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蓉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世界帝国史话奥匈帝国试读：
前言
青山巍巍、碧水蜿蜒的奥地利在今日是一个平静而富足、悠然而美丽的共和国，帝国时代的光辉像是失落的宝石，只在华彩的乐章与史诗般的建筑中熠熠生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奥地利文化的精华大量流失，多瑙河畔的历史更添几分悲剧色彩。
悲剧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帝国时代的奥地利的悲剧，首先在于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奥地利”概念。1804年，在拿破仑一世叱咤风云的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自己兼任“奥地利皇帝”，代表欧洲旧势力向拿破仑挑战。挑战失败之后，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寿终正寝。因此，“奥地利帝国”完全是在外部威胁之下诞生的，又因为欧洲势力均衡的需要而得以留存，其版图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以及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的一些地区，其民族构成极为复杂，主要是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小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等，还有不少犹太人。19世纪，民族主义大潮席卷欧洲，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了一个牺牲品。每一个政治上觉醒了的民族都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没有历史依据，就去凭空制造一个，然后为着臆想中的权利争夺不休，甚至超民族的哈布斯堡皇帝，也把自己首先视为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亲王，“奥地利人”因此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
如果说拿破仑是真正缔造“奥地利帝国”的力量的话，俾斯麦则更有意促成了“奥匈帝国”的建立。普鲁士获得1866年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奥地利被剥夺了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作为战败后向马扎尔人妥协的产物，奥匈帝国产生了。但是，“奥地利”的概念在这个不平衡的二元君主国内同样没有得到体现，政治经验丰富的马扎尔人人口不占优势，却成为匈牙利王国地位稳固的主导民族，并与帝国的另一半形成对峙之势。这个“另一半”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却没有正式的名称，从其性质而言，是“共同君主国除匈牙利之外的部分”，有时被非正式地称为“内莱塔尼亚”，意指莱塔河的这一边。奥地利在正式场合下仅见于国家名称“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和君主称号“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
在这个不平衡的二元制之内，马扎尔人得到了最多实惠，他们的胜利更刺激了其他民族以往往是臆造的历史为根据的权利诉求。“圣文采斯拉斯王冠”就是捷克人用以要求自治和获得国家权利的旗帜，克罗地亚文化在斯特罗斯迈尔主教的努力之下，获得了显著的复兴，斯特罗斯迈尔的南部斯拉夫统一理想希望能够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吸引过来。所有这些都冲击着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没有一个广受认可的“奥地利人”概念的情况下，如果各民族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首要任务就是摧毁哈布斯堡王朝。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应当为奥匈帝国最终的命运负责。他在一个古老王朝丧失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阶段出生，被保守势力用过时的内容和方式教育为一个尽职尽责、严格自律却缺乏想象力的继承人。他的天资不甚聪颖，拘泥于细节，不信任那些聪明能干有主见的大臣。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像一个高明的导演一样，操纵政治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演员，最终决策时却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在一个各种理想大行其道的时代，他恰恰是一个没有理念的人，或许出于本能，他最关心的就是保住自己继承到的东西，一点也不肯放松，结果最后把它们全都弄丢了。他不相信君主制有力量在民众革命的年代里长存，总有一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会从尊贵的皇位上走下来，但在那悲剧性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依然会像缀网劳蛛一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许多人指责他淡而无味的个性、冷漠克制的待人方式和时而犹豫不决、时而草率行事的前后矛盾之处，但是，总的来说，他可以算是一个勤奋认真的公务员、一个天性宽厚的统治者。
作为旧势力的代表，他在1848年革命风云变幻的时候被将军们拥上皇位，当时年仅18岁。这一年的经历使他坚信，忠实的军人会在危难之时拯救国家。终其一生，他都把自己首先视作一名军人。但是，正像他自己抱怨的那样，他在战场上总是不走运。1859年在索尔费里诺和1866年在柯尼希格雷茨的两次失败使他失去了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重要权益，直到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才使他第一次成功地扩张了帝国的领土，但这却激化了与塞尔维亚的矛盾，最终走向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政治军事上的逐步衰落恰成对比，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相对自由的国家。推行中央集权使奥地利井井有条，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行政效率很高，废除农奴制和建立自由贸易区解除了经济发展的束缚，生产与财富同步增长。同时，虽然皇帝本人对文学艺术了无兴趣，但奥地利的科学文化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奥地利人既用“美酒、女人与歌”构建了一个彬彬有礼、令人愉快的地上天堂，更用敏锐的感受和犀利的笔触记录了那个时代高贵而压抑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人性中狂乱、黑暗的那一面。
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会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更加熟悉。任性的巴伐利亚茜茜公主、浪漫而忧郁的奥地利皇后、狂热地喜爱马扎尔文化的匈牙利王后——这就是弗朗茨·约瑟夫终生热爱却始终未能使她一展欢颜的女人。她曾经使维也纳成为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宫廷，但婚后的多数时间她都与丈夫分居，在维也纳以外的地方骑马、打猎、旅游、阅读。1898年，她在日内瓦湖边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死，从而使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生活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此前，1889年，他们唯一的儿子、奥匈帝国王储鲁道夫在维也纳附近的一个狩猎别墅里射杀了情人之后，饮弹自尽。再此前，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具有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弟弟、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被胡亚雷斯处死，马克西米连的妻子夏洛特精神失常。另一个弟弟卡尔·路德维希在朝圣时掉入约旦河，染疾而死。在漫长的一生中，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一次次面临丧亲之痛，而最后一次，他的侄子、王储斐迪南大公及大公夫人被狂热的塞尔维亚青年射死，则直接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熊熊大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欧洲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哈布斯堡帝国崩溃的命运已成定局。战后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重新厘定了欧洲地图，其作用令人不禁想起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但是，世道人情已大大不同了：维也纳会议，毋宁说是欧洲君主和贵族的一次大聚会，普通民众在浑然不觉中就被来自上面的力量决定了命运，巴黎和会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各新兴共和国的政府官员，代表（或在程序、原则上代表）民众的意愿；欧洲人在维也纳会议上自己决定欧洲的事务，却在巴黎和会上把权威赋予来自新大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会的影响也超出了欧洲的范围；战败国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允许列席会议，所受的处置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严峻的，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却不仅不许派代表出席正式会议，而且即便他们对处决方案有异议，也要经过所有战胜国同意才能提出，严苛的条款酝酿着民族仇恨和新的冲突；维也纳会议几乎可以说是君主与贵族商量家务事的一次公开会议，而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以“人民解放者”自居，却给战败国贴上“人民压迫者”的道德沦丧标签，现实的政治斗争被涂抹得颇有几分正义凛然的色彩。
在前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贯彻民族自决原则的结果也与知识分子的意愿大相径庭。作为前“主导民族”，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分别建立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但是，真正尊重其意愿的话，奥地利人倒宁愿并入德国，马扎尔人虽然建立了梦寐以求的民族国家，但却非常不甘心地失去了大量的国土、各从属民族和数量不少的居住在已成为“外国”地区的马扎尔人。
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并非各民族间自然融合的结果，而是大学教授马萨利克和主教斯特罗斯迈尔的创造，他们希望形成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正像皮埃蒙特人和普鲁士人联合同胞，形成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一样。但是，知识分子的理想、高尚人格和不懈努力可以“发明”出一个国家，却无法捏合出一个民族。捷克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的地位、权威恰如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特权地位，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依旧是被统治者，千年的历史所承载的记忆不可能被良好的意愿所掩盖，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分歧甚至比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差异更加难以逾越。因此，民族自决所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新国家，与其说是被解放的民众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倒不如说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具体而微的缩影，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不那么保守、僵硬，如果他们能够更民主的话。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在遥远的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回应。由于在一战中加入了协约国一方，从原则上来讲，中国至少有希望摆脱德国等战败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利益才是最终目标，实力才是决定性因素，能干的中国外交官无力挽救中国被压迫的命运。1919年，列强自私自利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激进的中国青年抛弃了一直被奉为箴言的主义与理想，在西欧和美国之外，选择了红色苏俄。
自那时起，大部分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是俄国滤网背后影影绰绰的西方。时至今日，尽管国家已经强大了许多，但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时并未完全摆脱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心态，习惯性地把自己摆在一个弱者或被压迫者的位置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一词的滥用。究其根本，“西方”本来应当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是，它在汉语中的丰富含义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西方社会”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特有的社会环境，“西方文明”是这种社会的语言、文化、思想、科学的总称（实质上，更为科学的概念应当是指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遗产的各种文化），冷战时期的“西方”指与共产党国家针锋相对的非共产党国家。仅就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含义而言，西方文明实际上包含着多种文化传统。奥匈帝国是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之一，各方面似乎都很合“西方”一词的内涵，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知识分子会在思考中提到“西方”，指的是现代化过程中先行一步的英、法、德等国，因此，“西方”一词并非铁板一块的同质实体，它其实从那时起就带有某种心理态势的意味，正是由于奥地利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落后，才使他们疏离了英、法、德的现代化大潮，才有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相对立的门格尔和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才有了卡夫卡、施尼茨勒等颇为超前的文学成就。至冷战结束，东、西方对峙基本上不复存在，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区的各国人民才摆脱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中欧”的概念重新出现。
但是，直至今日，仍有人不加分析、不进行限定地使用“西方”这个概念，方便地逃避精确的叙述，“西方”成了一个所谓的“懒词”（lazy word）。
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一些人随意地使用这样的懒词，把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带入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中。这时，他们所说的“西方”或“中国”往往只是言说者头脑中的想象，无知且不觉无知，想象却以之为真，由于缺乏有关的知识而构建出一个无所不包又所指不明的领域，因此，难以真正形成对话。科学研究如果奠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人性是相通的，看世界，观自身，或可说，本书的意义就在这里。第一章王朝荣光：帝国与人民一、哈布斯堡：中欧的主宰
绵延久远的哈布斯堡王室梦想着征服世界，使帝国的荣光遍及全球。
1522年，这个家族分裂为西班牙系和奥地利系，后者抵御并战胜了土耳其人的进攻，于是发展成为欧洲强国。如何来形容它那广大的领土呢？如果说，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着美丽富饶的多瑙河谷地，那么这一描述无论如何也包括不了荷兰、布赖斯高及北意大利，还应加上加利西亚、波斯尼亚、布科维纳以及波希米亚。从民族来看，哈布斯堡家族原本是日耳曼王室，后来相继加入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成分，这使王室本身带有某种普世的视野和宏大帝国的野心，但相应地，却没有一种民族能够在帝国境内占有绝对优势，王室的日耳曼特色在它所栖居的维也纳表现浓厚，其他地区则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民族特点。在欧洲，没有哪个王室产生过如此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中欧的历史是一部围绕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
这个王朝同样以善于结盟和联姻建立帝国而著称。奥地利大公、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使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了16世纪的欧洲，他通过自己的婚姻取得尼德兰，通过继承条约和军事压力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靠儿子菲力普的婚姻得到西班牙及其帝国。一位匈牙利国王曾说过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让别的人去发动战争吧！而你，幸福的奥地利，还是去安排联姻。战神马尔斯给予别人的东西，你是从爱神维纳斯那里得来的。”其中的讽刺与无奈显而易见，但对于人民而言，他们恰恰更喜欢关注民生、进行国内建设的统治者。人们喜爱建成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破例把他葬在大教堂里，他的座右铭正是“奥地利帝国就是我们的天地”。哈布斯堡王朝最受人爱戴的统治者玛丽亚·特蕾西亚郑重宣布：“宁可要中庸的和平，不愿要光荣的战争。”
哈布斯堡家族同样以赞助艺术知名，维也纳在辉煌灿烂的巴洛克时代大兴土木，巨大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可以与凡尔赛宫相媲美；启蒙时代，高扬理性与人性的人文主义也在这里传播开来，“改革帝王”约瑟夫二世谋求实施行政、司法、经济和宗教改革，下令废除农奴制，确立宗教平等，允许新闻自由，致力于教育与科学的发展，推进境内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新的生活方式；生性宽容而愉快的维也纳人吸引了欧洲各地的艺术大师，使自己的家园成为艺术与美的源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古典时代音乐大师的作品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
但是，处在东西强国之间，哈布斯堡王朝在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承担起它的“使命”：在东方，先是土耳其人的进攻，后是俄国沙皇的野心；在西方，拿破仑帝国金戈铁马，势如破竹，19世纪中期以后又有以统一德意志为业的普鲁士咄咄逼人。因此，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并不以军事强力著称，但是在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欧洲强国的共同压力之下，即使是生性善良慈爱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甫登基就不得不进行一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其后，在俄、普的策划之下，奥地利又参与了数次瓜分波兰的行动。
1793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的女儿、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自此厄运降临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当上法兰西帝国皇帝称霸欧洲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的孙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预见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没落，哈布斯堡需要更明确的权力范围，乃于1804年宣布自己兼任奥地利皇帝，称弗朗茨一世。他代表欧洲的旧势力向拿破仑挑战，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惨败彻底粉碎了奥地利称雄的野心。在拿破仑建立莱茵联邦之后，弗朗茨放弃帝国皇位，1806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1809年，奥地利试图作为独立国家的努力被拿破仑轻易击碎，只是由于俄国与法国在瓜分战利品时出现分歧，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需要，奥地利才得以留存下来。或者说，俄、法认为，与其混战出英雄，不如将被分割过的领土仍然交给这个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耗尽其创造力的王朝。1809年，梅特涅出任奥地利外交大臣，他巧妙地促成弗朗茨一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与拿破仑的婚事，因此，联姻再度发挥作用，使奥地利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其国土范围得到承认，成为除俄国以外欧洲最大的国家。对梅特涅个人而言，他得以掌握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并以其出色的外交技巧和个人魅力影响到整个欧洲，因此，1815年至1848年被称为“梅特涅时代”。但是，在梅特涅眼中，奥地利是一个只存在于外交领域的词语。他本人是来自莱茵区的德国人，其教养和观念都是西欧式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确信在一个变动不定的世界中可以建立有秩序的均衡社会。欧洲需要奥地利，奥地利也需要确认自己在欧洲的存在，而不能执行一种孤立的政策。
梅特涅的成就是使奥地利安然度过了1809年以后最困难的时光。拿破仑垮台之后，他主持了维也纳会议，使奥地利和他本人都成为欧洲秩序重建的中心，其个人品格力量保证了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主导地位。
哈布斯堡王室的收获十分可观：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蒂罗尔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在奥地利王室的统治下获得松散统一；南部的意大利半岛成为其属地，特别是由于兼并了伦巴第与威尼斯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在中欧的支配地位；在东部，整个伊斯特拉半岛与达尔马提亚沿海一带及岛屿都成为奥地利的属地，并重新获得拿破仑战争中被夺走的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西部、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和加利西亚。以当代欧洲地图作为比较，奥地利帝国包括了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家，另外还统治着波兰、罗马尼亚的某些地区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维奥纳、曼图亚和的里雅斯特等地，中欧统一在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之下。二、东方问题：帝国的软肋
梅特涅的成功掩饰了奥地利的弱点。在德意志邦联中，出于对拿破仑的恐惧和对法国革命观念的戒心，普鲁士虽然是第二强国和奥地利的合作伙伴，但被后者当作有时需要奉承、有时需要保护的穷亲戚看待，踏实的普鲁士人做工作，精明的奥地利人坐享其成。在东方，通过夸大法国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危险，梅特涅成功地与俄国保持和平，并防止俄国向西扩张。
尽管俄军在1829年跨过多瑙河，使梅特涅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但是，在法国爆发的1830年革命似乎证实了他的保守主义的担忧，并消解了俄国军事行动带来的重大危机。这更强化了梅特涅的看法，即奥地利外交的重点在西方，确切而言是防范法国。他有一句名言：“巴黎一打喷嚏，欧洲就会感冒。”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他完全弄错了，经过一系列国内动荡和海外征战，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主宰者。真正威胁并最终摧毁奥地利的，是来自东方的俄国。整个40年代，俄国磨刀霍霍，逐步但越来越公开地向近东“保持现状”的政策发起挑战。
出于历史、民族的原因，奥地利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东方问题。在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下奥地利和以林茨为中心的上奥地利，人口绝大多数是德意志人，在伦巴第与威尼斯地区，意大利人是主要居民，其他所有地方都是各民族混合居住，甚至在维也纳市还存在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捷克人区。每个省都有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大约占整个帝国人口的1/5，但除了在蒂罗尔、斯特里亚和卡林西亚几省占据人口优势之外，德意志人居住区像是被包围在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茫茫大海中的一处处小岛。因此，尽管德语是官方第一语言，但帝国本身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纯粹德意志性质的机构。
其实，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时代，从丢失工业发达的德意志人居住区西里西亚开始，哈布斯堡统治区的德意志特点就被愈来愈浓的东方色彩所冲淡。
另一方面，在欧洲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的梅特涅在国内政治中影响有限。波希米亚的贵族科洛夫拉特在1826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和内阁会议主席，梅特涅因而受到极大牵制。梅特涅尽管是个德国人，却不喜欢中央集权，科洛夫拉特虽然鼓吹中央集权，却不喜欢德国人，而以波希米亚爱国者的面目出现，这两个人又都指责对方的地方主义口味。
科洛夫拉特是一个约瑟夫二世时代的官僚，蔑视传统，完全没有重建时期的保守主义色彩，他不喜欢梅特涅这个“外国人”为奥地利安排的角色，作为梅特涅的长期政敌，他以巨额的个人财富为后盾，动辄以辞职相威胁。
个性耿直、反应迟钝的弗朗茨皇帝对维新深恶痛绝，不许任何人冒犯他的尊严，尽管他不喜欢科洛夫拉特，而与梅特涅交好，但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又使他不得不将梅特涅的影响力限于外交领域。内政，特别是官员的任命均由科洛夫拉特主宰。因此，奥地利的重建完全按照约瑟夫二世的意志进行，实行中央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丝毫不考虑民族差异，也不建立梅特涅所要求的各有专司的部门。在高层决策圈中，科洛夫拉特成为那些出生在奥地利的所谓“真正的奥地利人”反对梅特涅“外国”花样的领袖。
梅特涅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费用巨大的军事干预或军事准备，如为了防范法国而屯兵意大利，此类财政负担可以部分地解释帝国境内的经济滞后，同时，也使科洛夫拉特能够在内政上牵制梅特涅。一直到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帝国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缺钱，既没有钱打点外交事务，也无能力进行国内投资。
这样，尽管在讨价还价上很成功，梅特涅的外交政策在执行方面实际是失败了：正如一个比利时人曾经对维也纳会议所评论的那样，只看到人们“在舞动”，“但不见（事情）移动”，什么都没有变，有的话只是变得更糟糕；在国内，他没有能够改革中央政府，复兴地方主义的尝试又带来了出乎他本人意料的结果，哈布斯堡国家性质的不明确，使他在为这个王朝服务了二十多年以后非常厌倦：“我的时间都耗费在支撑一个腐朽的机构上了。”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后期，梅特涅在西欧和俄国的影响渐近终点，他没有黎塞留或俾斯麦式的自信心，眼看着权力无可挽回地从手中流逝，人也变得爱慕虚荣，喜欢高谈阔论，即使某项政策非其所愿，为了制造大权在握的假象亦肯为其承担责任，从而成为压制与反动的象征，为国人所厌恶。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穿制服的人的限制和监视，但一切限制和监视又都半真半假，政策只在纸面上铿锵有力，大多数人都不把它当回事，社会犹如死水一潭，人民缺乏活力，奥地利的经济与政治始终徘徊不前。
19世纪40年代，随着欧洲知识阶层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各省产生了对哈布斯堡王朝试图扩展和实现其统治权力的抵御，欧洲的另外一种重要思潮——自由主义在奥地利同样发生作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在意大利、法国是相互促进的，在奥地利却相互掣肘，甚至相害。王室的德意志性质和统治者地位使哈布斯堡王室不得不迎接来自双方的共同挑战。这又需要我们回到哈布斯堡统治区色彩斑斓的民族组成上来。三、急就章：辉煌之下的矛盾
奥地利帝国还不能说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各民族共存，互相之间却有明确的地位、阶级、文化区别，他们自认为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奥地利人”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可。
奥地利人，并不同时意味着某种民族感情，亦即，并非就具有可以称之为“奥地利的”的民族属性，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在王朝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维也纳著名的剧作家格里尔帕策曾这样总结各民族的恩恩怨怨：“匈牙利人仇恨波希米亚人，波希米亚人仇恨德意志人，而意大利人则仇恨所有这些人。”弗朗茨皇帝建立的奥地利帝国更像是个急就章，表面的强大与辉煌之下隐含着深刻的社会问题。
概言之，奥地利社会毋宁说是一个阶级分化与多民族共存交织起来的复杂图样。
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各地原有的社会阶级和经济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哈布斯堡王朝的辖区内出现了大量的大地产所有者，在混战的中心区——波希米亚最多。这个阶层完全是哈布斯堡的皇帝一手扶持起来的，因此，享有经济利益与政治特权，与当地民情相隔，更不可能有认同感。甚至在匈牙利这个独立倾向很强的地区，那些大地产所有者身上也极少体现出传统色彩。只有波兰和意大利例外：崇尚自由的波兰人从来不会忘却民族的伟大历史，意大利人即便走遍全球也仍然认为意大利才是自己的也是最好的世界。
奥地利贵族与其他阶层之间界限鲜明，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只与身份相当的人交往、通婚。这种独特性表现最典型的地区莫过于维也纳，各个民族会聚于此，就像著名的维也纳咖啡一样是种“混合物”，但在人们眼中却分属两个世界，即宫廷人士和被拒于宫门之外的平民。上层人士一起出入剧院、舞会，他们可能是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等，却能够用上流社会的语言（通常是法语）自如地交流，一个匈牙利贵族用德文记日记或者说法语、德语比说匈牙利语流畅是很正常的事。帝国的高级军官、外交官和大臣都出自贵族阶层，而且一直到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的中央集权化改革之前，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上设有封建法庭，进行行政管理。自18世纪以来，王朝的改革危及贵族们的利益：权力收归中央妨害了他们的独立，农业改革挑战着他们的经济特权，而自上而下普遍建立的帝国官僚系统破坏了他们把持地方行政的局面。因此，尽管贵族阶层本身是王朝的产物，但19世纪的奥地利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传统利益必须抵抗哈布斯堡的变革。同时，他们又清楚自己与宫廷之间微妙而不可或缺的联系，因此，奥地利自由派或民族主义者无法将贵族当作真正可靠的联盟。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行政改革造就了另外一个自认为是真正“奥地利人”的阶层——帝国官僚。他们在帝国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工作，拥有某种头衔，但在保守的奥地利人看来他们属于“第二等级”。这个阶层并无单一的民族或阶级背景，有的是匈牙利大贵族，有的则是捷克人，如科洛夫拉特，但大部分官僚还是来自城市地区的德意志人。官僚阶层尊崇约瑟夫二世，试图以启蒙时代的原则建立一个统一、一致、非强调民族主义的帝国。
同时，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的控制，作为官方语言的德语也随之在地方行政中确立。因此，德意志文化在帝国内部具有了特殊的优越地位。
官僚阶层具有德意志色彩还另有原因。无论由于出身还是职业的缘故，这些人都属于城镇居民，而哈布斯堡王朝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主要的城镇都是德意志化的，曾经有过的某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如捷克的布拉格、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分别被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人所占领，中断了原有的发展，留下来的只是一些贸易中心。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来的，还是往来客商集聚而成的，都毫无例外地说德语，尊奉德意志文化。1815年，布拉格共有约5万德意志人，而仅有1.5万捷克人，1848年以前，在布拉格街头，如果用捷克语向有点地位的路人问路，就会令对方很不高兴，因为这些捷克人只说德语。当然也有例外，帝国的意大利部分和加利西亚被并入奥地利为时不久，况且意大利是现代欧洲贸易与城市文化的发源地，完全不需要德意志文化来重塑自己；去往加利西亚的商人又多是犹太人，而非德意志人。
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中等阶层也与君主制有分歧与冲突。他们基本上支持王朝统治，但希望那是一个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王朝；他们不满于大贵族出入宫廷，把持重权，希望自己不仅是帝国日常行政的执行人员，而且能够在政策制定上有发言权。与大贵族的不满一样，官僚阶层的怨言并非挑战帝国的存在，其争议的实质只在于改革进行的速度。因此，在19世纪早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基础是大贵族和中上层德意志人。
这一时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希望强化帝国的德意志色彩，但是当民族主义发展到要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时，由于奥地利帝国的多民族实际状况，他们本身就陷于某种困境而分裂：一些极端分子要求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另一种极端人士则想把哈布斯堡辖区的各民族统统并入德意志民族国家，大多数人则希望德意志国家将捷克和斯拉夫地区包括进去，匈牙利则不计在内，但同时，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或并入德意志国家对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来说，又意味着他们将丧失自己原有的特权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反抗大地产主和大资本家乐于具有的“奥地利人”身份，一方面仍然希望帝国成为他们的，亦即德意志人的帝国。四、两个挑战：以民族之名
挑战来自另外两个方面：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小贵族传统的民族主义以及农村人口变革的民族主义。
匈牙利是欧洲的一个“历史性”的国家，虽然数度丧失独立，却从未稍减其特征。匈牙利国创建于9世纪的最后10年，发源于乌拉尔山区的马扎尔人一直四处流浪，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渡过多瑙河，才定居下来。他们的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语，而且传说中他们的领袖史蒂芬曾在公元1000年蒙教皇赐予王冠，承认他是一位基督教的使徒国王。11世纪早期，匈牙利政权向东扩及特兰西瓦尼亚，同时向南伸入斯拉沃尼亚与克罗地亚，但是东方强国土耳其在1526年击溃匈牙利军队，从而使匈牙利大平原的全部领土并入土耳其帝国，其余领土的大部分，连同“神圣王冠”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均于1541年归到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之下。
匈牙利政治史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中小地产主大量存在。匈牙利总人口只有1000万，贵族就有50万之多，头衔满天飞，但某位经济上紧巴巴的奥尔施佩格或乔特克伯爵，无论如何是不会把某个掌握企业命脉的沃特海姆斯泰因男爵放在眼里的。这50万人就是所谓的“匈牙利民族”，它同样具有阶级特征：其土地收入可以免税，可以参加县议会并选举匈牙利议会。这些乡绅富者可与大地产主匹敌，贫者却还不如周围的农民，大约1/3的人可以凭借土地生活无忧，这些人正是“千年匈牙利”的核心拥戴者。在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议会的冲突中，大地产主总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调停，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抛弃中小地产所有者。面临行政、立法、税收方面帝国中央权力的步步紧逼，中小地产者更倾向于将匈牙利国家的概念与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原有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到了19世纪加上了一层现代民族主义的外衣，捍卫传统权利的保守主义一变而为强化自由主义的原则。
落后的马扎尔贵族长期将布达佩斯及德意志、塞尔维亚和希腊居民视作怪异的事物而排斥他们。一位19世纪初的贵族兼作家表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德意志人这些不择手段的牟利者、贪婪而吝啬的高利贷者在佩斯城比比皆是。”从外省来到首都的诗人也很不乐意地发现这座肮脏的城市到处都是尘土和德语。他们认为，真正的匈牙利人应当是大地产所有者，拥有大量的农奴、仆从和家畜，热衷于养马和骑射之术，如果他走出土地的话，也应当是个高官显宦，或者从事外交、军事和宗教等职业，而一切以谋取金钱实利的、带有投机性质的职业，无论是制造业、贸易或银行业都不是体面的行当。
克罗地亚是匈牙利王国的一个藩属国。1790年，在抵御约瑟夫二世改革的斗争中，克罗地亚议会抛开了帝国的代理人——克罗地亚执政官，而将某些经济、政治权力置于匈牙利议会的控制之下。直到19世纪，克罗地亚依然非常重视与匈牙利的紧密联系，克罗地亚的学校中教授马扎尔语，国家的官员也必须会讲这门晦涩的语言。克罗地亚社会有其独特之处：虽然也存在着中小贵族，但是克罗地亚人中没有大地产主，其国内的大地产主都是匈牙利人，他们对这个国家漠不关心，而克罗地亚贵族势单力薄，不可能冒险与帝国权威发生冲突。匈牙利的乡绅们可以过一种超然而淡漠于帝国存在的生活，视哈布斯堡王室的匈牙利国王为一个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中甚至可以将他当作敌人。而克罗地亚贵族要顺从些，他们有从军的传统，对王室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诚，也因此，他们习惯于服从命令，在政治领域则表现得较为愚钝和笨拙。
在中欧，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潮带来的变革之一是民主的要求以民族的名义宣讲了出来。哈布斯堡王朝以保护各附属民族为“使命”，因此，奥地利帝国尽管会聚着中东欧各个民族，但却没能融合出一个“奥地利人”的概念，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和历史记忆，甚至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特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要为自己“创造”出历史来。尽管其目标是为了凝聚平民大众，但这一场民族复兴运动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而且当时的状况是写的人比读的人多，大量的农村人口是文盲，出身农家的知识分子承担了为自己同胞创造民族性的任务。所以，虽然中欧的民族领袖仿佛是代表着觉醒了的、有组织的人民在说话，但他们很清楚，这么一个民族只存在于纸上，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并非圆通世故的政治家。他们被理念、信仰所构成的想象的世界所包围，在实际的斗争中会进退失措。
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是若干大贵族和大地产所有者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帝国，而且经济滞后，生产不发达，从根本性质上来讲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复杂的民族构成可以概括为两类：
一类是主导民族，即马扎尔人、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另一类是从属民族，包括波兰人以外的斯拉夫各族和罗马尼亚人。这两类内部并不是利益一致、划分整齐的，主导民族之间互有分歧、纠葛，从属民族亦各有特色。如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捷克人发展出来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克罗地亚人保留了贵族氛围，双方都较少具有帝国其他地区的乡村特色等。从宗教信仰上看，通过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路德派、加尔文派和罗马天主教派就已经在哈布斯堡王室统治区内获得了平等地位。传统上属于新教的捷克人与马扎尔人在精神上比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更具独立性。哈布斯堡王室至少还有过一项约瑟夫二世颁发的宗教自由令，在执行上不尽成功，但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种下了宽容的种子。在平静与稳定的前提下，人们为着自己的存在与利益争讼不已。
1848年3月，春天即将来临，任何悲凄的曲调都无损于维也纳春天的气息，美丽的金雀花即将开放，树木与青草散发出生命与活力的芬芳，小鸟一群群地在普拉特和市民公园里婉转歌唱，维也纳森林里气息氤氲，弥漫着春天与爱情的主题。街头咖啡馆中，无所事事的人们玩纸牌、下棋，慵懒闲适地花掉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少意义的金钱。
威严庄重的霍夫堡内，哈布斯堡王室在上一年接连经历了帝国出色的军事组织者卡尔大公及其第三子、帝国海军名义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的葬礼，新年前夕，曾是拿破仑遗孀的玛丽·路易丝又被葬在嘉布森会的皇家墓穴中。丧亲的悲痛和冬日的寒意并未消减生者的愉悦，作为消遣，王室成员排演的五幕笑剧《迷乱》在苏菲公爵夫人的一手操办下如期上演。
苏菲的三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角色，梅特涅的儿子、后来知名的外交官理查德·梅特涅亦参与演出，另外还有匈牙利贵族塞切尼家族和意大利贵族鲍姆贝尔家族的孩子们。苏菲为孩子们的成功演出颇为自豪，但多年以后，梅兰妮·梅特涅在回忆往事时提醒人们这一无意的巧合：在民意涌动的1848年年初，霍夫堡剧院的《迷乱》岂非帝国境内即将爆发的激进革命的预警？第二章革命风云：暴力与狂热一、健康皇嗣：香布仑宫的喜讯
据说，哈布斯堡王室从未完成任何伟大的建筑工程。维也纳的“城中之城”霍夫堡是奥地利雄霸中欧的权力中心，它的第一座城堡建立于1275年。从1439年到1806年，这里是罗马及德意志皇帝的居所。1806年至1918年则是奥地利皇帝的寝宫，但是，它的部分建筑，如圣史蒂芬大教堂等，像哈布斯堡王朝一样，都是终未完成的事业。
作为霍夫堡的第一位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皇帝认识到：保证哈布斯堡王室后继有人是帝国稳定的重要条件。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和政治收益，皇家的婚姻一向颇为讲究。在所谓“高贵”家族之间的联姻造成选择范围过于狭窄，以致某些遗传性疾病在各个家族之间频繁传播，几乎成为各个皇族成员的资格证明一样。这一时期，哈布斯堡家族的孩子们许多都早夭了。由于近亲结婚造成的灾难性基因组合，弗朗茨皇帝的继承人、后来的斐迪南皇帝不幸患有先天性佝偻病和癫痫，是一个脾气温和、意志薄弱的傻瓜。他对于统治者的责任显然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继位后曾要求：“我是皇帝，我要吃面条！”尽管精明能干的梅特涅为他安排了婚事，但他对此毫无兴趣，皇家医师已透露，他不会为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一位继承人。
而在后雅各宾时代民心浮动的情况下，改变皇位的传承次序又要冒一定的风险。
斐迪南的弟弟弗朗茨·卡尔是个除了打猎以外一无所长的庸才，智力只比乃兄稍胜一筹，并完全受妻子苏菲支配。苏菲聪明坚定，志向远大，作为外来人和女性，她显然无法直接染指政治，但丈夫的无能与皇兄不能胜任统治奥地利的状况最终使苏菲影响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岁月。
苏菲来自另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天主教王朝——威滕斯巴赫家族，这个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常常会有通婚关系。苏菲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的女儿，她的异母兄弟后来当了巴伐利亚国王，姐姐嫁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双胞胎姐妹是萨克森的王后，而且，先前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的第四任妻子还是苏菲的异母姐姐。
幸好，苏菲与她的丈夫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在维也纳人等待了五年之后，1830年8月18日，她生下了一个发育正常的男婴，完全没有精神病、畸形或癫痫等疾病的迹象，这令老皇帝弗朗茨如释重负，尽管那时的世界已有烈火一般的革命在四处蔓延。梅特涅通过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内部通讯网得知巴黎发生革命的消息正是8月18日这一天，最后一位波旁王朝的国王踏上了前往爱丁堡的流亡之途。随后的一个月内，欧洲大陆上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巴黎，属于波旁王室的奥尔良一支的路易·菲力普宣布以“神意和民愿”的名义成为法国国王；荷属比利时省的布鲁塞尔等地发生民乱；德国自由主义者要求制定宪法；意大利民情不稳；波兰爆发民族起义。革命使欧洲不得不重新面对某些长期受忽视的问题，如波兰问题。虽然从西欧到中欧有这么多变革的痕迹，处在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依旧是稳定的，尽管这种稳定已带有某种陈腐的味道。
与祖父同名的小公爵出生在香布仑宫。这里距离维也纳市中心不过3英里，总共有四千多个房间，室内装饰是富丽堂皇的洛可可风格。宫殿总体以严格的对称为特色，两翼绵延达1/8英里。雄伟但多少有点冷淡的外表，好像是设计出来专门炫耀一个巴洛克的国王可以有多么阔绰似的。与戒备森严的霍夫堡相比，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更爱在香布仑宫举办音乐会和上演歌剧。乐队的指挥是鼎鼎大名的格鲁克。6岁的音乐神童莫扎特在这里展示才华时爱上了女王的某位女儿，还颇有绅士风度地向她求婚，甚得女王欢心。虽然香布仑宫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巴黎凡尔赛宫的影响，但还是体现着奥地利人对自然的尊重及随和松弛的天性。周围蜿蜒而上的小路掩映在树丛中，从宫里还可以欣赏到公园的美景：修剪整齐的树木、华丽的水池与喷泉。王宫周围空间很大，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和她的16个孩子使这个外表冷峻的地方充满温暖与清新的气氛。在儿童的笑闹声与时时响起的音乐声中，女王会专心致志地批阅公文，宫中的希腊式雕像在夕阳的灿烂余晖中分外动人。自那时起，香布仑宫就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夏宫，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都曾在这里住过。
在祖父的慈爱关照、母亲充满希望和雄心的培养下，弗朗茨成为香布仑宫的焦点人物。来访的高贵仕女们由衷地赞美他的金色卷发和玫瑰色面容。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标准，他已经极为强壮与活泼，但是，他时时处在极为小心的看护之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某次他外出散步时，仆人忘了给他戴手套，小手有点发青，竟然在宫里引起极大的恐慌，还被专门负责他生活的伯爵夫人隆重地载入回忆录中。
弗朗茨很快显示出男孩子的特点。他喜欢看阅兵式，总是被排列整齐的方阵和铿锵有力的军乐所吸引，也总乐意穿着整洁的军服。有人见过两岁时的弗朗茨：穿着长服，戴着对他的小脑袋来说多少有些沉重的头盔，右手握着一把玩具毛瑟枪，左手紧紧抓住一个身着漂亮白军装的玩偶军官。
他知道军人着装的每一个细节，小心翼翼地摆弄那些阵容整齐的玩偶兵团，从未失手打破过一个。与大多数爱好艺术、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哈布斯堡君主不同，终其一生，弗朗茨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士兵，除了军装以外，他拒绝穿任何其他服装出现在公共场合。小他两岁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则更容易被动物、小鸟和花草所吸引。1833年，二弟卡尔·路德维希出生。二、古板少年：不会燃烧的激情
一般认为，未来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智力一般，个性平庸，拘泥于细节，不信任聪明能干的人。对此，他的母亲苏菲负有一定责任。尽管成长在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大潮之中，她却是一个传统而忠实的天主教徒。
在教育孩子方面，她赞同培养积极的想象力，却时时警惕，防止任何一种激情的出现。她认为，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她的孩子必须学会在逆境中也要保持强硬的自尊，情感的自然流露或一时冲动都有可能妨害帝国的尊严。
她为弗朗茨精心安排了学习的进度，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6岁时是18个小时，8岁时就达到36个小时，11岁时为46个小时，到15岁应保证在53个小时至55个小时。课程中有太多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少练习如何动脑子思考。疲于应付的弗朗茨实际上没有可能同除了两个弟弟之外的其他同龄人交流，他必须学习历史、哲学和宗教，天性与训练使他早早地掌握了多种语言，8岁时他就能用法语写信，11岁那年开始学习马扎尔语、捷克语，之后是意大利语，13岁前后，初步涉猎拉丁语和希腊语。他记忆力惊人，观察仔细，却没有受到鼓励去进行智力的探索，因而不善于分析，更不会对公认的事实提出异议，描述事物精确而无趣味可言。
实际上，相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人已经享有欧洲比较进步的学校体制。但就其本身而言，它绝非启蒙思想的模式：在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下，教育就是暴政和苛政。帝国顾问罗腾汉伯爵曾经这样规定：初级学校的目的是“把劳动者彻底改造成虔诚、善良、驯服、勤奋的人”。1805年，奥皇颁布的公立学校章程明文规定：“教育方法最重要的当推训练记忆，然后根据环境的压力，训练智慧和心灵。平常的学校将严格禁止任何解释，只能按照学校的规定‘照本宣科’。”对他们来说，人的心灵就是个储藏室，教育就是填鸭，通过死记硬背的训练和联想，让学生记住那些早已定型的思想，以支配他们的生活。如果学生胆敢提出问题，教师就该冷静地指责他，态度和缓而坚决，耐心地等待，直至学生疲劳后放弃。1783年被约瑟夫二世禁止的耶稣会，到1824年重又获准成立，之后，教会在斐迪南统治之下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学校则为帝国培养出惧神而驯服的子民。弗朗茨·约瑟夫倒是不用像维也纳的孩子们那样，去兵营一般沉闷的学校里过这种缺乏人性、索然无味的生活，但社会的大潮肯定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无论正规的课堂讲授了些什么，真正影响未来皇帝的性情与品味的，还应算是1815年以后的比德迈时代的风气。“比德迈”意即“正直的梅尔”，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在慕尼黑的一本幽默杂志中首次出现，被描述为具有节俭、勤劳和洁净的美德，满足于舒适而平静的生活。这些在讽刺文章中备受攻击的方面其实代表着在狂飙突进的革命年代之后，社会中等阶层的价值标准的回归，这一过程与奥地利产业革命同步开始，与政治上平庸沉闷而无所事事的状态相对应，这是保守派的时代。梅特涅用奥地利警察压制任何一种激进和危险的苗头，用臭名昭著的报刊检查制度使人们驯服从而脱离政治。
这种新的生活艺术以简朴、舒适为原则，当时的维也纳人，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愿意以简单实用的家具装饰家居，喜爱柔和温润的瓷器，把瓷碟挂在墙上，玻璃橱中陈列着塑像和茶具。优雅的绘画、简朴的风格与19世纪初的复古情调相去甚远。维也纳的剧院里，由于不受戏剧理论或过高的文学雄心所烦扰，虽无重大改革，却也成就颇丰。较早对传统喜剧的改革演变为闹哄哄的笑剧。每逢上演格里尔帕策的剧目和内斯特罗伊等人的通俗喜剧时，剧院里总是座无虚席。普拉特和维也纳森林里的小酒馆也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家里，他们还喜欢全家人一起演奏乐器，跳华尔兹，追求舒适、惬意的生活情趣。
正如这一时期非常流行的兰纳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节奏明快的音乐一样，这种文化如果说并非细致入微，也是令人愉快的。记忆中，革命年代的旧痛依然清晰可感，也正因如此，和平和秩序才显得如此可贵。拒绝革命的暴力与无常，接受有秩序的专制，在皇帝与官员的权威之外，对一切都可以不必太认真，一心只求平静之美。生于斯、长于斯的弗朗茨·约瑟夫所能体会到并自然而然地享受到的，就是这种或许不够深刻的文化。
弗朗茨·约瑟夫被塑造的方式和过程使他只能接触经过挑选的东西。
除了哈布斯堡王室特有的语言天赋之外，他对绘画颇为钟情。某些作品还被印刷商拿去复制出售，对细节的关注和愉快的气质在其中一览无遗。像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一样，弗朗茨·约瑟夫喜爱自然的美景，也喜欢妙趣横生的剧场。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会为宫中举办的舞会而兴奋雀跃。
但是，令苏菲多少有些失望的是，弗朗茨·约瑟夫并不具有音乐天赋，尽管她请艺术家前来宫中演出，她的儿子依然对军事操练时单调整齐的鼓乐声更有热情。
这其实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人们生活重大变革的时代。新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可以有更充分的选择去见识异域风情。在更迅速、安全和廉价的输送方式的帮助下，欧洲和世界都变小了。处于欧洲腹地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也发生了尽管缓慢但却显著的变化。弗朗茨·约瑟夫与王室成员和朝廷显贵一起，于1838年乘坐奥地利第一条铁路线（维也纳至布尔诺）外出旅行，并在1844年第一次坐上蒸汽轮船前往蒂罗尔。次年，他与两个弟弟一起前往伦巴第和威尼斯进行正式访问。
德高望重的拉德茨基元帅向他们展示了执行侦察任务的热气球，他们还生平第一次见到煤气灯将圣马可广场点缀得如梦境般美丽。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像弟弟马克西米连那样容易被感染，后者在这次意大利之旅后就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情风物怀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弗朗茨·约瑟夫则在哈布斯堡境内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清楚地看到了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反感情绪，但他没有能够理解这种状况，反而造成了他在未来的统治期内对意大利的敌意。
在比德迈时期的风气中，在苏菲精心选择的教育方式下，弗朗茨·约瑟夫成长为一个责任感、纪律性很强的人，并且如苏菲所愿，非常具有自制力，喜怒不形于色，即使是在业余时间，他也会刻苦学习。15岁本应是男孩子活力充沛的时光，他却会在生日的这一天悲叹时光之易逝、学习当勤奋。但是，其局限性同样也很明显：没有培养对知识的好奇，他头脑中虽然储备了许多东西，在细节上是个完美主义者，却没有质疑、分析的能力，而且他始终只与经过精心挑选的人接触。理查德·梅特涅和他一样古板而用功，两人却始终没有亲密起来，16岁以后，他有了一个新伙伴埃迪，即后来的奥国首相塔费。这个小男孩是个古灵精怪的调皮鬼，骑术精湛，甚至激起弗朗茨·约瑟夫与之一争高低的热情。但基本说来，除了自己的兄弟以外，弗朗茨没有真正的同龄朋友，他对世故人情始终陌生而且淡漠。
苏菲自己也发现，大儿子在重要场合中持重得有些木讷，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就她自己而言，也更喜欢轻松愉快的二儿子马克西米连。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对于哈布斯堡王室和奥地利帝国来讲，这个青年的局限性将深刻地影响未来70年的历史和命运。三、暴动来袭：落入陷阱的老鼠
1848年，历史已经为欧洲准备好了革命的舞台。
在匈牙利，顽固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塞切尼，旧贵族出身的匈牙利改革家和作家，被更为激进的科苏特所超过。
塞切尼曾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战争，后漫游欧洲，深为英、法的现代化进展所触动。1825年，他捐出一年的收入建立了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遂领一时风气之先，带动匈牙利贵族纷纷致力于寻求国家发展之路。塞切尼忠于哈布斯堡王室，主张经济发展先于政治自由。在实际工作中，他致力于修筑公路，改善多瑙河航运系统，并利用向贵族征收的土地税，在布达佩斯建立了多瑙河上第一座吊桥。但是，塞切尼的这一套改革方案需要一个强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为后盾，以抵御贵族的势力，而这脱离了匈牙利贵族满天飞的实际情况。到40年代中期，塞切尼的许多追随者便转向了年轻的领导人科苏特。
尽管其政治生涯的活跃期仅有10年，但没有哪个人能够像科苏特那样，深刻地影响了中欧的历史。科苏特出身小贵族家庭，没什么土地家财，他的母亲是个一句马扎尔话都不会讲的斯洛伐克人，或许正是这种斯拉夫背景使他过于自信，而不像一般的匈牙利人那么谨慎和现实。同时，作为一个身无长物的新闻记者，激烈的言论不会使他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响亮的名头。他既然希望自己被认可为一个匈牙利绅士，就坚持认为其划分标准不应当是土地所有权，而是马扎尔民族主义信念。同塞切尼一样，他也研究过西欧的政治，为匈牙利国内被忽视的小贵族们找到了“绅士”这么个词，并使他们相信自己而非那些城里人，才是马扎尔民族的中坚力量。
科苏特的自信和高超的写作、演讲技巧激起了匈牙利的民族热情，语言带给他力量，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所有场合反复强调“匈牙利是马扎尔民族的国家”，从而获得了成功。1847年，他被当作民族英雄选入匈牙利议会，并将他的民族主义利器应用到经济领域，宣传所谓“民族经济”。
他把民族自由置于其他社会进步之上，把在冷漠和贫穷中做白日梦的马扎尔乡绅和小土地所有者变成了热情的民族解放大军，同时，却毫不重视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权利。在他进入匈牙利议会的那一年，塞切尼就说过这么一个不幸而言中的预言：“刺激每一个民族都来反对马扎尔人，那就是用自己的怨毒斟满了复仇之杯。”
而且，在匈牙利的人口中，马扎尔人其实是少数。马扎尔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以自由派姿态出现的马扎尔人为了维护在匈牙利政治中的特权地位，不得不在公共生活中树立霸权，并阻止其他民族的文化复兴。在特兰西瓦尼亚，科苏特的宣传非常有市场，占人口多数的鲁梅利亚人并无选举权，撒克逊人虽然保持独立，但也无意屈尊去为鲁梅利亚人争取什么。
克罗地亚的事情要稍微麻烦一点。这里的贵族一向是以靠近匈牙利的政策来对抗哈布斯堡王室，但咄咄逼人的马扎尔激情使他们开始反抗匈牙利。此刻克罗地亚政治领袖盖伊是后来伊利里亚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他极力鼓吹所有南方斯拉夫民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等组成一个共和国，为了避免偏袒某一方，可取名为“伊利里亚”。
盖伊的工作开始于语言的统一，他说服了克罗地亚人放弃萨格勒布方言，而改以塞尔维亚人能够听懂的语言。之后他以反对匈牙利统治为号召，积极进行政治抗争运动。克罗地亚议会与盖伊等人的工作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成为克罗地亚的民族语言，这样，科苏特的匈牙利遭遇到了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双方由此前对抗哈布斯堡王室的同盟军转为利益冲突的对头。
当霍夫堡的剧场中上演笑剧《迷乱》的时候，革命的火焰已在哈布斯堡领土中的加利西亚部分点燃。为了镇压波兰地主和知识分子掀起的爱国主义运动，军力不足的哈布斯堡王室动用了约瑟夫二世的武器，即发动农民，号召他们采取行动反对地主。作为回报，帝国政府将取消强制劳役制中规定的全部契约义务。加利西亚西部的农民从血统上来说也是波兰人，但是缺乏民族意识，而且落后的农民本能地希望分享利益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一场农民起义席卷加利西亚西部，波兰爱国者无论死活都被送往奥地利警察那里，论功行赏。在波兰民族运动的中心克拉科夫，起义者宣布建立共和国，但奥地利和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