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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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再发：神舟系列无人飞船发射成功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再次起步
●江泽民在电报里说：“欣闻‘神舟2号’飞船发射成功，请向参加研制和发射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戚发轫经常这样说：“做航天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张建启副总指挥掷地有声的说：“问题必须彻底归零，飞船故障不排除，绝不能转场加注。”
完成研制神舟二号飞船
2000年11月8日，中国西北部的天气已经异常寒冷。这时，一架大型运输机缓缓降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机场。随着机舱打开，舷梯放下，中国“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从货运飞机机舱中走出来。戚发轫刚毅的脸上，有些掩不住的憔悴。
同机而来的是中国的“神舟2号”飞船，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整船空运。在机场上，停着10多辆军用卡车、20多辆编号的轿车，它们整齐地排成一排，静静地等候着与中国的“神舟2号”飞船见面。
从飞机场通往火箭发射基地的路边，已经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负责运送飞船的，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官兵，他们麻利地使用各种先进的工具，将飞船的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小心翼翼地从飞机上卸下来。
为了实现安全运输，“神舟2号”的3个舱段都用特殊金属壳包裹起来。在把飞船所有的部分都安全放到车上后，车辆开始缓缓启程。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飞船的3个舱段被安全运到了发射基地的测试厂房。“神舟2号”被安全送到中国发射基地，标志着中国的飞船再次进入检测发射阶段。飞船在这里需要经过全方位的检测、试验，从而为最后的发射做准备。“神舟2号”飞船凝聚了中国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的许多心血，为了造好这艘飞船，戚发轫承受了比造其他飞船更多的磨砺。
戚发轫是我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1933年生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瓦房店市。1957年他从北航毕业，然后就一直在中国航天领域默默工作。他不仅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的研制工作，而且主持过“东方红2号”、“风云2号”、“东方红3号”等6种卫星的研制，还亲自组织了10余次卫星发射任务。
1992年，戚发轫在花甲之年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之职。飞船总设计师，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光环笼罩的职位。可是谁能够想到这项工作背后的艰辛。
戚发轫当初接受总设计师这个职位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的。一方面因为自己年龄大了，还能不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另一方面，造飞船不同于搞卫星，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要胜任总设计师的天职，要绕过一系列的“关口”。
此外，载人航天的风险显而易见，担当重任首先就要具备能够坦然面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但这项任务毕竟还要人做，让自己担当，也是国家对自己的信任。
戚发轫吃不下，睡不着，紧锁着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这可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妻子姜福玲知道丈夫在犹豫什么，她说：“老戚，只要你想做，就去干吧！一个人还能给国家和社会干多少年？家里的事还有我呢！”一句话让戚发轫感到了妻子的理解与支持，也有了无穷的干劲。
第二天，戚发轫来到领导的办公室，坚定地说：“我考虑好了，我干！”最终，他还是在临近花甲之年毅然执掌起了飞船设计的帅印。戚发轫再一次步入了一个需要探索的新天地。
戚发轫对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过刻意追求，但在中国航天史上更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许多的“第一”却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戚发轫的生命中。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都让他给赶上了。
有人给戚发轫开玩笑说，这些“第一”之所以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完全与他的名字有关。“发轫”，在字典里的意思就是“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比喻新事业开始。”有如此寓意的名字，自然就融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次辉煌。
可事业的成功，绝非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戚发轫事业中的辛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戚发轫经常这样说：
做航天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戚发轫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常常不能在家陪伴妻子、儿女。家人虽然不说什么，但戚发轫还是深感愧疚。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戚发轫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人。
戚发轫的妻子是个爽快、贤慧的女人。她对一生埋头在航天事业里的丈夫已经“修炼”到了习惯加理解的境界。姜福玲的心愿就是戚发轫能有时间和她一起在家吃饭。
在戚发轫夫妻共同生活的40余年时间里，不管多大的难事、烦心事，姜福玲总是一人承担，决不让丈夫有丝毫分心，这是她一贯的行事准则。姜福玲说：“做为一名航天人的妻子，就要承受这一切，就要做出这样的牺牲。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然而，正在戚发轫为中国“神舟1号”忙前忙后的时候，他的家里却出问题了。1999年秋，姜福玲的身体越来越感到不舒服，稍微走上几步路或是上几级台阶，就会心慌气短，憋闷得难受。她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
于是，戚发轫对老伴说：“等我去西昌回来后，陪你去检查检查”。然后，他就直飞西昌发射基地了。在家的女儿戚虹说：“你等我爸，他根本没时间陪你！还是我陪你去吧。”去阜外医院作了一次X光检查，发现左肺不正常。
戚虹于是赶紧找到了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袁家军，说明了情况。
袁家军非常重视，亲自要车，安排姜福玲去721医院检查。然而，检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姜福玲得的是肺癌，并且已是晚期。
研究院的几位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将这一消息告知戚发轫。此时，戚发轫正在西安测控中心紧张地忙碌着。研究院院长徐福祥说：“老戚，西安的任务快完成了，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你爱人有病了。”
第二天，3个人就一起乘飞机回北京了。进了白石桥五院大门，徐福祥才说出了真话：“你爱人得的是肺癌！”戚发轫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但坚强的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待打开家门时，看到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也回到了家里，他彻底明白了。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当天下午，戚发轫提出陪妻子复查，姜福玲不愿意。戚发轫说：“最近我也觉得容易疲劳，也想去体检，你就算陪陪我，行不行？”姜福玲见自己是“搭车”陪丈夫去医院，就勉强同意了。
这天下午，戚发轫把妻子带到著名的解放军总医院。傍晚出来的复查结果依然显示是肺癌。
戚发轫接过诊断书，手指颤抖，泪涌眼眶。他大口地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平静情绪，又请医生按照以前别的病例开了一份诊断书。上车后，戚发轫不露声色地把诊断书递给姜福玲。
在回去的路上，车内有些沉闷。戚发轫害怕这沉闷的空气会诱发他心中的酸楚，泄露了秘密，就对司机说：“放个歌曲听听吧。”司机问：“放哪首？”“还是那首！”于是，一首舒缓、深情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像打开瓶子的香水，立即弥漫开来：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水面映着银色月光……
姜福玲看了丈夫一眼，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回到家里，戚发轫心乱如麻，他多想在家陪陪老伴啊！可这时基地又来电话了。“神舟1号”飞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要求他必须马上回去主持大局。戚发轫只好隐瞒了妻子的病情，把她送进医院安顿好，心情复杂地赶回基地。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是戚发轫最紧张忙碌也最痛苦的时候。白天，他必须全天候地盯在现场，检查飞船升空、运行和返回舱回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道程序；等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已经是深夜了。一想到自己不能亲自陪伴在爱人身边，这个钢铁汉子落泪了。
1999年11月20日6点30分，我国“神舟号”飞船首飞获得成功，戚发轫这一年刚好66岁。“神舟1号”返回后，科研人员对装载在“神舟”返回舱内的部分应用系统设备进行了初次试验，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神舟1号”发射成功后，研究院组织了各个系统总设计师夫人“支前代表团”前去慰问。经过特批，姜福玲也临时离开医院，来到航天城。
看到满脸兴奋、不知病情的妻子，戚发轫百感交集，不能自已。这次参观，也让姜福玲更充分理解了丈夫工作的重要意义，也更看到了身在前方的丈夫的艰辛。
姜福玲动情地对戚发轫说：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早日将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太空。
自此，这个愿望就成了夫妻二人共同的心愿。“神舟1号”飞船发射成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越大，对中国航天工程的压力也就越大。
2000年年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就把“神舟2号”的发射作为当年年度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专门召开会议，计划“神舟2号”飞船和“长征2号F”火箭8月份进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10月份择机发射。“神舟1号”飞船由于是电性船改装的，许多系统和设备都没有装船，与真正的载人飞船还有一定的差距。“神舟2号”是第一艘正样飞船，载人飞船工程七大系统中的航天员系统和应用系统，“神舟1号”没有正式上，这次要全部上去，于是生产和测试工作面临的困难都比“神舟1号”更大。“神舟1号”飞船在试验飞行期间，各系统都暴露了不少问题，有的需要重新设计，有的产品质量不过关，在“神舟2号”飞船中，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得到妥善地解决。
航天员系统这一次是重点装船设备。他们的设备都是提前装船，前期试验必须要做扎实，否则，出了问题，飞船还得开大底。
尽管“神舟1号”飞行试验很成功，但里面的许多东西都是初样件，而“神舟2号”所有产品和设备都要使用正样件，因此，飞船系统研制生产的工作量还很重。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承担的飞船电源系统在出厂时，太阳能帆板展开试验没有达到要求，要重新做振动试验和展开试验。太阳能帆板不能正常展开，等于飞船在阴冷的太空断电，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紧要关头，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院长袁洁当机立断，决定重新改进飞船的太阳能帆板，保证飞船电源系统正常运行。经过大家的努力，试验终于成功了。
2000年春节过后，各分系统的相关设备都交付给总体，飞船系统相继展开总体试验。
2000年8月18日，是姜福玲66岁生日，生日晚宴后，戚发轫和妻子一起回到医院。在病房里，他们道出了心中共同的愿望：第一是将中国的宇航员安全送上太空；而第二个心愿，则是两人能相携走向生命的终点。
2000年11月初，“神舟2号”列入发射计划。
戚发轫又要走了，他轻轻地吻了一下病床上的妻子，并给她留下一部手机，嘱咐她有紧急情况立即打电话。
戚发轫走后，姜福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决定给她加大治疗力度，化疗、放疗一起上，她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病情的严重。但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冷静与坚强，再苦的药她一饮而尽；再难忍受的治疗，她咬牙硬挺着。
有几次，她感到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想要拨通手机跟他告别。可是，就在她要把按键按下去的那一瞬间，她又是一个激灵。因为，她说过要等他凯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痛痛快快地走了，将给他的身心、他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创伤啊！
这时的戚发轫，也是多么想抛掉一切，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子呀！然而，这一时期，正是“神舟2号”发射前的关键时期，作为总设计师的他怎么能离开基地呢？
为了稍微补偿一下自己对妻子的亏欠，戚发轫不管自己在基地多忙，也要每天抽几分钟给妻子打一次电话。戚发轫说，这一年自己每天都要“转”两圈。白天围着飞船任务转，晚上围着卧病在床的妻子转。一边是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一边是亲人流露的期待目光，那个都不能舍呀！
其实，戚发轫自己身体也不好。他也正天天承受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折磨。然而，戚发轫从没有将自己的痛苦表现出来，而是在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压力与苦楚。
这没日没夜的一年下来，原本精神矍铄的他着实憔悴了不少，本已花白的头发更加白得耀眼。
然而，姜福玲的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一次戚发轫回京汇报工作，顺便去医院看望了爱人。按计划，戚发轫应该随军委副主席曹刚川的专机同机返回酒泉。可恰在这一天，他的妻子发了高烧。
医生不让戚发轫走：“在这个时候，作为丈夫你不能离开！”
姜福玲却说：“你该走就走，有医生在，你就放心走吧！”
于是戚发轫又按时返回了基地。医院中的姜福玲在女儿戚虹的陪护下，继续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斗争。
当时，由于“神舟2号”飞船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导致飞船进入发射场的时间推迟了，测试工作又不能赶进度，所以，“神舟2号”飞船的发射时间也要往后推迟。
地处中国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气温也在不断下降，如果不在前期工作中尽可能多地抢出一些时间，冬季低温下发射会给各系统带来很多问题。
这时，“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张柏楠提出，航天器空中运输是国际上早已采用的先进运输办法。“神舟1号”飞船是火车运输，到了发射场，各种总装、测试都得重来，会浪费好多时间和功夫。如果采取空运的办法，就不用将飞船大卸八块，飞船可以在测试完后整船运送到发射基地，既可以大大缩短发射场的测试流程，节省出时间，还可以在北京测试得更细致、更充分一些。
张柏楠的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就获得了戚发轫的赞成和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同意。
2000年11月8日，中国“神舟2号”飞船整机乘坐一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机场。中国“神舟2号”飞船的检测发射工作开始了。
2001年3月，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戚发轫，又开始了为国家大事的操劳，还有即将上马的“神舟3号”都需要戚发轫去指挥。可他还是每天都坚持到妻子的病房看望。3月5日19时，他又准时来到了病房，来到了妻子身边：“明天晚上政协有活动，我可能晚一点过来。”
话还没说完，姜福玲就把话接了过去。她说：“没关系，你准时参加活动吧！”
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竟成了戚发轫夫妻诀别的最后表白，成为他们爱情乐章的绝唱。2001年3月6日早晨，戚发轫突然接到女儿戚虹的电话：“妈妈已……”
戚发轫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戚发轫脚步匆匆地赶到医院，路都有点走不稳了。到了医院，他看见病床上的妻子双眼紧闭，神情平静而安详，就像刚刚睡着了一样。泪水无声地滑过这位为中国航天奉献一生的老人的面颊。
3天后，在妻子简朴的葬礼上，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航天设计研究院、戚发轫及其子女、亲友们都献了花圈。妻子火化时，唯一的陪葬品，是戚发轫送的一架“神舟”号模型。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戚发轫又立即投入到了更加紧张的“神舟3号”飞船的研制试验中。以前，是家庭的支持，让戚总开足马力驰骋在通往太空的大道上。经常晚下班，经常不回家。
而现在，戚发轫又有了新的动力，他必须尽快地将我们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因为这不仅是他的，也是妻子的心愿。他要化悲痛为力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多作贡献。
专家检修火箭控制平台
2000年12月，正是中国北方天寒地冻之时，地处中国西北的酒泉发射中心更是滴水成冰。在这样的严寒里，为中国“神舟2号”飞船以及长征火箭做检测的工作人员却干得热火朝天，不知疲倦。
在经过从北京专门请来的老专家的帮忙下，火箭控制平台的故障终于排除了。半个月的工作，老专家们几乎都要灰心了，可最终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老专家徐云锦长舒了一口气，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向老专家们连声表示感谢。
这个故障的排除，是老专家们和基地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事情要从“神舟2号”和“长征火箭”进场说起。
2000年11月，飞船和火箭一进火箭发射场，各种各样的测试和合练就开始了。在火箭飞船专家的指挥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由于在制造阶段科学家们已经对火箭飞船质量进行了严格把关，所以检测工作进行的一直比较顺利。即使偶而出现一些小问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也很快就解决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12月3日，测试人员在对火箭进行单元测试时，发现火箭控制平台的一个陀螺出现单回路超差。故障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三个方向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漂移。后来又做了几次测试，故障又复现了一次。
控制平台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是火箭的“大脑”，“大脑”出了问题，火箭就没办法正常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戈壁的寒冷是那么无遮无挡，夜晚的北风是那么刺骨，这些都无法阻挡参试队员们排除故障的脚步，他们每天还是无怨无悔地融入夜幕，奔向令他们“揪心”的平台。
表面上看，火箭的控制平台只是一个70多公斤重的大家伙，但事实上其内部结构复杂而且精微，一般人谁也不敢轻易动它。由于在发射场查不出问题的原因，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决定自己回北京，请专家帮忙分析。同时，发射场继续做排故试验。
黄春平去北京请专家之前，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告诉黄春平：“一定要请到徐云锦。”徐云锦是中国火箭平台方面最有资格的老专家，性格很倔强，技术生涯几十年，铁面无私，不讲情面，说一不二。还有一点就是她从不坐飞机。问题是她早就退休了，不知道能否很快找到她本人。
到北京后，黄春平顾不得休息，就连夜找人。先找到了几个专家，专家们接到电话都答应第二天到研究所商量。只有刘竹生专门叮咛找的老专家徐云锦没找到，因为徐云锦当时早已退休，一时找不到联络方式。黄春平赶紧辗转托人，好不容易找到徐云锦的电话。
在电话里，黄春平详细介绍了情况并向徐云锦发出诚恳地邀请。徐云锦思考了一小会儿，答应第二天一起参加讨论。
前方的告急也让北京这个大后方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第二天一大早，黄春平就去了研究所。专家们也都按时来到，大家没有进行过多地寒暄，就开始对火箭控制平台问题进行研究。
专家们看了试验材料后，通过电话指挥发射场做试验，可没想到从上午一直折腾到晚上，还是没做出结果来。发射场指挥部见排故没有进展，建议把平台运回北京检查，发射场这边的实验室条件太简陋了。
黄春平却对这一做法心存顾虑，他认为要把制做精密的火箭控制平台运回北京，可是个大问题。麻烦不说，故障现象本来就很难找，来来去去路上一颠簸，平台状态发生其他变化，那故障线索就更不容易找到了。
但时间不等人，中国“神舟2号”的发射是不能随便推迟的。这时，黄春平急中生智，他对几个老专家说：
平台不能回北京，你们几个专家跟我走，到发射场去？
然而，几个专家却不很赞同，他们都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这儿指挥不能解决，到现场情况也好不到那去。
黄春平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那不一样，也许到那边看看，说不定会发现什么呢？”
在黄春平的一再坚持下，专家们最终被说服了。黄春平当即亲点了六员“大将”，准备赴基地试验现场指导排故。其中当然少不了老专家徐云锦。
徐云锦的确不想坐飞机，但她对惯性平台是有感情的，从心里还是想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况且，黄春平大老远跑到北京专门托人找她，态度极其诚恳，现在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从各方面来说，她都无法推辞。最终，她也答应了。
黄春平非常高兴，当即订了8张机票，恨不得一步就到了火箭发射基地。黄春平认为，在惯性平台上，这些老专家就是权威，到底有没有问题，他们说了算数。反过来说，不管藏在哪里的问题，他们都能找出来。有他们在场，排故就没有问题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黄春平想的那样简单。徐云锦、谢天怀等专家来到后，带着严谨的推理和清晰的思路，开始与试验队员一起分析故障。一点一点检查，一项一项试验，一夜一天过去了，故障却始终也没有复现。
到后来连徐云锦也想要放弃了，突然发现数据有了浮动。徐云锦一面指挥慢慢操作，一面仔细查看，发现平台内环轴端有一根导线碰到了内壁的电缆束管，轻轻拨开导线，故障消失。
故障原因明确了，原来就是这样一根导线碰了旋转平台，增大了摩擦力矩，摇摆测试通过耦合使三轴方向上的参数都产生漂移误差。
导线因为它本身的塑性，轻轻碰一下它就缩回去了，好几天做试验都没有碰着，所以故障也始终没有复现。
故障原因确定后，徐云锦特意找了一根同样长短粗细的导线，称一称，只有17克。然而就是它，阻碍了70多千克平台的转动，影响了陀螺的参数，让新老专家为了它耗了整整半个月。测试间里的几个老专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当黄春平接到故障原因找到了的电话时，已经是排故的最后限期了，黄春平几乎已经认为不可能按时完成排故任务。这时，排除故障的消息传来，他一下倒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前后方的人都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所有故障得以在任务指挥部会议召开之前彻底归零。
进行发射前的联合测试
2000年12月18日，发射基地船箭检测人员重新对“神舟2号”分离开关进行包扎处理。在飞船恢复状态后，检测人员又重新对整船做了供电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检测人员一阵欢呼，一起重大隐患终于被排除了。
中国的“神舟2号”也快要飞上蓝天了。
在基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又度过了一道难关。这件事情的经过要从船、箭、塔的联合测试了说起。
自从飞船、火箭被运送到发射基地以后，检测人员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工作。飞船的前期测试很顺利，火箭全箭联合检查也都做完了。
这时，指挥部决定飞船要扣整流罩，准备进行船、箭、塔的联合测试了。这是经过3个月分阶段检测后的最后一项检查。如果这一关顺利通过，飞船就要加注燃料，同火箭一起转运到发射塔，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也将由检测阶段转入发射阶段。
2000年12月11日上午，船、箭、塔的联合检查开始。11时8分，飞船系统检测人员刚刚加电，就发现前端传来了“船箭分离”的信号。并且信号看上去非常稳定，根本不像是干扰造成的。意外地收到这一信号，测试人员都吓了一跳。“船箭分离”信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关系到飞船发射的成败。提前接收到“船箭分离”信号，意味着还被严密包裹在火箭整流罩内的飞船，在奋力冲出大气层上升段，就开始执行飞船与火箭分离等动作。这样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检测人员赶紧报告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戚发轫一时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到底是哪一路信号错了呢？从飞船论证到设计生产，可以说飞船的每一根线都在戚发轫脑海里清清楚楚，怎么就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现象呢？
他和几位专家在一旁研究，本想完成一轮测试之后，再专门检查问题的原因，谁知到了下午，神秘的信号却又不见了。
现在，飞船被装在整流罩里面，一切检查操作都要在狭窄的、充满管线的火箭仪器舱内进行，很不方便。如果不小心，会对火箭造成损害。
按照程序，飞船做完联合检查后，如果没什么问题，要回到整流罩厂房，拆下整流罩后进行燃料加注，之后再扣整流罩，与火箭进行对接，然后垂直转运到发射塔。
有人建议等飞船撤回去后再做检查，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专家们的反对。他们说：
测试不正常，飞船是不能回去加注的。否则飞船加注前，还得回来做一次船箭联合检查。
排故进行了几天也没有解决。这时，戚发轫有事回北京去了，排故工作就压在了年轻的飞船总指挥袁家军身上。袁家军考虑应该先组织专家召开一次会议。
2000年12月13日，飞船总指挥袁家军首先找到了发射中心总工程师徐克俊。袁家军直接对徐克俊说：“徐老总，飞船11日加电测试时突然出现‘船箭分离’误发信号，至今未能查明原因。”
徐克俊是个急性子，一听就红了眼。他焦急的说：“为什么不早汇报？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们商议准备第二天就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并发出了第二天开会的通知。
第二天清早，袁家军他们准时来到指挥所，研究决策下一步行动计划。
张建启副总指挥掷地有声的说：“问题必须彻底归零，飞船故障不排除，绝不能转场加注。”
发射中心试验技术部主任葛亚华首先提出建议说：“应当多做几次试验复现故障。”徐克俊点头赞同。
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当时还成立了以飞船副总设计师郑松辉为组长的排故小组，连夜组织力量，分析故障。
根据葛亚华的建议，按原程序进行操作时，故障却未能复现。到底是何原因造成的操作失误？检查现场状态，证明与操作无关。是否由多余物引起的呢？徐克俊摇头认为不大可能，当时飞船上无人工作，多余物怎么会突然钻进来，历经3小时又跑掉了呢？
当时经过众多专家分析，最终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数管分系统，二是电缆，三是压点开关。
飞船总体室副主任设计师张庆君、数管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王九龙首先从他们自己系统内部查找问题。
王九龙在数管实验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做试验，由于设备采取了三机冗余设计，故障又是在主、备份机切换过程中出现的，他反复进行了60多次试验，结果都没有发现问题。第二天，他又在飞船上进行了12次同样的试验，证实了数管分系统工作是可靠的。
数管分系统没问题了，那疑点就集中在了电缆和压点开关上。测试、分析、争论，但究竟是分离开关，还是电缆网，一时还无法确定。一连两天，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双方领导和专家都急得上火。
当时，飞船也曾多次加电，故障并不复现；吊下来转回飞船厂房吧，怕技术状态破坏，况且时间也耽误不起，万一吊装转运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那可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了。
这时，火箭总工程师刘竹生提出，将飞船与火箭吊离30厘米，现场进行处理。可问题在于，故障没有“打死”，这样对飞船进行处理，多少带点盲目性。
飞船推进系统专家担心加电后船上状态会有改变，始终拿不定主意。
飞船系统郑松辉副总工程师倒是极力赞成通电复现故障，他大声喊道：“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去坐牢！”“你们老是变来变去的，这怎么行？”
张建启也很生气，大声说：“你们同不同意分离开关做预案，处理电缆网？”
这一刻，只见徐克俊皱着眉头，背着双手，围着火箭走了一圈又一圈，却始终一言不发。反应灵敏的张建启顿时明白了，徐克俊不同意这一做法。
载人航天工程总工程师王永志也开始沉不住气了，他试探着问：“要不要外请专家？”“专家？我们就是最好的专家。”徐克俊毫不谦虚地回答说，“没有我们排除不了的故障。”他身经百战，被誉为“故障克星”，所以他说这话很有底气。
最后徐克俊建议进一步创造条件复现故障，大家就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
这时，总装备部胡世祥副部长打来电话说：
一定要想方设法复现故障，最后确定部位，加以排除。
时间紧急，大家的意见很快得到统一，创造条件，复现故障。
于是，在张建启和徐克俊的亲自主持下，各路技术专家进一步做故障复现试验，排除了地面设备电缆的嫌疑，又排除了数管计算机的可能性。
最后，怀疑对象重点又集中到了船上压点开关及其根部的包扎工艺上。
袁家军全天在现场坐镇指挥，并按出现故障时的状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加电测试，可是“船箭分离”的信号怎么也不复现。
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室副主任设计师申小存带领人员仔细梳理飞船外部的电缆，反复核查与信号有关线路的接口，测量有关数据，证实电缆也不可能有问题。
申小存冥思苦想，忽然想到压点分离开关会不会存在绝缘处理不当的问题。
根据故障出现时测量电阻获得的原始数据，排故小组经过几天来的反复排查，认为故障点可能是电缆绝缘不好或飞船内部压点分离开关部位有多余物。
判断了故障部位，仅仅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思路。真正排除故障，不能仅仅靠推断，还必须通过试验验证。此时飞船已与火箭对接，操作需要将整流罩打开，进行验证试验并不容易。
为了做到言之有据，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性，副总设计师郑松辉要求技术人员迅速列出“故障树”，将可能导致故障的因素全部罗列出来，逐条分析排除。
15日上午，操作人员钻进飞船推进舱内，对压点分离开关周围进行检查。当操作人员的手刚刚碰到电缆根部，放在平台上的万用表指针就跳了起来。指针的移动，加速了对故障的分析和判断，给故障的彻底排除带来了转机。
尽管故障初步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在许多内行看来已经“证据确凿”，但挑剔的专家还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故障树是否全面，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故障可能是几个原因同时作用造成的，这种情况考虑了吗？等等。
为了判定故障树的正确性，16日10点，专家组开始了一场严格的评审。
在专家们挑剔的审议下，故障科学性顺利通过了。15个可能导致故障的因素也已排除了13个，最后，故障点仍然集中在电缆和压点分离开关这两个问题上。
为了避免将飞船与整流罩运回整流罩厂房进行分解，发射中心总工程师徐克俊提出一个简便方法，先把整流罩和飞船组合体吊起来，再钻进去查找故障。
17日清早，在吊装手的配合下，船罩组合体被吊起和火箭的对接面一尺多高。
返回发射场的戚发轫看看能操作了，赶快叫停。
飞船再次按原技术状态通电，故障终于复现了，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试验办法，确定了故障部位，众人心情顿时由阴转晴。
终于把故障原因找出来了！原来是开关电缆保护层上的镀铝薄膜与节点碰上了，造成短路，所以一加电，就把“船箭分离”信号给接通了。故障原因查明了，大家都很高兴。
专家们分析认为，由于分离开关设计不合理，加上开关根部镀铝包扎工艺有缺陷，造成镀铝薄膜很容易碰上分离开关上裸露的接线片电极，导致接线片之间的临界短路。
飞船加电后，当镀铝薄膜所造成的压点开关临界短路因飞船的轻微晃动转为导通状态时，数管即可收到“船箭分离”误信号，当再次因轻微晃动转为断开状态时，“船箭分离”信号就会消失。
18日，工作人员又对分离开关进行了重新包扎处理。重新作整船供电检查，一切正常。故障被彻底排除了，一起重大隐患就这样被排除了。
数管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王九龙后来回忆说：
当时，很多人认为故障原因在于数管分系统，故障也惊动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层领导，飞船系统一遍一遍地接到各级领导打来的询问电话，所以我感觉到身上的压力非常大。
故障排除后，在以后的“神舟”飞船上，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对开关疏漏的地方增加了遥测手段，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通过遥测，很快就能判断出到底是谁的问题。以前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少，导致排故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在外行人看来，一个开关没包扎好，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对于航天人来说，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大事，而且还要为之付出巨大心血和汗水去排除掉它。
从这里，航天人表现出了普通人所不具有的精神品格。
紧急运送飞船航天产品
2001年1月初，“长征2号F”运载火箭调度长倪海龙获得了一个航天纪念品。这个航天纪念品，既不是上级授予的，也不是朋友赠给的，而是他送给别人后，又从别人那里收回，然后自己送给自己的。
这个倪海龙送给自己的纪念品，后来就被摆在了他的书架上，永远在那里提醒倪海龙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求实务实，眼见为实。
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流传在企业中的名言了。
调度工作是一件计划性、组织性很强的工作，不能有一点闪失，不能有丝毫的遗漏，不能有一点点人为的差错。
作为“长征2号F”运载火箭调度长的倪海龙正是这样一个天生的、严谨的生产管理者。他说话逻辑性很强，很理性，连工作服都穿得一丝不苟，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
从1998年第一发产品的合练到2001年“神舟2号”上天，他一直兢兢业业，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保证了他所负责的工作顺利进行。他为中国航天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按照总体的要求，努力做好每一项调度管理工作。让他去搞管理、搞协调、搞任务分配，都能使每一个人放心。
当然，这并不是说倪海龙这些年的工作中，就从来没有出过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
很多很多的经验，都是从教训中得来的。
倪海龙也出过错误，而且就在发射“神舟2号”的前几天。当时，所有发射“神舟2号”需要的产品差不多都已经拉到了酒泉发射基地，可就在离发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时，发射中心突然发出通知说“神舟2号”有个部件要换。
当时工作人员赶快对这个部件进行了修复调换，等调换好以后，离发射时间就没几天了。负责调度的倪海龙犯难了，用飞机空运吧，部件太大，飞机根本塞不进去；用汽车运吧，正值冰天雪地，怕汽车打滑不安全，而且汽车运输也太慢，所以最好决定用火车进行运输。
用火车运，也有很多麻烦事。客车车厢进不去不说，并且不利于保密，所以只有用行李车。上了行李车怎么放又成了问题，倒着放太占地方，立着放又怕倒，而且包装也是个大问题。
当时铁路部门给倪海龙他们联系好了行李车厢，告诉他们去车站一个包装公司找王主任。
倪海龙按照电话中说的地址，好容易才在车站旁边找到了一个挂有托运公司牌子的小门面。一问，刚好遇到王主任。王主任非常热情，业务也相当熟练。他领着手下，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好了产品。
倪海龙也放了心，为了表示感谢，还送了一个航天纪念品给这位王主任。王主任千恩万谢地将他们送出门，并一再表示：
放心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保证按时装车。
倪海龙出门以后，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回头看看这个小门面，他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他想，航天产品这么重要的东西，有关部门怎么敢托付给这么一家小店去负责运送呢？对不对呀？！还是再核实一下吧。心里想着，倪海龙又折了回去。
一进屋，倪海龙就问：“您是王主任吧？”“我就是王主任，这还假得了。”王主任说着还把名片掏了出来。倪海龙一看，姓王不错，可名字不对。这可把倪海龙吓得够呛，连忙打电话给铁路的有关部门，一核对，确实是搞错了，这个王主任不是倪海龙要找的王主任，同姓不同名。
这时离开车时间越来越近了，万一误了这班车可糟糕了。当时已经给酒泉发射中心打过电话了，那边早把接车、搬运、保安的人都准备好了。产品在酒泉车站卸不了，要到嘉峪关车站卸车，车到嘉峪关车站也只停两分钟。
事不宜迟，倪海龙急急忙忙地找到了真的王主任，又重新包装、装车，在开车前几分钟，总算把一切都安顿好了。
目送远去的火车，倪海龙顾不得满身灰土，怒冲冲去找假王主任算账。他边走边嘟哝着说：“真是想挣钱不要命了，什么牌都敢打，什么活都敢接，这可是航天产品，万一有个差错，你我下半辈子都没有好日子过。”
看到倪海龙来了，假王主任远远地迎了过来，没等倪海龙说什么，一把塞回了刚刚接受的航天纪念品，并且连声说：“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看到这里，倪海龙也不好再说什么，拿着这个航天纪念品自己走了。不过，从此，倪海龙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了，他把这个纪念品给自己留下了，并成了他工作永远的警醒。
火箭撞上了工作平台
2001年1月10日凌晨1时，伴随着大地轰隆隆的颤抖，“长征2号F”火箭再次喷射出强大的火焰，载负着“神舟2号”飞船，划破深夜长空，向着浩瀚的宇宙呼啸而去。
不久，船箭实现成功分离，中国“长征2号F”火箭再次成功地完成了发射飞船的使命。
平时话语不多的刘竹生，捅捅身边人的胳膊，冷不丁冒出—句：
你们看看，什么叫金牌火箭？
说这话的时候，刘竹生微笑的脸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激动。
这枚火箭在发射前不久，还被撞伤多处，现在竟然扶摇直上，不辱使命，怎不让他自豪。这可是他的心血结晶，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恐怕只能他自己才能体会。
刘竹生，名如其人，面容清矍，目光睿智，身材挺拔，气质清雅。自幼喜欢绘画，他制做的毛主席像具有专业水平。天长日久，由艺术而生的细腻、内敛和敏锐，已成为刘竹生个性中最鲜明的部分，这让他的生活工作充满艺术性。
竹生，像竹子一样挺拔、顽强、坚韧。这名字，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一种企盼和希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郑板桥的咏竹诗。刘竹生很小就背会了，牢牢记在心中，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刘竹生1939年生于东北冰城哈尔滨，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曾参与研制中国第一代捆绑火箭“长2捆”，负责研制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长征2号F”，后来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2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2捆”的研制刚刚起步，火箭还没有设计方案。一次，负责捆绑分离技术的刘竹生为了说明自己的想法，随手画出了一张30比1的火箭结构图，竟被不少人误以为是正式的设计图。
在刘竹生眼里，火箭是有灵性的。刘竹生说：
只要善待它，它一定不会辜负你。
每当火箭要转入发射阵地时，看到昂首待发的神箭，他对火箭难以割舍的柔情就愈发强烈，怅然若失的感觉使刘竹生舍不得离开“她”半步。每次他都要爬上十几层的平台，从上而下地仔细地端详、抚摸他心爱的“孩子”。
一分钟准备！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刘竹生说自己有“火箭综合征”，他每次听到这激动人心的发射口令，拳头都要握得紧紧的，手心也要不自觉地出汗。
然而，每次火箭腾空之时，刘竹生都必须在发射指挥大厅指挥。有人问他，“你不后悔么”？他总是很郑重地说：
我的心早已与神箭一起飞到了浩翰的苍穹，在那里，有我未了的飞天情……
刘竹生从小家境贫困，可命运之神带着他几经辗转，把他带到了国防部原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进入了航天的大门，在这里，他一干就是40年。
当有人问他：“难道在40年里你对工作就没有过厌烦和流露过腻的情绪？这期间有过‘跳槽’的想法吗？”刘竹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没有，确实没有。至今，我对搞航天仍津津乐道。支撑我一辈子要干航天事业的动力是我的“三个梦”。
一个“梦”出自于原始的、朴素的，甚至是幻想的思想情感。小时候，我常听嫦娥奔月的故事，于是有了飞天之“梦”。
第二个“梦”是工作以后感到宇宙奥秘无穷，越研究它就越欲罢不能，这便是我的航天“梦”。
上了一些岁数后，我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都有所思考，遂把工作当成一种刺激，这便是我的强国“梦”。就是这“三个梦”，支撑着我干了40多年的航天。
刘竹生是我国运载火箭捆绑分离技术的开拓者，攻克的助推捆绑分离技术，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捆绑技术的空白，使我国进入了世界捆绑运载火箭的先进行列。该项技术在后续的多种火箭中得到推广使用，为提高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实现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
1990年的夏天，刘竹生遇上了他这辈子最难打的仗。那时，中国航天刚迈向国际市场，“长2捆”火箭准备发射“澳星”。它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航天能否完全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一块问路石。然而要在没有成型产品、没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18个月内拿出全新的“长2捆”，绝非易事。
那时，刘竹生是火箭总体设计部总体室结构组副组长，要完成的工作是怎么样把“长2捆”身上的4个助推器牢固捆绑，在发射过程中又能可靠地将助推器与火箭彻底分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难。
刘竹生当时心急如焚，吃不香，睡不着，牙床上都急得起了大包。为了这一“绑”一“松”，他曾在灵感突发后，半夜三更去擂响同事的门，黑灯瞎火直奔办公室，在堆得像小山的办公桌上，连夜勾画蓝图。终于拿出了捆绑分离技术方案。接着，要完成的整流罩分离工作，难度就更大了。“长2捆”火箭原有效载荷整流罩分离方案试验受阻，在按期完成合同任务的重压下，他带领同事，用极短的时间研制成功了半推反转方案，为“长2捆”火箭的研制如期完成，立了一大功。
1997年，刘竹生挑起发射飞船的“长征2号F”火箭总设计师的重担。他是从副总设计师升任总设计师的。在刚接任“长征2号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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