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浪漫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恕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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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浪漫派试读：

前言

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最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最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

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

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

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

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最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

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Dr.Klaus 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最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

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1]。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

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于1796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T.A·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

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一、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最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刚刚整理完毕，最后的审读尚未结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熊艳同志来电约稿，听见熊艳同志的问询，我当时的感觉是如释重负。那时我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出版这部书稿，想不到天旱适逢及时雨。在这部遗稿即将付梓之际，我代表已故老同学陈恕林和他的家属，对熊艳编辑的热情相助表示由衷感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1]曹丕：《与吴质书》。

导论

浪漫派一词解读

本书要探讨的对象—德国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但问题复杂，争议颇多。争论往往由于对Romantik（浪漫派或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解而引起。德国一些浪漫派问题学术讨论会，常常在会议伊始，就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展开争辩，常常是唇枪舌剑。因此，在我们着手探讨德国浪漫派问题之前，首先得弄清Romantik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

德文Romantik及其派生形容词romantisch（浪漫派的或浪漫主义的），自问世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自身含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omantik一词，源出于中世纪古代法语romanz，所谓romanz，原先是指罗马语族中的“大众语言”以及随后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体或散文体小说，中世纪盛期和晚期广为流传的骑士故事和冒险故事，均被称为romance。到了17世纪，法文romance一词被“引进”德国，被德国人改造成Roman，它的意思是长篇小说，18世纪在德国广为流传的骑士故事和冒险故事，也都归入Roman（长篇小说）范围之内。

Romantick，汉语译作“罗曼蒂克”或者“浪漫蒂克”，简译作浪漫，作为形容词，它的“发明专利权”归英国所有。1650年，英国人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y）首先使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引进”德国以后，被改写为romantisch。18世纪，romantisch这个词已经有了多重含义。起初表示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即虚构的、杜撰的、富有诗意的，继而表示幻想的、富于想象力的、异想天开的、稀奇古怪的、惊险的、过于紧张的，等等。随后又用来表示各种类型的自然美景，如原始森林、巉岩峭壁、万丈深渊、名川大山等风光。然而这个词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一个人，一个人的想法和想象，一个事物，等等，都可与“浪漫的”这个词挂上钩，前提是不管是人还是物，都是脱离现实的，譬如一个人，整天耽于幻想、想入非非，或者醉生梦死，人们就称他为“浪漫的”。所谓“浪漫的”，往往是与脱离现实生活、稀奇古怪、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Romantik这个词的发展史上，法国人和英国人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法国人提供了语源学上的romanz这个词根，英国人创造了romantic这个形容词。德国人在这个词的发展上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他们把浪漫主义一词运用于文学和文艺批评，而这首先得归功于德国浪漫派作家，例如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后文简称奥·威·施莱格尔—编者注）在他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一书中，曾经把浪漫主义文学定义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世纪的现代文学（mittelalterliche “moderne” Literatur aus dem Geist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则认为，Romantik既不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名称，也不是自己所属流派的称谓，而主要是指长篇小说写作指南，即浪漫化、理想化的小说写作艺术，Romantiker则是指长篇小说作家或作者，而不是指归属浪漫派的作家；路德维希·蒂克（后文简称蒂克—编者注）把Romantik与Poesie（诗，诗艺）等量齐观，他说：如果有人要求给浪漫主义下个定义，那我是无能为力的，我知道在poetisch与romantisch之间根本不存在区别；另外一个年轻的浪漫派代表人物布伦塔诺，他倒是给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但那是一个需要仔细琢磨的定义，他说浪漫主义是我们的眼睛与远处事物之间的中介物，只要它能让我们接近远处的事物，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远处的事物，便是浪漫主义的。布伦塔诺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浪漫主义是远景，或者确切地说，是望远镜的颜色，是借助望远镜确定的目标；在浪漫派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后文简称弗·施莱格尔—编者注）看来，现代诗（即浪漫诗）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文学。不难看出，弗·施莱格尔所说的浪漫主义的含义，从时间上来说是不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从区域范围上来说不仅包括德国，而且还包括除此之外的欧洲，从思想倾向来说主要是基督教的，从形式与风格来说不包括古典主义。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浪漫主义既是一个时代概念，也是一个形式风格概念。

浪漫派代表人物的论述表明，他们对浪漫主义一词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不把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视为浪漫主义的，同时也都不把自己视为浪漫派作家。鉴于世人对该词理解的差异，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在该词的运用上难免引起误解和混乱。奥·威·施莱格尔曾经要求他的理论家弟弟给“浪漫主义”一词下个定义。1797年12月1日，弗·施莱格尔在他给哥哥的信里说，我对浪漫主义一词的阐释不好寄给你，因为它长达125个印张。据称，这相当于2 000张印刷页。这种情况曾经引起了不少文人墨客们的关注。自18世纪末期以来，书刊上有关该词定义和解说层出不穷，难以胜数，据有人统计说，关于浪漫主义一词的定义和解说多达700种。难怪德国晚期浪漫派作家艾兴多夫在他的长篇小说《诗人和他们的伙伴们》（1834）中，借助福图纳特这个人物发出这样的感慨：“唉，尊贵的朋友，我宁愿浪漫派这个词汇没有造出来！”

18世纪末在德国和之外的欧洲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足够深远、“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它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这里要探索的德国浪漫派，仅仅是这个思潮的一部分。所谓德国浪漫派，今天是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通常称之为Romantik（浪漫派），诗人海涅和文学史家格尔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则称之为Romantische Schule（惯译浪漫派）。

Romantik一词通常译作浪漫派，有时也译作浪漫主义。在两者之间不宜画上等号，因为后者的含义比前者宽些。如果说前者（浪漫派）一般指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思潮），那么后者（浪漫主义）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指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又指特定的文艺创作方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属文学史范畴；后者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属美学范畴。

浪漫派产生的时代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俄国等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德意志仍是个经济落后的封建国家。它名义上称作“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帝国内部诸侯割据，四分五裂。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这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约有300个封建小邦国。其中最强大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后者实为一个反动堡垒，马克思称其为“封建专制、官僚统治和封建制度的混合体”。各小邦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极为不利。此外，帝国内部关卡林立，例如在汉堡与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上运输货物，先后得交纳35次关税，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而各地盛行的中世纪行会制度也愈来愈制约了手工业的发展，显然，这种封建割据成了德意志土地上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经济的落后归因于政治的腐朽。封建诸侯狂妄自大，专横残忍，除了欺压臣民外，他们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深受欺压，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满情绪笼罩全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政治经济上软弱无力，而且力量分散，无法组织与领导一场反封建的革命，也没有这种要求。

虽然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一团糟糕”，但文化方面却呈现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灿、欣欣向荣的景象。两者适成鲜明对照。对于当时的德国状况，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当时的德国“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在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那时的德意志不仅拥有名扬天下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同时还拥有举世闻名的文学家莱辛、歌德、席勒、霍夫曼、海涅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知名或比较知名的作家除歌德和席勒外，还有克洛卜施托克、维兰德、赫尔德、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利希滕贝格、弗斯特、克林格、伦茨、毕尔格、雅各比、福斯等。1789年后，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相继步入文坛，其中许多是浪漫派作家，如让·保尔、荷尔德林、蒂克、瓦肯罗德、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布伦坦诺、阿尼姆、克莱斯特、富凯、海涅、艾兴多夫等。据文学史家统计，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国作家的数量多达7000人左右。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荷尔德林、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霍夫曼、布伦塔诺等，长期以来蒙受曲解，直到20世纪，他们的实际意义才逐渐为世人发现和接受。

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30年七月革命，正是德国浪漫派所处的时期，它无疑是德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动乱年代。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和德意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法国国民议会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诸如发表《人权宣言》，取消封建特权，没收教会财产，解散修道院和教团，实行学校国有化，解放犹太人社团等，都受到德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欢迎。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意志土地上虽然也发生过工人罢工、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暴动事件，但总的说来，法国大革命事件对德意志诸小邦国政治经济触动不大，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响却颇为强烈，“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德意志的知识界，从老一辈的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席勒到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早期浪漫派作家，无不为伟大的邻邦推翻封建统治而欢欣鼓舞，无不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把这一事件称赞为一个新时代的“壮观的日出”。但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革命的欢迎和支持多半局限于革命的理论主张，而对革命的实践、革命的暴力行为，则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因此，当革命深入发展，雅各宾党人1793年实行专政，处死国王，镇压僧侣、贵族反抗和叛乱的时候，他们就对革命的暴力行为产生了恐惧和反感。弗·施莱格尔的反响极具普遍性，在他们看来，雅各宾党人的专政，简直是一次“全球性的地震”，“一场极大的洪水”。德国知识分子对待法国革命的动摇性和两面性，暴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德国资产阶级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阻止德意志封建统治者对法国发动武装干涉。德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一开始就对法国大革命十分恐惧和仇恨，他们勾结欧洲反动势力，策划反对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妄图扼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维护其苟延残喘的封建统治。但是战争进程表明，封建制度是腐朽的，脆弱的。1792年9月，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联合入侵法国，被法国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被赶出法国领土。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德国西部美因兹一带出现了类似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人民之友社”，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试图在德国推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主张。拿破仑执政以后，连年发动对外掠夺战争，德国封建势力对此一筹莫展，不仅被迫取消了有名无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连莱茵河以西大片土地、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都成了法国的附属领土。

这里涉及拿破仑的对外侵略战争，对这个问题，有必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些具体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拿破仑执政以后，为了应对欧洲封建势力形成第二次反法联盟，除了离间英国、俄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之外，于1800年率领军队占领意大利，打败奥地利，并于1801年，逼迫奥地利签订《吕内微尔和约》，将奥属尼德兰、卢森堡以及莱茵河左岸大片领土割让给法国，最终瓦解了第二次反法联盟。1805年10月，法军在乌尔姆击败奥地利军队，攻下维也纳，1806年，又在耶拿击败了普鲁士军队，攻占柏林，根据《和约》，法国在西部建立一个由16个邦国组成的附属法国的“莱茵联盟”。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从此寿终正寝，拿破仑成了德意志命运的主宰者。在拿破仑统治区，法国部队推行一系列改革，诸如废除封建特权，农奴制、等级制，实行宗教自由，给犹太人以平等地位。所有这些划时代的措施，对摧毁德国封建统治的基础，促进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1794年，雅各宾党专政垮台，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解散督政府，实行军事独裁，法国大资产阶级随着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与日俱增。反对外国干涉，进行革命防卫的正义战争，逐渐蜕变为侵略战争和掠夺战争。权欲熏心的拿破仑采用残酷手段强迫被占领国人民为他的战争目的效劳，给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异族统治下，德意志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阶层人民、各种力量纷纷奋起反抗，拯救自己的祖国。德意志民族意识和感情得到激发，爱国情绪和运动不断高涨。为了民族的振兴，普鲁士出现了一些开明的改革家，如，普鲁士先后两任首相卡尔·冯·施泰因男爵（Karl Reichsfrhr. vom und zum Stein）和卡尔·奥·冯·哈登贝格侯爵（Karl August Fuerst von Hardenberg），普鲁士将军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和奥·奈·冯·格奈泽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等，都提出过废除农奴制、推行教育改革等措施，史称“施泰恩—哈登贝格改革”。知识界的爱国者不断以诗篇、歌曲等不同文艺形式唤醒民众，诗人阿恩特、哲学家费希特、学者洪堡、著名的“体操之父”雅恩等人，在反对拿破仑入侵的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以拿破仑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与德意志资产阶级之间具有特殊的复杂关系，前者既是后者的恩人，又是它的仇敌。拿破仑在德意志土地上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恩人。但是拿破仑在德意志土地上实行异族统治和掠夺政策，又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左，因此，两者又存在对抗性矛盾。从历史的影响来说，拿破仑入侵引起德国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1806年普鲁士对法战争的失败，使普鲁士统治集团不得不推行某些有限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可见，法国军队在德意志领土上实行异族统治，推行拿破仑法典，给德国资产阶级带来了社会解放，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自己的解放者，另一方面又要为压迫自己的人效劳，协助拿破仑夺取了胜利，却未得到应得的胜利果实。

1815年6月，法国军队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惨遭失败，拿破仑统治彻底垮台，此后，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封建势力的复辟。1815年6月8日成立的所谓德意志邦联，只是个松散的联盟，由34个各自为政的主权邦国和4个自由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和吕贝克）组成。四分五裂的状况依然如故，邦联内部仍存在双雄（普鲁士和奥地利）争霸的局面。人民大众要求祖国统一的希望成了泡影，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被削夺了。鄙俗、恭顺的资产阶级无力改变现状，它的诗人和哲学家只好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寄托，去描绘他们理想王国的图景。

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基础

德意志是个以善于思辨、富于理想而著称的民族，这里涌现了世界上众多名声显赫的哲学家、作家和音乐大师。哲学和音乐构成了德意志文化的两大支柱。德国古典哲学早在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登时代就奠定了自己的传统，法国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它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盛行的年代，正是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岁月，两者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德国古典哲学构成了“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而浪漫主义运动，用诺瓦利斯的话来说，则成了“诗化的唯心主义”。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它成为文艺领域里的浪漫运动的理论基础。”[1]从浪漫派作家与德国古典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德国浪漫派的文艺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康德（1724—1808），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先验唯心主义”。按照他的说法，意识的形成是先天的，先于经验，并且是经验的条件。康德虽然承认意识之外存在实物世界，即所谓自在之物的客观世界，却又否认“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是彼岸的，即“超验”的。康德哲学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美学论著《判断力批判》（1790）成为歌德时代美学思想的指南。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成为这一哲学运动的第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其代表作《科学原理》（1794）中，他力图系统地阐明其“唯我论”思想，把“自我”（人的意识）置于观察世界的中心点。“自我”不仅能思维，理解外界事物，同时又是外部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在这里他摈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物自体”的客观存在，而以康德关于意识创造现象界、自然界这一论断为出发点，宣称“自我”为认识的主体，“非我”（客观世界）为自我的创造物，从而把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推向顶峰。鉴于费希特十分强调人的主观性地位和作用，在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他被视为人的主观性的发现者。在世纪更迭前后，费希特哲学中出现了宗教神秘主义倾向。

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即“唯我论”，对浪漫派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唯我论”为浪漫派所推崇的无约束的个性，为他们随心所欲的主观意识专断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几乎所有浪漫派作家都为费希特哲学感到欢欣鼓舞。1798年，弗·施莱格尔在他和哥哥奥·威·施莱格尔刚刚创办的早期浪漫派杂志《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一则《断片》里，把费希特的《科学原理》同法国大革命和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并列为最伟大的推动人类发展的时代动力。这位浪漫派理论家把费希特所发现的主观性发展为“浪漫主义反语”（romantische Ironie），而诺瓦利斯则仿照费希特的《科学原理》创造了他的所谓“魔幻唯心主义”（Magischer Idealismus）。按照他的“主义”，宇宙万物都屈从于人的意愿，都受人的意识和意愿支配。人支配生活中的一切，乃至死亡：人的生死存亡，都由自己决定。此外，从施莱尔马赫的宗教观念里人们也看到了费希特先验哲学的影子。

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把人，把人的主观意愿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费希特和他的哲学对浪漫派作家之所以那样富有魅力，就在于他的理论主张和他对主观意愿所表现的激情，迎合了浪漫主义者的情趣和需要。

不可否认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是浪漫派作家与费希特共同的思想基础，不过人们也应该看到，这位哲学巨匠虽同耶拿早期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但他并不属于浪漫派之列，在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方面，他都比他们先进。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他曾经发表激烈的反封建言论，谴责封建奴役制度，主张君主立宪，废除等级特权。当然，他毕竟不是革命家，后来他也害怕革命暴力，从民主主义立场后退了，主张同现存社会秩序调和。但总的来说，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态度上，他比浪漫派作家要先进些。鉴于浪漫派在政治思想与世界观方面同费希特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的一次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费希特如此坚决地捍卫法国大革命思想，他的哲学怎能成为浪漫派美学的基础呢？该国著名学者克劳斯·特雷格尔（Claus Träger）认为，这是浪漫派作家对费希特的一种误解。

谢林（1775—1854），虽是费希特的后继者，但他的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费希特的哲学忽视了“自然”，而他则要给予“自然”以充分的重视，要论证自然对于精神的能动作用。他所创建的自然哲学是以这一基本信念为基础的，即自然与精神构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统一体：“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自然在其发展中被认识到是精神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揭示。宇宙万物，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都是“宇宙灵魂”按一定目的创造出来的。自然和意识，主体和客体，都在“绝对”中统一。躯体与灵魂的统一乃是事物的真正本质。按照谢林的哲学，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人觉得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不仅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结合，而且也是一种亲密无间的融合。

谢林在他的自然哲学基础上发展了他的美学思想。在他看来，艺术能够把“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事物”描绘出来，即所谓“美”。对哲学家来说，艺术是至高无上的事物，这是因为艺术能够揭示最神圣的事物，艺术完成了“自然与精神、必然与自由的统一”。

谢林和他的哲学同浪漫派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在耶拿大学任教授时，谢林与其弟子斯特芬斯[2]，便参与了“耶拿浪漫派”的创建，同派友们交往密切[3]。谢林的自然哲学对浪漫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它构成了浪漫派理论的重要依据。如谢林的哲学对弗·施莱格尔经常变化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从诺瓦利斯那神秘的冥想中也可看出它的踪影，它对艾兴多夫艺术见解的形成，显然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浪漫派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那么他们对谢林的哲学是很赏识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浪漫派为什么狂热地崇拜大自然，喜欢描写自然美景、表现人与自然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谢林哲学还通过其门徒威廉·里特尔[5]、斯特芬斯和许尔森[6]扩大了对浪漫派的影响。他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突出地体现在里特尔和斯特芬斯身上。他们两人在谢林与浪漫派之间起了中介作用，特别是在1795—1804年，耶拿活动期间，里特尔对诺瓦利斯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里特尔像浪漫派作家一样，狂热地崇拜雅各布·伯麦[7]，从其学说中汲取了神秘主义的因素。斯特芬斯原先研究自然科学，后来在耶拿受谢林影响，转而信奉神秘主义，他与浪漫派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关系密切，与诺瓦利斯、蒂克也有交往。许尔森在谢林学说与浪漫派之间也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促使谢林的观点转向了宗教伦理，这种转向对施莱尔马赫宗教观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黑格尔（1770—1831），在他的《美学》（1835—1838）里，他对古典艺术与浪漫派艺术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他对后期浪漫派诗人海涅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青年海涅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其接触这位唯心主义哲学巨擘的美学思想有直接关系，而与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接触，也是导致海涅与浪漫派疏远的重要因素。卢卡契认为黑格尔对海涅思想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不过除海涅外，黑格尔哲学在同时代的浪漫派作家中，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究其原因，大概是黑格尔《美学》问世时，浪漫派早已进入晚期，正在走向消亡，他的美学讲座产生轰动影响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另外，黑格尔对浪漫派，特别是它的主观主义倾向持批判态度，大概也是他的美学思想未能引起浪漫派重视的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学说，对浪漫派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此须加以分析：德国古典哲学，虽也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但从本质和主流上看，还是唯心主义的。一方面，它强调“自我”，突出人的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动作用，促使人们摆脱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束缚，冲破旧的思想牢宠，驰骋幻想，给予新兴的浪漫主义运动以积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把“自我”、人的主观意识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从而颠倒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并且自身又含有宗教神秘主义因素，这些对浪漫派又产生了负面的效应。

与时俱进，深入探索

德国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它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员，其中不乏重量级的作家，诸如诺瓦利斯、弗·施莱格尔和E. T. A·霍夫曼（后文简称霍夫曼—编者注）等代表人物。随着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意义，正在逐渐为世人所了解。德国浪漫派存在的历史长达数十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些遗产，尤其是理论遗产，像一座“富矿”，尚待继续开发。

德国浪漫派的存在，对当时和后来德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大家庭中，德国浪漫派算得上是个重要成员。自它崛起于文坛之日起，就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理论家弗·施莱格尔，就以这一哲学为基础，创建并系统地发展了自己的文艺理论。而像德国浪漫派这样一个既有独特理论武装，又有丰富创作实践的文艺流派，在德国，乃至欧洲都是不可多得的。在欧洲，德国是浪漫主义运动最先兴起的国家之一。之后，德国浪漫派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经验，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怪有人把德国称为浪漫主义的故乡（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七章《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浪漫主义》）。

然而，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并不止于当时的德国文学，事实上，它涉及当时整个欧洲，乃至美洲文学。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都离不开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比如当代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文学创作，都与德国浪漫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现代主义文学，亦称现代派文学，可以说是浪漫派的嫡系流派。它们的渊源关系表现在思想倾向方面，如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调，对社会的消极反抗等；表现在文艺观点方面，如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强调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强调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内向性等；表现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突出形式的重要性；表现在艺术手法方面，如内心独白、梦幻、多层次结构等；表现在艺术风格方面，如怪诞、变形、诡异等。难怪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霍夫曼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

鉴于德国浪漫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学术界对其做了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只有经过深入的探索，我们才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价，才能正确了解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脉络，批判地汲取浪漫派丰富的文化遗产，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不容置疑的是，德国浪漫派是个问题极其复杂的流派，两个世纪以来，围绕它的诸多问题，包括对它的评价，在德国和国际上展开过激烈的论战。由于德国浪漫派本身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争论问题、热点问题之多，探索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鉴于这个文艺流派是一座有用元素含量甚高的“富矿”，颇具“开采”价值和魅力，一个半多世纪以来，无数的德国和西方学者都热衷于对它进行“开采”。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探索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蔚然成风，硕果累累，许多新成果都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然而在我国，对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仍然远远滞后，可以说，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数十年来，有关的论著可谓寥若晨星，仅有的一些文章，依旧停留在介绍和欣赏的水平，谈不上学术研究。一些文章观点陈旧，仍未摆脱传统偏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历史和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大力开展对这一薄弱领域的开拓性研究。[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49页。[2]斯特芬斯（Henrik Steffens，1773—1845），挪威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著有《自然科学的哲学特点》和《人类学》等。[3]虽说谢林属于早期浪漫派，与派友们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免不了出现文人相轻、相互猜疑和攻击的情况。谢林指责奥·威·施莱格尔对自然的了解是“半瓶醋”，后者反唇相讥，批评这位哲学家对诗“一窍不通”。1807年，在奥·威·施莱格尔发表《关于文艺与自然的关系》讲演5年后，谢林在慕尼黑成功地做了一次题目相似的演讲，事后，施莱格尔一家怀疑谢林剽窃了施莱格尔的思想。[4]诗人海涅否认费希特唯心主义和谢林自然哲学对浪漫派的影响。参见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5]威廉·里特尔（Wilhelm Ritter，1776—1810），波兰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6]许尔森（August Ludwig Huelsen，1765—1810），德国哲学家，作家。[7]雅各布·伯麦（Jakob Boehme，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在格利茨（Goerlitz）当过鞋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代表性著作有《伟大的神秘》和《论神恩的遴选》。第一篇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第一章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是在法国事件直接影响下出现的文艺思潮，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要求摆脱封建统治、争取个性解放，思想上反对平庸的理性主义，文艺上反抗古典主义条条框框束缚的斗争。

浪漫派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文艺思潮孕育下产生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虔诚派、启蒙运动、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

虔诚派（Pietismus），也叫虔敬派或虔敬主义，是德国耶稣教内部的一个教派，盛行于17世纪至18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施彭纳（Ph. J. Spener, 1635—1705）和弗兰克（A. H. Francke, 1663—1727）。虔诚派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教会的僵化教条的正统观念，它与教会正统的拘泥于文本的本本主义不同，其强调“内心的虔诚”，把感情视为教徒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基础，力图通过虔诚与博爱去克服正统观念。它的主张起初遭到国教正统派的反对，但不久就得到国王的支持，并为各阶层民众所接受。借助以创建人命名的“哈勒·弗兰克基金会”的作用，虔诚派的影响扩展到欧洲其他耶稣教国家以至北美。其深远影响主要是通过冯·青岑多夫（N. L.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创建的亨胡特兄弟会教派实现的。虔诚派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对赫尔德、维兰德、舒巴特、歌德、席勒等许多德国作家，包括一些浪漫派作家，产生了持久的和深刻的影响。歌德早年一度同虔诚派团体过从甚密。诗人在《诗与真》第八篇里总结了虔诚派对他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影响。德国早期浪漫派人士施莱尔马赫和诺瓦利斯，从小就受到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熏陶，诺瓦利斯通过其父亲接受了该教派的思想，其父为虔诚派信仰复兴运动（Erweckungsbewegung）的参加者。

启蒙运动（Aufklärung），它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一向是热门话题，备受世人关注，旧的文学史和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把后者说成是对前者的反动。但是新近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却向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传统，前者为后者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

感伤主义（Empf indsamkeit），又称“主情主义”，是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起源于英国，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伤感旅行》而得名。这一派作家反对冷酷的理性主义和僵化的古典主义，提倡直抒胸臆和内心感受，把个人感情生活的描写视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他们重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强调个性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刻画。显然，这些主张与浪漫派精神一脉相承。

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简称狂飙运动，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因弗·马·克林格的同名剧作《狂飙突进》而得名，这场运动具有浓厚的反封建色彩。歌德称它为一场“文学革命”。青年歌德、席勒、克林格和伦茨等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德为其精神领袖，他影响了包括歌德、席勒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他的著作奠定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世界观和美学基础。狂飙突进运动强调发挥个人作用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两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口号和主张：歌颂自然、崇拜天才。

在狂飙运动作家看来，“自然”是与僵化相对立的概念。“歌颂自然”意味着政治上反对专制统治，结束封建割据局面；思想上反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独裁，冲破一切思想牢笼；艺术上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以求创作自由。人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理应充分享受自由，获得个性的全面发展。在德国，卢梭也备受推崇，他被尊为先知，在理性主义时代，他的著作如同上帝的启示。因为他的核心概念—自然、心灵、爱情和自由，使人们对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他提出的“回归自然”，意味着回到不受约束的自然生活方式中去。这个口号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无疑是有力的批判，当时在德国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狂飙运动时期，人们对“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作家”（Orginalgenie）是顶礼膜拜的，把他们视为理想人物。这类人物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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