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旅游中社会文化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四川甲居藏寨的个案调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韫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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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村寨旅游中社会文化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四川甲居藏寨的个案调查试读：

旅游作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它的快速成长创造的价值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5.5%，创造了6%的劳动就业。随着现代化步伐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以其独特的行业特征在社会发展中担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给接待地带来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开发旅游往往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捷径。与城市相比较，旅游给乡村民族社区带来了更多可视的影响，也对社区居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应当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给予更多的关注。旅游发展在促进民族社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并不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样显而易见，但由于文化环境不仅具有弥漫性和潜移默化性，会像空气一样弥漫于主体周围并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类主体，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相对独立性，常常滞后于经济政治的变化，并以极强的历史继承性，对人类主体产生着更深远、更复杂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旅游对东道主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分析其演化变异的内在动因，对民族社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民族旅游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旅游地所具有的独特民族文化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它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不可再造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带来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诸多社会条件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于旅游发展带来的客观经济基础、社会条件的改变使传统文化不得不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说，文化既扎根于先民的历史之中，也生存在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任何文化都处于不断的变化、重构之中，但变化和重构的方向与性质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民族村寨社区在旅游发展中受到的社会文化影响，从而发现地方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变迁的实质，有助于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和对地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民族旅游中的甲居藏寨

近几年，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高速发展和海外旅游市场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以当地丰富的、原生态的自然和民族文化遗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民族村寨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传统民族文化与孕育该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体，它是展示民族文化最集中、最真实的空间载体，依托这种资源发展起来的民族村寨旅游已逐渐成为旅游市场上最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相继以开发民族文化村寨、民族农家乐、生态博物馆等多种形式，逐步发展起民族村寨旅游活动，走出了一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旅游发展道路。

丹巴甲居藏寨景区位于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地方经济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但这里风光秀美，藏寨、碉楼等文化遗产丰富，拥有浓郁的嘉绒藏族风情。20世纪90年代末期，少量自助游客进入该地区，由此揭开了该地区发展旅游的序幕。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中国最美丽的地方”评选活动中，以甲居景区为首的丹巴藏寨一举获得“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古镇”第一名。评选结果进一步刺激了国内游客数量的增长。至2007年，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达21.6万人次，门票收入117万元。当地居民也通过开办民居接待、出售特色农产品等方式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嘉绒文化作为藏文化体系中极具特色的亚文化之一，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由于丹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当地厚重又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丹巴嘉绒文化是由众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共同创造的，是一种多元文化。在‘丹巴嘉绒文化’共同的称号下，保持着多样性、多层次性；它是在农牧业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有着山地农耕文化的深刻烙印；由于该文化出现在古称‘东女国’的地方，因此女性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由于当地文化和资源上的特色，才得到了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和当地政府的重视，当地旅游业由此得以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带给当地居民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利益。国内外的旅游发展实践证明，如果不加以及时的管理和调整，旅游往往会给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由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不断积累的无形成本”，难以量化因而很容易被忽略。如果等到当地的社会环境、民族文化发生大的改变时才加以重视则为时晚矣。

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旅游给甲居藏寨景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了解其影响的程度和本质，从而对旅游影响趋利避害，有助于景区和当地社区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对当地嘉绒民族文化的保护。从社区角度来看，作为村寨的主人和地方文化的承载者，当地居民如何认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对地方文化保护和村寨旅游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居民文化传统保护意识觉醒才是当地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强动力。同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该区域也会面临与其他类似景区相同的问题，在社会文化影响的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本书的研究对于其他相似背景的民族村寨型旅游景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节民族村寨旅游影响的研究意义一、理论意义

旅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旅游客体（如旅游者、当地资源环境等）向旅游主体（旅游地社区及居民）的转变；对旅游业的关注从早期的注重经济效益逐渐转向注重综合效益尤其是地方的社会效益。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以及旅游业发展方向等研究的推动下，针对旅游地社区及居民的影响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我国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已经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对于民族社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目前系统、深入的较少，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尚不成熟。本书以开展民族村寨旅游的少数民族社区为切入点，研究总结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解决旅游社会文化影响中的一些盲点和难点，进而深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体系，将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

由于旅游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所以旅游学的研究要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本研究在对现有相关理论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从居民认知角度探讨旅游的社会影响，通过抽样调查和实地田野调查工作，分析了当地旅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推动了对乡村社区旅游影响的研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与旅游研究等相关学科的融合。二、实践意义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当地丰富的、原生态的自然和民族文化遗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民族村寨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传统民族文化与孕育该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体，它是展示民族文化最集中、最真实的空间载体，依托这种资源发展起来的民族村寨旅游已逐渐成为旅游市场上最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之一。现代旅游业涉及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旅游活动又必然涉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诸多行为者。这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接触交往常常给各方面带来或大或小的冲击，其中旅游目的地居民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从民族村寨社区的角度来看，居民作为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利益群体，他们在旅游发展中既是旅游资源的主人，又是旅游景观的供给者，是本地民族文化的负载者与体现者，在旅游影响层面上是最直接的受众。在少数民族村寨开展的旅游活动，旅游者的吃、住、行、游、购、娱都在村寨这一空间范围内展开。当地居民是资源的供给者，同时在游客眼中也是旅游资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当地居民本身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旅游的支持态度对旅游发展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有效的社区参与是旅游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而且，由于居民对旅游的参与程度不同，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是不同的，这也会指导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不同。了解目的地社区居民社会文化影响的程度，以及他们对旅游的态度是旅游规划和制定社区旅游发展战略应当考虑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个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村寨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由于旅游发展程度不同，旅游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也许是不同的。因而，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的深入研究，对于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规划、管理与制定政策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居民趋利避害，更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并从中获益，也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三节本书内容安排一、主要内容

本书的核心内容如下：系统总结旅游影响研究的进展及相关研究理论，并对本研究进行理论假设；民族村寨开展旅游对社区、居民产生影响的定量及定性分析；基于社会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从居民认知角度对旅游的社会影响进行逐层深入分析；确定产生旅游影响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而对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二、研究框架结构

由此，本书的整体研究框架构建如下：首先，在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对民族村寨旅游研究和旅游影响研究进行整体把握；系统总结研究中使用的相关理论，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并介绍研究方法。其次，在实证分析部分，以四川甲居藏寨景区为例，选取景区内三个主要区域为调查地点，介绍研究区域背景及实证中的基础工作；对旅游的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程度，不同案例地点存在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进而探讨形成机理；根据深度访谈中的居民自述探讨居民所认知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最后，综合指出本研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以对旅游业和当地社区未来发展带来建议和启示。

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结构如下（见图1-1）：图1-1 本书基本研究框架结构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一）民族村寨旅游

金颖若（2002）把民族村寨作为研究对象，并把民族村寨定义为：“那些历史悠久，在一个至多个文化要素，或一项至多项民俗事项具有显著特色，能够成为某个特定民族在某一地域的典型代表的村寨。”罗永常（2003）将民族村寨旅游定义为：“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追求淳朴洁净，满足‘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的旅游活动。”一些研究文献也引用此概念，如向延平、陈友莲（2006），彭瑛、何志华（2007）等。笔者认为，这一概念较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村寨旅游的范围和特点，在本书中凡涉及“民族村寨旅游”的内容皆沿用这一概念。（二）社会文化影响

威廉姆斯（Williams,1979）将旅游影响分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三大类。然而，由于“社会和文化现象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许多研究者在广义上称之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皮尔斯（Pearce）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归结为六个方面：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对职业类型和形式变化的影响，对价值观变化的影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对消费模式变化的影响，对旅游者益处的影响。米尔曼和皮萨姆（Millman & Pizam,1984）同样将旅游的社会影响归结为六个方面，并提供了案例。这些影响是人口统计特征（人口规模、年龄和结构的变化），职业（职业的变化和分布），文化（传统、宗教、语言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价值观、道德观和性别角色），消费模式的变化（基础设施、商品），环境影响（污染、交通堵塞）。本书采用的是米尔曼和皮萨姆（1984:11）所使用的概念：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指“旅游对价值体系、个体行为、家庭关系、集体生活方式、道德准则、表达方式、传统节事和社区组织产生影响的方式”。而社会影响指“社区社会结构更加快速的变化，目的地经济和产业的调整”。文化影响指“关注社会形态和标准在短期内的变化，它将会在社区的社会关系和手工艺制品中逐渐显现”。刘赵平（1999a）在其文中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定义为“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会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如语言、服饰、民间艺术、宗教等）以及社会生活质量（如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社会结构等）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概念与米尔曼和皮萨姆所使用的概念基本相同。第二章相关研究综述就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可以分为对旅游者（游客）的影响、对目的地居民（主人）的影响和对主-客关系的影响三方面。本书的研究主要针对后两个方面，并且集中在旅游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社会文化影响上。第一节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一、国外研究综述

利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作为旅游吸引力是旅游发展的趋势之一，典型的民族村寨则是物质、制度和精神三方面所构成的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重视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土著人居住区的文化互异性开发旅游产品，同时强调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生存环境的保护。国外没有“民族村寨旅游”这一特殊概念，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乡村旅游”和“民族旅游”的背景下展开。国外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是在民族旅游和乡村旅游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一般以案例的形式出现，以描述为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为改善其生产收益下降、农村居民外迁的局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便是始于这一背景。侧重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Saglio, 1979）在塞内加尔下卡萨曼斯地区对当地的村寨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国外对乡村旅游的分类研究较少，针对特定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更是不多见。他们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乡村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的关系研究、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乡村旅游的发展管理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乡村旅游中的女性问题研究和乡村旅游存在问题研究等方面。

从民族旅游的角度来看，最早给民族旅游下定义的是瓦伦·史密斯（Valene L.Smith）。他在《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当地‘奇异’的及通常为异域的民族风俗习惯为特色。”他还提到，旅游业对后进民族传统手工艺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科恩（Cohen）在《东南亚：民族旅游》一文中指出，民族旅游是“（1）观光旅游的一种变体。（2）其目标群体在文化上、社会上或政治上不完全属于他们所居住国的主体民族。（3）他们由于自然生态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差异性而被贴上了旅游的标志”。国外所做的民族旅游研究，往往以开展旅游的民族村寨或民族聚居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为案例，所提出的理论虽然没有直接以它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也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其他民族村寨提供了发展旅游的经验教训。欧克（T.Oake）在对中国贵州两个民族旅游村寨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地方认同的影响。欧克通过对旅游开发中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分析，说明了新的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指出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部差异，目前的旅游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内部殖民关系，旅游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值得怀疑。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民族村寨的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书从民族村寨研究概况和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概况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民族村寨研究概况

国内研究民族村寨的成果主要以期刊论文或者学位论文为主。学术界在研究民族村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有“民族文化村”“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俗）村”“民族生态博物馆”等。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各有交叉，但基本含义大体相同，反映了研究者们对“民族村寨”基本概念存在一定的分歧。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集到的文献来看，以民族村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大体涉及民族村寨的民族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旅游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5个方面。

民族学研究概况：现有民族学对民族村寨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的概念界定、民族村寨产生的背景分析等方面。“民族文化生态村”是民族博物馆的静态展示，既是民族活文化的载体，又是活文化的展示体；既是当地的基本社区，又是民族的基本空间载体；是活文化与孕育产生此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体。它赋予少数民族村寨一种生态保护和文化理念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我国学者应用民族学对民族村寨的实证研究一般通过对村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村寨的开发与保护、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等几个问题。杨庆（2001）通过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传统村寨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形态，分析了物质形态构成要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指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其传统村寨得以保护和发展的基础，研究村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实现村寨文化的现代化重构，以及传统村寨保护开发与发展的科学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婷（2002）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的可邑村和仙人洞村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学研究概况：有关民族村寨的经济学研究文献表明，中国传统的民族村寨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科技水平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大省。相关研究多以云南民族村寨的经济现状与经济发展为对象，探寻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动力、经济发展的对策，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张佩芳（2001）运用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结合村寨社区调查，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6个少数民族传统用地习俗、土地结构变迁及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做了分析研究和评价，初步探讨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林文勋等（2002）对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状况做了初步分析，并提出应通过生产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教育和政府扶持力度等手段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陈庆德等（2004）对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做了历史阶段性的划分，并对其结构和动力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村寨的诸多经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传统”与“现代”，而在于它们在市场参与中的地位和方式，在于它们对市场边缘性参与的基本事实。陈建设、吴忠军（2005）对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经济激励进行了研究，提出经济激励的质量影响着居民对开发旅游的态度，改进经济激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旅游学研究概况：20世纪末中国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逐渐成为重要的特色旅游产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旅游学开始介入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21世纪以来文献数量较多，主要通过理论和实践上对民族村寨的调查和分析，涉及旅游开发、旅游经济、旅游对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影响诸多方面。

社会学研究概况：社会学研究相对薄弱，多为实证研究。付保红、徐旌（2002）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曼春满村寨为对象，研究了民族村寨的广大村民的社会角色在许多方面的变化。

法学研究概况：法学对民族村寨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涉及。张晓辉（2001）分析了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民间法变迁，揭示了民间法对民族村寨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二）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概况

金颖若（2002）把民族村寨作为研究对象，并把民族村寨定义为：“那些历史悠久，在一个至多个文化要素，或一项至多项民俗事项具有显著特色，能够成为某个特定民族在某一地域的典型代表的村寨”。罗永常（2003）提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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