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拉尔夫·戈莫里,（美）威廉·鲍莫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试读：

前言

我们举办这些讲座有很多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也有职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无疑与莱昂纳尔·罗宾斯紧密相关。他曾经在贸易领域提出许多宝贵的思想，并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我们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这值得一提，是因为本书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本书中，我们只考虑自由贸易。我们认为，在现代自由贸易条件下，不再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可能的自由贸易结果，其中的某些结果可以使一国的境况得到改善。我深知莱昂纳尔·罗宾斯对于新观点和合理的争论总是持欢迎态度，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们的分析或结论感到不快，相反，他将非常乐意理解我们的真实意图。因此将本书与罗宾斯讲座联系起来也许有利于澄清其目的。

我谨将本书献给我们敬爱的莱昂纳尔及其夫人。而且，我们相信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几周前，我需要在他的几本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查考资料。当我翻开其中一本时，一段献词映入眼帘：“献给威廉和希尔达，是他们令严冬有着夏日的热烈。”下面是他亲手写下的“莱昂纳尔谨识”。

这本书使我再次有机会表达我对莱昂纳尔·罗宾斯的热爱和崇敬，我为此深感高兴。威廉·鲍莫尔“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2015年7月5日前言

这本重要的著作源于1994年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纳尔·罗宾斯纪念讲座。威廉·鲍莫尔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莱昂纳尔·罗宾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拉尔夫·戈莫里是杰出的应用数学家。

他们选择了当今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中，一国提高其生产能力是否必然有利于其他所有国家。普通百姓可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而作者则阐释了为什么上述答案是正确的。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伴随着规模经济和生产率的快速变化，一国获利有时会损害他国，同时说明何时将出现这样的结果而何时不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其国际贸易部门的成功。

本书对于全球化的争论是一份宝贵的贡献。它将有力地推动人们研究当今全球经济中出现的重大贸易问题。理查德·雷亚德序言关于本书

本书给出了一些思路，对李嘉图及其同代人提出的贸易理论加以修订。在李嘉图时代，贸易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从那时起，尽管世界产出飞速增长，但是贸易在GDP中的份额上升了13倍之多。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需要研究贸易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文献也非常多，本文将是这些文献的组成部分。

显然，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变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依然存在，就像英格兰在专业化生产羊毛方面有优势，而葡萄牙在专业化生产葡萄酒方面有优势，但是现在，后天优势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优势可能来自某一产业，并获得专有知识、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在知识传播变得非常容易且规模经济不太显著的产业中，还存在着如下可能性，即利用廉价劳动力或其他特有优势在全世界组织生产，然后再通过低成本的现代运输手段把产品运往全球市场。

后一种情形尤其有可能使人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地域限制现在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跨国公司可以从它们开展实际经济活动的世界任何地方汇回利润。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经济收益都留在增值地。利润通常只是经济活动带来的一小部分增值，大部分收益，如工资留在了当地。对一国来说，不管谁拥有公司，重要的是它本身是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尽管各国不像公司那样直接参与竞争，但是实际发生在其境内的经济活动数量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将要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这不仅对那些从事有可能直接经历起落的特定产业的人群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也至关重要。成书经过

我们的合作至今已有40年。它始于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的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告诉鲍莫尔：“有个年轻人（即戈莫里）你应当见一见。他刚刚解决了整数规划（integer programming）问题。”我们很快认识了，并立即兴奋不已地投入整数解的经济学解释、它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以及其他一系列令人着迷的问题中。最后我们合作完成一篇后来被多次引用的论文，多年以后我们回想起那次默契合作，仍然充满感情。

后来我们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戈莫里离开了学府，遨游于数学研究、科学和商业世界（曾任IBM研发总监），最近又就任一家研究赞助机构——斯隆基金会的总裁。多年来我们一直互通信息，但未曾有机会合作。

1992年，我们再次重逢。戈莫里说，他在实业界的职业生涯使他进一步了解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规模经济与整数规划的关系，以及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含义。事实上戈莫里已经做过大量的基础分析，而且他的老朋友，耶鲁大学的赫伯特·斯卡夫（Herbert Scarf）在均衡理论方面的指导也使他受益匪浅。不过，戈莫里强烈地感到，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即一位经济学家，以进一步开展他的研究。很自然地，他忆及我们以前令人愉快的合作。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其间鲍莫尔曾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他从未研究过国际贸易理论或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同意一起进行研究。此后是历时多年的愉快争论、极富乐趣和刺激的困惑或者暂时的意见相左，一篇篇书稿也常常在我们的争论中陆续问世。致谢

除了我们已经提及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人应当接受我们诚挚的谢意，他们中有的人直接为我们的书稿而工作，有的人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有的人给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鼓励。在所有的同事中，我们要深表谢意的人包括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约翰·贾诺波利斯（John Geanopolis）、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彼得·凯南（Peter Kenen）、达思·奎（Dan Quah）、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卡尔·谢尔（Karl Shell）、马丁·苏比克（Martin Shubik）、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弗兰克·斯塔福德（Frank Stafford）。这个名单太长了以至于我们不用将他们的贡献逐一列明。除了这些私人交往外，我们还大大得益于其研究开创了书中所及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吉恩·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普曼（Elhanan Helpman）、威尔福雷德·埃瑟尔（Wilfred Ethier）、弗兰克·斯塔福德和G.F.约翰逊（G.F.Johnson）。我们列出的参考书目还包括其他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在第十章中论述了先驱者的研究工作，试图以此来厘清本书与此前诸多同行努力之间的联系，但这仍然不能让我们全面展示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的思想宝库。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纽约大学的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他运用其独特的数据处理能力撰写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章节。由他撰写的第十一章为工业化国家持续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来自斯隆基金会的支持和鼓励也令我们感激不尽。

任何一本书的完成都是许多人努力工作的结晶。这其中就有我们的三位朋友和同事坚定、有益和热情的参与。斯隆基金会的贝弗利·纽曼（Beverly DeMaggio Newman）有效地管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地在乱中求序，虽然混乱偶尔也会占据上风。普林斯顿大学的休·安妮·贝蒂·布莱克曼（Sue Anne Batey Blackman）通读并修改了大部分书稿，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字句修改成通俗易懂的字句。最后，纽约大学的吉尼思·罗德里克·刘易斯（Janeece Roderick Lewis）以其娴熟的绘图技能绘制了书中大部分漂亮的图表。与上述三位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帮助，但是若要我们说出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我们希望表达的是他们的帮助何其丰富、何其关键。

我们还必须感谢我们的绘图员马克·马姆里加（Mark Mamrega）（是的，这一设计形式仍然存在），他将复杂的、由特定数学模型计算而来的机械制图转化成可读性和审美性兼具的图表。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各自的妻子对这份事业的重要支持：没有她们本书将难以形成。她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希尔达·鲍莫尔和莉莉安·戈莫里-吴都提出了无数的想法、反应、批评和鼓励。她们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并努力在我们周围营造令我们奋进的氛围。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第一篇致非专业人士：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福利和贸易

为便于阅读，我们将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篇着重讲述基础内容，给出我们试图传达的思想。我们希望，专业经济学家和所有对全球贸易政策、各国生产率状况以及对发达国家在与欠发达国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之间开展贸易往来时具有的比较利益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都能阅读本书的第一篇。

然而如果本书的第二篇只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初步兴趣，我们也不会感到失望。第二篇探讨了第一篇未能涵盖的相关问题，我们在第一篇中没有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会使讨论复杂化并因而加大理解的难度。第二篇还着重处理了其他一些问题，如统计证据、与本书主题有关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以及因修改第一篇中用以简化论述的某些假设而导致的种种结果。第一章　现代全球经济和固有的贸易冲突：导言

经济学家笃信的某些真理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的习惯看法截然不同。人们并不需要专业训练就能够认识到国外竞争会危及国内的就业机会，或者一度生机勃勃的国内产业有时要让位于外国的竞争对手，因为后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方式生产产品。国际贸易有时会导致一些产业萎缩甚至亏损，即使像汽车或家用电器那样的重要产业也难以幸免，从而引发经营困境或失业等问题。但是经济学家通常坚信，国际贸易使广大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汽车或CD（激光唱片）机，由此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上述损失。

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悠久而简单的国际贸易模型。在这些模型勾勒的世界里，不受约束的商品交换总能带来收益。通过这种商品交换，各国最终只生产较之他国或其他产品具有自然优势的商品，而且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可以从那些被有效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中获益。尽管这些简化的模型经常受到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研究大型经济活动的模型都不可能包罗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但其方式只能是关注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忽略那些确实存在但对主题并不非常重要的许多其他因素，只考虑关键因素。

然而，自这些基本国际贸易模型问世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卫·李嘉图时代科技发展缓慢、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化社会已经让位于一个工业制造品、快速演进的技术和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古典模型，而这样的重新审视实际上已经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之中了。

我们将在本书中表明，已经卓有成效的古典贸易模型是极其灵活的，可以根据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加以调整。我们可以在保留其必不可少的简单性的基础上，对这些模型加以修订，以反映大规模经济活动和科技迅速传播的双重影响。

不过，我们修订的理论显示：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进行有效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会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这种损害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局部危害，或者受影响的产业马上出现就业下降，而是一种波及整个国家的负面效应。

那么，什么时候外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什么时候又是有害的呢？不精确地说，我们的观点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提高生产能力而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可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也决定了它不得不尽可能积极主动地与发展到可比阶段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避免受益国家的进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更精确地说，我们想要阐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该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发达国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的经济财富将受到抑制。因此，美国的利益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贸易伙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证，但是从生产率方面看，美国只有尽可能地保持相对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领先地位，其境况才会更佳。

对原始模型进行这些重要修正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现代的自由贸易社会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自由贸易模型描述的情况。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之上的最优经济结果。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不再强调国际竞争带来的单一最优结果，该结果体现为每个国家都通过生产自然优势最大的产品来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可能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取决于各国实际上决定做什么，以及它们想发展什么样的生产能力，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这些结果对各贸易国的经济利益影响不同。其中的一些结果对某一国有利，而另一些结果对另一国有利，还有一些对两个国家都有利。但是，实际情况通常是对一国极为有利的结果往往对另一国极为不利。这一系列结果及其对相关国家截然不同的影响意味着，在现代自由贸易环境下，一国的福利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产业的成功。贸易产业的成败事关整个国家的得失。1.1　多种经济结果：大型产业和高启动成本

在未经修正的古典模型中，各贸易国家的经济结果往往是单一的。包括国际竞争在内的自由市场力量决定着商品在何处生产。从单一的结果中还可以推出各国确定的和理论上可预测的财富程度。产出很少的国家只有很少的东西可供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生活水平也很低。

经济学教授代代相传的一个著名且相当古老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英国和葡萄牙相互交换葡萄酒和布匹，根据各自的自然优势，葡萄牙最终将生产葡萄酒，而英国则生产布匹。这就是最终的唯一结果。日照不足的英国生产葡萄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无法使英国的葡萄酒生产商在价格和质量竞争中战胜葡萄牙的葡萄酒生产商。结果是英国的葡萄酒生产商将退出酿酒业，除非葡萄酒的需求超出葡萄牙的生产能力。但是英国的毛羊以及历史悠久的纺织能力使英国在纺织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又使英国可以在纺织业中获得成功。

正如上述例子表明的，在古典贸易经济模型中，一国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是预先注定的。由于一国只有作为特定产品的最优供应商才能成为产业中的主要生产商，因此，上述结果总能符合所有贸易国普通大众的经济利益。所谓“最优”就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固定质量的产品，或者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

这一经济学理论最著名的结论就是，上述唯一的结果往往使各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和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

但是今天的工业社会与过去非常典型的“羊毛—葡萄酒”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在许多产业中，效率，甚至是单纯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都要求厂商进行规模经营。

我们有过这样的历史，其中仅有十人的小公司就能进入汽车产业生产有竞争力的汽车。所有的汽车厂商曾经都是小型的、实验性的，今天的许多公司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存活下来的。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至今日，一个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还必须拥有大型经销商和支持网络。其他国家的新进入者都必须在差不多的规模上起步，而且同已经建立起稳固地位的公司一争高下并不容易。

和汽车产业一样，许多现代科技要求经济活动具备足够的规模，以便获得经济合理性和竞争力。因此，如果完全听任市场力量的作用，那么进入一个产业与在位厂商展开竞争就像一场旷日持久、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艰难的战役。

在这些现代产业中，产业优势模式可能仅仅是历史事件变幻无常的结果。一场战争有可能迫使一些国家加大对飞机等军用产品的投入，或者由于传统供应渠道不畅而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或者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由此开启了一个新产业。这样一些可能与自然优势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可以使一国在设备、知识和人员方面确立起优势，从而得以在一个产业中领先多年。

今天的许多产业都要求大规模的生产经营，而且进入壁垒高、后天优势而非自然优势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产业，这一情形完全不同于葡萄酒—羊毛的例子，唯一确定的自然结果不复存在。如果美国和日本开展半导体、汽车和飞机方面的贸易，我们很容易想到美国在飞机和半导体方面占有优势，而日本在汽车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如下情况显然也很有可能发生，即美国的优势逐渐转向汽车和半导体领域，而日本则转向飞机制造。就上述情况而言，几乎所有的其他组合都有可能出现。

领先地位一旦获得，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单纯的历史偶发事件使然，它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由于新竞争者难以进入该产业，因此市场力量就会保持这样的状况。在葡萄酒—羊毛模式时代，由需求和自然优势推动的市场力量将世界导向一个单一的结果。而在当代，市场力量不会选择某一预定的结果，相反，它们倾向于维持既有模式，不管这种模式如何。

因此，现代国际贸易分析必须考虑很多可能的结果。如果各国之间已确立的多种产业格局是世界经济中可能的稳定结果——比如日本生产商品X而德国生产商品Y，但是相反的产业格局一旦确立也同样可行——那么，既然有成百上千的产业，就会有大量可能的生产分工组合，它们可以为自己确立在位者的地位。所有这些生产分工的排列组合都与市场力量的自由规则相一致。

进一步讲，如果这些全然不同的产业和国家组合在每个贸易国家都有不同的经济影响——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有些是有利的影响，有些是不那么有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一国应当满足现状呢？显然，这样的状况不是市场机制导致的必然和最优的结果。它实际上是由市场力量维系的历史事件。如果一国能够找到更好的出路，那么它何必维持现状呢？

一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它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将外来竞争者拒之国内市场之外，是保护一个产业，并使之具备合理规模的传统方法。如果国内市场中有一些国内厂商可以利用的特殊条件，或者政府为培育民族产业而有意识地进行干预，那么封锁就是这样的市场很自然的结果。每种情形都能将几乎不可逾越的进入障碍转化成彻头彻尾的困难，而且还有许多手段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尽管对英国来说，生产葡萄酒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进入汽车或其他产业并在全球均势中确立一个由市场力量维系的、更有利的新地位，可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需要有人明确哪些结果是更优的。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研究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一个有既定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同时我们也会描述这些结果对该国贸易伙伴的影响。

分析所有这些不同的结果，以及它们对各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影响，看起来是个艰巨的任务。经济中有众多产业，而且可以进入这些产业的国家也不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产业和国家呢？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不必处理如此众多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结果都遵循某些简单的规则。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将阐述这些规则及其影响。

这些规则将告诉我们，在众多稳定结果中，对一国来说最优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不利。我们所谓的对贸易伙伴不利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它不仅考虑到对单个产业的局部影响，而且还考虑到对全体国民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国际贸易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产业进入困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稳定结果。但是，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也会导致多种结果。这一因素就是一国生产能力的变化。1.2　多种经济结果：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领先地位

在当代世界，各国可以相当迅速地改变它们的生产能力。我们要考虑一国学会如何擅长生产某种商品——也许是一条简单的生产线，比如缝制衬衣或者制作人造圣诞树——的可能性。和我们先前的讨论相反，我们现在要考虑既可以小规模生产也可以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因此生产这种产品的进入成本不高。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有关国际贸易的结论和我们在高进入成本假设下得出的结论一样。我们将再次看到国际贸易中固有的利益冲突。

在古典贸易模型的世界中，由于它强调源自气候或自然资源的自然优势，因此，比如英国很难成为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然而在现代世界中，许多国家都有可能学会制造某种产品的技能，并运用这些技能直至它们达到世界生产率的领先者水平为止。

大型跨国公司的技能和诀窍使其可以在世界各地建造工厂，例如制造运动鞋的工厂。公司现有的员工，包括管理者和普通工人，都知道迅速有效地生产运动鞋的技能，而且他们可以向其他国家的新工人传授迅速有效地生产运动鞋所需的生产技能和其他技能。如果新工人学会像全球领先者那样高效地运用这些技能，同时他们的工资低于其他国家的工人，那么新工厂生产运动鞋的单位成本就会低于其他地方。以低成本进行竞争的能力可以改变该产业的世界贸易格局。

除了跨国公司的激励外，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任何学习方式都有可能起作用。一个企业可以从已经掌握了技能的公司中招聘工人和经理，或者人们可以走出国门参与到领先产业中并向领先厂商学习。唯一重要的是，技能是可以学习或培养的，单位生产成本将因此降低。如果新工厂借助以上任何一种方式成为世界上的低成本生产商，那么市场力量将使这种低成本优势得以持续，而我们也将拥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各国也将有新的经济结果。

简而言之，各国现在可以改变环境，并且在没有高进入成本的产业内迅速改变生产能力，从而发展（或失去）一些产业。这可以导致全新的国际贸易结果。这种变化和新结果的可能性是导致多种结果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上述不同结果遵循的规则与那些主导高进入成本和大规模生产产业的简单规则如出一辙。我们将再次发现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一国来说最有利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另一国。我们再次表明，多种可能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冲突的潜在来源。1.3　结论

本章的核心结论就是两种情形的强烈对比：一种情形是单一的确定性结果，它往往产生于以小型工业为特征的古典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优势来源于固定的自然能力；另一种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结果，它源于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需要高启动成本。如果技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那么，即使在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也存在同样多的可能结果，在现代社会中，这的确是有可能的。一个英国的葡萄种植园确实不可能像葡萄牙的葡萄种植园那样欣欣向荣，但是一个收音机的组装工人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学到同样娴熟的组装技术。

在古典贸易模型中，市场力量——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导向一种结果。与此相反，无论是高启动成本还是学习都能赋予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大量的选择。这就为我们通过私人行动或公共政策修正这一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历史把我们带到今天，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采取行动以改变偶然的历史结果。第二章　规模经济带来的多种结果的重要性

如果全球经济中的自由市场运行总是给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带来唯一的、相对可预见的结果，那么人们几乎难以改变这种结果。那些预先确定的经济力量平衡向我们展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我们注定要在一个严格设计的国际模式中从事生产、贸易和发展经济。我们能够详细研究、描绘和著述这一注定的结果，但是最终我们不是被迫接受它，就是从根本上放弃自由市场的引导。此外，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注定的结果确实是有利的——它不仅符合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且符合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结果的唯一性和必然性就应该是令人欣慰的，而不是一种危害或威胁。古典贸易理论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种幸运的状态，而它只是令我们失去对已经趋于最优的事情进行简单修正的能力。

但是在本章中，我们对传统思想的回顾表明，上述鲜明的特征严格取决于一个关键假设：即不存在广泛而重大的规模经济（生产只能大规模进行或者大型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和更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或者不存在高启动成本（某个产业的成功运营需要新进入者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我们将看到一旦这样的规模经济或者启动成本成了世界贸易中商品交换的重要特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那么相反的情形将取代单一的、可预测的，而且能带来广泛利益的最终结果，那就是多种可能的生产和贸易关系，所有这些可能的结果一旦确立，就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中，市场力量能够保持许多产业中业已确立的各种全球均势，而不是选择一个单一的有利结果。而且这些不同的结果可以对各贸易国的福利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2.1　古代历史：收益显著递减的世界

经济学家应用的古典贸易模型反映的是大约200多年前的世界。该模型反映了一个其假设之下的世界，这个假设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递减是指当一个产业扩大规模时，其产出效率下降而不是增加。增加的产量将耗费更多的生产成本，而不是更少。

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假设确实非常合理，因为在农业中最好的，或者说最容易获得的土地往往最先被耕种，然后当产量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时，生产率较低或者较难得到的土地才开始被耕种。或者换句话说，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农业用地有时候被更加密集地使用，农民试图在既定数量的土地上谋求更多的粮食产出，这通常使增加产量的单位成本上升。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能在农业中看到收益递减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农民不断增加化肥使用量以提高粮食产量。如今化肥的使用量是15年前的4倍，但是粮食产量仅仅增加了50%，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收益的明显递减。

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过去创办一个企业的成本可以说是惊人的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写道：“早期的机器尽管对当时的人来说相当复杂，实际上却是造价很低的简单初级的木制机械装置。一个40碇的珍妮纺织机在1772年大约值6英镑；洗梳羊毛机中一英尺宽的滚轴只需1英镑……”（Landes，1969，第64—65页）。那时候1英镑的购买力要比现在的1英镑高得多，但是即便假设它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100倍，很显然工业革命初期的机器仍然惊人的便宜，这说明创建一家新企业无须太多的投入。

同时那些企业本身也都很小。除了部队、海军和教堂外，几乎没有大的组织可言。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农村，而大多数的产业都很小。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描述的那样，“只要生产过程仍然由人、动物、风力和水力推动，由此生产的产量就不足以要求在企业内部组建次一级的生产单位，或者花钱聘用一位经理来协调和监督这些新增单位的工作”（Chandler，1977，第51页）。

如此说来，那的确是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世界里，正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启发性分析中提出的，通常只有一种稳定的可能结果。经济学家所说的这种唯一的均衡状态是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组合，自由市场力量总是推动经济趋近这样的组合（也就是更好或者更低廉的生产者取代效率较低的生产者）。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自动选择的结果。

同时，也正如古典经济学家表明的那样，这一唯一的均衡在某种意义上总是最好的。在这一最有利的状态下，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在某一特定产业中生产的生产者就是该产业中唯一存在的生产者。效率较低的生产者被驱逐出该产业进而从事它们比较有竞争力的生产。在技术知识和可得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唯一的均衡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偏好得到最佳满足。自动实现这样的结果是市场机制的突出成就，这一点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而且使他们对市场机制运行的干预保持警惕。2.2　国际贸易与收益递减

市场力量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是，在收益普遍递减的世界里，如果某些结果不能把某个特定产业中的生产分配给一个能够最有效地生产该产业的国家，那么市场力量将使所有这些结果不复存在。

假定有一个国家，虽然它现在没有生产某种商品，但是它能够以低于现有生产厂商的成本生产该商品，因此可以通过进入该产业获得利润。利润为该国提供了进入该产业的动力，同时由于规模不经济，该国作为新进入者开始时可以只生产少量的产品，但能够非常有效率地生产——赶上甚至优于大规模生产的效率。规模不经济意味着小的就是有竞争力的。如果一国要进入农业的一个新分支，而且它的初始努力是成功的，那么它起初投入的土地与之后投入的土地相比同样好甚至更优。在规模不经济的世界中，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成功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而采取大手笔的冒险行动，并以成熟的姿态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新进入的厂商可以以较小的初始规模悄然进入，而后获得与大规模厂商同样甚至更优的竞争力。

这种新生竞争力的进入将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效率较低的厂商将在新厂商成长的同时减少产量，其他高效率生产者的进入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世界经济在新的位置稳定下来，即在每个产业中都只有最具生产优势的国家在生产。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足够的效率，成本足够低，从而使其产品的价格能够与世界通行价格相一致。

简单地说，这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在一个规模不经济（收益递减）的世界里运作，它总是将经济推向一个均衡结果，使只有最低成本的厂商在生产。因此这是一个总是拥有高效率的结果。2.3　高进入成本和产业的“可保留性”

但是，不管两个世纪前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中，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绝对不是由那些可以轻易地以小规模进入的产品组成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小规模的进入几乎是不可能的。汽车、电脑和电视机就是上述情况的典型例子。你不可能在你的车库里白手起家手工生产一辆汽车，然后去和通用汽车的大规模生产进行竞争。

除了必备的生产规模外，一个产业中的新进入者也需要长期的经营，才能获得与现有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样有效生产的技能和经验。新进入者也许需要掌握新的技术，基于经验的技术往往不易学习。或者成功地生产前述产品可能需要有相似的相关产业。这些产业本身难以建立而且潜在的进入国可能缺乏这样的产业。此外，新进入者还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分销网络，了解市场，如此等等。如果竞争对手通过多年的努力，并借助在所有这些领域中获得的经验学会了很多，那么与之进行竞争是很难的。现有产业的优势也并非静止不动，更常见的情况是，现有产业也会不断学习。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借助大规模的干中学和持续的投入而不断演变，现有客户群的许多反馈也会导致生产和支持系统的稳步改进。这提供了一个变化目标（moving target），从而增加了进入难度。

我们用“保留产业”（retainable industry）一词表示所有具备如下特征的产业，即启动成本很高，由此导致很难以小规模进入的产业。由于其很高的实际启动成本，一个保留产业为现有生产者提供了很高程度的保护，使之免于竞争性进入的威胁，从而可以很容易地保留既有地位。在收益递减的产业中，市场力量有利于小规模的竞争性进入者；而在保留产业中，同样的市场力量则有着相反的效果。不经济的小规模进入者往往被市场力量淘汰，而大规模进入者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保留产业中的市场力量倾向于维系现状。

保护从来不是绝对的，而且也没有一个产业具有完全的保留性。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些例子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进入者也会在高启动成本的产业中出现。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汽车市场的影响。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日本汽车工业能够在受保护的本土市场上小规模启动。当日本的汽车开始出现在美国市场上的时候，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

因此，现代工业的这种保留特性非常重要。在本章的分析中，与早期的收益递减或者规模不经济的假设不同，我们假定存在一个对一国而言全新的高启动成本产业。也就是说，我们将要讨论保留产业及其对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竞争的影响。在第四章里我们要把分析和结论延伸到以快速学习而非规模经济为特征的产业。2.4　保留产业里总有许多稳定结果

与古典模型不同，在一个普遍存在高启动成本的经济中，也就是说，以保留产业为特征的经济中，有可能产生大量的可能结果，其中的任何结果都有可能成为并继续成为一个稳定的世界生产结构。而且一些可以实现的均衡可以给全世界公众带来很高的经济利益，并提供大量的贸易所得，而许多其他的结果也许真的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可以描述这些均衡的本质，并计算出到底有多少种均衡。

为了更鲜明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并说明这些思想与古典规模不经济模型的区别，我们首先讨论最极端的可能性：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产业都具有保留性。然后，我们来看在这样一个只有高启动成本产业的世界中，一个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结果。我们把这种结果称为完全专业化的均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保留产业不是专业化的例子，不止一个国家拥有竞争所需的规模和专长，因此拥有相当大市场份额的国家不止一个。我们将要描述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多个生产国的情形，而且我们将在后面专设一章对此进行讨论。现在为简化起见，我们将重点放在一国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专业化均衡。我们得出的结论甚至更适用于多个国家生产世界上的一些产品的情形，而且它也适用于不是所有产业都具有保留性的情况。

让我们首先来考虑这些专业化均衡，看看它们能有多少，同时要记住其中任何一种结果都可以得到市场力量的维系。为了表示一个有全球贸易的世界，我们把世界缩小为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我们选择这两个名字仅仅是出于熟悉而已）。这当然是高度简化的。与一个具有稳定结果或者稳定均衡的规模不经济情形不同，我们假设的只有保留产业的两国世界将产生许多均衡。事实上，在一个由保留产业组成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之间每一种可能的专业化生产分工都是一种均衡。至于英国刚好专业化生产半导体而法国刚好专业化生产钢铁或者刚好相反都不重要。无论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一种碰巧产生，专业化生产某种产品的国家都会从阻止其他国家进入该领域的一定程度的自动保护中获益。该种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将使其生产者获得成本优势。试图以较小规模进入这一领域的另一个国家将难以成功，因为这样做的生产成本很高，而且学习和组织的难度也很大。

因此，在一个由保留产业组成的世界中，一国只生产一种产品，国家之间任何一种专业化的产品分工都因高进入成本的存在而趋于长期存在，并因此成为一个稳定的结果或者均衡。同时既然存在着在不同生产国之间分配产品的多种可能，也就存在大量不同的可能均衡。为了说明可能的数量（可由直接的数学计算得出，见表2.1），如果两个国家只交换10种商品，那么将有超过1000种可能的均衡。如果交换的商品达到20种，就会有超过100万种可能的均衡。25种商品的交易将带来3300多万个可能的稳定结果。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有成千上万种商品参与交易，因此潜在均衡的数量——显然所有由市场力量支持的稳定结果——确实是巨大的。表2.1　均衡的数量和贸易品的数量2.5　多重均衡：好的、坏的和中性的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如此之多可能的稳定均衡呢？毕竟在自由贸易下，仍然是市场机制淘汰高成本的生产者，由此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只留下成本最低的生产者。但是任何我们最终碰巧实现的均衡只是许多均衡中的一个。我们最终选择这一均衡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偶发事件，而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更为糟糕的是，在古典模型中，以唯一均衡为特征的一致有利的特性不复存在。在这么多的均衡中，有一些是好的，一些是坏的，还有一些是中性的。它们可能会对不同贸易国家的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

市场力量维系的均衡是那种国际社会不得不忍受（至少是暂时）的均衡。这种结果很可能是由历史偶发事件决定的。如果比利时碰巧较早进入用于生产传真机零部件的机械工具生产产业，它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该领域内具有压倒性优势因而难以被击败的生产国（除非随后的市场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即使其他国家曾经获得必须的销售规模、分销渠道和声誉，因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同样好的产品，上述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与当前环境有关的偶然因素、过去的投资决策、战争或饥荒导致的移民模式或者上一届政府碰巧选择的政治导向，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极大地影响现在的市场力量对均衡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可能是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最终选择哪种均衡在现在仍然很重要，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全球效率的问题。在刚刚讨论过的许多专业化均衡之中，每一个均衡都伴随着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这就会产生许多种与相对成本和其他现行经济环境相关的随机分工。例如，虽然日本缺乏制造钢铁所需的国内能源，而且工资水平很高，但它仍然是重要的钢铁和汽车生产国。中国如果能够大规模地生产优质汽车，看起来也有很多生产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是今天可能以及今后的一段时期，中国都不会在汽车产业威胁到日本的强大地位，因为中国需要获得太多日本已经拥有的东西，包括足够的产量规模、技术和声誉。

因此从全球总产出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存在高启动成本的世界里，在市场可以达到的许多均衡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和中性的。然而在市场机制中几乎不存在能够使它偏向好均衡或者避免坏均衡的力量。市场机制的选择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而且一旦命运之神选择了某种均衡，社会就只能在该种均衡下缓慢发展。不管好坏程度如何，均衡的稳定性都使走向更好或者更糟的均衡变得很难。向另一个均衡结果的移动从来没有轻易实现。一个新产业的发展是缓慢的，它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的努力，而且风险重重。

还有第二个原因使我们如此在意市场维系的特定均衡，该原因与国内更紧密相关。保留性意味着一个有许多产业的国家即使在工资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能维持这些产业。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详细讨论的那样，如果一国生产的产品多于其国人占有的世界商品份额，它就能获得很高的收入，并且通常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如果它生产的商品在世界商品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它就有很多商品可以用来消费和贸易，从而变成一个高工资、高消费的国家。作为在世界可贸易品产业中占有很大份额的生产者的有利效果有可能非常大，而且对该国来说，这一效果通常要远远超过前面提到的世界效率影响。同样明显的是，一个被拒之于多数产业之外无法进入的国家将只有极少的国内产品可供消费和交易，因而几乎不能获得外国商品。

所以，均衡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全球的生产规模，而且还非常直接地关系到国内的生产规模。要知道哪个均衡是好的，哪个均衡是不好的，就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对许多可能的均衡进行系统比较，在它们的一般性质以及相对好处和不利中洞悉要害。尽管它们的绝对数量可能令这样的分析看起来不可行，但是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大量的可能结果分布成一个极其简单有序的模式，这使它们对相关各国的利弊影响显而易见。它们的分布绝非偶然。我们将对这一模式加以描述，看看它为什么具有一般意义，而不是一些特殊例子的产物，我们将这些例子挑选出来用于说明我们的分析。

由于这一简单的模式，我们得以进一步分析各种各样的均衡。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分析给世界经济带来大量利益的结果、给某一特定国家带来好处的结果，以及对世界和某一特定国家均无明显裨益的结果。第三章　均衡区域：合意的和不合意的市场结果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一个由保留产业组成的世界是以众多可能的结果为特征的，并且所有这些均衡状态都能由市场力量维系。在这样的世界中，任何产业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似乎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世界经济是没有秩序和联系的。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要阐述的。事实上，我们要表达的恰恰相反。3.1　均衡之间的秩序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上述大量的可能结果形成一个重要且有序的分布模式，它遵循某些简单的规则。当然，这些可能结果的数量非常之多，但是如果用国民产出或就业来衡量，从这些结果对一个特定国家经济福利的影响来看，其中的大部分结果是彼此相似的。如果英国制造半导体，法国生产钢铁（而不是法国生产钢铁，英国制造半导体），假定这两个产业在规模上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加进许多产业和国家间的组合，但是，从就业和国民投入份额来看，它们与其他组合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对一个国家或是两国双方而言，有些组合比其他组合好得多，所以众多可能结果的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3.2　结果分布模式的两个经济含义

我们会看到结果的分布模式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互通有无的两个国家在国家利益方面可能有相当大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形式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关税战或者其他贸易保护战，相反它是一种竞争，即使在贸易没有受到限制且没有因政府干预而扭曲的时候，这种竞争也会产生。这种冲突集中表现为一国最终不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环境下的某些可能均衡。一般而言，这种冲突的发生，是因为在我们的许多均衡中，那些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均衡对另一个国家绝不是最好的。在规模不经济的世界中，这种冲突不可能产生，因为在那样的世界中市场力量通常导致唯一的结果；但是在规模经济的世界中，市场力量往往能使现有状况得以保持，从而上述冲突就有可能发生。

什么样的均衡将真的会发生，哪个国家将会真正受益，哪个国家会相对贫穷，这取决于哪个国家最终生产什么产品，也就是说，取决于哪个国家从事哪些产业的生产。最后出现的均衡是在各国追逐产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产业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哪些国家会受益多一些，哪些国家会受益少一些。

从均衡模式的分析中产生的第二个深刻洞见是：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贸易并非总是好的；而在传统的规模不经济的世界中，贸易却必定总是好的。当大多数产业都是保留性产业时，总会有一些均衡结果使某些国家的境况坏于其实施贸易封锁时的境况。

要说明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并不困难。让我们设想一个国家，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它的发展速度已经变慢。假设该国出口一些农作物，并以此进口本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复杂且技术比较先进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是由外国的保留产业生产出来的。该国将如何改善这种局面呢？在我们描述的给定的困难情况下，对该国而言，成功进入这些保留产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它生产的汽车一开始就与全世界最好的汽车进行竞争，而这些最好的汽车是由所有领先公司借助其大规模生产优势以相对低的成本制造出来的。这里的进入问题完全不同于规模不经济的世界，在那里，小规模生产的进入至少与大规模生产的进入一样容易。

与上述情况相反，如果这个国家与世隔绝，尽管它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但是它也有能力发展。它可以从自己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只归自己所有的收入，并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地发展汽车产业，因为它没有贸易伙伴与之争夺市场。同样的推理逻辑可以应用于其他产业。因此，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也许能够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而这个发展水平是它与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开展贸易往来时所不能达到的。与世隔绝也许比有贸易更好，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概念，也就是非常有名而且受人追捧的“幼稚产业”论，这一论点主张一国要在远离外界竞争的环境下尽力培育好新生产业。幼稚产业论特别适用于我们的保留产业模型。

对一国而言，无贸易有时比有贸易更好，这是一个值得详细讨论的观点，因为它解释了许多全球结果可能产生于其中的纯市场制度的某些优势和劣势。让我们暂且回过头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许多经济学初级读物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各个国家间的贸易是自愿的，人们错误的行为或是不明真相的情形除外，每个这样的交易必定提供了共同的利益。故事就是这样。即使一个小孩，如果他不是在玩具卡车和弹球之间更喜欢玩具卡车的话，他就不会用一包弹球去交换小伙伴的玩具卡车。如果其他小孩不是在弹球和玩具卡车之间更喜欢弹球的活，也就不会同意交换。这些经济学初级读物中的讨论，有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国家之间的自愿贸易同样也一定是正确的。如果两国不是期盼得到好处，它们是不会同意交易的。这样的比喻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不是由国家或是任何个人有意识地评估所有选择来做出决定的，而是由受现有产业能力影响的市场客观力量决定的。假如各国的生产能力局限于它们目前的生产水平，而且进入也不困难，那么就像上述比喻表明的那样，开展贸易确实比不开展贸易更好。如果欠发达国家准备封锁贸易，而且继续不发展自己目前没有生产的产业，那么它将来的处境往往会比有贸易时更糟。这样的分析忽略了如下情况：哪里有以高启动成本为特征的科技，哪里就会有其他可以达到而且可以持续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那些在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不能启动的产业可以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而且这些其他均衡中的有些均衡有可能是更好的。

我们刚刚描述的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有贸易的结果比没贸易的结果更糟糕的可能性，都值得了解。我们需要了解这种有很强经济含义的结果模式。为使这一模式更加直观，我们将采用图表的表达方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