域能跨越许多复杂程度不同的层次，从化学物理、物理化学到分子遗传学、化学生态学和生态遗传学。其中每一个新兴的专业都是一种单一焦点的研究，都是携带着新观念和先进科技的产业。

既然人类的行动是由具有实体因果关系的事件所组成，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能与自然科学贯通起来？这样的结合又怎么可能不带来帮助？我们不能只说人类的行为具有历史性，而历史又是独特事件的显现，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无论是从星球还是从有机物的多样性来看，人类历史和物理学发展史，都没有根本上的差异。比方说，天文学、地质学和进化生物学这类基本上属于历史的学科，就是通过融通的原理，和其他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当然，历史学本身是学术上的一个基本分支，它有它独特的细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上万个像地球这样的行星上，记录上万个类似人类的历史，就可以从这些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经验法则与根据经验而产生的测试法，那么，用来解释历史趋势的史学法，也早就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

这个有关融通的提议，可能会让一些专业哲学家坐立不安。对于我所提出的主题，他们会认为属于哲学范畴，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正式的思考框架来探讨。他们将给我套上一连串的罪名：综合异端（conflation）、简化主义（simplism）、本体论的化约主义（ontological reductionism）、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其他一些带着“主义”名称的官方罪名。面对这些罪名，我确实要承认有罪，有罪，有罪！现在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哲学在知性的综合（intellectual synthesis）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让我们意识到许多世纪以来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威力，同时也帮助我们展望未来，给定未知事物某种形象，这向来是哲学被赋予的天职。

罗森博格（Alexander Rosenberg）是最出色的哲学家之一，他最近指出，哲学实际上只探讨两类议题：物理、生物和社会等科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科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然，从长期来看，当所有事实都被考虑进来时，最后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但在目前，有些问题仍然是科学没法解决[1]的。”罗森博格这样的评论令人钦佩，既清晰、诚实，又具有说服力。不过，他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科学家也具有和哲学家相同的判断力，可以决定还有什么仍有待发现，以及为何如此。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比现在更好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当他们在生物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交界面上相遇时。我们正迈向一个综合的新世纪，我们对学术融通的测试是目前学术界最大的挑战。至于哲学，这个冥想、研究未知的学科，则是一个正在逐渐缩小的“自[2]治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哲学尽可能地转变成科学。

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如果真的支持知识融通的存在，我相信人类文化产业最终将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我所指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创造性艺术）。这两个领域将是21世纪学术的两个主要分支，而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将继续细分，这个过程早已无情地开始，将使一部分社会科学变成生物学或生物学的延伸，而另一部分则和人文学科相结合。这些社会科学会继续存在，只是在形式上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从哲学、历史到道德理性分析、比较宗教学和艺术诠释等的人文学科，都会向科学靠拢，并且有一部分会和科学结合。我在后面的章节里，会对这些主题做更多的讨论。

[1]有关罗森博格对科学与哲学的看法，参见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 1。

[2]有关“科学哲学的本质”这个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的领域，在Werner Callebaut所记载的访问和谈话Taking the Naturalistic Turn, or, How Re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中有很生动的描述。寻找学识的共性

我承认自然科学家所具有的信心常常显得过分傲慢。科学为20世纪提供了最大胆的哲学思考，它纯粹由人类的信仰搭建起来：人类相信，只要自己肯梦想、肯努力发现并解释事物，那么经由屡次梦想，重复不断地投身于新的领域，世界就会变得更清晰，我们对这个奇异的宇宙也会有更真实的了解，同时也将证实这些奇异性是有意义且彼此相关联的。[1]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谢林顿在194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人与人性》（Man on His Nature）中提到，人脑就像一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不停地编织着与外在世界相关联的图样，把一个图样拆散了之后又重[2]新编织起来，发明出其他的世界，创造出一个缩小的宇宙。这个知性社会所具有的共同心智，也就是世界的文化，是一台极为庞大的纺织机。它借由科学，获得刻画外在现实的巨大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心智所能达成的；借由艺术，它也获得了架构起叙述、影像和节奏的方法，远比任何一个孤立的天才所产生的更具多样性。科学和人文艺术是由同一台纺织机编织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基因进化到现代文[3]化这整个长远的历史中，看到有关这台纺织机的起源、本质，以及人类处境的一般诠释。这种融通的因果诠释，使得每一个单独的心智能够快速而正确地从共同心智的某部分前进到另一部分。

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寻求知识的融通是重整日渐瓦解的人文学科结构的方法。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遗留给我们一个学识统一的理想，但在过去30年当中，这个理想已经大半被抛弃。除了极其少数的例外，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已经将他们的课程要求放宽，只包括一些副修科目和某些专门课程。虽然每个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大学本科课程的平均数目加增一倍，但是其中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所占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科学方面的课程也受到了冷落。1997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和学院要求学生必须至少选修一门[4]自然科学课程。我们没法强迫学生在各个学术分支上选这些课或选那些课而更改这种趋势。不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认为真正的改革都必须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融通。每一位大学生都应该具备回答以下问题的能力：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联对增进人类的福祉有什么重要性？

任何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也必须能够回答上述的问题。目前提交给美国国会审理的提案中，已经有一半涉及重要的科技议题；每天烦扰着人类的问题，比如最常出现的种族纠纷、军备增加、人口过多、堕胎、环保和区域性的贫穷，也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的融通才能够解决。只有当我们能够顺利地跨越各个领域的边界时，才可能对真实的世界产生清晰的看法，而不再透过某种意识形态和宗教教条的镜片观看事物，或受制于满足迫切需求的短视反应。

但是，绝大多数的政治领袖只接受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对于自然科学不是所知有限就是一无所知。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公众知识分子、专栏作家、媒体采访人员和一些智库的专家身上。他们很小心且负责任地进行最佳分析，有时也能获得正确的结果；但是他们智慧的主要来源往往支离破碎，并且只偏重单方面的思考。

光凭学习各学科的片面知识，无法得到均衡的看法，我们需要追求这些学科之间的融通。这种统一过程很难达到，但是，我认为它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从知识上来看，这个想法很真实，也可以满足一些刺激，一些由人性中的绝妙部分所表现出的刺激。当各种学识间的思想差距变小时，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将会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各学科之间找到了一个基本的共性。追求知识融通之所以重要，还基于另一个原因：它为知识分子拟定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它担保在地平线之外将出现秩序，而不是混沌一团。我想我们迟早会愿意接纳这个探险行动，到地平线那端去寻求秩序。

[1]谢林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193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研究神经元功能。——译注

[2]谢林顿谈到“施了魔法的纺织机”时说：“人类的大脑很快就变成了一台令人着魔的纺织机，由数百万个闪烁而过的梭，交织成瞬即消失的图案，每个图案都有它的含义，却从来不遵守任何规则，它们是由许多变化中的次级图案组合而成的和谐状态。”参见Man On His Nature, the Gifford Lectures, Edinburgh, 1937-1938(New York: Macmillan, 1941), p. 225。

[3]我首次谈论“长远的历史”这个介于史前史和传统历史之间的连续阶段，是在“Deep history,”Chronicles, 14:16-18(1990)中。

[4]有关美国境内对科学的无知，参见Morris H. Shamos, The Myth of Scientific Literac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David L. Goodstein, “After the big crunch,”The Wilson Quarterly, 19: 53-60 (1995)。有关美国通识教育史的资料，来自Stephen H. Balch et al., The Dissolu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1914-1993, 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Princeton, NJ: The Association, 1996)。第三章启蒙时代

启蒙运动从来不是一场统一的运动，它不是一条笔直的急流，而比较像三角洲上曲折前行的河流所构成的花边网络。启蒙思想家经常为一些基本问题相持不下，但他们意见重叠的部分很广、很清晰，也很合乎理性，都热切地想要去除世界上的迷信，把人类心灵从缺乏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知识融通的梦想在启蒙运动初期首次展现，它是心智的伊卡洛斯式飞跃，跨越了17和18世纪。它运用世俗的知识为人类争取权利，并推动人类进步，这个远见是西方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它为整个世界开启了现代的新纪元，我们都是这个梦想的继承人。然而，后来它失败了。

令人震惊的是，启蒙运动竟然失败了。像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会在什么样的时刻结束？不论实际原因是什么，当一个历史阶段的想法不再能支配人心时，它就结束了；这通常发生在战争或大革命之后。因此，了解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和导致它灭亡的弱点极其重要。这两[1]个主题都和孔多塞的生平密切相关。尤其是没有任何事件能像孔多塞过世的那一天——1794年3月29日——那样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结束。当时的情况十分微妙且具有讽刺意味。孔多塞被称为“进步规律”（Law of Progress）的先知。他以崇高的学识和具前瞻性的政治领导[2]才能，似乎注定会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法国的杰斐逊。但是在1793年末至1794年初，当他正在书写启蒙运动的最终蓝图《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一书时，却成为法律所追捕的逃亡者，而判他死刑的，正是他所忠心侍奉的政治信仰。

孔多塞的罪名是政治性的：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指称他为吉伦特派（Gironde）成员，是一个过于温和理性的党派的成员之一。更糟糕的是，他曾经批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所制定的宪法，而国民公会恰好由雅各宾派主导。孔多塞在逃亡中被村民逮捕，并加以痛打折磨之后，死于法国皇后镇（Bourg-la-Reine）监狱的囚室地板上。而他如果当时没有死，必然会到巴黎当局接受审判。孔多塞的死因不明；事发当时，自杀并不被列入考虑，但是服毒自杀其实是可能的，因为他随身携带着毒药；另外，他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严重创伤或心脏病突发而致死。不过，他至少避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1]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数学家及哲学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会议中的吉伦特派。主要著作为《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译注

[2]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政治思想家。——译注启蒙运动的失败

像孔多塞这样的男男女女，在知识上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教育机会的增加，为这次革命做好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随后的导火索则是，平等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观念。然而，正当启蒙运动借由这种方式就要在欧洲政治中产生成效时，事情却出了大差错。那些起初看起来不重要的小矛盾，后来扩大成了不可收拾的溃败。

[1]卢梭早在30年前，于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首次提出的想法，后来激发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群众口号。但是他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同时发明了致命的抽象观念：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他说，普遍意志是一群自由人（free people）所一致同意的正义规范；而这群自由人只对社会福祉和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感兴趣。普遍意志如果达成，就会形成一个具有最高统治权的契约。这个契约“恒常不变、坚定不移，并且纯粹、无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本人和本人的权力一起交出，接受‘普遍意志’这个最高指示的管辖。在我们这个公共团体里，我们要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看作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卢梭进一步表示：不服从普通意志的人是离经叛道的人，应受到群众的必要制裁。此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促成真正平等的民主制度，并让人类从无所不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紧接着出现的恐怖统治由罗伯斯

[2]庇尔所主导，他对普遍意志这样的想法有着极佳的理解。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成员在法国各地实施卢梭所谓的“必要制裁”，将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即刻判刑或处决。有将近30万的贵族、神职人员、政治异己分子和其他一些捣乱者被拘禁，其中1.7万人在一年内死亡。在罗伯斯庇尔的世界观中，雅各宾派成员的目标是高贵和纯美的。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在被送上断头台前不久，以祥和的语调写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的喜悦，这个在永恒正义统治下所产生的法规，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甚至连那些对这些法规一无所知的奴隶和对这些法规加以否定的暴君也不例外。”

就这样，平等的思想和冷酷的高压政治轻易地共存，并且为后来的两个世纪继续造成困扰和不安。因此，那些不愿意献身于创造完美社会的人，宁愿在群众当中自我放逐，也不愿冒险忍受异己分子将遭受的迫害。那些蛊惑人心的煽动者以保护美德为名，来达成他们统一的目标：“我亲爱的同胞（同志、兄弟姐妹和乡亲），没有付出，焉能收获。为了达成高贵的理想，发动战争也许是必要的。”法国大革命缓和下来之后，这个原则被拿破仑和那些曾经参与大革命的士兵加以利用。这些士兵转变成主要的武装（grande armée），下定决心要以征服的方式来散播启蒙思想。但他们这种做法反而使欧洲多了一个不信任理性统治的理由。

事实上，理性从来不会取得统治权。启蒙运动之所以急速走下坡路，不仅是因为它被暴君当作借口，也是因为相反的知识立论正在兴起，而且这些立论经常是令人信服的。在启蒙运动的梦想中，自由的知识分子将建构一个有序而充实的世界；这样的梦想一开始时好像无懈可击，是所有人类本能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它的创造者包括柏拉图[3]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最伟大的学者，展示出人类心智所能达成的崇高意愿。深具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以下面的话正确表达了对这些学者的赞赏：“18世纪这些最有天分的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力量、诚实、清醒、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热爱，至今仍然无可比拟。他们所属的时代，是人类生命史中极其美好、极[4]其具有希望的阶段。”但是，他们走得太远了，而且即使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足以产生预期中永续的成果。

[1]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与著作对18世纪政治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都受到他巨大的影响。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强调人性和社会的冲突，认为礼貌隐藏了人类的残忍、无情及心机，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没有表现出人类基本的需要，认为物质方面的进步实际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在社会观方面，主张人们经协议订立契约，建成公民的社会。在教育观方面，提出“回归自然”，让儿童的身心自由发展。著有《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小说《爱弥儿》（Émile）和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等。——译注

[2]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时期从1793年9月5日到翌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领导雅各宾派专政的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平定反革命叛乱，镇压其他党派，在热月政变时被逮捕并处死。——译注

[3]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4]伯林对启蒙运动成就的赞扬，出现于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启蒙哲学家孔多塞

启蒙运动的精神可以浓缩到孔多塞命运坎坷的一生中。他是法国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这个头衔指的是18世纪献身于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公众哲学家（public philosopher）。伏尔泰、[1]孟德斯鸠、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以及孔多塞的启蒙导师[2]——经济学家兼政治家杜尔哥，这群知识精英在1789年之前都已经过世，同一群人中，孔多塞是唯一存活下来、目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人。他献身于革命，并且徒然地尝试控制它恶魔般的势力。

孔多塞在1743年出生于法国最北端的皮卡第省（Picardy），一个来自多芬（Dauphine）的古老贵族家庭。多芬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法国王储，也就是国王的长子，所拥有的头衔“dauphin”就是源自这个省名。孔多塞所属的卡希塔（Caritat）家族是一脉相承的武士阶级，为传统上致力于兵役的贵族，社会地位优于高级文官。

孔多塞决定不像父亲那样做个军人，而是决定成为数学家，这令他的家人感到失望。16岁时仍身为巴黎纳瓦拉学院（Navarre College）的学生的他，就在公众面前发表了他在数学上的第一篇论文。在数学这个领域中，一个人的天分在20岁之前就决定了。结果，孔多塞并不是第一流的数学人才，无法和同时代的伟大数学家欧[3]拉和拉普拉斯相比，但他的成就仍然足以让他在25岁极年轻的时候就被选入科学院，并且在32岁时成为科学院的常任秘书。1780年，孔多塞38岁时，进入地位尊贵的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çaise）。在他的国家，这所学院是文学语言的裁决者，在学术上也得到至高的推崇。

孔多塞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与拉普拉斯一起首次将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他受到启蒙思想的启迪，认为数学和物理所发展出来的任何研究结果，都可以延伸应用到人类的集体行动上。他在1785年发表《论多数决的概率解析之应用》（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sis to the Probability of Majority Decisions），是当今“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的前身。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个理论并不是特别出色。要是和拉普拉斯发展出来的概率微积分以及它在物理上卓越的应用相比，孔多塞在数学上的贡献其实并不足道。同时，他也没有把他发明的技巧有效应用到政治行为的研究上。不过，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观念：我们可以对社会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并且加以预测。这个想法对后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尤其是1800年代早期社会[4]学家孔德和凯特莱的研究工作。

孔多塞曾经被称为“高贵的哲学家”，这不光是指他的社会地位，还包括他的个性和举止。他的朋友也称他为“大好人孔多塞”，这个称呼并不是讽刺的玩笑。莱斯比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在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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