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成,赵福江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乡村班主任发展研究(第1辑)试读：
主编简介
李家成，教育学博士，教授，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导师。现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任教，“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班级建设与学生发展，学校、家庭、社区合作等。
赵福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班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班主任》杂志社社长、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副主编，长期从事中小学班主任研究工作，先后承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的“全国班主任工作现状调查研究”“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研究”“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研究”等项目的研究工作。特邀主编
王朝晖，1966年生，浙江浦江人。现任浙江省武义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历任武阳中学副校长，武义县王宅初中校长、书记，武义县下杨中学校长、书记，武义县教育局副书记兼副局长。第九届武义县政协委员，曾获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序言我们，还在继续寻找……
2016年7月23日，本人在微信朋友圈第一次发出“寻找乡村班主任”的信息。那时，我们已经有过十余年在城市学校开展班主任研究的经历，但并没有真正与上海周边之外的乡村班主任合作过。而2015到2016年间对四川、安徽、江西、新疆等地乡村的考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担忧、感慨与思考，也有了更多的研究冲动。
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愿意一起探索的乡村班主任吗？当晚，小太阳（刘海霞）老师，来自广东省兴宁市罗岗中学，就给我留言了；林冬梅老师也联系我，她来自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那龙学校，是那个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我也开始邀请更多的高校朋友和编辑朋友支持，又找到了愿意合作的来自深圳的王怀玉老师等。我们建立微信群，申请公众号，开展研究，发布信息。在一年内，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些乡村班主任的快速发展，他们在以自己的努力，回答着“乡村班主任能发展到怎样的境界”这个问题。一年多来，借助微信群，借助我们创造的“网友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有了情谊，更有了对这个领域的信心——从这个研究团队中走出的班主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
从此，我们开始了共同的寻找，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乡村班主任、校长和研究者，而且共同迎接、推动、参与了第一届全国乡村班主任发展研究论坛。当来自各地的朋友会聚于浙江省武义县时，我们感动着相互间的理解与支持，更为共同的努力和已经被打开的乡村教育发展空间而激动着……
回想起来，我们何止是在寻找乡村班主任！一年多来，我们在寻找乡村教育发展之路，在寻找乡村学生、家长、教师的成长之路。我们一起研究了如何重新认识乡村家长，一起探讨了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一起促成了平等共生、协同发展的城乡合作，一起实现了学生领导力的发展和寒暑假生活的重建，一起践行着乡村班主任“做”“听”“说”“读”“写”综合融通的发展路径。
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行，也在感受一个独特天地的存在与变迁。没错，乡村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短板，也得到很多人的关心，但我们更愿意去呈现、挖掘、实现这个独特世界的个性与魅力。我们确实发现了：乡村的班主任是如此有潜力，乡村学校整体变革是可能的，综合促成乡村学校与家庭、社区合作是能够实现的！我们还集中研究了乡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需要、乡村学生领导力发展、乡村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教育等。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乡村教育和乡村发展需要研究其独特的情境，需要对当下的问题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需要重新认识资源的内涵，需要重建乡村班主任与乡村教育，乃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我们在学习化社会建设，在个体生命意义创生的意义上寻找着。乡村的发展，有政治意义、经济价值、文化内涵，更是学习化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一起努力——基于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基于我们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与此同时，我们何尝不是在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当我们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不断创生思路与实践，不断得到积极的反馈，不断自我实现，这段生命已经充满了神奇，我们也一起创生了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日子。
研究的道路无止境，发展的空间无界限。我们还在继续，寻找更多的合作者，寻找更多的实践变革与理论创生之路，寻找以乡村班主任工作与发展研究而融入乡村教育、乡村社会，乃至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本丛书的问世，更是已经形成的这一乡村班主任研究群体向更多伙伴发出的邀请……李家成2018年5月理性思考乡村初中班主任职业倦怠归因的个案考察——当地人的视角及其社会学的后设分析戚务念
摘 要：乡村学校班主任的职业倦怠，并不仅仅是心理学问题，而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学根源。根据在一所驻地乡镇的农村初中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从当地人的视角分析班主任的职业倦怠原因，主要有经济收入的参照对比、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乡村教育的衰败、教师职业高危险性、岗位胜任力不足等观点。对当地人的视角进行社会学的后设分析，乡村初中班主任的职业倦怠，可以看作是在包括时间与空间在内的社会结构性要素以及包括本领恐慌与情感枯竭恐慌在内的个体行动性要素双层夹击下形成的。对于职业倦怠这一社会现象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如可能产生的结构性陷阱与需要层次升级链断裂问题。从实践层面缓解这一现象，相应的政策举措需要更具系统性、整体性。
关键词：乡村教育 职业倦怠 班主任 当地人视角 结构—行动一、研究背景
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班主任岗位设置由来已久，班主任在基层教育管理与学生成长中意义极其重要。可是，“感动了别人的班主任，有时感动不了自己”，2004年，有教师投书《中国教育报》，呼唤“让班主任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布《2015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称，2015年教师职业倦怠不断蔓延。同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调研联盟发布《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称，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其中，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中，班主任成为重灾区。成都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从事班主任工作。湖南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也发现，乡镇班主任的职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县城和市区班主任。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是相吻合的。在乡村学校，甚至经常出现因为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而由校领导亲自兼任班主任的现象。本研究的案例学校（一所乡镇初中）中，目前共有11个班级，但这11个班中却有4个班的班主任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这4人分别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电教站站长，这4人除了校委分工与兼班主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相当的教学工作量（每周8~10节课，其余班主任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3节左右）。当然，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校领导班子的任劳任怨，另一方面也表明教师们担任班主任意愿不高。
从职业倦怠的定义来看，学界主要把它作为心理学问题看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职业倦怠（job burnout）在美国成为普遍现象。1961年，美国作家Greene出版了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A Burnt-out Case），叙述了一位建筑师在功成名就之后，突然发现，工作带给他的不再是职初时的热情和满足，而变成了日复一日不堪忍受的精神压力。几经挣扎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逃往非洲原始森林，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小说中的burnout是双关词，一方面用以形容麻风病人的身体被病症不断蚕食，另一方面隐喻主人公的心灵枯竭。1974年，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感叹这本小说写的就是自己，而且身边同行在长期助人过程中也出现同样症状。Freudenberger因此用“员工倦怠”（staff burnout）这一术语来命名这种现象，意指工作中的个体体验到的长期的情感耗竭、人格解体、身体疲劳以及工作成就感降低等一组负性症状。自此，职业倦怠成为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重要问题。前者主要关注职业倦怠的症状及其对心理健康（也包括身体健康）的影响，后者主要关注专业助人职业（如教师、医生、公务员）中员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班主任职业倦怠的研究日渐增多，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原因，当前主要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例如，余祖应采用个案研究发现，造成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原因主要有学校的激励机制、工作心理的超负荷，以及班主任自身的消极人格等。毛红利通过某区4所高中的班主任研究认为，其职业倦怠的原因包括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学校管理制度和考评制度不健全、难以捉摸的人际关系和教师个人因素等四个主要方面。现有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思考，但这些结论也是待检验的假设。进而言之，包含班主任在内的职业倦怠问题在现实中如此大面积地存在着，这一现象表明，除了心理学的视角之外，必须有别的学科视角，如社会学的介入。
在传统上，心理健康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个体属性，社会学作为一门聚焦群体和社会因素的学科，常常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边缘性存在，甚至被排除在这一问题之外。其实，心理健康（疾病）问题的社会根源属于社会学的传统问题，社会结构和过程甚至被看作是影响个体健康结果的根本原因，并且这种结构与健康的根本联结经久不变，变化的只是其联系的具体形式和中间机制。本文试图回到经典社会学的兴趣所在，即关注结构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并依此特殊视角来解释乡村班主任的职业倦怠现象。根据在一所驻地乡镇的农村初中的实地调研，本文首先呈现当地人如何看待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原因，检视其与现有研究认识的异同；然后尝试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对当地人的归因进行后设分析；最后对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并为缓解乡村初中班主任职业倦怠现象提出方向性建议。二、资料获得与学校概况
笔者近几年来的调研体会表明，能否进入中小学校开展有效调研，校长是关键的守门人，其作用甚至高于当地教育行政官员。即使有熟人居间协调介绍，也须得到校长首肯。2014年初，借农村留守儿童调研之机，笔者与溪蔡中学黄校长得以结识，向其表达了将择机在该校蹲点调研的意愿。当时虽未得到明确答复，但因与校长保持联系，并在后来的长期交往中力所能及地协助其解决了一些难题，遂成“挚友”。黄校长表示“只要是我当校长的地方，学校大门随时向您敞开”（2017-5-23，微信聊天记录）。2014年、2015年、2016年，笔者均以不同形式到该校及市内、镇内周边学校调研，与老师（班主任）、校领导、学生进行座谈与问卷调查等。2017年5月，为进一步体验学生与教师生活，笔者独自一人赴学校开展了两周的田野工作，吃住在学校，周末也与教师一起活动，周一至周五在校内自由活动期间与老师、学生闲聊，进教室随堂听课。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就是在历次调研中积累起来的。在写作时，对于人名、地名等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学校驻地为我国中部某省安康市（县级市）溪蔡镇，处于城乡接合部。距地级市驻地35公里，距安康市区10公里。于周一（5月22日）早上6点，笔者乘坐校长私家车从安康市出发，沿途接两位赶早读课的女教师一道赴学校，到校时为6点50分。也即学校与市区车程近1小时。溪蔡镇辖15个行政村，该镇以境内的多溪、田蔡二村合称得名。镇政府驻田蔡村。该镇地处丘陵，溪流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溪蔡镇为市商品粮重要产地之一。溪蔡中学依山而建，保持着较好的原生态样貌。该镇辖地还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学（近年来学校学生规模锐减，现在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规模为100多人）。为稳定初中学校生源，该市统一将六年级划到初中学校管辖，因此初中均包括四个年级，溪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该校学生规模为460人。随着高中招考中均衡生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该校学生规模为500人。目前，溪蔡中学共有教师30余人，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均有大学学历，第一学历为中师者亦为在21世纪之前的老中师毕业生。三、为什么不愿意当班主任（一）当地人视角的五大归因
国家政策规定了班主任的工作量计算以及津贴发放等，也即担任班主任工作有些微薄的物质利益。魏书生说过：“做教师而不当班主任，那真是失去了增长能力的机会，吃了大亏。”溪蔡中学的一些老师们也认为，班主任岗位“很锻炼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相对科任教师来说在学生与家长心中更具地位”（2017-5-19）。可现实中，班主任岗位却成了“烫手山芋”。在2017年5月的田野工作中，笔者本是带着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任务而来，但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都不约而同地与我主动聊起了职业倦怠问题，尤其集中于班主任工作，虽有的话题并未以职业倦怠这一名义出现。为什么在观念与行动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呢？从当地人的视角入手，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原因。
1．经济收入参照论
2017年5月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刚见面，校长就让我帮助思考职业倦怠问题。我反问，老师们为什么会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大家都穷，经济来源除了财政拨款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所有的教师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攀比，心态自然都是好的，也都能认真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虽然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这块差别不大，甚至对在乡村任教的教师还会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区教师比，乡村教师的收入渠道单一。
我们这里的老师，基本上只有死工资，以前只有二三千元钱一个月，年终时的奖励也只有两三千元。我作为校长，去年的工资也才每月4 000元不到，到今年4月起才借普调的机会涨到5 000元多一点。而城里的老师基本不靠工资吃饭。比如，自己的同学、在市里教书的同行，他们招托管生。租个“三室两厅”，就可以招十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1 700元，雇个煮饭搞卫生的阿姨，其实每个学生所花费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这样一年下来托管这块就有收入一二十万元。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倒成副业了。（2017-5-17）
教师虽然工作在乡村，但同时也生活在职业圈中，在与城区同行、分配到不同学校任教的老同学的比较中，发现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发生了巨变，而且这些参照对象中不乏过去与自己在教学水平、求学时的学业成绩都相差不大者，因此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失去了职业的意义感。在同一所学校中，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超过别的科任老师，而补贴却又微乎其微。如果不当班主任，不仅更省心，还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搞些副业（兼职）贴补家用。
收入落差不仅在同行中产生，还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产生。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该市调研时，教育局领导也表示，乡村中学班主任大多不敢去家访了，因为与那些打工返乡的家长聊起收入时，极易受到打击，“他们打工的，一个人一年随便能赚七八万元，夫妇俩加在一起就十五六万元了，一年下来可以买车，两年下来就可在城里买房。这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14-3-18）
2．制度设计缺陷论
2017年蹲点的第一天下午，校委会对我的欢迎会结束后，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蔡主席与我并肩走着，继续聊职业倦怠的问题。他告诉我，乡村初中与小学比，职业倦怠更严重。小学教师调到我们学校后（因六年级并入到初中学段而需要调入一些小学教师），头两年还好，表现得很乖很听话，两年后就开始斤斤计较。笔者听到这，立马闪出一个念头：“是否这所学校的文化有些值得商榷之处。”蔡主席接着分析，小学教师到了初中会变，看上去是学校文化不同，其实在农村，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的职业积极性分歧存在普遍性。
小学，一般来说，教师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农村小学教师的管理是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分片考核与管理。如果教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对教师岗位进行调动，往边远地方调，这样教师就有压力，要积极工作了，否则会被淘汰。而初中校长则权限小很多，管不了人，因为如果没有硬性错误你不能让他转岗，更不能让他下岗。经济分配上，都是阳光工资，可以再分配的空间非常小，教师根本不在乎。教师又没有上升与退出机制。好比吃大锅饭，没有生产积极性。（2017-5-17）
这一对比，更多的是从管理制度上去归因职业倦怠，认为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乡村初中教师岗位成了铁饭碗。相对来说，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还比较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连当教师的积极性都不高，更不要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认为，教师们的业务能力都不是问题，积极性的有无与切身利益相关，即涉及根本利益了，教师们就会动起来。“从我们这里调到城区的教师有二三十个，进城之前也成绩平平。可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你必须认真教。乡下老师进城，变成了教学名师，就有家长要把孩子挤到你班上来，你补课的生源就来了，经济收入就大大提高了。”（2017-5-17）所谓根本利益，这里指岗位调动、职称评聘、较大的收入分配等。
3．乡村教育衰败论
班主任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让学校领导层一直苦恼，其实教师们也为之思索并焦虑。5月蹲点首日的晚饭后，笔者独自散步，碰到正在九（3）班上晚自习课的黄老师。黄老师是安康市化学学科带头人。黄老师在向我简单打过招呼后，就直指职业倦怠问题，并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分析的深刻性。
你来考察乡村教育，现在的乡村教育真不好搞。乡村教育怎么不好搞呢？一是现在的学生打不得，骂不得，你一打一骂，家长就找到学校里来，不好管；二是家长看不起老师，不像以前还有些尊师重教，现在看到你的收入、社会地位那么低，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三是家长不重视教育，不像城区的家长。再者，这里读书无用论也盛行。考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是打工，说不定赚钱还赚不过没读到书的人呢。（2017-5-17）
有一个有趣现象，导致乡村学校的生源流失的往往并不是辍学，而是迁到城区学校去就读，小学初中皆然。选择送孩子去城区就读的家长，相对于继续留在乡村的家长，也是更重视教育的。“下半年又要走掉两个学生。走的学生往往是好学生，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错，能看到希望，就会想办法到城里去买个学区房。”（2014-10-18）2014年，时任溪蔡中学法制副校长的梁警官谈道：“我们这里，家长就是把学校当保姆，不要出事就好了。虽然不会读书，但放到社会上去，就要成为混混、小流氓。现在这个年纪就出去打工也不现实，没有工厂敢招，是童工呀。等学校帮他们把孩子带大一点了，就出去打工了。”（2014-10-18）不少教师也谈道：“在我们这里是家长骂老师，而城区是老师骂家长。城区老师也瞧不起乡村老师。”当时有一位班主任老师表示：“自己作为老师，但小孩在城区读书，也遭到老师骂。有一次作业量太大了，而且是那种没有很大价值的重复劳动。我就让自己孩子抄作业。第二天，城区老师就打电话来骂了，说你作为老师还这样啊？像话吗？也表现出对乡村老师的不屑。”（2014-10-18）
4．教师职业高危论
5月22日上午，课间操，11个班的同学密集地集中在狭小的操场做广播体操。我在简易看台上观看。身边一位靠近的男教师，主动向我倾诉。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六（1）班班主任，校长表示他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这位老师跟我毫无寒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教师是高危行业”，并以网络热炒的茂县教育局处罚夏老师事件为例论证他的观点。
夏老师只是打了学生几下屁股，就被要求各种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罚款、调离到偏远学校。教育局的做法让人寒心，什么都依家长的。其实，这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教师，会去惩戒学生的教师，是认真负责的，否则才不管你学好学坏呢。这位教师只是在惩罚方式的运用上不是很好而已。现在是没有人为老师撑腰，只要有家长来告老师，哪怕老师有理也要受惩罚。（2017-5-22）
这位班主任在向我倾诉时，另一位班主任在旁边不停地附和，并表示“现在大家教书没有积极性，保平安不出事就行了”。两位老师随后又建议我去网上搜搜下面两个例子，看看别的行业是如何支持自己的员工的：一是快递小哥受欺负了，顺丰速运的总裁说“如果此事不追究到底就不干这老总了”，二是环保部为受到暴力抗法的执法人员撑腰。接着抱怨说，现在国家已经立法制止“医闹”，难道就不能立法制止“校闹”吗？午餐时分，电教站站长兼八（1）班班主任贺老师讲起学校里的一件往事：一位班主任在管纪律时，拉了学生的耳垂一下。结果他家长就“赖”上来了，死活要去医院检查，老师一路上赔着小心，毫无师道尊严。检查结果尽管什么问题也没有，但还是要求老师赔偿了医疗检查费。这还没了结，后来又讹了几次钱，说是孩子晚上通宵睡不着，损伤了神经系统，要求继续赔偿。贺老师接着又聊到自己的一件往事：
上一届我带的班，有一学生上课一直玩手机，我把他手机收缴了。这个学生就什么也不说，直接玩失踪了。家里、亲戚那里都没有他的音讯。我与他家长联系，他爸爸还指责我为什么要收缴手机，导致没有办法与他的孩子联系。因为怕他寻短见，害得我赶紧报警，一连两三天提心吊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三天后这个学生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他是独自跑到市里去玩了。（2017-5-22）
贺老师言谈中心有余悸，最后总结道，“这老师真当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声誉”。第二天，兼任六（2）班班主任的李校长表示：“学生是不能体罚的，否则，上级纪委会来追查的。我们也帮不了老师，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黄校长也在一次会议上告诫老师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他的话语之间并无消极之意，但毕竟也透露出教职之难。
5．岗位胜任力不足论
不少教师出于能力恐慌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如曾经当过班主任的一位正教初三的男老师和一位跨年级教英语的女老师，在谈到为什么不当班主任时，就明确表示自己驾驭不了这帮学生。调研期间，因笔者有临时任务须提前返回工作单位。黄校长安排八（1）班英文教师方老师顺路带笔者去长途汽车站。在途中，方老师告诉笔者，她本人没有当班主任，其原因是“自己作为一个女老师威信不够呀，在课堂上管学生都吃力了，当班主任就更吃力，不具备男老师那样的魄力来镇住那些学生，那些学生太调皮了”。
停顿了几秒钟后，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
我昨天上课时，教室最后排的那个学生老是讲话。我就走过去用小纸壳轻轻地敲了他一下，并没有打他，就是轻轻地提醒他，意思是叫他不要说话。结果他就骂我，用我们当地的农村方言骂我，骂得好难听。哎呀，我就好难受。他骂出来了，第二下我用了一点力打了他一下，他就骂得更难听了。接下来，我就不再动他了。实在是难听。我也就不理他了，因为再下去，我也就下不了台了呀。有些学生真的好难教，力不从心啊！（2017-5-23）
方老师言语中透露出对昨天自己行为的内疚以及对学生为所欲为的无奈，“讲句实在话，我们都是当父母的人，对孩子都打不下手”。表示自己“虽然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认真读点书，读到了书总有用的。可是，他们似乎没有目标，对于老师的批评也感觉不到羞耻”。
与前述归因不同，本视角属于内在归因。然而，从言谈中也可发现，这一内在归因是缘于上述“乡村教育衰败论”“教师职业高危论”等外在归因的。当然，现实中也不能排除这种“岗位胜任力不足论”是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的一种托词。诚如浙江一位乡村校长所说的，当前强调尊重个人权利、自由主义情绪等也可能涉及教师群体，从而使命感有所缺失，导致有些老师“拈轻怕重，主动成为职业倦怠者，从而形成一种对抗，以谋取某种福利”（2017-8-9，微信聊天记录）。（二）方法论检视
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关于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原因分析，有以上五种观点共存于同一学校。然而，这五种观点也并非杂乱无章，如从观点持有人的维度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前两种观点主要出现在学校领导层，第三、第四种观点主要出现在班主任群体中，第五种观点则在普通教师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同一所学校，这五种视角同时存在，并没有哪一种观点占据主流。这提示我们，即使在同一所学校，教师也并非是同质的，他们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各自的立场与视角。
就目前研究来看，其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班主任群体，偶尔将学校领导层纳入视野。那种只是针对学校领导或班主任的调研，是要遗漏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的。这五种观点各自都有一定的解释力，若只囿于一角，难免以偏概全，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不明智，甚至各自产生误解。如只囿于领导层的视角，可能会对不愿当班主任者进行道德谴责；而只囿于非班主任的科任教师的视角，又可能会对领导层、班主任的措施与行为表示不可理喻。
从目前学界对于班主任职业倦怠的具体归因来看，大多从个人与组织层面考量，这些在本研究的当地人视角中，也大致可以找到对应之处。然而，本研究也发现，当地人的归因中，虽然有少数校领导提到“经济收入参照论”，而实际上班主任也的确在工作中有很大压力，劳动报酬也较低，然而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则大多认为“既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他们将首要视角分别聚焦于管理制度、乡村教育现状、教师权力空间、岗位胜任力，而不是将这些学界经济收入这一“共识”置于归因的首位。
当地人的视角，其实就是情境中人的视角，并不局限于当事人（如本研究中的班主任群体）。类似于人类学家通常采用的主位研究方式，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通过深入地参与观察，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熟悉明了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也即，主位研究是指用当地人自身的观点去解释该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客位研究则是用调查者的观点去解释所研究的文化现象，如携带各种精心设计的测量工具到不同族群中进行心理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本研究中的信息提供者，均是来自同一所乡村初中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他们每天工作、生活在乡村初中的现实环境中，真实地面对变化着和不变的乡村学生、乡村学校、乡村家长、乡村社区与乡村文化。不同的群体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深刻认识。诚如强调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的韦伯所说：“‘行动’是正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上能够说明他人的行为并进而指向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然而，这种还原论色彩的观点，片面夸大个体的认识与能力，也容易简化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从而忽视结构性的因素。上述实际调研的发现也提醒我们，对于职业倦怠的归因，需要从情境中人的视角出发，在他们的割裂分散陈述中，寻找到整合性的视角。职业倦怠如瘟疫般蔓延，也提示我们对于职业倦怠的研究虽然起于心理学，但是对这一难题的破解并不是“医学”模式（躯体化、心理健康等也属于医学模式）可以独自完成的。就像涂尔干把淹没在心理学领域的自杀问题放到社会学视域中一样，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普遍存在并扩展，也急需社会学视角的介入。四、职业倦怠归因的社会学后设分析
结构（structure）与行动（agency），或者说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基本的分析框架。笔者尝试用这一基本框架对乡村初中学校的班主任职业倦怠原因进行社会学的后设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的班主任职业倦怠原因，虽不乏个人与组织因素，然而更包含远超组织因素的深层社会结构性因素，就个人因素维度而言也有更加深刻的个体能动性内涵。（一）结构视角的检讨
套用涂尔干的概念，所谓社会结构的特性（也是社会事实的特性）具有外在性（外在于人）、强制性（对人强制作用）和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根据上述描述，职业倦怠很显然不仅仅是社会现象，而是社会事实了。涂尔干认为，一个社会事实不能还原为个人事实，只能用另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从结构视角考察职业倦怠的原因中，有两个不可逾越的结构性因素：时间与空间。
1．时间结构
在给职业倦怠寻找原因时，学校领导、班主任与科任教师几乎都表达了一句虽未明言但语气浓烈的感叹：今非昔比！
现在教书呀，真的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现在不知道怎么教呀，一点点处罚措施都不能有。以前的学生，老师批评一下，头都低到桌子底下去了，你含沙射影地说一下他就会明白。现在的学生，你就是点他的名，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说得难听点，他们总是为所欲为。他还觉得他上课说小话还有理呢。（2017-5-23）
全球化浪潮下，新媒体技术早已占领乡村，乡村学生与家长获得知识的途径也不逊于教师，学生甚至成为新技术的原住民，而教师反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移民。这些原住民熟练地应用新技术，留恋于网游打发无聊时光，对抗着沉闷的教学课堂，与教师玩“躲猫猫”。学生使用手机现象普遍，教师甚至跟不上学生的信息步伐。“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现在好多家长根本就不在家，所以现在的小孩确实是难管。”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除了带回资金，还带回了城市文化，民主意识、信息技术等冲击着乡村文化，冲击着师道尊严（现在的学生打不得，骂不得，你一打一骂，家长就找到学校里来）。
根据笔者多地的调研发现，尊师重教风气减弱这一文化要素与时间的勾连，很大程度上以教师的收入水平为中介。即当一个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改善，教育财政较好，教师收入水平较高，则尊师风气也更浓厚。反之，则反之。如笔者在一经济发达地区的调研发现：
过去我们的收入水平不高，不如边上那些种菜卖、做小商贩的，那时他们往往不怎么瞧得起我们，认为你当老师的，号称有知识有文化，就拿几个死工资还不如我累死力的呢。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市工业发展得好，有全国大型的钢铁厂、现在又有赛维LED等，我们的收入在农村算高的了，那些村民很难超过我们。当地村民知道我们的工资水平后，也另眼相看了，卖菜卖肉的时候也会给我一点照顾。看到家长对我们尊敬，孩子们也跟着尊敬我们了。（2014-5，新余市下山桥小学）
而安康的经济水平在全省属于较低的行列，教师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在过去打工机会稀缺的年代，当地百姓收入甚至低于教师收入水平时，教师能感受到当地家长的尊重。当打工经济崛起时，当地百姓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也增强了他们与教师比较时的自信甚至自负。这也导致有些教师不敢去家访，更没有自信与家长谈收入。再加上看到一些大学生毕业回乡后找不到工作，因此，读书无用论逐渐抬头。当地社区甚至只是因当地学校具备看护之功能而送子女入学，而不是把它作为社会上升的通道。
如此多方夹击，体现在乡村教育中，则是学生管理难度的加大，家校关系也不如从前，教师难免力不从心。这里既有教师胜任力的问题（后面再分析），也有时间结构的问题。所有这些话语的潜台词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种归因，其参照系是时间（年代）。如今，时代变了，但这些教师仍然沉浸在过去甚至是“我们”读中小学时代对教师的敬畏与礼貌之中。而且，这些教师本人在读中小学时，就是听话、用功、勤奋、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当时也许只是埋头圣贤书，对于身边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则关注不多。也即，即使以过去为参照，也是以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好学生、好家长为参照系。
2．空间结构
乡镇初中驻地为乡镇政府所在地，离县城、城区尚有一定距离，但也并非偏远农村，在空间上属于城乡接合部，也即属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空间，并不仅仅是僵化、静止的物理位置与场所。如今的城乡之别，已不再仅仅指地理区域，更体现着城乡差别、工农差异、文化差别、经济差异。在我国城镇化历史上，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建设“小城镇”，这一话题发生过长期争论。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层主流的是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战略，即农业剩余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大力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在城乡二元化背景下，制度的限制及福利的巨大落差也使发展小城镇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选择。针对20世纪90年代“小城镇遍地开花”，造成城镇功能不全，资源浪费，一些学者提出城市化道路。可如今，制度设计的城市中心取向、乡村边缘取向又饱受诟病。
以现代化为开端，城市摆脱了原本依赖的乡村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本而“自居”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政策取向下，城市对于乡村的反哺远远低于对乡村的汲取。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城乡差距不仅难以消除，反而逐渐拉大，城市吸引力逐渐增强。面对城乡区隔，因从教于乡村，在被社会赋予高期望的同时又被冠以“弱势群体”，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定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低于城区教师。包含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农民（打工经商者）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等一批批乡村精英通过买房、就业等向城区流动。即使在乡镇任职的公务员、乡村教师也多把乡村作为工作区域，而不是事实上的生活区域，他们通过在城区购置住房而每天早上乘车或开车来乡镇上班，每天下午下班又返回城区生活。这种生活区域与工作区域的隔离，增加了教师往返的时间成本、消磨了工作精力以及对乡村与乡村教育的归属感。乡村精英的上移，自然也会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稀释。贫瘠的乡村教育不仅没有实质性改进，甚至更多地继续为城区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一是师资的输血，一是生源的输血。如留守乡村四十余载的甘校长在谈到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时，眼眶有些湿润，五味杂陈地倾诉：
萍水中学本来有一千多名学生，师资整齐质量又好。我是亲眼看到这样一所初中如何衰落的。我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村从教，至今四十余年。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进城，而是想尽量多地帮助乡村的孩子们。我自己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就是受了自己的老师帮助才有了今天。可是，城区教育不停地来挖乡村好的资源。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化学老师，教得很好，被市里注意到了，一纸调令来了，也不跟你商量商量。不仅如此，甚至不考虑怎样给我们补充一个化学老师。这化学课怎么办？你看，我们现在生物老师也没有了，体育老师也没有了，更不要说音乐、美术老师。全被他们挖走了，只好让别的科任老师来兼任。你看，我本是教语文的，现在来兼职教生物，我们自己都不懂，都需要别人来教，还能教好学生吗？（2017-5-21）
据与当地派出所熟悉的老师透露，该镇每年有适龄儿童800名左右，4年下来就有3 000多人。可该校六至九年级学生规模总共才500人，即使扣除该镇另一所初中的100多名学生，也还有2 000多初中阶段学生到父母务工城市或本市城区学校就读了。而即使在校的学生，也每年有转学到城区学校的。因此，乡村教师与班主任抱怨乡村生源与家长素质均低于城区，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乡村学生与家长也普遍抱怨乡村教师素质在下降，部分学生因此自暴自弃，如有学生轻蔑地表示“这个（当地社区、当地学校）垃圾地方”。（二）行动视角的检讨
社会结构是古典社会学的优势视角，而不太重视个人与主体。乡村初中班主任职业倦怠原因的当地人视角中，似乎也多为外在归因。但是，这五大归因中，行动者的视角不仅仅体现在“岗位胜任力不足论”上。不管是管理层、班主任群体还是科任教师群体，都不约而同地聚焦这一问题，表明他们不仅是分析中的行动主体，也是潜在的变革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内心都有恐慌。这里的恐慌，包含着本领恐慌与情感枯竭的恐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想如此得过且过，都有改变的愿望，否则将是能力恐慌与情感枯竭的延续。
1．本领恐慌“岗位胜任力不足论”是本领恐慌的典型表现。然而，本领恐慌不仅仅体现在非班主任群体身上，同样体现在班主任乃至学校领导层身上。“本领恐慌”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道：“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这里的本领恐慌说的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
即使在管理层将“经济收入的参照系”作为主因，但不少教师持“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清贫”的坚守心态。管理层也表现出励精图治，黄校长本人就表示，“学校的声誉已经不错了，这几年来各个级别的荣誉都拿过了，包括团中央的青少年维权岗这样的国家级荣誉，全国教育系统只有39家，江西独此一家，且在我这个乡镇初中的薄弱学校”。同时又希望把工作做实，“真正地提升这个学校的品质”。在2017年5月蹲点调研的首日，黄校长在接我的路上甫一见面就毫不见外地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在某个时间就职业倦怠问题给老师们讲一节课。可见，他作为一校之长对破解这一问题的急切。校长本人对这一问题，也尝试了改革，如在制度上以奖代罚，增强职工工作积极性，“一年下来人均也有2 000多元，全校得发10万多元，这在安康市的乡村中学里是少有的”，但“不见成效，感觉是丢到水里去了”。这些话语，既表明了他对工作更上一层楼的愿望，又表达出对教师态度的失望，也透露了对自身制度尝试失败的无奈。改革受挫也导致了领导层本领恐慌的积累。
持“制度设计缺陷论”的蔡主席虽然明确否认能力因素，认为是管理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导致包括班主任在内的乡村教师的工作态度出了问题。但话语中也透露出了希望改善教师管理政策（如希望“中学教师也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轮岗，三五年一轮”）以提升管理层的权限，以改变领导层“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局面。而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领导层则对职业倦怠的大面积出现以及自身激励失效而感叹能力不足，这其实是对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而“乡村教育衰败论”“教师职业高危论”虽然属于外部归因，其实与“岗位胜任力不足论”一样，传达出面对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对象特征、新时代的来临等外部客观环境时的“无力回天”。“岗位胜任力不足论”者感叹的其实也是面对着“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环境，只是他们习惯于内部归因而已。
总体而言，班主任、教师和学校管理层，他们同属转型社会的乡村教育者，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但都在面对新时代和特定空间时，有着相同的感受：“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此情此景，诚如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2．情感枯竭恐慌
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首次提出“Emotional Labour”（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她对达美航空公司空服人员与乘客交往的调查发现，在服务过程中，为了有效达到工作目的，除了需要脑力和体力方面的付出外，员工还需要调控他们的感受及表达，其中，后者则是情感劳动。因此，员工要控制和使用自己的情绪来影响他人感受，其中的“表面行为”是服务性工作中必要的部分，也是对企业要求的情感反应做出的正确表达。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然而教师在工作过程中不仅仅是教知识、教书本等机械劳动那么简单，而是面对一群充满主体性的人。跟人打交道，是要投入情感的，教师劳动更是一种情感劳动。
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是一项情感劳动，跟人打交道，是要投入情感的。我们的老师，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肯定多多少少有情感在里面的，比如喜欢小孩子、喜欢三尺讲台、因为有寒暑假、小时的社会风气是尊师重教的、教师行业对于自己小孩的教育有帮助，从而选择了教师职业。可以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还能通过这个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2017-5-17）
从学者对情感劳动的定义与研究来看，情感劳动具有积极作用。然而，情感劳动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员工的身心健康，如产生工作压力、导致工作倦怠、威胁身体健康等不良症状。这些症状与职业倦怠的症状是如此吻合。在乡村精英上移、乡村教育衰败的背景下，班主任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感劳动，笔者把它类比于“单相思”，并在案例学校的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上进行了分享。记录如下：
比如谈恋爱，它可能不是一项劳动，但绝对需要情感投入。假如一方不断地情感投入，热脸不断地贴冷屁股，但始终没有得到回报，或者没有得到合适的回报，如怎么也不能让对方的冷屁股热起来，久而久之，热情就会淡下来，从而倦怠了。再说情感劳动，如果收入与支出不平衡，或者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就容易倦怠了。我这里的收入和支出都是从情感角度来考虑的。……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我们最初选择和从事这项职业时，激情满满，也就是说是有情感储蓄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并不存在职业倦怠。因为，我们是满血的，有东西（情感储蓄）可以支出。等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俗务，情感储蓄消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情感免疫力就下降了，慢慢就职业倦怠了。（2017-5-22）
相对于更多承担“教书”职责的科任教师，班主任教师承担更多的“育人”功能，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便是一种情感劳动，而且是一种无偿的情感劳动。根据一项对福利院儿童照顾者的研究，作为一份无薪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劳动者会有对不起良心之感。如果是有薪工作，“不管”则是对不起这份工资；但如果是无薪劳动，“不管”就是对不起这份良心了。所以有班主任表示：“管嘛，我们受到的束缚太多；不管嘛，也可以，保平安呗。但不管，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们还是个孩子，我们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这也是部分教师干脆不去担任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原因。五、讨论：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反思及其政策建议（一）理论反思
基于当地人视角的社会学后设分析，乡村初中班主任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仅是心理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组织问题，更是个关乎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二者间的更深层次的张力问题，其中，后者直指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本研究中的乡村初中班主任教师的职业倦怠系在时间与空间结构、个体的能力恐慌与情感枯竭恐慌双层夹击下形成的，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事实（社会结构）。这又引出了一个长期争论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即：这种新的社会事实（社会结构）是否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结构呢？如果是，该如何斩断其循环链或促使其实现良性循环？
社会理论长期陷落于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分泥淖之中。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强调社会结构外在于个人的意愿，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尽管人能创建社会制度，但人创建的社会制度却转变为不可撼动的社会结构。此种主张解析了结构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在宏观层面的影响，但却将人贬抑成社会结构的附属物，忽视微观层面的人的理性思辨与创新行动能力。微观论者力陈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具有创新思维的能动性，可因情境变化而调整自身行动，但此种创新论却往往高估社会成员的创新行动之可能性，容易将意向（intention）等同于结果，低估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在对立的两个派别之间，大多数社会思想家都力图在行动与结构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交叉点。吉登斯（A.Giddens）提出二重性（duality）理论，认为结构化过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规定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产生和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结构既是人类的社会行动所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社会行动得以建构的中介和条件。这一概念指涉创新行动足以解构结构限制，并将社会结构推向动态发展的路径，其前提是能动者须具备发掘社会系统的规则（rule）或属性（property）之洞见（knowledgeability）以及实践能力（capability）。二重性视角旨在化解结构限制与能动性的对立，但此种宏大的社会理论却并未考虑个体主观意向是驱动能动性方向的主因。个人利益取向的不同，牵引着个体主观意向的不同方向，从而导致不同的能动性运作方向。当个体在利益驱动下顺应现有结构与规则时，能动性的运作就会固化既有的结构限制，而不是解除既存结构限制，这也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成因之一。本案例中，面对学生及其家长的过度维权、乡村精英上移而导致的乡村教育衰败等现象，班主任与科任教师在管教学生中因无能为力而流露出来的“保平安”思想、虽感到胜任力不足但也一再容忍“王小二过年”的趋势，甚至校领导也以爱护的口吻要求教师们在教育学生时注意自我保护等现象，表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乡村班主任教师们的职业倦怠似乎有恶性循环的可能，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学校领导兼任班主任，不仅分散了领导精力也不利于学校班主任工作的公平公正性，甚至在所兼班主任工作不力时也有损领导权威，更重要的是也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职业倦怠的存在。如何斩断或者改善这一循环链，其前提是包括班主任工作的相关人员在内的社会行动者具备发掘与利用社会系统的规则与资源的洞见与能力。
从行动视角的检讨中，职业倦怠包含着本领恐慌与情感枯竭的恐慌成分。这预示着这些乡村教育工作者虽然身处危机之中，但也是潜在的变革主体。然而，他们的变革动力何在？这值得理论探析。在中国传播已数十年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大意是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当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高一级的需要就会产生，而在满足这些高级需要的过程中，人得到了提升。乡村教师入职多年并成为老教师后，在物质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虽谈不上富裕但也不再是贫穷，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随着教职与班主任岗位的历练，教育经验也日渐丰富，可为什么他们并没有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或者更高层次的需要已然产生，但又是什么要素阻碍了他们去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呢？马斯洛提出“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区别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表达性动机、成长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他将人的动机分为匮乏性动机和成长性动机，并将生活与为生活做准备做出区分。成长性动机的意义在于发展，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所激发的动机，而普通人的动机是为匮乏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回顾乡村教师入职时的动机，虽对教师职业充满憧憬，但大多少时家贫，通过个体勤奋刻苦考取中师、师专类院校是他们摆脱较低的社会阶层的较快捷途径。也即，相对于自我实现者，他们大多为普通人，大多基于匮乏性动机。自我实现者毕竟是少之又少，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但是，马斯洛同时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比实际中的自己更伟大，因为我们都有未被充分利用的潜能。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止发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成长呢？马斯洛认为，“我们既害怕自己最低的可能性，又害怕自己最高的可能性”，后一种现象就是逃避成长，这种对成长的恐惧就是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在此，“约拿”这一旧约《圣经》中的人物指代的是那些渴望成长又因为某些内在阻碍而害怕成长的人。乡村班主任及其相关人员，如何改善其动机系统，突破其约拿情结，这是值得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思考的。（二）政策建议
职业倦怠的普遍性存在，表明这是乡村教育中的一大危机。然而当地人对此问题又普遍恐慌，表明危机中蕴含着转机。学界在讨论中国班主任制度的去向问题时，其中就有关于职业倦怠的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笔者认为，要缓解或破解包括乡村初中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是当务之急。马克斯·韦伯指出：“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人能够做什么，或在特定情况下人想要做什么。”笔者只尝试提供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就结构问题中时间的流逝，人类除了主观适应外，在客观上暂时无能为力。作为空间结构之窘境，农村初中驻地于乡镇或城乡接合部而带来的矛盾，这是政策决策与执行部门应当考虑的。基于此，基础性的办法是如何完善城乡战略，如抑制城乡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甚至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分配、乡村精英回流、优质生源回流，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教育均衡发展。
就行动视角而言的本领恐慌以及情感枯竭恐慌问题，需要政府、学校与个人三方合力，寻找恐慌的症结与内容所在，并提出治疗性的处方性策略。如政府与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培训以提升教师能力、加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乡村教师激励举措、切实加强包括情感在内的教师健康管理与辅导。对于班主任个体，目前大多以管理者角色出现，而未来的根本之举在于实现领导者的角色担当与领导力的提升，作为教育者，不应自我搁浅，更应抛弃传统教育模式并树立终身学习观，实现观念转型与能力转型，等等。乡村班主任的卓越成长——深层困局及破解机制张 聪
摘 要：乡村班主任的卓越成长是其自身专业发展的生命化建构过程，是面向乡村儿童的优质化教育供给过程，同时也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的常态化实践过程。当前，乡村班主任正在生成、信念、培养、协同以及思想五个维度面临着深层困局。为此，应从生态修复、教师教育以及自我研修三个方面，为乡村班主任走出困局构建合理的破解机制。
关键词：乡村班主任 卓越成长 教育信念 教育哲学 深层困局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这些对新时代教师使命的重要论断，更需要我们认识到班主任作为学校教育灵魂人物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乡村班主任对于乡村教育提升的重要意义。乡村班主任是乡村学校内班级建设的首要负责人，是乡村儿童成长的人生导师，也是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推进乡村教育公平的关键参与者。虽然乡村班主任的卓越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乡村班主任在着力实现自身卓越成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这些难题，有的已然呈现于乡村班主任的日常教育生活中，有的依然潜藏于乡村班主任专业成长的背后；有的是乡村班主任生成的前提性问题，有的则是其职后成长问题。由诸多难题合围成的困局，正从根本上掣肘着乡村班主任的专业成长。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深度剖析困局的形成、表征以及破解机制，助推乡村班主任在实践中的卓越成长。一、乡村班主任卓越成长之思：基本内涵与本质属性“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高度关注。每一个教育改革方案与每一份学校改进计划都在强调高水平专业发展的必要性”。对于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借助下，班主任能够自发地专业成长。但这种所谓的“成长”只是源于生命力量而形成的一种生存状态，其价值的指向、扩展的宽度等尚不明晰，甚至很有可能处于一种缓慢而无序的自然生长状态之中。对于很多乡村班主任而言，这种自发生长的状态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自身专业成长以及班级建设的需要。那么，什么才是乡村班主任成长的最佳状态？如何理解并界定乡村班主任的卓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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