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时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屈建龙,赵树义,陈刘锋,欧志强,雷清明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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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时刻试读：

述

那一年，汾酒名叫“圣人”

汾清者，汾酒之前身也。

这是发生在公元561—564年的事情，这段《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对汾酒的记载说，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晋阳喝汾清，并且还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

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上都在邺，就是今天河北省的临漳；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

武成帝高湛，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喝酒要喝“汾清”，这充分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是名副其实的“国酒”。“汾清”为什么能得到帝王的青睐，成为皇家的御用？其“清”何来？

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汾酒的成长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哺育，特别是西周酒文化的影响。西周的礼乐文明，不仅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更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的大发展、大转折——

其一，发明了酒曲和“五齐”“六法”的酿酒经验，使酿酒有章可循，酒的质量取得了质的飞跃。

所谓“五齐”，即《周礼·天官》中说的“酒政掌酒之政令……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齐，四曰醍齐，五曰沉齐。”

意思是把整个发酵过程大体分为这么五个阶段：先是发酵开始了，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谷物膨胀了，部分浮到液面上来，叫“泛齐”；接着糖化作用旺盛起来，醪味变甜，并有了薄薄的酒味，即“醴齐”；再接着发酵旺盛，气泡很多，伴有嘶嘶的响声，为“齐”；再往后酒精成分逐渐增多，浸出了原料中的色素，颜色逐渐转红，是“醍齐”；最后发酵完成，酒糟下沉，即最后的“沉齐”。“六法”是周代总结的一套比较完整的酿酒经验。《礼记·月令》中记载：（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

意思是冬季来临的时候，酒正向大酋发出酿酒的指令，要做好六件事：一是“秫稻必齐”，就是说要准备好质量好的高粱和稻子；二是“曲蘖必时”，即制曲蘖要选好时日；三是“湛炽必洁”，即浸泡和蒸煮都要清洁；四是“水泉必香”，就是说酿酒用的水要选择质量优良的；五是“陶器必良”，就是说盛装器具要精良不渗漏的；六是“火齐必得”，必须拿捏好火候，使发酵能在合适的温度下进行。

其二，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遏制酒祸蔓延、提高酿酒质量具有重大影响。

其三，积极倡导“酒礼”“酒德”，极大地丰富了酒的文化价值，这也成为了中国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显著之处。

西周时期酒业发展所取得的这些新成果，最终为中国酒文化和汾酒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两个新的方向：

一是用曲发酵。从古到今，用曲发酵一直是整个中国黄酒、白酒与用菌种发酵的洋酒生产工艺和风味特征的根本区别。

二是把酿酒、饮酒都纳入了法制化、礼仪化的轨道，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酒文明。

汾酒从诞生之后，就不断地汲取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0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精华，实现了迅速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沿着上述两个方向不断变革、突破、创新、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汾酒被称为“汾清”酒，足见其当时造“清”程度和质量水平之高。其实，“汾清”酒的质量提高主要得益于——

其一，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当时汾清酒首创的酒曲在山西一带已普遍使用。因山西在黄河以东，因而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将此曲称之为“河东神曲”，并赞曰：“此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笨曲杀粱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杀粱米”指对去壳高粱米的糖化发酵能力。

据现代科学分析，这种河东神曲中所含的根霉菌和酵母菌比笨曲丰富得多，所以，其糖化发酵能力相当于笨曲的数倍。当时，用曲时还采用了浸曲法，进一步提高了发酵速度。

其二，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粱，高粱所含淀粉量高，而且几乎都是支链淀粉，籽粒结构疏松，很适合糖化霉菌生成，而且蒸粮用的甑由陶质改为铁质，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

其三，酿造工艺更加完善。《齐民要术》中对汾清酒的生产工艺作了如下图示：

当时，汾清酒在酿造时加水量很少，加曲量较多，而且是在泥封的陶瓮中密封发酵，这有利于酒精发酵，因而酒度大为提高，醇香无比。

按照上述方法酿造的酒：“一石米，不过一斗糟……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半升，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其实，这种酒及其工艺与蒸馏酒已比较接近。

其四，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

其五，酿酒所用的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杏花村一带的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岩类空隙水，地层山锶、碘、锌、钙、钼、镁、铁等元素含量高，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

在汲取中国酒文化精华的同时，汾酒结合独特的地理条件，不断探索和创新，一步步发展壮大，以“清”服众，终被武成帝高湛御笔推荐。自此，汾清酒横空出世，汾酒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常以酒的清与浑作为区别酒的质量好坏的标准，清酒质量好，浑酒质量差。也就是所谓的“酒有清浊，味有薄厚”。

其实，酒从秦汉之后，多为官营。民间私酿，只能自饮，酒楼所售，是官曲自酿。而且，民间之酒多为浊酒，饮时筛与不筛均可。但是，酿酒甚耗粮，凡饥荒、战争，官方便下令禁酒。

汉末曹操当政之时，禁酒甚严，时人因此颇讳酒字，于是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饮酒而醉称为中圣人，或称中圣，清圣浊贤便自此为酒之雅称。

在那段岁月里，汾酒毫无疑问是人们“日思夜想”的“圣人”。

那一年，汾酒就有了“衍生品”

这是梁简文帝萧纲的赞美之言。“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

这是北周文学家庾信《春日离合二首》中的诗句。

所谓“竹酒”“竹叶酒”，就是今天国家保健名酒竹叶青酒的前身。

可以看出，在“汾清”成名的同时，它的“衍生品”——竹叶酒也已赞誉满满。

关于“竹叶酒”的诞生过程，民间有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在汾阳杏花村，几乎是家家酿酒，为了招揽生意，凡酿酒之人也几乎是家家都有固定的客户，对这些固定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一醉楼，是杏花村有名的酒家，生产各种档次的酒，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杏花村汾酒，那时还没有竹叶青酒。

一年夏天的一大早，一醉楼接到王大户的话，要求天黑之前送去一坛好酒，于是吃罢早饭，一醉楼的两个伙计便抬着一坛汾酒上路了。

汾河支流文峪河上游有一条小溪，味若甘泉，清澈见底，溪边竹林成荫，行人若入其间，顿觉凉爽无比，王大户家就住小溪对面，所以从一醉楼到王大户家送酒须涉溪而过。

二人抬酒至溪边时，连热带累早已是大汗淋漓。找一稳妥之处放下酒坛后，大伙计下小溪喝水解渴，但小伙计嘴馋，忍耐不住那坛酒的诱惑，于是便动手打开坛口的泥封，顺手从身旁摘下几片大竹叶当酒舀，一口一口地喝了起来。

当大伙计带着满足的神情从溪边返回时，看到师弟正在畅饮坛中美酒，不由大吃一惊。可小伙计胸有成竹地一指长长的溪流，说一会儿就用它续满坛子。大伙计一看反正事已至此，喝就喝一点儿吧，于是也摘下几片竹叶和小伙计一人一口喝起酒来。

因二人虽在酒楼干活，但因东家管教甚严，故极少饮酒，所以不一会儿二人便不胜酒力，扔掉手中竹叶，在竹林中倒头呼呼大睡。二人直睡到日头西斜，因大伙计喝的少些，被一阵小风吹醒，想起刚才之事，忙叫醒师弟，二人便抬上酒坛，到小溪边用手掬水，续满了酒坛。但慌忙之中，他们二人谁也没有发现被风吹进坛中的竹叶……

买酒的王大户家并不知道这坛酒还有许多隐情，当然也没起什么疑心，付完酒钱便送二人出门返回。二人回去后给东家交了酒钱，当晚无话。

第二天王大户亲自登门，找东家说酒的事情，小哥俩顿时吓得面色大变，谁都不敢吭气。谁知王大户一见一醉楼的东家便连连拱手称谢，说昨日所送之酒乃当世难得之好酒，平生从未有此好饮。今日拜访，一者是为感谢掌柜所赐仙酿，二来向老掌柜再求数坛昨日之酒，不知可否。

一醉楼的东家听完王大户之言，一时不知所云，但又不好当面追问，只好客套一番，应承下来，送走王大户后，便自语道：昨日之酒也并无甚奇特之处呀。看到东家如此不解，大伙计便上前将昨日偷喝酒之事对师傅一五一十地坦白出来。

谁知东家听完不怒反喜，立即吩咐关门谢客，要两个伙计依昨日之景如法炮制一番，并特嘱二人昨日如何休息今日便如何休息，昨日怎样饮酒今日便怎样饮酒，昨日兑多少水今日便兑多少水，昨日如何封坛口今日便如何封坛口……然后师徒三人闭门落锁，直奔小溪而去……

从此，杏花村竹叶青酒便初见雏形，后经几代人不断改进，就形成了今天的保健名酒竹叶青酒。

很明显，这个故事传说突出了竹叶青酒诞生的偶然性和机缘巧合，但是这种偶然的后面往往都有必然性在发挥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朝野内外，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

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名酒涌现。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有力地促进了酒文化的发展。汾阳地区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富，现存于汾酒博物馆中的陶瓷酒器有：北魏长颈彩陶壶、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北齐灰青釉四系圆腹罐、北齐青黄釉敛口罐等，均与河北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酒罐相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汾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状态。

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酒”，这是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鲜活表现。

汉魏南北朝是我国酒业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酒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是用曲不用蘖；二是酿酒工艺大为改进，酒的度数大大提高了；三是酒名大量出现，酒的品种增多。

与此同时，酒除了日常饮用外，药用价值、养生价值也明确地为人所认识，《汉书·食货志》王莽昭曰：“酒，白药之长，嘉会之好。”

在这种背景下，以优质汾酒为基酒的竹叶青酒问世了，这是汾酒发展的又一个极其重要节点，不仅仅是汾酒产品的突破和拓展，更是寻求酿酒、饮酒与健康养生高度融合的一个探索实践，这无疑具有一种朴素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内。

一句话，竹叶青酒，汾酒的“衍生品”，我国古老的传统保健名酒，诞生于1500多年前。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酿酒技术总结。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北齐虾青釉四系酒罐北齐青釉敛口罐黑釉瓷四系罐北魏长颈彩陶

从“盛唐玉芳液”到“老酒坊酒”

公元690年，武则天执政，将时称“盛唐玉芳液”的“汾酒”更名为“老酒坊酒”。“盛唐玉芳液”，乃隋唐时期专供宫廷饮用的纯粮佳酿。从隋朝开始，此酒以纯粮成曲，经排、上、凉、潮等工艺发酵而成，但因其产量不高，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享用。

但是，自从被更名为“老酒坊酒”之后，“汾酒”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不仅产量大增，而且还被用作回赠边疆纳贡者的重礼。当然，此时也有更多的文人墨客可品尝到“老酒坊酒”这一佳酿。

从“汾清”到“盛唐玉芳液”再到“老酒坊酒”，这绝不仅仅是名称或者名号的变化，而恰恰是杏花村酒业发展欣欣向荣，“汾酒”酿酒工艺日趋完善、奋力实现质的跃升的一个生动见证和诠释。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跃升呢？

事实证明，“汾酒”率先实现了由“黄酒”向“蒸馏酒”的华丽转身，宣告了白酒时代的到来。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跨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奠定“汾酒”白酒祖庭地位的巨变！

其实，关于中国蒸馏酒的起源历史年代，一直是众说纷纭。但是，最令人信服、认同者最多的就是唐代，为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因为“汾酒”这一酒界的“活化石”。

唐代，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唐朝初年，虽然经过了隋末战乱，社会生产处于恢复期间，但是政府却并没有施行禁酒政策。唐朝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作是政和民乐的一个表现，在明令“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后的几百年间，鼓励民间酿酒的制度基本沿袭下来，酒逐渐成为了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食品。后来，尽管由于缺粮或遇灾荒，政府在局部地区进行了几次禁酒，不许个人卖酒，但官府却仍在开店售酒。可以看出，唐朝为酿酒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与此同时，我国的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到唐代时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孝经》等，《外台秘要》和《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

此外，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相当广泛，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唐酒发展，这一切都为唐代的酿酒技术取得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北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而唐代的杏花村，是由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帝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路经者莫不停车下马，前去品尝杏花村佳酿，有这样的消费群体的关注，必然会推动杏花村酒业的发展日趋兴旺，也必然促使各个酒坊不断改进工艺提高质量。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杏花村有酒坊70余家之多，可见酒业繁荣兴旺和竞争激烈之程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杏花村汾酒在汾清酒的基础上一举取得了两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艺突破：其一，是发明了“干和”酿造工艺。“干和”汾酒选用优质粱米为原料，以河东神曲为糖化发酵剂。工艺特点是：蒸米时，锅底水加入花椒以串味，将饭捣烂冷却，加曲进行糖化，浸泡数十天。压榨取得第一次酒液后，再加入粱米，蒸制、冷却、加曲、进行第二次糖化。然后将第—次酒液加人第二次糖化醅中，入缸密封，经陈酿、压榨、过滤等工序而成。其二，是率先将蒸馏技术使用到酿酒中来，在“干和”工艺的基础上，两次发酵，两次蒸馏，形成了熟料拌曲、干和入瓮发酵、蒸馏制酒的最新工艺，这也就是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这个伟大的转变，这个始自汾州杏花村的创新，标志着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的中国白酒的正式问世。

杏花村汾酒人运用“干和”工艺和蒸馏工艺的“双蒸法”两项划时代的工艺，使得“汾酒”成为超越唐代以前所有名酒，一举成为了中国古代白酒鼎盛期的极品，开创了中国白酒的新纪元，杏花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的白酒祖庭。

运用“干和”工艺和蒸馏工艺的“双蒸法”两项工艺所酿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洌无比，闻名来杏花村品饮者络绎不绝。有的因见其度高最易点燃，就称之为“火酒”“烧酒”；有的视其无色透明，就唤之为“白酒”，又因其产于汾州杏花村，也被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有的还叫“汾白干’“老白干”。此酒传进朝内，试饮绝佳，令州进贡，并因其干和入瓮的独特酿造技术而定名为“干和”，又叫“干酿”“干酢”。

从此，“干和”汾酒成为了朝廷贡酒，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国家名酒”。

此时的竹叶青酒，由于基酒“汾酒”的划时代跨越，也随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与杏花村近在咫尺，尤爱竹叶青酒，曾在其《游九龙潭》的诗中写道：“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唯有风入松。”……

历史证明，对汾酒，唐人从来就不乏溢美之词。反过来讲，对大唐，汾酒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作用——促成了大唐酒诗文化繁荣，而这事实上又是一个时代。

“牧童遥指”的那一瞬间

这是晚唐诗人杜牧最为人熟知的诗句。

事实上，杜牧一生的诗篇有千余首，《清明》也并非其最好的作品，但流传最广、最久的却当数这首诗。为什么？这显然与杏花村、与杏花村的佳酿有着巨大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只要汾酒长青，这首诗便会被人代代传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汾酒不仅成就了这首诗，更成就了杜牧这个诗人。

众所周知，诗的兴盛是唐朝文化繁荣的一个集中体现。但在唐诗中，人们总能够看到酒的影子、闻到酒的芳香，有学者称之为“诗酒文化”。

有人甚至说，盛唐文学中的诗文几乎有一半是在酒兴中写出来的。因为据统计，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中，直接咏及酒的诗就逾6000首，其他还有更多的诗歌也间接与酒有关。

酒催诗兴，这在唐朝得到了验证并走向顶峰。而最有代表性的当数——诗仙李白的1050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170首；诗圣杜甫现存的1400多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300首；

那么，这就是一件很自然很肯定的事情了，即汾酒曾经“醉过”唐朝这两位最著名的诗人。事实上，他们确实都与汾酒有一段故事——《汾阳县志》中的“汾曲酒”写道：“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

这段记载说的是李白两次出游太原，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饮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尤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乡之切切，但他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由此足见，“干和”汾酒之魅力、之诱人、之美味……清光绪本《汾阳县志》唐朝进士李肇撰写的《唐国史计》

其实，杜甫与汾酒的渊源更深。其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酒情有独钟，并成为激发其诗兴的催化剂。虽然说杜甫的酒名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他曾在诗中自白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这是典型的酒乡人之特质。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片盛产佳酿的土地始终让杜甫难以忘怀。他在《过宋员外之问旧庄》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

宋之问即初唐著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诗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问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其实，与汾酒有缘的唐朝诗人远不止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不是吗？在此，我们没必要一一列举。因为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探讨，那就是为什么唐朝这些大诗人对汾酒都情有独钟，均不惜墨宝？

这或许还需要回到汾酒本身才能找到答案。汾酒，在唐朝开启了中国蒸馏白酒的先河，成为清香型白酒的始祖，以入口绵、落口甜、饮后余香、回味悠长而著称，其纯正朴实的口味非常适合小酌慢品，且饮后少头痛的特点更是一绝。

而据现代医学研究，酒可以使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多巴胺能够让人们感觉心情愉快，变得自信和健谈。这意味着汾酒可以让诗人放开心胸、发散思维、获得灵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而且尽兴之时又不失体面，因此成为很多文人墨客小聚创作时的首选。

其实，除了口味和品质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汾酒在唐代就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诗人雅士非常看重的因素。汾酒源于殷商盛于北齐，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宫廷御酒。在唐代，仍然是皇家御用之酒——时称“盛唐芳玉液”，后被女皇武则天改称“老酒坊酒”。

清澈透亮，饮时清香扑鼻、清冽入口，饮后回味悠长，这是“干和”汾酒特有的品质，加之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使得其天生就具有了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气质，这与文人雅士追求的清高气节非常相配。

就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诗人王绩就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

可以说，在唐朝，品“干和”汾酒，已经是一种潮流，体现的是一种品位，一种超然的借诗酒之意以寄天下的情怀。可谓，“诗借酒神采飞扬，酒伴诗醇香飘溢”。

其实，酒在催发诗人诗兴的同时，也随之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比如，为什么后世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都乐于题上“太白遗风”四字？这就是一种证明。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酒内化在唐诗之中，才促使唐代文化散发着独特的迷人与醉人的魅力。人们常说，文学最癫狂的状态是诗，饮品最癫狂的是酒，而二者的有机结合，便孕育出了“诗酒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干和”汾酒，是这一时期酒中的主流和领导者，所谓喝酒必“汾”“汾”酒必喝。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文人墨客品尝过这一佳酿，但是从唐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汾酒，在唐朝已经实现了升华，已经超越了酒的物质性，积极地参与了唐朝文化的塑造和传播，并成为了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奠定“汾酒”这一地位的标志性时刻，就是“牧童遥指”的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汾酒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和象征。

“百花丛中”最美是“甘露”

宋代张能臣在其《酒名记》中如是说。

到了宋代，汾酒仍然每年还要向朝廷贡酒，但均由酒垆“甘露堂”取酒进贡，所以在那时汾酒又被称为“甘露堂”。

众所周知，宋朝的酿酒工业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的，尽管始终处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对抗之中，但北宋初期，当权者励精图治，政权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快的发展；南宋政权也有一段稳定期，经济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两宋与辽继而与金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更让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这样的社会氛围必然会有力地促进了宋、辽、金时期酒业的繁荣与昌盛，使得人们对酒的消费需求量大增。与此同时，粮食的丰足，酿酒业技术的成熟，也使得酒类品种增多、质量提高、生产范围扩大。

有史为证，宋时期的酿酒业，上至宫廷，下至村寨，酿酒作坊，星罗棋布，数量之众，大大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

宋朝的名酒大致可分为：宫廷名酒，也叫内中酒，是从各地名酒之乡调集酒匠精心酿制而成的；京城名酒，包括皇亲国戚的家酿酒和市店名酒；除了京城外，宋代其他城市实行官府统一酿酒，统一发卖的榷酒政策，每一个地方都有代表性名酒……

那一时期，杏花村也已经形成了以八槐街为中心，以“甘露堂”“醉仙居”“杏花春”为主的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八槐街车水马龙，酒家纷纷翻新房屋，增加铺面，酒旗高挂……

对于“八槐街”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每年端阳节，杏花村总要举行规模盛大的“花酒会”。有一年，杏花村正在办“花酒会”，八洞神仙腾云驾雾云游到此，不约而同飘然降落。结果，汉钟离喝得红光满面，吕洞宾喝得仗剑起舞，韩湘子喝得洞箫横吹，铁拐李喝得站立不稳，蓝采和喝得手舞足蹈，何仙姑喝得翩翩起舞，张果老倒骑毛驴不知归途……

临走，吕洞宾倡议，每仙种槐一株。从此，这条街上八槐见长，枝繁叶茂，密树浓荫，人们称为“八槐街”。其中一棵槐树长得又粗又高，传为吕洞宾所栽，人们称之为“洞宾槐”。“八槐街”之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和南宋官府，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评酒促销活动。与辛弃疾交谊甚厚的杨炎正曾作《钱塘官酒》诗，描述了这一壮观景象。

诗云：“钱塘妓女颜如玉，一一红装新结束。问渠结束意所为？八月皇都新酒熟。玛瑙瓮列浮清香，十三库中谁最强。临安大尹索酒尝，旧有故事须迎将。翠翘金凤乌云髻，雕鞍玉勒三千骑。金鞭争道万人看，香尘冉冉沙河市。琉璃杯深琥珀浓，新翻曲调声摩空。使君一笑赐金帛，今年酒赛珍珠红。画楼兀突临官道，处处绣旗夸酒好。五陵年少事豪华，一斗十千谁复校。黄金垆下漫徜徉，何曾见此大堤娼。惜无颜公三十万，枉醉金钗十二行。”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一时期新酒上市时热闹非凡的场面，真是一点儿也不逊于我们现在每年春秋两季的酒类产品交易会。

如此丰富的社会实践为这一时期酿酒理论的完善和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实上，在我国古代酿酒著作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酿酒著作是北宋末期成书的《北山酒经》。该书全面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与《齐民要术》中关于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罗列制曲酿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原理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朱肱的《北山酒经》是阐述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的典范，那么与他同一时期的苏轼的《酒经》则是描述家庭酿酒的佳作，他言简意赅地把所学到的酿酒方法在数百字的《酒经》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

北宋田锡所作的《麴本草》，载有大量的酒曲和药酒方面的资料。

北宋窦苹所著的《酒谱》，杂取有关酒的故事、掌故、传闻计十四题，是对北宋以前中国酒文化的汇集。

……

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现均有效地推动了宋朝酒业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形成名酒辈出的状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酒名记》是宋朝关于蒸馏酒的一本名著，被称为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列举了北宋名酒223种，这些酒有的酿自皇亲国戚，有的酿自名臣，有的出自著名的酒店、酒库，也有的出自民间，尤为有趣的是这些酒所取之名大多极为雅致。这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当时酒业的竞争之激烈。

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众人皆知，在画卷中可以看到当时汴京装饰华丽的酒楼以及消费的盛况。

这个时期的酒业发展状况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张能臣一句“汾州甘露堂最有名”道出了汾酒在宋辽金时期的地位之高。《北山酒经》中提出，判定酒曲好坏的主要标志，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纹，乃是好曲。”

时至今日，这条“标准”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青茬曲的质量标准，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足以证明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

宋朝皇帝赵佶有一幅山水画叫《杏花村图卷》，流传至今，并于今年7月现身首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八百年前的杏花村是什么样？宋朝皇帝眼中的杏花村是个什么样？这个杏花村是山西的那个杏花村吗？这是很多人慕名前来欣赏画作的一个初衷。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试问，历史上哪个“杏花村”能有“汾州杏花村”的知名度？

“杏花村”，中国酒首次出口的商标

这是中国酒第一次贴标出口时商标上的题联。

这个商标是“杏花村”，时间在元代。

这个酒是杏花村羊羔酒，出口到英法等国。

这个酒开了我国白酒对外贸易的先河。

羊羔酒，可谓是中华传统名酒，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唐宋，元时畅销海内外。元代宋伯仁著的《酒小史》记载了当时有名的一百多种酒品，产于杏花村的“山西羊羔酒”名列其中。

羊羔酒，“色泽白莹，入口绵甘”，如羊羔之味甘色美，故名之“羊羔酒”。饮于宫廷，皇家曾封“世袭御酒”；传至民间，文人雅士浅斟吟诵。

著名的《北山酒经》详细记载了其酿法：“取肥嫩之羯羊肉，加水煮烂，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酿法同其他酒。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因而味极甘滑。”《空城计》中诸葛亮唱道：“我有羊羔美酒，犒赏三军”；宋代名士陈起作有“羊羔酒呈朱丛瑞”多首诗……

元代时，杏花村的酿酒师经过对少数民族酿酒习俗的细心揣摩和钻研，不断改进羊羔酒的酿造工艺，使其更具独特品质，从而有了“羊羔酒以山西杏花村产为最佳”的声誉，后来其制作方法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

其实，汾酒的酿造工艺到元代已经采用了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促进了我国的蒸馏白酒的发展和普及，在北方已经与黄酒平分秋色。

从众多的历史资料来看，酿酒业在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据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如元代少数民族人物马扎尔台开酒业于大都东侧通州，其糟房，日至万石；真定一路仅仅在城镇中的糟房，每日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六千余石。据史家估算，大都于此，一年约需粮食一千二百多万石。中华书局出版的元《散曲》元代白釉褐彩题字酒罐

众所周知，元代饮酒的社会群体十分庞大，宫廷贵族饮，文人士大夫饮，平民百姓饮，僧侣道士也饮。“忆昔浮蛆醉玉醅，天寒一日饮千杯。”元人尚饮，熏风酷烈。大诗人元好问“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萨都剌感叹“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杯，一饮尽千钟。”酒量不仅大，酒瘾还大，“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气魄之大，真是非元代不能有。但是，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不尽相同，宫廷酒尚“奢”；文人士大夫酒逐“雅”；民间酒求“朴”；寺观酒崇“逸”。

一言蔽之，酒已经成为元代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消费品，但因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状况各不相同，对酒的需求也自然是千差万别。富裕的家庭婚丧嫁娶办事隆重，迎来送往礼节繁杂，再加上一日三餐之所用，酒的消费要占家庭开支很大一部分比例。而普通平民家庭的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杏花村里旧生涯，瘦竹疏梅处士家，深耕浅种收成罢。酒新篘，鱼旋打，有鸡豚竹笋藤花。客到家常饭，僧来谷雨茶，闲时节自炼丹砂。”元代文学家杨朝英这篇作品很能反映元时中等平民阶层的家居生活。

其实，元代社会尚饮风气的炽烈和各社会阶层风格迥异的饮用酒风俗的形成，与元代全国酒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普遍的尚饮行为推动了元代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酒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尚饮风气的盛行。“金樽满劝羊羔酒，不似灵芽泛金瓯。”这是元代李德载《散曲》中对羊羔酒的记载，足见其在当时的知名度之高。其实，杏花村的羊羔酒不仅为国人所称道，连外国人也嗜饮，当时的朝廷由是将羊羔酒以山西特产出口英、法等西欧国家，并在出口酒罐上贴上杏花村的标签，这也是中国酒第一次贴标出口。羊羔酒瓷质方瓶

从此，山西杏花村的羊羔酒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不仅是山西杏花村酒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我国白酒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元代，杏花村有名的酒除了羊羔酒之外，按照宋伯仁在《酒小史》的说法，从唐时盛行起直到元代“干和仍有名”，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知味成龙。”这副元代的汾酒作坊大门上的楹联，在元代烧制的酒罐上被发现。

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酒罐，这个酒罐上一面画有“文君当垆”，另一面画有“柳毅传书”的故事，左右两侧的一副题联是：“金镫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汾酒人传播的汾酒文化，让清香大旗在异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并为后来18世纪法国科涅克“白兰地”名酒和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名酒的成名起到引导作用，这是汾酒对中国和世界酒业的贡献。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白酒的旗舰地位非汾酒莫属。事实上，至元末，杏花村各酒坊所产之酒作为汾州府最重要的产品，几乎成为汾州府的代名词，故杏花村各酒坊的所产酒开始被统称为“汾酒”，销往省外和国外的酒则署名“山西汾酒”。

到了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赞曰：“羊羔酒出汾州……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这也就是说，汾酒的传奇时刻还在继续……

明朝有枚铜钱叫“杏花村”钱

把“广告”打到了国家流通的货币上。

这个历史瞬间最早定格在明代。

这类铜钱被称为“杏花村”钱，也被古钱界称为“洪武牧童骑牛钱”——正面为浑厚有力的“洪武通宝”四字，阳文，竖读楷体；背面则是牧童骑牛图，一光头牧牛娃，手持横笛，骑在牛背之上，牛儿翘蹄回首，栩栩如生。

见此，任何人都会想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

借助铜钱做宣传，这种创意、胆识、远见，让我们不得不佩服杏花村先辈们的商业头脑，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李自成书“尽善尽美”洪武牧童骑牛钱

那么，杏花村的先辈们为什么会想起来在铜钱上做宣传呢？明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货币呢？

在民间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传说——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号明，年号洪武。就在这一年的正月，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有一家大酒坊的老掌柜因病去世，其徒弟刘嘉杰成为了酒坊的新掌柜……

此时的大明王朝，百废待兴，民众需要安抚，官衙需要修建，元朝的残余军队、各地的地方武装也需要继续清缴，可这些都需要钱。发行新的货币成为了这个新王朝非常当紧的一件大事。可是，元朝留给明朝的“国库”早已是空空如也。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朱元璋下令要求各个地方大员想办法筹钱。

那时，主政山西的是大将军郝景田，在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后，急召下属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几天下来，也没有想出好办法。最后，为了完成任务，他在全省张贴了一个布告：凡大明百姓，能想到筹钱方法者，如能采用，呈报皇帝奖励，可提拔为官。与此同时，在私下里却传出这样一个讯息：对一毛不拔的富豪绝不手软。

布告一经张贴，三晋大地就沸腾起来，应者如云纷纷出谋划策，希望博得一官半职，但大多不切实际，皆没被采用。

这样的消息也传到了刘嘉杰耳朵里，刚接手生意的他听闻此不免有些担心，如此大的家业如何传承下去，如何不被官府强行收缴，成了当前最大的事情。

一番思索后，他找到大将军郝景田，与其他献策者不同，他直接对郝景田说：我愿意捐银子。郝大将军顿生疑惑，刘嘉杰解释道：“皇帝还我华夏衣冠，我辈商人，不能左右侍候，也不能征战沙场，唯有献上些许银两，以资国家……”明代龙首象把扁酒壶明代开光花卉纹酒罐明代褐彩五福捧寿葫芦瓶

郝景田大喜，表示要呈报皇帝，奖励刘嘉杰的行为，可刘嘉杰当下就拒绝了将军的好意，随后提出了一个要求：小店卖酒，希望大将军能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都来买。最后，刘嘉杰还特别强调，如果大将军让我的酒卖得好，届时，不仅将献酒慰问整个山西的军队，还要继续捐资。闻此，郝大将军异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

见完大将军后，刘嘉杰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借助这个“东风”让自己的酒坊生意更火，才能让这些捐出的银子不白捐。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皇帝不是要铸铜钱吗？何不直接在铜钱上做个广告呢？自家产的酒，几年前老掌柜取名杏花村，一则因为产地，二则取了大诗人杜牧的诗意，那么，可不可以在铜钱背面铸一个牧童呢？想到“牧童”自然就会想到“杏花村”呀。

想到这里，他格外兴奋，马上就请了一位会画画的人，将他的构思画了出来。随后，他挑了一幅画得最好的，拿着画就奔向大将军的府第。几经商量，郝景田最终同意了刘嘉杰的方案，山西新铸造的铜钱，正面是“洪武通宝”，背面则是牧童骑牛吹笛的图案。

当这种铜钱流行于市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好奇，因为此前流通的铜钱背面还从来没有过图案。于是，人们纷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大家都知道了刘嘉杰掌柜捐资助军的事情，“杏花村”酒坊的名声大显。

一年后，大明王朝走上了正轨，为避免落下“乘人之危”的口实，刘嘉杰不再要求在铜钱背后铸上“牧童骑牛”的图案。但是前期铸造的铜钱，早已在民间广泛流通——用“杏花村”钱买“杏花村”酒成为了一种生活。

挑战与机遇并存，这是一个真理。在面临抄家的危急时刻，掌柜的一个新招，不仅化险为夷，还提升了酒坊的知名度，更是创造了一项纪录、一个神话——试问历史上有哪个“酒”在钱币上留下过“足迹”？能成为后世人们争相收藏的对象？

事实上，杏花村先辈的这个创意影响很深远。直到清朝，民间铸造的花钱，或者皇帝用于赏赐的花钱，其背面很多还是“牧童骑牛”的图案。

但是到了今天，古钱界关于“洪武牧童骑牛钱”的争议也没有消失，除了此钱为大明官方所铸的流通货币之外，有人说它是民间私铸的一种花钱；还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出身贫苦，幼年曾做过放牛娃，当了皇帝后为激励百姓，便在钱上铸上牧童骑牛图案来表明自己出身困苦，与百姓同心相连；也还有人说它是后来朝代为了讽刺朱元璋所铸的赏玩之物……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没必要一味地去争论到底哪个说法更准确更科学，因为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而最重要的却是：假如你看到“牧童骑牛”的图案，你的脑海中定会想起“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不是吗？那么，明朝文人的古诗词修养应该不会低于今天的我们吧？明朝文人的想象力也不一定弱于今天的我们吧？照此说来，“洪武牧童骑牛钱”能与“杏花村”汾酒没有关系吗？

明朝大移民中有群会酿酒的人

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移民。

这次大移民，不仅是人口的迁徙，更有技术的传播。

汾酒的酿造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

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

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是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最强。

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汾阳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

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各地。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明朝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明朝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洪武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加之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明朝的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饮酒之风非常盛行，集镇、乡村酒店大量涌现。

从元朝进入明朝，虽然烧酒已发明，但喝的人还是不多。当时黄酒在整个发酵酒行业中占据支配地位，酿造工艺更趋成熟和完美，有了时间较长、颜色较深、耐贮存的发酵酒，人们称之为“老酒”，北酒中的不少“老酒”因为做工纯正，在南方也很受欢迎。

但“当时烧酒在承接了元代工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并逐渐影响了人们饮酒方式的转变，汾酒当时已经很流行，当地人称为‘火酒’。凡是出产酒少的地方，在购买外地烧酒时，都会选择汾酒。当时的甘肃巡抚就记载，市卖之酒，以汾酒为多。尽管如此，烧酒并没有动摇黄酒的支配地位。”

不过，此时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已经出现，那就是在明代中国黄酒时代已经开始向白酒时代大幅度转变，白酒的发展势头如日中天。而这个进程的加速首先与领先同时代白酒工艺数百年的杏花村汾酒工艺的大规模传播密不可分，更与山西汾州人的大规模移民密不可分。这些远离故土的汾州人，随着生活的稳定和农作物收成的提高，必然会恢复故乡的酿酒传统，这已经不仅是享受生活，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从客观上来说，这个过程既是汾酒酿酒技术的传播过程，又是汾酒文化的传播过程。

此外，到了明朝后期，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商机”越来越多，这又为我国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在明朝酒类政策宽松的条件下，随着“富甲天下”晋商的脚步，杏花村汾酒先进的白酒酿造技术逐步传向了中国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始奠定中国白酒业的基本格局。

那一年，李闯王来到杏花村

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主力军途经杏花村时，曾畅饮杏花村美酒，并倚马立书“尽善尽美”四个大字，表达对杏花村老百姓的一片心意。

自古以来，酒与军队征战的关系就是密不可分的，军酒在战争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军队出征前，要喝出征壮行酒；凯旋后，要喝庆祝胜利的祝捷酒。正所谓：“野幕敞琼宴，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历史上，这类以酒壮行、以酒祝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越王勾践在率兵伐吴之前，将酒倒在河的上游，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士卒士气大振，留下了“箪醪劳师”的千古典故。

再如，秦穆公讨伐晋国前，打算犒劳将士，以鼓舞将士，但酒醪却仅有一钟，于是秦穆公将这一钟酒倒入河中与大家分享。

到西汉时，大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失地有功，汉武帝赐酒犒劳。因酒少兵多，霍去病下令将酒倾入一眼井中，与士卒共饮。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亲自倡导扶持酿造军酒，还曾经说过：“军酒为军中重要之物，作用很大，平时能消暑御寒驱邪卫身，使士兵身强体壮军势威武；战时鼓动士气，使军有雷霆万钧之力；庆功祝捷时助欢助兴人气旺捷，使军欢声动而气再鼓。”

唐代的李延寿在其撰写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中说：“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的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到了金代，元好问在《追录洛中旧作》的诗中也言道：“酒兵易压愁城破，花影长随日脚流。”……在这些朝代，早已走进皇家的杏花村美酒必然成了兵家的必备之品。

明代是历史上酒风盛行的朝代。在明代最初的国都南京城，那里的酒楼、酒肆比比皆是，市井之上，酒幌随处飘扬。官员们每每“对酒惜余景”“有酒纵天真”“烂醉慰年华”“醉坐合声歌”。不过，明代酒风盛行的引领者，还当属皇帝。在明代历任皇帝中，无人不饮酒。为了让皇帝享受最美的人间佳酿，皇宫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御酒房”，由宦官们管理，设提督太监一名，专造竹叶青等各种美酒。明朝酒肆图明朝移民图明朝酒肆图

及至明代中后期，饮酒之风盛行于各阶层之中。富贵之家自不必说，普通人家以酒待客也成惯俗，甚至无客也常饮，故有“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之说。至于文人雅集，无论吟诗论文，还是谈艺赏景，更是无酒不成会。

但是，到了明朝末期，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无法生活。这样情况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兵争之事。

闯王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英勇善战，南征北讨，声威大震，使腐朽的明统治阶级闻风丧胆。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对官僚、地主坚决镇压，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劳动人民，并大力向群众宣传：“我们杀掉欺压穷人的贵族地主，就是要解除你们的心头之恨。”因此，李自成很受各地老百姓的欢迎。

当时在民间就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公元1644年正月，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后，二月即率主力自陕西渡过黄河，由南向北，长驱直进。

杏花村老百姓得悉农民起义军要经过杏花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并怀着对农民起义军的热爱之情，争先恐后以杏花村酿造的美酒款待闯王和将士们。

在杏花村百姓的热情挽留下，闯王下令安营扎寨，在杏花村休整数日。闯王和乡亲们促膝谈心，人们自豪地向李闯王叙说了汾酒悠久的历史和当年曾有过的“处处街头揭翠帘”的繁荣景象，以及由于明朝末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恣意摧残，许多酒坊都面临着倒闭的困境。

李闯王听后感慨万千，就下令拿出钱粮来赈济乡亲。乡亲们分到粮食，非常感激闯王，过去缺粮断薪的许多酒坊，因得到义军的赈济，重新收拾蒸锅，又烧起酒来。数天之后，闯王的义军要继续北进，杏花村的乡亲们纷纷赶来为闯王和将士们送行。许多老百姓还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参加义军，让他们跟随闯王去为穷人打天下。

杏花村老百姓热爱义军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李闯王，临行之时，他命人拿来笔墨纸砚，倚马立书“尽善尽美”四个大字，表达“乡民尽善，汾酒尽美”之意。

李闯王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遏止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使得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而且，他在起义中提出的“均田”口号，是唐宋以来农民战争的一个新发展，它直接触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杏花村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怀念，便把杏花村更名为“尽善村”，直到1952年才又改回“杏花村”。

杏花村里至今传诵着这样一首诗：“醇香汾酒献英雄，万民拥戴起义军。闯王留得题辞在，尽善尽美杏花村。”

事实证明，杏花村酿造的美酒，酒如其名，在历史的长河中深受世人喜爱，无论乱世还是盛世。据《明实录》及诸多史料记载，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大批酒匠在汾州府移民中被迁往全国各地，而靠技艺吃饭的手艺人，必定会在新的环境中继续酿酒，这无疑促进了汾酒酿技的传播。图为《民实录》

“得造花香”者，杏花村竹叶青酒

傅山，字青主，太原人，是明清之际思想家、医学家、书画家。在思想上，梁启超把他与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在书画方面，他是明代以来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大书法家、画家；在医学界，他是独树一帜的中医圣手，其大作《傅青主女科》至今仍然是指导临床的范本。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傅山“学不如书，书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可见对他的医学水平评价之高。

清军入关后，傅山积极组织抗清，失败后，便隐姓埋名，自称“朱衣道人”，隐于民间，他怀以医济世之志，长期以中医为业，在寓居汾阳、平定、盂县时写下的许多诗文中记载了他为当地百姓治病深受欢迎的史实，还曾吟出“为人储得药，如我病瘥安”的诗句，写有“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的话语。

傅山先生在清顺治三年秋，从平定来到汾阳。《霜红龛集》中载有汾阳名士朱之俊写的《赠傅青主》诗：“云客不惯城市步，更入千峰万峰住。啸傲散作满林风，鹤语时堕青天路。乘兴偶来汾上侧，挈壶怀刺人争识。一见开襟胜所闻，樽前顿长青松色。星冠鹤氅何岁始，云经乱离方尔尔。书著一部晋春秋，诗记三年新甲子。满腔肝胆不尽吐，霜夕哦成月卓午。儿问题诗赠阿谁，太原高士傅青主。”

顺治五年，傅山先生仍寓居在汾阳，作有《李御史传》。顺治八年、九年均寓居汾阳，顺治十年九月方自汾阳移居阳曲土堂村。

杏花村现尚存“申明亭”一座，系傅山先生当年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时与诸义士聚会之处。傅山先生有诗记载：“长夜梦不成，到处野草生，斟酒尽善村，寄意在申明。”是他与义士们在此共议反清复明大计，开怀畅饮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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