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士奎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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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药概览试读：
前言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了贯彻我国《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发掘、整理、总结、提高民族医药，总结我国各民族医药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特点，展示各民族医药的精华和前景，促进各民族医药间的学术交流，加快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步伐，我们组织有关领导与专家共同研究、编写了这本《中国传统医药概览》。
本书的编写，是在民族医药工作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民族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完成的。继1984年卫生部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首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之后，1994年第一次在国家机关中设立了主管民族医工作的处室。1995年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医药事业的历史性发展，也为本书的编写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来自全国17个拥有民族医药机构或资源的省（区）共100余位负责民族医药工作的同志和专家。该书从各民族医药的发展简史、事业现状、理论体系、诊疗方法、药物资源等各方面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行政部门组织的、全面反映各民族医药状况的专著。但是，由于我国各民族历史进程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的民族医药已形成完整或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有的民族医药则还缺少系统挖掘整理，尚未形成独自较完整的理论。本书只能在现有资料（由各地报来）基础上整理出版，每一章的字数多少并不与该民族医药的水平成正比，内容也可能很不完整，或存在缺点，有的民族医药的经验与资料还正在整理、发掘之中，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容待材料更充实后，再版补充。
本书中的“民族”系指我国现代的各个民族而言，不包括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等）在内。书中的“民族医药专家”系指在世的并从事或研究该民族医药的专家，而不是以其本人的民族族别而定。因有些学者虽为少数民族，但并不采用本民族医药治病或研究本民族医药，则未选入。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中医药（汉医药）专家较多，本书仅选取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代表。本书中的人口统计数字，均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准。由于篇幅所限，书中各章节内容的参考文献均未列入，敬请原谅。
本书在研究、编写过程中，承蒙全体编写人员的真诚合作与各地民族医药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1997年1月毛泽东主席批示（1958）周恩来总理题词邓小平副主席批示（1978）江泽民总书记题词李鹏总理题词第一章中医药（汉医药）“中医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中医药应该指中国所有的医药在内，即包括各族人民创造的各种传统医药，也包括汉族人民的医药学在内。长期以来，人们业已习惯于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这种理解可以认为是狭义的中医药。本书中的中医药实际上只是狭义的中医药，即汉族医药。第一节民族概况 医药简史
汉族，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为1130677216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99%，构成中国的主体民族，以上人口未包括台湾省汉族。
据文献记载，传说在4千年前的夏和随后的商、周时代，汉族的古代先民业已分布在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就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古代汉族先民曾经历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之前曾先后经历母系氏族部落的阶段，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母系氏族部落转为父系氏族部落，并进入部落联盟的阶段。黄帝之后，以禅让方式而成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一般都被认为是汉族的先民、黄帝的子孙。但历史传说也说明，汉族的远古先民实际上也包括来自羌、夷、苗、黎这些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载。这些古代传说说明，汉民族在古代来自不同的氏族部落集团。
公元前21世纪，黄河中、下游开始出现阶级社会。此后，相继出现夏、商、周几个王朝。夏王朝是大禹的后代，商王的祖先则本是东夷，周王则自称其先民是夏人的一类，与戎、狄杂居，与羌人的关系甚为密切。这些先民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实则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他们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颖的上游，后又再向淮河、泗水、长江、汉水这些地区发展。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民族互相交往、亲近、斗争，也出现民族融合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族体。到西周时，已开始出现华、夏的单称，也有华夏合称的族名，这个族名与蛮、夷、戎、狄族相区别。但这一时期华族与其他戎夷等之族别尚不甚严格。
到春秋时期，华夷之间开始出现贵贱尊卑的观念，其区别除原来的族别而外，主要决定于文化。当时的族别还决定于其文化背景，如原出华族的人如处于夷人之中而实行夷俗及其文化，则被视为夷族；反之亦然。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互相兼并，互相融合，华夏族才开始形成一个稳定的族体。此时的华夏族体分布区域业已遍及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及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以后，直到汉代，汉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已经形成。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在人口的分布和迁徙方面出现一些变化，但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已经定型。
作为一个人口如此庞大、历史如此悠久的民族，汉族的风俗习惯是多不胜数的。这里只能就一些与人体健康及医疗卫生关系较为密切的，举若干例以说明之。
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卫生习俗就很多。如从母亲怀孕时，我国从西周开始就有胎教，即所谓“胎教之法”，“以礼节之”，从而为生育聪慧有为的后代准备了条件。孕妇临产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地区有“催生礼”，给婿家送鸭蛋、生枣、栗子等彩画；孕妇分娩时，有些地方有唱产歌的风俗。婴儿出生后三日，有“洗三朝”的习俗，即为婴儿在避风处洗浴，以去其污秽，以滋润肌肤，不生疮癣。各地还在洗三朝时有不同的礼俗，有的则在浴汤中加入药物如猪胆、桃根，其目的亦无非祝福小儿平安健康。此后，小儿在满月、百日时，也都有一些礼俗，以祝愿婴儿长命富贵。
汉族与卫生保健、医疗活动有关的岁时风俗习惯也是很多的。基于对疾病的认识，古时的汉族先民认为不少疾病与季节岁时更迭有关，因而形成一些相应的医疗卫生保健习俗。其中包括年终时收拾房舍，以火烘房取暖，并熏走老鼠，堵封向北的窗户以避风寒之邪，以后逐渐发展为除夕大清扫的良好习俗。春节期间，大人小孩都穿新衣、放爆竹，以驱恶鬼病邪，迎新岁好运。还有饮屠苏酒、胶牙饧或进椒柏酒的习俗，认为这有利于健脾补中、调达气血、驱杀虫邪。还有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两人的形象，立于大门两侧，认为此二人具有提拿恶鬼并以之饲虎的本领，故可以驱邪。
清明时节，人们有扫墓怀念亲人以及郊游踏青、荡秋千的习俗，这既是一种很好的怀念亲人的伦理道德仪式，也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活动。旧历端午节，人们除有吃粽子的习惯外，同时还有贴张天师符，以艾、蒜等植物点缀其头、手；另还有戴艾蒿、带香包、饮雄黄酒、沐菖蒲、艾叶汤浴的风俗。所有这些习俗，均有利于人体健康、驱害灭病。再如重阳节的登高、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的民俗，在汉代就已经形成，提倡人体需积极活动以吸取新鲜空气，防病抗衰。至如寒冬腊月吃腊八粥，则是借此以补益人体，尤其鼓励中老年人食物应多样化，来保证各种营养物质的需要，保持健康长寿。
一般有记载的汉族历史，都是以西周为起点，尽管如上面所说，直到秦汉时期，汉族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在中华民族居主体地位的民族。一、两汉以前时期《周礼》是反映西周时代文化的一部古代著作。书中业已对人体疾病与自然界的关系有所认识，如因四季的不同，而有痟首疾、痒疥疾、疟寒疾、上气疾的不同。《礼记》还指出季节气候反常，可致人生病，如“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
到春秋时期，对疾病为何产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当时名医医和给晋平公诊病时，就提出了“六气致病说”。所谓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认为“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表明当时已经提出与鬼神致病说相对立的异常气候季节致病的唯物观点。
这一时期人们对环境卫生、个人卫生也已有所认识，如前述一些除害灭病的风俗，有的在这时已开始出现。人们还知道狂犬可致人于病，而提出“逐瘈狗”的主张。环境条件的优劣，对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如《左传》记载认为土质、水源与人体健康有关，认为“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意即会使人致病；而土厚水深则反之，不易使人患病。《吕氏春秋》在当时也已分别水质为轻水、重水、苦水、甘水，认为不同水质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
在个人卫生方面，当时已提出要定期沐浴洗澡，如《礼记》要求“五日则燂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还说：“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要求人们“鸡初鸣，咸盥漱”，等等。
据《周礼》记载，当时宫庭的医生已有不同的分工：食医主管宫廷饮食卫生事宜；疾医主管一般病证医疗；疡医处理肿疡、溃疡、金疡、骨折等外伤科病证医疗，还有兽医系主管牲畜疾病之治疗。这表明当时医学已比较进步。对于医生的工作，还根据其医疗成绩进行考核，以作为奖惩之依据，如“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一时期已注意到要记录病人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表明已有简单的病案记录。
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中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医学理论的奠基，临证医学的飞跃发展及药物学的初步总结。
在理论原则方面，一套较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在此时业已建立，其标志为系统理论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问世。根据考证，《内经》的著作大约开始于战国时期，经较多的医家于不同时期逐渐积累著成，至西汉时期已成完整著作。该书有《素问》、《灵枢》共18卷，162篇，基本上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书中认为人生活于自然环境中，是自然的一员，与自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自然界有不同的变化，对人体产生影响，人体为适应自然，也会随之产生一些变化，即“人与天地相应”也，这种变化不仅有季节四时之分，即便在一昼夜之间，亦有所不同。人体除身体自然的适应变化之外，还必须从主观上加以适应，以利于保持身体健康。在医疗实践中，在了解人体生理性的变化之外，还要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时灵活应变。《内经》中系统地叙述了医疗理论体系及原则，其中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和经络学说。除这些理论内容外，书中对疾病的治疗，也制定了一套治疗原则，为后世所遵循。这些理论内容，将在下一节加以介绍。《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既反映了人体本身的整体观，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也反映了人体内在的规律性。它同时也阐明疾病的发生、性质、发展及演变的转归。这些理论，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证实践，为后代中医药学家所遵循。它标志着中医药学已经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药物学的奠基时期。药物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周礼》中已经提到“五药”，后代注家认为当时的五药即指草、木、虫、石、谷。先秦时期后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等，就提到许多可以防病、治病的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共100多种，大多用于防病治病，其病种达50多种。《汉书》中有数次提到“本草”、“本草待诏”，说明当时对药物已有一定的系统认识。在这个基础上，终于出现了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
与《内经》相似，一般也认为《神农本草经》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过长期的治疗实践，由不同医家逐渐积累而成之集体著作，而冠以“神农”则是后人为提高该书之权威性加以托名。该书早佚，经后人辑佚研究，认为全书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把这些药物依其治疗效能和使用目的，分成三大类，名为三品，这较前代“五药”的分类已有认识上的进步。三品即上、中、下三品：上、中二品各120种，下品125种。当时认为，上品是无毒的、具有补养作用的药物，可以久服，使人延年益寿；中品或有些毒性、或则无毒，既可以治病也可用于补养；而下品125种一般多为有毒性之药物，只能用于治病，不可久服。这种分类法虽较原始而粗放，但对于当时的医药学，特别是治疗学，具有积极的意义。《神农本草经》还提出药物学的一些初步的理论问题，如组方的君、臣、佐、使原则，药物的七情和合，药物的四气五味等等，都为药物学和方剂学的发展提出一些理论问题。书中还提到药物采收的时间、药物炮制、收贮方法等等。据此书记载可知，当时的疾病已包括内、外、妇、五官等方面的病证。《神农本草经》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汉代还是中医临证医药学的总结发展时期。在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在前一阶段在医学理论成就的指导下，东汉的张仲景对临证医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并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对当时在流行病、杂病方面的治疗规律和经验做了总结。《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经后代对业已散佚不全的原书进行整理，并把它分成两部分，即《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其中的《伤寒论》为讲述外感病证的部分，对外感病证的发展变化规律做了总结。它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盛衰情况、病人正气的强弱，对伤寒病的规律加以归纳，概括为六经，亦即六种类型的伤寒，称六经辨证，包括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及三阴（太阴、厥阴、少阴）。每一经有基本脉证及方药治疗，还叙述了不同经证的变化证候、传变途径，把伤寒的证候分成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分属阴阳两纲。通过六经证候的归纳，不仅认识证候的主次，也辨别其属性和变化，从而掌握了伤寒病治疗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金匮要略》是讨论各种杂病的医著，其中主要是内科，也涉及外科及妇产科。全书以脏腑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类，以病证为纲，分述其病因、病象、证候及治疗，各种病均有方药调治。所论病证如肺痈、黄疸、痢疾、肠痈……，妇科病如经闭、漏下、妊娠恶阻及产后诸证等，都具有实用价值。书中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技术如人工呼吸、灌肠等，均表明当时中医学的临证医学已达到较高水平。《伤寒杂病论》中，伤寒部分有方剂113首，杂病部分则载方262首，所用药物达214种之多，每方（除单味药方外）都有严格的组方原则，在君臣佐使的配合上，十分恰当严谨。全书的方剂是依证立方，方以法系。其遣方用药原则性很强，足见当时在方剂学方面已有较严谨的法度。方剂的变化也很有原则性；而当时所用之剂型除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外，尚有栓剂（肛门栓、阴道栓）、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膏剂等等。这是方剂学形成的重要基础，故后世都把张仲景尊为方剂学之祖。《伤寒论》《金匮要略》开创了中医药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先河。
汉代以前，名医辈出，其中较重要的有战国时期之扁鹊，被誉为敢与巫术斗争，随俗为变的多面手的民间医生；有西汉时期记录其治疗患者病况、辨证、预后转归的诊籍、被后世认为系我国病历首创人的淳于意。扁鹊与淳于意二人系我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中仅载其传记的两位医家。东汉时期除张仲景外，重要医家还有华佗，他也是一位较全面的医家，尤精于外科手术，史书载其应用麻醉药为人剖腹割肠，治疗寄生虫病为其特长。其针灸技术也堪称精湛。他还创有华佗夹脊穴，为后世针灸常用穴位。华佗还是有名养生家，他根据古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思想，编制成一套五禽之戏，以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活动肢体，以求养生长寿，此五禽戏至今仍为养生锻炼者所习练。此外，还有针灸家涪翁、郭玉以及本草学家吴普和李当之。二、两晋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医药学全面发展时期。
在前一阶段理论基础业已确定的情况下，一些医家对医学理论继续加以研究。其中包括对《内经》的整理和注疏。由于《内经》业已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医家们对此做了不少研究，如南北朝时的全元起著《素问训解》、隋代的杨上善则将《素问》《灵枢》的原文分类加以编纂，并对之进行注解，编著成《黄帝内经太素》30卷。唐代的王冰在收集不同传本的《内经》的基础上，历12年的时间，对《黄帝内经素问》重新整理编次，且详加注解经文，使《内经》全文成为81篇，其中有七篇“大论”系他以己藏旧本之内容增入，主要论述运气学说。
晋代的王叔和不但是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使之分成《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的医家，且对脉学有极深的造诣。他总结了晋代以前关于脉学方面的知识，著成《脉经》，共载脉象24种，分述其形状及主证，这是最早的诊断脉学专著，在当时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
约在同一时代还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这是作者综合当时《素问》《针经》以及《明堂孔穴针灸冶要》三书的精华编纂而成的。书中厘定了当时腧穴的总数和部位，并详述针灸操作手法，对针灸的适应证也均有详细记载。此书是现存最早的针灸理论结合实际的专著，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隋唐时医学也有较大的发展，表现在不同医学专著的问世。如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对各种病证的证候、病源进行探讨的专书，书中把1700多条疾病证候分成67门叙述，全书计50卷，包括内、外、妇产、小儿、五官诸证，其中不乏相当精彩的论述，如对寸白虫病因，过敏性疾病如漆疮，麻风病病因和证候的描述，均甚典型而正确，为当时重要的证候学专著，影响较大。
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部药物学著作《本草经集注》，被认为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学史上的另一块里程碑。它是由梁·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部本草专著，共收药730种。它把药物从三品分类法改成按自然属性进行分类，计分成七类，即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其后代的本草著作分类，就基本上是在这一方法基础上的发展。书中还创用“诸病通用药”的分类，即以病为纲，把每一病证之下可用的药物列出，这种分类法也是后世本草学另一种分类方法的雏型。在药物学方面的另一种发展，是对各种药物进行加工制作，即所谓炮炙，目的是去除杂质、便于保存、减除毒性、增强药效等等。刘宋时期的雷著成《炮炙论》，书中记载不同药物的炮制方法计有17种，形成具有中药学特色的一门科学，即中药炮制学。
晋唐时期方书开始较多地出现。这些方书是临证医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有如下几部：《肘后备急方》 东晋·葛洪编撰。是一部简要的方书，供临证各科常见病急救之用。其书主要收入一些简单易行、花费不高的治疗技术和方法。原书名《肘后卒救方》，后经梁·陶弘景、金·杨用道先后为之修订而改为现名。《备急千金方》 唐·孙思邈编著。全书收录临证各科常见病的治疗方剂，包括针灸、按摩、中药、养生等内容。除作者本人的经验方外，还广泛收入其前代及其他民族的治疗方剂，被誉为古代中医临证百科全书。《千金翼方》 也是孙思邈所著。为作者在70岁以后经30年的研究而后著成，作为对前书的补充。《外台秘要》 唐·王焘编撰，作者曾长期在国家的藏书处“弘文馆”供职，得以窥见许多我国的古代医书，经他多方收集，整理成此书。全书有论有方，且多注明其来源及出处，文献价值极高，其所引用之方书中，有不少在后来均已遗佚。
唐代在临证医学方面也有不少发展，其中尤以妇产科、外科、按摩骨伤科方面，比前代进步，有专书著成，有些还建立专科。
这个时期值得提出的还有医学教育及药物学方面的成就。医学教育方面，在其前一时期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的太医署，以培养医学人才。太医署建于公元624年，署中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及咒禁科，每科均设博士一人执教，下有助教、师、工、生等职。全署师生最多时可达340余人。所学内容为临证各科，而古代经典如《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均为必修课程。学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学员经九年学习仍不及格者，予以除名。署中尚设有药园一所，以培养药学人才。在药学方面，唐代于公元659年由苏敬主修编成《新修本草》，这是由官方颁修的正式药物学著作，收药844种。医史界考证认为这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三、宋代以后至民国时期
在这一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中医经历了由全面发展、争鸣时期及繁荣时期，最后进入停滞的曲折过程。
宋代是中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如临证医学的各科均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各科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如病因学方面的《三因极—病证方论》（陈无择撰）；妇产科方面的《妇人大全良方》（陈自明撰）；小儿科方面的《小儿药证直诀》（钱乙撰）《幼幼新书》（刘昉编撰）；外科及伤科方面有《外科精要》（陈自明撰）；还出现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检验专书《洗冤集录》（宋慈撰），此书曾被国外学者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也是世界上最早、影响最大的古代法医学著作。这些临证方面的专著，都是我国中医学在各科方面进一步发展的总结，如小儿科方面对麻疹、水痘、天花等的鉴别和治疗；外伤科对外证“五善七恶”与预后关系的观察；外科病证的内消、托里法的创立；病因方面对外因、内因及其他因素的分辨……等等，均说明宋代在临证科学方面有全面的发展。
宋代在针灸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出现了针灸铜人模型。这是针灸学家王惟一在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基础上，主持铸造的两具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教学模具，其内部中空，有脏腑模型；体表则铸有经穴走行路线及穴位名称，富有创造性，是极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二具模型均佚。这对于统一穴位、发展针灸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宋政府还于1057年成立了“校正医书局”，其任务是校订和刊印在当时业已传抄刊刻错误较多、脱漏不全的古代医书。该局对宋以前古典医著进行了认真校订、纠正错误、拾遗补阙，对保存经典著作，使其以正确的内容流传，有重大贡献。经该局校订的古医书有《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外台秘要》等。
在中药学方面，宋代的著作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颂的《本草图经》及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前书是在作者曾参与政府多次修订的几部本草学著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图文具备，且合为一册，便于流传（《唐本草》图文分开为二册，单独刻印）。另一重要著作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全书收药1558种，也附有药图。书著成后，经南宋政府几次修订，流传至今，对后世影响很大。
宋代还由官方修纂了一些方书，其中如《太平圣惠方》，共收方16 834首，引用古书，有论有方；《圣济总录》，收方2万余首，分60多门排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此书开始时只收方297首，名为《和剂局方》，后逐渐扩大至788首。此书中收集的多为当时医家及民间验方，大多采用丸散剂型，效果较好，影响很大，有些方子至今仍然广泛应用。
金元时期中医药发展史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学术派别的出现，各家学术讨论风气浓郁，各抒己见。故后代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家：
刘完素：为金·河北河间人，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书，对运气学说研究较深；其学说主要认为六气以火热为主，善用寒凉药，后人称他为“寒凉派”的代表。
张从正：为金·睢州考城人。他主张人体致病之外邪和内邪，均不宜留于体内，而应辨证地给予汗、吐、下等法攻邪，邪去而正安。后人称之为“攻下派”的代表。
李杲：为金·真定人。他认为人体中的脾胃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因各种原因而受损，则人体陷于疾病，主张治疗疾病应从温补脾胃入手。后人称之为“补土派”的代表。
朱震亨：元·婺州义乌人。他强调人体常常是处在“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状态，“相火”易妄动，从而发生病态，主张治病应滋阴降火。后人称之为“滋阴派”的代表。
以上为金元四大家，各有自己学术见解，互相争鸣，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除这四家而外，金·张元素在当时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主张，认为应灵活用药，不能墨守成规，强调药物的气味及其升降浮沉和归经的作用，在当时和对后世也有不小的影响。
宋元的医学教育，除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局内设10科（元为13科）外，其他制度均与唐太医署相仿。
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中医药学进入繁荣并在末期逐渐走下坡路的时期。繁荣的标志是从理论到实践、由医学到药学都有全面的发展。就医学理论说，出现大批对古代经典理论著作如《内经》《难经》以及临证经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诠释及训解，有的则重新发挥、编排和整理，如明
·张景岳的《类经》、清·徐灵胎的《难经经释》、清·马莳和张隐庵的《素问》《灵枢》注释等。明清两代对《伤寒》《金匮》的注家辈出，除注释阐发外，还有不少医家进一步发挥创新，使伤寒之学得到充分的发展，重要代表如明·王履《医经溯洄集》、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清·喻嘉言的《尚论篇》、柯琴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等等。明清两代还开始出现大量普及型的医学著作、医学全书、医学类书和丛书，成为对其前代医药学系统学习和整理的便捷途径。普及型的著作如明代的《医学入门》、清代的《医学三字经》；综合性医著则有明代的《证治准绳》《景岳全书》、清代的《医宗金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张氏医通》等。
在临证方面，各科均有全面发展。内科、妇科、外伤科、小儿科、眼科、喉科直至气功养生，均有不少专书问世。还出现一些专病著作，如论梅毒的《霉疮秘录》、论麻风的《解围元薮》等等，均表明临证医学有全面的发展。
表明中医药学繁荣局面的另一标志是由明末至清代对传染性疾病的研究方面，业已跳出伤寒学的窠臼，提出温病与伤寒的不同学说，形成了从病因病理、诊断证候直至治疗的完整知识，从而由伤寒学发展出一门新的处理传染性疾病的新学派温病学派。从明末吴又可提出温疫的论说开始，至清叶桂、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这派学说，表明中医药学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不断得到总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药物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以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本草学著作，说明封建社会的中药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其书载药1892种，分76部、62类，被科学界誉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在世界科学界也有崇高的地位。并被译成多种不同文字，传播各国。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更补充前书的不足，使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发展，更臻完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本草学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本草学进行研究、阐发和总结，出现众多的本草专著。
清代中末期，封建统治逐步走向保守，尤其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影响下，中医的发展受到西医很大的冲击，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在西方文化侵略排斥和歧视政策下，停滞不前。有些学科甚至受到禁止，如清廷统治者就曾明令禁止针灸一科；民国时期则通过废止中医的反动提案；中医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发展确实是极为迟缓的。中医药学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挣扎以求生存的。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医药学才进入一个新生时期。第二节理论体系 诊疗特色
中医的理论体系主要的有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内容如津液、血、气学说，四诊方法等。以下加以简单的介绍。一、阴阳学说
这是中医理论最基本的内容之一。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具有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关系。
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之所以是相互对立的，主要表现于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有斗争，才有发展；有制约，才有规律性。对人体而言，不论在生理或病理状态下，都存在着阴阳的相互对立和斗争。例如生理状态下，脾气的上升（升为阳）和胃气的下降（降为阴），在病理状态下的“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引自《素问·疟论》），说明阴与阳相互排斥，相互斗争。
阴和阳两个方面，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面单独存在。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左为阳，右为阴，没有左，无所谓右；没有右也无所谓左。热为阳，寒为阴，没有热，无所谓寒；没有寒，也无所谓热。阴阳相互依存的关系，一般又称为“互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结合人体生理而言，阴指物质，阳指机能。守是守于内，使是运于外。物质居于体内，所以说“阴在内”，功能表现于体表，所以说“阳在外”；在外的阳是内在物质的表现，所以说阳为“阴之使”，在内的阴是产生机能的物质基础，所以说阴为“阳之守”。《类经图翼·阴阳体象》所说：“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阴阳消长，是说阴阳双方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处于“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互为消长的运动变化之中。如体内各种机能活动（阳）的产生，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营养物质（阴），这就是“阳长阴消”的过程；而各种营养物质（阴）的新陈代谢，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阳），这就是“阴长阳消”的过程。在正常状态下，这种“阴阳消长”，是处于相对地平衡状态中的，如果这种“消长”关系超出一定的限度，不能保持相对的平衡时，便将出现阴阳某一方的偏盛偏衰，在人体就是病理状态。
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如果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过程的话，则转化便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即是说阴“重”了，就会转化为阳，阳“重”了，就会转化为阴。寒“极”时，便有可能向热的方向转化；热“极”时便有可能向寒的方向转化。在这里一定的外界条件是必要的，没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转化。
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由阳转阴，由阴转阳的变化，是常常可以见到的。“阴阳”这一自发的辩证法，贯串在祖国医学学术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它说明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整体观念，也指出了诊断、治疗的一定规律，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
人体是一个整体，它的组织结构，祖国医学就是用阴阳两方面来加以概括说明的。一般而言，上部属阳，下部属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在体表则背属阳，腹属阴；外侧属阳，内侧属阴。在体内则六腑属阳，五脏属阴。五脏之中，居于上部的心、肺属阳，居于下部的肝、肾属阴，具体到每一脏腑，又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等。总之，人体上下、内外各组织结构之间，以及每一组织结构本身，虽然关系复杂，但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说明。
对人体的生理功能方面，祖国医学也是用阴阳学说来加以概括的。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就是阴阳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例如：机能（阳）与器官（阴）的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生理机能活动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没有阴质就无以产生阳气；而人体得到营养物质又必须依赖机能的活动。如果阴阳不能相互为用而分离，人的生命活动也就停止了。
病理变化虽然是极其复杂的，祖国医学却用阴阳这一概念从基本上把它概括起来，并用阴阳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祖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阴阳失去相对平衡，偏盛偏衰的结果。阴阳包括了人体的正气和病邪两个方面，病邪有阴邪、阳邪；人体内部也有阴阳之分。所以阳邪致病，必使阳偏盛而易伤阴，出现热证；阴邪致病，必使阴偏盛而易伤阳，出现寒证。
如上所述，疾病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阴阳两方面失去协调的结果。因此，对疾病外在的表现和证候的归纳，也可以用阴阳加以概括。临床常用的“八纲辨证”，就是以阴阳作为总纲来统领表、热、实的阳证和里、虚、寒的阴证。正确的诊断，首先要分清阴阳，才能执简驭繁，抓住本质。例如望诊中色泽鲜明者属阳，晦暗者属阴；闻诊中声音洪亮者属阳，低微断续者属阴；切脉中的浮、数、大、滑、实属于阳，沉、迟、小、涩、虚则属于阴。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人体的阴阳偏盛偏衰，是导致各种疾病的内在基本因素，治疗的原则必然是从调整阴阳出发，补偏救弊，促使阴平阳秘，恢复阴阳的正常状态。对于药物的性能来讲，也是以阴阳划分的。例如：寒凉、滋润的药物属阴，温热、燥烈的药物属阳；药味酸、苦、咸的属阴，辛、甘、淡的属阳；具有敛降作用的属阴，具有升散作用的属阳。这样，才能根据病情的阴阳偏盛或偏衰，确定治疗原则，选择相应药物，达到治疗目的。例如，阳盛的热症，就要用寒凉的药物以清热，阴盛的寒证，就要用温热的药物以祛寒；阴虚的虚热证，就要用凉润的药物以滋阴，阳虚的虚寒证，就要用温热的药物以补阳。二、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观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它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所构成。大约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066年前），人们便有以下的认识：“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此五者是为人用。”（见《尚书大传》）说明木、火、土、金、水无非是人类所必需的五种生活与生产资料而已。由于对生活、生产资料的认识，逐渐发展到企图用来说明整个的物质世界，才开始形成一种学说。这种非常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促使了神权统治的动摇，在当时确是一大进步。
古代医家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对人体的脏腑组织、生理、病理现象和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自然界事物，作了广泛的联系和研究，并用“五行”归纳的方法，分别归属为木、火、上、金、水五类，借以阐述人体的脏腑组织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列简表如下：
这种用“五行”归纳事物的方法，基本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水的本身，而是各有特点，抽象地概括不同的事物。例如；木性的特点是生发、柔和，凡是具有这种特性的便概括称之为木；火性的特点是阳热、上炎，凡是具有这种特性的便概括称之为火；土性的特点是生长、变化，凡是具有这种特性的便概括称之为土；金性的特点是清肃、坚劲，凡是具有这种特性的便概括称之为金；水性的特点是寒润、下行，凡是具有这种特性的便概括称之为水。因此，医学上所沿用的五行，实际是五种不同特性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抽象概括。
五行学说，主要是以相生和相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生，有相互资生、助长的意思；相克，有相互制约、克制的意思。
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次孳生，循环无尽。相克的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种克制关系，也是往复无穷的。在相生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生我”、“我生”两方面的关系，《难经》把它比喻为“母”与“子”的关系。在相克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我克”、“克我”两方面的关系，《内经》把它称为“所胜”与“所不胜”的关系。
相生与相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克，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就不能维持正常协调的变化。因此，必须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生与相克，既是相反，又是相成的。
至于所谓“相乘”和“相侮”，则属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反常现象。乘，即乘虚侵袭的意思；侮，就是恃强凌弱。例如：金本是克木的，木本是克土的，但当木气亢盛，土气虚衰，金不能对木加以正常的克制的时候，亢盛的木不仅要乘土之虚而制之，同时还会反过来“侮”金；反之，如果木气虚衰，金气亢盛，势必导致金将“乘”木，土反“侮”木的结果。这种五行的乘侮关系，是事物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失却正常协调的表现。
祖国医学应用五行学说，就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方法和生克乘侮的变化规律，具体地解释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现象，并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
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类于五行的同时，还以五行的关系来解释五脏的生理活动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生发的意思），木有生发的特性，故以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温热的特性，故以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土有生化万物的特性，故以脾属“土”；肺有肃降作用，金有清肃、收敛的特性，故以肺属“金”；肾阴有滋养全身作用，水有滋润特性，故以肾属“水”。
人体脏腑组织之间，是相互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一个脏器组织的生理活动，都是整个人体生理活动的一部分。它既影响着其他脏器组织，也受其他脏器组织的影响，即相互资生和相互制约。如肾（水）之精以养肝，肝（木）藏血上济于心，心（火）之热能以温脾，脾（土）化生水谷以充肺，肺（金）清肃下行以助肾水。这就是五脏相互资生的关系。肺（金）气清肃下降，足以抑制肝阳的上亢，肝（木）的条达，足以疏泄脾土的壅郁，脾（土）的运化，足以制止肾水的泛滥，肾（水）的滋润，足以防止心火的亢烈，心（火）的阳热，足以制约肺金清肃的太过。这就是五脏相互制约的关系。
五行学说还可以说明在病理情况下，疾病演变关系。不论是一脏受病，还是多脏受病，本脏的病可以传至他脏；他脏有病，也可以影响本脏。如肝病可以传脾（木乘土），脾病可以传肝（土侮木），肝脾也可以同病（木郁土虚或土壅木郁），肝病也可以传心（母病及子）、传肺（木侮金）、传肾（子病及母）。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时和内脏生克关系的异常有关。因此在诊断和治疗时常用之说明有病之脏和其他有关的脏腑。三、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脏”就是指人体的内脏，“象”即象征和形象，也就是指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所反映于外的征象。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有一定的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理病理概念，决不能把西医的脏器和中医的脏腑概念等同起来。这种学说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脏象学说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心、肝、脾、肺、肾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和脑、脉、骨、髓、胆、女子胞奇恒之腑，以及脏腑所合的皮毛、筋、骨、脉、肉、鼻、口、目、耳、舌、前后阴等组织器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脏腑生成的精、气、血、津液等重要物质，以及它们的运动特点与脏腑间的关系。脏和腑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气血津液，气血津液又是通过脏腑的生理活动而化生的。同时皮肉筋骨以及耳目口鼻等组织器官，又是通过脏腑经络活动而得到气血津液的营养的，所以脏腑和气血、津液以及组织、器官等，都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脏腑是化生精气血津液，促进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的主要器官。脏与腑，主要根据它们功能的不同特点而区分的。五脏是贮藏精血津液的，六腑是主食物的受纳、消化、吸收、传导、排泄的。因而脏以藏为主，腑以通为用，脏与腑是相互配合的，五脏属里为阴，六腑属表为阳。（一）五脏1.心
心位于胸中，有心包围护于外。它的生理功能是主血脉，为人体血液运行的动力。又主神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主血脉、其华在面
心主血脉，是指心有推动血液在脉管内运行以营养全身的功能。心是血液运行的动力，脉是血液运行的通路。血液运行于脉道之中，有赖于心和脉的互相合作，而心为主导。心气旺盛，就能使血液在脉道中沿着一定的方向运行不息。血液是营养机体的主要物质，而心脏是推动血行的主要器官，所以心脏功能的强弱和血液的盛衰，影响着全身的营养情况。因面部血脉较为充盈，所以脉搏和面部的色泽变化，反映了血脉的盈亏变化和心气的盛衰。如心气旺盛，血脉充盈，则面色红润。心气不足，血脉空虚，则可出现脉搏细弱或节律不整，面色㿠白。甚至血行瘀滞，则脉涩不畅，或现结代，面色青紫。
主神志
神志，指人的精神、思维活动。根据现代生理学的认识，人的精神、思维活动，是大脑的功能，即大脑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但祖国医学认为与五脏有关，其中特别是心，称谓“心主神”。所以心主神的功能与心主血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心的气血充盈，则神志清晰，思考敏捷，精神充沛。如果心气不足，常导致心神的病变，而出现心烦、失眠、多梦、健忘、心神不宁等。如果血热扰心，还可见到谵妄，昏迷不省人事等症状。
主汗液
汗乃津液发散于肌腠的部分，即汗是津液所化生。津液又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血是心所主，汗又是津液血所化，所以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的说法。正因为“血汗同源”所以在治疗疾病时有“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的原则。
出汗的机理是津液通过阳气鼓动，蒸发所致。因此汗多不仅伤津血，而且也耗散正气。汗与心的这种关系反映在病理上，如汗出过多消耗津液，心的气血也随之受损，而出现心慌、心悸等症状，严重的还可以见到大汗亡阳的危候。
开窍于舌
心位于胸中，心经的别络，上行与舌体相联系，因而心的气血与舌相通，以保持舌体的生理功能。所以心脏的病变，就很容易从舌体上反映出来，例如：心血不足则舌质显现淡白色。心火上炎则舌质便呈红赤色，甚至舌体糜烂。心经有热或痰迷心窍，便见舌卷、舌硬、言语不清等病变。心气虚衰，心血瘀滞，往往出现舌色青紫或见紫斑等。
正由于心脏的生理、病理变化都能直接影响到舌，故称“心开窍于舌”。2.肝
肝居胁下，它的主要功能是主藏血，主疏泄，主筋，开窍于目，其华在爪。
主藏血
肝藏血，是指肝脏具有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人体内各部分的血液，常随着不同的生理情况而改变其血量。当人在休息和睡眠时，机体的血液需要量就减少，多余的血液就归藏于肝；当劳动或工作时，机体的血液需要量增加，肝脏就排出储藏的血液，以供应机体活动的需要。唐代王冰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这就说明了人体各个部分血流量的增减和肝藏血的功能的关系。
由于肝脏对血液循环具有调节作用，所以人体脏腑组织各方面的活动，都与肝脏有密切关系。
主疏泄
疏泄，即舒展、通畅的意思。肝主疏泄，是指肝气具有疏展、升发、柔和、条达的生理性能，这是保持本脏的功能协调及其他脏腑正常活动的条件。所以又有“肝喜条达”之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情志方面：中医学认为人的精神情志活动除了心所主外，与肝气也有密切关系。因为从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肝气的疏泄功能正常与否，与人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在肝气疏泄条达的正常情况下，人方能气血和平，心情舒畅。如果肝发生病变而失其疏泄之性，就容易引起情志方面的异常变化，表现为抑郁和亢奋。肝气抑郁，则可见胸闷胀满，两胁胀痛，郁闷不乐，月经不调等症；肝气过于亢奋，则可见急躁易怒、失眠多梦、头晕目眩等症。
以上说明异常精神情志的变化，往往是肝失疏泄所造成。尤其是大怒或过度的抑郁等，又常常是导致肝失疏泄的一个因素，所以有“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及“怒伤肝”的理论。
肝主疏泄与主藏血的功能是直接相关的。这主要是因为肝的疏泄功能，直接影响气机的调畅，而气血之间又有密切关系，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故肝气郁结，气不行血，则血流不畅，从而可发生气滞血瘀现象，可出现妇女月经不调、经闭等病症；暴怒伤肝，肝气上逆，血随气涌，可出现面红、目赤、呕血、衄血等证；肝气下迫，气冲血海，血海不藏还可出现崩漏等证。
促进消化和吸收方面：一方面肝的疏泄功能，可以调畅气机，协助脾胃之气的升降；另一方面肝气的疏泄又与胆汁的分泌排泄有关。因此，肝主疏泄是保持正常消化吸收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肝失疏泄，最易影响到脾胃的消化功能和胆汁的分泌与排泄，从而出现消化功能失职的病变。临床上经常可见到肝气郁结的患者，除了出现胸胁胀痛，烦躁郁闷等肝气郁结的症状外，常兼见胃气不降的嗳气、院胀、纳减或脾气不升的腹胀、大便溏泄等症状，前者称作“肝气犯胃”，后者叫做“肝脾不和”。
主筋、其华在爪
筋是一种联络关节、主司运动的组织。所谓“肝主筋”主要是指全身的筋依赖肝血的滋养，因此人体肢节的运动，虽然是筋的作用，但与肝血的盛衰有密切关系。只有肝血充盈，才能“淫气于筋”，使肢体的“筋”得到充分的濡养，从而维持正常的运动。若肝血不足，血不养筋，筋脉拘挛，即可出现手足振颤、肢体麻木，甚则屈伸不利等症；若邪热劫津，津伤血耗，血不营筋，亦见四肢抽搐、角弓反张、牙关紧闭等症状，这些症状称为“肝风”。
肝血的盛衰，可以影响到爪甲的荣枯变化。肝血足，筋强力壮，爪甲坚韧；肝血虚，筋软无力，爪甲多薄而软，甚至变形而易脆裂。
开窍于目
由于五脏六腑的精气，通过血脉的传运，都上注于目，因此目与五脏六腑都有内在联系，但其中主要的是肝脏。这是因为肝主藏血，肝的经络又上联于目系的缘故。故《内经》说：“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正因为肝与目有内在的密切联系，所以肝的功能正常与否，常常在目上有所反映。例如：肝阴不足，则两目干涩；肝血不足，则夜盲或视物不明；肝经风热，则可见目赤肿痛；肝火上炎，可见目赤生翳；肝阳上亢则见目眩；肝风内动则见目斜视、上吊等症，故称：“肝开窍于目”。3.脾
脾位于中焦，它的生理功能是主运化，主统血，主肌肉及四肢的作用。开窍于口，其华在唇。
主运化
脾主运化的作用，包括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
运化水谷精微：主要的是指脾有消化饮食和吸收运输营养物质的功能。食物经过消化后，其中的水谷精微物质需由脾脏来吸收，并将其上输于肺，由肺贯注心脉，再通过脾经和血脉到达全身，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及皮毛、筋肉各个组织器官。总之五脏六腑需要的水谷精微，都有赖于脾脏的运化作用，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实际上即指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运输等功能。所以脾气的运化水谷精微功能失职时，就会出现腹胀、腹泻、倦怠、消瘦、营养障碍等病证。
运化水湿：主要是指脾有促进水液代谢的作用。脾在运输水谷精微到达周身各处的同时，又把经各组织器官利用后而多余的水液，运输于肾，送到膀胱，排泄于体外，从而维持人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使体内各个组织，既得到水液充分的濡润，又不致有水湿的潴留。若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就可导致水湿潴留的各种病变。聚湿生痰则为痰饮；溢于肌肤则为水肿；停留肠道则为泄泻。
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两方面的作用是互相联系的。因此，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两方面的病理表现常常互见。
主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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