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戴维·麦克莱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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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试读：

总序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杨金海2016年6月16日于北京西单

第3版序言

在第3版修订时，我新增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章，并在“结论　马克思的遗产”部分增添了一个简要的评论。关于马克思的评述有增无减，所以我大量扩充了各种参考文献，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最新的导论。戴维·麦克莱伦坎特伯雷市艾维巷1994年

第2版序言

本版充实了第1版的内容。除对全书做了修订之外，我还新增了关于辩证法的一章，扩充了关于《资本论》的那一章，以便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提供一个简单的导论。鉴于近年来涌现出对马克思各方面思想的优秀英文评述，我大量扩充了各种参考文献。我的目的仍然是提供一个全面的、最新的导论。戴维·麦克莱伦坎特伯雷市艾维巷1979年3月

第1版序言

已有几本书被策划出来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导论。选集并不能独立担当此任，因为须将它们置于一个语境中，并且连续阅读收益并不大。此外，大多数评论对马克思的著作援引得又太少，并将其思想看作一个静态体系，很少顾及其中的变化发展。偶有引用，对马克思知之不多的读者，就无法知道引文的出处和写作背景。故此，本书的前半部分，以编年顺序平实地叙述马克思的著作，并偶或提及某些传记方面的细节，后半部分概述马克思思想的某些核心主题，并列出与各章所涉及著作相关的引文，旨在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在编纂引文的过程中，我对现行译文做了必要的修正，而对尚无译文的部分则直接译出。因为有太多的引文只是简单挪用了莫斯科版《选集》（Selected Works）中的材料，所以我尽可能将那些不太著名且尚未译出的段落涵盖进来，如《法兰西内战》（Civil War in France）的手稿或马克思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Statism and Anarchy）的评论。由于本书只是一个导论，所以必然是简述，为此我附上详细的参考书目。当然，仅限于英文著作。戴维·麦克莱伦肯特郡奇勒姆市利特尔科拉夫特1971年1月

缩略词表

MEW《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柏林，1957年）［K.Marx and F.Engels, Werke (Berlin, 1957)］

MESW《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两卷）（莫斯科，1962年）［K.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1962)］

MESC《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选集》（莫斯科，1965年）［K.Marx and F.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1965)］

KMSW《马克思选集》（戴维·麦克莱伦编）（牛津，1977年）［K.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D.McLellan (Oxford, 1977)］[1]第一部分第一章 1837—1843年著作《给父亲的信》［Letter to his Father（1837）］《博士论文》［Doctoral Thesis（1838—1841）］《为〈莱茵报〉写的文章》［Articles for the ‘Rheinische Zeitung’（184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ritique for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1843）］传记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省的特利尔城（Tier in the Rhineland province of Prussia），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三，是长子。父系和母系祖辈世世代代都做拉比。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律师，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爱国者，在拿破仑垮台和莱茵兰并入普鲁士之后，反犹太法便实行起来，这威胁到他的职位，他接受了洗礼。1830年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在1835年毕业考试时，他以理想主义的风格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2]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次年，他进入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成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他狂热地写诗，比别的学生花钱多（在他父亲看来），酷爱决斗，甚至以“夜晚酒后喧哗扰民”的罪名被关进监狱。一年后，他转到柏林的一所大学读书，这里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天下，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41年。在这里，他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完全离群索居”。所有的讲座他都去听。当然，他逐渐退出了官方的大学教育，孜孜不倦地自学，几乎将身体累垮。1835年夏天，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秘密订婚。燕妮的家庭是特利尔城最负声望的家族之一，是马克思家的邻居。这件事再次激发了马克思写诗的热情。在第一年里，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还寄给父亲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包括长达300页、对法律概念所做的复杂分类，关于形而上学的新的基本体系，一个喜剧小说，一个悲剧，这些都被转换成黑格尔主义，另外他还写了一篇哲学对话。尽管马克思曾有过从事法律工作的想法，但是他受到柏林大学一群激进知识分子的影响，转而想选择大学教职。他希望通过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关系在波恩找一个工作。鲍威尔是神学讲师，由于进行了激进的《新约》批评而从柏林调到波恩。为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马克思开始写作枯燥的博士论文，讨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论文送到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为马克思赢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1841年夏天，马克思到了波恩。由于非正统的观点，鲍威尔被解除了教职。马克思遂转向新闻业。1842年的前几个月，他是在特利尔度过的，为《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写了第一篇文章。这家杂志的主编是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马克思在柏林最要好的朋友卡尔·科潘（Karl Köppen）向他推荐了马克思。4月，马克思回到波恩，开始定期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写稿。这是一份刚刚创办的报纸，资金来源于自由派的莱茵河工业家（他们认为这份报纸可以促进自由贸易），而倡办者则是摩西·赫斯（Moses Hess），第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从赫斯写给朋友的信中摘录一段话以资证明：马克思博士是世上最伟大的（或许是唯一的）天才哲学家，他很快就会吸引所有德国人的眼光，他将给中世纪宗教和政治学以致命的一击。他将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与最敏锐的智慧结合起来。假如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融为一个人——我是说融合而不是并列——你才会得到马克思博[3]士。

马克思以一篇论新闻自由的文章和一篇回击反对派报纸（因《莱茵报》发表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新颖意见，这家报纸对其进行攻击）的文章，开始了与《莱茵报》的合作。马克思在特利尔度过了七、八月份，但是由于他父亲于1838年去世，他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1842年10月，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职务，发表了一些文章，采取中立立场（较之共产主义而言），抨击了禁止穷人采集木材的法律，揭示了摩塞尔河谷酿酒人的苦难。1843年3月，在抨击了俄国的专制主义之后，报纸被查封。于是，马克思写信给卢格，与他商讨在苏黎世（Zürich）编辑一份激进刊物的计划：“一旦完成协议，我就前往克罗茨纳赫（Kreuznach）结婚。”

巴黎被确定为新刊物的基地，考虑到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合作，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3年6月，在订婚七年之后，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直到10月份他一直住在岳母家里。在这里，他广泛阅读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了一篇长长的批评文章。10月，他偕已有三个月身孕的燕妮前往巴黎，就任《德法年鉴》的编辑之职。评论

直到1843年底，马克思的著作显示了这样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从唯心主义（先是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自由理性主义和对黑格尔的批评。在此，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重要理论都是第一次产生。

马克思留下的第一批文件就是1835年的中学毕业作文。有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在这些论述中看到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子，例如：“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但是这些作文只是展现了朴素幼稚的唯心主义，他宣布，“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4]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更有意思的是1837年11月马克思写给他父亲的信。这封信描述了他在柏林第一年的学术发展。他主要关心的是极具空想主义风格的抒情诗，对此他做了下列自我批评：我抨击现在，感情表达不适度或没有形式，什么都不自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妄想；我相信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彻底的对立，尽管存在某种热烈情感和丰富的希望，但是修辞性的思考占据了诗性思想的位置。这些就是燕妮收到的最初[5]三卷诗的特征。

他还试着研究法哲学，他的主要难题是“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冲突（这是唯心主义所特有的）。当他发现他的唯心主义与实际的法律毫无联系时（他的唯心主义受到康德和费希特的启发，当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所以，他回到纯哲学，并写了一篇新形而上学，同样因其无用而丢弃了。然而，在他养病期间（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他“彻头彻尾地了解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门徒”。尽管他以前“已经阅读了黑格尔哲学的片段而不喜欢它的奇异风格和令人眩晕的旋律”，但是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他以前难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的答案。“我抛弃了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我用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滋养了它），而开始追寻它自身之中的思想。如果说以前神是在俯瞰世界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变成了其中的核心。”这种不情愿的转变因为在大学与一群青年黑格尔派朋友们所进行的讨论而加强了。当时，他说：“我更加密切地将[6]自己与当前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而我以前是想逃避它的。”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马克思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将论文题献给自己的岳父拜伦·冯·威斯特华伦（Baron Von Westphalen）。威斯特华伦敬仰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并且在马克思看来，他“活脱脱地证明了唯心主义并不是臆想的东西，而是真正的现实”。论文的主体比较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批评德谟克利特严格的决定论，并在结论中支持伊壁鸠鲁关于自由的观点——人的意识可以改变自己的环境。

尽管论文本身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前言、准备性研究和笔记则更具个性化。在前言中，马克思解释说，他的论文只是一项更长久工作的准备。那项更长久的工作将在与整个希腊思想的关系中，来研究由伊壁鸠鲁、斯多亚和怀疑哲学所组成的整个学术圈子。马克思继续说道，黑格尔已确切地描述了哲学史上的这些体系，但是（尽管他是一个“思想巨擘”）他既没有详细地描述，也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性。马克思解释说，他增加了一篇附录，来评论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伊壁鸠鲁的抨击，因为他希望捍卫伊壁鸠鲁关于哲学和信仰之间存在尖锐对立的观点。这是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人们就是这样来称呼黑格尔的激进信徒的）关心的事情，因为黑格尔曾经宣称，哲学和信仰形式不同但内容一样，而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信仰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并且将教会对普鲁士控制的放松看作任何进步的前提。马克思回应说：“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7]神。”

准备性笔记指出马克思选择这个课题的原因。作为《新约》批评家，布鲁诺·鲍威尔对希腊哲学感兴趣，并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在“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后的希腊哲学与自己作为后黑格尔哲学家的情况之间存在一种相似。“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他写道，“从天上偷来火种，开始在地上建造房屋并安居下来，哲学发展到冒犯世界的地步，以自身抗衡它所发现的世界。而现在这就是黑格[8]尔哲学”。

在一篇附注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后黑格尔哲学任务的观点。他解释说，哲学家必须通过运用黑格尔的基本原理来超越黑格尔：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妥协而造成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意识不到的是，这种表面的妥协最终由于自己原理的缺陷或没能充分掌握这些原理而成为可能。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妥协了，那么他的追随者们就应该运用其思想的内核，来阐明他自己所做的表面的表述。这样，良知的进步也就是知识的进步。这并不是对哲学家的良知加以怀疑，而毋宁是解释其观点的表面特征，给予它[9]们以确定的形式和意义，同时也就超越了它们。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现在必须成为实践的：有一条心理规律是这样的：一旦理论理性在自身内达到自由，就转变成实践能量，并任意从冥国的阴影里显现出来，面对世界的外部现实……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正是这种批判以其本质衡量个别的事物，以思想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是充满矛盾的，而且正[10]是其本质显现于现象中并在现象中留下印迹。

在进一步的笔记中，马克思对青年谢林（Schelling）的革命思想和谢林最近的演讲进行了比较，尤其抨击说，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只是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例如，”他写道，“本体论的证明无非是：我真实想象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想象。任何一个将游牧部落的上帝带到古希腊的人，都会得到这个上帝不存在的证明，因为对于希腊人来说，他是不存在的：一片特定的土地对于特定的外来神来说，就像理性的土地对于一般的神一样，在这个地方，他的存在便终止了”。马克思认为，在现实中，这些证明只是“对基本的人类自我意识及其[11]逻辑解释所做的证明”。

这些准备性研究和笔记从未发表，也没有详述，这是马克思有意所为。由于不可能将学术事业与记者工作结合起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别处。这样，他的评论就是支离破碎的和含混不清的；但是它们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马克思第一次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难题，在他此后的生命中，这些难题一直萦绕着他。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年里，马克思写了七篇主要的文章。在此，他很少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明确，因为他通过揭露对手思想中的荒谬之处，从而赋予自己的文章以批判性解释的形式。为此，他运用手头上的任何武器，通常将激进的黑格尔主义与朴素的启蒙理性主义结合起来。

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是为卢格的《德意志年鉴》写的，却由于书报审查而被拒，一年后才发表出来。文章的题目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Comments on the Latest Prussian Censorship Instruction）。马克思揭露了新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矛盾（它本来是可以缓和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但是，因为它们禁止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和对“教规、道德和外部尊崇”的冒犯，所以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制度肯定会排斥道德领域的思想巨人——如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冒犯教规、道德和外部尊崇。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2]。而且，新制度对于好的法律也是充满敌意的，因为它们惩罚的将是“倾向”和“意图”，而不是行动。在马克思看来，这将造成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机关自以为是国家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拥有者，而同时“在道德国家里，即使国家的成员反对国家或政府机关，国家的观[13]点还是服从它的成员”。这样，马克思开始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马克思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莱茵省议会中的辩论而作，尤其是为“议会关于新闻和出版自由的辩论”（Debate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Parliamentary Debates）而作。马克思发现，“每一个阶级的特征”“再没有比在这些辩论中表现得更明显了”。这些发言者并不认为自由是每一个理性人的天赋权利；对于他们来说，它是“某些人或阶级的个别特征”。这种态度不能拟定任何法律来统治新闻。因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这样，即使建议让步也是不够的，马克思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自由’、‘特权’这些词语预设了一种征服状[14]态。在总体的奴役状态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在一篇论“历史法学派”的文章中，马克思抨击了自己的一些老教师，尤其是卡尔·冯·萨维尼（Karl von Savigny），他刚刚成为司法部长。历史法学派认为，历史存在是任何法律的首要理由。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既矛盾又倾向于保守现有的政治非理性。

在一篇答“《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社论”的文章中，马克思更加专门地论述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科伦日报》的编辑反对马克思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观点，提倡在新闻界压制哲学和宗教的讨论，并宣布，信仰的衰落就是古代世界的毁灭。马克思的想法正好相反：“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15]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基督教国家的理想与理性的自由并不相容。在文章的结尾，马克思以黑格尔的方式描述了这种自由：但是，如果以前的宪法教授是从内在冲动构造国家的——无论是野心还是社交性格甚至还是理性（是个体理性而不是社会理性）——那么更深刻的现代哲学概念则从所有人的思想演绎出国家。它认为国家是这样一个有机体，在其中，必须实现司法、道德和政治自由，并且每一个公民通过遵循国家的法律，只遵循[16]自身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1842年，马克思被迫第一次讨论社会主义思想。《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指责《莱茵报》“与共产主义调情”。马克思的回答是矛盾的：《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Leroux）、孔西得朗（Considérant）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Proudhon）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的女人想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发展；因为，实际试验（甚至是由大众进行的）一旦变得危险，就会由大炮回答它们；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理性将我们的良知铆定于其上的那种思想，是不撕心裂肺就无法挣脱的锁链；它们[17]是这样的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们才能征服它们。

在为《莱茵报》所写的最后一批文章中，马克思讨论了“莱茵省议会关于盗窃林木的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Rhenish Parliament on Thefts of Wood）和“摩泽尔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The Poverty of the Moselle Wine-growers）。他后来说，这些主题[18]“第一次使我关注经济学问题”。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法律的制定是如何密切地与统治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森林拥有者的利益相联系的。马克思在文章结尾，比较了独立观察家的印象和古巴原始人的信仰，前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偶像，而后者相信上帝是西班牙人的偶像。

关于摩泽尔地区的文章详细地论证了《莱茵报》关于这一地区贫困状况的警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经济条件作为政治活动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人们在考察政治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观察看起来首先只是个人的活动所赖以进[19]行的那些关系。

当《莱茵报》即将被关闭的时候，马克思趁机辞职，正如他所说，[20]“从公共舞台退入书宅”。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居住了一个月，写成了一篇长达150页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关于民主、阶级和推翻国家的观点开始成形。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是，正如在宗教中人创造了创造者上帝而人又依赖于他一样，黑格尔从国家观念出发，并让所有其他东西——家庭和各种社会群体——依赖于这种观念。马克思说：思想被彻底主观化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它们的内在虚构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真正是积极的形式；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可是由于思想被主观化了，所以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等——就变成思想的非现实客观环节，指的是别的[21]东西。

马克思对黑格尔采取这种方法是受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朋友的启发，那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费尔巴哈宣布，上帝只是愿望的一种投射，这种愿望是人发现自己无力实现的，所以[22]说，人是真正的主语而上帝则是“谓语”。费尔巴哈最近将这种分析运用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现在马克思则将这种分析运用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这样说：重要的是，黑格尔总是将观念转变为主语而将特定的现实主[23]体……转变为谓语。但是，发展总是发生在谓语一边。

马克思手稿的其余部分将这种一般分析应用于黑格尔讨论的三个特定问题，即民主、官僚政治和选举权。

在对民主的评论中，马克思所概述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被说成一种公共的存在；最后，马克思通过预言国家的灭亡而超越了共和主义。他说：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国家的主体性方面；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最近，法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构想了这一点：政治国家消失于真正的民主制。只要这样的政治国家，即作为制[24]度的政治国家，不再适用于整体时，那么这一点才是真的。

黑格尔宣布，官僚政治拥有国家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调解功能。然而，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促进政治分裂（对于它自身的存在来说，这是基本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国家的目的（他写道）变成了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反过来也一样。官僚政治是无人能逃脱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信息的等级制。上级认为下级洞察了详细情况，而下级认为上级洞察了普[25]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互相欺骗。

黑格尔过分重视进入官僚政治的竞争本质，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26]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

在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解释了他是如何思考关于克服社会分裂的问题的，答案在普遍选择权里可以发现。这里并不涉及：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议员行使立法权，还是全体人员都应该单个地行使立法权。这里涉及的倒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论[27]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焦点。

马克思继续用他复杂的语言，描述普遍选举权如何通过将人作为公共存在的社会本质带回到社会，来造成市民社会的改革。人的社会本质被窃取，而转交给制度领域，从而对人的真正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和基本的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市民社会使自己的政治存在成为现实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它也就使自己的市民存在成为非根本的存在，从而与自己的政治存在相对立。随着一方的分离，另一方，即它的对立面也就垮台了。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就是市民社会的瓦解。[28]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由三个因素构成：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理论。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进行费尔巴哈式的批判，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第一个因素；后两个因素是他在巴黎得到的。参考文献译本

Letter to His Father, Doctoral Thesis, Newspaper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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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1) Pt 2.注释[1]本书注释中所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文献，均为译者所加，加了“参见”二字的，译文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所不同，不加“参见”二字的，译文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完全相同。[2]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ed.L.Easton and K.Guddat(New York,1967)p.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59~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M. Hess, Briefwechsel, ed. E.Silberner (The Hague, 1959) p.80.[4]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p.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57、459页）[5]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77) p.6.(以下写为KMSW。)（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KMSW, p.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5、16页）[7]KMSW,p.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页）[8]KMSW, p.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36页）[9]KMSW, p.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4~75页）[10]KMSW, pp.13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11]K.Marx, Early Texts, ed. D.McLellan (Oxford, 1971) p.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0~101页）[12]Ibid., pp.29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19页）[13]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 L. Easton and K. Guddat (New York,1967) p.8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1页）[14]K.Marx, Early Texts,p.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76、197页）[15]Ibid.,p.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13页）[16]KMSW, pp.19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28页）[17]KMSW, p.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5~296页）[18]KMSW, p.38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KMSW, p.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363页）[20]KMSW, p.38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11页）[21]K.Marx, Early Texts,p.6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2]关于费尔巴哈，详情参见Z.汉菲（Z. Hanfi）为《炽热的小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作选》［The Fiery Brook: Selected Writing of Ludwig Feuerbach（New York, 1972）］所写的引论，以及M.沃特福斯基（M.Wartofsky）的《费尔巴哈》（Feuerbach，Cambridge, 1977)。[23]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p.15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4页）[24]KMSW, p.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0、41页）[25]KMSW, p.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60页）[26]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p.1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KMSW, p.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396页）[28]KMSW, p.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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