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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24 11: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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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戚鸣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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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这样炼成的:专题报道训练指南

记者是这样炼成的:专题报道训练指南试读:

第一章 实验教学指导

新闻实践训练设计与要求

戚鸣一、实践训练目的

新闻实践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动手能力。采、写、编、评四门新闻实务课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尽管课堂上有一些情景教学和课外练习,但对于“真枪实弹”的一线记者、编辑来说,学生的课外练习毕竟还是纸上谈兵。要想在媒体发表作品,就好比刚从驾校出来的新司机,学员需要找个“路陪”才敢上路一样,新闻院系的学生在进入媒体实战前也希望有老师带路。

众所周知,采、写、编、评这四门新闻实务课之间是有联系的,学生要想从事新闻事业,就必须全面地掌握这四方面的技能,并能综合运用。一般新闻院系的这四门课是单独开设、单一训练,实践训练的目的则在于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采、写、编、评的能力全面提高,以适应媒体多元化的需要。

另外,通过实践训练能够检验实务课的教学效果。学生在实践训练中反映出的问题也可帮助教师指导和改进实务课教学。这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二、实践训练要求

新闻实践训练的前提是走出校门,采访在校外进行。学生报道的选题必须是公众关心的事件和人物,比如研究民生问题,开展舆论监督。新闻实践训练的成果(新闻作品)必须发表在公开媒体上,而不是校园媒体。新闻作品不是简单的消息报道,要能写连续报道、调查报道、专题性报道、人物特写、评论等较有深度的报道。

新闻实践训练的评估标准,采纳媒体对记者、编辑的考评标准——评好稿或好版面。当然,学生不可能一开始学习表达就能够达到媒体的评价标准,媒体对记者、编辑的考评标准可以参考,还要结合学生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以发表作品为基本评价标准,同时看学生的实践总结报告。对学生来说,在采写中思想拔节之苦、职业道德问题的困惑、对客观真实度的寻找、阅尽人间艰难事的经历、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一遍遍地改稿等,所有的训练经历都是财富。学生的实践总结报告可以看做学生的研究论文,同样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成果。三、实践训练指导

实践训练指导原则:一是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二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三是帮助学生独立完成训练,四是巩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闻实践训练由新闻院系的教师指导,教师应该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实务课教学经验,指导采取实验课的方式,写出训练大纲,提出实验要求,制定实验步骤,指导实验过程,检查实验结果。

训练大纲要在对学生自我能力进行分析后,制定出适合综合训练、学生集体运作、学生能力所及的训练大纲,并依照每位学生能力的不同,设计出有个性的个人训练计划。新闻实践离不开新闻性,离不开新闻的时效性,采写限时与不限时大不相同,只有在限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完成训练任务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训练大纲一经确定便要严格限定训练的时间范围,让学生限时完成训练,不能把实践训练变成一场马拉松长跑。

教师在学生训练的过程中全程指导,及时纠偏。学生采访经验、社会经验都不足,指导教师在训练前要给学生制定实验步骤,训练中根据学生在采访报道中遇到的情况,调整、修订计划,纠正他们的偏差。实践训练设计要尽可能地发挥学生的潜质,调动他们的热情,提高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实践训练结束后,学生要写出实践报告,教师对学生的实践训练做出鉴定和评价。四、实践训练组织

实践训练作为实验课让学生选修,训练的组织管理采取教师组织、学生干部管理的方法。

学生管理人员的确立条件:一是选题,二是能力。参加实践训练的学生每人要提交一个选题,做出采访策划和采访提纲。选题入选后,该同学有条件被提名为管理者,然后由选题小组成员投票,能否出任选题小组的管理者由选题组成员投票确认。

采访选题的评定标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媒体认可,选题应是公开媒体提交编委会认可的选题,这样确保达到媒体质量要求就可刊登,所以要求学生认真研究一个媒体的报道特点和栏目设置,凡获得新闻媒体认可的选题可入闱。二是时效性,选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新闻价值较高。三是可操作性,选题要适合集体采访,即使是单兵作战最好也适宜系列报道,发挥团队力量。选题内容要是多数学生较熟悉的领域,寻找采访对象才容易,也便于深入研究,写出深度报道,达到综合训练的效果。选题策划要细致,要有采访写作的步骤,提供参与者更多的方法。总之,选题不仅要符合媒体的受众群体需要,还要发挥学生的优势。换言之,选题不应该只从自己感兴趣或熟悉的领域考虑,还要分析媒体的需要。在媒体人眼中,学生采访的优势在于人多力量大,有人力进行广泛的调查。所以,应该发挥兵团作战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体现团队的力量。

安全也是组织工作的范畴。学生外出采访的身份毕竟不是记者,必须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实践训练。所以,学生不得单人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安全对地理交通条件的要求也不容忽视。采访尽可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以学校为轴心进行。必须到外地采访的话,由教师带队,全程监护,限时、限地进行采访。新闻实践工作强度大,有时需要“深入虎穴”进行暗访,要求男女生搭配,尽量结伴同行。五、实践训练步骤

1.公开征集采访选题,选题须经公开媒体认可方能入闱。入闱后的选题由选题策划人牵头成立采写小组,学生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报名参加选题小组,教师指导选题小组的采写工作,学生小组长管理学生,分组实施选题。

2.学生以选题组为单位做采访前准备,收集资料,制订采访计划和采访写作的时间表;准备采访设备,提交预算报告;联系媒体,争取获得媒体编辑、记者的指导。采访前准备工作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开始实施。

3.寻找新闻线索,确定报道角度。选题小组成立后,由教师指导采访,组长组织大家分工合作。前期工作一般“广撒网”,在节省时间的前提下兼顾全面和深入挖掘。寻找到有价值的采访对象后,“取典型”人物重点采访。角度选择要广泛听取意见,在热烈的争论中使大家的思路趋向一致;最终,问题汇聚到几个点上,再以点为轴,进行深入挖掘。

4.选出总撰稿人,组织人员写作。写作同样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前方记者为后方编辑写出初稿,后方编辑为总撰稿人编辑稿件,总撰稿人结合媒体要求统稿。

5.总结实践训练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写出实践报告与实践体会,个人的实践报告汇总到学生组长处,由选题组长和总撰稿人一起写出改稿回顾和小组总结。

6.指导教师给学生做出鉴定。六、实践训练成果

实践训练的成果必须是能够被媒体刊登的新闻作品,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除此之外,学生还要撰写实践报告、实践心得、改稿回顾,经由教师审核签字后,写出评语,实践课程才算完成。

田野实践的整体思路与操作方案

罗自文

当今社会处在一个读图时代和后频道时代的交汇点上,影像的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大众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提高新闻与传播院系学生的影视操作能力,适应高速提升的媒体需求,除了开设课堂实验和学期实习之外,我们试图探索更多的途径来有效提高学生的影视创作能力,田野实践就是新路。一、田野实践的重要意义

1.影视专业技能的重要性

新闻教育中专业技能的培养是影响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影视专业的情况更是如此。随着影视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影视媒体竞争的加剧,影视专业学生被要求走出校门就能独立操作,这在客观上提高了专业壁垒,也将压力下置学校。让学生拥有扎实的采、摄、编、播能力,成为大学新闻与传播院系的教学内容,学生专业技能熟练,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2.影视专业技能培养中的问题“纸上谈兵”是“理论脱离实践”的古训。目前我国每年有一万多名影视专业毕业生,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处于“纸上谈兵”的阶段。影视专业是“文科中的理科”,其专业教育对影视实验设备、影视实践教学的倚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600个影视专业教学点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影响了整个影视专业的教学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教学已经成为影视教学这个大木桶最短的一截。面对实践教学中的问题,改革迫在眉睫。

撇开本科实验设备短缺、实践教学管理不科学两方面的问题不谈,影视实践教学设计更为落后。目前我国多数影视专业对学生技能的培养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实验教学,二是实习实践。对于实验教学,截至目前,我国还缺乏真正原创的、系统的、权威的影视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计划和实验教学指导书。部分院校的这些材料是模仿理工科的对应教材改写,教学效果不佳。以实验教学指导书为例,理工科的实验指导书一般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器材、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数据处理、实验结论等部分,其中多个部分不适合影视实验,影视专业的学生研读这样的实验指导书和撰写对应的实验报告的价值不大。而另一类文科实验的教材随意性较大,以案例分析为主,缺少科学的实验教学方法。这样,实验教学势必会成为理论课的点缀。

还有一些新闻院系根本不开实验课,将实践教学环节托给媒体,用实习实践代替实验课。媒体僧多粥少,学生不能都进去,媒体的记者、编辑也没有精力和场地带实习生,这使得学生的“实习”成了“见习”,连摄像机都扛不上的实习学生大有人在,更不要说得到有效的指导。

3.开拓影视专业技能培养的新路

比较而言,实验教学的优点是学生都能够获得比较充分的训练机会,缺点是实验的创新性不够、实验环境与媒体工作的环境有差异。媒体实习的优点是学生能体验真实的媒体环境,缺点是获得的锻炼机会少。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是否存在第三种途径?我们知道,作为技能的传承的途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一种,但是这一途径的主要缺点是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大容量班级教学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有第三条途径,那就是学校与媒体深度合作,在此我们称为“田野实践”。

田野实践中的“田野”,其内涵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将田野解读为与校园、实验室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顾名思义,走出校园、走出实验室;二是将田野解读为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田野”研究,其含义是进入、深入现场和情境,让学生在现实场景、生活情境中深入调查、细致研究,让学生成为记录、传播的一员,以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发现、表达,从而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影视专业技能的主动建构者。

田野实践的特点:一是脱离了实验的模拟状态,是一种实战状态的专业技能培养;二是克服了单一性、验证性的技能范畴,进入了一个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境界。学生的田野实践与教师的全程指导相结合,既能保证学生获得充分的锻炼机会,又能保证教师对学生的有效指导。二、影视田野实践的整体思路

采用微格教学设计,使实践教学更有针对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建立课堂与媒体的合作,也就是说,让学生的实践成果有发表的出口,从而有效地提高影视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田野实践的形式

田野实践目前有两种形式,分别是采风式和记者调查式。目前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是清华大学的“学在路上”——大篷车新闻学课堂和南京大学的“学生记者团”。“学在路上”(Learning on the road),即是将新闻学课堂搬到社会生活的第一线,通过在新闻故事或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来获取写作素材,进而进行新闻写作与编辑,这种实战训练适合提高学生的新闻采写本领。“学生记者团”则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体采访,其最终的作品是有一定社会发布平台的。

2.田野实践的操作理念

田野实践与真正的媒体采制实践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培养学生的影视制作能力为目的,后者以采制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为目的。目的不同,导致两者的操作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异。为了有效监测学生影视制作的能力和水平,我们采用微格教学理念来设计田野实践教学。

微格教学原名“Microteaching”,由美国斯坦福大学(University of Stanford)的爱伦(Dwight Allen)教授等人于1963年率先提出,是一种以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现代教育技术为手段,以训练学生掌握某种技能、技巧为目标的小规模教学活动,其主要特点是:简化、细分、更易于掌握。学习者因为内容少、目标明确、训练机会多而能够快速、有效地掌握操作技能。另外,微格教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自我信息反馈的可控性以及自我矫正实践性行为的主动性,因而可以激发自我学习的积极性。

一般说来,微格教学适合于单一的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对于具有很强创造性、艺术性的综合性影视专题节目制作来说,似乎难以做到完全的可控制、可监测。但是,任何艺术性的创作,终归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所以,即使是完整的影视作品,也可以在创作中划分出若干个环节,并对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制定详细的实践说明,设置比较具体的实践要求,提供相对统一的考核标准。微格更适合教学。

具体方法是,先由4—6名学生组成“创作小组”,大家利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完成影视制作的一个个环节。对于每一个环节,老师都有考评标准和要求,田野实践的创作者记录下自己的创作体会,然后将自我评价、同学互评和教师总评相结合,通过反馈,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重新修改,直至该环节的实践成果完全符合实践要求为止。其具体实施进程如下图。

3.田野实践的策略与保证

学之者不如好之者,田野实践采用自愿报名与选题考核相结合的原则,选拔实践成员,组成若干采访小组。田野实践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根据设备的容量、指导老师的数量确定课程人数。这样定位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选修使真正对影视创作感兴趣的同学被吸纳进来,教师可以因材施教,提高教学的效率;第二,选修可以根据教学资源分配人数,使加入的每一个同学都能获得充分的锻炼,避免因僧多粥少使田野实践走过场;第三,作为选修课获得学分和相应的教学工作量,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和老师的积极性。

在商品经济中,生产出的商品只有卖出去了才能收回成本,获取利润,生产才能循环进行。同样的道理,影视作品只有公开传播,获得了社会的欣赏和认可,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刺激制作者的再创作。为此,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初,就要求影视创作作品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同时,与电视台联系,根据学生的情况寻求合作选题,以确保影视作品最后的出口畅通。实践证明,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一种良性循环,那就是作品获奖或者通过电视台播出,激发了同学们进一步的创作热情,新的创作浪潮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作品获奖、播出。三、影视田野实践的操作方案

1.实施方式

影视田野实践综合采用“学生记者团”和“学在路上”两种方式,针对不同的选题采用不同的方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均以小组为单位,安排专业老师全程指导。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微格教学理念对田野实践的全过程进行监测。

2.实施时间、地点

一般在每年的暑期进行。在暑期进行田野实践,首先不会在师资、设备上与正常的课堂教学发生冲突,另外学生也会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实践。地点要求就近,以确保安全,节省时间和降低经费投入。

3.实施内容

影视田野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影视专业技能进行有深度、有广度创作的能力,因此在选题上,确定主要拍摄人物专题、调查性报道专题和纪录片这三种体裁形式。

4.实施步骤

根据近年的实施经验,影视田野实践初步设计为六个步骤,这也是在影视综合性实践创作中需要重点监测的六个节点。

(1)选题

首先,由教师指导小组的老师向记者团的成员讲述选题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使参加田野实践的学生能够系统掌握选题的一般理论和知识;其次,进行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和具体的示范性讲解,使学生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具体选题的感性认识,初步掌握一些可操作性的选题技巧;再次,根据教师指导小组与相关影视媒体的合作协议以及同一时期各影视赛事的参赛标准,确定选题的范围与方向,同时分发选题评价细则,供学生选题时参照;最后对收集的选题进行分析、评测,符合选题要求和相关规范的进入下一个步骤,不符合选题要求或相关规范的则重新进行选题。

(2)策划

对于专题和纪录片的创作,前期的策划非常重要。由于没有相关课程对此进行系统的教学,因此在选题确定之后,一般会由指导老师对各类专题和纪录片的选题等相关内容做详细的讲解,有时也会请业界人士和往届同学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现场说法。学生系统学习之后,根据教师指导小组提供的策划指导书以及策划模版进行策划。在策划过程中,小组内部、各小组之间以及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会不断地讨论,以逐步完善策划方案。

(3)拍摄

拍摄是影视创作的取材,其质量的好坏不但决定前期的策划能否实现,也直接决定后期成品的质量高低。因此,除了在正式拍摄之前系统复习相关知识和技巧之外,主要针对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在拍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错误,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由于影视专题和纪录片创作的拍摄周期长,教师很难做到全程跟随指导。为了有效监测拍摄取材的质量和效果,首先教师指导小组会提供一系列详细的书面操作规范,比如拍摄计划书、拍摄提纲样本、空白场记单等,让学生在实际拍摄中“有法可依”;其次,教师会不时抽查审看素材,对学生的拍摄成果进行分析,对不符合技术要求和策划内容要求的素材建议重拍或补拍。

(4)编辑

编辑的第一步是审看素材,撰写编辑工作台本。在此之前,根据微格教学的设计思想,指导教师会有选择地集中讲解编辑的一般知识和技巧,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编辑示范。编辑工作台本经过指导教师审阅通过之后,学生才可以进行实际的上机编辑,否则需要重新修改编辑台本。作品的初编版需要经过指导教师审看,只有符合编辑规范并与主题表达相一致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否则需要按照师生商定的修改方案进行修改。

(5)包装

包装主要包括配乐、添加字幕、制作片头、片尾和预告片等几个环节。作为非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在完成上述几个环节的过程中普遍感到困难很大。为此,教师指导小组根据几个不同的选题类型,分别提供几个可供选择的样板,在此基础上讲解包装的功能、结构因素、程序以及常用的方法与技巧,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期内掌握简单的包装技能。正式上机之前,还要求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写出提纲,经教师审定后才进行实际的上机操作,这样既保证了包装的计划性,又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6)评析

评析分小组内部评析、小组之间交叉评析、教师集中评析。其中,小组内部评析主要侧重于主创人员的心得体会;小组之间的评析主要侧重于作品观众视角的成功与不足;教师的集中评析则侧重于指导的感受以及一些普遍性的经验和教训,并指出参训同学今后的努力方向。评析是整个影视田野实践的最后一环,为了不流于形式、防止走过场,我们不仅要求所有的评析不仅要有言语的讨论和交流,还要求有关责任人根据要求写出对应的文字材料。条件许可,这些文字材料可以集结出书,这样不仅可以总结本次实践的经验、积累教学素材,还可以为日后的课堂教学提供翔实的案例,并为下一次田野实践提供借鉴。

5.实施组织

(1)人员配备

田野实践抽调教学口、实验口、行政口的骨干教师组成实践指导小组。学生通过自愿报名、集中考核的方式选拔产生,原则上针对大二、大三学生进行。

(2)经费来源

主要经费从学生实践经费中安排。考虑到影视田野实践周期长,费用高,也可通过教学改革立项、学生创新性实践立项等多渠道筹集。

(3)考核管理

在田野实践启动之前,由教师和学生分别向相关部门提交教学改革立项申请书、创新性实践项目申请计划书、参赛登记表等。结束后,根据田野实践的成果,学校不仅给予学生学分冲抵社会实践,对于成绩显著或获得社会参赛入闱以上奖励的作品还给予进一步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指导教师,不仅给予一定的教学工作量的减免,而且还能在教改立项以及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

第二章 成长管窥平面篇

一、北京“拾荒部落”调查

精心组织 策划先行

指导老师 王怡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新闻系学生来说,这可谓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往本科学生在校获得实践机会,只有进实习单位一条路。随着大学的扩招,现在这样的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太少了些,学生记者团的出现,无疑拓展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发挥积极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迅速地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而教师也可以针对每位学生的情况给予切实具体的指导,并将发现的问题同日常教学结合起来。在系主任展江老师的支持下,经过系里老师的努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学生记者团终于在2006年诞生了。由于第一届学生记者团的经费有限,参与的学生数量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算无遗策 机不虚发

选题的策划是第一步。选题是否适宜直接关乎活动的成败,因此选题的确立必须要认真对待。经过全面的权衡,系主任展江老师提出的以环境问题为主题的建议得到老师们的认可。之后,业务课老师与一些媒体报道环境的记者、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系博士生进行沟通交流,初步确立了这样一些议题:北京流浪狗调查、人类生命足迹研究报告、国际捕鲸问题、北京再生资源产业系统现状。经再三权衡,最终锁定了北京再生资源回收调查。这个选题媒体有过报道,还将非正规的废品回收者冠以“拾荒者”之名。选择这个话题是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首先,在选题价值方面,我们了解到,目前在北京约有十多万“拾荒者”,拾荒者群体是城市再生资源产业链条的起始点,也是许多问题的集结点(如再生资源回收中的缺斤短两、垃圾回收中的二次污染等),关于这个群体的组织和管理也是目前城市再生资源体系建设的一个难点。对于学生记者团来说,这个选题学生容易做,不至于因过分专业而无法驾驭。

选题确定后,指导老师要求学生在查阅相关资料和阅读相关报道的基础上,撰写详细的采访提纲。在此期间,学生们开始寻找采访线索,大家发现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来自河南,他们通过亲友、同乡等关系加入这个行业并分布于城市废品回收和再加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北京‘河南拾荒群落’调查”这个角度媒体没有报道过,关于拾荒者的生存状况及其给行业带来的正负面影响也尚未全面挖掘。于是,我们将采访角度收缩为北京河南拾荒群落调查。这个题目的难易程度处置较为灵活,也有故事可挖掘,选题在北京即可完成,无须花费太多的经费。事实证明,预先对选题作一番精心的论证是非常有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后面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有了适宜的选题做基础,还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周详的管理。成立学生记者团的目的是锻炼学生,应当尽量让学生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指导老师就可以放手不管。由于学生缺乏足够的经验,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后不知如何处理,需要老师及时给予指导,在关键处还要老师把好关。指导比上课更加复杂,为了较好地协调管理、提高学生自主能力,几个指导老师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组织和管理。

首先,根据选题需要,指导老师对学生进行了分组,分别采访不同的对象:一组专门采访底层废品收购人员及其家庭;一组采访大型废品集散市场中的从业人员;一组采访政府管理机构、专家(包括城管、工商、政府指定的废品回收企业和正在从事城市再生资源产业研究的专家)。这样整个选题就被拆解为更为具体的三个部分,每个小组都有负责的组长,采访任务也很明确。

其次,根据学生记者前期采访的情况,指导老师及时帮助学生确定采写的切入口,并始终围绕采写主题把握采访导向,把握写作尺度。

第三,建立起有效的讨论会制度,师生及时沟通。及时沟通不仅能够让各采访小组了解彼此工作的进展,而且能够让他们充分讨论各自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案,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有效的交流沟通是记者团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促使学生思考与提高的必要手段。在此次记者团的采访活动开始后,指导老师要求几个小组每隔三四天就必须会合一次,交流彼此的采访成果,讨论采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在讨论会上,指导老师也会参与学生的交流,适时给予指导。

从第一届学生记者团的实践来看,上述这些措施保证了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和写作对本科生而言是很大的挑战。在采访方面,很多采访对象往往因为话题涉及了某些敏感问题而不愿意接受采访。“言多必失”、“沉默是金”是中国人通常恪守的信条。另外,在写作方面,调查性报道要求记者必须具有很强的分析、概括能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将隐藏在大量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背后的根本性问题概括出来。这对于缺乏社会经验,思考能力有待提高的大学本科生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针对这两方面的难题,在这次的学生记者团的活动中,指导老师着重从如何接近采访对象和写稿方面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指导。

采访政府部门与专家常吃“闭门羹”是学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即便是采访拾荒者也不轻松,废品回收者基本是农民,他们是这个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加上从事的工作本身又脏又累,常常遭受到城里人的排斥与歧视,对城里人的戒备心使他们不愿开口。在采访之前,老师就提醒学生们要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在外表上拉近自己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距离,避免采访对象的反感。这样的提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采访中,学生们还是遭到拒绝,这时指导老师又鼓励他们不要气馁,坚持与采访对象“人盯人”地接触。于是,许多同学就跟着他们走街串巷,一跟就是几天,终于打动了他们。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是最难使其开口的群体,无奈之下,指导老师只得让学生们从侧面采访,间接获得信息。学生们找到废品收购站集中的东小口村村委会,采访村长,从他那儿获知东小口村建立旧货回收市场的过程、现在的规模以及管理状况。学生们通过老板的打工仔间接了解老板的创业过程,还忍受着蚊虫叮咬在废品回收站守望一天一夜,目睹了解废品回收站的工作流程。干中学 学中干

缺乏采访技巧和经验是学生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拾荒者的居住地采访个体废品回收者时,指导老师想让学生们自由发挥,不曾想,学生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围着采访对象提问,结果谈的内容虽多,却没有重点、没有逻辑和层次。接下来的采访中,指导老师只得亲自“上阵”作示范,与采访对象闲聊上几句,然后迅速切入采访主题,由于围绕主题提出的问题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重点地方问得很细,不知不觉间就让采访对象说出了自己的感人故事。指导老师的现场示范,让学生们受益匪浅。“计划赶不上变化”用于采访是最恰当的比喻。对学生们来说,“撬开采访对象的嘴不易,打断他们的滔滔不绝也非易事”。有的妇女特别善谈,一聊起来连自己都忘了时间,学生傻傻地听,不敢打断她的谈话,结果回来整理笔记才发现,采访内容大多与主题无关,而与主题有关的内容又缺斤短两,缺乏重点。不过,通过这些失误,学生们发现了很多不足,印象深刻,从头再来就好多了。

在后期写稿的时候,三个小组的同学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就是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很多人的稿子都是信息堆积,学生们总觉得自己辛苦采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都用上就太可惜了。指导老师建议学生们阅读一些经典的调查性报道作品,并指导学生在写稿的时候先形成一个主题和一定的写作思路,所有资料都围绕主题的需要就能取舍了。

指导体会:

学生成稿的修改工作对指导老师来说真是一次磨难。缺乏条理性和逻辑性、主题不突出、文字不生动,叙述无节奏感等等。不知改了多少稿,至今我仍不敢说对学生的写作指导是成功的;学生们看过老师修改后的成稿是不是真能有收获?我也无从考证。只能说对统稿的同学有指导,对向统稿者提供草稿的大多数同学来说,写作的提高也是大打折扣的。不过,学生们的作品终于变成铅字在报纸上与读者见面了,从这点来说,这次学生记者团活动还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破烂王”传奇的背后

——《京城拾荒者》调查手记记者团团长 王文章

2006年年初,北京社科院发布的《拾荒大军调查报告》称,目前北京有30万拾荒者,“他们一年能捡走30亿元”。惊人的数字,一夜之间刷新了公众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坊间甚至传言,小区门口回收废品的板车车主大都“身价几十万,老家盖了好几栋小洋楼”。

这份报告也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四年前,33岁的昌平“破烂王”乔保峰因重婚、盗窃、伪造证件罪被判刑19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媒体惊曝:事业顶峰时刻,他在北京购置了多处房产、数辆名牌汽车,共有6个孩子。1985年,年仅15岁的固始县人乔保峰到北京收售破烂赚得第一桶金,27岁便成为千万富翁。后来,在试图“转型”时因涉嫌非法经营被有关部门查获。

在乔保峰身上,一度凝聚着拾荒者及打工人的“光荣与理想”,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他的事迹津津乐道,特别是他的固始同乡们——他们聚集在北京东北郊的拾荒者大院里,从事和他当年一样的职业。只是,当年的“蓝海”市场已经变成“红海”,大多数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问题,“传奇”发生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前方“里头水很深”“盖楼算个啥?家产上千万的都不少。”彭杰终于开口了,“搞垃圾这一行,有发大财的,那毕竟是极少数,我就是不明白,怎会有那么多人来干这个。……不就是捡捡垃圾卖嘛,有什么好说?我没啥好说的。”在我们的摄像机前,他显得有几分拘束,或者说谨慎。

起初,这位来自河南固始县的“小小破烂王”并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这是我们第二次拜访他,还特别雇请一位跟他很熟的同乡(也是亲戚)当“向导”,他才勉强答应接受采访,还不止一次地说“里头水很深,我只晓得一点点”,且很少有评论性的话语。

他介绍说,从事这一行且小有成就的人,大都保持低调,他们不愿意出风头,更别说接受媒体采访了。人们的消息来源,都是通过媒体曝光的相关事件,一种是从法院卷宗里整理出来的“盗窃、械斗”等负面新闻,另一种就是暴富、藏富等“黄色”新闻。这在客观上给拾荒业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究其原因,无外两点:部分公众对“捡破烂儿的”持有偏见,甚至条件反射似的歧视他们,从业者的自我认同度也普遍较低,一些人一旦筹够资金就转投他行;个别人或多或少地与违法违规事件有牵连,置身于复杂的利益格局中,他们不愿意被关注,担心“枪打出头鸟”。不过,由于“在别人的地界上”谋生求富,他们对于各种大大小小的政策十分敏感,时常关注时政新闻并从中嗅出种种气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十分吃惊,或许正是那种谨慎和钻研,使他们立足并立业。

在接下来的几天拍摄中,不时有人前来询问我们的身份,更有人见到我们便赶紧闭家门。“这里朝夕不保”

向导小曾介绍,彭杰曾是清河一带小有成就的“老板”,他属于最先吃螃蟹的那拨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以回收废旧物品起家,在北京打拼十多年,目睹了这个行业兴衰变迁的全过程。彭杰主动带领我们参观了他办的学校,还特意叮嘱我们“多拍点”,该校学生的父母也大都在京拾荒。目前,这座学校面临被拆掉的命运,“因为奥运前要整顿市容,届时可能整座大院都将不保”。

这所仅有十来间平房做教室的学校坐落在清河营村的一座大杂院里,简陋的校门两旁堆放着破布和煤渣,围墙上“教书育人”、“百年大计”几个字格外醒目,显然是新近重新刷过油漆。

彭杰介绍说,大院里居住着的大约一百多户人家全是老乡,每家一间房,每间房子既是卧室、厨房,也是分拣垃圾的场所。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上都堆放着或多或少的杂物,有塑料袋、纸盒、废铁丝等,人们正忙着将它们称量、打包,这是一大早出门的收获。其时正值中午,阵阵水汽从垃圾堆里蒸发出来,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苍蝇成群结队地到处乱飞。

小院虽脏但不仅有学校,还有理发店、药店、小商店,功能与普通村庄没有什么区别。院门往里十多米处有一爿“概不赊欠”的小卖部,当然这不是店名而是“店约”。看店的“知识分子”二十来岁,在焦作某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他趁假期帮父母打理这份小买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他和我们这些同龄人坦诚地聊开了。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简陋生活条件,“在这里就不是大学生”,如果有活儿,他还会陪父母到工地上去捡垃圾。

当我们谈到毕业取向时,他说想来北京发展,“但不是这里”,他笑着强调。征得同意后,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拍摄了卧室的内景,当我试图给床头的一本打开的书特写时,他快速地把书收了起来,上面有他的字迹。“这里一切都是暂时的,你们下次来可能就见不到我们了,这里要拆除。”临走时,他这样说。“破烂王”风光难再

小曾说:“彭老板现在是我们的院长,非常能干,当过兵的。”

彭杰在这里扮演了类似村长的角色。因为出来较早,有文化和见识,他在北京立住了脚,还有自己的轿车。在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他开始承包土地(据报载,京郊某村68%的财政收入来自土地外包),雇人修建简易出租房出租给农民工及其家属,再以收租为业。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多数较有实力的“破烂王”最终都走向了多种经营或转业之路,从事与之相关的其他工作,如房地产、租赁和上下游产品加工。彭杰的解释是,“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赚越来越少的钱,同时越来越少的人赚越来越多的钱。”拾荒业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同步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其黄金时期,因为工业企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大量废弃物,捡拾的人也非常少。后来,在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拾荒大军。

然而,城市的吞吐量毕竟有限,收益的下降加剧了业内的竞争,冲突在所难免。据报道,在拾荒人群中,因为抢夺资源发生聚众械斗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分子是捡破烂与偷盗一肩挑,收购与销赃一条龙。他们进建筑工地,偷了无数井盖、电缆,还与工地保安、工人里应外合,干着收赃卖赃的违法活动。这又在客观上引起有关部门的强力监管和小区物业的防范,这碗薄粥便越来越少。尽管拾荒者为城市清洁和物料回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二度污染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据我看,大不如从前了。”彭杰感叹道。后方

由于拾荒行业的门槛较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吸引了大批农民投身其中,特别是那些难以胜任繁重体力劳动的老年人和妇女劳动力,还有为数不少的失学儿童。在某些县乡,甚至全村人大部分迁居北京,一家老小全体出动上街拾荒。位于河南省南端的固始县就是一个典型。

固始人在拾荒圈子中很有声望,因为这里走出了几位响当当的“破烂王”,除了上文提及的乔保峰,还有郑刚等人。在固始县人民政府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介绍:来自河南固始县蒋集镇大营村以郑刚为首的一批务工者,以废品收购起家,逐步发展成专收废旧钢材、经销优质建筑钢材的专业商,其业务占据北京丰台区80%以上的份额,带动全村1600人在北京务工经商。

这不禁令人好奇,“破烂王之乡”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怎么会诞生这么多“破烂王”?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访了该县的李店乡,它是彭杰的老家所在地。老人、儿童、空房子

固始县隶属信阳市,从市区到该县县城只有两个小时车程。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县城的县容县貌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强于信阳市区,让人怀疑是否搞错了两者的行政区划。

离开县城,我们直奔李店乡。班车行驶在华东与中原地带交界处的广阔平原上,路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玉米和水稻正在烈日下旺盛生长,一座座红墙小院从车窗两旁掠过。

就在司机告诉我们“还有5分钟”就到时,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探头一看,一个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的枯瘦老汉横躺在马路中央,伸手讨要“过路费”。司机没有答理,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路边绕行过去了。他告诉我们说,“这种人到处都有,开车的人都特小心,人家等你撞了他就要钱。”

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村里的院子大都紧闭着,空地上杂草长到一米多高。大门上墨色斑驳的对联写着“喜迎新春”,显示主人春节时曾回来居住过。这里没有传言中的“小洋楼”,倒有很多刚建成的二层砖瓦房。53岁的彭姓老人告诉记者,起先是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把老人和儿童留了下来,后来阖家搬走的情况增加,村子“逐渐空了”。

李小明的父母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了,得知我们要去家乡采访,特别叮嘱我们给拍一段视频。我们先给祖孙俩放映了在北京拍摄的片段,老人高兴得不知所措,只一个劲儿地对孙子说,“你看,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妈妈,这是你弟弟”。李小明的表现却不冷不热,他说:“不知道爸爸他们今年回不回来,不回来就算了,反正我跟奶奶生活惯了,也很好。”然后,他从墙上拿下草帽,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奶奶看着他的背影默默无语。

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说:“如果不出去打工,留在家里耕地,年轻人连媳妇都不好娶到。”据介绍,耕地所得刚好和投入持平,没有余利;加上人均占地少,“出去找活路”是必然的选择。

当老人被问及“是否愿意搬到北京与儿女一起生活”时,她说自己已经不能干城里的活,不愿给子女增添经济负担,而且“自己喜欢乡下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子女不要回到乡下去,因为“耕地耕不出个名堂”。这种矛盾的心情,促使她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到孙子身上。

对于小孩而言,城市则是他们向往的地方。刚升初中的李小明曾说,他很“羡慕城市的孩子可以每天去公园”。当记者笑称“公园里就是几棵树和几张长椅”时,他说:“那我还不如在家门口搬个凳子坐着呢,但是他们有电脑,我们这儿没有。”“没铜矿,没煤矿,但有人矿”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豫皖两省交界处,是该省第一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县耕地面积140万亩,总人口160万,人均实际耕地面积不足0.8亩。由于人多地少,加上近年农业机械的普及,大批劳动力剩余。按该县劳动局领导的话讲,“我们这里没有铜矿,也没有煤矿,但我们有‘人矿’。”

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大批的固始人外出谋生。时至今日,全县约有50万人在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中心的三大地区从事建筑、制造、运输等多种行业。拾荒是最近几年悄然兴起的一个行业,主要分布在北京的城郊地区。

李店乡距县城大约10里地,该乡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往北京方向务工,其中七成以上从事工业及生活废品的回收工作。劳务输出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些瓦房便是用外出劳务所得盖起来的,因为当地比较看重住房条件,往往倾其财力修房造屋。

对于一个在外人看来并非那么“有档次”的职业,当地人有自己的看法。该村主任告诉记者:“农民本来就要干活的,在哪里干都一样,而且捡垃圾也不那么费力。”同时,有的村长则认为,因为乡亲们都从事这份工作,彼此之间并没有看不起,反而比较尊重那些发家致富者。他说:“外界人不了解我们这里的状况,就不知道做这个行业(指拾荒)的必需。再说,只要自己心态调整了,也就没事了。”“房可扒人可抓,不生儿子不回家”

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挣钱,也有人因为逃避计划生育和税费而远走他乡。彭姓老人告诉记者,邻村有位村长的弟媳生了四个女儿,因为“有关系”而没有被追究。后来该村长在换届选举中落选,新任村长意欲过问此事。人家就带着怀孕的妻子连夜逃走,到广州以后又产下一女。乡政府派人将其年老的父母扣押,督促他们回来接受“措施”。岂料,这家男主人从广州捎口信回来:“房可扒,人可抓,不生儿子不回家。”于是,乡里和村里竟也不再过问此事。

老人的一句话点出了个中原由:“要是没有儿子,他那新房子就白盖了。再说了,没有儿子谁去挣钱养老?思考

在固始县人民政府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全县出现了许多‘走出一个,带动一片,带富一村’的典型。……可以说固始籍务工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在不同的行业和岗位创造财富。”

由于人多地少,该县大部分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谋生,忍受着体力和精力的严峻的考验,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中生存。当然,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并未“由农民变为市民,成为大老板”,而是沦为主动贩卖自己的“人矿”。

在当下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之下,农村成为城市的依附,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企图填平这个鸿沟。尽管他们退守到生存的底线,却依然难以触碰到那条遥远的地平线——路途遥远,而且方向未明。群落与食物链

在京城拾荒的人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河北等省区(以前两者最多),其中有老人、儿童,但这个行当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拾破烂者已经成为北京城里的一个特殊阶层,从业者分散地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结合部,虽无可辨识的组织和规则,却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等级,好比生物群落和食物链的关系。

业内人士介绍,提蛇皮袋子沿街翻垃圾桶的人是第五等,比他们高一等级的人则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他们每天的收入在20元到40元之间。第三等从业者则与小区物业、单位保洁有良好的关系,能够“独揽”该区,收入稍高且比较固定。

这三等人作为产业链的最前端,付出的辛劳程度最大,获利却是最少的,因为大部分“差额价值”被收购站和分拣处抽走,这就是第二等和第一等从业人员了。他们通过种种关系承包城郊地块,对海量的回收物品进行分类和初加工,其中包括来路不明的铜丝和缆线。为了保护场地的安全,有的甚至组织“护院队”,以摆平“越界者”和“不合作者”。很显然,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暴力犯罪的渊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证实,“要想在圈子里混,必须黑白两道都混得开。”

从已经曝光的“传奇人物”来看,他们基本上按上述规则进行游戏,真正按现代化企业运作的较为少见。人矿与可持续

当人沦为矿时,尊严与价值便面临打折的危险。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问题,放大了看是所有人多价廉的地区共同的现状。在选择“人矿开发”策略时,走“粗放型”还是“集约型”路线,将决定着未来时间里数千万人的基本幸福。

依靠出卖廉价劳动,进入城市的拾荒者获得了相对于农村更多的经济收入,解决了诸多现实难题。但在劳动力再生产这个基本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清醒的认知。他们普遍不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许多儿童辍学拾荒),且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广泛存在。由于人口流动性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面临巨大困难,几乎难以开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超生现象非常普遍,且藏于“政策真空”中不会受到追究。

在一个垂直流动并不十分顺畅的社会机制内,某一阶层凝聚过多人口,将会带来破坏性的社会震荡,动摇稳定的基础。当然,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结语

此次采访最大的收获并非挖掘出另外一个千万富豪或财富传奇。相反,我们触到了“沉默的大多数”。换句话,当别人的目光聚集在“30亿元”上时,我们更关心“30万人”。绝大多数拾荒者的生活里充满艰辛,正是他们用身心的苦痛成就了一个个表面风光的“传奇人物”。

初试深度调查 新闻魅力无限

陈玲花

一直喜欢看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平衡和深入的精神,是一档极具新闻专业精神的节目。看得多了,在羡慕佩服之余,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用“新闻眼”去发现事实真相,用摄像机记录事实动态,用笔杆揭示世间百态。于是,我参加了学生记者团的调查采访活动。被拒绝成了采访的家常便饭

这次暑期学生记者团成员是来自各个年级的9位同学,采访主题为在北京的“河南拾荒部落”。7月11日下午,记者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老师布置了这次记者团组团的采写任务,并进行了第一次分组。到立水桥实地采访拾荒人员生活状况的小组先行,而我们组主要负责在网络上搜集资料。同时,老师把北京市商务局服务交易管理处一位处长的联系电话给了我,我尝试着打电话去联系采访,被对方拒绝。出师不利让我对采访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做了心理准备。

7月14日下午,记者团第二次开会,总结了立水桥实地采访的成果,并对以后的采访工作进行了重新分组。这一次我和另一个同学负责找一个大规模的垃圾回收场,了解垃圾回收场的运作,并对回收场老板进行采访。

7月15日,我和同组的刘培峰同学商讨了采访提纲、采访时间等。同时通过与经常来我校收垃圾的一位阿姨交谈,我们了解到清河有很多家垃圾回收场,规模都比较大。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决定第二天到清河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

16日一早,我们坐公交车前往清河。当我们经过两小时的颠簸,在清河站下车的时候,才知道“清河”这个范围太大了,根本看不到垃圾场的影踪。我们询问了好几个拎着麻袋捡垃圾和骑着板车收垃圾的大叔才得知,附近规模较大的垃圾回收站点在东小口村。由于对这一地区交通状况不了解,我们只好一边走一边打听,顶着烈日暴晒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东小口村。东小口村果然名不虚传,沿着村子里的主要街道,鳞次栉比地分布着垃圾回收站。我们依次向回收站工作人员询问,最后找到了一家名为中海融通物资回收公司的货场,通过与货场办公室秘书的交谈,我们掌握了这个货场的基本情况,并初步确定采访这个货场的老板。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多次与办公室秘书联系,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19日一早,我们再次来到东小口村,从办公室秘书那里得知,货场老板拒绝接受采访。再去寻找别的采访对象,依旧未果,该村的另两家大回收站要么直接不理我们,要么就无法与老板取得联系。采访遭遇巨大挫折,我们只好向老师求助。指导老师这时提醒我们,能否从侧面采访,间接获得信息。在老师的点拨下,第三天,我们又来到了东小口村,这次我们去的是村委会,从早晨一直等到下午,我们终于采访到了村长,从他那儿获知了东小口村建立旧货回收市场的过程、规模以及管理状况。我们又去采访了一个旧货回收站的管理员,从他那了解到老板李某的创业过程。至此,终于完成了采访任务。

虽然这次采访为期颇短,但是我却受益匪浅。首先,采访前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准备,这不光包括资料方面的准备,还包括心理准备。对于采访的外部条件,如天气、交通等因素也要提前预见,阴雨、堵车等时有发生。第二点,对工作性质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对方的性格要有一番揣测,以便驾驭采访谈话。还要学会变通,正如我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如果从正面无法获得想要的情况,就要懂得转换,通过间接采访来获得想要的内容。改稿不改到看到稿子想吐就不叫完

都说新闻是“七分采三分写”。写作的过程中,我才发现采访得到的东西总是不够用,这儿漏了问,那儿忘了看,花三分的时间完成采访工作,就得花七分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写作,还不生动,所以不如再回去补采。不过,比起补采多跑路,我觉得要把采来的“七分”写好,更不轻松。写作进入尾声时,我被老师指定统稿。面对各组交来的一大堆材料,真不知道该如何将它们用到文章中。比起前期采访,整个写作过程大有“三分采七分写”的感觉。

初稿交给老师,老师给我的意见是“这是材料的堆砌”。于是我又改,努力整理清楚我所看到的、采到的、想到的东西。二稿交上去,老师还是不满意,虽然看清楚事物发展的脉络,可没有突出成因,文章结构也有问题。我再像《新闻调查》那样深入到新闻事实背后,开始与同学们探寻、揭示一些为人们所忽略的或者被假象掩盖的事实,从中寻找原因。三稿交上去时,我真想跟老师说,这是我的最终定稿,没有修改余地了。哪曾想,还没等我把想法说出来,指导老师就先给我打了预防针,说好文章不怕改,没改上七八遍,算不得定稿,要有思想准备,改稿是苦差事,到时候你会改到坐到电脑前就想吐。不用老师说,我早就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最初整理那么多素材,在电脑上删来改去,真想吐。

再改第四、第五稿时,已经不是改了,而是在绞尽脑汁想。老师让我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联想,将主题升华,将主题句的白话转换成形象的比喻,给文章赋予深意。这些做过还没完,稿子再要求改第六稿,抠字词、改句子、找节奏、核对原始数据和直接引语。说真的,我后来是被老师“整”得没了脾气才坚持下来,否则改稿改吐了那是轻的,不改疯了才怪。不是自己做了一回统稿人,真不知道调查报道写作是这么难,这么苦。

采写心得:

能够在大二暑假参加这次采访活动,真的很高兴。这次经历让我对记者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尝试着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同时我也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即将成为记者的新闻系学生,我欠缺哪些知识,欠缺哪些能力,我的性格是否适合成为一个记者等问题。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将有所针对地补充知识、完善能力。

胆大是成功的一半心细是成功的另一半

周静 何倩

参加暑期记者团,让我们有了一次实战的经验,也让我们深刻体会了“当一名记者难,当一名好记者更难”这句话的含义。短短十几天的采访任务结束了,感觉上用一个最直接的字形容就是“累”。当然,累也快乐,享受着与人交流的快乐,得到别人信任的快乐,团队合作的快乐。最快乐的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战胜了自己的缺点,得到了成长。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

我们负责政府部门的采访。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等待,要等另外一个组的采访有所进展之后,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看着另外一个组的伙伴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我们却优哉游哉的没什么事做,一开始还很高兴,难得轻闲一下。没过两天我们就开始有些闲不住了,虽然每天都在电脑上查资料,可看着队友们忙忙碌碌的,心里很着急。第三天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们决定给指导老师打电话,想亲自去实践一下。正好老师也派了个任务给我们,让我们去附近的小区转转,去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采访这才开始。

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把附近的小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转了个遍。街道办事处很好沟通,说明我们的来由,又给他们看了介绍信,城管科的同志便和我们聊了很多,在派出所我们却碰了钉子。当我们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外面时,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既激动又紧张,害怕碰壁,又害怕人家接受采访以后我问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在大门外互相打气,之后才硬着头皮进去。脚还没迈进门我们就被赶了出来,当时觉得很尴尬,现在想想并不是件很丢人的事。好在我们没有放弃,趁门口的民警不注意,我们又溜了进去,找到一个政委,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

采访之前,老师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的采访会很辛苦,而采访政府部门更是有难度,要有被拒之门外的思想准备。

凡事开头难,当鼓足勇气硬着头皮走进派出所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开始变得简单。我们的第一次采访非常顺利,初战告捷也为我们以后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人人都说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我们觉得跑新闻就是在练记者的胆子和勤快劲。到朝阳区工商局去采访时,当我走到它那气势不凡的大楼前,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总想着人家会不会接受我这个无名小辈的采访,徘徊了几分钟还是不敢进去,最后我一跺脚,告诉自己即使什么也得不到,我也要进去走一圈。结果当我踏进工商局的大门之后,很容易地就从档案室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练勤快劲,我们是从问路开始的。这次的采访往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人生地不熟,在路上经常晕头转向,为了不耽误采访只好硬着头皮四处问路,有时一天下来,居然向十几个人问过路,胆子大了不少,脸皮也厚了不少。现在想起来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很多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可能。

为了接近采访对象,我们用了许多方法,还学会了随机应变。有时候要装可爱,有时候要装可怜,有时候要装深沉,有时候要装肤浅,有时候要强调自己是准记者,以证明自己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有时候却要强调自己是学生,以打消别人的各种顾虑。通过这些锻炼,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记者这个行业,记者不仅要吃苦耐劳,而且还要学会运用自己的智慧。

胆大只是成功的第一步,不仅要胆大还要心细。在采访过程中,有的被采访者主动得过了头,东拉西扯自己都忘了时间,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意犹未尽,任由他眉飞色舞地讲,等回去我们发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不是缺这点就是缺那点。后来我们吸取了教训,采访提问更有目的,更细心去发现被采访者话语中的新闻线索,15分钟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材料取舍不简单

记者在写稿环节就好比一个厨师,要选出最有用的材料,制作出美味的食物。可选“料”并不简单。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的政府方面对于拾荒者的态度大多是负面的。因为拾荒者群体组织状态比较混乱,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瞒、二次污染、城市景观影响、无证车辆乱停、大量回收明令禁止的公共设施物资(电缆、钢筋、井盖)。就连河南人“拾荒部落”居住地的村委会也认为,拾荒者除了给他们村创造了经济收入以外,再无其他好处。村委会认为他们破坏了村里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卫生问题,大量的流动人口还加大了管理难度,本地村民也是怨声载道。直辖该地的城管部门更是头疼,明知道流动的板车全部都是无照经营的,但是如果板车主只是在小区门口停着,没有经营行为,城管就只能对其进行劝阻和告知,不能有其他处罚行为。只有在有经营行为的情况下,城管才能按照《无照经营取缔办法》扣他们的车,并处以罚款。但是,收废品的板车主一般都不会去城管处交罚款领回自己的车,因为那一车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

采访拾荒者生活现状的同学则更同情拾荒者。在讨论会上,我们强调自己的意见,从长远利益出发,政府方面还是很坚决地要取缔这些无照游商。讨论意见不统一时,指导老师让我们讲事实,让事实站出来说话,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性。应该说,每到这时我们确实是“弱势群体”,不仅是我们人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给另外两组同学一个信服的答案。因为就我们的采访所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既能使城市吸纳这些外来的移民,给予他们一个公民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教育的权利,又能比较好地解决废品收购群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问题得不到答案,指导老师让我们再采访专家,直到专家给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写作的选材才真正确定。专家的建议归结为16个字:“掌控前端,专业物流,规范分拣,厂商直挂。”据专家说,这个建议已经提交政府部门,目前正在讨论中。经由专家指点迷津后,我们的心也豁然开朗,好像是自己的一个大难题被解决掉一样,心里很轻松。于是,我们在讨论会上建议,稿件一方面展现不为人知的河南拾荒部落的真实生活,一方面写治理整顿。

两组稿件写完,整合和取舍又犯难了。总觉得自己辛苦采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都用上就太可惜了,所以最开始写稿的时候,只是单纯的信息的堆积,缺乏条理性和逻辑性,所以总撰稿一个劲儿地删我们写的这部分。经由老师指导,我们将资料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写,虽然有些采访的资料没有用上,但是主题突出了,统稿的人就不再删我们的稿了。

最后还要说的一点是,在写稿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细节,甚至是标点符号、错别字。有一次,我们在稿子里写道,“他教会我很多东西”,一不留神我把教书的“教”写成了交给的“交”,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全变了。

采写心得:

记者要跳到圈外,秉承一颗客观之心。以前写稿子常犯很幼稚的错误:“我认为”这三个字总是出现,现在想想,那是还没分清写作文和写新闻稿的区别。

当记者要学会提问

张勇

采访第一天,我被安排到大型垃圾站进行暗访,调查垃圾站的运营模式,以及是否有收违禁品,并对周围的环境有个初步地了解。

一路上,指导老师教了我不少东西。她让我从卡车司机那里多了解基本情况,学会从聊天中搜寻自己需要的信息。老师一再说,记者这行就是与人打交道、与人沟通,要用真诚的心去打动被访者,不能让人感到是在采访,要让他们感觉是在聊天,让被采者感到是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话,这样才能让采访顺利进行。

废品收购站是垃圾成堆的地方,也是蚊子和苍蝇的乐园。虽然我事先有所准备,专门带了一瓶花露水,但还是没能抵御蚊子的疯狂进攻,大群的蚊子轮番光顾,我的身上很快就起了许多大疙瘩。我忍着痒,一边和收购站的人聊天,一边帮他们干活。渐渐地,收购站的人对我没有了防备心理,同我聊得越来越投机。整个晚上下来,收获非常大。我了解到,一个废品收购站每天晚上8点后,差不多每5分钟就会进来一辆废品车。租一个摊位收废品一年有两万多收入,一个中型的废品集散地大约有120个摊位,这样算下来,一个“垃圾王”(土地租者)一年的收入很可观了。

虽然受了些罪,但我顺利地完成了采访任务,回来报告时我不免有些得意,指导老师也表扬了我。

由于我是河南人,有语言上的优势,再加上首战告捷,我又被派到河南信阳固始县去采访。不过,在固始县的采访却让我遭到了很大打击,很多缺点暴露无遗。如果说在北京的采访是事件采访,那在固始的采访就是真正的人物采访。人物采访的关键是挖掘故事,提问不必太多,要让被采访者进入状态,让他自己慢慢道来,而我却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对方一个问题还没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提下一个。本来我考虑的是不能冷场,不能让话语中断,那样感觉很尴尬。后来我才知道,人物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有思考的过程,不可能一气呵成把问题全答出来,要让他慢慢想,只有那样才能让对方畅所欲言,探寻到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故事。整个采访数我得到的故事最少,所以,在后期写作部分,没有细节和感人的故事提供给大家。

采访心得:

做记者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首先要学会提问,说话要让对方听起来很舒服,让对方乐意和你交谈,你的采访就完成了一大半。再者就是要懂得采访的技巧,比如事件采访要的是当事人的原话,要的是数据。人物采访则要问故事,问内心感受。

我体会了新闻稿背后的艰辛

谭丽玲

第一天采访真的很兴奋。指导老师前一天晚上就提醒我们,要穿最破的衣服,去除掉脸上的“学生”二字。我们都找到自己平时不穿的破衣服去见老师,老师笑着说:“还行!”我们这群学生记者就这样上路了。

沿着立水桥清河营村的一条小巷,经过坑坑洼洼的马路、散发着异味的臭水沟,我们来到一个貌似大厂房的院子,这就是约100来户河南人家居住的“拾荒部落”。

采访很顺利,居民们都很配合,老师就让我们自由发挥,大家七嘴八舌地围着采访对象提问,拍摄工作被我们搅得一团糟。看过录像我们才知道,这样七嘴八舌提问,采访对象茫然四顾,图像完全没法用,谈话也没有重点。指导老师见现场没法详解,只得亲自“上马”,让大家在旁边听。老师的提问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细腻而且集中,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采访对象说出了感人的故事。从她的提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老记者的“功力”。之后,我们学着老师的样子分头行动。

这一天很累,大家顶着烈日在艰苦的环境下采访,特别是摄像的同学还扛着机器,确实不容易。回来后,我们开了一个总结会,讨论当天的成果。接下来的两天,老师不带我们组了,她给我跟赵艳青师姐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第二天,我们来到安徽大厦旁的小区门口,找到我们的采访对象,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常年在小区收废品的句师傅。于是,我们就跟着句师傅,观察他的工作状况,可是句师傅似乎很不情愿我们对他进行采访。我们也觉得他不太符合我们的采访需求,于是,我们在对面街区又找到另一个师傅——李恩河(曾经见义勇为过的拾荒者)。取得他的信任之后,我们与他“聊家常”般地进行采访,这一次,我们成功地完成了采访任务。

另一个组要走进拾荒者的家乡河南固始县采访。在他们去河南采访期间,我们开始了初稿的写作。待他们采访归来,我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上,指导老师跟我们讲述了在河南采访的基本情况,让我们就河南提供的背景情况,再采访在北京的人物。我们选择了天气较好的一天,出发了。还是来到立水桥清河营村,在这里,我们对院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随后,我们还看望了几户采访过的人家。下午,我们又一次来到李恩河工作的地方进行拍摄。这样,李恩河和他在老家留守的儿子、母亲间的感人故事就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采访心得:

每一次从“垃圾村”、“垃圾场”回来,我都没有胃口吃饭,只想洗澡,恨不得把自己扒层皮才能把“垃圾味”彻底除去。几天的烈日暴晒,我们的皮肤都晒黑了,有的同学脸上、手臂上都脱了皮,腿也跑酸了。从这一次的调查性报道中,我们体验到了调查性记者的辛苦,明白了新闻稿背后的艰辛。

二、北京城市流动商贩调查

举一纲而万目张

指导老师 戚鸣

没有老师不提倡启发教学,但是,启发教学在时间上要求从容。发稿时间紧迫,学生能力又达不到时,老师难免犯“拔苗助长”的错误。要想真正做到启发教学,就需要一定的方法,一定的设计,做到举一纲而万目张。选题能采用,可行是关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记者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2006年采访选题是《北京“拾荒部落”调查》,2007年想延续调查性采访。确定这一思路后,便向学生征集选题。第一年带学生实习,选题的确定没有考虑与哪个媒体合作,只是想采写质量达到一定标准,媒体自然会用。岂不知,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吸取过去的教训,学生的选题请媒体确定后再行实施。

2007年我带着学生代表和学生的7个选题策划来到《人民日报》的子报《市场报》听取副总编费伟伟的意见。“选题做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深度。”费总编举了一个例子,他们曾想报道手机双向收费的问题,这个选题确定之后,记者去采访,怎么都无法接触到企业核心的财务情况,运用了许多关系和手段,都无法进入采访。这个选题只得放弃。

学生的7个选题策划应该说都较泛,不可能看到采访的关键环节怎么做,费总编的话中含有批评。我想,学生很难意识到这点,但我听了费总编的话却完全明白了媒体需要什么。我跟费总编说,学生连记者身份都没有,更难采访到官方机构,在深度采访的能力上,现在恐怕也达不到媒体要求。他们的真正优势在人多,报社一个重大选题也不过几个人做,但学生可以几十个人去做,广泛地收集资料,他们能做到的在广、在细,而不在深。因此,可以发挥他们的调查能力,挖掘细节的能力,有细节,故事生动也会有看点。费总编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给了一个命题:调查城市流动商贩。

指导体会:

学生的选题策划是很难达到媒体要求的,选题失败的教训是,学生不应该只从感兴趣或熟悉的领域考虑选题。但这点很难纠正,毕竟学生还没有走出“象牙塔”,接触社会少,很难抓住社会热点,更不可能有媒体超前的洞察力。这就要求老师在选题确定之初,与学生一起走访媒体,捕捉媒体需求。还要善于找寻学生能力与媒体需求间的接口,让媒体清楚学生能给他们做出怎样的东西。

学生记者团毕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队员大多数是在校的二年级学生,采访经验、社会经验都不足,必须为他们这个群体“量体裁衣”。媒体稿件要求有高低,版面风格也不同,只要“量体裁衣”,学生的稿件会有合适的版面刊登,就看老师能不能向媒体讲清楚,让媒体掌握学生的能力和老师指导的能力。“群猎”式采访,限时是关键

学生记者团采访好比“打狼”,人多力量大。这便于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训练,扩大学生记者团的规模。不过,“群猎”式采访,组织工作很重要,否则打乱仗,在时间上还互相牵制,一人采访滞后,其他人都得等待,那样就失去了集体采访的优势。只要是采访都是一种限时的采集资料活动。老师如何把握时间,有效控制局面?集中开碰头会是个好办法。

第一次碰头会就要给学生规定任务与时间要求。别以为调查不是采访,忽略时间要求,学生就会把采访当“郊游”,闲散贯了,越往后越失控。这点老师头脑要清楚。城管执法与流动商贩问题既然媒体领导提到议事日程,那就说明对该问题的调查工作不止一家媒体感兴趣。如果采访不抓紧,其他媒体抢先发表同一选题,你的稿件有可能被删减。更糟糕的是,如果媒体报道频繁,有关部门可能出台治理整顿政策,政策一旦出台,媒体的任务就转为对政策贯彻落实的报道。而你还在做问题调查,不是废纸一张?学生稿件刊登不了是老师工作最大的压力,这意味着所有的时间和资金投入没有成果回报。作为学校的科研立项,这种后果几乎是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我在接到这一指导任务时,精神就高度紧张了,只要是在媒体上看到哪家有这方面的报道,就会无形中给自己加压。有一阵子,北京的几家都市报接连不断地出现类似内容的事件报道,我紧张得失眠,总预感会出台治理整顿政策,也是自己吓唬自己吧。

老师的这种紧张怎么能让学生明白?没有做过记者的学生是很难对时间有深刻感觉的。尽管我也是一再灌输学生训练要有时间的紧迫感,但限时与不限时对于采访者来说,难易程度的差别太大了。限时就意味着不允许他们出错,或将错误降至最低,对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来说,很难做到。另外,限时要求采访者有较好的统筹能力,而学生在统筹能力方面往往是最欠缺的。怎么克服这一难题?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听学生的碰头会,在碰头会上纠偏。

学生每天定在晚上10点集中开碰头会,所以,每晚10点我要赶往学校。会上,他们将一天的采访情况汇总,这是老师调整学生第二天采访工作的最佳时机,也是掌握学生采访进度的最佳时机。比如,第一天学生出去采访,不跟着一个流动商贩走,而是到处找人聊,虽然汇总上来不少信息,但对深入调查来说,都只是在寻找新闻线索阶段,而不是真正进入采访。如果第二天还这么采,就是重复劳动,没有意义,必须调整学生的采访思路,让他们根据所掌握的线索,进入追踪采访。有的学生第一天采访连采访对象的名字都不问,更别说住址了,要追踪采访根本不可能,所以等于失败。他们就要求第二天再重新来过,我是不允许的。限时采访就是要学生不做无效劳动,如果非做不可,你要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补上。第二天的采访我要求学生必须采访到个体,而且这个个体要有代表性。

要求一提出,学生们选择了固定的摊点去采访,选择了跟着流动商贩的摊子走,选择了商贩的住宅地去采访。这实际上已经推着学生往前走了,让学生的采访进入面对面访谈。

第二天的碰头会上学生谈出许多故事,大家谈得高兴,决定第三天再继续这样采访,找更多的人,收集更多的故事。这种想法就错了,因为这又是在重复劳动。收集流动商贩再多心酸故事,都只是报道中的一个方面,是雷同的个案。要想使工作不重复,必须提出新的采访方向。听了学生的情况汇报,我要求学生进行更深入的采访,那就是抓住城管执法与流动商贩的矛盾。再现双方的交锋才是这一报道最大的采访任务。“在过街天桥上守株待兔”;“打热线电话等待执法人员来”;“跟着流动商贩出车”……学生们开动脑筋想出许多办法来。

指导体会:

学生采访热情很高,但他们很难在采访的时候就明白自己要什么。老师要的是文章,所以很清楚文章中应该写什么。老师用“倒推”的思路向学生提要求,这就是指导学生采访的要点。获取细节,启发是关键

小贩与城管玩“捉迷藏”是最难采的细节。一开始,学生在“扫街”过程中发现过城管追小贩的“剧情”。但在那种情况下,别说采访,连拍张达到刊登水平的照片都做不到。学生错失良机当然很沮丧,如果老师同情他们,直接教他们一些采访技巧,那就有失训练的目的。只有启发他们自己想主意,才能达到训练学生的目的。于是,我举了一个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的例子,让他们广开思路。这些年,学生脖子上带个MP3是很平常的事,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的同学们就利用mp3作录音机进行偷录。听到我举的例子,学生们思路大开,想了好多好主意。第二天不仅每人脖子上挂了MP3,女生还挂了带摄像头的手机。每组有每组的采访高招,采访效果顿时高了很多。比如,一个组在公主坟过街天桥商贩集中的地方埋伏好,然后让一位同学拨打城管热线电话,等城管来了从容地拍摄执法过程。采访海淀分队的那个组更是争取到蹬上城管执法车的特权,跟车进行采访是车追人,采访执法经过当然不再手忙脚乱。

经济新闻报道中,数字不仅是证据,也是最生动的细节。我要求学生每天的采访一定要得到一些数据。听到我的话,做过实证研究的同学立即提出搞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民意,我没有同意。问卷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发放问卷,这在时间和资金上都不允许,再则,民意调查在此篇报道中只占很小部分文字,用大量时间搞问卷本末倒置。看来学生们还不太习惯用采访。为了不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我让他们把问卷方法缩小,选择社区网站贴帖子,用统计跟帖的方法获取意见,比如统计居民赞成流动商贩进社区,还是反对流动商贩进社区等问题。另一方面,启发学生用视觉采访、访问、暗访等方面采到数字和数字背后的故事。一天,一位学生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卖水果的小贩这么多是因为利大,利大的原因是“短斤少两”。我问她怎么证明?只是听说不能写稿,没有证据,报道出去要负法津责任,“去想办法”。第二天,她拎着一袋苹果来见我。“老师这是我买小贩的苹果,在公平秤上一秤,每斤少二两。”“采访还不行,再想。”苹果不吃,我搁下这句话又走了。第三天,这位同学又来找我:“老师,我今天清早四点就起来了,到大钟寺批发市场找到卖秤的小贩,卖秤的小贩问我要买几两秤?他还告诉我,小贩用的秤有八两的,还有六两的,六两秤是晚上用,八两秤是白天用。你看我今天采的是不是到位了。”我笑着点了头。“这就是数据背后的故事,有了这样的故事,写经济类的报道才不枯燥,数据才形象,才生动,才真实。”

指导体会:

采访需要积累经验,经验的积累要让学生自己完成。我们带学生实践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享受经验积累过程中的乐趣。时间再紧迫也不可剥夺学生思考的权力,否则达不到训练的目的。

让一个故事从本质上变得有趣

指导老师 戚鸣

北京流动商贩采访进行一半时,组里推举出一位学生做总撰稿。由于缺乏明确的主题,总撰稿每天都要问指导老师同样的问题:“稿子怎么写啊?”十几人的采访队伍,收集到那么多的素材,让学生取舍都难,更别说架构几个版面的文章了,学生手足无措是必然的。“不要有压力,你先静下心想,会有办法的。”我这样安慰学生,心里本不准备把结构文章这种事全交给学生完成。用争辩碰撞主题

多人写作,文章主题必须先出,这样大家的写作才有轴心。可是,“群猎”式采访虽好,写作却有缺陷,如盲人摸象,只能描述自己感受到的部分。在研究稿件写作的会场上,我先让每组成员拿出自己的写作主题,大家讨论,这下立刻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之后,针锋相对的各方干脆争吵起来。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因为写作与采访不同,采访愿意合作,人多好商量,写作则相当自我,达不成一致意见。心不甘情不愿是写不出动情文字的,所以,必须按学生都认可的主题写,大家才能写好。

争吵很激烈,我在旁边“隔岸观火”,吵到最后我发现,意见分歧开始集中,最终集中在一点上。采访流动商贩的几个小组由于掌握商贩的故事多,所以想从同情他们的角度入手;采访城管的小组原先带着城管暴力执法的成见去采访,却发现其实城管现在已经改为“柔性执法”,并且还经常受商贩的气,就想以宣传城管事迹为主题写。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强相争胶着之时,他们想起老师。当学生都转过头来请我做“裁判”时,才到了我该说话的时候。

写作文章哪有定规?这个“裁判”我万不能当。武断地判出胜方,就意味着挫败一方人员的士气,一半人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写作,这文章不枯燥才怪呢。想到这,我决定让他们继续辩,不过,这回是我出命题辩。“你们每组给大家讲故事,看谁的故事能说服大家,就确定从那个故事写起。”听到老师的话,他们开始讲故事,当然会讲他们自己认为最生动的故事以打败对手。

讲故事的结果是“柔性执法”最生动。一个同学把她看到的这样一个场景讲给大家:“城管来到一个摆水果摊的小贩面前让他收摊,小贩理都不理,照样切西瓜,把切好的瓜放到秤上不说,还慢腾腾地收钱,收完钱小贩还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直到城管把警告单递到了小贩面前,他才正眼看城管,还问:啥事?”这个故事讲完,大家都认可,因为采访小贩那组的同学也采到了这类故事,小贩曾经得意地告诉记者,“八年抗战终于打败城管”。小贩对城管执法态度的转变证明了采访城管小组同学的观点正确,大家也认可这是新情况,是我们的采访与前人不同的发现。用故事引出数据

争辩碰撞出主题,写作可以开始了。

真要进行写作,大家的问题又来了。素材一大堆,从哪下笔?主题毕竟是一个大论点,放射出什么分论点?分论点又用什么方式再论证中心论点?如何安排故事,让故事持续有趣?学生们脑袋里搅成糨糊,10个人又七嘴八舌起来。到此,开会时间却不可以再继续了,因为时间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再讨论下去,人会产生疲劳。我便打住学生的吵闹,开始分配工作。“围绕主题每个组写三个故事,故事可平行、递进、对比。故事概括一个数据,从数据比较中提炼出一个观点。观点用做小标题,标题要用形象比喻。大家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写初稿。两天后交稿。散会。

会后我找总撰稿第一次个别谈话。“你现在明白怎么写了吗?”我问他。“还不明白。”他老实地回答。如果你指导大二的学生做调查报道,你就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他们虽然上了采、写、编三门业务课,但依旧没有能力结构万字以上的文章。引导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块头的文章切成两千字以内的豆腐块,在学生力所能及的小结构中做文章,在小文章中做到极致,最大限度写细、写深。“刚才要每个组精选三个故事,是写文章的故事。经济报道数据是细节,概括数据就是写出故事的细节。细节往往是人物的直接引语,是事物反映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提炼出来做小标题。观点是抽象的,数据也是抽象的,都市报是卖给普通市民看的,要想让普通人愿意看,观点要用形象比喻。如果我说的话倒推,是不是在写文章的小标题、故事、主题?大家都这样写,每组写下来不是全文的各个部分吗?”“老师,这下我明白了,咱们在写一个章回体,各章中有故事、有细节、有观点、有标题,老师再统一要求,各章节的风格就会一致,质量也会趋同。”到此,总撰稿的工作不言自明,老师不用操心,他会严把质量关,各章节的质量就有了保障。用比喻揭示观点

初稿明确化、细致化、深入化是写作的基石。但是,五个手指不一般齐,学生的写作能力也有高低。这种高低如果采用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在最矮处找平,那老师的改稿量会大大增加,无形中也会拖时间后腿。教学中我们发现,80后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写作训练其实都很扎实,高考范文阅读很多,反复练习使他们大多成为写故事的高手。他们在写新闻稿上的差异往往是理解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只要指导老师选择一篇接近达标的范文仔细修改,发给大家,第二稿肯定会有80%以上的文章达标,学生的模仿能力好得超出老师的预期。与其改80%,不如改一篇。

我选了学生写得最好的一篇修改了。这部分的标题是:一车一秤走京城。观点为:古有侠士,一箫一剑闯江湖,今有小贩,一车一秤走京城。数据是:记者调查得知,一辆二手三轮车150元,一只秤20元,固定成本仅170元左右。假如打算卖哈密瓜,每天进货100斤,一斤哈密瓜进价6毛,总计成本就230元。成本如此低廉,难怪小商贩遍布大街小巷。这样的稿件完全达到我的要求。三个故事也较生动,修改不过是文字的细化,以及故事过渡中怎么制造悬念的问题。老师修改也不费时。

将改好的稿件发给大家后,我几乎没再修改任何一组的稿子。总撰稿就代替了我的工作。听说他不仅把各组质量关,还又组织了三个人统稿,做标题,每天招集大家开会改稿,直到大家改到看见计算机就想吐的程度才交稿。说真的,他们交上来的成稿我仅改了四个小时,没作大的改动,几乎全是他们自己的创作。

指导体会:

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是痛苦的产物,但这种痛苦要让学生自己感受,那样他们才会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对他们的成果无限自豪。这应该是一个幕后工作者最好的设计。

为了上演执法“剧情”我们绞尽脑汁

——选题价值及可行性分析记者团团长 白玲

城管抓小贩的话题,从来不绝于耳。在北京这个人口众多、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大的城市,城管人员和小商贩之间的矛盾更是突出。2008奥运年即将到来,城市形象构建成为北京当务之急。目前城市管理的症结究竟在哪?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学生记者团决定全面收集北京市海淀区流动商贩的经营方式和生活状态的资料,追踪城管人员执法过程中的问题。选题确定

由于此次学生记者团报名人数多,但实际岗位较少,我们采取了选题入围评选的方式招收学生记者团成员,择优录取。首先,每个同学都要自己想选题,并写出采访策划和采访提纲。采访选题的评定标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定位

学生记者团此次采写的作品要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子报《市场报》上。《市场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张经济类报纸。“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商情商机”是《市场报》的办报宗旨。当得知学生记者团作品的刊登媒体后,同学们研究了媒体的特点,开始做选题策划。最后集中上来的选题有十个,大多是学生们较熟悉的领域,像打工子弟就学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带着这些选题,老师和学生代表去了媒体,请《市场报》副总编费伟伟老师选择。“这些选题虽好,但《市场报》毕竟是一家指向市场的报纸,选题更贴近市场,像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选题更贴近公益。”费伟伟老师并未看好学生的选题,最后他给了一个命题:调查城市流动商贩。

选题确定的失败教训:选题不仅要符合《市场报》的受众群体,还要发挥学生记者团的优势。也就是说,选题不应该只从自己感兴趣或熟悉的领域考虑。另外,在媒体人眼中,学生采访的优势在于能有人力进行广泛的调查。

2.角度选择

城管执法与流动商贩问题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北京也不例外。城管埋怨小贩乱摆摊,破坏了城市的卫生环境;小贩指责城管粗暴执法,还打人,破坏了城市文明。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也是对有关部门自身管理素质、管理水平的挑战和考验,更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流动商贩的生计问题也是个民生问题。关注民生、关怀弱势正是这几年党和政府强调的重点。

在此之前,对于城管与流动商贩问题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只是就事论事,少有全面、深入的调查报道。学生记者团接到选题后开会研究,大家分析了上述可选择的采访角度,并决定主题围绕人文关怀来做,以期推动政府治理工作尽快步入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之道。

角度选择经验:不怕吵架,在热烈的争吵中使大家的思路趋向一致。

3.自我能力分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暑期学生记者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2006年已成功完成了《北京“拾荒部落”调查》的专题性采访报道。城市流动商贩是“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调查的延续,前期师兄、师姐的采写经历给了新一届记者团成员经验,也奠定了记者团日后的报道风格。

因为上一届暑期记者团曾赴河南固始实地采访,所以,采访范围究竟是锁定在北京,还是扩大范围,也是记者团一直在犹豫的事情。考虑到此次记者团人员比较多,而经费比较紧张,若是京外采访,路费就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加之时间紧,(采访时间只有两周)权衡之下,决定还是将采访范围限定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届时北京将受到世界各地的瞩目,城市形象至关重要。对于市容整治,政府想必有自己的整顿措施,面对“难缠”的流动商贩大军,政府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出台,广大市民也都关心。所以,选择北京很有代表性。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劣势。记者团毕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队员大多数为在校的二年级学生,采访经验、社会经验都不足,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自我能力分析结果:完全有能力采写这个报道,就在北京限时、限地采访。当然,工作强度大,有时需要深入虎穴,所以,男女生搭配结伴同行。采前准备

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两年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关的采访报道比比皆是。怎么样才能做出新意,而且最大限度地体现记者团的优势,成了此次采前准备会上大家讨论最多的内容。

我们搜集了近几年来的相关报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总结,发现许多报道都是一面之词。它们要么偏向城管一方,称商贩是城市中的“走鬼”,破坏了城市的环境,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要么极度同情商贩,说城管是“土匪”、“城霸”。不管哪方都是只报一面,报道严重失衡。当然,这也和一定的客观条件有关,记者多是在有事发生后,针对事件本身进行报道,截稿的压力、时间的限制都不允许记者进行更深入翔实的调查。我们学生记者团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给城管、商贩各自一个说话平台。

首先,分工合作。采访小组共有十人,大家先分成两组,一组负责采访城管,另一组负责采访流动商贩。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坐地协调,同时联系预约专家学者的采访,请专家探寻适合北京城的发展之道,请驻外官员和学者介绍国外经验,参考国内外城市管理的方法来提建议。思考流动商贩的管理问题,应该是专家学者的事,我们只为他们提供案例。

其次,人多力量大。流动商贩群体庞大,要深入挖掘比较困难,这也是以前的报道中欠缺的地方。学生记者团此时便可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先“广撒网”后“取典型”:先从身边的一些商贩采访入手,然后逐渐聚集到几个问题点上,再以点为轴,进行深入挖掘。在节省时间的前提下兼顾全面和深入挖掘。

流动商贩是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对其采访更是具有随机性。今天的采访对象也许明天就再也找不到人了,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学有较强的采访能力,第一次采访就取得对方的信任,最好第一次采访就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以便日后进行深入采访。之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学是很有采访技巧的。

第三,学生的身份为采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生通常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容易接近被采访者。尤其是在采访商贩时,能够让被采访者放下心理戒备,利于下一步的深入采访。

第四,地理、交通条件也不容忽视。我们身处海淀区西三环,这里交通便利,以学校为圆周半径采访当然是最省事的。可是,海淀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要同学们准确地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也算海底捞针了。另外,商贩大多晚上才出门做生意,这也是采访中比较棘手的问题。经过商量,大家的工作时间定为下午三点外出,采取“扫街”的方式,晚上十点全体人员回校碰头。较大的几个商贩聚集地几乎天天都转一遍,同学们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崔英杰案中的志强分队也在海淀区,为负责采访城管一组的同学提供了很好的采访对象。2006年8月11日,崔英杰、李志强案轰动全国,《南方周末》、凤凰卫视都曾对此做过详尽的报道。适逢一周年,用城管宋成栋的话说“志强的一周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那城管和小贩的“剧情”又将怎么采呢?要想反映城管执法中是否存在问题,必须赶巧看到城管对小贩执法的“剧情”。这是采访最大难点,“扫街”哪能赶得那么巧。经过联系,海淀区志强分队同意我们小记者跟随城管执法车进行采访,这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今天一锄 明天一锄 天天锄 天天记

——流动商贩组计划变更及工作日程表

21号,我们全面出动。每两个同学一组,3个小贩组分散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觅小贩的踪影。夜晚10点,办公室10人争锋相对。城管组倾向城管:“他们也不容易啊,不少小贩还暴力抗法!”小贩组同情小贩:“城管太狠了,一来就踢他们的摊子。”在新闻客观性上,我们通通战败。

夜晚12点,我们重新整理已经收集的资料,在保证新闻源的公正、客观性后,我们带着城管的抱怨和小贩的诉苦,调整采访问题,重新进行求证。

28号,长达20小时的采访录音交给坐地协调员整理,前方记者为期一周的采访结束。随后重新分组:法律专家采访组、国外官员学者采访组、统稿组,其余人员开始写稿。

29号,协调员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采访资料整理要点;统稿组将文章初步架构拿给大家讨论。老师在听取上述情况后,帮助我们调整了写作大纲,对每个章节提出写作要求,并将写作内容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头上。

30号,每两人为一组,开始按商量好的内容写稿、改稿、交稿。统稿人员对每组同学的来稿进行字斟句酌的修改、做标题。历时一周,写稿大功告成。

8月3号,稿件交老师修改。

8月4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8月13日,《市场报》头版出现了这篇文章的导读。我们的成果《聚焦北京流动商贩》一文刊在本期的3-5版。以下是关于我们整个采访、写作活动的日程安排。

流动商贩组共10人在7月21日至8月4日历时14天共经历了四次分组。

第一阶段(7月21日——7月26日)分为两个组:商贩组和城管组

第二阶段(7月27日——7月29日)分为三个组:商贩组、城管组、专家组

第三阶段(7月30日——8月1日)分为五个组:商贩组、城管组、国内专家组、国外专家组、统稿组

第四阶段(8月2日——8月4日)所有人归为一组。专家组、国外组、城管组与商贩组的文章整体协调修改,制定整篇文章的标题、编者按、个别文章的导语及其照片搭配。8月4日下午将整篇文章发至报社。各组计划变更表

商贩组:

在采访计划中,我们首先确定了“广撒网、取重点”的工作思路。以学校为原点,试图在各个区域的不同地点获得更全面的城管管理、小贩经营的现状。在采访小贩后,了解到很多城管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安全保障有隐患,老师让我们放弃了原有的一些计划。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视情况不断调整思路。比如,原本打算在三天广撒网后跟踪一位商贩,因为客观原因放弃;原打算将文章写成一个小贩和一个城管的一天,因所采内容的限制,最终放弃。

三个小组的计划变更表如下:

1.王俊锋 林洁续表

采写回顾:我们组在采访过程中重点集中在个别流动商贩身上,并且取得了许多一手资料。比如,7月22日采访的河南籍中年妇女,她就曾被城管打伤,在采访时胳膊上还有青紫的淤血。后来从小龙身上,我们了解到小贩整个进货渠道以及应对城管的技巧招数,并得知小贩内部也如同一般的非政府组织一样,有领头人、次要领头者、跟班等,他们会定期聚餐,互相交换信息,并且交流自己和城管斗智斗勇的心得,甚至和哪个城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等。从他们手中,我们得到了关于流动商贩更加真实、更有深度的资料。原本打算对小龙进行跟踪暗访,由记者乔装成小贩追踪报道两天的计划被突然的整体换方向改变,最终这条线断了。在后期的稿件整理中,这部分内容被拆散归入了“一车一秤走京城”中,未能获得更加轰动的效果,关于小贩自治的采访计划也胎死腹中。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在前期时间规划上抓得不紧,这是一个失误,后期写稿时间紧张,不得不放弃重要采访。

2.卢世军 陈然续表

采写回顾:第二组的方向主要是收集城管执法中的问题。捕捉城管执法过程是关键。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仅仅听商贩一面之词不利于对商贩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我们进入商贩聚集地后,通过不同的公用电话拨打城管热线,看他们是否前往执法,对其管理进行监督。如果城管人员果然赶往我们举报的地点,我们就追踪拍摄城管是否有暴力执法场面,这也算是暗访吧。我组通过暗访掌握了城管对群众热线反应慢等问题,后期做了很直接的报道,并对海淀区周围的城管执法情况有了整体的印象。

3.张文 蒋琳

采写回顾:我组着重采访周边住宅小区流动商贩和有固定摊续表位的商贩,找出他们之间存在的异同及市民的态度。采访发现:固定商贩预流动化,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摊位费、管理费的支出,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此外,流动小贩带来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问题使许多市民怨声载道;同时,很多市民觉得小贩挺好,便利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早餐服务。我组还发现,协管是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稻草人”、“空镜子”。协管大多是下岗人员,都是雇佣来的临时工,工资低、没有保障,小贩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协管的尴尬处境也应引起重视。然而在文章中,为了美观与统一,最终将城管与协管放在了一起,这和我们的采写初衷不相符。

城管组:

本小组由白玲、童丽娟、王丛丛组成,主要负责城管一方的采访工作。因为所采对象的唯一性、官方性等特点,与商贩组相比,采访提纲的要求更高一些。但提纲是建立在商贩组所提供的事实之上,两组互补有无,共同完成了此次采访。

采写回顾:我组在一周内分别对紫竹院分队、海淀分队、海淀监察大队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采访。采访中以商贩组了解到的事实为依据制订采访计划,使得采访目的逐渐明确化、细致化、深入化。原计划是以城管暴力执法为重点,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城管自从“柔性执法”以来,暴力少了,尴尬却多了,采访的重点由此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采访中两次跟随城管执法,其中跟随海淀分队执法为记者团采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专题报道《聚焦北京流动商贩》便以此次采访拍摄的内容《城管柔性执法遭遇尴尬》为开头,从而确定了整个文章的主题。

尤其感谢海淀分队指导员宋成栋和海淀监察大队科长苑秀国。他们不但积极配合记者团的采访,还为记者团提供跟随城管执法的机会。遗憾之处在于:由于手续复杂、时间紧迫没有采访到更高层的领导,使文章的权威性略显单薄。续表专家组(王丛丛):

采写回顾:专家采访的写作难度不大,难的是找到合适的专家,并且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如果不尽快找到采访对象有可能会拖大家的后腿。专家采访历时四天,大部分时间用于确定和预约专家。原计划采访三位专家,分别涉及社会学、法律和工商管理领域。

原定通过社科院寻找对流动商贩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但各项研究对这一领域少有涉及,想要找到这样一位专家并不容易。于是,王丛丛将采访方向转向社会学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在网上发现人大的周孝正教授曾就流动商贩问题接受过采访,辗转从同学手中获得周教授的手机号码,没想到一约就成功。原定采访的法律专家是我系的周泽老师,临采访时,周老师却远赴贵州,难以取得联系,不得不更换采访对象。因为研究方向不一致,原定的采访问题也要变更,由商贩的生存权问题转为城管的法律地位。因资源有限,工商管理领域的专家实在无法找到合适的。电话询问工商、税收部门,皆因对流动商贩的税收漏洞尚无解决办法,而不愿意接受采访,截稿日期临近,这一采访计划被迫搁浅。采访,使三篇专家访谈形成一个体系。

国外组(王娜):

采写回顾:结束流动商贩、城管方面的文字统稿、编辑工作

专家采访一般以三位为宜,报社又追加一篇对行政学专家的后,进入写作周。王娜接到了采访国外友人或久居外国的华人、了解他国流动商贩的任务。该采访的写作难度不大,难的是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并且要作大量的案头工作。采访历时四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联系被访者。原计划主要通过网络搜寻相关资料,后发现网上都是人云亦云没有比较新的观点,转向自己采访写作。

初期采访了驻拉美18年的首席记者和驻瑞士的参赞,两人提供的信息比较全面,但在深度上仍然不具有说服力和震撼性,所提的意见虽然有建设性,但也不足以独立成文,因此确定了广撒网的方向。进而通过北外留学生及其外教等人,探询外国人眼中流动商贩的状况,发现外国也存在流动商贩,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多,也没有这么怕城管。同时,他们提到蛮喜欢流动商贩的,但并不一定会买他们的东西。

因资源有限,在深度和力度都无法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不能采访同一国家多人的要求,因此只能继续增加被访者和国家的数量。开始转向网络采访,增加信息丰富性。最终分三部分,以瑞士、拉美为主,其他几国并列的构架完成了整篇关于“国外流动商贩掠影”的报道。

理性与情感一直在艰难博弈

蒋琳

繁忙的车流中,我们注意到北京流动商贩发出的声音,于是,记者团采访选题锁定在他们身上。但仅此而已,究竟想报道什么,采什么,怎么采……除了一个庞大的话题和一份高涨的热情,皆无头绪。迷惑

第一天按“朝九晚五”的时间表,我们走出校门去采访。从早晨八点开始沿街走,到正午时分,没遇到几个流动商贩。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汗水顺着我们的脸颊往下淌,衣服也早已渗透。当时有种很崇高的感觉,大家还相互鼓励说:“做记者就要吃得起苦。”

走了一天,我们才发现,在北京的盛夏,流动商贩的活动时间是“夏时制”,他们晚出晚归,城管下班的时间才是他们多数人开工的时间。“大中午的,哪有几个人出来逛,我们摆摊也白摆……”晚上,卖水果大叔一句话点醒我。我觉得自己真是白学了经济学,什么基本的“供求问题”、“机会成本”等等,全忘在了脑后。做记者不是只有热情不怕吃苦就能行,做事情不用脑子只能是事倍功半。

一直以为无论到哪里去,只要一亮出记者的牌子,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真正出去采访才知道亮出“无冕之王”其实没那么灵。愿意说话的流动商贩一听是记者,马上就开始诉苦,“我们不容易啊,天天被城管追着跑,还赚不了几个钱……”对实质性问题则避而不谈;不愿说话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面对问题是无可奉告,说“不知道”,态度不好的就干脆不理不睬,他们那脸上分明还写着“再问就揍你!”。随城管车采访的那组同学也没比我们“扫街”这组强到哪儿,通常是被塞到最后一辆执法车里,还没等他们看到前面车的执法过程,车已经开走了。想要深度采访真是困难重重。

最初两天开碰头会,大家带回的信息量很大,内容也很丰富,但真正仔细分类却发现内容雷同,能用的素材极度缩水。采访城管的同学收集到的素材集中在城管认为自己其实很辛苦;采访小贩的同学收集到的素材集中在流动商贩的艰辛与不幸。会上,两组同学立场分歧严重,大家在谁对谁错上争论不休,争论中甚至吵起来。见大家陷入矛盾,指导老师提醒大家,“你们是记者,记者的职责是放弃情感,记录真实”。“真实”从哪里去找呢?听了老师的话,我们又开始讨论。将采集到的大量信息都写进报道是不现实的,必须找出有故事的信息。“故事产生于两组采访的交汇处”,老师听了我们的争论,让我们集中在采访执法场面,将报道故事的核定在城管与小贩打游击上。对于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博弈,人们已经不再陌生,要想出新出彩,只能在深度上做文章。以前觉得对流动商贩很熟悉,真正要写稿才发现,我们前期的采访仅浮于表面。像我们组最初发现的“很多流动商贩不愿意进入正规市场”等问题,在新的主题确定后,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于故事核来讲,这些流动商贩本身的问题只是文章的背景资料。

整个采访一直在修整中前行,虽然对采访而言计划很重要,但我在现实操作中发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害怕

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出道的记者一旦发现有新闻价值的场面,便浑身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往前冲,真是无畏无惧。

那天晚上我们走到家乐福方圆店门口,看见卖铁板烧的小摊生意火暴,又联想起白天得到的“一串铁板烧能挣将近一元”的线索,我顿时两眼放光:“大叔的生意挺好啊?”我挑了两串鸡排,递给小贩,并趁机套他的话。“还行!”他冷冷地甩过来一句,边翻鸡排,边抬头四下张望。“这很赚钱吧?”注意到他不时地张望,我忍不住问:“是怕城管吗?”他将头转向我,狠狠地瞪我一眼。忽然闪光灯亮了一下,小贩迅速将目光射向我的搭档张文。“干什么的?”小贩盯着张文手里的相机,身体也做好了冲过去的准备。“噢……老板,他是我同学,我们一起过来的,没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个照而已。”我急忙解释。老板不信任地又瞪我一眼,不过还是退了回去,往我要的鸡排上用力地甩上一把辣椒,硬塞到我的手里,“没事儿别在这瞎照,赶紧走!”“不好意思哈!”我抽身疾走两步,怕被小贩追过来挨顿揍。当时他的脸紧绷着,让人觉得随时都有冲过来的可能。

还有一次,我和张文为了了解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真实情况,在一个早市暗访了一上午。虽然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直到早市逐渐散去,我们也没见到城管,只能顺便采访一下做卫生工作的大爷,通过他了解城管的执法情况。原本也想暗访,但是那位大爷对流动商贩乱扔垃圾加重其工作负担的行为感到异常气愤,声音放大数倍,还拉着我们去看垃圾区:“你们一定要好好曝光一下。”此言一出,我们被还没有走的流动商贩呼啦一下子包围起来,有三十多人,把我们围在了最中间,而且圈子越围越紧,已经有咒骂大爷的声音了。“我们受托于《人民日报》子报,来调查一下城管是否存在暴力执法的问题。”情急之下我只能搬出《人民日报》做挡箭牌了。“啊,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可得好好报一下,如果没这些流动小贩,我们这块儿的居民生活很不方便啊……”这时人群中插入了一位市民为商贩鸣不平,紧张的气氛才得以缓和。流动商贩开始讲城管执法问题,小贩的生活多么不容易,这些话题让流动商贩渐渐散去,危机终于解除。但远远的,我还是能听见有人说:“我就说这两个人不对劲,买那么点东西逛了五六个小时!下次再有人问你话,你别什么都说……”

水泄不通的人群散去后,我和张文瘫坐在地上长舒一口气:“好险啊”!做记者不仅要有热情,智慧更是不可或缺。当然,只有冷静地应对才能化险为夷,顺利完成采访。矛盾

乱了,全乱了。自打记者团正式开工,我的生活就开始乱了,一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物钟,持续几天按美国时间生活。好不容易习惯了晚睡,晚起,忽然有一天又要大清早出工。一路迷迷糊糊,来到麦钟桥早市。因为今天是暗访,所以我和搭档张文同学分头行动,他找了个卖菜的摊子旁坐下;而我则穿梭在早市中寻找“猎物”。“桃嘞,新鲜便宜的大桃,三斤五块啊。”一个小贩高调的叫卖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头不高,人却很结实,圆圆的脸,两颊微红,给人一种亲切质朴的感觉。目标锁定,开始行动,我冲远处的张文打个手势,他点头表示明白。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很像地下党在对暗号。

我先按下MP3的录音键,然后走上前去,一边装做仔细选桃,一边故作同情地说:“唉,这生意不好做吧?一天到晚起早贪黑的。”最近刚学的一招儿——“搭讪法”,立即派上用场。这招儿还真灵,果然打开了小贩的话匣子。我边附和着他的“哭述”,边不经意地套话:“您是哪儿的人啊?”“太巧了,我有个室友就是你们那儿的人。”“您还做过其他工作吧?”“我家有个亲戚就是干这个的,听说可累了,还赚不到多少钱。”为了拉关系,套他的话,究竟说了多少谎话我自己都记不清了。问完想问的,买了五块钱的桃子,我赶紧跑。还不到8点,可我吓得浑身的汗将衣服都浸透了。

平静了一下,我又继续在早市中寻找下一个目标。当我第五次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冲我笑着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都看你来来回回好几趟了。”“我是来做家教的,还没到点呢。”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说谎话竟然能脱口而出。不过,我真的不敢再在那里转下去了,怕引起他的怀疑,身份被识破。我注意尽量远离他的摊位活动。

半个多小时后,整个早市沸腾了,水果车、菜筐在我的眼前乱晃。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切又归于平静。也不知道谁说城管来了,人们乱成一团,知道是虚惊,刚刚的“逃命”族又折回来了。“吃个桃子吧?”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卖桃小贩又来到我的身边。他居然还从车上挑了一个大桃子削好皮,请我吃。接过桃子,我备受煎熬,我们又聊了很久。不过,这次聊天我始终在集中精力对付他的坦诚,怕被他知道我一直在骗他。我甚至在心里骂了自己无数次,从来没那样恨自己,再聊下去我一定泪洒当街。精神崩溃的前一刻,我选择了逃跑。不过,我的戏还算演得善始善终,最后时刻居然能故作着急地说:“天啊,我要迟到了,谢谢你的桃子啊!”

这次我是真的逃了,一口气跑到河对岸,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藏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张文告诉我那个卖桃人已经走了我才敢出来。作为一个记者,我自认为对他的采访是成功的,足以完成任务。但作为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羞愧。

下午,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学校,习惯性地到超市称一下从流动商贩处买回来的东西。五个桃子三斤花了五元。结果在公平秤上一称,实际重量是二斤四两。“加上他请你吃的那个桃子还不一定够秤呢,你也可以心安了吧?”张文安慰我说。“我想心安,可是很难。”这一天,我的理性与情感一直在进行艰难的博弈。有人说,记者就应该无情。也有人说,要做记者,首先要做人。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我在采访实践中一直在寻找平衡,在道德和理性之间挣扎。

采访体会:

记者团的工作虽然短暂,但大家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场面永远令我难忘。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我经历了一次洗礼,原本平静的一切,在震荡后难以归于平静。虽然一直很难把握记者职责和道德准则间的平衡,但我还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记录者!采访和写作方面也感触良多。我原本做事情单纯,而且仅凭热情,这次经历后才真正明白,只有冷静认真地思考,才能真正完成采访任务。

歪打正着立奇功

陈然

为期两周的记者团活动匆匆而过,第一次走上街头,遍访小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实践学到了课堂上没有讲授的东西,包括怎样找到消息源,怎样求证消息,怎样和受访者拉近距离。我讲两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良心煎熬施“计谋”

我和搭档卢世军第一天行动,就发现了异常情况:公主坟街道两旁每隔一段路程便设有一个城管监督岗位,意在加大力度“赶跑”小贩。城管骄傲地告诉我们:“现在设有城管热线,为市民提供24小时服务,只要接到举报,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

街道上增加了这些岗位后,我们要想在城管正常的工作时间碰到小贩,难度就加大了。第一个白天,我们的采访没有收获。我和卢世军并不甘心空手而回,想到假扮市民拨打城管热线。这么做,一来可以观察城管的执法过程是否存在社会流传的“暴力执法”一说,另外也能检验城管工作是否尽责。

夜晚的西三环大街说不上灯火璀璨,繁华热闹,但北外校门口的小吃摊点还是很具特色,引来不少享受宵夜的同学。看到小贩为了生计而彻夜忙碌的身影,我俩一时心生不忍,可是,再看油烟袅绕、垃圾满地,我们还是下定了决心。96310,我们鼓足勇气拨通了这个热线电话,告知我们的具体方位街边现状。

等待城管到来的时间里,我的良心极度不安,半小时,一小时,仍不见城管驱车前来,我七上八下的心窃喜多于失望,还好没害苦小贩,失望的是,职能部门的管理其实并不落实。城管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24小时热线,且第一时间为市民排忧解难,实际上,城管执法存在时间真空。

对于我们第一天采访的心理矛盾,指导老师在碰头会上宽慰说:我们并没有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因为我们是记者,同时也是市民,作为市民拨打热线,没有错。听了老师的话,仔细思考后,我们复杂的心情才安静下来。歪打正着收获丰

在我印象中,小贩就是为养家糊口、为生计而忙碌,今天却遇到一个例外。“我无聊啊,闲着没事干,就拉辆车卖点水果。”一位年轻的杨姓小贩向我们说。杨先生面貌精神,穿着得体,往那一站,实在看不出是个赚点小钱吃饭的商贩。他和我们交谈起来大方随意,并不像多数小贩那样胆怯、寡言少语。

原来,这位杨先生是来北京觅生意的,一时半会儿找不准方向,出来玩玩。杨先生的情况实在特别,我们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使知道采访目标是“弱势群体”,可我们实在不想放过这个人物。“既然并不缺钱花,何必要吃这苦?”我们好奇地问。“做小贩太简单了,一车一秤就足够。正好没事干,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闲得心慌吧?”杨先生边说边递葡萄给我们吃,“吃吧,别客气。”

杨先生是个小贩特例,但采访他让我们陷入深思。小贩这个行当的门槛太低,就连生活无忧的人也可以用它来打发时间,可见准入制度有多欠缺,难怪有太多小贩乘虚而入。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在会上说出后,引起同学们的高度重视。第二天,按照我们的想法,各组又作了采访核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后来,老师说“一车一秤走京城”这一章写得最好,可以说是报道中很有新意的亮点。“歪打正着还真有新闻价值”!

采访体会:

采访中,遇到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写作时难于舍去,材料多埋下了恶果,初稿我们这部分就写了1万多字。第一次改稿会开成强令稿件“瘦身”大会。即便这样,每位同学还是握着自己的内容不舍得删,于是有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赛。经过分析,大家删掉了各部分典型性、趣味性相对不足的故事,大概用了两次会议,才把初稿水分拧干。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

张文

7月20日是北京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太阳烘烤着街上的行人,知了在树上烦躁地叫,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今天不适宜出行。巧的是,记者团的实习就从今天正式开始了。荆棘遍布 毅然前行

按照计划,第一天的主要任务是“扫街”(通过走访大街小巷,寻找流动商贩,搜集新闻线索)。我、王俊锋、陈然代表各自的采访小分队上路了。也许是因为第一天实习,兴奋得彻夜难眠,我们起了个大早。大家摩拳擦掌,期待着今天满载而归。可始料不及,“扫街”刚开始,大伙就遇到了麻烦。

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扫”了好几条街道,遇到的流动小贩加起来没超过五个,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也相当有限。我们可是在作深度报道啊,看不到聚集的商贩,怎么进行数量的统计啊?我们的心越急,太阳越发威,烤得我头晕眼花,队员们也开始发慌了。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寻找流动商贩的任务却搁置不前。难道是我们的寻找方法出了问题?另辟蹊径 柳暗花明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指导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为什么大家不去人流多的地方看看呢?”对啊,之前走访的那些街道虽然都是主路,但是来来往往的都是汽车,行人不多,如果自己是小贩,也不会来这些地方叫卖啊!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居然把大伙都难倒了。唉,“流动商贩”,“流动商贩”,顾名思义,就是流动的商贩嘛。于是,我们商量后,确定了动物园、万泉庄、大钟寺、五道口这四个重点采访区域,抓紧时间去寻找。

果不其然,缩小了包围圈,第一个瓶颈被攻克,在这四个地方发现了众多小贩,包括卖服饰的,卖蔬菜瓜果和小吃的,以及卖日用生活品的。总之,种类涵盖了基本的经营类型,这就为我们接下来的“采”提供了人选。大伙散开来采访小贩,要问些什么问题,希望得到哪些材料,我们之前已经计划好了。由于前期要保证采访的人数,以便从众多的采访对象中归纳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因此,我们三个人都顾不上休息,采完一个,再采一个。顶着正午的烈日,汗珠从脸上、身上滴下来,衣裤也被汗水浸湿了。酷暑难耐,可我们不能停步,因为我们在跟时间赛跑。立足“广度” 追求“深度”

第一天,初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宣告结束。晚上开会时,我们发现了新问题:大家的采访内容雷同,只保证了“广度”,却没有“深度”,缺乏个案,缺乏典型人物。大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起来。如果随便找个小贩成天跟他“泡”在一起,采访时间不允许,这个小贩身上也未必有“故事”;即使有“故事”,他也未必有时间和你慢慢聊,毕竟还要做生意。这样思前想后,不知道第二天的采访怎么深入下去。“我们能不能打入小贩内部?”有的同学提出暗访这一招儿。大家都赞成,决定第二天穿上破旧衣服走访小贩的生活集聚地。

走访小贩的生活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小贩住在哪儿呢?”我询问了十多位流动商贩,均无进展,要么就是不愿告诉你,要么就是住的地方只有他是小贩,不是流动商贩聚集地。我们盼望的那个流动商贩聚集地,始终没有出现。放弃吗?不能!眼看着离成功就差一步了,又怎能轻言放弃。队员们互相鼓励着,希望我们的恒心能换来奇迹,庆幸的是,奇迹真的发生了。

在五道口的十字路口,我们遇到了一位卖水果的阿姨。大家上前和她交谈,仔细捕捉她传递的每一个信号,转折就从阿姨不经意的一句话开始了。“你们怎么不去八家?”阿姨随口说了句。一石激起千层浪,敏感的队友仿佛嗅到了什么。“阿姨,‘八家’是个什么地方?”队友追问道。“‘八家’啊!很有名的商贩村,我就住那。”原来,“八家”就是北京一个有名的流动商贩聚集村,村中有很多大院,长期居住着一些在北京务工经商的人,因此,又有人称之为“八家大院”。得到这些信息,我们仿佛看到了曙光,之前的焦灼感也顿时消失大半,大伙都将目光聚集到了“八家”。

得知“八家”的具体方位后,我们决定立刻前往。但在选择步行还是坐车前往时,大伙却犯了难。步行太慢,从五道口到“八家”,坐车少说也要一个小时;可如果坐车,我们将会错过沿途更多的小贩,一旦在“八家”收获不理想,我们连后悔都来不及。在“辛苦”与“冒险”之间,大家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毅力战胜了惰性,我们一致选择了步行前往。毕竟,坐车的机会成本太大,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今天的实习以失败收尾。

七月的太阳火辣辣,照在身上就像一把利剑,可有了队友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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