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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攀,朱韫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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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档案试读：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第一节 中统的由来

一提起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大家的脑海里可能会马上浮现出大名鼎鼎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但实际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其他能和军统组织力量不分上下的特务组织，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为了更好地让大家了解中统，我们先从中统的历史沿革说起。中统组织从开始到结束使命，各个阶段可以分为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内政部调查局。

北伐胜利不久，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到了南京，遂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后来的中央组织部)内设立调查科，由陈立夫兼任科长。他当时是组织委员会的秘书，事务繁忙，遂向蒋介石请辞科长一职，不久改由叶秀峰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内部初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采访股总干事开始时为杨剑虹，其为上海青帮成员，1928年秋由于青帮内部争权夺利，杨剑虹被迫自杀，由曹立瀛继任。曹立瀛被国民党中央公费送美留学后，由曾三省继任。1938年夏，曾三省调任广东省党部委员，张冲继任该职。整理股干事最初由吴大钧担任，吴大钧任科主任后，由干事濮孟九继任。起初这个科才十几个人，几张写字台，自从以二陈为头子的“CC”系自1928年掌握国民党组织部大权以后，经过陈立夫三年的“整顿”和“改组”，先后在各省市设立了“指导委员会”，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遣“CC”系的大小喽啰担任指导委员，成立新的省、市党部，将原汪精卫为首的政治势力、胡汉民政治势力、丁惟汾势力排斥出去，逐渐掌握了各省市党部大权。这些占了各省市党部大权的人员还需要进行训练，不然无法胜任工作，因此不久就开设“特工训练班”，收罗了不少人。通过二陈的“努力”，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1930年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人员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任务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他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言文股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比如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后改鲍善甫；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开封特派员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然而陈立夫还是不满意，当看到原属于国民党政府司法院的“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时，就一直主张由调查科直接掌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调查科从1932年开始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它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折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但是真正使蒋介石认可调查科的能力是在“顾顺章案”(另章节介绍)中，从那以后，蒋介石大力支持调查科。调查科的“黄金”发展时期不是在二陈手中的时候，而是在与二陈有亲戚关系的徐恩曾指导下，发展成约二十万人，成为蒋介石比较得意的一个部门。后来调查科改为调查处，但是内部的组织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南京道署街徐王府瞻园内成立特务工作总部，由徐恩曾任主任，张冲任副主任，濮孟九任秘书。特工总部时期是中统组织最反动猖獗的时期，特务们自夸是特务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中统发展的特殊时期，在下一节的内容中将会集中介绍特工总部的情况以及它的罪恶活动。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蒋介石为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加强反共特务活动，于1935年将“CC”系的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的特务处合并组成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又称“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局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主管党派调查；第二处处长戴笠，主管军警调查；第三处处长先由陈焯兼任后由丁默村接任，主管邮电检查。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但实际上还是各搞各的。特工总部和特务处的组织机构照常活动，那个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实际上只是一个汇报机构而已。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武汉，全国抗战热情高涨，不少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投奔去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蒋介石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遂派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负责收罗青年学生，因而陈立夫就不能再担任情报局局长，陈立夫便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据陈立夫自己的口述，当时对蒋介石的建议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难免偏听则暗。所以应当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把原来的情报局的第一处扩大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把原来的第二处扩大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接受了陈立夫的建议，决定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并规定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局长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局长由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原名耀祖，字贵严)兼任，戴笠任副局长，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初成立时，只有三组八科。第一组组长梁辅丞，下设两科：第一科科长张炎茂，主管总务；第二科科长张国栋，主管敌情调查；第二组组长王思诚，下设三科：第三科科长周光亚，主管党派资料；第四科科长万大鋐，主管党派情报；第五科科长陈庆斋，主管行动；第三组组长高謇，下设三科：第六科科长熊秉皋，主管党员调查；第七科科长柳靖一，主管经济调查；第八科科长庆深庵，主管政治情报。后来中央秘书处为配合中统局的业务活动，把中央党部的交通处和统计处划归中统局管辖，组织机构有所扩大。中统局增设了人事室，主任章祖模；会计室，主任李光灼；秘书室，主任濮孟九；机要室，主任徐兆麟；训练委员会，主任王杰夫；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思诚兼；研究室，主任顾建中。

抗日战争结束没多久，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进行，在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蒋介石开放党禁，取消特务，当时蒋介石被迫答应了这一要求。等到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便命令撤销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在《中央日报》上刊登消息，公诸国人。但蒋介石出于自身的考虑，还是把原来的中统局换汤不换药地保留了下来。当时蒋介石召见中统头子叶秀峰面授机宜，要他把中统组织系统地转移到各个行政部门。叶秀峰遵照指示，首先与国民政府主计处洽商，在主计处统计局渗入中统组织，把中统局的党政处全部转移过去；后来内政部人口局成立，又把中统局的第四处全部转移过去，称为“登记处”；后来又与经济部部长陈启天洽商，把中统局的统计处全部转移过去，称为“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夏天，中统局开善后会议，召集各地方的特务头子齐集南京，并邀请了陈立夫参加。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分散转移不是办法，要求陈立夫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并威胁陈立夫如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就不听党的话了。随着内战形势的急转直下，陈立夫与蒋介石合谋，决定把中统局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把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局长叶秀峰，副局长季源溥、郭紫峻。局下设：指导处，处长杜衡；研究处，处长徐兆麟；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泮；登记处，处长张国栋；党政处，处长王秀春；交通处，处长袁更；秘书室，主任王述先；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何之澄；训委会，主任蒋静一；纪审会，主任李尚春。

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使党通局发挥作用，1949年又将其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但内政部调查局的成立颇费了一些功夫。国民党实行“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再也不能从国库开支了。当时蒋介石提出“党员从政”的口号，号召党的机关尽可能地向行政部门转移。中央党员通讯局当然也是党的机关，所以也得全部向行政部门转移。虽然中央党员通讯局在1945年已经转移了一次，但这次却是完全地转移。因为此前虽已向主计处统计局、内政部人口局、经济部等政府部门转移了三处，但其余庞大的机构还没有着落。当时拟仿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体制在司法行政部内设立调查局，虽然也和司法行政部商定并拟了一个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组织法案送立法院审议，但是立法院在审议时认为司法行政部是司法的神圣机关，不能让特务机关混入其内，遂遭到了否决。后来又与内政部商议，在内政部内设调查局，再送立法院审议。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此项决议才由立法院通过。决议通过后，内政部调查局遂在广州成立，局长季源溥，副局长张益民，局下设四处四室。指导处，处长朱凌云，副处长邹春生；研究处，处长徐子政，副处长黄九成；总务处，处长陈庆斋；交通处，处长袁更；人事室，主任李裕德；秘书室，主任万大鋐；统计室，主任原汾；督察室，主任刘光煜。内政部调查局成立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四面楚歌，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内政部调查局采取了狡兔三窟的策略，把内调局分散为四个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海南岛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云贵办事处”。不久全国解放，他们便一齐都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内政部调查局由蒋经国进行了大大的改造。第一步，派一批军统人员转业到调查局，人数约有四五十人之多，由沈之岳率领并任督察室主任，其余人员在局内分任科长、专员，或在外站当副主任、主任。第二步，调局长季源溥(1957年)为内政部政务次长，由不属于“CC”系的张庆恩继任，并派总政治部组长魏毅生来任副局长作为过渡。第三步，派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至此，改造中统已大功告成，中统的传统也至此而绝。沈之岳任职的时间很长，每年都要举办训练班，吸收新血液，而将中统原有人员陆续淘汰。70年代末期以前，调查局的主要工作对象仍是共产党，但在60年代初期，调查局却在蒋氏父子的指示下，匀出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打击了活跃于岛内外的台独分子。蒋介石撤退台湾之初，特务组织在岛内进行强力压制与扫荡，台独分子无法立足，纷纷逃往海外建立流亡组织。日本不甘心台湾殖民地重归中国版图，早在台湾光复前夕，若干日军官佐就处心积虑卵翼台湾士绅阶级，阴谋策动台独运动，东瀛也一度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风港。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台湾方面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以剿抚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才重创了岛内外台独组织。

从中统的整个脉络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陈与中统局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更好地说明中统局和二陈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具体详细的介绍。

第二节 中统与二陈

在1926年即北伐战争以前，国民党中央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个中央俱乐部就是由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所组织的。当时党内志同道合的人每天都去俱乐部聚会。因“中央”、“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开头的字母都是C字，所以一般人将其简称“CC”系。亦有人说“CC”系是指二陈，因为“陈”字的英语字母起头也是“C”。从这两种说法中，都可以窥见当时到中央俱乐部去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二陈这一系的人，以后中统内部的大部分人也大都属于二陈系统的人。然而即便如此，中统和“CC”系之间也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将在后面进行具体介绍。“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这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内部之间矛盾斗争的种子。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这部分人以丁惟汾为中心，被认为是丁惟汾派。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由陈果夫任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个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所以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局面顿时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湖州二陈就与蒋介石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至于为什么二陈和蒋介石联系如此密切，这就跟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有很大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陈其美便成了蒋介石成长的楷模。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当过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其美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继续被认做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其美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介石一直对其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离蒋介石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陈果夫和陈立夫。

1920年，蒋介石在政治流亡期间曾积极介入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在反共分子组织扶植蒋介石的过程中，这两兄弟很快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系的核心人员。“CC”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邹鲁、张继、谢持等十几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或干事于1925年11月23日集聚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称为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系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就在于二陈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

组织部主要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出于工作的需要，在部内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特务组织，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该部也向蒋介石送一些情报，从蒋介石处得到一些经费，这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起源。就这样，完成了蒋介石和二陈的合流。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因反共“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新增加的人员都是1928年6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工作，从这以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专司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当陈立夫于1928年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的时候，戴笠还是黄埔六期的学生，毛人凤则还只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时都还是无名小卒。在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秘密组织。这样一来，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这个调查科也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建立特务机构正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蒋介石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维持“五权共和”的局面，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唯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二陈和中统局的成立有着紧密的关系，二陈领导下的“CC”系自然也和中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节 中统和“CC”系

一、“CC”系

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相标榜，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不但党外有党，而且党内的派系也非常之多。早期就有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等等，“CC”系自然也是党内派系之一，虽然“CC”系形成的时间比较靠后，但最后却后来居上。“CC”系的开始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的目的是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加入“青白团”，如河南的陈泮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蒙古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陈访先、马无放、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它的不公开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 “CC”系，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 “CC”系的来历。“青白团”的这些人分散到各地开展活动，组织了一些“青白团”的外围组织——不同名称的“计”、“会”之类，拉拢了一批从属分子，从而使“CC”系的势力逐渐地伸展到了各个地方。2.“CC”系对国民党各个机构的渗透

1929年以前的国民党党务大权主要由丁惟汾掌握，当时各省党部组织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丁惟汾安排的，因而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1928年，蒋介石想把各派系捏在一起，实现其大联合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孙科(太子)派以及蒋介石最亲信的二陈都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全党混合性的领导中枢，使所谓“丁家党”的势力得以削弱，国民党党务权的方方面面任由蒋介石摆布。丁惟汾窥知其意，便策动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拒绝这个计划，但没有起到作用。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中，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亲信都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二陈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厉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陈立夫还担任了秘书长，自此，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大权落在二陈之手。第三次党代一大会议以后，二陈就以组织部长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了整顿党务的方案，以消除异己为目标，全部解散或部分撤销各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二陈派亲信去接管。陈果夫对党务的整顿，实际上从国民党三大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打响整顿的第一炮是解散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另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等为整理委员，把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克、邵汉元、时子周等都塞进了天津市党部，以至于整个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绝大部分换成了“CC”系分子。在贯彻所谓的整理党务方案的过程中，全国各重要省市的国民党委员会接二连三地进行改组，使得“CC”系分子分散到各地，渗透进了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此时全国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全部为“CC”系所把持，丁惟汾的势力或被排挤掉，或被拉入了“CC”系集团。“CC”系把国民党党务权把持到手后，便极力向行政方面扩展势力，这项活动从浙江开始。1932年冬，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120多号人派到浙江，以佐治员的名义参加县政工作，几乎每县都有2人，协助县长搞地方基层工作。名为佐治，实是控制、分权。1934年，陈果夫亲自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这是“CC”系向行政方面扩展的第二步。当时江苏的民政厅长是余井塘，财政厅长是赵棣华，教育厅长是周佛海，淮阴区行政专员是王德溥，省府里的科长、秘书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一部分县长也换成了这号人。当时“CC”系在江苏省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此外，杨绵仲去福建时也带了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其后陆续在安徽、湖南、陕西、甘肃，也都有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被派去参加地方行政工作。“CC”系的骨干在—个地方做了什么“长”以后，其系的专员、县长、局长、校长等等，也多由中央政治学校出身的人来担任。四川在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中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如专员、县长等，多由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担任。因此，到了抗战后期，“CC”系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民、建、财、教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果夫的策划下，江苏省在1934年成立了一个旨在消除淮海灾害隐患的导淮委员会，由陈果夫兼任委员长，他的妹夫沈伯先任副委员长。导淮委员会不仅占有了一批国家资财，还安插了一批 “CC”系的亲信，当时只做了一点点工作，淮河之害并未减除。1938年，淮河泛滥，灾情严重，大家瞠目视之，无策以对。抗战期间，淮河流域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导淮委员会迁到重庆，由沈伯先任委员长，照样养着一批亲信，住在綦江县继续“办公”。

二陈在政治上、行政上都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在国民党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中，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中国、交通、中央、农民四大银行均属蒋、宋、孔、陈四家的经济势力范围。蒋、宋、孔家把持中央、交通、中国三大银行，历史比较悠久，操纵也比较直接，基础相当稳固；而陈家把持农民银行却是抗战期间的事，虽然由陈果夫当了董事长，但还不能像宋子文之于交通银行、孔祥熙之于中央银行那样随心所欲、支配自如。蒋、宋、孔利用手中的银行经营外汇，组织公司，大搞外贸，别有一番生财之道，陈果夫亦看在眼里，动在心里。因此到处伸手，急起直追，也从工商业方面大抓起来。他首先在中央财政、经济各部门安插了亲信，如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振东、花纱布管理局局长骆美奂、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此外还在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的司长、帮办、科长中，也安插了一些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为争夺经济打下了方便省力的基础。在金融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农民银行自不必说，还把赵棣华挤进交通银行，把吴任沧安插在中央信托局，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拉拢过来，并以合作事业管理局寿勉成为中心，自成体系，组织成合作金库，向各大城市迅速发展分库。这个金库的负责人，如经理、副经理等，清一色是政校大学部或合作学院的毕业生。合作金库的业务也就是一般银行的业务，所以当时社会上有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合作金库)之统称。可见“CC”系在金融方面已经扶摇直上，并列于各大银行之林。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CC”系很快便在工商业方面开了花。抗战结束后，二陈在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党的经费不能列为国家预算的口实之下，以筹措党费为名，开始经营所谓党营事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CC”系抢先派骆美奂到华北，在天津成立华北企业公司，把原来天津的恒大卷烟公司以及面粉业、酿酒业等都纳入华北企业公司之下，大发其财，几乎与宋子文的扬子江公司相媲美。同时还发展外围据点，支持齐世英组织东北企业公司，支持李先臣在青岛经营啤酒公司和冰厂。根据国际协定，台湾归还中国后，陈果夫立即派任维俊作为接收台湾的大员，在台湾成立了台湾专卖局，以党营经济为名大捞一把。总之，凡能伸手之处，二陈无不混水摸鱼，乘机打入。经过以上所述的一系列活动之后，“CC”系的势力渗透进了经济界的很多方面。

抗战期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许多大中小学停办、解散或内迁。抗战初期，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他们采取收编合并、继续维持的战时措施，成立了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一些地方还成立了联合中学和联合小学，趁此混乱变动之机插入教育界一部分“CC”系势力。“CC”系借机渗透进教育界的有西北联大的刘季洪、西北工学院的赖琏、西北法学院的张北海、贵州大学的张延休。在东北方面，齐世英、藏启芳、周天放等组织东北教育救济处，梅佛光、曹仲三等成立东北中山中学，这些都与二陈有直接的关系。在重庆附近，教育部眼皮底下的中央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青木关的中大附中，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乃至在巴县界石场，以陈果夫为董事长、政校二期毕业生陈兆麟为校长的私立立人中学，以及以陈果夫老婆朱明为董事长的南泉小学等，也都有“CC”系的势力插手介入。

国民党的文艺工作一直由张道藩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负责，他所搞的一些戏剧曲艺，大多都是一些旧的形式和旧的内容，很少有反映当时抗战的新作品。“CC”系的人也曾喊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的口号，但与抗战的实际情况结合不起来。相反，对于一些有关抗战的进步作品，如《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等，却横遮竖挡，不许流传。1942年，在朱家骅的操纵下，国民党教育部设置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计划拍制有关教育方面的影片、幻灯片，想往电化教育方面发展。在这个厂之上还有一个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果夫，委员有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李清悚等，这也是“CC”系控制的一部分。陈果夫曾提出拍制一部以复古为中心内容的影片《移风易俗》，一切还尚无眉目之时，抗战胜利即告终止。后来南京解放，这个电影制片厂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出版事业方面，“CC”系为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竞争，由叶溯中负责，在重庆成立了正中书局，以所谓宣传三民主义为目的，编印中小学教科书和一般读物，虽初具雏形，但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比，则是望尘其及。另外，为了抵制和监视重庆的新华书店，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政校新闻系学生在新华书店附近，开设了一所“天地出版社”，经营书刊杂志的发行、销售业务，但开张时间短暂，因抗战胜利而停业。

国民党的喉舌——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社，以及中央电影制片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控制在“CC”系的手中，如陈果夫亲自领导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派陈果夫的亲信詹文水参加中央通讯社，马星野参加中央日报社等等。由于它在新闻宣传方面的控制如此严密，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一手遮天，任意制造反共舆论，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使人不敢接近。对于解放区的消息则一律封锁，一旦发现有人看《新华日报》及进步书籍，便认为是赤化分子，横加迫害。1944年的某个纪念日，郭沫若在重庆沧白堂公开讲演，院内挤满了听众，程世杰受陈果夫之命跑去听讲，进入院内只见中统特务分子四处乱窜，人群中喧嚷着：“来了，来了。”既没看见人，也没听见讲话，忽然一颗手榴弹爆炸，听众惊慌四散，讲演无果而终。由此可知“CC”系在国统区对言论的密切控制。3.“CC”系的大本营“CC”系的上层核心分子分散在中央以及各地方，虽然工作难度不同，却大都身居要职，围绕着二陈而扶摇直上。要说“CC”系人员成堆的地方，那还得说中央政治学校。

所谓的中央政治学校，其实就是一所国民党办的不属于教育部管辖的特殊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党务学校只办了一期，就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黄埔军校的情况和性质差不多，校长都是蒋介石，只是这两所学校一文一武，是蒋介石的左辅右弼。这两个学校直接负责处理校务的都是教务长。中央政治学校最初的教务主任是戴传贤(戴季陶)，副主任是罗家伦，训育主任是丁惟汾，副主任是谷正纲，总务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吴挹峰，实际办事的都是副主任。后来丁惟汾任教育长，罗家伦为教务主任，谷正纲为训育主任，吴挹峰为总务主任。当时因丁惟汾年老多病，不能经常在校办公，实际管理校务的是罗家伦、谷正纲和吴挹峰。在这三人中，谷正纲、吴挹峰与二陈的关系较近，罗家伦趋炎附势，亦倾向于二陈。所以名义上丁惟汾是教育长，实际上却是二陈在背后操纵。因此可以说，中央政治学校自始至终都是掌握在二陈手中。当时社会舆论的说法是：“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系两个字。”到1936年至1937年间，罗家伦去职，刘振东继任，学生反对吴挹峰和刘振东闹起学潮，为了镇压学潮，后来由陈果夫出任教育长，张道藩为教务主任，温晋城为总务主任。过了一段时间后，为缓和学生情绪，曾一度由周元放任教育长，但因与陈果夫意见分歧，周元放不久后就辞职，由张道藩继任教育长。张道藩一本陈果夫之意旨办事，陈果夫经常住在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内，俨然成了太上皇式的幕后操纵者，政校师生均以老教育长呼之，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中央政治学校是大学部，因其有许多附设部门也叫校本部，内分普通行政、外交、教育、财政、经济、法律、新闻等系。另外附设有研究部，主任是刘振东；地政学院，主任是萧铮；计政学院，主任是王陆一；合作学院，主任是寿勉成；蒙藏班，主任是何王书；蒙藏学校，主任是吴铸人。还有专为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而设的短期(半年)训练班，叫做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此外，为了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势力，中央政治学校又设了五个分校，校长仍是蒋介石，并设分校主任主其事，归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领导。分校内分简易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混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子女，学生一切待遇全是公费。其中有绥远的包头分校，主任是张镇临；甘肃的酒泉分校，主任是行政专员曹启文兼；青海的西宁分校，主任是周觉生；西康的康定分校，主任是崔子信；云南的大理分校，主任是汪懋祖。这些主任都是与二陈有关系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在一般社会人士的眼里，分校同样也是代表国民党中央的机构，分校出来的学生，也都贴有中央政治学校的标签。这样，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先生到学生，从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人，也就都成了“CC”系的关系。二陈之用心，真可谓无所不至。

二、“CC”系和中统

调查科为“CC”系占领全国各级党部、控制各级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不择手段地扩张“CC”系的势力呢？“CC”系的头子陈立夫在庆祝蒋介石生日那天曾召集调查科的特务们做过一番训示，由这番训示中，可以看出“CC”系建立独家体系的实质。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蛮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三种：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做法。……调查科是我们建立新的政治关系的工具。”由此可见，“CC”系的显著用意就是要调查科不仅仅是为“CC”系打天下，也要为蒋介石打天下。从此番训示可以看到，调查科就是“CC”系的政治工具。

但是在蒋介石集团内还有另一支特务队伍，那就是复兴社特务处，这样自然引起了两方的斗法，以此来争夺蒋介石的信赖，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对手下“CC”系领导的调查科和复兴社特务处两大派系特务组织进行合流。俗话说：“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在这种貌合神离、各怀私心的合流中，两派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成水火难容之势。1938年，中统局、军统局遂分别成立。这时的中统局长虽然不是二陈，但“CC”系与中统仍密不可分。以下几件事情即可作为证明。

1943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派次长王德溥去延安，商谈解决边区行政方面的纠纷问题。中统局在陈果夫的安排下也拟派一个特务分子随王德溥前往延安，王德溥认为：这是代表行政方面的商谈，如有中统分子参加，恐怕不利于商谈。于是经过研究，由王德溥推荐陕西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钟志刚以考察边区金融名义参加，授以他中统的待殊任务。回来后，钟志刚写了一份情报送交中统局，另外根据王德溥的汇报，最后二陈和徐恩曾、王德溥共同拟了一份派遣中统分子或政校毕业生打入边区的计划，由陈果夫送给蒋介石。

中统局有一个专门在各学校做特务工作的学运组，有一次，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学生闹学潮，中统学运组通过原中央政校附设蒙藏学校毕业生、后又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读书的岑学恭、郭世清两人，配合了解到领导闹学潮的几个为首的人，学运组便出动特务，在夜间把两个出头闹学潮的学生绑架走了。由此可见，“CC”系与中统的许多阴谋活动是相互配合进行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科也在试图逐渐摆脱“CC”系的控制，所以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CC”系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中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官员，而不像中统那样是一个特务机构，属于国家的秘密组织，成员的地位也比较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的一个组织单位。从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说，“CC”系是决策机关，而中统是执行机构；在成员的关系上，“CC”系中有中统的人，但是中统内除了几个高级干部是参加“CC”系的以外，“CC”系的人都寄附在当时的各种机关内，而且无专门在中统内担任特务的。在地方上，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委员、书记长中很多都是“CC”系的人，而中统特务组织只是在国民党省、市党部内的一个特务室，虽然后来改为调统室。从这也就能看到“CC”系和中统局的不同层次。

随着蒋介石的独裁加强，蒋介石不愿看到自己的统治内还有很多的派别跟自己争夺权益，于是在1938年，蒋介石就以命令的方式停止了“CC”系以及其他派系的活动，而中统成员为蒋介石根基的稳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还因为中统在反共立场上的成绩，地位也越来越高，如各省市党部的委员和书记长，已经有很多是中统的成员了。在一些地方，中统成员甚至已经不把“CC”系分子放在眼里了。甚至还有些地方，两者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主要表现是“CC”系分子想控制中统或者是中统想控制“CC”系分子。比如“CC”系分子赖琏在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和徐恩曾平起平坐，但是抗战开始以后就变成了徐恩曾所领导的人了。还有如在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他的工作就听命于中统，但当他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的中统组织要他在市政府安插若干主要职务，吴绍澍置之不理，于是中统就专在上海搜集吴绍澍的各种贪污情况以进行控制。1947年上海市国民党市党部的社会处处长陈保泰，也是“CC”系分子，当上海选举参议员时，陈保泰未与中统的上海单位事先商妥，只给予一个名额。中统当然极为不满，就公开表示反对陈保泰，扬言如果不增加中统的名额，将冲票。陈保泰在中统的威迫下只好给中统三个参议员的名额。从以上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的是，中统已经不接受“CC”系的领导，有时候甚至还在“CC”系之上。到后来“CC”系被蒋介石叫停之后，中统就逐渐占了上风，并且地位进一步加强。最后 ，“CC”系的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影响还在，只是已经削弱了很多，再也无法控制中统局而已。

第四节 中统的秘密组织——特工总部

调查科在处理了“顾顺章案”后，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认为它是破坏革命、镇压人民、保卫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同时出于对江西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蒋介石指示“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扩大该组织。于是在1932年，蒋介石命令二陈责成徐恩曾在调查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大一点的组织。为此，徐恩曾以军校来的人为基础成立了特务工作总部，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该部迄1938年被撤销时为止，前后存在共7年时间。为了秘密起见，特工总部的对外活动从来不用“总部”的名义，指挥其所属活动时用的多是化名、代号，因此，当时社会上知道有这一特务组织的人并不多，但事实上在中统特务之间，自徐恩曾至一般特务都称这一时期的中统特务组织为“特工总部”。特工总部的大门上没有悬挂任何招牌，但在门房则经常有七八名彪形大汉坐镇，外人非经通报许可是不能自由进入的。特工总部没有一定的编制，它可以随时间和活动的需要而更易，但徐恩曾始终是主任，是其最高领导人。事实上，在较正式的场合，中统特务一般称徐恩曾为“徐先生”；在私人谈话中则称之为“徐老板”或简称“老板”。到了1936年，徐恩曾正式公开的名义有两个，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组织部秘书，一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

特工总部成立后，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秘密“行动区”。这两个处分别由濮孟九、徐恩曾担任处长，按照组织编制，处之下各设三个科，科以下分别设有总干事(主任科员)、干事(科员)、助理干事(办事员)各若干人。但是实际上并未按照组织编制行事，而是由徐恩曾把这两个处的经费和人员全部包下来，用于当时的特工总部。该两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只有用来向上级领取工资，所以甚至有些人连自己在哪个处里、担任什么职务、多少薪金也不知道，而且也从不过问，当然也是不容过问的。向上级领取薪金时，是由徐恩曾最亲信的会计人员带着各人的私章到所属会计室领取。蔡均平(特工总部总务科会计股总干事，徐恩曾的外甥)的办公桌上就放着数十个各种式样的木质和石质的私人图章。这两个处的全部经费，包括办公费、活动费及工作人员的薪金，是特工总部经费来源的一部分。由于特工总部组织大、人员多，仅靠这两处的经费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机密费项则是按月拨给一大笔补助费。

一、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

虽然特工总部没有一定的编制，但还是由自己的组织来进行运作。在后来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中，特工总部也建立起自己庞大的组织系统。

特工总部设有书记室，下辖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个科。书记室之外，设有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其地位低于书记室)，各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此外还设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电讯总台、密电研究室、行动队等。至于地方组织，则在各省、市、路设有“肃反专员”和特务室，特务室是秘密的，在“肃反专员”掩护之下进行种种罪恶活动。1.设计委员会

设计委员会是由徐恩曾直接领导的一个咨询单位，遇有重大问题，可直接向其提出意见或建议。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张冲，委员有顾建中、季源溥、李熙元、郑伯豪、张旆、徐兆麟、丁默村等。该会委员除个别人员外，大都是从调查科时代便已参加特务工作，而且在该科担任过比较重要的职位，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从1935年起，这些人或因职务调动，或公费到国外留学，并不在该总部担任职务。2.总督察

总督察是特工总部的一个特殊部门，表面上只设有总督察和助理员各一名。这一部门当时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其任务为监督考核了解所有特工人员是否“忠实”，有无“非法活动”，如被发觉将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处分，轻则训斥、禁闭，重则关押直至处死，如顾顺章被杀便是一例。在总部内各部门布置有秘密督察人员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总督察直接对徐恩曾负责。3.书记室

书记室是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举凡各地方组织的安排布置，对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侦查破坏，指导逮捕、关押以及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士进行“审理说服”工作(劝叛诱降)等均属该室主管范围，该室处于徐恩曾的直接领导之下，其地位高于其他各科室。该室设书记、副书记各一人。书记是濮孟九，副书记是王思诚。书记室下设四个组，即：指导组，组长田昆生；行动组，组长马啸天；审理组，负责人吴若萍(又名李树华)；组织组，组长、总收发为陈鋆。4.情报科

情报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下辖三个股、一个密电研究室(1937年又增设了一个)和三个直属情报站。科长刘桂(又名刘馥斋)。情报科内设三个股：(1)指导股：由总干事王广来任股长，下有干事和助理干事若干人，其中有项本善、陈文昭、张庆容、何允逸、刘求知、汪荣生等。全国划分为五个或六个单位，由干事们各主管一个单位。该股主要任务一为指导所属各省、市、铁路特务室搜集情报并加以审查和分析研究；二为每日编制《每日情报》一份，内有关于共产党、日伪党政机构等的情报，每份油印20余张，除送徐恩曾审阅和供内部各部门参考外，还分送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何应钦以及国民党中组部、中宣部参考。如认为特别重要的情报，则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报蒋介石核阅。送给蒋介石的情报必须经过徐恩曾审批。列入《每日情报》的各条情报，由指导股负责拟列，科长决定取舍。(2)编审股：由总干事杜品山任股长。该股的主要任务是将收集的情报分类整理审查，逐月编成综合性的《月报》一册，以及编辑不定期的专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的所谓《专报》。《专报》是用复写纸写几份供内部参考，《专报》中一些被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则交付铅印500～1000份，分送有关党政机关和个人参阅。(3)译电股：由总干事薛敦平任股长。中统的译电与收发电报分别由互不相涉的两个部门负责，前者属于译电报，后者属于电讯总台。因此收发电报的两个部门完全不知道电报内容，而译电的人也不知道电报是怎样发出的。译电报内又分为译电与编制密电码两部分。译电人员需要经过6个月的训练，主要是把电报明码全背诵出来，再由明码译为密电码。一般的出入电报由股长分配给各个译电员翻译，有的则由股长亲自翻译，有的甚至送给徐恩曾亲译(被认为特别机密的密电本不在译电股翻译)。编制密电码的工作是由最亲密、最可靠的三四人负责，他们编制特工总部与各地方机构间的密电码以及某些个人与总部间的密电码。此项工作进行得比较严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为了不使别人侦破，每年的密电码要更换两三回。(4)密电研究室：由于工作的复杂和难度，在情报科内还设立一个密电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开始于1933年。最初只是一个三五人的小组，由张华茂为主任，张华茂调到国民党交通部任职后改由马懋文为主任，陈文彬为副主任，这时该室共有十二三个工作人员。该室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利用侦查电台搜集蒋介石集团以外的各派系势力和共产党的密电；二为就所搜集到的密电码加以侦破成为电文，送给情报科处理。(5)情报站：在情报科下还设有直属的三个情报站，为北平、天津、上海，它们不受当地特务室的管辖，而是由总部情报科直接领导，只搞情报，不搞行动。还有一般的情报站，受当地的特务室管辖。5.训练科

训练科科长是王云亭，副科长是薛秋泉，干事有王济汉、朱秋白、徐政，助理干事为李士群。训练科的任务有三个：其一，将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按单位编为若干训练小组，小组人数不等，每星期开小组会一次，小组会内容一是有关特务伎俩方面的，二是所谓政治理论方面的。在开小组会时，首先要共同宣读所谓“信条”，其内容除“救国救民”、“精诚团结”等等之外，还有“严守组织纪律，决不自动求去”一条。每次小组会都要有会议记录，送交训练科审查，该科还要解答小组会产生的问题。其二，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的内部刊物，都是半月刊，前者专供特工人员阅读，后者则供特工外围人员阅读。其三，编撰特工丛书6册以及其他书刊，如《情报业务》，其内容除一般理论外，还包括搜集情报的各种伎俩。特工总部在1932～1933年开办过三期特工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月。第一期主持人是顾顺章，第二、三期为王杰夫，地点在南京瞻园，受训人数共有60余人。各期的训练内容都以侦查情报、行动破坏为主，外加陈立夫、徐恩曾等所谓的精神讲话。受训人员一部分是在职的特工人员，一部分是从各方面介绍来的新人，结业后被安排到特工总部及其所属的各省、市特务室工作。6.总务科

总务科科长原由徐恩曾的亲信周伯良担任，周伯良于1936年初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班同学张祖模继任，副科长是仝道云(女)。科内有工作人员10多人，中共叛徒胡大海(后改名为陈庆斋)、王国栋就被安排在该科。总务科除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之外，还设有一个保管股，负责保管武器弹药，据了解这些武器弹药都是一些小口径的武器如勃朗宁、20响的盒子枪等。因为特工总部的一般人员都是搞内部工作的，并不携带武器，只有搞行动的特工人员和所属各省、区的特务室人员配有这些武器。7.电讯总台

电讯总台的总负责人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早在1930年调查科时期，中统就设有电台，其主要任务是与所属机构(如上海和武汉)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如为反对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搞的“扩大会议”而派到北平、天津活动的人员)联系通报，其后陆续扩大，逐步普及到全国各省、市、铁路所属单位。主管这一电讯工作的就是电讯总台。电讯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电台通报。这些电台有两个特点，一为只管收发电报，完全不知电报的内容；二为避免被侦破，所发出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电讯总台所辖分台没有全部设在瞻园总部内，有一个分台设在和平路许家巷徐恩曾私人住宅的大院内。8.下属机构

特工总部在除边远省区(如新疆、西藏)和少数与蒋介石政权对立割据的省区(如广西、云南、山西)外，都建立了下属机构，在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在各省和各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这些“区”和“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所以另设有所谓“肃反专员”或“特派员”掩护特务室活动，“肃反专员”或“特派员”可公开出面与当地国民党党部、政府和法院进行联系。此“肃反专员”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该省党部委员中指定一个人担任，而这个人是由中统推荐的。省特务室设室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四个科，各设科长一人，其编制人员并无定额，有的不过二三十人，有的多达五六十人。较小的室只设三个科，不设行动科，行动任务由情报科兼管。此外，中统为了直接获取苏联的情报，曾在1935年派干事杨拔一(后改名为杨为)到国民党参谋本部谍报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到驻苏联伯力总领事馆任低级职员约4年。这些是大致的内部机构组织，还有被操纵的外部机构如反省院、邮电检查所、盐务缉私督察处和税务督察等。

二、内部控制的手段

维持这样庞大的一个特务组织也是需要很大的精力的，但是特工总部控制其所属特务的方式方法也是花样繁多，软硬兼施，政治思想工作与经济利益双管齐下，笼络、收买、关押、处死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政治方面

每一个参加特务组织的人首先要有两个“特工”介绍，经审查批准后，再填写一份所谓的“特工人员登记表”，此项登记表项目繁多，除一般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外，还有代名、化名、曾用名等，学历要从小学起，填明年月和地点，经历要写明所在单位的名称、地点和时间，同时还要写明家庭成员(从祖父至子女)的主要经历，家庭经济情况(包括收支情况和动产与不动产)，至亲好友的概况，个人的嗜好与特长，爱读哪些书，写过哪些文章，何时何处发表，自己对今后的打算，参加过哪些政治组织和一般团体(包括同学会、同乡会)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填写誓词，内容除“绝对服从领导”、“严守组织纪律”之外，还有“以特务为终生事业，决不自动求去……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这一誓词，登记表便成了终生的卖身契。

凡参加中统特务组织者，必须定期举行小组会。小组会每星期开一次，讨论内容分政治与业务两个方面，开会时首先全体起立，宣读所谓“信条”约七八条(中统局成立后改为宣读“党员守则”十二条)。中统还利用“总理纪念周”和不定期的“精神讲话”(多数是由陈立夫、徐恩曾担任)，对特务人员灌输奴才思想。一般特务之间互称“同志”，谈话中开口“组织”，闭口“团体”。徐恩曾经常对其部属说的一段话可称为灌输奴才思想的典型，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指蒋介石)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是为着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我们是负责政治工作的核心，谁要是看不起我们这份神圣事业，就是看不起自己。

每年清明节，特工总部会在南京郊区板桥新村举行“死难烈土纪念会”。特工总部在板桥购置了一大块荒地，盖了若干座简易房屋(包括住宅和会堂)，并鼓励所属人员自盖私人住宅(从副书记王思诚以下有不少人在那里盖有私人住宅)，称为板桥新村。l937年的纪念会上，会场悬挂着死者的大幅照片，事前购置了各种供品和香烛，布置成灵堂。总部人员都奉命前往参加，主要发言的是徐恩曾和死者家属代表，会上给予某些死者家属一点慰问金，会后全体聚餐一次。这种做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买和笼络人心。2.经济方面

特工总部从经济方面对“特工”的控制主要是组织“联谊会”。按照规定，每一个专职特工人员都是联谊会会员。在支领月薪时，强制扣发其薪金百分之几，作为联谊会的“事业基金”，扣发的百分比按累进率计算，薪金高的多扣，一般在百分之七八。此项基金并不只限于在特工总部内人员的工资中扣，那些后来被介绍到其他各级行政部门去工作的原特工人员也需缴纳，例如盐务部门的便由顾建中负责扣缴。联谊会收缴的这笔基金，内部并无一定的管理组织，而是完全由自任会长的徐恩曾掌握，并由徐恩曾指定其亲信如周伯良、章沮模、蔡均平、柳靖宇等数人管理。后来这笔基金逐年增多，徐恩曾便将这一笔钱在江苏灌云、安徽屯溪、湖南株洲购买了一片荒地和田产，特别是在灌云那块荒地占地最大，达二万余亩，是为灌云农场。此外徐恩曾还在南京中央商场(即今日的人民商场)投了一大笔钱，成了该商场的一位大股东。至于其他“基金”究竟还投到什么地方去了，旁人根本无法知晓。1937年春，总部人员特别是一般的低级人员，对于扣发薪金做所谓事业基金深感不满，啧有烦言。徐恩曾为安抚人心，便在一次会上公开宣布，把灌云农场的土地分成若干份，按缴纳基金数目的多少分给每个人。但此后便无下文，徐恩曾说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七七事变后，由于多数人怨声载道，扣缴基金的办法无法继续下去，便在同年秋宣告停止了。1945年2月，徐恩曾被蒋介石免去中统局副局长职务，由叶秀峰继任。叶秀峰认为联谊会是徐恩曾私人的事，拒绝接收，直至1949年大陆解放，有关联谊会的事无人理会，便不了了之。3.对待中共叛徒的管理手段

中共叛徒加入中统始于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其后还有陈庆斋(又名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中统特务内究竟有多少中共叛徒尚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刘不同先生所说的“占总人数三分之二”的说法是过于夸大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对于这些中共叛徒的态度可以概括为“用其才，不信其德”。该总部科长、副科长一级中没有一个是中共叛徒，总之，中统对于中共叛徒是怀有戒心、不予信任的。另一方面，中共叛徒中确也有人感到不甘心，甚至感到“愧悔”，例如周光亚在病重弥留时，曾对去看望他的好友们说过一句话：“自古艰难唯一死。”他还坚嘱其妻和子女一定要回乡务农，不要参加政治，充分表现出了这种心情。又如对于大叛徒顾顺章，中统也从未加以信任，尽管给予较高薪金，但也只是叫他担任训练特务的工作和编写一些特务教材。对此，顾顺章当然是心怀不满的。1938中统局成立后，情况有所不同，担任局本部科长、处长、专员、专门委员的中共叛徒有杜衡、陈建中、陈庆斋等人。

三、特工总部的一些罪恶活动

1932年至1935年是中统疯狂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段时期，其中尤以在上海的活动为甚。1931年中统在上海只设有一个特派员，由杨登瀛担任。1932年正式设立“上海行动区”，以马绍武为区长。许祖忻(卿)为副区长。1933年马绍武死后，许祖忻一度兼代区长。到1937年抗战开始为止，先后担任区长的分别有徐光麟、韩达、易鹤、彭利人等。上海沦陷后，由张瑞京继任区长(1939年张瑞京投降日伪，曾任汉奸头子陈公博的卫队旅旅长)。

中统上海区曾破坏了一些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其中主要的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据了解，被该区逮捕的地下党员先后有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卢福坦、中共组织部长盛忠亮等。

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先生在福建为国民党军宋希濂部所逮捕，当时宋部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后经叛徒指认才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姓名，但瞿秋白拒绝回答有关共产党内的一切机密情况。当这一消息报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等认为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能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有关共产党内部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便派遣一向专门搞所谓“审理工作”的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前往，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健，共同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但最后毫无结果，瞿秋白从容就义。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号召爱国救亡，团结抗日。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当地政府会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于同年底对救国会进行破坏，并先后逮捕了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随即将他们解送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认为爱国无罪，应当立即释放“七君子”。1937年5月，蒋介石命令徐恩曾把沈钧儒等七人送到庐山与其会面，企图加以收买软化。徐恩曾当即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组组长马啸天赴苏州陪送(实际上是押送)“七君子”赴庐山，临行前徐恩曾交代：在苏州关于此七人离开高等法院的手续一概由苏州高等法院院长刘云(刘云是徐恩曾直接领导的高级特务)办理。之后由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蒋介石不得不把“七君子”释放，但是此后还是派中统特务对“七君子”的行动保持密切监视。

特工总部在南京道署街成立时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紧邻。该司令部自1930年起即与中统原始机构调查科关系密切，到了“特工总部”阶段，其关系更加密切。除特务头子徐恩曾、顾建中、季源溥被该司令部受聘为顾问、督察外，大叛徒顾顺章还被该司令部聘为教官，讲授密电、密写、化装等技术。当时特工总部在南京城内登隆巷某号一间旧公馆式房子内设有一间临时的秘密监狱，1934～1935年间由顾建中直接掌握，顾家便住在最后一间，可以从后门出入。后来特工总部关押的人过多，原有监狱不够用，中统便在宪兵司令部监狱内另盖几间平房，专为关押中统送来的人之用，这几间平房便成为了监狱中的监狱。

当时宪兵司令谷正伦还兼任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警备司令部与宪兵司令部同设在一个大门内。这两个司令部与特工总部都有直接往来，其中关系密切的一为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处长卫持平，副处长欧阳向，科长周剑心)，一为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贺伟峰，军法官李植、袁辟璋)，这些人还得到特工总部的津贴。中统特务中与该两处接触最多的除顾建中、季源溥外，还有王思诚、徐兆鳞、王杰夫等。特工总部与这两个司令部互相勾结、配合，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犯下极为重大的罪恶。

第二章 干粗枝叶茂

第一节 西南铁三角

一、中统在四川

军统在四川的特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不免让中统局的特务们特别眼红。为此在1934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派遣苟怀谦(化名高怀德)，以国民党四川特派员办事处干事的名义，随特派员曾扩情到达重庆，在办事处内成立特务室。开始时，这个机构是由复兴社分子、办事处秘书宋天问任主任，不做实际工作，实际工作由苟怀谦负责。苟怀谦是四川眉山思濛乡人，20年代在雅安师范念书时，受中共早期党员、该校教师恽代英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在川南一带进行农运活动。“九一八”事变前后到了上海，在闸北区从事军运活动时被捕，并被送到江苏监狱关押。之后经过调查科总干事季源溥劝降而叛变，做了调查科的特务。因为苟怀谦对四川的情况非常熟悉，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也了解得比较多，所以就被派到四川来了。叛变的人始终是要找到一些成绩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苟怀谦也不例外。为了尽早破坏眉山县地下党组织，他拼命地寻找过去在地下党的老关系来为自己服务。苟怀谦刚调回四川不久，就以帮助介绍工作为名，写信给他在雅安师范时一起参加共产党的同学刘文希，将其骗到重庆软禁起来，经过威胁利诱，使刘文希叛党，交出了眉山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并答应给中统当情报员。接着，他们俩一道返回眉山县，先后破坏眉山、丹棱、青神等县的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杀害了参加领导青神县土(主)梧(凤)等乡起义的女共产党员毛次英(别名小毛)。苟怀谦觉得还不满意，接着在重庆冒充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巡视员，和叛变的原江津县地下党领导人夏光行在江津召集地下党负责人开会，由于当时的江津县地下党组织对形势认识不足，被两个叛徒破坏了整个江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苟怀谦原以为这些成绩可以为他带来升迁的资本，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

1939年上半年，中统局在四川党部内成立了调查统计室(简称“川调室”)，首届主任何培荣是四川人，他曾在戴笠主持教务的杭州警官学校受训并加入军统，1939年前，他担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市警察局的督察长，此后得到朱家骅的赏识而投入中统，经朱家骅擢升为四川省党部委员兼川调室主任。但是苟怀谦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好的基础，轻易地交给一个在四川没有什么业绩的人手中，心里很不甘，就用不交接工作，也不交待人事安排档案来抱怨发泄。何培荣也只得另起炉灶。他大量利用亲朋好友、同乡、同学，特别是他在杭州警校一期的同学，建立起了川调室。相对以前的特务室，川调室的机构已经有很大的改观，室内设有总务、组训、党派机构、党政情报等四个股，有电台一部，在四川各地设内江、资中、万县、眉山等16个区。苟怀谦没办法，只好和何培荣交待人事安排档案。但是同时也埋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统内部“中央派”和“地方派”的派系冲突，所谓“中央派”就是经中统局派来四川的外地特务，所谓“地方派”即原来从地方上提拔起来的特务。虽然这两派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但是他们反共和反民主的立场是一致的。

到了1941年四五月份，全省各县市党部均先后设立了通讯组，组长多由县市党部书记员或委员中有中统组织关系的人兼任，至此，中统在四川的情报组织遍及全省，人数也以数千计。到了1949年，四川的党网有六千人左右，通讯员有四千多人，规模得到较大的扩大。在川调室的各区中，以成都区、自贡区、渝区最大，之后划归中统直接领导。此时的川调室除了用专职的特务进行活动，还利用其他的控制机关，主要是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情报组和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四川省特委会)来进行特务活动。四川省特委会实际是专为对付共产党的进步党派、进步人士而设立的，权力很大。抗战中期时蒋介石就曾经规定，只有各省特委会才有权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逮捕、关押和审讯，这就使特委会原来的权力得到了增强。加上省特委会的下属组织为区特委会、县特分会和情报组，特委会工作开展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特委会在捕人、杀人的时候，都能利用区特委会、县特分会和情报组提供的情报。中统特务正是利用了省特委构建的广泛的特务网，在抗战时期进行了很多的活动。1940年，省特委会与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的头目会商决定，以共产党煽动成都饥民抢米、准备进一步组织春荒暴乱为借口，进行一次大逮捕，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委委员车耀先和共产党员、爱国人士朱亚凡、杨道生、薛庭恩、黄慕鹄等一百多人逮捕下狱，并在抢米现场将朱亚凡枪决，不久后薛庭恩被活埋，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杀害。1941年，又先后逮捕了参加过车耀先领导的救亡团体星茫社、大声社的骆国枢等一批人。1942年逮捕了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发行员李椿等。1943年在乐山逮捕了武汉大学的赵云鹏等；在资中、内江、荣县、威远地区逮捕了余泽，并秘密予以处决。

抗战胜利后，中统把四川省特委会和四川省特委会情报组两者统一起来改为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又称乙种会议。同时在成都成立了成都经检大队第一大队，在盐务、粮食、交通、文教等系统方面进行监察。通过这样的改组，中统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任务也随之加重，对各个部门不得不安插自己系统的人进行监察。而在川调室进行渗透的各个部门中，要数文教系统的渗透是最严重的。学校是中统特务着重注意的对象，自然破坏和渗透也就最严重。对学校的渗透从抗战前就开始进行布置。在抗战期间，很多学校内迁到了四川，这样为了加强学校的情报搜集，中统通过国民党省党委的关系与各学校取得了联系。为了更好地控制学生的情况和监督学生活动，四川中统特务机关在特务室阶段就有了学运组织——学生生活社。1939年以后，又设立了学运组、学运委员会和学运会报等机关，在学校里秘密地建立了网讯关系。他们通过这些关系对进步师生进行监视，破坏各种进步运动。人们称这些特务学生为“职业学生”，逮捕进步师生的“黑名单”，多是通过他们密报的，在学生和教员中安插中统的内探，使本来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了一个勾心斗角的地方。1940年以后，四川省教育厅就在厅内成立了一个“防奸小组”，所谓“防奸”也就是“清除共产党”。在1943年，何镜明到乐山县中学当教员，中统在乐山县据点的负责人郑万禄就把何镜明建立为特情，通过何镜明的告密查出了乐山县中革命组织——读书会的组织者、中共地下党员魏世明以及参加读书会的进步学生杨彦芝等一批人；何镜明还告密了乐山《立言日报》内部的进步人士的活动，以及成都进步新闻记者车辐到乐山同中共党员、民主人士接触的情况。然而，以上这些都只是中统派内探到学校活动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特务活动是不为人所知的。

1947年，国民党撤销中统局编为党通局。川调室相应地也改为省党委的党员通讯组，编制名额不到十名，表面上较以前是大幅度地缩减了，但是事实上四川的特工人员并未减少，反而因为有外延单位而有所增加。通讯组甚至连照牌都照旧使用着，只是把“工作据点”改称为“通讯台”罢了。

然而无论怎样改，不会改变的是它本来的反动面貌，只是改组后，通讯组的工作没有开展开来，成天就想着抓到共产党领奖金，所以闻风就捕，一牵连就是一大片的事件时有发生。1948年下半年，通讯组眉山据点书记谢渠在当地逮捕到一位成都少女张静，据告密她是共产党嫌疑犯。谢渠亲自押她到通讯组，经过郑万禄的审讯和威逼，她供认她参加成都话剧团，认识《快报》副刊社编辑黄化石，黄化石介绍她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通讯组马上派人将黄化石逮捕，并将其关在外西龙爪堰的防空洞内。黄化石承认他是民主同盟成员，但不是共产党员，在成都与社会服务处总务股长叶建初合办《学生周报》。通讯组又依此逮捕了叶建初。叶建初承认同黄化石合办《学生周刊》，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而且他本人是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当过贵州省支团股长，因不满现实才同黄化石等合作。实际上这三人都不是共产党人。从当时的种种可以看出通讯组主要对付的其实是共产党，从这方面来说，通讯组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就很多了。通讯组成都试验区工运组长雷治华(公开身份是川西邮政局视察)密报“成都世界语学会保密信箱内接收的报刊、文件，多系宣传共产党言论的”。经通讯组通讯员吴炎查报，说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许寿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即派人将许寿真逮捕关押，并逮捕了与之接近的世界语学者、四川省府会计处职员相辅辰和四川大学学生黄思维，许寿真和相辅辰于1949年12月7日被秘密处决。1949年3月，成华大学中统通讯员赵柏龄向先大启告密：“校内同学曹立忠约他参加民革组织。”赵柏龄请示对策，得到的指示是“打进民革”。通讯组根据赵柏龄提供的线索，先后逮捕了成华大学学生曹立忠、四川大学学生中的民革组织领导何锡铭、何锡铭的女友四川大学女生黄玉明等。经审讯得知他们加入了民革都是省政府财政厅职员赵彦君介绍，而川康地区组上层的领导人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刘文辉用他的夫人杨蕴玉的名字同下面联系，刘文辉以下的，川东由陈兰亭负责，川南由李宗熠负责，川北由杜重石负责，川西由王蕴之负责。刘文辉、陈兰亭是四川的大人物，不便轻易下手，杜重石、王蕴之逃往香港，通讯组便将李宗熠突击逮捕。李宗熠当时是“国民代表”，逮捕李宗熠引起在成都的省参议院、“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纷纷指责和质询。就在这个时候，徐远举奉最高当局的指示，专程到成都把李宗熠用飞机接到重庆。解放前夕，曹立忠同李宗熠分别在成、渝被杀害。除了这些一批一批被逮捕、被杀害的革命人士、进步人士和异己分子以外，1947年6月、1948年8月、1949年4月，通讯组还在成都先后搞过三次大规模的逮捕。这些逮捕人员的黑名单都是由四川通讯组提供，并由派出的外勤特务参加行动。在这些大逮捕中牺牲的许多烈士，实际上是死在通讯组特务们的手里。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逐渐溃败，特务组织也逐渐萎缩成川康调查处，到1950年1月西昌解放，国民党的这些据点无法继续工作，特务们也四处逃遁，至此，中统特务在四川的历史使命就彻底结束了。

二、中统在广西

相比四川省调查统计室来说，广西省调查统计室的成立在时间上晚了很多，而且广西省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1938年8月中统局成立后，就急着在各省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此之前，全国虽然统一了，一些省份也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下级组织，但各地还保留了以前军阀的影响力，特别是当时的广西，是桂系的“势力范围”。中统局刚成立，就派出了专员蒋静一到了桂林，在丽泽门设立办事处，一方面要取得桂系的同意，在广西发展组织，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想乘机调查桂系党政军的情况，调查社会进步人士在广西的活动。这一举措使桂系提高了警惕：一要在反共立场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二要防止中央借中统特务进入桂系内部。于是，在中统局和桂系之间就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关系。蒋静一在广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不了，最大的成绩也就是举办邮电检查人员训练班，企图一手统抓广西邮电检查的工作。但是因为和广西省政府尚未商妥如何在广西设立机构的问题，蒋静一只得离开桂林去了中统局南京总部。直到1942年秋，广西省党委部主任委员黄旭初才答应中统局在广西省党部设立调查统计室来专门负责特务工作，经费则由中统局负担，不列在省党部经费项下。黄旭初怕中统局直接派人来桂主持特务工作，所以立即介绍桂系特务头子梁学基任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免中统局直接插足。从此，梁学基就身兼两职，把桂系特务与中统特务联合起来。1942年冬，在梁学基任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的时候，广西曾掀起反共高潮。当时由黄旭初派出梁学基等特务分子到南宁、柳州等各大城市大举逮捕共产党人。仅在南宁、梧州、桂林、柳州四大城市就逮捕了五百多名共产党人，当时集中在柳州鹧鸪岗临时监所的就有三百多人。梁学基任职不久，于1943年春介绍梁凤亭接任了调查统计室主任的职务。梁凤亭毕业于广西党务学校，与梁学基是同学关系，也是黄旭初手下的特务，所以调统室实际上仍为桂系军阀掌握。但到了1944年冬，日军侵占桂林，桂系军队不战而退，广西省级机关都由桂林逃迁到百色，广西大部沦于敌手，桂系统治广西的力量损失惨重。中统局抓住了这个机会，于1945年春派出该局人员王全章为广西省党部调查局统计室主任，前往广西百色接任。但王全章还没有上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又派梁昌汉为广西省党部委员，由重庆返百色任职。抗战胜利后，桂系势力又回到了桂林，只是被削弱了很多。于是，中统局派第二组第六科科长程剑声来桂任调统室主任，程剑声到了广西后设立了南宁区和梧州区。

中统南宁区设有区主任一人，调查工作人员六七人，区主任为尤勋伯，它的任务是指挥桂西方面各县党部的特务活动。南宁区的活动范围比较广，当时省党委调统室与省政府特务组织已有密切联系，南宁区的特务活动与南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特务活动也能联系起来协同工作。如桂系特务头子之一的林茂任南宁行政督察专员时，中统南宁区主任尤勋伯常与林茂接头，交换情报，共同对付共产党。1947年五六月，南宁师范学院和南宁各中等学校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时，南宁区与南宁市行政专员公署曾相互配合密切注视各校学生活动，行政专员公署和南宁市警察局曾派出武装军警监视学生的游行。同年8月，由于中统南宁区的情报，广西省政府曾下令南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逮捕南宁共产党人士、进步人士、南宁师范学院的一批进步学生，以及南宁《绿洲周刊》社主任、托派分子等共二十余人。

中统梧州区的设立与南宁区大体相同，它是为开展桂东南的特务活动而设立的。省党部调统室当时派农立邦为梧州区主任，后来程剑声又派平乐县党部通讯员李春侠到梧州帮助农立邦。农立邦与梧州高中训导主任杨某取得密切联系，以杨某控制梧州的学生运动。农立邦在梧州还拉拢了梧州商会主席徐树棠，通过徐树棠来控制商会组织，以徐树棠为发行人，农立邦为社长，办《梧州商报》作为反共宣传的喉舌。农立邦还加入了梧州洪帮，深入下层社会组织中进行活动，无恶不作。1949年11月，梧州解放前期，农立邦逃到香港。这样，梧州区的活动才告结束。

广西调统室成立得很晚，而且主要的工作是对付共产党。在广西解放后，广西省调统室也就宣告结束使命。

三、滇省浮沉录

云南省的情况与广西省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中统在云南的组织活动从龙云统治云南的初期就开始了，但云南保持的半独立状态跟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龙云，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龙云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他对云南统治近十八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1932年前后，中统局的前身特工总部为发展各省特务组织，曾在国民党各省党部委员中遴选一批人分任各省的“肃反专员”，负责掩护、领导该省的特务室进行活动。云南方面因环境特殊，怕龙云不肯答应，便遴派了既与“CC”系有密切关系，又与龙云有小同乡关系的云南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裴存藩担任云南省的“肃反专员”。裴存藩接受了这个职务，曾托龙云的亲信人物张邦翰等向龙云疏通，说明这个机构唯一的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并表示绝对听从龙云主席的指挥，为主席服务等；同时还把特务室改为“肃反厅”，与省府的其他厅并列，以消除龙云顾虑。就这样在得到了龙云的同意后，裴存藩才开始筹建机构，打出招牌进行活动。当然，谁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进行一些特务活动，龙云也是一样，还派人暗中进行监察。所以“肃反厅”小心翼翼，避免引起龙云的怀疑和误会，只能专门搞一些中共在云南的地下活动的情报，其他方面绝不涉及。因此，虽然中统在云南很早就设立了组织机构，相对四川、康藏、贵州等省都比较早，但是组织活动等并没有什么基础，这一情况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改变。

1937年抗战开始后，为了抗战的需要，龙云对中统的疑忌态度发生一些改变，中统的工作开展相对来说顺利一些。1938年，特工总部在汉口改组为“中央调查统计局”，云南的“肃反厅”也相应地根据统一名称改为云南省调查统计室，简称为滇调室，以原来在“肃反厅”任职的昭通人查宗藩为主任。此后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掩护下，滇调室才逐渐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县份开展组织活动。日军侵入越、缅以后，为了加强对日情报的收集，中统在越、缅边区派李品伟为专任情报人员，同时在下关设立滇西区调查统计室，派李品伟为主任。日军入侵腾龙边区后，为情报传递的方便，中统还在下关及镇康两处设了专用电台，称为下关台及镇康分台。当时因中统局和英国特务机关已有合作关系，滇调室与英国驻昆明领事馆也曾交换情报，但他们交换情报的重心，表面上是合作对日，但实质还是防共、反共，所以滇调室与英国驻昆明领事馆关注的主要还是缅甸共产党在滇缅边区的活动情况。

然而，注意共产党的动向只是滇调室的任务之一，严控进步人士和学生也属于其重要的职责范围。在云南，严控进步人士和学生的工作还显得格外重要。抗战期时间很多大学纷纷向西迁，在当时的昆明，就有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校等大专院校，公立、私立中等学校亦日渐增加，教授和学生数量因而急剧增加。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广大进步教授和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日益高涨，滇调室对控制昆明各学校广大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颇感力量不足，于是向中统局申请增加力量。中统局许可铁路调统室可以超越它的工作范围，以监控昆明各大中学校为其工作重点，以补助滇调室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把原设贵阳的西南公路局改称为第四区公路管理局并移设昆明，原中统西南公路调统室亦随之改名为第四区公路调统室并迁往昆明，所有这些机构都同样可以超越其原有的工作范围，以控制昆明各大中学校广大师生爱国民主运动为其主要任务。这样，昆明的中统组织机构就有了三个，而这三个机构都以昆明的学生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当然这三个机构彼此之间为了获得重要的学生活动情报，矛盾就在所难免。当时就曾出现三个单位争一个职业特务的情况。

铁路调统室曾培养了一些职业学生，其中有一名叫傅嗣俊的曾混入云南大学读书，专替铁路调统室搜集学生活动的各种情报。由于情报较为迅速详确，铁路调统室因而受到中统局的传令嘉奖，并颁发了奖金。滇调室不甘落后，以较多的津贴暗中收买傅嗣俊，要他把所搜集到的情报，提前抄一份给滇调室。此事被铁路调统室知道后，曾引起双方的一场争吵。1946年，为了解决矛盾，昆明这三个机构协商决定由三个机构共同组织一个昆明区调统室，其人员由三个机构调派，经费由三方分担，工作计划由三方商订，昆明区调统室专门负责领导布置在昆明各大中学校内的特务活动。但不到一年，这三个机构又因人事关系而意见不合，昆明区调统室即宣告撤销，各机构仍是各自为政。然而，不管怎么样闹矛盾，这三个机构在对付云南民主运动上还是一致的。

当时在云南还有一些活动是在龙云的默认下顺利进行的，所以这三个机构也不敢随便进行破坏。1945年5月4日，云南昆明各大中学校举办“五四”青年节的活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8 000多师生和各界人士到会，大会发出《通电》，指出国家当前的困难是“18年一党专政造成的”，“当前首急之务是废除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是唯一途径”。会后近万人的队伍举行示威；市内沿途观看的群众纷纷加入，使游行规模扩大到了1.5万人，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得到围观的数万群众的热烈响应。这个活动很快就传到了三个机构的耳朵里，当时任国民政府总参谋兼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还准备联合三个机构镇压学生运动，但因为没有得到龙云的支持而只能作罢。

昆明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增加了蒋介石对龙云的嫉恨，决心用武力解决龙云。但因处于抗战期间，不无顾虑，故隐忍在心。到了1945年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武力解决了龙云政权，成立了以卢汉为云南省主席的云南政府。在卢汉主政云南期间，中统组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个阶段也是他们退出大陆、逃往台湾的最后日子。在抗战结束之后不久，中统特务李宗黄还在云南昆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另章介绍)。在解放战争期间，1947年成立了云南省党政军“联席会报”时，中统(后改为党通局)在昆明的三个机构都参加了，在“联席会报”之下还设立一个执行小组，中统的三个机构都是该小组的成员，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亲自出席，每周举行一次汇报，提出调查所得到的情报。1948年6月，中统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时，中统在昆明的三个机构提供了逮捕的黑名单。在“七一五”事件中(1948年7月15日，国民党云南当局派出千余名警察、宪兵包围昆明云南大学和南箐中学，开枪射击学生，学生死伤150人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昆明“七一五”大血案)，中统在云南的这三个机构都派出便衣特务参加对学生的围攻。

1948年冬，中统把云南省政府统计室扩大为统计处，处内设了专搞特务情报的科，由中统滇调室人员转业过来任统计处统计长，中统局推荐他们的人担任，遭到卢汉的反对。结果在实行省级机关裁员简政时，这个成立没有几个月的处就被撤销了。1949年9月初，蒋介石把卢汉弄到了重庆进行商谈，蒋介石提出让卢汉在其地位未动的情况下，增设云南绥靖公署，指挥所有中央部队，并由卢汉担任该署主任，还准予卢汉扩编保安团队为15个团，除发给装备外，还补助了一大笔款项作编练经费。当然，蒋介石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他的本意是要求卢汉断绝和龙云的来往，并且要卢汉立刻在昆明进行一次彻底的整肃，对云南各机关、大中学校、报馆及社会各方面的民主人士进行一次大逮捕，要卢汉负总责，另外指派军统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协助办理。卢汉掂量了一下，认为这个买卖能做。于是，当他一回到昆明后就和徐远举进行了布置，决定在9月9日开始行动，史称“九九整肃”。他首先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并逮捕了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中共党员)及参议员多人，然后，按照先前拟定的黑名单分头执行逮捕。数日后，整肃又由市区扩大到郊区的各工矿企业、铁路、公路各方面。这次行动从9日开始不分昼夜，先后逮捕、关押了近三百人，使整个昆明成为了一个恐怖的世界。虽然这次活动是中统和军统合作进行的，但中统对此“九九整肃”颇为热衷，曾指示其云南的机构设法争取参加。卢汉原本不允许中统插手，但中统不甘心，之后直接布置一个潜伏的秘密单位，其负责人就是原任命为云南省调查处副处长的李宏泽。该秘密单位设在大南门外顺城街，活动地区着重布置在昆明到河口市的原滇越铁路沿线地区开远、蒙自一带。李宏泽于8月中旬即到昆明，主要和越南的中统机关联系，他直属于中统局，由陈庆斋就近领导。李宏泽是中统一个派出机构贵阳办事处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代表中统局督导滇、黔、湘、桂四省的特务活动，所以滇调室由陈庆斋来督导。这是中统为加大对云南的特务活动的力度，也是为了和军统争一份功劳。但是在之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云南的卢汉就宣布了起义，中统在“九九整肃”中也没有捞到半点利益，而且还有很多中统人员被卢汉囚禁，孙秉礼、邓凤林、徐灿荣等中统特务先后被捕。至此，云南中统组织全部瓦解。

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系统来说，全国范围内的特务活动中，无论在南京和重庆，还是在其他任何地区，对中共的工作都是重中之重，西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活动区，所以蒋介石集团对西北地区特务工作的开展最为重视。

第二节 西北特务行

一、西北区的建立

1937年抗战开始后，南京特工总部为疏散南京方面的重要人员，在加强各省、市、路工作的口号下，分派专员以上高级特务分赴西南、西北、华北以及津浦、平汉、平绥各路督导。当时派到西北的是孙步墀，其任务之一是侦查监视马步芳。马步芳历任青海本家族军队副营长、营长、团长，1929年接受冯玉祥改编，成为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混成旅旅长。1936年代理青海省主席、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10月，率部在甘肃河西对北上红军进行疯狂堵击，历时7个月，予红军西路军重大杀伤，残酷杀害红军俘虏。1938年正式就任青海省主席、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委员，至此登上“青海王”宝座。孙步墀的另一个任务是监视马鸿逵。1933年1月，马鸿逵率十五路军进驻宁夏，兼任宁夏省主席。1940年，蒋介石明令各省设立稽查处，马鸿逵便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改组为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并任命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兼稽查处处长。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马鸿逵又把军警联合稽查处改为宁夏省保安司令部稽查处，程福刚仍兼处长。1949年春，根据国民党中央命令成立宁夏省警保处，稽查处撤销归并警保处，由马如龙兼任处长直到宁夏解放。可以说，长期以来，马鸿逵把宁夏当做他自己私人的地盘。

西北区的建立是为了拉拢“二马”，并加强西北中统特务组织的势力，达到所谓安定后方的目的。后来孙步墀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专员的身份和兼任中央党部秘书处视察专员的名义，在兰州成立了专员办事处，督导甘肃、宁夏、青海及西北公路的党务特务活动，拉拢和“二马”的关系，侦查青海、宁夏、新疆的情况。开始时，办事处的组织非常简单，只是在专员之下设秘书一人、干事一人、译电员二人。孙步墀为了方便开展工作，首先和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朱绍良搞好关系，同时又和马鸿逵的小姨子结婚，拉上了马鸿逵的关系。孙步墀当然不会把马步芳给落下，他为了拉拢马步芳，把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带到重庆见蒋介石。经过这样的安排，不久之后便成立了宁夏省调查统计室以及西北公路特别党部，并派进和培养一批特务担任甘肃党部委员，基本上控制了甘肃省党部。1941年，孙步墀去重庆与中统局洽谈成立西北区，孙步墀自任区长，王从光为副区长。之后区部成立人员和编制均无大变动，在中统内部是西北区部，对外的名义仍是专员办事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大区域的西北区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组织，在这里，孙步墀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他经过短短的几年就把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西北区。西北区所辖范围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和陇东包围区以及西北公路，另外直属一个河北看守所。看似西北区能做一番大的事业，但是西北区的实际情况却很尴尬。甘肃、宁夏虽然正式建立了调查统计局，但是由于这两个省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情况，调查统计局发展相对缓慢；青海因马步芳割据势力的存在尚未建立中统特务机构；新疆主要是盛世才盘踞，情况更加特殊，不仅仅是中统人员，所有国民党中央人员都进不去，根本没有中统特务机构。虽然西北区的职权是对所属各单位的特务工作进行督导，但是各单位的人事经费均直属中统局局本部，不归区部管辖。西北区特务机构比较空泛，所以只能党部、特务机构合二为一，没有再成立特务机构的必要。虽然这个西北区需要大量人员来维持，但事实上西北区的组织人员非常少，仅设区长一人、副区长一人，区长和副区长之下设干事一人、录事一人、译电员一人、保卫兼交通二人。即使是这样，西北区也只存在了一年多，1942年5月，中统局撤销了西北区部。撤销西北区部其实也是西北区和中统局本部掌权顾建中等人矛盾的结果。西北区虽然撤销了，但也是只取消了区部的名义，孙步墀的专员办事处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不过在此之后，专员办事处也没有什么作为，解放后也就完全解散了。

二、西北区的活动

西北区虽然只存在了几年的时间，地位尴尬、组织乏力，因此，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西北区不断地努力，进行了很多的活动。1.发展健全特务组织

首先，成立区部干部小组会。中统各级组织除正式编制以外，有的还有干部小组长，由各级的首脑与主要干部组成，其任务是策划工作，并带有集体领导的性质。西北区部成立之后亦随即成立干部小组，组长是孙步墀，书记是王从光。组员为甘肃省室主任沈贵德、陇东包围区室主任兼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韩达、西北公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阎松年，另外邀请兰州正中书局的经理曾干生(中统特务)、西北公路视察室主任兼该路西安兰州段段长刘秀文(属顾建中系统的人，孙步墀邀请其参加主要是为了方便领导散布在兰州各机关中的顾派特务分子)、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陆锡光、段焯(陆、段为地方人士)。从这个区部干部小组会就能看出来当时存在的内部矛盾，这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干部会决定每月开两次会，开会时由组长担任主席，书记担任记录。凡上级指示，组长认为必要的提会报告，如有重要问题，同样是组长认为必要的提会报告和讨论。虽然规定如此，但这个西北区干部小组会却有名无实。

其次，成立了兰州市行动区。过去兰州市的特务活动由甘肃省调统室直接管理。西北区成立后，为了加强兰州市的特务活动，指示并协助甘肃室成立兰州市行动区。设区主任一人，由孙步墀派其亲信梁俭担任。其组织很简单，在主任之下设一个行动队，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行动员八九人，队长由区主任梁俭兼任。兰州市行动区只属于甘肃调统室，其任务是领导兰州市各机关、各社会阶层的特务分子，发展关系，搜集情报，侦查革命组织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听从甘肃调统室命令破坏组织、逮捕革命人士等。自1941年成立后直到兰州解放，所有中统在兰州的侦查革命活动、破坏革命组织、逮捕进步人士等均为该区直接所为。

第三，建立天水、酒泉中心区及岷县、临夏、武威、靖边等中心县发展特务组织。西北区成立后，鉴于甘肃调统室下层组织不健全，特别是外县有的县仅有少数特务分子，有的县甚至都没有。而这些兼职特务直接由甘肃调统室领导，仅能通通信搞搞情报，不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特务工作，发展特务组织。区部为此指示并协助甘肃室健全下层特务组织，成立了天水中心区，天水县党部干事任区主任，领导天水专区各县，同时也在酒泉、岷县设立中心区，在临夏、武威、靖远亦各设立中心县，选派专人负责开展附近各县的特务活动，这些中心区、县均由甘肃室直接领导，陇东的二、三专区则由陇东包围区室领导。这样，全省下级就能开展特务活动了。

第四，成立青海省调查统计室。一开始由于马步芳的关系，中统一直没法进入青海，所以为了避开马步芳而建立青海省调统室，中统利用西北公路作掩护，打入青海，由西北公路特别党部派兰青段党务指导员，在西宁设立指导员办事处。表面上是做西北公路的党务工作，实际是深入青海开展特务活动。由王正海担任指导员，王正海是中统特务，他是马步芳在青海选拔保送到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优秀青年，加上他是青海本地人，所以工作开展起来还相对顺利。筹办妥当后，1941年夏准备成立青海调统室，但王正海个人能力不够，在筹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马步芳给发现了，青海省调统室也就困死在摇篮中。从这一点上看，西北区认为有必要加强自己人员的素质，于是就在甘肃省调统室成立了干部训练班，也只是举办了一期，总共十几个人，训练完了就分配到各个单位担当任务。可以说，西北区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加强自己的势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很多客观的原因而影响了它的规模。但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西北区依然是不遗余力地持续进行罪恶活动。2.加紧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中统扩大影响力的方法就是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镇压，结果往往是让他们更加失望。最先让他们失望的一件事情是逮捕樊执一和刘驰骥等，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中统局根据陕西省调统室的情报得知樊大畏是共产党员，在陕北工作，他的父亲樊执一在兰州马坊门街开华美照相馆，掩护共产党活动。樊大畏的妻子朱芳兰也是共产党员，在兰州活动。中统局通过自己的情报员得到报告后令甘肃调统室进行侦查逮捕。甘肃调统室奉令后派人侦查，发现马坊门街确实有华美照相馆，亦有樊执一、朱芳兰其人，但至于该处是否为共产党的机关，樊、朱二人是否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该室并未获得证据。但为了取得上司的信任和支持，甘肃室主任沈贵德计划秘密逮捕樊执一，希望通过迅速审讯得到线索以扩大对共产党的破坏。于是，沈贵德一面电报中统局，一面亲自来区部向孙步墀请示。经孙步墀批准后，甘肃调统室将樊执一逮捕，后押看守所，并将其儿媳朱芳兰诱至省党部由沈贵德亲自策反，朱芳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在兰州没有活动也没有组织关系，并承认其夫樊大畏也是共产党员，在陕北工作，朱芳兰表示愿意自首。沈贵德立即办理手续将朱芳兰释放。沈贵德还自称把朱芳兰发展为情报员，并由其亲自领导，但事后朱兰芳并没有什么表现。大约过了半年多，朱兰芳托故回西安有事，跑到陕北去了，据后来情报证明朱芳兰的自首是假的。樊执一被捕后，经甘肃调统室审问，结果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被释放。另外是逮捕刘驰骥，根据甘肃调统室侦查，辎汽四团司机刘驰骥是共产党员，于是沈贵德布置逮捕，在1941年一个夏天的晚上行动，共逮捕了刘驰骥等六七人。当时兰州市行动区曾用刑逼供，但刘驰骥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逼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活动情况来，直到西北区撤销时，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能将其释放。

在经历了两次无效的行动之后，西北区特别希望能有机会抓到共产党人。西北区不断收集情报，并通过情报逮捕王洛宾和彭光祖，然而其审讯的结果一样以失望告终。王洛宾是个音乐家，与其妻罗珊在青海省政府工作。罗珊为马步芳当秘书，当时可能是因为王洛宾的思想比较进步，青海当局怀疑他是共产党。孙步墀与青海驻兰州办事处有来往，他从办事处了解了王洛宾的情况，1941年夏天，王洛宾来兰州办事时，办事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孙步墀，之后孙步墀就逮捕了王洛宾并将他关在河北看守所。关押期间进行了很多次的审问，但是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后来又把王洛宾的妻子罗珊骗到了洪岳家逮捕，在审问她时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最后也只好释放。彭光祖是绥远人，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大读书，约1940年冬来兰州，甘肃调统室侦查彭光祖有共产党嫌疑，经孙步墀批准将其逮捕。经过审问后，彭光祖只承认了加入过一个进步组织，后经说服加入了中统。

西北区的这些活动严重地打击了特务们的积极性，但是他们依然希望有所成就，而鉴于西北区的特殊的情况，却又不得不和西北区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和合作。3.与马鸿逵合作

蒋介石虽和马鸿逵在利害关系上相矛盾，有斗争，但在“反共”立场方面却是一致的。马鸿逵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一贯拥护，并以此为借口拼命扩充实力。因此，与“军统”“中统”特务在这方面的合作便很自然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表面上联共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其骨子里的反共立场却丝毫未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根本没有公开活动的自由。马鸿逵同样也把反共当做头等大事。宁夏地区小、人口少，保甲制度和各地的稽查处、所都随时监视着共产党在宁夏开展的地下活动。1938年，中共第一任宁夏工委书记杨守义(山西人)来宁夏建立地下组织时，是以学校为活动基地。他先后在中卫、中宁、宁朔、银川、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建立了联络点，发展了一批中、小学教师进行秘密活动。银川的联络点则设在玉皇阁北街杜琳家中。杜琳是银川人，抗战开始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毕业后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回宁夏协助杨守义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银川西门小学校教员。1939年冬，杨守义调走，由崔景岳从陕西来到宁夏接任工委书记继续开展活动。中统宁夏调统室调查员李郁华经侦查得知杜琳有进步嫌疑，便密报调统室主任马效贤，马效贤即派李郁华化名林某某打入西门小学任教，利用“同事”关系和杜琳接近摸底，同时，马效贤又向马鸿逵密报要求协助。马鸿逵当即令稽查处与之合作，全力支援，务必查清，程福刚遂奉命派便衣队长武登奎对杜琳盯梢监视。

李郁华打入西门小学后，伪装思想进步，千方百计接近杜琳，并在交谈中故意说些不满现状的话，天长日久，遂使杜琳失去了警惕，将崔景岳的情况向他暴露。1940年春，崔景岳由宁朔县来到银川，一天正在杜琳家中，李郁华于晚上带领宪兵和便衣队把杜家包围，将崔景岳、杜琳一起逮捕。当夜稽查处主任高中弟会同调统室主任马效贤对崔景岳、杜琳二人进行了审讯。经过多次严刑拷问，崔景岳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后来才从江生玉(中宁人，抗大学生)的供词中得知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稽查处少校稽查牟坤同从江生玉家中还查获一份崔景岳交给江生玉向延安党中央传送的汇报宁夏工委组织名单及活动情况的密信。根据密信名单，特务们对全宁夏开始了大逮捕，除与本案有关者一律逮捕外，还将由抗大回来的学生也一并拘捕，共捕押了三十多人。其中有中卫的孟长有、雍生善等，中宁的姚怀连、王世同、江生玉等，宁朔的白玉光、王连城(又名王博)、马斯骏等，平罗、黄渠桥的梁振纲、杨天伟等，石嘴山的叶松令等。马鸿逵还亲自到金积县董府集合宁夏中学的全体师生作反共讲话，并当场逮捕高中一年级学生武景惠、霍纯锡、黄子华三人。全宁夏一时黑云滚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被捕关押的三十多人中，有些与崔景岳牵连不大，又不是抗大学生的，经过审查警告后准予取保释放；凡与崔景岳有关或是抗大学生的，宁夏省党部责令调统室进行“反省”教育，即在监内组织学习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等，写“悔过书”、“脱党声明”，并在《宁夏民国日报》上发表。有些胆小怕死的人便这样做了，以获得释放，有些由于是重要成员，被长期关押。崔景岳、孟长有在此关键时刻，视死如归，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始终坚贞不屈，拒绝写“悔过书”和“脱党声明”。尤其在法庭上，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们虽受尽了各种折磨和摧残，但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痛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最后便将他们秘密活埋在银川城隍庙的后面，临刑时他们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成功破坏宁夏中共地下党组织后，马鸿逵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并在《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中将这件事列为政绩大书特书。1940年秋，“CC”系头子陈立夫来宁夏视察时，马鸿逵命程福刚把崔景岳所写的密信原件，呈交给陈立夫带回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邀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便积极准备内战，加强反共措施。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密令各省调统室，在国统区的各机关、学校中建立秘密防共小组，以防共产党搞潜伏活动，限期半年内完成。宁夏调统室主任任振华奉命后，便报请马鸿逵批示：“由稽查处协助办理”。程福刚派黎杰会同调统室在全省督察建立这一组织，并责令张翼专办此事。当时经过研究，决定先把外县的组织建立齐全后，再建立省会(银川)组织。办法是：每到一地召集当地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亲自参加秘密会议，由黎杰和张翼讲述建立防共小组的意义，选择小组成员的条件，确定相关的组织纪律等等。小组成员由各单位的负责人指定，并根据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决定是否建立小组或通讯员(五人以上建立小组，设组长一人，五人以下的只设一个通讯员)。选择的条件必须是负责人信赖的优秀国民党党员，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精明干练，无不良嗜好。防共小组遵守的纪律很多，最主要的是保密，即在任何情况下，不许暴露身份。任务是暗中监视本单位人员的言行和与哪些人来往活动的情况。小组成员只许有纵的联系，不许有横的联系，组员受组长领导，所有组员只知道组长，组员与组员之间互不相知。每个县、镇建立一个中心小组，各单位的小组或通讯员受中心小组领导。中心小组由当地稽查分处、警察局、县党部、三青团的主要负责人联合组成，受省领导小组指挥，而省领导小组由稽查处和调统室联合组成。

1945年冬至1946年春，先后在永宁、宁朔、灵武、吴忠、金积、中宁、中卫、同心、贺兰、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磴口、定远营(巴音浩特)等十五个县政府及其所属的田赋粮食管理处、警察局、军粮局、邮政局、税务局、银行、县党部、三青团支部、县参议会、回教协会、商务会、水利局、汽车站、中学、师范、中心小学(在农村的学校未建立)等单位内建立防共小组共一百九十多个。4月间正要准备去盐池、陶乐和银川继续建立，忽然调统室通知稽查处：“由于目前国内形势的变化，‘防共小组’工作暂停办理。”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很大，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和平、团结、自由，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活动。迫于这种政治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假惺惺地打出“和平、民主”的招牌来敷衍应付。防共小组在蒋管区虽曰“秘密”，实则国人皆知，引起的民愤也极大，不得不暂停防共小组的建立活动。

建立防共小组，当时只通过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要求条件，私下秘密选编造册，并未通知本人。原计划先建立组织，再开展活动，后因通知停办，遂形成有名无实之势，并无实际活动。

第三节 重庆调统室

1934年，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尚未成立时，便设党务特派员办公处于重庆代行省党部职权。中统特务组织的前身特工总部于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下设特务室，负责四川的特务活动。特务室主任宋天问上任后，一面搜罗中共叛徒，一面在重庆秘密开办特工训练班，培养特务。之后又在重庆和附近的江北、巴县建立了他的地方单位，甚至在当地小学教员、印刷工人、邮务工人中也吸收了一部分特务，开展搜集情报的活动。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是曾广情，后来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他所主持的四川党务完全由复兴社分子包办。这当然会引起特工总部的妒忌，特工总部想在重庆这个区域进行自己系统的特务活动，不想让复兴社包办整个重庆活动。也就在1934年冬，在陈立夫、陈果夫两人的策动下，国民党中央从各部抽调了一批人员派到四川担任区党务指导员。区党务指导员是一种在省党部与县党部之间的中间机构，一个区党务指导员负责指导几个县的工作，这批被抽调的人大多是“CC”系分子，其中也有特工总部派来的特务，如巴县区党务指导员齐耀荣(湖南人，在黄埔是学通讯的，他就任巴县区党务指导员时携有一部电台，直接与特工总部通报。其人好大喜功、做事专横，反共积极，在重庆曾逮捕到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的伍时英)。齐耀荣既然是特工总部派出的特务人员，按照规矩齐耀荣应该接受四川特务室的领导，但齐耀荣仗恃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是由蒋介石指定到调查科工作的老牌特务，对四川调查室根本不放在眼里。宋天问虽是黄埔五期学生，期别比齐耀荣高，但对其也无可奈何。齐耀荣为了争权，硬要四川特务室将重庆、江北、巴县三个县的特务员交给他指挥，以便于他统一领导重庆地区的工作。四川省特务室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齐耀荣的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设在巴县县党部内，巴县县党部常务委员王嘉馍是复兴社分子，对齐耀荣的“指导”心怀不满。王嘉馍本是巴县的土皇帝，跑来一个齐耀荣凌驾于他的头上，如何受得了。后来王嘉馍竟挟地方势力将齐耀荣赶出了巴县县党部，齐耀荣则以中央党部派来四川工作的身份向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求援，李根固又派武装护送齐耀荣回到巴县县党部，齐耀荣仗恃有武力护送，将王嘉馍捆打一顿。此事后来告到四川省党部，最后还闹到国民党中央。经上级党部决定，巴县区党部指导员办事处及巴县县党部均停止活动，进行整顿，齐、王之斗暂时停息。这样重庆暂时还平静一些，但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重庆地区，中统还是在重庆设立了渝区和重庆首都区。

一、渝区和重庆首都区

鉴于重庆是川东重镇，商业发达，是四川经济的中心，加上其军、政情况的复杂性，还有日本和西欧国家都在重庆设有领事馆，外国军舰亦常常开来，按当时江北、巴县、重庆三个各自为政的特务员，实难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同时也为了统一江北、巴县和重庆三处的特务工作，1935年，中统决定成立重庆区，简称渝区，派省特务室组织股副股长闵亚明为渝区主任，并兼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特务员，统一指挥江北、巴县和重庆市的特务工作。渝区是秘密组织，对外不公开，对外联系时是用重庆市党部特务员的名义。渝区在成立后不久就对江北、巴县和重庆三地的特务组织进行了整顿，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由于当时三地的内层核心组织特工分子增多，为了加强这方面管理，在这三个地区的特工分子内建立起特工小组，这样就把特工分子集合成了一股合力，利于工作的开展。这是对内层核心特工的整顿。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外围组织的整顿，经过建立学运、小教、印刷工人、邮务、兵工、社会青年等分组之后，基本上加强了对外围组织的联系和控制。民国政府一直对学生运动深深忌讳，所以渝区就在这点上也作了一些安排，在川东师范、求精中学、重庆市立中学等大中学校建立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重庆分社、“三信”篮球队等，以各种方式给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施予特务技术训练。由于建立起这样广大的外围组织，所以渝区在情报的数量上是有保障的，但也由于人员的参差不齐，情报的质量上也得打打折扣，所以关于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也很少，顶多只能发现中共个别党员活动的零星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渝区的特务组织就亟需加强、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增加成果的质量。1936年秋，特工总部下令调整四川特务室人事及机构，由组织股长苟怀谦(化名高怀谦)升任特务室主任，除川西、川南、川北仍归省特务室指挥外，川东划归渝区领导。渝区在行政系统上仍属四川特务室，在工作方面特别是情报材料则直接呈送特工总部。这样就成了特工总部及四川特务室双重领导，加强了情报工作。原任渝区主任闵亚明调上海区工作，另派省特务室情报股长余介立为渝区主任。这样，渝区的机构扩大了很多，经费、人员也大大增加，工作范围扩及川东各县，并且增加了与特工总部的电讯联络，情报来源也广泛多了。但四川的党务还是一样掌握在复兴社分子手中，余介立只能以肃反室的名义签报市政府，用“重庆市政府肃反室”的名义制发特务证，并向市政府领了几只20响的盒子枪，有些县党部虽派去了特务员，却不被接受，工作依然开展不起来。

然而，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多多少少还是能得到一些情报。1936年夏，蒋介石驻防重庆的中央军同川军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渝区便指派专人去川北合川等县，调查川军布防情况及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电报南京，曾受到特工总部的嘉奖。在对日间谍活动方面，也曾侦得日特的一份军事调查表，调查表对川军情况反映得极为详尽，其中包括杨森的二十军、刘湘的二十一军、刘存厚的二十三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田颂尧的二十八军等部团长以上的人员名单，各军的兵员数目、武器装备、部队素质、平时训练情况、作战能力等等，甚至杨森有“建设癖”等也列入表内。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谍报工作的厉害，为侵略中国搜集材料不遗余力，同时也为中央军得到了川军宝贵的情报资源，使中央军处于上风。

随着抗战的继续，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到了重庆，这就使得渝区的工作压力加大。为了减轻渝区的工作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情报的收集工作，中统局成立后决定在重庆设立首都区，派李熙元为区长，潘眠石为书记，实际工作完全由潘眠石负责主持。首都区成立之初，人员比渝区时还少，许多工作都是潘眠石唱独脚戏。随着特务不断地往重庆迁，人员就慢慢地得到了充实，但一般工作也还是按渝区的工作样子进行，只是这期间的情报工作有所变化。因为当时国共合作联合已成事实，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但防共反共的政策依然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心任务，现在正好把这些工作交给首都区。当时这些进步团体的组织、人员和活动情况，都是首都区要搜集的情报。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各学校、各厂矿差不多均有地下组织，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就开始以公开的面貌出现，特别是以抗日救亡为中心从事各种宣传活动，以组织读书会、歌咏会等方式出现，这样也就给首都区派特务进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提供了机会。1938年冬，重庆南岸铜元局第二十兵工厂的王光华打入了该厂的中共支部内，大溪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杨培柱打入了该厂的中共小组内，他们都不断地向首都区提供有关该厂的中共组织及他们所领导的各种外围团体的活动情报。王光华还提供过有关中共南岸区委村第二十厂中共支部的指示，以及区委成员胡甫章到第二十厂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到1938年年底，中统局本部迁到重庆后，首都区就撤销了。

1938年底重庆首都区撤销后，紧接着1939年1月便在重庆市党部内成立了调查统计室。原来在重庆市政府还设有一个肃反室，此时的重庆市市长蒋志澄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将原有肃反室也改为调查统计室。于是中统在重庆便设置了两个地方单位——重庆市党部调统室和重庆市政府调统室。以原渝区主任余介立充当重庆市党部调统室主任，以原首都区书记潘眠石任重庆市政府调统室主任，两室均直接由中统局本部领导。党派工作由市党部调统室负责，行政调查及贪污调查由市政府调统室负责。这两个室成立后也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只是对中共在渝的一些单位和人员进行盯梢。直到1940年把两个室合并成一个重庆首都试验区，两个室才结束其使命。

二、重庆首都实验区

1939年冬，杨为受命筹建重庆地区新机构，把重庆的两个室合成一个，同时中统局的行动队也交给他负责，1940年1月，行动站有了自己的招牌就是“邢东山”，开始以行动站的名义正式工作。行动站下设三个部门：总务部门，由市政府调统室主任潘眠石负责；情报部门，由市党部调统室余介立负责；行动部门，由局本部的陈庆斋负责，局本部行动队长赵伯谦及所属行动队员均调到行动部门来。行动站刚建立起来时，局本部认为该站侧重于行动工作，不能适应重庆地区的形势和工作需要，要求改组为重庆首都实验区，简称实验区，为局本部直属单位，明确规定实验区的任务是“实验”。行动站改组为实验区后，由杨为任区长，张庆恩任副区长，齐耀荣为督察，朱凌云为书记，下面除原来三个部门改为科外，再增设一个主管考训科，由徐公严任科长。然而之后却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实验区的人事安排发生了改变。

1940年冬，区长杨为的妻子一次在上清寺一家理发店洗头做发型，与理发店人员发生争吵。事情本来是很小的，但是经一贯横行霸道的齐耀荣率领行动人员去理发店为区长夫人出气而报复，遂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同时也搞得群情激愤。而当时的那个理发店就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附近，这件事就为中央秘书处知悉，为了安定群众，收买人心，便让局本部免去了杨为的区长职务，调任局本部机要室主任；同时将齐耀荣调离实验区，让他去自贡任经济检查大队长。此后，行动科科长陈庆斋升任区长，陈蔚如、向贤书为副区长，全市划分为七个分区四个站。这样一直稳定持续到了1946年春被撤销。重庆首都实验区从建立到撤销这些年，一直不断完善自己的组织，应中统的要求不断加强其特务活动。1.内部工作的加强

实验区按照机关、学校、社团的不同性质划分工作范围，发展组织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当时在党政机关中发展了许多较上层的人员，在卫戍区县级党政人员中也吸收了一些科级以上人员，甚至在新闻界中也发展了一些记者、编辑等。如重庆市警察局分局长、重庆市财政局秘书、陪都空袭服务总队指导组组长、重庆市党部宣传科长、巴县县政府秘书、《中央日报》采访主任、重庆市党部社会科长等。学校方面，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院校中都吸收了不少在校学生参加党网组织，从而使实验区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虽然人员来源良莠不齐，但是为了组织发展需要，原则是能接受多少就是多少。为了使这批人能够顺利走上特务岗位，实验区在1940年夏季办了一个暑期讲习班，选调各院校学生中的党网分子受训，其中有些人毕业后都到中统局充当了职业特务。通过实验区的这次实验，中统局认为这是从大学生中培训特务骨干的好办法，以后便每年都举办一次暑期讲习班。不过只是先培养基层干部，以后再加以提升，对于领导干部的培养，也根据实验区的实际需要进行。几年下来，中统局总是把具有一定领导能力的特务分子先放在实验区的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使之取得领导基层工作的经验，相当时期后又调到区本部担任科级职务，培养掌握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而后再从这些人中挑选出领导骨干。

然而，实验区对这些成绩还不是很满意，认为还需要建立特情工作。中统建立特情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打入”、“拉出”两种，所谓“打入”就是派遣特务分子伪装进步，寻找机会打入中共组织及其他进步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刺探各种情报。因中共的组织及其严密，打入极不容易，深入就更加困难，因此一旦有人打入，就尽量不暴露身份。“拉出”就是设法寻找中共及其他进步组织内的动摇分子，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其变节后，仍然让其留在原来组织内，秘密向中统提供情报，程全楚就是“拉出”的一个典型。他原来是全国学联领导人之一，1942年叛变后被派到实验区搞情报的分析研究，不久升任了实验区的情报科科长，后来并一度监管特情工作。此外还有所谓“突击”、“说服”的手法，就是对某个共产党员或革命人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加以秘密的逮捕，不立即押回特务机关，而在旅馆或其他较为隐蔽的场所迫其交出组织关系，在他秘密叛变后，立即释放，让他回到原来的组织内起特情作用，向中统秘密提供情报。1942年，中共苍溪县县委余永光因在川北暴露了身份转移到重庆，在重庆陕西街丝业公司工作。此事被中统四川调统室查知，报到中统局本部，局本部转令实验区侦捕。刘介鲁派人将余永光诱出，带到一个宾馆，开一间房间进行所谓的“说服”。但是余永光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说服无效只得将其押回实验区关押。类似这样的行动不胜枚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收买周恩来的司机祝华的阴谋活动。

当时有一个叫祝银松的商人是个天主教徒，抗日战争爆发后逃到了重庆，在重庆中一路开设五金商店。他的兄弟就是祝华，当时在中共代表团工作，为周恩来开车。当时中共代表团的待遇很低，生活比较清苦，祝华有时还向其兄祝银松要钱用，祝银松有时给，有时不给，时间长了祝银松就对祝华有些意见了。祝银松与许蔚川关系较好，常相往来，在摆谈家务事时，祝银松将祝华的事情就给摆谈出来。许蔚川的公开身份是陪都空袭服务总队总务组副组长，又是实验区领导的党网关系，由刘介鲁负责联系。1942年春，许蔚川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介鲁，要求向实验区汇报，看是否可在祝华身上做点文章。陈庆斋得此报告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能将祝华收买过来建立为特情，不但可以详细了解周恩来的一切动态，还可以进一步偷窃文件，知道中共许多重要秘密。因此便决定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计议，祝华之兄祝银松不愿给他钱用，就把特务机关的钱通过祝华嫂嫂的手暗中送给祝华，过一段时间后再向祝华说明，用的钱不是他哥哥的，而是特务机关的，用了特务机关的钱，自然就要为特务机关工作。当时决定派女特务熊叔衡经由许蔚川夫妇的介绍，先与祝银松妻子交上朋友，然后由女特务去相机行事。刘介鲁先邀请许蔚川夫妇将熊叔衡带到祝家去玩，介绍给祝银松的妻子。但不知为何，此事后来没有进展下去。

对于实验区来说，情报来源越广，有效情报也就更多。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情报，实验区在原来情报科的基础上，还在各地设立监视哨。中统局的行动大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监视单位，从1939年起便开始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中共代表团进行监视，并运用汽车进行长途盯梢。1940年实验区成立后，行动大队划归实验区领导，实验区便让行动科建立了监视哨。所谓监视哨，就是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上清寺特园等处，每天派遣行动人员进行监视。监视的方式分固定和流动两种，摆摊、坐茶馆，别认为这些是简简单单的正经的做各自的事情，这是固定监视的方法，而且是密切监视来往各处的人员，了解他们的姓名、身份及特征；流动监视是对该处的重要人员，比如对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王炳南等，这些人外出时均有行动人员进行盯梢，担任流动监视，了解他们去何处，同什么人接触，接触了多长时间等等。实验区每日将所得的各项材料汇编为监视报告呈报局本部。设立监视哨的目的无外乎是了解中共的活动情况，这种了解不仅仅是外部的情况，还主要关心内部的情况，但内部的情况并不容易得到，所以监视哨还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往中共机关内建立内线。然而不管监视哨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依然还是得不到中共机关内部的情况。

对于这样的情况，蒋介石当然不满意。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就密令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三个特务机关相互配合，对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进行监视，务期查明中共在渝人员及其秘密组织和地下党员，准备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时将其加以逮捕，一网打尽。蒋介石想得倒是挺长远的，抗战还在相持阶段，国家满目疮痍，就想着解决中共。这三个单位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由徐恩曾、戴笠和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等会商决定，为执行这项任务，在外租民房秘密联合办公，对于监视工作则由三方分别进行，所得情况定期汇报，并交换研究。然而即使这样，实验区的工作还是没有实现突破，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蒋介石解散。不过蒋介石还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依然要求其特务组织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于是重庆实验区自然也加紧对最外活动的步伐。2.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不管怎么样，实验区还是以行动破坏为主要任务的，当然会执行蒋介石的一切指示。只是对中共和进步人士不能明目张胆的进行破坏活动，只能掩人耳目、零零碎碎、偷偷摸摸地干些秘密逮捕、处置之类的勾当。不过，其中还是发生了几个让国人唾骂的事情。

1940～1941年，全国学联遭到破坏，各大专院校中均逮捕过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当时全国学联有名的负责人郑代巩、程全楚在此学联大破坏中被逮捕，不久程全楚叛变革命被拉入特务组织，郑代巩遭到了杀害。1942年夏，实验区从情报中获悉社会部有个科员是共产党员，便决定逮捕，陈庆斋考虑到社会部部长谷正刚是有名的大炮，到他部里去抓人怕出问题，同时想到谷正刚当时还兼任陪都空袭服务总队总队长，而刘介鲁正是谷的部下，就想利用刘介鲁越过谷正刚进行抓捕行动。于是不管根据是真是假，嫌疑不嫌疑，一下就抓了四个人，但是之后才证明是抓错了人。类似这样的活动无法统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

要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就需要团结各界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民建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沈钧儒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进展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5人分别联系在重庆的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杂志联谊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华北政治经济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选出理事35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田钟灵、温仲六、胡子婴等民建成员当选，民建并派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参加协进会常务理事会。

协进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首次报告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邀请梁漱溟、李烛尘、黄炎培作报告，有300多人参加。此后，参加报告会的听众异常踊跃，虽常遭受中统特务骚扰，但群情激昂，不为所阻。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从第四次报告会起改在沧白堂举行。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分别作了报告，各界群众纷纷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建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取消经济管理等。很显然，蒋介石是不会容忍这样的活动顺利进行的，为了镇压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派出特务尤其是中统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中统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中统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第六次大会上，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五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中共代表王若飞。国民党特务的这一连串破坏各界民众大会的活动，历史上就称为“沧白堂事件”。

不仅如此，实验区的特务们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由于协进会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行径，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民建成员李学民、田钟灵夫妇在归家途中，遭到十多名特务的围殴，李学民受伤十余处，幸有群众闻声赶来，国民党特务才罢手。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月25日，重庆万名大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协进会在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

迫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上签了字。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由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实验区的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取了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们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特务扯着胡须，被一脚踢到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遭到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当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目睹如此惨状，立即痛斥特务的暴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还向法院提起起诉。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并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重庆地方法院却迟迟不提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调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通过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可以看到特务们的罪恶活动，也能看出蒋介石统治集团假民主的嘴脸。在此之后不久，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务们对民主爱国运动极力镇压，于是后来中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血案。重庆解放之后，重庆调统室不得不撤离重庆，向四川、云南等地迁移，最终逃到台湾。

第三章 中统的“策反”

第一节 “策反”顾顺章

一、顾顺章被抓

主持抓获顾顺章这条“大鱼”的是特工总部在武汉的特务头子蔡孟坚。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1930年秋，陈立夫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了三名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这几个地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工作。派到上海的是杨登瀛，到开封的是黄凯，到武汉的就是蔡孟坚。不过蔡孟坚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他在武汉干得很起劲，绰号“铲共专家”，可见他在反共方面颇有“成绩”。他到任后不久，就亲自潜入贺龙控制下的洪湖地区侦查“匪情”。他化装成渔民到处游荡，不仅见到过贺龙本人，还拍下了许多照片。1931年春，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南的指引，在武昌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机关，接着又在汉口法租界会同巡捕房逮捕了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蔡孟坚先后破坏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多达十几处，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近百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夫妇相续被捕，继而被杀害，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投敌。由于在短时间内立下如此“功勋”，蔡孟坚不仅受到陈立夫的嘉奖，还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被晋升为少将参议。蒋介石甚至还指定他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然而即使如此，在抓顾顺章的过程中还需要提到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他原是武汉纱厂的工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武汉工人纠察队。当时，顾顺章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王竹樵正好在他手下工作，因此对他十分熟悉。王竹樵叛变后参加了特务机关工作，中统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捕捉自己从前的同志，而做叛徒最要紧的就是要有表现。叛徒尤崇新交的“答卷”中有一个重要信息：一个重要的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这个重要的中共人员就是顾顺章，所以蔡孟坚立刻把尤崇新、王竹樵等中共叛徒撒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

尤崇新、王竹樵等叛徒急于立功，整天在大街和交通要道上游逛，像一只猎犬一样伸着鼻子到处乱嗅。1931年4月24日这天，正好顾顺章在武汉流连，王竹樵突然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他的眼帘。他立刻想起来了此人正是他的老上级、现在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顾顺章这条天字第一号的“大鱼”居然会千里迢迢地游到他的面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抓住了，这意味着一大堆数都数不清的“袁大头”！他立即紧紧地盯住顾顺章，跟着他走进“新世界”游乐场，看到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了，才赶紧溜了出来，招呼了几个也在附近搜索的蔡孟坚安排的特工总部的行动特务，盯着顾顺章演出完毕，之后就进行了抓捕，顾顺章没有躲闪，便直接被特务逮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被押解到了武汉行营侦缉处。蔡孟坚得知逮住了一条“大鱼”，大喜过望，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劝降。起初，顾顺章一言不发。蔡孟坚索性单刀直入点明了他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科特负责人。接着开始对顾晓以利害：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然而顾顺章并没有给蔡孟坚更多信息。

后来，顾顺章被蔡孟坚直接带到武汉行营主任的办公室。行营主任是何成浚，湖北随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步科，早年追随孙中山，孙中山去世后，他又转而投靠蒋介石。何成浚官至二级陆军上将，但是他一生很少直接指挥军队作战，只是作为各路军阀的高级说客，于这一行他倒是游刃有余。自1926年后，他先后为蒋介石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军阀，在北伐、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事件中为蒋介石多方奔走，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因此颇得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国民政府参议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绥靖公署主任，1930年武汉行营成立后，又兼任行营主任，但是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成就。正好顾顺章的被抓，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所以在蔡孟坚把顾顺章送到行营时，他当然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在何成浚亲自审讯时，顾顺章根本不买他的账，什么也不肯交待。何成浚也没有办法，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了。事后证明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原来顾顺章这个叛徒是要拿出一些“成绩”来作为自己投蒋做官的条件。

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市宝山吴淞人，中共早期领导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投降国民党，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1931年被共产党的暗杀小组斩除。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四一二”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顺章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因顾顺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便由他负责特科的行动。特科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三四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顺章怕日后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提前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其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的消息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其早有归顺之心。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耳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也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后来也印证了陈赓的说辞。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顺章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是在汉口停留下来。在汉口期间，顾顺章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而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这样，就被王竹樵等叛徒给认出。

二、电报传南京，钱壮飞建功

顾顺章当着蔡孟坚的面什么也不肯说，非得见到蒋总司令当面陈情不可。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还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他一被敌人抓住，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他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共产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1928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生，报名参加后在考试及训练中很快显示出过人才华，加之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这样就和徐恩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这自然就使中统的很多情报都很容易就被共产党知悉。特别是在顾顺章的叛党事件中，钱壮飞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何成浚和特务机关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自然也被钱壮飞截获了。当时徐恩曾的密码本曾被钱壮飞和李克农两人“合作”获得，因此破译徐恩曾的电报也就顺理成章。当译出这些电报之后，才知道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上海的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经过一番周密思考和一系列紧张的安排之后，才把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和新的保卫人员；第二，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第五，销毁大量的机密文件。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还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但是由于顾顺章的原因，钱壮飞的身份也被暴露。

为了保密，使顾顺章发挥更大的作用，押解他的江轮到了南京之后并没有立即靠岸。也就在这个时候，蔡孟坚怕军统争功或者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也乘飞机到了南京。军舰经过一天一夜长江风浪的颠簸后，终于在1931年4月27日太阳西斜的时候把顾顺章送到南京。当顾顺章走出舰舱时不禁受宠若惊：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亲率徐恩曾、张冲、顾建中乘坐小汽艇前来江心迎接他！陈立夫有事先走之后，顾顺章来到南京中山路306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还要卖关子，经过徐恩曾劝导一番之后才向徐恩曾透露：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先生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自己亲信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于是，徐恩曾赶快在特工总部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钱壮飞却早已出走。但徐恩曾认为只要顾顺章在，就能把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破坏掉，想到这一层，徐恩曾又信心满满。

(钱壮飞出走后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判定为牺牲。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三、顾顺章的积极“破坏活动”

顾顺章在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就开始出卖组织。顾顺章被捕后，在蔡孟坚的恐吓下，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显示自己掌握的信息的价值，就给蔡孟坚透露了一点点信息，然而，就是这一点点信息导致了中共中央驻汉口的密集交通机关、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和鄂豫皖根据地驻汉口的办事处的破坏，以及直属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那艘运木船上担任大副，曾经在1927年将中央机关的人员、经费和物资从汉口运送到上海的那位姓陈的地下党员的被捕，以及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由此可见，对顾顺章来说的一点点信息，破坏性竟然就这么大。顾顺章的破坏大阵地是上海，他本不让何成浚和蔡孟坚发电报给特工总部的，想必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才作了这样的安排。但何成浚和蔡孟坚因为事关重大，两人无法定夺，同时顾顺章就擒并已自首的消息报告南京总部，将来论功行赏自有电报作证，那就谁也无法抢走自己的头功。正是这样，才给了中共挽救的机会。如果没有钱壮飞的话，顾顺章的叛变对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造成的破坏程度将无法想象。

顾顺章到南京后的第二天，为了取悦主子，要求早点进入“战场”，徐恩曾就立刻动作，叫来党务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党派组长顾建中，命令他俩带领大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立即去上海。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调动所有军警，并知会两个租界的巡捕房，请他们全力配合，对上海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从4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三夜，整个大上海像开了一锅粥，马路上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打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都不敢出门，许多店铺也早早就打烊。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蝉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这里是中共的秘密据点，同时还有中共的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在撤离之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彭湃、任弼时、杨殷、项英、邓中夏、聂荣臻、邓小平及邓颖超等经常在这里聚会办公，研讨党内大事。如果不及时疏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顾顺章竟然掌握了这些秘密据点的地址，可见当时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但顾顺章每去一处都是人去楼空，除了极少数来不及转移的普通工作人员，特务们根本没有抓到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仍有不少行动组地下党员(这些行动人员大部分是苏区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后调到上海搞地下行动)被捕，大多数人被杀害，其中少数人受顾顺章影响也叛变革命，并参加特工总部成为骨干力量，继续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

即使因为钱壮飞的及时努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但损失仍然非常大，其中最大的损失就是顾顺章供出了已被国民党关押一年多，即将保释出狱的恽代英。恽代英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央委员，上海党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在上海不幸被捕，先入上海漕河泾监狱，后解押苏州监狱，不久又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由于恽代英在被捕时机智地抓破了自己的面部，在狱中一年多来未被敌人认出，因而只是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周恩来在这期间亲自策划，进行营救。就在陈赓与高等法院法官讲定恽代英将出狱之时，顾顺章将恽代英供出。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他对恽代英的情况知之甚详，由于恽代英有秘密通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他甚至知道恽代英的代名、牢房监号，致使恽代英被查出。这可是一件大事，所以徐恩曾非常兴奋，直接面报二陈并转报蒋介石。因恽代英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蒋介石下令尽一切可能诱降。但恽代英虽受酷刑亦不屈服，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予以枪决。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恽代英被查出杀害，上海一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一些地下党员被捕、被杀。在这段时间里，顾顺章还出卖了党中央在国民党首脑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杨登瀛，由于他同蒋介石的亲信张道藩的特殊关系，在监禁半年之后就被保释出来了。除此之外，顾顺章还直接导致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1933年中央军委遭破坏、前来上海养伤的陈赓同志的被捕以及全总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等被捕牺牲，也是顾顺章利用叛党分子盯梢或者派遣暗探告密的结果。陈赓是因为对蒋介石曾有过救命之恩才被释放，但是蔡和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l931年5月，蔡和森在香港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他离开上海赴香港前，刘昂曾对他说香港那里情况很不好，很危险，劝他不要去。他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到香港后，他住在一间洋酒罐头公司楼上。6月10日，他出席香港海员会议，被叛徒顾顺章等便衣特务逮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8月4日被广东军阀杀害。

在蒋介石的心中一直认为顾顺章的叛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对钱壮飞逃逸、中共首脑机关转移等重要失误毫不知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特工总部特务头目的张道藩就警告过知情者：“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并再三地叮嘱：“不可多事。”就这样，这些重大的失误终于被陈立夫压下而没有汇报给蒋介石，反而是利用一贯的手法向蒋介石夸大、吹嘘成果，蒋介石自然非常高兴。

四、顾顺章的下场

由于顾顺章给中共中央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同时顾顺章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工作，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顺章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其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更多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顾顺章当然不会甘心，在同日的《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报刊上刊发了《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到了1931年1月11日，叛徒王世德也在《申报》上刊登《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国民党政府于是利用这一事件在上海掀起了搜捕周恩来等人的浩大行动，而顾顺章则加紧对中共的疯狂报复，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顾顺章本以为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搭上了全家的性命，想必能够在蒋介石政权内获取高官厚禄。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和二陈兄弟只是利用他而已，特工总部特务头子徐恩曾对他也不放心。对蒋介石集团而言，对于叛徒都不会给予太多的信任。顾顺章的行动也被蒋介石要求进行限制和暗中监视，当上海的行动接近尾声之时，顾顺章乞求给予他工作，即变相要求官位时，徐恩曾只是让他担任特务的训练工作，派出几个心腹帮助他整理编撰一套特工丛书。之后，军统头子戴笠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和商得徐恩曾的同意下，曾将顾顺章借调到南京军统训练班担任所谓的顾问和教官。在这段时间里，自恃有军统撑腰的顾顺章秘密地串连特工总部内的中共叛徒，企图另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特务组织，对于这种情况，徐恩曾绝对是不能容忍的。1935年6月，顾顺章被特工总部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这是中统特务审问时用的一种刑法，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金生的)。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关于顾顺章的死有三种说法：张国栋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顾顺章是被顾建中杀死的。1935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聚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现奉徐恩曾的命令将其处决。说罢一枪杀死了顾顺章……据张国栋回忆，这是顾建中1940年亲口对他讲的。陈尉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讲：1934年之后，徐恩曾对顾顺章的监视加强了，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他这条命迟早会被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后妻张文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被枪毙。据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处决，随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动区总部安抚大家说：“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蔡孟坚也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26年冬，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我在阳明山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

无论是哪种说法，像顾顺章这种出卖自己同志的人，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甘当奴才的人，最终还是被他的主子抛弃了。

第二节 “叛徒”陈治平

一、陈治平其人

陈治平原名陈文正，又名陈资平、陈惕庐等。1898年8月生于淮安县钦工区横沟寺。先后毕业于南京国学专修馆、江苏省蚕业专科学校。1924年底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结识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张曙时、组织部长侯绍裘(共产党员)。1926年10月经侯绍裘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指派陈治平回到淮安家乡组织暴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在淮安北乡和涟水、淮阴、泗阳、阜宁等地广泛联络知识青年，先后建立起读书会、孙文主义研究会和农民协会。随着农民协会的壮大，陈治平计划12月23日在淮安钦工镇举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暴动，那天镇上刚好是大集，暴动空前盛大。在淮安暴动之后，整个淮海平原的农民暴动纷纷起来了。陈治平领导这支农民队伍，在淮安横沟寺小学建立起“淮安县苏维埃政府”和“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举行分田地、分粮食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党组织在淮安暴动之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横沟寺建立了中共淮安特支，直属江苏省委领导，陈治平任特支书记。这是淮盐地区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1927年底，在江苏省委特派员何盂雄指导下，中共淮阴特委、中共淮安县委在横沟寺相继成立，陈治平任特委、县委书记。但是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紧张，要求淮安县政府倾力清剿。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常备队的八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队，还认为力量不够，请当地的正规军，前来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最终“淮安县苏维埃政府”在这次镇压中失败。但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揭开了苏北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不仅在当地人民的心田里埋下了火种，而且在军事理论建设上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暴动当月，何孟雄在《淮安北乡暴动报告》中总结了农民游击战争的九条经验教训。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刘瑞龙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九条与朱德、毛泽东后来归纳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已有很多类似或接近的思想”，瞿秋白也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肯定了淮安农民暴动。

暴动失败后的陈治平，于1928年5月去了上海，不久，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与会者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142人，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但是这次中共“六大”的代表不是由中共中央决定，而是由共产国际决定。陈独秀拒绝出席之外，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没有被邀请。而陈治平则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会议。在“六大”会上，陈治平在6月25日的“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议程中发言，他对大会分析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的判断，对当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将不可避免的观点感到由衷拥护。“六大”结束后，他就回到了上海，在何孟雄领导下继续从事苏北农运联络工作。当时苏北和上海的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要求党的领导人一定要有职业掩护。陈治平也在上海这段时间里，先后当过码头运输工、纱厂打杂工，以这样的身份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群众之中。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决定“凡有一兵一枪一弹”“皆要起来暴动”，而中共江苏省委则发出了“一个人也要暴动……没有一杆枪也要派师长”的命令。在这种曲解的命令的指示下，陈治平受命组建红十五军(红十五军，是利用蒋介石集团和其他军事集团中原大战之间隙，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之后，便积极到萧县、永城、丰县、铜山、宿迁、泗阳诸地活动。对于这样的命令，陈治平有抵触心理。他与陈力真等人谈话时就说：“武装割据应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首先展开，而在敌人的心脏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地带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年底，陈治平奉命调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农运书记、军委书记。

二、叛变投敌，开始自己的罪恶

1932年8月，陈治平被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不料他到任第三天，就被叛徒、原开封市委书记胡玉坤出卖而被捕，并被解往武汉行营，由蒋介石亲自审讯。开始时陈治平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是不久就崩溃了，导致信念崩溃的首要一点就是家人的情况。由于时刻想着家人，加剧了陈治平焦躁不安的情绪，越来越颓废。在如何处置陈治平的问题上，蒋介石已经见过陈治平，认为他可用，就找来戴笠，让戴笠先拿出一个意见。戴笠心里明白蒋校长的意思，说道：“校长，陈治平活动能力很强，搞暴动搞工运搞军事搞党务，都是好手，对党国威胁甚大，从这个角度看，杀他以绝后患，恐不为过；不过此人是黄埔生，在高级训练班受到训导，如他能自首，为我所用，实现校长以匪治匪的方针。”这样，蒋介石命令先不杀陈治平，进行诱降。蒋介石命令徐恩曾对其进行“策反”工作。先后被徐恩曾诱迫叛变投降的中共叛徒有两千余人之多，这些人几乎都成了中统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勾当的忠实的走卒。这些中共叛徒为了生存和表明自己的反共的心迹，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决不亚于大部分的黄埔学生，而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又往往高于军统特务，所以在中统局中能得到高位，自然更加反共。

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策反”下，陈治平终于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当年11月，他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发出“半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绝非共产主义所能挽救”的谬论。陈治平叛变之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认为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铲除共产党，才能统一发展国家事业。于是大力出卖以前一起共事的同志，这样使中共徐海蚌特委和江苏省委均遭到重大破坏，部分领导人相继被捕。中共中央于1933年1月1日作出决议，永远开除陈治平出党。

叛变后的陈治平，担任了国民党中统特工外勤组织“南京实验区” 副区长。“南京实验区”是1933年3月由陈治平参与创建的，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和“特务工作总部”在南京市及郊区进行情报、侦察、抓捕、审讯的直属特务机关，同时也是管制叛徒和训练各地中下级特务骨干的实验单位。陈治平工作非常卖力，接连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抓捕并劝降一批地下党领导人，深得陈立夫、徐恩曾、季源溥的赞赏。陈治平同时还组织一个“细胞委员会”(大量发展特务的耳目)特务组织，陈治平兼任委员会主任，曾被称为“细胞工程专家”。其实“细胞工程”是指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把这些特务人员称为“细胞”。在首都南京，上到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下到大中学校、大工厂、大饭店、重要人物家中都派入或发展“细胞”，设眼线，颇有成效，颇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这样，他被委以高官重任。在蒋介石政权中，陈治平担任的主要职务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南京实验区”区长，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主任委员，青岛市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统局苏鲁豫皖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专员，中央组织部战地党务处处长，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

1935年初，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四渡赤水，兵逼昆明。蒋介石一面急调重兵围追堵截，在长江各沿岸构筑封锁线，一面加强和重新部署国民党在贵州的党务，于是就委派陈治平任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肃反专员，同时带来孙秉礼、程剑声等一批特务骨干。这样使贵州成为西南地区唯一中央化的省份。陈治平在贵州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的统治效劳。由于贵州省党部之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陈治平决意在整顿、振兴“党务”上大显身手，并从搞“青年运动”入手，组建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一年时间，竟将一向死气沉沉的贵州省各级国民党党部，搞得热热闹闹，居然开创了据说是贵州的“黄金时代”。省府各厅处职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视”党部，就连陈立夫也承认陈治平“是个会办党务的人才”。在整顿省党部的同时，陈治平还疯狂追捕和寻找中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线索。1935年5月，特务骨干分子程剑声在贵阳从邮件中截获林青化名矛戈从遵义寄回贵阳的信件。1935年7月19日，中统特务包围李中量家，刘茂隆、李中量等人被逮捕。接着，又逮捕了前来向刘茂隆报信的汤幼新、严金城、陈克勤、凌毓俊四名进步青年。不知情的共产党员李策来到出事地点，被特务盘问，李策机智脱身，迅速赶到忠烈路8号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报告。省工委成员秦天真作出紧急决定，派人寻找林青，防止再有同志被捕。但是派出的同志并没有找到林青。天黑后由城外返回的林青径直进入李中量的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第二天，中统特务在贵阳继续抓人，逮捕了吴绍勋等中共党员和一些群众骨干。陈治平想利用自己以前在党内的地位，进行利诱林青等被捕的共产党员，但是以失败告终，这批共产党员大多被杀害，刘茂隆在看守员董亮清(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成功越狱。在国民党当局中，叛徒永远是叛徒，陈治平也不例外，蒋介石、陈立夫和徐恩曾虽然比较欣赏他，但是并不信任他。对于其他中统内部同僚来说，陈治平从未被视为“正人君子”。相反，他的才干以及他的活动更惹来了同僚的嫉恨，心怀不满地密告他怀有“野心”。一向多疑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当然不会真正信任。所以，由陈治平一手张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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