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鸿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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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试读：
前言
符号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或跨学科的方法论。它是语言学科的科学，是哲学与语言学之间的桥梁，广泛应用于各社会人文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科，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这门学科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在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上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以致许多人把符号学看作深奥的玄学或仅仅从字面上作简单解释，目前还没有一本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说明上述问题的书。笔者经过十余年努力，在研究生中开了符号学这门课，并试图写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本书。这就是《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
本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以现代西方哲学两大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为纲，理论联系实际，将现代西方符号学研究与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以符号学观点分析研究各主要语言学科，关注当前符号学和语言学的一些热点问题，力求做到：具备一般语言学知识的读者都能看得懂，都能通过本书对现代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体系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较完整的认识，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了解各主要语言学科的哲学、符号学根源和性质、范围、方法，以及了解当前符号学和语言学界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
把本书的内容限定在现代西方符号学的目的是：集中精力，首先搞清楚相对来讲较成熟、较系统的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问题，打好基础，以便今后进一步学习研究近代的、古代的、中国的，以及世界各地的符号学理论。
本书可用作外语院校、大学汉语研究生的符号学教材、符号学和语言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参考书。
除引用一些资料外，本书的纲要和一些基本观点都是笔者学习研究的心得，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或没有系统地讲过的，难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引言
0.1 编写此书的动机与目的
符号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于1994年成立于苏州大学，并在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至今已开了七届（每两年一届）。参加几次研讨会以后，我感觉符号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但会议上的发言多半介绍国外的符号学理论，我自己不懂，许多人也觉得茫然。因此，我曾多次建议：学会应组织一批先行者编写一本介绍符号学基本原理的书，在会上多讨论符号学的实际应用，使大家能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并把它应用到外语教学工作中去。可是几年过去了，没有动静。后来我了解到，国外符号学研究情况比国内也好不了多少，有人把符号学理论上的混乱称为“符号学的危机”，把滥用符号学称为“符号帝国主义”、“符号恐怖主义”，把令人费解、的繁杂的术语称为“术语的丛林”，等等。因此，我决心从符号学的汪洋大海中，寻找一条路子，讲清符号学的最基本理论，如它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符号学两大流派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学科上的应用等问题。经过五年的准备工作，搜集资料，学习研究，编写教材，从2003年开始在我院硕士研究生中开设了符号学这门课程，至今已教了两届，效果良好。在此前后的十余年中，我密切关注国内外符号学和语言学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参加一系列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学术会议，积极发言，陆续写了近40篇论文，汇集成一个集子《现代西方符号学与语言学初探》。与此同时，我把给研究生上符号学这门课的教案整理、充实并改编成这本书，定名为《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
0.2 指导思想
0.2.1 继承和创新
符号学有许多流派和理论。我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学习各国和各流派的符号学理论，继承前人研究和应用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给自己留下一定的时间和思维空间，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甚至理论，要有所创新。尤其在当今国内外符号学研究在理论和应用方面还不成熟或缺乏一致意见的时候，我们更要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甚至新理论。我在编写这本书时，就本着这种精神，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创新，在符号学的基本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如一反符号学的传统观点：符号是人类“意指”（signification）的工具，我在本书中提出：符号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符号学不但研究人类的意指（表达、交流）活动，而且研究人类的认知、思维活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意指（表达、交流），而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认知、思维，它的符号模式（符号由“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者”组成）是当代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根本原理；研究符号学要与哲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形成两个系列：（1）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英美分析语言哲学——皮尔斯符号学——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2）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并根据这两个系列确定各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及其相互关系并说明和预测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向；对当代最热门的认知语言学作哲学和符号学分析，探讨它的优势和局限性等。这些都是当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国内外还没有人系统地论述过或根本就没有提到。笔者经过多年研究，系统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因为要推动语言学和符号学向前发展必须讨论这些问题。笔者把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也写进了这本书，只求得到学者和读者们的关注、讨论，甚至批评。
0.2.2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符号学的学习和研究
在现代符号学出现以前，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或以哲学为主要来源，现代符号学仍然以哲学为基础。现代西方符号学有两大流派，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目前我们是否还以近百年前它们创立时的哲学思想来指导我们学习与研究符号学呢？或者根本不管它什么哲学思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根据近百年来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学习和研究符号学及语言学，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正确思想，扬弃其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学习其正确的理论，批判其错误观点，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在这方面，笔者作了一些尝试，写了数篇文章。如以《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理论分析皮尔斯符号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知语言学和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等，觉得实际可行。
0.2.3 理论联系实际
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既然是方法论，就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赞同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的意见，我们要建立一门社会的和应用的符号学。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符号学来研究解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与符号学有密切关系的，甚至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的语言学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作了一些尝试，也觉得实际可行，写成了一批文章，如以符号学理论分析各主要语言学科，弄清它们的哲学根源、所属符号学流派和语言学类别，从根本上掌握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
0.2.4 首先解决基本理论问题
符号学的流派很多，各持一端。人人都在谈符号学，与之相关的文章浩如烟海，但理不出一个头绪。我还是赞同艾施巴赫的意见：要建立一门基本的、批判的符号学。也就是说，要通过讨论、批评，解决一些符号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例如，符号学的性质、方法和范围，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大流派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在这方面我也作了一些尝试，并把自己的心得写进了这本书。
0.2.5 首先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
符号研究源远流长，而且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符号研究。与其从希腊、罗马、中世纪、近代一直谈到现在，从西方一直谈到东方，列举符号学研究所有流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符号理论，不如把当前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现代西方符号学，搞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符号学中，现代西方符号学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系统，但是它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西方国家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近代的、中世纪的、古代的符号理论，最终建立全面的符号学系统。当然我们也不能孤立地只研究现代西方符号学，但至少当前应以现代西方符号学为重点，首先搞清它的基本理论及应用问题。这也就是此书讨论内容限于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应用问题并取名为《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的原因。
0.3 本书的体系
在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现代各流派符号学仍然以各流派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概括。我们研究现代西方符号学的整个体系就要以这个概括为纲。
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尽管现代西方符号学有许多流派，有各种理论和各种应用方式，但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是皮尔斯符号学派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它们的理论涵盖了符号活动的两个主要侧面：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认知、思维，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表达、交流。因此，本书着重讨论的是这两大派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以及它们与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和两大类语言学之间的联系。
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两大符号学流派自然会直接影响语言学的分类，使语言学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认知、思维及其机制）的语言学，另一类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表达、交流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语言学。
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有两大分支：一支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包括英美分析语言哲学）——皮尔斯符号学——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另一支是人本主义思潮（包括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
第1章 符号与符号学
内容摘要：
本章对符号与符号学作简要介绍，包括以下内容：
1.人类的符号活动
人是唯一使用符号的动物，其他动物只使用信号。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互相交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自己的文化。其他动物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自己生活的环境。
2.符号学研究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回顾符号学的过去，展望它的将来，笔者对它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同时对存在的严重问题感到担忧，譬如，到目前为止符号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理论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在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上符号学者们还没有大体一致意见。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互不相容的程度，但并不互相探讨研究，而各行其是，理论脱离实践，在符号的定义和分类上错综复杂，等等。笔者认为，符号学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思想以及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基本理论均是符号学的基础。笔者赞成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的三点建议：（1）发展一门基本的、批评的符号理论；（2）发展作为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3）发展一门历史的符号理论，使它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
3.符号学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符号学界在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重大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在它的应用上也没有一致的做法。笔者认为，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现在符号学仍然是以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方法论，因此它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从符号学的高度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尤其是各语言学科和当前语言学科中争论的重大问题，而不应去讨论诸如广告、课堂教学、装潢中的具体事例。我们应该努力发展一种社会性的、应用的符号学理论。
1.1 人类的符号活动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德国哲学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他在符号学界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但他的哲学思想对符号学研究有重大启发作用，因此在这里也作一些介绍。他的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问题》、《符号形式哲学》、《语言与神话》、《启蒙哲学》、《人论》、《国家的神话》等。他认为，人的正确定义应该是“符号的动物”。这是因为人与动物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神话、艺术和宗教等无不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所有这些文化形式无不是符号形式”。卡西尔的符号是感性材料的抽象化，是个别与一般的结合、一与多的结合，即以一个感性的标记来代表多种事物的普遍意义。他认为符号是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重要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符号的发展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他指出人使用的符号不同于动物使用的信号，动物使用的信号仅仅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人使用的符号则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因为符号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物理的、可感知的感性材料；二是不可感知的意指或意义。这两者的结合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他还指出，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符号也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它的感觉（感性）的成分逐渐减少，概念（理性）成分日益增多，其抽象程度也愈来愈高。总之，卡西尔认为，只有把人与他们的符号生活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性，才能把握哲学这个永恒主题。卡西尔指出，由于人是符号动物，因此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是符号文化。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神话、语言、艺术和科学等无不是符号的不同形式。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无不是人的符号世界。（夏基松，1999：396—399）《人论》是卡西尔比较集中地讲符号的书。在这里对其符号观作简要介绍：（1）人是符号的动物，即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动物只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应，而人把信号变成有意义的符号。人生活在理想世界中，始终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而动物始终被动地接受现实。（2）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3）人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人类活动的体系决定了人性。（4）人类的活动就是符号活动，人类使用符号去创造文化。（卡西尔著，甘阳译，1997：4—10）
我们可以把以上这些话简单地概括为：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类以外的动物只会使用信号。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交流信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文化。而人类以外的动物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只会有限度地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这种观点与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有密切关系，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1.2 符号学研究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1.2.1 目前符号学界对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的种种看法
21世纪已经来临，作为一个符号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笔者回顾以往十年，展望未来，对符号学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有力的方法论，充满信心，同时也心怀忧虑，深感当今符号学的发展存在着严重问题。在这里，我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看是否真的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20世纪60年代，当代符号学几乎同时兴起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几年之中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形成了统一的学术运动。1969年成立了国际符号学会，出版了刊物《符号学》（Semiotica）。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成立了中国逻辑符号学学会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后一学会到2006年已召开了七届研讨会。这些年来，几乎在所有学科的讨论中都经常提到符号学，关于符号学的文章越来越多。然而，到如今符号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符号学仍然是一门构建中的科学，因此，我们想，这种注重分析的方法论的科学还不可能有任何教科书，而且，由于符号学具有延伸的特点（因为它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科学），故只能待这些符号系统建立起来后才能对它作学术性的探讨。”（黄天源译，1992：1）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仍然坚持，符号学只是与科学有一些联系，但并未形成一门科学。（巴尔特，1988）
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当今存在着“符号学危机”。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在“符号学危机”（载于1987年“为文化符号学辩护”）一文中说，尽管近年来国际符号学活动频繁，成果累累，实际上“符号学处于危机状态。如果这一危机不克服，符号学将迅速退化为批评家们讥讽的时髦语，这些套语将在学术方式变化时默默消失”。他指出这种危机现象不是表现于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是表现于各种理论彼此不竞争，而只是各行其是：它们的概念已有如此大的分歧，以致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讨论了。（李幼蒸，1999）
至于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各流派学者各持一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1976年出版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符号学：领域抑或学科？”关于符号学的下限问题，多数学者倾向于把符号现象限定在人类表达的意义及其传播领域。法国学者皮埃尔·吉罗也认为：“符号一直是某种意愿的标志，它传播一种意义。”但是美国学者西比奥克却提出了动物符号学的概念。艾柯也在《符号学理论》一书中对此加以确认，也认为：“甚至在动物水平上，也存在着一些意指模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界定为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并且认为“它代表符号学的下限”。关于符号学的上限，即符号学应归属哪个领域，学者们也各持己见。卡西尔倾向于从意指功能角度看待符号现象，就必然将符号学列入文化哲学或解释学的范畴。而吉罗认为符号学属于交流和传播领域，由此引出了技术符号学和传播学的课题。（周晓风，1995：2—3）
王德胜等指出：“符号学是20世纪以来为人们所广泛研究又最具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科学、一场运动、一种时尚或革命，或仅是一个纲领、一个学说？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不同领域中的符号，因而得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以致在符号学研究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人人都自视是在研究符号学，人人都认为存在一个名为‘符号学’这样的学科，但对于符号学的性质如何、它的疆界范围有多大，以及包含哪些内容等，又都有各不相同的看法。”（王德胜等，1993：19）
笔者也深有感受，多少年来，在各种著作、各种学术场合中，每每碰到符号学的问题，也参加了多次符号学研讨会，但很少见有人对符号学做通俗易懂的讲解，举出实际的例子，或对符号学的对象、范围、方法等做出明确的界定。多数是介绍国外的理论或引用外国原著，并很少解释评论。恕我直言，许多是以空对空。因此，笔者在1996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语言和符号学研讨会上提出建议：多研究一些符号学的基本问题，编写一本符号学概论之类的书，对符号学做全面系统、突出重点（有关语言符号、科学符号、艺术符号、社会符号等方面）和深入浅出的讲解，但至今不见这样的书问世。笔者具备一些语言学知识，但在阅读符号学书籍上很困难。深感符号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人有同感，觉得符号学是一门“玄学”，望而生畏。
总之，虽然现代西方符号学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到目前为止，它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一门学科还只是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一种纲领？一般人仅仅把它看作一门研究人类意指和传播的科学。它的上限（即它隶属于哪个学科）是什么？它的下限（即它研究哪些内容）是什么？它研究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研究一切信息的传播还是限于有机物间的信息传递？研究一切生物间的信息传递还是只研究人类信息的传递，等等，都没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1.2.2 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
符号学家艾施巴赫提出了“符号学危机”的问题，认为出现这种危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过广
符号学涉及面过广、包罗万象、无所不至，正经历一个“符号帝国主义”时期。
艾柯警告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因而舍此无他），乃是在玩着一种冒险的游戏。”（艾柯，1990）
艾施巴赫也警告说：“符号学不应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一切科学的普遍方法，其实符号学的衰弱正发生于它想踵继哲学巨人的脚步，并宣称自己是一切科学的新工具时”，“符号学能够予以影响的这一领域的巨大幅员提出一种诱惑——受此诱惑的学者欣然屈从，虽然他们的学术态度中不容否定地包含着帝国主义的动机”（李幼蒸，1999）。
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等符号学大师都是泛符号论者。现在仅以西比奥克的符号分类法为例。
按符号来源的分类法如下：
按信道的符号分类如下：（李幼蒸，1993：487）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法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在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有机物的范围就够大了。有机物中有地球的和非地球的，仅地球的就够大了。地球的范围中有人类的和动物的，仅人类的就够大了。依笔者之见，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应限于人类。属于动物的让动物学家去研究。非地球范围的由天文学家去研究。无机物由物理学家、无机化学家去研究。当然，不幸被我废除的这些范围内也有信息的传播，或者说也有符号的使用，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个符号学家的知识不可能渊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中的鱼虾、地底的矿藏，无所不知。况且，人的生命有限，他研究不了这么多内容就早该休息了。即使符号学家真能研究这么多东西，一个读者也学不了这么多东西。
2.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没有搞清楚或没有一致的看法
研究一门学科首先要搞清它的基本理论。笔者认为，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基础，它们涵盖符号学总体的两个侧面：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但是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人做系统的研究，因此无法在此基础上说明各符号学派和各类语言学的理论。
3.没有从哲学根源上认识符号学的本质
在现代西方符号学诞生以前，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现在仍然以哲学为基础。因此，要搞清两大符号学派的性质、范围和方法，必须从它们所属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着手。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人在这方面做系统的研究。
4.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停滞不前
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就是无意义的空谈，学了也无用，学起来也没兴趣。罗兰·巴尔特将语言学原理用于符号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应用于人类学的研究，雅各布森将符号学应用于诗学和艺术的研究，等等。但近年来，很少见这方面有所发展。笔者认为，应转变学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多研究符号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多举实际例子，不要空谈理论，少在名词、术语和分类上做文章。多年来，笔者尝试将符号学应用于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对当前语言学重大争议问题的研究，感觉非常实际有效。
1.2.3 解决问题的方法
笔者认为德国符号学家艾施巴赫的三点建议（李幼蒸，1999：92）针对性非常强，非常中肯。（1）发展一门基本的、批评的符号理论。（2）发展作为一种运用中的社会性的符号理论。（3）发展一门历史的符号理论，它能认识自己的根源、成就和错误。
第一点指：首先通过讨论和批评，搞清楚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即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建立一个基本的符号学体系打下基础。第二点指：符号学理论要联系实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首先要研究与符号学密切相关的，甚至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的语言学科，并用它来解决语言学科中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第三点可以解释为：在两大类符号学研究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上，不要主观想象，而要根据它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从它们的哲学根源来确定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认识各自的侧重面和局限性及它们与各语言学科的联系。
最后笔者还要加上一条个人的建议：目前我们提倡“改革创新”，在研究符号学上也要体现这种精神。我们要敢于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实实在在地研究这门学问，拿出自己的见解，搞清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符号学。
1.2.4 笔者对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的看法
在这方面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学者们参考和批评。
1.2.4.1 符号学的性质
索绪尔和皮尔斯都是现代西方符号学的创始人。首先看他们对符号学如何界定。
索绪尔在1915年他的学生们为他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做符号学（Semiology，来自希腊语Semezon，即符号）。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学科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的事实中圈出一个界线分明的领域。”（索绪尔：1985）索绪尔的这段话为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绘制了一幅蓝图。它的特点暗示了语言学将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模式，并将注重符号的心理内涵和意指作用的研究。
他在多次讲学中提到，符号学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部分。他还暗示，只有心理学家才能确定符号学在科学中的确切地位。他还说，符号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他说：“语言符号单位，既不是一个物体，也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概念和一个声音形象的结合物。”这个声音形象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词的声音，而是一个特定的抽象的心理标志，而“概念”就是“意义”。“后者（声音形象）不是一个物质的声音，一个纯物质的东西，而是这个声音的心理印象，是声音在我们的感觉上打下的印记。”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声音形成完整的单位，具有均质性，不可再切分，则此声音就构成音位。其实现需经想象，这是个心理过程，因而是种心理现实，是含有具体意义或确定意义的听觉印象。抽象的整体语言唯一而根本的特征，是声音及听觉印象与某个概念的心理联结。而心理联结的实现则在于对已经心理化了的听觉印象再次心理化，如此，正是心智活动造就了符号学价值。（屠友祥，2007）
索绪尔在近百年前提出符号学这门学科时说的一番话：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它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这段话看似简单，却包含深刻的意义。它指出符号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符号是一种活动；符号不仅本身表达意义，而且意义的产生是和人类的心理有关，是符号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这个作用不仅是符号与个别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符号与人的群体、与社会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符号学就进入了人类文化的领域。
皮尔斯是符号学另一流派的创始人。皮尔斯符号学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认知、思维，甚至人本身，在本质上都是符号”。他甚至下这样的结论：“每一种思想都是符号，生命由一系列符号组成，因此可以说人类就是符号”。他还说：“如果不能说宇宙完全由符号组成，至少可以说它充满了符号。”（Winfried NÖth，1990）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及符号学在语言学科中的应用（笔者认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来源于皮尔斯符号学。详情见本书后文），人们将认识到，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人类表达、交流中的功能（意指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侧重研究符号在认知、思维中的功能。从整体上看，符号学不仅研究符号在“意指和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而且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思维中的作用。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通过符号交流信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建自己的文化。
1.2.4.2 符号学研究的范围
为了避免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过广以致不能深入，甚至引起混乱，笔者认为，在意指符号和非意指符号中，符号学应该研究意指符号。在意指符号中，也应该有重点。总的来说，符号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领域中使用的符号，但应以人文科学中的符号为主，因为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符号涉及动物、植物和无机物，范围过广，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之类的社会科学也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另外，从符号学的发展历史上看，符号学始终和哲学的发展分不开，或者说它是哲学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哲学是一个总的学科，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分学科。亚里士多德对学科进行分类，把数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修辞学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符号学也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符号学始终与哲学保持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符号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却越来越多地用于人文科学中的分析。因为在自然科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例如数学、物理、化学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些学科中的符号问题其本身就能解决，无需专门的符号学。相反地，符号学却与人文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为在人文科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正需要符号学这个分析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人文科学中符号学应用的成果较多的原因。多数符号学家认为，语言是众多种符号系统之一，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却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总之，符号学与语言学有密切的、直接的关系。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外都非常红火，一些认知学者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提出了挑战，还认为可以用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做出统一的解释。有些学者进行语言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认为语用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实际上认为这两门学科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许多地方可以融合。又如韩礼德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人类认知。又如将语用学的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构成认知语用学。这些做法哪些实际可行，哪些行不通？笔者认为，通过符号学分析才能答复（详情见本书后文）。笔者在进行这些研究工作中，深切地体会到，符号学首先要用于研究语言学科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和有重大争议的问题。
1.2.4.3 符号学研究的方法
1.上联哲学，下联语言学，形成一条纲要
坦白地说，尽管现代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都有近百年历史，但笔者认为，总体讲来，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一个总的思路，没有一个纲领，符号学、语言学好比一盘散沙，各种理论互不相干。从哲学的观点看，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各个方面。在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符号学仍然以哲学为基础。例如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又是哲学与语言学之间的桥梁。我们无法想象研究语言学可以脱离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可以脱离哲学，可以把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分开来研究。笔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分别与两大符号学派（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以及与两大类语言学（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及从生物体之间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联系起来，形成两大系列：科学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人本主义思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总结。抓住这条纲，才能从哲学根源上搞清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从根本上搞清各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及各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与它们发展的方向。（详情见本书后文）
2.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指导思想
近百年前符号学诞生时，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础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我们现在研究符号学是否还以这些哲学思想为指导呢？还是不管它什么哲学？笔者认为，在这一百年时间中，符号学和语言学都发展了，哲学思想也发展了，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符号学和语言学。现代西方符号学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当然这个学派的思想很复杂，有一些理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其他符号学理论，吸取它们正确和先进的一面，扬弃它们错误和落后的一面，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语言学。这样做并不是空想，笔者曾尝试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哲学思想分析皮尔斯符号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知语言学及语言学科的发展，很有心得和实效。（详情见本书后文）
3.从宏观上、本质上及根本上解决问题
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既然是方法论，就应该能用它来解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问题，尤其是语言学中的问题。但近年来很少看到这样的文章，反倒是空谈理论的多。倒是有一些用符号学分析广告、课堂教学法、房屋装修之类具体细节的文章，而且多半是为分析而分析，说明自己懂得符号学。笔者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这个根本问题。符号学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它既有哲学的深刻道理，又有语言学的可操作性。但它与一般语言学科不同，它是一种观点、一种洞察力，用普通人的话讲，就是高屋建瓴，它从宏观上、本质上及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一些方向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它能把一些复杂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清楚。譬如，它能说明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相似性的、认知语言和语用学的哲学和符号学根源、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局限性等。（详情见本书后文）
4.联系语言学的实际，特别是语言学中重大的、有争议的理论问题
在联系实际上，笔者认为，首先要联系语言学科的实际及语言学科方面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因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而且用符号学的理论和观点研究语言学科最实际，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往往用符号学的原理一说就清楚，而且可以在使用符号学理论的同时认识符号学，理解符号学，学习符号学。譬如，自1999年王寅教授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提出质疑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发起挑战，引发了我国语言符号学界长达五六年的大论战，至今仍未平息。虽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各家的观点明确了。目前，有待解决的还有风靡全世界的认知语言学问题，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局限性？能否“用认知语言理论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等问题。笔者认为，学术界的争鸣多了，敢于对西方权威说“不”的人多了，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从单纯引进西方理论发展到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起点。
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从来没有定论，以上只是我个人研究的一些心得，希望语言学和符号学界有更多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讨论。
1.3 符号学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符号学界在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因此在它的应用上也没有一致的做法。笔者认为，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符号学主要来源于哲学），现在符号学仍然是以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方法论，因此它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从符号学的高度关注社会人文学科，尤其是各语言学科和当前语言学科中争论的重大问题，而不应去讨论诸如广告、课堂教学和装潢中的具体事例。我们应该努力发展一种社会性的、应用性的符号学理论。
1.3.1 符号学理论应努力向社会性的、应用性的方面发展
1.3.1.1 符号学应用的现状
丹尼尔·钱德勒在《符号学入门》（Semiotics for Beginners）中写道：
除了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这一点以外，符号学家们在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问题上很少有一致看法。虽然索绪尔曾经期望符号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仍然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评论实践，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充分发展的分析方法或理论。最坏的说法是，能称得上“符号学分析”的只不过是在文学范围之外和仅仅基于主观解释和大言不惭的、武断的、自命不凡的文学批评形式。这种对符号学的滥用已经在某些范围内蒙受学术欺骗的最后庇护所的不光彩名誉。
符号学经常被人批评为“帝国主义”，因为有些符号学家似乎认为符号学跨越几乎每一个学科，与任何事情和每件事都有关系、都用得上。John Sturrock是这样评论的：符号学涉及领域之宽广是戏剧性的，它涵盖整个文化领域，因此被怀疑它的人看作知识界的恐怖主义，它使意义充塞了我们的生活。（Sturrock，1986：89）
符号学家不是始终承认他们的技术的局限性，他们把符号学不加区别地说成一种万能工具。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符号学分析似乎等同于通过滥用行话炫耀自己、把多数人排除在外。很少符号学家能把他们使用的分析手段说清楚，以便于别人能应用他们举的例子或其他例子。有的符号学分析被别人批评为仅仅是充满各种分类的“无结果的形式主义”（arid formalism）。
笔者认为，以上评论基本上能概括符号学的现状。目前在国内，我们看到的符号学文章绝大多数谈理论，很少联系实际，好像符号学本来就是一门玄学，不需要联系实际。当然，联系实际的也有，但非常少。好的也有，例如在第一届全国语言符号学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用符号学分析中国的《易经》的文章，后来在互联网上也看到类似的文章，它们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少应用型文章用符号学分析广告、装潢设计，甚至课堂教学。但这些分析显然不是为了加深读者对广告的理解，也不是为了提高装潢设计或课堂教学的能力，而是以这些分析来证明他们掌握的符号学原理，结果用了许多符号学术语，不但没有说明问题，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笔者最近查了互联网，盼望能看到一些高明的分析，结果大失所望，比平常在国内看到的情况好不了许多。互联网上的“符号学应用”（application of semiotics）一栏中有22 300个查询项目。仔细阅读了约100项，大多数是讲理论的，少数是分析性文章，个别的有道理，如Radu Surdulescu写的“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Text”（“文学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其他几篇是分析广告和新闻媒体的。分析的方法也并不高明，与国内看到的差不多，正像丹尼尔·钱德勒批评的那样。在这里举几个例子：Helen Gambles写的“A Semiotic Analysis of a Newspaper Story”，Rikke Bjerg Jensen写的“Illustrate and critically discuss the workings of inter-textuality i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n extended series of magazine and poster ads for Smmirnoff Vodka”，Ruth McKeown写的“Le Parfum de Washing Up A Semiotic Analysis of Two Ads for Persil Liquid”及丹尼尔·钱德勒在《符号学入门》中引用的一篇香烟广告分析。第一篇与一般语言分析无异，太简单。以下三篇太复杂，用了许多符号学术语，讲了许多“道理”，只是说明广告人为了逃避检查，使用了许多象征手段，暗示广告中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不幸的是，这种事竟出在批评者丹尼尔·钱德勒自己的文章中。
看来这是普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丹尼尔·钱德勒指出的“符号学家们在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方法问题上很少有一致看法，符号学仍然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评论实践，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充分发展的分析方法或理论”、“符号学经常被人批评为‘帝国主义’和‘知识界的恐怖主义’”。一句话，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问题还没有解决，符号学的应用问题也没有解决。
1.3.1.2 符号学应有的研究方式
丹尼尔·钱德勒在同一本书中指出：
罗伯特·霍奇和冈瑟·克雷斯认为，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我们能指望它对各种交际现象提供系统、全面和连贯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这些现象的一些事例。（Hodge＆Kress，1988：1）
符号学给我们提供一种潜在的、统一概念框架和用于意指实践全范围的一套方法和术语，这个范围包括手势、姿态、服装、书写、话语、摄影、电影、电视和广播等。符号学本身可能称不上一门学科，但它至少是一种探索焦点，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产生意义的各种实践，而常规学科只把这些实践当作边沿问题来处理。正如David Sless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语言学时，请教语言学家；研究绘画时，请教艺术历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研究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通过手势、服装或装饰来传递信息时，请教人类学家。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所有这些不同的事物有哪些共同点，我们就需要请教有符号学观点的某些人，因为他们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观察我们的世界。（David Sless，1986：1）
对隐藏在“明显”事物后面事物的探索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洞察力。符号学很适合探索转义（connotation）。社会符号学提醒我们，同一文本会对不同读者产生不同意义。符号学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对我们来讲似乎是“明显”、“自然”、普遍、特定、永恒和无可争议的任何断言都是我们的话语社团中操作的符号系统产生的。……这样，符号学就能显示意识形态的活动，并且说明“现实”是可以挑战的。
皮埃尔·吉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毫无疑问，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看起来无系统的各种意指方式中建立系统。”（Guiraud，1975）
以上论述对我们认识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提供一些启示。符号学“对各种交际现象提供系统、全面和连贯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这些现象的一些事例”；学习和研究符号学会使我们“产生富有成果的洞察力”；“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看起来无系统的各种意指方式中建立系统”。总之，符号学提供一种观点、一种洞察力，它的研究方式是宏观的、系统的、本质的，用普通人的话讲就是“高屋建瓴”。根据以上观点，我们无法用符号学来研究广告、新闻和装潢设计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1.3.1.3 符号学应用方面的杰出实例
其实我们有许多卓越的应用符号学的例子，包含在各名家的理论中。这些应用能把很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得清楚、透彻、形象、易懂。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定义就是一个例子。符号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构成。能指是一个声音形象，所指是一个概念，能指与所指相结合产生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包含了非常广泛深刻的道理。从整体上讲，能指是一个意指系统，它代表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义，所指就是这个世界代表的意义，是一个概念系统。从单个语言符号来讲，能指是一个声音形象，所指是它代表的一个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是社会规约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所强调的符号的系统性和社会性。
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由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所指对象（object）和解释者（interpretant）构成。符号的构成本身就是符号活动或符号化过程：由第一性的符号代表物到第二性的所指对象，再到第三性的解释者，说明人类通过符号来认识世界，但符号并不完全代表世界的意义，还要通过人对世界的解释，也就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皮尔斯符号学强调的符号的认知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莫里斯对符号学的应用的说法也很精彩。莫里斯说，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能指与能指）间的关系，这就是语法（句法）学；第二部分研究符号与它代表的意义（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这就是语义学；第三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语用学。这种解释多么简单明了！
符号学把翻译过程解释为：把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然后把这个深层结构再转换为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表层结构。这个解释也很精辟。
韩礼德把“隐喻”解释为“一个能指有几个所指”，也就是说，用一个能指（一个隐喻）能说明几个在意义上有联系的事物。他把“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解释为“一个所指同时有几个能指”，也就是说，一件事物可以用几种不同结构的语言来表达（即用一致性结构以外的几个隐喻性结构来表达，或用几个不含情态动词的句子来表达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意义）。
Dolezel＆Kraus把文体定义为：“研究同一内容（或接近同一内容）可以相互替换的表达方式。”（1972：37）也就是说，文体学研究表达同一意义的几个文体变体（style variants）。巴尔特把文体定义为对（编码）常规的（信息）偏离，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文体表达的意义是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的意义（deviation from norm）的。
一般人看不出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系统性和它们的交际功能。巴尔特把语言学中的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食品和服装）的分析中，说明这些事物构成不同的系统并具有不同的交际功能（详情见本章下一节“食品和服装的语言符号属性与交际功能”）。
1.3.1.4 符号学要首先关注语言学科
此外，笔者认为，符号学要首先关注各语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当前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争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最好方法。
例如，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相似性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和符号学界争论的问题，在我国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到目前为止，尚未解决。这个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因为它是有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否成立的问题，是有关如何解释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或为主流的）现代语言学历史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清楚符号学两大流派（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科学主义思潮。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中，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着重研究表达、交流，它的特点是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皮尔斯符号学着重研究认知、思维，它的特点是科学性和认知性。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而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是一个命题（相当于一个语篇）。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任意性指单个符号（一个词）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非理据性和社会约定性，皮尔斯符号学的相似性符号指一个符号（一个语篇）中的符号代表物与所指对象间的相似关系。企图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人把皮尔斯符号学的相似性符号（一个语篇）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一个词）相比，混淆两个理论系统、两种符号概念和符号（任意性符号和相似性符号）的不同所指，然后否定索绪尔的任意性符号，甚至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详情见第5章“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两大流派”）。
认知语言学走红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否定索绪尔的浪潮。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两大符号学派的基本理论，因为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系统，某些持认知观点的人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实际上，上述两大派符号学是从不同角度（一个从个人认知的角度，另一个从社会交流的角度）研究语言和符号，它们不但不矛盾，反而互相补充。
笔者在参加上述语言符号学问题的辩论中，深深地体会到，符号学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是语言学科的元语言，它既有哲学的深刻哲理，又有语言学科的可操作性。研究语言学的人不研究哲学和符号学就不可能深入，甚至会迷失方向。如果我们了解每一门语言学科所属的符号学派和哲学的思潮及这些符号学派和哲学思潮的内容和特点，我们就能准确地掌握每一门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掌握它与其他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及它的发展方向。
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符号学各分支中最典型的一支，任意性最突出的一支，研究得最深入的一支，最具体的和最容易理解的一支。非语言符号的研究要借鉴语言学，语言学是非语言学科的元语言。总之，符号学首先要观照语言学科，彻底搞清语言符号学理论以后，才能深入地研究非语言符号。当今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课题是搞清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以符号学研究带动语言学科的研究。
1.3.2 符号学在非语言学方面应用的实例：食品和服装的语言属性与交际功能
1.3.2.1 食品和服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一整套符号系统，服装和食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非语言符号系统之一，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社会科学者研究人类文化、社会变迁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意义存在于事物间的关系中，但意义必须通过具体事物来表达，食品和服装就是最重要的事物之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而以衣、食最为重要。人类不能一日无食，也不能不穿衣服。因此，食品与服装是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非语言符号系统。
1.3.2.2 服装和食品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1.服装和食品的物质属性与表达意义的功能
服装和食品除了有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属性外，还有表达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服装、食品和语言是有区别的。后者只有表达意义的社会属性，而没有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属性。服装和食品都是表达意义的重要手段。由于服装和食品是生活必需品，人类往往以赠送服装和食品作为表达感情、建立友谊的手段。逢年过节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互赠食品和服装已成习俗。当一个国家遭受灾荒，另一个国家往往以赠送食品、服装表示慰问或给予实际支持。或以取消赠送作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这就是食品和服装的物质属性表达意义的作用。
2.服装和食品的社会属性与表达意义的功能
人们用语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表白自己，例如用语言谈判、谈生意、拉关系、撒谎、欺骗，等等。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语言以外千千万万事物的交际功能。人们难以想象，如何以服装和食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表白自己、谈判、拉关系、撒谎、欺骗。其实，食品、服装和千千万万事物都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生动地表达了大千世界的丰富内容。忽视这些重要交际工具的原因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千千万万事物的物质性能，而忽视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它们说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人们所忽视的这一部分正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吃什么、穿什么，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和习惯，但这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一个人的经济收入、职业、宗教信仰、性别及所属民族等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它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标志。同样，各社会阶层、各种宗教信仰、各民族及不同性别的人都有不同的衣食习惯和规矩，因此，衣食也是群体的社会标志。例如，制服是相同职业的人的标志，民族服装是同一民族的人的标志，男装女装是不同性别的人的标志，戏装是扮演社会上各种角色的人的标志。正如《符号学原理与交际原理》（Semiotic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一书所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服装构成一幅真实的标志世界文化的地图。”“服装是个体和群体的标志。服装是识别一个人的根据，它说明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和身份。衣着是人与群体间的中介。通过服装这种外部符号，人们取得了社会意义”，“服装成了一种语言符号，一种识别人的词汇表，一种颅相学，只有傻瓜才会忽视对它的研究”。食品也是如此，不同社会阶级、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经济收入甚至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因此，食品也是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标志。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已能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这时人们对食品的物质性能的兴趣淡薄了，食品的社会功能就突出了。例如，有时请客吃饭不在乎吃什么，而在乎宴请的餐馆的档次，在乎这个餐馆是些什么人去，在乎同餐的人的身份和地位，等等。上一道昂贵的名菜，更主要的是显示主人的财富和对客人的尊重，而不是满足客人的食欲和生存需要。总之，食品的社会属性，即标志人们社会地位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服装与食物不同，吃什么可以不让人看见，而穿什么不能不给人看。因此，服装是人类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从一个人的服装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出身、职业、宗教、性别和年龄等。人不可不穿衣服，就像皮肤标志一个人所属的种族，衣服说明人在社会上担任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因此，服装可称为“人类的第二皮肤”。当一个人被引见的时候，在他开口讲话之前，人们就能从他的服装上得到许多信息，对他的出身、职业、性别、年龄，甚至他的性格、情趣做出估计。因此，人们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人们往往在服装上比在食品上投入更多资金。和食品一样，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服装已能基本满足身体不受自然侵袭的需要，这时人们更加注意服装的社会功能。人们穿衣服往往更主要的是显示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高档服装店里买一套西装，花上几千元上万元，买一条领带上千元，一双皮鞋也值几千元。这些价格并不体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体现它的社会价值。因为这些商品能向人们传递有关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信息。在这方面，服装的作用比一般商品更加突出。
1.3.2.3 服装和食品的语言符号属性
1.在实现意义方面
人们使用语言时，从语言系统这个意义潜势中，按照使用语言时的社会情景选择意义。一种语言是操这种语言的千千万万的人在各种场合使用的词句的总和，是个抽象概念。当一个人在某个场合使用语言时，他只能选择词句中的一部分。选择的这一部分就是概念的具体化。选择的过程就是实现语言潜势的过程。服装和食品都是系统，是各种服装和食品的总和。对一个人来讲，他无法了解究竟有多少种服装和食品。这些服装和食品只是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当他使用服装或食品时，按照实际可能和需要，从这个抽象概念中做出选择。
2.在生成意义方面“符号不会单独产生，符号成套地产生。符号学家称一组或一套符号为一个代码。……代码是系统、模式和网络的同义语。……意义不会单独产生，甚至不是主要地由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产生，而是由符号间的关系产生。”（Semiotic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51）语言不是单个的词，而是词的组合。人们使用语言时，从语言系统这个意义潜势中，按照使用语言时的社会情景选择意义。而这个意义的体现是按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进行的。从纵向语符系列中选择一些词，然后按横向语符系列的基本结构（主语—谓语—宾语）的模式结合成句子。人们使用服装或食品时也一样，他们从记忆中选择一些喜爱的服装或食品，然后再按服装或食品的一般模式搭配，构成一套服装（包括衣、帽、鞋、袜、领带和首饰等）或食品（包括各种菜肴、主食、酒水、甜食和水果等）。一套服装中的每一件东西（如衣、帽、鞋、袜、领带和装饰品等），都是单个符号，每一件东西的款式、色彩和质地又都是单个符号。单个符号表达的意义不大。实际上，人们必须成套地穿戴，不可能穿戴其中的一样或几样东西。一套选择得当、搭配相宜的服装才能体现穿戴者的地位、气质和风度。食品也一样，例如一桌酒席中，上一道价值千元以上的澳洲大龙虾，固然能显示菜肴的名贵和主人的阔绰，但这道名贵的菜还必须其他菜肴来搭配。总之，服装和食品中的每件东西都是符号，但使用服装和食品时，必须一件件东西配合起来，组成表达意义的代码。
3.在语境方面
语言的意义在语境中才能实现。最大的是文化语境，其次是情景语境，再次是上下文。离开语境，语言的意义难以确定。服装和食品表达的意义也一样。它们不仅仅是物品的组合和搭配，而且要在一定社会情景中使用。例如，在什么地方就餐，在星级饭店和在普通饭馆中吃同一道菜，价格相差几倍；上菜的方式也不同，自助餐还是服务员上菜。还有，一同就餐的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达官贵人。以上不同情景就是使用作为符号的食品的社会情景。不同情景中的食品表达不同的意义，体现就餐者的不同社会地位。
4.在文体和风格方面
人们使用语言时，有时会犯语法或文体上的错误。穿衣吃饭也如此，毛线衣可能穿错了正反面，袜子可能穿错了左右脚。这就是“语法错误”。如果衣服的各个部件的款式颜色不协调，这就是“文体错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为了吸引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力或使语言产生艺术效果，往往采取“偏离常规”的方法，故意使用不合常规的词和句，以产生新奇感，或使语言机智或具有更深的含义。人们的穿着打扮也如此。有些人喜欢奇装异服，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达到其他目的。其实，一种时装开始时是奇装异服，是少数人标新立异的结果，后来为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就成为一种时尚。总之，服装和食品与语言一样，都是符号系统，都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工具，因此具有类似的功能和结构。
1.3.2.4 服装和食品的交际功能
我们用语言说明自己的观点，表示对别人的态度，办理各种交涉，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甚至撒谎、欺骗，等等。我们同样可以用服装和食品达到同样目的。
1.表达观点、立场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穿白衣白裤，不打领带，并规定白上衣为公务员的制服，以表示廉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领导人阿拉法特以独特的头巾为世人所瞩目。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这种形象在公众场合出现，以表示他争取巴勒斯坦独立始终不渝的决心。我国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员和战士同吃同住，穿同样的衣服，以表示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难。改革开放以前，“吃大锅饭”的含义已大大超过饮食范围。它体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平均主义或不求上进的精神状态。
2.表达态度
服装和食品也是表达人们对人和事物态度的符号。结婚时，新娘穿大红旗袍表示喜庆。新娘与新郎合影时，新娘披白色长纱表示纯洁的爱情。我国办丧事穿白色孝服，西方则着黑色衣服，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外交场合更加注意衣着，衣着已成为外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邀请参加外交活动的人往往被通知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已成为外交惯例。违反惯例就会被认为是对主人的不尊重。早期，美国和前苏联的外交官曾试图打破常规以显示它们的民主和革命精神，而终未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失败。英国女王曾拒绝在王宫接见不着礼服的美国和前苏联的外交官，并称这是对女王陛下的不敬。外交宴会上，食品是否丰盛、场面是否隆重、高级官员是否出席，往往被看作对当事国的态度的重要标志。在当前的改革开放时代，商界人士以宴请方式谈生意，往往一席酒菜后生意就谈成了。
3.塑造形象
服装和食品也是人们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的手段。价值几千元的一双皮鞋、上千元一条的领带，为常人所不理解。其实，这些商品的价值不限于它们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社会价值。大款们购买和使用这些昂贵商品来向社会显示他们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以图在贸易中产生良好的信誉和吸引力。上万元一桌的酒席，也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营养价值或多么美味可口，主要目的是显示金钱的力量。
4.显示财富或制造假象
服装和商品能用来显示财富，也能用来造成富裕的假象，以掩盖捉襟见肘的穷相。服装是人们最表层的外观，难以掩盖，而饭在家里吃，不为外人所见。因此，好虚荣的人或故意塑造虚假形象的人，在家里吃白菜、萝卜，出门则西装革履。人们在服装上的投资往往大于在食品上的投资，正是因为服装能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破产的资本家往往保持他们富豪的外表和一掷千金的潇洒风度。穷推销员往往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这就是乔装打扮，以服装或食品来“撒谎”或“欺骗”。当今社会上有些人一味追求高档商品可能就出于这种目的和心态。
5.代表社会思潮或价值观念
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服装和食品有很大的惯性，也就是受习惯力量的影响。它们很难改变。而一旦改变，往往标志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例如，在我国，每逢中秋佳节，人们总要吃月饼，以月饼互相馈赠。其实，许多人早已觉得月饼太甜太腻，并不好吃。但因为月饼富有文化含义，它是家人亲友团聚、家庭幸福的象征。既然每年中秋都吃月饼，今年过节就不能没有它。西方国家，感恩节少不了火鸡。其实，火鸡肉质粗糙，并不好吃，但因为过去感恩节一直有火鸡，现在不能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绿军装成了最时髦的服装。许多年轻人都有一个愿望，想穿上一套军装。这是因为当时全国学解放军，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军队在我国享有崇高的威信，穿军装象征着革命。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穿清一色蓝制服或绿军装，不分男女老幼。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当时我国人民较低的生活水平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人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保守心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吃要美味可口、营养丰富，穿要多样化、款式新颖、舒适大方、适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的需要。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也说明我国人民的观念起了变化：要求发展经济、改革创新。
正因为服装和食品是两个重要符号系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标志，衣着和饮食方式的改变往往反映人民的经济地位、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服装和食品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社会科学者研究人类文化、社会变迁不可缺少的内容。
第2章 符号学的历史和现状
内容摘要：
在古代，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在近代，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在现代，符号学仍然与哲学密切相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皮尔斯符号学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
20世纪60年代，现代符号学几乎同时在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兴起。在几年中，它超越政治边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学术运动。在罗曼语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符号学主要遵循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和格雷马斯的理论路线，以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为代表。在英语地区，一些国家在理论上与罗曼语地区一致，另一些国家遵循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理论。德国倾向于遵循美国的理论并采取自然科学的立场。丹麦、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倾向于跟随法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符号学研究绝对不亚于西欧与美国，它们的理论是相对独立的。其中，前苏联的文化符号学和波兰的逻辑符号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简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的主流是与新人文主义趋向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一直遵循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潮流。美国符号学的主流方向是实用主义和生物学。德国倾向于遵循美国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传统。前苏联的符号学是早期的结构主义与当代的信息论加上传统的俄罗斯人文主义两个倾向的结合。总之，符号学的三大来源是：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在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参加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1994年成立于苏州大学并在此召开第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至今（2007年）已开了7届。
符号是人类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的工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或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符号学，尤其是一些文明古国，如中国、印度、古埃及等。但近三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较快，符号学也发展较快，而且有较系统的资料可供阅读和研究，自然当人们系统地研究符号学时会以西方符号学为主。
另外，符号学也有许多流派，不同流派有不同起源。自然科学流派以生物学为起点，从医学中的症候开始。社会科学流派从人类文化的起源开始。笔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社会文化符号学有更深的根源和悠久的历史，另外，我个人认为，有更重大的意义。因此，我选择了从文化传统来研究符号学。
总之，下面所谈的符号学的历史和现状是指西方社会文化符号学的历史和现状。
2.1 符号学的历史和传统
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来源：（1）语义学（包括语言哲学）；（2）逻辑学；（3）修辞学；（4）解释学。如果我们把与符号学有关的所有学科都包括在内，符号学的来源就不在此限，它包括：语言学、美学、哲学、诗学、非语言交流、认识论，甚至生物学。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哲学传统和语言学传统。即便是语言学传统也与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下面主要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来探讨符号学的发展。
从哲学渊源来讲，符号学的发展可以从现代追溯到古代。
2.1.1 希腊时代
希腊时代有一部丰富的符号学历史，它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2.1.1.1 苏格拉底时期（公元前469—前399年）
哲学生活是从对生存现象的质疑开始的。苏格拉底与智者派之间的哲学问答实际上成为人类此后两千多年语义分析活动的萌芽。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奴隶贵族思想家的领袖。他们反对智者派。智者派是一批职业教师，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希腊各邦，教育公民，索取报酬，讲授政治活动中的一些技能，也做一些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通俗演讲。他们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立，遭到后者的攻击。柏拉图的著作中，常以智者派为对立面阐述自己的学说。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的学说主要依靠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集。苏格拉底与智者派之间的辩论涉及词的基本概念，因此必须给予定义。这就是语义学的开始。而定义就具有符号学价值。另外，辩论要进行推理，要进行分析和归纳，这就是逻辑学的萌芽。
2.1.1.2 柏拉图（公元前429—前347年）
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从具体事例中引出一般概念。他的对话一般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概念学说，认为概念是普遍的、一般的、永恒不变的，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和共同本性，同时也继承了要为事物寻求目的的思想。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中有不少关于词语和符号的片段。我们可以读到作为符号的言语、声音、身体、事物、词及其所指的灵魂、神、存在和真理的讨论。（李幼蒸，1993：56）
2.1.1.3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他的学术活动涉及逻辑学、语义学、修辞学和诗学等方面。这些方面与符号学都有直接联系。他在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范畴篇》（论概念）、《解释篇》（论命题和判断）、《分析前篇》和《分析后篇》（关于三段论式的推理、证明等）、《论题篇》（或《正位篇》，论辩证术和或然性）、《辩谬篇》（或《智能派谬误篇》）等。他对形式逻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定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从而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他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他研究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首创了关于三段论推理的格式和规则的学说。他在《范畴篇》中提出十大范畴表，在《论题篇》中提出五种谓词表。他把逻辑论证分为两个方向：从个别引出一般，这就是归纳法；从一般推出个别，这就是演绎法。归纳和演绎是不可分的。（全增嘏，1983：173、174、208、209）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研究具有明显的语义学重要性，它是人对经验世界的切分和分类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十个范畴就是十种意义素。他是语义世界切分逻辑的创始人。他的范畴学和存在论使我们对世界存在的内部结构和关系有了较全面的知识。他对前人的修辞学和诗学等风格性语义研究做了系统整理，为之奠定了科学基础。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芝诺（Zeno）对包括语言和逻辑在内的逻各斯学加以系统研究，首次提出符号理论和语义学，使符号和意义问题成为专门课题。他们学说中的物质符号载体、所指意义和外界对象构成语义三角形。
2.1.1.4 斯多噶学派（公元前300—公元200年）
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36—前264年）把哲学分为三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他最注重伦理学。这个学派的逻辑学包括认识论和修辞学。他们认为，认识开始于对个别事物的知觉，构成对某事物的经验，根据知觉进行推理，即通过理性作用在心灵中形成概念，再用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还修正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把十种范畴减少到四种范畴：实体、性质、方式和关系。在符号的逻辑学方面，斯多噶学派关注推论的性质和方法。对符号内容的抽象化和普遍化，是斯多噶学派符号学理论的另一进展。希腊逻辑学在斯多噶时期的发展，正体现在它的符号理论上。总之，希腊晚期哲学特别富于符号思想。
2.1.2 罗马时代
希腊—罗马时期符号学的主流是把符号思考作为逻辑推理研究的一部分。但罗马时期更注重符号学的应用。这种实用的治学方向决定罗马时代修辞学、语言学、逻辑学中包含的符号学思想偏于技术性。西塞罗研究了符号的分类问题。理论修辞家昆体良研究了符号问题，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法律方面。符号表现在物证中，它构成了司法演说中辩护术的组成部分。他还提出证据符号的分类学，也就是符号推论的类型学。这个时期的实用符号学还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医学理论中，如加林（公元139—199年）的诊断学。加林是符号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研究医学哲学，而且关心一般语义学问题，传说他著有《论名字的正确性》等。他研究符号的角度也是逻辑推理性的，侧重物质符号在推理中的可靠性的大小，并区分确实符号和猜测符号两大类型。这个时期的修辞学和符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符号学大幅度向语义学方向偏转，出现了中世纪前期的奥古斯丁及其继承者的神学符号研究。奥古斯丁在符号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还研究了语言符号问题，并首次区分了自然符号与规约符号。他的符号学思想属于解释学方向，而不属自然逻辑方向。奥古斯丁是从古代时期向中世纪时期转折中的承前启后的大思想家。他的哲学符号学有三大来源：哲学、神学和修辞学。他对内心省悟的重视远胜于宇宙存在。这一思想决定了他的符号学的内存论和内省论的倾向，与希腊—罗马时代的主流符号学的外在逻辑推理截然不同。他所说的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这个观点直接影响了索绪尔。此外，他按符号的语义功能，而不按其推理方式，区分了直意符号和比喻符号，目的是制定正确理解《圣经》文义的规则，解决内在性和外在性的词语歧义。
2.1.3 西欧中世纪后期
从11世纪到14世纪的中世纪后期是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经院哲学时代。这一时期在符号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体论范畴学语义学和科学分类学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个时期，在哲学和符号学方面贡献较大的哲学家是安瑟仑、托马斯·阿奎那、培根和奥坎等。与符号学关系最直接的是名词指称理论、共相讨论和范畴学。
安瑟仑的辩证法涉及语言符号、形象符号、名词称谓和意指问题。任何正确的句子的内在真确性不外乎语义的一致性，即遵循支配语言的内在法则。
阿贝拉尔德对意指和称谓加以区别，认为意义是一种声音在人心中引起的内在观念，称谓或命名是与事物相联系的。他的逻辑语义学讨论引起了经院哲学时代逻辑思想中有关意义和指称问题的长期辩论。
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的范畴学和逻辑学研究在符号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神学、范畴论和逻辑语义学研究具有很高的符号学价值。在他的学说中，意指问题和解释问题结合在一起。圣经故事中的象征构成了他符号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例如，圣餐被看作神恩的符号。
奥坎（公元1285—1349年）是经院哲学家中最富有符号思想的一个。他在前半生中完成了逻辑意义学研究。他把言语分为三种，即书面的、口头的和心理的。他以意义外延论者著称于逻辑史。他把实词分为绝对名词和含义名词。他与培根共创了唯名论。后者在《论符号》中将奥古斯丁的“符号产生内心”改为“符号指示内心”。奥坎倡导的唯名论（种、属等类名只是名词）与托马斯等倡导的共相实在（种、属本身为实在）之间的争辩在哲学史上十分重要，它标志着从经院哲学时代向近代科学时代的过渡。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就可以看到，有关范畴分类及其性质的讨论都是逻辑语义学或义素分类学的重要问题。它直接涉及符号和所指内容与指称对象的关系。
2.1.4 近代时期
符号在新科学时代的位置反而不如以前哲学时代明确。中世纪末期以前，符号学思想主要依附于哲学活动，它几乎涉及古典学术的一切领域。但近代时期以后，它首先脱离了自然科学。因为凡是不存在语义含混的领域或符号含混可以按确定程序予以解决的领域，符号学分析就不再必要。就人文科学而言，近代以来的语法研究、认识论研究、文史考证、近代生物分类学等，分别取代了古代部分由符号学研究所承担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削弱符号学地位的首先是自然科学和数学的进步。近代时期正是符号学取得实质性进步的时期。近代思想和自然科学促进了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近代时期（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恰恰是现代符号学奠定基础的时期。可以说，近代学术中的各种人文学科、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中都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对古代时期的符号学，我们只要研究哲学史就可以把它包括在内，而研究近代时期的符号学就必须同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一些自然科学，还不算广泛涉及非语言符号的宗教和美学。
但近代哲学史仍然是现代符号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从培根到休谟，甚至到穆勒的整个英国经验论传统，对符号学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这三百年中语言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先驱作用，现代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学是无从产生的。在霍布斯符号论基础上产生了洛克的近代心理学符号学。在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他提出以符号学取代已过时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他认为事物与概念的关系即意指作用。观念是事物的符号，正如词是观念的符号一样。这样，外在事物、感觉观念和词这三种不同的实体，就通过意指关系和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了。洛克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论断——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在现代义素分析学上仍有积极意义。贝克莱和休谟在因果关系上的怀疑论直接与符号意指性理论有关。
法国的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现代符号学的产生也起了重要作用。18世纪，康迪拉克对语言和符号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并将符号分为偶然性、自然性和约定性三类。近代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莱布尼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符号理论家之一。他在符号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符号认识功能和推理技术方面。黑格尔的逻辑学本体论和精神现象学越来越为当代符号史学家所重视。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在间接的意义上，古典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较直接的意义上，都对现代符号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近代符号学史也形同逻辑学、语言学和解释学史。近代符号学史也大致相当于近代一般主义学史。
虽然近代符号学思想由近代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中的符号学方面综合而成，但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可纳入近代哲学认识论范畴。一般说来，在发展上与自然科学越来越远。
2.1.5 现代时期
从20世纪60年代起，符号学的现代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中各学科包含的符号学内容空前膨胀，符号学作为一个包含各方面的符号学思想的学科已不能存在。实际上，现代符号学已从属于各专门领域的诸学科内。符号学已不必研究自然科学内的符号思想，尽管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至少其原理和方法论部分，对现代符号学的形成至关重要。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直接关系体现在第二次大战后创建的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具有跨学科倾向的新学科不仅包含与符号学通讯论有关的内容，而且成为当代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基础。
现代符号学的形成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现代哲学思想仍然是现代符号学主要内容和根据。现代符号学与现代哲学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前者是后者的主要内容，如皮尔斯哲学、莫里斯哲学、卡西尔象征哲学和当代一些通讯论哲学仍然是符号学的主流。
现代符号学来源于现代语言学。两者在内容上的重合性、理论上的互为理据性、应用上的相关性，都较上述三大来源突出。没有现代语言学的创建，就不会有现代符号，而现代符号学使现代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索绪尔在创建现代语言学的同时，提出了符号学，巴尔特等人又把语言学的原理应用于符号学的研究。
总之，在古代，符号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在近代，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在现代，符号学与哲学仍有密切关系。尽管有人说，符号学有两大派别：一是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尔特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一是皮尔斯、莫里斯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派。但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只有一派，那就是哲学派。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
2.2 符号学的现状
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代符号学几乎同时兴起于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几年之中它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运动。虽然符号学源远流长，但作为专业性的学术活动和有组织的科学，还是形成于当代。
2.2.1 世界各地区符号学的发展情况
当今罗曼语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符号学主要遵循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格雷马斯的理论路线，在理论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以法国的格雷马斯为代表。英语地区，一部分与罗曼语地区一致，另一部分则遵循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理论。德国倾向于美国的理论和自然科学立场，而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则倾向于法国的理论。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符号学研究并不亚于西欧和美洲，其理论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前苏联的文化符号学和波兰的逻辑符号学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世界其他地区的符号学研究开始较晚。中国的符号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进入科学研究。总之，法国的符号学研究的主流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新人文科学的方向一致，即遵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向。美国的符号学的主流是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生物学方向。德国倾向于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传统。而前苏联的符号学则是当代两大符号学潮流的混合：早期的结构主义和当代的控制论，此外还有传统的俄国的人文主义精神。
简而言之，当代符号学的三大来源是法国、美国和前苏联。
2.2.1.1 欧美国家
1.法国
法国符号学是具有学术性和形成运动的唯一国家。当代法国符号学包括以下几方面：语言学、一般符号学、人文科学符号学和各种科学符号学。当代法国符号学的主流有以下几方面：（1）语言学方面
法国语言学的基础是索绪尔奠定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法国语言学理论，如本维尼斯特、马丁内、吉诺等的语言学理论，都是当代法国符号学的组成部分。另外，法国的一般符号学家，如巴尔特和格雷马斯都按照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理论建立他们的符号学理论。因此，当代法国的符号学理论属于结构主义流派。（2）文学性方向
法国的多数符号学家都从事文学研究，法国的一般符号学主要按照文学符号学的分析模式进行研究，文学符号学成为一般符号学的基础之一。法国是当今世界文学理论最为活跃的国家，也是文学符号学的发源地。（3）跨学科应用方向
法国的符号学广泛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中，如语言学、文学、电影、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应用。
远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语言学就相当发达了。1960年成立了法语研究会。不仅索绪尔、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特鲁伯茨柯依等人的欧洲语言学理论被法国语言学家采纳，而且本维尼斯特有关言语主体和语言历时研究的理论和马丁内的功能主义理论都被采纳，使法国语言学成为兼有语言结构、功能、主体和演变的综合理论体系。法国新语言学的发展无疑是促使法国符号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是当今享有盛誉的符号学家。20世纪70年代，他在语义学和叙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构想。他是当今研究符号意指和符号语义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格雷马斯的一般符号理论和他的符号学在文学、电影、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应用，在各国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2.美国
美国是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皮尔斯的诞生地，是美国符号学学科建立者莫里斯的祖国，是国际符号学学刊《符号学》的出版地，该刊主编西比奥克（已于数年前逝世）又是当今最有声望的符号学宣传者和组织者，因此美国在符号学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符号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5年以美国符号学家雅各布森为首在美国召开了首届全美符号学会议。此后，美国符号学活动迅速与欧洲的符号学运动会合，形成以欧美为主体的国际符号学运动。当代美国符号学是一个涉及多种不同领域的综合体。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当代符号学两大流派之一的来源。莫里斯把符号学分为三个部分：语法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对符号学分类的简洁而概括的说法。而莫里斯的行为主义和机械论如今已呈衰落之势。雅各布森为东欧最早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之一（后来移居美国）。他对奠定美国的符号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从整体上说，美国的语言学在符号学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下面我们分别从两个方面了解美国符号学的现状。（1）美国符号学的科学方向
美国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生物系统论是当代符号学通讯论和语用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对美国符号学的科学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与此领域直接相关的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是当今美国符号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美国符号学家试图以皮尔斯的理论、现代生物学和当代认知科学为基础建立一般符号学理论，即一种宇宙符号学分类图式。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西比奥克和迪利。（2）美国符号学的特点
美国符号学具有繁杂和多样化的特点。它体现在方法论的综合性、认识论的行为主义、符号学的非语言方向及学科存在的寄生性上。符号学在美国还不完全能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它的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和生物学等独立的基础学科。另外，美国符号学还具有成功的学术外交的特点。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主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主编《符号学》刊物，编辑两套丛书《符号学进展》和《当代符号学论题》及年度报告性的手册《符号学网》。这些活动都是其他国际符号学中心无法与它相比的。
3.意大利
意大利是仅次于法国的欧洲第二符号学大国，其中主要原因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一般符号学家。意大利的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所著《符号原理》被意大利学术界认作新时期的符号学宣言，它把语言学理论延伸到非语言的其他文化领域。在巴尔特的影响下，艾柯走上符号学理论建设的道路。而多数意大利符号学家则从事于具体学科的研究，如文学、电影、绘画和建筑等艺术门类的符号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意大利的符号学主要来自法国、美国和前苏联。结构主义和信息论是意大利符号学的两大核心。在符号的意指作用和通讯作用之间和在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采取折中主义立场，既是意大利符号学研究的倾向，也是艾柯的一般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如果说西比奥克是当代国际符号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那么艾柯就是这一活动的理论的主要提供者。
4.加拿大
加拿大的符号学受法国符号学和美国符号学的双重影响，在符号学活动上与美国配合，是国际符号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加拿大符号学家也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化研究。
5.前苏联
前苏联是研究现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国家之一，在这些方面有突出的独创性和普遍性。1961年在前苏联召开了一系列符号学会议，从此符号学成为前苏联的一门独立学科。此后，前苏联的符号学转向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莫斯科符号学派从此建立。在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塔图大学建立了另一个影响更大的文化和文学符号学研究中心。
6.波兰
波兰是仅次于前苏联的斯拉夫语系的第二符号学大国。自从佩尔茨连续两届当选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后，波兰在国际符号学交流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波兰的符号学始于波兰哲学家特瓦尔多夫斯基（1866—1938）。华沙-里沃夫学派的代表亚捷德基耶维茨和英伽登学派共同奠定了波兰符号学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波兰符号学理论是华沙大学佩尔茨的理论符号学和卢卡西维茨的符号学史研究，后者的理论根据之一是皮尔斯的学说。
7.捷克
捷克在现代符号学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方面，对本世纪的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捷克美学家穆卡洛夫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现代符号学美学的先驱。
2.2.1.2 亚洲国家
亚洲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于欧美，符号学研究尤其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亚洲的符号学研究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已参加了国际符号学交流活动。在1989年国际符号学大会上讨论“东亚符号学的可能性”的圆桌会议上，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有代表出席。
1.印度
当代印度的符号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当代法国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特别是结构主义人类学，都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印度。1975年在柏梯阿成立的符号学协会是印度研究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中心。在过去十多年中，印度符号学主要研究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1984年“夏季国际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讨会”在印度迈索尔召开。此后，在迈索尔建立了符号学研究中心。
2.日本
日本是亚洲地区符号学研究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将在欧美流行的大多数符号学专著译成日文。1980年日本符号学会成立。池上嘉彦将艾柯的符号学理论译成日文。他撰写的《符号学概论》已译成中文。当代日本的符号学研究不仅限于符号学专业，而且研究哲学、文学理论、美学、电影、历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
3.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十年间，符号学研究突然在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兴起。几年后，国际上的重要符号学理论和应用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符号学为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美学、文学、电影、戏剧和逻辑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他们陆续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和译著。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加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尽管至今还未成立全国性的符号学会，但在中国逻辑学学会下已成立了符号学分支组织——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另外，还成立了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这两个组织分别与逻辑学和语言学两大方向相对应。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近二十年来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与日本记号学会联合召开了两次东亚符号学会。在1997召开第2次东亚符号学研讨会时，成立了东亚符号学会，还以团体会员身份参加了国际符号学会。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1994年在苏州大学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1996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第2届会议，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第3届会议。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至今已开了7届会议（2006年）。自第3届会议起，每届出版论文集。1997年在上海召开了东亚符号学大会。当前中国符号学研究集中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学和电影等领域中。美国符号学和法国符号学都对中国符号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前苏联的文化符号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2.2.2 国际符号学组织
1960年波兰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集了符号学讨论会。次年又在华沙召开了国际符号学讨论会。同年，美国也召开了符号学会议。这些会议都为成立国际性组织做了重要准备工作。最后于1969年1月在巴黎正式成立国际符号学协会，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任首届主席。1974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了首届国际符号学大会。1979年在维也纳，1984年在意大利帕莱默，1989年在巴塞罗纳和佩皮尼昂分别召开了第2、3、4届大会，199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了第5届大会，1997年在墨西哥召开了第6届大会。1988年夏在芬兰伊马特拉成立了国际符号学研究所。（此章大部分材料来源于李幼蒸所著的《理论符号学引论》）
第3章 西方现代符号学的两大流派
内容摘要：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涵盖了人类符号活动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意指和交流，另一个侧面是认知和思维。
从哲学上讲，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它的基本原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线性和双重分节。它的突出特点是人本主义倾向、社会（心理）交流性和结构（系统）性。在理论上与以下语言学科联系：结构主义语言学、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批评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交流）性的语言学科。
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它的突出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动态和互动性。在理论上与以下语言学科相联系：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科。
索绪尔和皮尔斯都成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几乎同时创建了符号学，他们从未谋面，他们的符号学理论也互不相闻。现在看来，他们的符号学理论却互相补充，涵盖了人类符号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
3.1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它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系统性），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学。它与毛泽东《矛盾论》的共同观点是：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看问题、二元对立观点和社会性理论。它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是：第一，前者是唯心论，认为世界的结构、世界的秩序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的思想、心灵决定的。后者是唯物论，认为“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第二，前者是形而上学，后者是辩证法。前者有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但对立双方是分离的，相互没有斗争，也没有同一性。它只研究对立双方中的一方，不研究另一方，如只研究语言，不研究言语，只研究共时语言，不研究历时语言，没有能把语言结构与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因此它的某些理论是片面的，它阐述的语言结构是封闭的、静态的，缺乏生命力。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一方面继承了他的传统，另一方面弥补他的上述缺陷。现在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是与社会、文化语境联系的、互动的，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科。
3.1.1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基础
3.1.1.1 康德先验主义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分为两大流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由于各自的极端看法，它们无法被人们所接受，于是产生了对哲学意义怀疑的怀疑主义和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哲学问题的武断主义（dogmatism）。就在这个时候，康德总结了17世纪以来的各种哲学思想，提出了先验主义哲学。他最主要的著作是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既批判了理性主义否定经验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决定一切的观点，又肯定了意志和思想的作用，提出了先验理性的批判哲学。他主张，人的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经验范围内的问题，但在人的经验范围以外还有一种超出经验的理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或来源于某种灵感，这就是“先验”。这种先验主要体现在“先验范畴”和“先验统觉”上（先验的“范畴”和“形式”掖结构业）。研究事物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先验综合”。也就是说，通过先验提出范畴或形式，然后以经验充实其内容。这样得出的结论，既来自理性，又能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实际上，康德的先验主义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折中。至于《实践理性批判》，按照唯心主义来说，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但康德认为它必须要能付诸社会实践才有意义，这样就涉及了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还有《判断力批判》，当理性付诸实践时，必然涉及世间万物，这样就产生对人间事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判断，也就是审美问题。（杨祖陶、邓晓芒，2001）笔者认为，正是康德的先验理性批判哲学促使启蒙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得以发展，使其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因为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完全“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分析等理性主义方法分析研究”，还需要“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以洞察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先验主义哲学的折中性质正适合这种需要。人文科学，如语言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学、艺术和历史学等，关注的都是人——人的群体、各社会阶层的人，这样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另外，这些学科研究世界上各种事物，必然涉及真、善、美、假、恶、丑，也就是审美问题。这些问题都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实验证明解决。
3.1.1.2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基础就是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它认为，世界原本是杂乱无序、一片混沌的，有了语言以后，语言才给世界以结构，世界才有秩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就是先验论，因为语言表达人类的思想，语言给世界以结构，就是思想决定世界的秩序。此外，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有许多形式（结构）和范畴概念，都不能从人们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而是超出经验的纯理性的东西，但这些纯理性的东西又能在经验中得到证实，例如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纵向选择关系与横向结合关系、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等。实践证明，这些概念总的来讲是可以用实践验证的。
3.1.1.3 结构主义思想在语言学上的体现
我们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来看结构主义思想在语言学上的体现：
1.二元对立思想
二元对立几乎是结构主义的同义语。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语言和言语、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以及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等，都是二元对立思想。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想也是雅各布森一生研究的中心问题，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哥本哈根语符学派提出的表达与内容二元对立也是现代语义学的基本前提，巴尔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也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可以说，二元对立是欧洲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李幼蒸，1993：281）二元对立可以追溯到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雅各布森和莫里斯指出对二元对立现象的认识是儿童最早的逻辑思维活动，也是文化介入自然的主要表现。（Terrence Hawkes，1977：24）二元对立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中国古代的“阴”和“阳”和《易经》研究的就是二元对立。现代的计算机的基本原理也是二元对立，对任何现象只研究两种可能性：“有”和“无”，这样就能表达所有的意义。二元对立至少有三种功能。第一种是确定事物的基本范畴。如是朋友还是敌人、左还是右、好人还是坏人、控制还是被控制，等等。第二种功能是确定事物的意义。如每一对二元对立的词中的一个词的意义是和另一个词的意义并存的，如“真”与“假”，没有“真”就不知道有“假”，反之亦然。第三种功能是结构性的功能。部分与整体是一种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从整体中才能得到部分的意义，反之亦然。每一部分中又包含若干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因此，当代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格雷马斯说：了解一种结构就是了解其中二元对立的各个部分。重要的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部分的存在，而是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Kyong Liong Kim，1996：118）
2.标记理论
人类语言的标志之一是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极对称现象。这种现象在词汇层次上极为明显，如“美”与“丑”、“信任”与“背叛”、“真理”与“谬误”等对立观念。在语法层次上这种极对称现象也很明显，如单数与复数、肯定与否定、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现在时与过去时、阴性与阳性等。在音位层次上，音素呈现对立性的组合，如鼻音与口腔音、元音与辅音。但是这种对立是不对称的。对立的一个方面比另一方面更简单、更普遍的称为无标记的（unmarked），而复杂、特殊的一方面称为有标记的（marked）。标记概念是特鲁伯茨柯依20世纪30年代一次写信给雅各布森时提出的。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之一，是一种分析方法。这种不对称的对立也普遍体现在各种文化现象上，如自由与非自由、罪与善、休假与工作、生与死、阴与阳、左与右等概念上。（李天贤、汪顺玉，1998）
3.结构主义音位学
音位学不研究孤立的语音，只研究语音之间的关系和关系系统；音位学从人们自觉掌握的或了解的现象深入到不自觉的深层结构中去。他们假定有一种内在的关系系统，并试图了解个别语言项目的意义是否由他们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些语言项目之间的对照产生的。特鲁伯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将音位学理论应用于研究社会科学，从而加强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语音学家所关心的是话语的实际声音，而音位学家感兴趣的则是特定语言中起功能作用的区别性特征。他们想知道，哪些语音差别与意义差别相联系，这些差别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结合起来构成词或短语。（Jonathan Culler，1976：94）
4.结构主义与马列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包含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同处于统一的共同体中，互相联结、依存，又互相排斥、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是由于对立面的既统一又斗争引起了对立面的转化，事物才发生性质的变化和飞跃，矛盾的统一体才发生分解和破裂，于是旧的统一体消灭了，新的统一体产生了，事物发展的旧过程就被新过程所代替。这就是事物不断运动变化和无限发展前进的过程。（《哲学知识全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第56页）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提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结构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主义还提倡：看问题不要看孤立的事物，而要把事物联系起来看，全面地看，发展地看。这些观点与上述结构主义思想何其相似，当然还有许多实质上的差别。事实上，西方的许多结构主义者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譬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杜塞就是一位先验论者。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说：“阿尔杜塞著作的意义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除了其他目的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阐发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另一个是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个结构主义的形式。”
3.1.2 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
3.1.2.1 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做符号学（Semiology，来自希腊语Semezon符号）。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学科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的事实中圈出一个界线分明的领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38）索绪尔的这段话为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绘制了一幅蓝图。它暗示了语言学将作为符号学的基本模式，并将注重符号的心理内涵和意指作用的研究。而索绪尔在该书中提出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与选择关系等要点都成了现代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所以，索绪尔往往被称为现代符号学之父。除了语言符号之外，他还提到对盲文、旗语、军事信号、密码、礼仪和神话等非语言符号的研究。
符号学将像其他科学一样有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对这一点索绪尔非常感兴趣。他在多次讲学中提到，符号学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部分。他还暗示，只有心理学家才能确定符号学在科学中的确切地位。他还说，符号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索绪尔还赋予语言学在符号学中特殊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语言是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因此它可以和其他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但由于语言系统的特殊性质和特征，又可以把它和其他符号系统分开。而且，语言是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号体系，因为“完全任意性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个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意义的系统最有特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语言学不过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系统，但它是所有符号系统分支中最重要的模式”。然后，他提出了有关语言符号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关系的三个论点：（1）语言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2）语言学是符号科学中最先进的学科；（3）语言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提供理解符号学问题的基础。
为了说明语言相对于其他符号系统的特征，他罗列了一系列语言符号特征：（1）语言具有最高度的任意性；（2）语言具有社会常规性；（3）语言具有不变性：任何个人意愿的行为或社会立法都无法改变语言；（4）语言表达形式的不可界定性；（5）有限的符号能产生无限的意义；（6）语言具有语音表达形式。（Winfried NÖth，1999）
3.1.2.2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
既然索绪尔赋予语言学以符号科学中最重要的地位，他自然主要以分析语言符号的性质来阐述符号模式。在索绪尔之后，这种语言学的符号模式也被应用于非语言符号的分析。
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要点如下：
·符号的双面结构；
·符号的心理概念；
·从符号中排除所指对象；
·符号表达的意义的结构概念。
1.符号的双面结构
索绪尔打了一个比方：语言符号就像一张双面的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你不可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因此，索绪尔的符号是两分的，是由概念和声音形象构成的双面心理实体。当我们说出一个词时，这个声音就在听话人的头脑里产生一个声音形象，同时联系到这个声音形象代表的概念。譬如，这个人说了一个“树”字，发出声音/shu/，于是在听话人的头脑里产生了/shu/的形象，同时他联系到一个/shu/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实物，不是某一棵特定的树，而是树这类东西的概念。
索绪尔用所指signifie（概念）和能指signifiant（声音形象）这两个术语分别指称这两面（英语的译名分别为signified和signifier），这两个面构成符号。这样在索绪尔的符号中有三个概念：符号、能指与所指。
尽管索绪尔本人反对把符号和能指等同起来，但他自己偶尔也把符号与能指
混淆起来，正如皮尔斯偶尔将符号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混淆起来一样。
2.心理学概念——作为概念的符号
按照索绪尔的说法，符号（譬如语言符号）就像杰纳斯神一样，有两张面孔。两张面孔对符号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其功能都是绝对不可少的。但这个双面符号并不依靠外界的任何对象（试比较皮尔斯的三分法中的“对象”）。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单位既不是一个物体，又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概念和一个声音形象的结合物。”这个声音形象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词的声音，而是一个特定的抽象的心理标志，而“概念”就是“意义”。因此，“意义”相当于皮尔斯的“解释者”（interpretant）。索绪尔在给“声音形象”下定义的时候，说明了能指这个心理要素：“后者（声音形象）不是一个物质的声音，一个纯物质的东西，而是这个声音的心理印象，是声音在我们的感觉上打下的印记。”
这种心理模式的符号正好与莫里斯的符号模式相反。莫里斯的符号理论是经验的和物质的，他提出了符号载体（sign vehicle）这个物质的东西，他还提出了指示物（denotatum）这个在潜在意义上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刺激物。
3.排除指称对象（referential object）
从索绪尔的符号两分法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符号中不包括指称对象。索绪尔认为：从结构上讲，除能指与所指外，符号不包括任何其他东西，他的符号完全在符号系统内起作用。他排除指称对象的理论根据是：既然符号系统给予无定形的世界以结构，指称对象就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这个世界结构中已经包含了指称对象。而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中必须有指称对象，因为他们所说的符号并不构成一个结构体系。
4.作为语义结构的意义“概念”和“所指”都属于符号的语义范畴。自然这些“概念”和“所指”与符号的更大范畴“意义”和“内容”相对应。索绪尔对符号语义学做出的贡献是：他对意义做出了心理学解释，他将指称对象排除在符号以外，以及他把意义作为具有区分功能的价值。
索绪尔不仅否认在符号之外存在指称对象，而且也否认在词语形成之前存在任何已成形的思想，因为他认为，在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在语言形成之前，思想只不过是“无形的、不明确的一堆东西。如果没有语言，思想只不过像一团未经探测的星云。世界上不存在事先就存在的思想，在语言出现之前什么都不清楚”。
这些论点是索绪尔以下理论的一部分：符号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而不是研究实质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形式指的是结构而不是能指。在一个系统中，形式只能以结构方式存在。在符号系统之外，思想属于无形的前符号实质，因此，在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都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义学观点，意义是整个符号系统内的概念的价值。这些语义价值构成结构关系网络；在符号上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这样的语义概念，而是这些语义概念之间的差别或对立。
索绪尔说：“语言是相互依赖的成分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成分的价值是由同时存在的其他成分决定的。……内容是在它以外与它同时存在的东西决定的。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内容不仅被赋予了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价值。”（Winfried NÖth，1999）
3.1.3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有如下几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线性和分节。
3.1.3.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符号任意性作为第一原则提出来，其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符号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现象，是语言符号学的第一原则；
2.任意性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契约性而不具有理据性；
3.语言之所以能成为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正因为语言符号是完全任意性的；
4.即使某些符号具有理据性，但就整个符号系统来讲，仍然是任意性的。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1.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是单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
2.这种任意性存在于不同语言系统（如英语与法语）之间；
3.当他谈到例外情况时，他指的也是单词（拟声词和感叹词）；
4.索绪尔当时已预见到，符号学建立后，将发生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争论。
3.1.3.2 语言符号的线性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谈到能指的线性问题。（Wade Baskin，1959：70）正如索绪尔指出的那样，“这条原则（能指的线性原则）是基本的，它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限量的。这条原则与第一条原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是整个语言机制的支柱”。据笔者所见，人们在讨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时从来不提这一原则，似乎它与争论中的问题毫无关系。其实，它非常重要，它是语言机制的另一支柱，是语言结构的基础，要解决争论的问题必须讨论它。线性就是次序，就是语言符号结合的两大规则（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中的一个规则（横向结合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使用语言不可能使用单个语言符号，他们必须根据线性原则把符号组合成代码，因此线性是语言结构的基础。
3.1.3.3 语言符号的分节
丹尼尔·钱德勒在《符号学入门》中写道：
具有“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的符号编码有两个结构层：高一层次的叫“第一分节层”，低一层次的叫“第二分节层”。
在第一分节层上，符号系统是由最小的意义单位组成的（如语言中的词素或单词）。这些意义单位都是完全的符号，每个符号都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这些在编码中反复出现的意义单位构成第一分节层。从第二分节看，这些符号则由第二分节的成分构成。在第二分节层面上，符号分成最小的功能单位，它们本身没有意义（例如口语中的音素）。这些纯区别性的结构单位（叶尔姆斯列夫称之为“符号素”）在符号编码中反复出现，但它们本身不是符号（符号编码必须有第一分节层，这些低一级的单位才能结合成有意义的符号）。这些低一级的单位是非意指性的符号成分。在具有这两个层次的编码中（双重分节的符号系统中），这些低一级单位的功能纯粹是区分这些最小意义的单位。例如，在语言中，/b/，/p/和/t/是第二分节层的，它们的功能是区别语言的第一分节层的单词bin, pin和tin……传统的说法把双重分节归于人类的语言，作为一种“设计的特征”（design feature）。双重分节使人类能用少数几个低一层次的单位，构成无限个意义结合体（既经济又有效力）。英语只有40到50个第二分节成分，但这些有限的成分能产生几十万个语言符号。而双重分节似乎不出现在人类以外的动物的自然信息传播系统中。……一些编码只有第一分节。这些符号系统是由符号组成的——系统的和互相关联的意义成分——但是没有第二分节把这些符号分成最小的无意义的成分。在编码中反复出现的这些最小结构单位具有意义的时候，编码只有第一分节。许多符号学家认为，非语言交际和动物传递信息的各种系统中，只有第一分节。虽然鸟类的鸣叫声使用这些基本单位，而且它们都是完整的信息，但鸟鸣只有第一分节，只能传达有限意义。（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4B/sem08a.html）
笔者认为，以上所谈符号的任意性、线性和分节是语言符号的几个最基本的特征，它们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结构性和人类与禽兽和其他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索绪尔正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他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的。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本质的特征。所谓“本质”是指除去次要的和现象后的最重要和实质性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讲，符号是人类社会传达意义的工具，必须是约定俗成的。即使某些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理据性和相似性，这些符号的使用也必须交流双方认可。另外，事实证明，完全任意性的符号是最有效的符号，如语言符号、电码、计算机的二进制符号等。
线性是空间和时间的次序，是形成万物结构的基础。人类使用的符号不是单个符号，而是符号的组合，是符号结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意指过程是：从语言系统中选择适当的词（纵向选择关系）按线性原则（横向组合关系）组合成代码，也就是各层次的语言结构，以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意义。
分节（第二分节）是符号和非符号的分水岭，是人类使用的符号和动物使用的信号的区别性特征。另外，第二分节是语言符号结构的基础，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有第二分节才有层次，如语言可以分为词、词组、句子和篇章，因此能表达各种意义，小到词句，大至思想和概念。而鸟兽的叫声虽然千奇百怪、多种多样，但没有第二分节，只能传达有限的意义。
3.1.4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突出特点
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所属的哲学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哲学思想（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他的符号学思想（符号的双面结构，符号的心理概念，从符号中排除所指对象，符号表达的意义的结构概念）、他的符号学基本原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线性和分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突出的特点：人本主义倾向、先验主义、社会（心理和交流）性和结构（系统）性。
3.1.5 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基础的语言学科
韩礼德指出，语言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另一个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这两种角度的研究互相补充，才有利于语言学的健康发展。（胡壮麟等，1989：9；张德禄，2004）著名德国符号学家、符号学权威著作《符号学手册》（Handbook of Semiotics）的作者Winfried NÖth也持类似观点。
笔者认为，根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社会（交流）性和结构（系统）性的特点，结构主义语言学、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语篇分析等语言学科都属于“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的语言学”，因为语言的“社会属性”指语言在表达和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且它们都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
3.2 皮尔斯符号学
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一种经验理论、一种认知理论。它认为：人的所有思想和经验都借助于符号，检验经验的最后标准就是实践效果。符号与符号之间始终处于互动中，使符号不断变化和更新，使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皮尔斯的符号由“符号代表物”、“对象”和“解释者”三个关联物构成，说明人类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认识客观世界，但这种认识还必须经过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经验的检验。因此，“解释者”是皮尔斯符号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虽然目前符号学在语言学中的应用不多，（或尚未被人们认识）但它为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符号活动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
符号活动的两个矛盾方面就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它们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也就是俗话说的“互动”之中，对立统一推动认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类不断探索，逐渐认识他们生存的世界。
人类认识世界，除了与客观世界互动以外，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通信息，交流认识。这样符号活动就从认知范畴跨入了交流范畴。因此，我们说，皮尔斯符号学为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动力。
3.2.1 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
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最早表现为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坚持把知识限于经验范围；推行科学主义，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现代数学和物理学方法推广于一切科学领域，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把哲学等同于语言哲学，它的人工语言学派把哲学等同于人工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学派则把哲学等同于日常语言哲学。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皮尔斯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他主张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称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他采用实效主义这个名称的原因，一是区别于其他以实用主义为名的哲学思想，一是更加强调效果。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主要观点如下：（1）物是经验的效果
皮尔斯理论的出发点类似主观经验主义。他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认为“事物就是效果”。其实质与传统的主观经验主义一样，把整个客观世界和个人的认识过程经验主义化。（2）生物行为主义
皮尔斯把人的认识活动等同于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人的行动信念不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认识上，它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皮尔斯理论的继承人莫里斯的生物行为主义思想更加突出，他创建了生物行为主义理论。（3）效果的意义理论
皮尔斯提出了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概念的意义不是由它反映的意义决定的，而是由它引起的行动的效果决定的。（4）现代逻辑理论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学是“扩展了的逻辑学”，在一定意义上，逻辑学不过是符号学的别名。（夏基松，1998）
3.2.2 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四点：（1）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Peirce蒺s Theory of Signs, by Zeman, http：//archives, econ.utah.edu/archives/bhaskar/1996-12-14.144/msg 00067.htm）（2）皮尔斯符号的分类就是其范畴论的应用，符号活动（符号产生的过程）就是其逻辑学的应用。他把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符号活动过程（符号产生的过程）。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到“对象”（object），再到“解释者”（interpretant），每个阶段都是一个符号。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解释后，还可以再解释。也就是说，符号活动过程永无止境，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只在“某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并且要不断进行“解释”，这说明一个人在某时对某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有待不断深化。（3）皮尔斯的三种三分法分别说明符号活动（也就是人类认知）的三个方面：过程、方式和结果。
过程：从代表性质（quality）的qualisign到代表事实（fact）的sinsign，再到代表法则（law）的legisign。其实，法则指的是事物性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方式：皮尔斯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具有相同性质的图像符号（icon），具有存在上的依赖关系（即因果关系）的标志符号（index）和具有社会约定性的“象征符号”（symbol）。既然符号活动（符号产生）是一个过程，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再到“解释者”，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认知方式。图像符号代表人类通过事物之间具有的共性认识事物，标志符号代表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而“象征符号”通过社会约定（社会常规或皮尔斯所说的habit）认识事物。
结果：符号活动的结果就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效果，也就是皮尔斯所说的意指效果（significate effect）。他把这种效果分为三个等级：rheme, dicisign和argument。Rheme是一种可能性（possibility），dicisign是一个事实（fact），argument是理性（reason）。皮尔斯还把“解释”分为“感情的解释”（emotional interpretant），“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energetic interpretant or mental effort）和“逻辑的解释”（logic interpretant）。（Peirce蒺s Theory of Signs, by Zeman；“A Short Organon on Signs”from Tobin Nellhaus, http：//archives.econ.utah.edu/archives/bhaskar/1996-12-14.144/msgooo67.htm）
笔者认为，“感情的解释”是一种纯感情的、自然的感受，而“有力的解释”或“心智努力”指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动，而“逻辑解释”是一种理性认识。总之，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更深的理性认识，如此永无止境。（4）皮尔斯符号学中，进行认知活动的人是生物的人，不是社会的人。他讲的符号活动是作为生物的人的思维、认识和交流的过程。他的符号学不是以语言中的词为基础的，而是以命题为基础的。如果应用在语言中，他的符号相当于语言的一个语篇。
3.2.3 皮尔斯符号学的突出特点
从皮尔斯符号学所属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其哲学思想（实用主义哲学，更具体地讲，经验主义哲学和生物行为主义），以及其泛符号主义（把世界上的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看作符号，也就是说，符号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他研究的符号活动（符号活动的过程就是人类认知的过程，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更深的理性，永无止境）、他的符号模式中的解释者（interpretant）起核心作用（符号代表物并不能完全代表对象的意义，还要经过认知者的解释，也就是认知者与客观世界间的互动），从这一系列的情况可以归纳出皮尔斯符号学突出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3.2.4 以皮尔斯符号学为基础的语言学科
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未曾看到国内外有人把皮尔斯符号学直接和语言学科联系起来。但是，皮尔斯的学生——他的符号学理论继承人——莫里斯是第一个提出语用学的。他把符号学分成三部分：语法学，研究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学权威著作《符号学手册》的作者Winfried NÖth指出，早在语用学的创始人奥斯丁和塞尔之前，皮尔斯已提出了有关语用学的丰富理论。至于认知语言学，它自称其哲学根源是体验哲学（embodied empiricism），似乎与先前的哲学思想毫无关联。
笔者认为，皮尔斯符号学就是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皮尔斯符号模式中的“解释者”（interpretant）说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并不能完全代表“对象”（object）的意义，还必须经过认知者的解释，也就是必须经过他的经验的验证。语用学说明，话语不完全代表说话人的真实意图，真实意图要经过听话人根据具体情景（物理语境）做出解释。而认知语言学说明，符号代表物并不能完全代表对象的意义，还要认知者根据自己的心理语境（经验、百科知识和心智等）做出解释，或者研究者根据说话人的心理语境对话语的成因和心理过程做出分析。笔者还发现，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思想和符号学观点与皮尔斯符号学基本一致（详情见6.1.1“语用学符号学分析”，6.1.2“认知语言学符号学分析”）。此外，皮尔斯符号学的科学性、动态和互动性已经成为语言学科发展的科学动力（详情见7.3.3“两类符号学和语言学理念上的交流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笔者相信，对皮尔斯符号学进一步深入研究，将会发现它与语言学科更紧密的联系和在语言学科中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4章 现代西方符号学其他代表人物
内容提要：
现代符号学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巴尔特等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学派；另一派是以皮尔斯、莫里斯、西比奥克等为代表的所谓哲学符号学学派，在这两派之间是以艾柯和一些意大利符号学家为代表的折中派，还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符号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派侧重将符号学应用于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研究。以皮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学派侧重将符号学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笔者发现它还用于自然科学倾向的语言学科（如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而以艾柯为代表的意大利符号学家，一方面吸取了两派的某些观点；另一方面对他们的某些观点持批评态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明显标志是他们的符号二分法：把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虽然索绪尔在符号学方面的论述不很多，但他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他的结构主义思想有很深的哲理，对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科学的研究都起了重大作用。另外，他对语言学的研究为符号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他阐述的许多语言学原理实际上就是符号学原理。这些原理应用于符号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叶尔姆斯列夫把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扩展为符号的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再把这两个平面分为形式与实质。这样，不但表达平面中有形式，内容平面中也有形式，也就是说，把语言结构进一步形式化，更加强调语言成分之间的抽象关系，使语言学更加接近符号学，并为结构主义语义学和切分理论打下基础。雅各布森的研究领域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又从结构主义到符号学，以至跨学科研究。他把对语言的诗功能和结构的研究成果普遍应用于符号学领域。巴尔特把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基本原理应用于符号学研究中，甚至提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他把语言结构的原理（纵向选择关系与横向结合关系）应用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揭示了这些现象的内部结构。他的“神话”理论和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批评语篇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皮尔斯符号学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的符号三分法：符号代表物、对象和解释者，以及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相似符号、标志符号和象征符号。他对符号的繁琐分类令人费解而且难以应用。莫里斯符号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生物行为主义观点，把符号当作一种刺激物，符号的解释（意义）是刺激物产生的一种行为。这种理论适用于动物和人类。对于动物来讲，由某种刺激产生某种行为是合适的，但对于人类来讲，似乎有将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之嫌。其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符号学分为三部分：语法学，研究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简明扼要，为许多人接受。西比奥克秉承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理论，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纳入符号学的系统内，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分类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把符号与宇宙万物等同起来，没有实际意义。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是一个学际活动家，是世界闻名的符号学活动组织者。艾柯原来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后来他又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批评者，他对结构主义思想、对莫里斯的相似符号学说和皮尔斯的繁琐的符号分类都持批评态度。他重视理论及其应用，并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理论的特点是在意指基础上的通讯论及符号文化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符号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文化哲学符号学就是广义的语言学），另外在符号学的文化研究上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4.1 叶尔姆斯列夫
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是哥本哈根学派语符学（glossematics）的创始人，这个学派以激进结构主义思想著称。他扩大了语符学的研究范围，使其成为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符号和语言模式及结构、文本和系统的概念对普通符号学日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转义（connotation）学说成为文学和美学中的语符学理论的基础。
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学来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语符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而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语符学派的结构理论的特点是：语言的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在结构上的类同性。语符学派享有盛誉，同时也受到批评，说它的理论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和“滥用术语”。
叶尔姆斯列夫遵循索绪尔普通语言符号学的传统，旨在建立一个“广义的语言学”，涉及文学、艺术、音乐及历史等许多学科。
他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两分法。索绪尔的模式是能指（声音形象）和所指（概念）构成符号。叶尔斯姆列夫把能指与所指重新命名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expression and content planes），并称这两个平面是符号的两个平面。然后，再把这两个平面分为形式和实质（form and substance），这样就形成了内容—形式、表达—形式、内容—实质和表达—实质四个层面。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的符号只包括两个层面：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他不认为实质是无形的，而是在符号意义上有形的，也就是说，符号形式给予实质以形式。他提出了“质料”（purport）这个名词，相当于索绪尔的“无形的实质”。在语言的内容平面上，内容质料就是“无形的思想”，由各种语言给它不同形式。例如，颜色就是一个“无形的连续体”，许多语言，包括英语在内，把这个连续体分为：黑色—灰色—白色，而别的语言则有不同的分法。在表达平面上，表达—质料是人类语音的潜能，它以不同方式构成世界各种语言的音位系统。符号的实质是质料通过形式被给予结构的结果，“正像同样的沙子可以捏成不同的形状一样，质料也可以塑造成有形的实质”。内容—实质和表达—实质的存在分别借助于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它们是质料上形式的投影，就像一张网在一个平面上的投影。因此，实质是变量，不是符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而形式是不可少的。符号结构和文化结构决定实质的内容。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形式层面是纯粹关系的系统，语言形式就像代数一样，没有固定的值，可以代表任何值。叶尔斯姆列夫认为，正是这个抽象的形式系统应该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主题。真正的语言单位不是声音，不是书写符号，也不是意义（即实质），而是这些声音、书写符号和意义代表的关系。内容—形式与质料无关，它与质料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但它把质料塑造成内容—实质。如果我们把不同语言的语义场加以比较，就能看出内容—形式的任意性。许多语言，包括英语在内，把光明与黑暗之间分为三段：白—灰—黑，而另一些语言却有不同的分法。在口语的表达平面上，音位系统就是它的表达—实质，而潜在的抽象关系系统是它的表达—形式。叶尔斯姆列夫称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之间的依附关系为“团结”关系，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也是符号这个函数的两个函子。叶尔斯姆列夫称传统的指称关系为内容—形式与内容—实质之间的关系。表达—形式与表达—实质之间也有参照关系。他把那些本身还没有成为符号，而仅仅是符号的一部分的符号成分称之为质料或符号成分。语言表达平面的符号成分是音素。在内容平面上，符号的语义成分或内容—质料，称为义素（pleremes）。（Winfried NÖth，1990：64-71）
索绪尔的语言观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言单元本身的结构，另一方面是由语言单元组成的结构。这也就是符号结构和符号关系的结构。符号的结构首先指它具有双面性或双面对立结构，而符号关系的结构是符号之间连接的方式，更准确地说，是语言单元符号的两个侧面或组成项分别依存于两套关系系列：纵向选择系列和横向结合系列，于是语言结构就显示为一种“双面二维”体，其中每一组成单元都具有此双面二维性。
叶尔姆斯列夫首先接受了索绪尔的符号观，即符号由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双面体，并将两个关系项能指与所指换以更具普遍性的表达（项、面）和内容（项、面），符号则相应地成为由表达和内容构成的一种函数，称之为符号函数。表达项和内容项则分别为这个函数的两个函子。函数即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既存在于类的成员与成员之间，又存在于类与其成员之间。于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双面体变成由表达项和内容项组成的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函数。表达和内容分别为函数的函子。正像能指和所指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一样，表达和内容也是一体的两面，彼此永远连接在一起。这样一对极为平凡的词语，后来竟使结构语言学的分析精确性大大提高了。
符号可以横向分解为表达面和内容面，也可纵向分解为符号实体的组成项。叶尔姆斯列夫将符号系统中的“非符号物”称为符号素。准确地说，语言是由有限数量的符号素组成的，这样，使语言层次的描述更具统一性和形式化。从形式上看，语言秩序正是借助数量有限的符号素和它们彼此之间不断改变的排列形成的。叶尔姆斯列夫完全赞成索绪尔不将符号作为能指或表达的观点，而且表达也不直接与外界事物相联系，而认为语言由一个符号系统组成，此系统在每一种语言内以特定方式形成了自己的表达面和内容面。
叶尔姆斯列夫说，无论在表达面上还是在内容面上都有一个形式和实质的区分问题。任何语言系统中的符号都同时含有声音实质和思想实质，同一观念在不同语言中其思想内容都可能是同一的，表达此思想的语词声音也有共同物理性质。但在不同语言系统中，有关的声音和思想却有不同的形式。他说，原来无定型的声音和思想正是在语言系统中获得了表达的确定性，于是表达和内容的实质部分有了形式。在表达面上，实质相当于声音，它可通过不同的分节方式（形式）而具有不同的表达。对于同一非定形的颜色连续体或色谱，每一语言都有其任意区分。各种语言中的相应划分上的区别却反映了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无论表达层还是内容层，其形式即结构之意。具体而言这就是对立地、相关地和否定地规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同一形式可表现于不同的实质中，最简单的例子是表达同一思想的不同语言手段，如拼音语言、象形语言、旗语和莫尔斯电码，等等。
在质料、形式和实质的关系上，他打了一个比方：A.地面，B.网影，C.网影加地面。地面是质料，网影是形式，实质是网影加质料。艾柯在讨论叶尔姆斯列夫的颜色切分的例子时指出，这是不同文化创造了不同语义场的问题。不同文化语言用不同语义场（由义素组成的诸语义系列）切分语言以外的同一心理——物理现实，反映了各文化传统对同一世界加以分类的不同方式。叶尔姆斯列夫说：“因而在语言的内容中，在其过程中确认一特殊的形式，即内容形式，它独立于质料，与其处于一任意性关系中，并使之成为内容实质。”他说的过程指组合和聚合过程。在语言的两个关系系统中都有形式、质料和实质的分层问题，符号的双面三层问题自然表现在语言结构的两大轴向上。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双面三层（表达形式、表达实质与表达质料；内容形式、内容实质与内容质料）语言观，索绪尔的符号能指实际上相当于“表达实体”，即具有形式的表达面上的质料，而符号所指则相当于“内容实体”，即具有形式的内容面上的质料。如果排除了与语言以外的事物——“质料”的联系，剩下的就是纯形式了。这也就是网影例子中的网影本身，即语言的结构。（李幼蒸，1999：133—143）
总之，叶尔姆斯列夫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理论，并且加以彻底化。他把能指与所指上升到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这种做法很通俗，为人们的常识所能接受，当然也包含很复杂的内容。这样，他就使人们对语言各层次（音素、义素、词、词组、句、篇章）的概念简单化，便于研究。他的语言结构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内容也有形式，也就是说，意义也是一个结构体系。这就是语义学中的“语义场”理论的基础，同时也为符号学中的“切分”学说打下了基础，进一步也可以把能指扩大为整个物质世界，把所指扩大为整个意义系统。使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巴尔特和格雷马斯两人的语言学前提即丹麦语符学派关于形式与内容的结构主义观。（李幼蒸，1996：397）
4.2 雅各布森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之一。虽然他的著作很少明确地以符号学为主题，但是现在这些著作都已被人们作为符号学经典来阅读。虽然他称自己为一个语言学家，但他的学术领域的确非常广泛。他的著述对20世纪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好几个流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克把他的研究工作分为四个阶段：（1）形式主义时期（1914—1920）——创建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学会；（2）结构主义时期（1920—1939）——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和美学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3）符号学时期：（1939—1949）——与哥本哈根语言学派（Brondal, Hjelmslev）交往并积极创办纽约语言学派；（4）跨学科时期（从1949年开始）——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的兴趣涉及信息与交流原理、数学、神经语言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但他的主要研究范围是诗学和语言学，特别是音位学、形态学、方言学和失语症学，但从早年起他的兴趣就超越了语言学和语言艺术，达到文化和美学等更大符号学范畴。他对应用符号学做出了贡献，他的论文涉及音乐、绘画、电影、戏剧和民歌等方面，他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符号、系统、编码、结构、功能、通讯、符号学史等，也都做出了贡献。此外，他是发现皮尔斯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使他的符号学理论对结构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雅各布森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属于更大范围的通讯学科，以下三个学科互相结合，互相包含，按以下次序在总体性上呈上升趋势：（1）语言信息交流研究——语言学；（2）信息交流研究——符号学（含语言信息交流）；（3）通讯研究——社会人类学与经济学（含信息交流）。
雅各布森反对近视的经验主义，同时也反对抽象的教条主义。他主张经验与理论相结合。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成为了符号学和其他领域的指导思想。他最有影响的论述为：（1）相关性（pertinence，音位学中区别性特征研究）；（2）区别性特征和二元对立；（3）符号系统中的选择轴与结合轴；（4）隐喻与换喻及其在相似与邻接中的基础；（5）代码与信息；（6）符号功能理论；（7）标记理论，由标记形式与无标记形式构成符号学中对立的两极，无标记形式一般为初始的、更自然的，也往往是更经常的，而标记形式有附加的、更特别的形态特征，如单数与复数、女性与男性、被动与主动语态、过去与现在时态等。（Winfried NÖth，1990：74-76）
4.3 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文艺批评家。早在1953年便发表了《写作的零度》。这本书对我们了解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大有好处，有人认为这是他符号学思想的萌芽。1964年，他的《符号学原理》问世，确立了他符号学家的地位。这本书很快被译成欧美各国文字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1970年他还发表了《符号王国》；此外，他的著作还有《S/Z》、《批评与真理》等。罗兰·巴尔特十分重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吸收了叶尔姆斯列夫、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学理论。他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沿用了与他们相同或类似的术语，并借用了索绪尔的二分法对符号学原理进行讨论，提出了符号学构架的原则。他的观点深入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同时也对其中的不完善或不合理部分加以修改。
罗兰·巴尔特赞成索绪尔提出的建立符号学的设想，并且对他预料的符号学内容做了补充。但是，与索绪尔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承认了这点，符号学才不会局限于讨论诸如交通规则一类的代码。他认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有语言行为介入，比如电影、广告、照片必须配以文字说明证实其含义。（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1998）
罗兰·巴尔特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者，也是索绪尔符号学的推广者。在这方面，他对文本符号学（text semiotics）、视觉通讯（visual communication），甚至对医学符号学都做出了贡献。他的主要论述有以下几方面：（1）转义与元语言（connotation and metalanguage）
转义的概念，特别是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中的这个概念，是罗兰·巴尔特对文化和艺术进行符号学分析的主要手段。他给作为系统的符号下了一个定义：E表达（或能指），R关系，C内容（或所指）。这个符号系统可以成为另一个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的成分之一。如果将上述符号系统的内容加以扩充，第一性符号系统（E1，R1，C1）就变成了第二性符号系统的表达层：E2（=E1 R1 C1）R2 C2。在此情况下，第一性符号系统是本义性的（denotative），而第二性符号系统是转义性的（connotative）。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一家法国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表达1）显示（指）一位着法国军装的非洲黑人向法国国旗敬礼，这是（C1）。但在这个本义性符号之外还有一隐含内容（C2），那就是：法国是一个拥有忠诚的黑人组成的军队的大殖民帝国。
第一性符号系统也可以扩充其表达层。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性符号系统成了被说明的对象，第二性系统成了元语言（如图1所示）。图1转义和元语言的形成（2）神话和思想意识
在文化和文艺批评中，罗兰·巴尔特沿用了转义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s）的概念来揭示文本中隐藏的意义。他在《神话》一书中把第二性符号系统中的隐藏意义称为神话。后来，他又把这种隐藏意义称为意识形态。大众媒体往往通过第一性符号系统制造作为神话和意识形态的第二性符号系统。在本义层面中，大众媒体表达第一性符号系统的意义，而在转义层面内，隐藏属于思想意识性质的第二符号系统意义。这些杂志的所指意义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神话并没有否定事实，而只是对事实加以“净化”，使其“无罪”和合法化（例如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而隐藏了法国奴役殖民地的事实）。（3）符号系统的研究
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对非语言符号系统做了系统研究。汽车、建筑物、家具、食品和服装等都是他分析的对象。他在分析中建立了聚合关系物品的类别，发现了这些物品在结合中的匹配性和不可匹配性，划定了他称之为变体（variants）的时装系统的最小单位。在提出他称之为体裁（genre）的服装的可能搭配范畴和变体系统及可能的对立类型以后，他还把服装部件进行了全面分类。
罗兰·巴尔特模仿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两分法，提出服装代码（vestimentary code）——时装部件系统——和组合规律与时装系统的个别实现之间的区别。服装代码决定在特定的季节中的时新式样。这就是时装系统的本义层面。除了决定什么是时尚以外，时装杂志对时装的社会效益、可能穿着的场合及与时装部件有关的个人穿着风格做出了整套评论。这就他称之为修辞系统的时装系统的转义系统。（Winfried NÖth，1990：310-312）
4.4 格雷马斯
格雷马斯（Algirdas Juien Greimas，1917—）以研究语篇符号学闻名。他研究的语篇符号学成了巴黎学派符号学的核心。他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语篇符号学，特别是叙事语篇。他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音位学、语义学和句法学）用于语篇分析。他提出一个话语生成模式——生成轨迹（the generative trajectory）。这种分析方法类似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模式。（详情见11.1.1符号语篇）
4.5 莫里斯
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是符号学的一位经典作家，他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符号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来自皮尔斯的符号学、乔治·米德的社会行为和象征互动理论（social behaviorism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及美国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莫里斯论述了符号学的一般理论，旨在建立一门统一的科学。他的广义符号学定义和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仍然是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应用符号学方面，他在符号美学和相似性理论方面颇具影响。另外，他的话语语用学分类也引起了特殊的兴趣。他最主要的符号学著作是《普通符号学论文集》（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其中的核心作品是《符号学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the Theory of Signs，1938）和《符号、语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1946）。
4.5.1 莫里斯划定的符号学范围
莫里斯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学应该研究各种符号，但皮尔斯认为符号学是一门有关人的科学，而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应包括动物使用的符号，甚至包括一切有机物的符号。莫里斯想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一门符号的科学，特别是在行为科学的框架内发展这门科学。他给符号学划定的范围是：“符号学的目标是建立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的符号的一般原理，不论这些符号是动物的还是人类的，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符号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心理病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符号学与其他科学有两重关系：“它既是众多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又是众多科学的一门工具。”作为单独一门科学，符号学研究“作为符号的事物或事物的特性”，但是“既然每一门科学都使用符号，用符号表达其研究成果，原科学（科学的科学）就必须用符号学作为研究方法。”他深信，“既然它是任何符号科学的基础，它就是统一科学的一个步骤。”
4.5.2 对符号的定义——符号过程
莫里斯将皮尔斯创造的词“semiosis”定义为“符号过程”，即某物成为某有机体的符号的过程。符号过程有三个要素：“起符号作用的东西”、“符号所指的东西”和“符号对解释者所起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某物就成了解释者的符号。这三个部分分别称为“符号载体”（sign vehicle）、“符号所指对象”（designatum）和“解释者”（interpretant）。（Winfried NÖth，1999：48-50）
4.5.3 意指作用的几个阶段
莫里斯的符号学是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意指作用不仅仅产生意义或表达意义，更重要的是产生行动。
冲动（impulse，采取某种行动的倾向）发生以后，分为三个阶段行动：感觉阶段、操作阶段和完成阶段（the perceptual, the manipulatory and the consummatory phases）。有机体必须对它行动环境的特征有所感觉，它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满足冲动的要求，如果一切顺利，它就能完成这次行动。
符号有以下几种属性：如果一个符号能指出环境或行动者的属性，它就是指称（designative）符号；如果一个符号能指出某物体或情景在满足冲动方面的特征，它就是评价（appraisive）符号；如果一个符号能说明对某物体或某情景如何做出反应以满足冲动的要求，它就是规定（prescriptive）符号。例如“黑”是指称性的，“好”是评价性的，“应该”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在感觉阶段中，指称符号占主导地位，因为行动者正在寻找有关他行动情景的信息。在操作阶段，涉及的符号主要是规定性的，说明应如何对物体或情景做出反应。在完成阶段中，涉及的符号主要是评价性的，说明物体或情景完成某行为的特征。
在意指的三个阶段中，产生不同意义（interpretants）。符号的意义是符号产生的，是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与意指的指称阶段相对应，意义是一种对指称物做出反应的倾向，说明它有某种可观察的特征。在评价性符号的情况下，意义是对指称物采取行动的一种倾向，说明它将令人满意或不满意。在规定性符号的情况下，意义是对指称物或情景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倾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符号都能在所有的意指阶段中不同程度地行动，因此都有相应的意指阶段（见表1）。（Signs and the Act, pp. 180-183）
4.5.4 符号过程的三个方面
莫里斯从符号三角关系的三个关联物得出三种关系，他认为这三种关系是符号和符号学的三个方面的基础。根据这种关系，符形学（syntactics）研究符号载体与其他符号载体之间的关系，符义学（semantics）研究符号载体与它们的所指之间的关系，符用学（pragmatics）研究符号载体与它们的解释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莫里斯还提出两门学科。一门是纯符号学（pure semiotics），它研究元语言（metalanguage），一切符号情景都可以用元语言来讨论。还有一门学科叫描写符号学（descriptive semiotics），它将语言应用于符号实例的研究。
莫里斯所说的句法不仅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感觉符号、美学符号、符号的实际应用和普通语言符号。莫里斯的句法有三种定义：（1）符号的结合；（2）各类符号结合起来形成的复合符号；（3）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按照第三种定义，符号还包括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他还认为，句法指语言形式的各方面，也就是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形式关系，即一般意义上的符号结构。这样，句法就指结构语言学的各学科，包括句法学、词形学，甚至音位学。
莫里斯对语义学的定义是：“语义学研究符号及其所指之间的关系”，所指就是符号的指称对象。后来，他给语义学下了一个更广泛的定义：语义学是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学科。
莫里斯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及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的起源、使用和效应。因此，他划出的范围比语言学范畴内的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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