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捷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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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毛泽东3：重整旧山河1945—1957(新版)试读：
第五编“天翻地覆慨而慷”
一、为“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
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日本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告诫说：“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8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制止内战、维护国内和平、针锋相对的方针。同时告诫全党，不要对蒋介石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他明确提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在日本投降的最初几天里，毛泽东度过了最忙碌的时期。
师哲回忆说：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极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8月9日，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几天的时间，8月14日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泽东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大家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狂欢持续了三天。
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优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泽东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同志。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或时而啃几口馅饼和面包。毛泽东吃西瓜也是很有特点的，他将西瓜抓在手中，如同风卷残云一般，一口一片。
小礼堂的周围摆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精神振奋，立正、敬礼，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出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同毛泽东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8月14日，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军。同时，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中长路的要求和承认外蒙古独立。因而苏军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同意他们派市长接管。
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至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部署了罗瑞卿、李运昌、杨成武、吕正操、曾克林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及山东解放区的肖华等部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
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方部队抗战期间躲在大西南，虽有美国提供的飞机、轮船、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怎奈他们自己不争气，忙于“劫收”，因而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9月30日才在秦皇岛登陆，在美军的帮助下，11月16日国民党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山海关。蒋介石好不容易到1946年11月中旬才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运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1〕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量。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1945年8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代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2〕高兴，欣然接受，昂扬而去。
周恩来则独当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泽东将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4日，蒋介石来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20日、23日又连来两电。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已于8月22日电告蒋介石。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泽东。
赫尔利粗鲁而不识事体。1944年他第一次到延安来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就食言而肥。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同机飞离延安去重庆。当天到机场送行的各级干部约千人，但所有到场的干部都表情沉闷，心事重重，大家都沉默不语。看来，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有保证吗？尽管张治中一再声言，他对主席的安全负有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一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心里究竟作怎样的打算，谁能知道呢？
最使人心情不愉快并极其反感的是，毛泽东等人刚登上飞机，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当他一只脚踏上舱门，另一只脚还悬在空中时，双手抓住机门框，头往后仰，怪声怪气地大吼：“哎，咦，呀！”
这怪声大叫立时引起所有在场同志的不满、气愤和疑虑，纷纷质问在场送行的美军联络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赫尔利的表演是什么意思？”
包瑞德回答说：“赫尔利是牧童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已养成的在欢快时的一种得意表现吧。”
飞机起飞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各自的机关去了，为主席的安全，谁也没有放下心来。
毛泽东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就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泽东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泽东〔3〕归来。
据余湛邦回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打算，始于1943年。他说：
1943年5月，第三国际通过自行解散的决议，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蒋介石忽然异想天开，电召张治中到官邸谈话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张转去。此时，林彪因和谈失败，行将返延安汇报，张治中就在桂园设宴为林饯行，席上把蒋介石的信交林托其带去。但是以后延安毫无反应，张亦未向中共代表查询。事虽未成，却为1945年重庆谈判伏下一笔。蒋见此计不行，于是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指使军队进攻鄂东的新四军，又调河防军参加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让特务机关出面，伪造民意，要求解散中共与边区政府，国共关系又趋紧张。
…………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顿时到处欢呼，鞭炮齐鸣，号外纷飞，人人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张治中却闷坐家中，郁郁不乐。因为他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极坏，双方军队摩擦加剧，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尤其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这一无理要求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张治中盱衡全局，一方面在主和派友人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旧事重提，建议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
当时国统区已到了百孔千疮、内溃外烂的境地。虽有美国支援，蒋介石亦痛感无力从事反共战争。加上国内人心厌战，国际舆论反战，蒋出于无奈，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据说吴鼎昌同时亦有同样建议），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去电邀请。中共中央决定应邀，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为代表。蒋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偕同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8月27日同机飞到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是张治〔4〕中第一次到延安。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极为慎重，接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讨论时发言说：
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国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5〕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6〕大浪。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7〕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8〕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这件轰动中外的历史性大事，就这样确定下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还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山城。
当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童小鹏回忆说：
8月的重庆，正是酷热时节。28日午后，欢迎毛主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欢迎队伍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方面有邵力子、谭平山等，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下午3时45分，载着毛主席的专机降落了。虽然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毛主席仍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屹立在机舱门口的舷梯上，举起坚强有力的右臂，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人群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稳步走下专机后，周副主席把在场的各界人士作了介绍，毛主席感谢他们到机场迎接的盛情，同他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面前时，大家以无比崇敬和幸福的心情，向毛主席表达亲切问候，热烈鼓掌，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到重庆来的目的，他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篇简短的谈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毛主席的来临，使整个山城群情激动。这个消息立即被中外记者报道给全国和全世界。……
这一天，《新华日报》出版得特别早，天刚蒙蒙亮，报馆的几十个勇敢而机警的报童就把比往常多几倍的报纸，送到了广大市民手中。人们争相阅读着这张令人欢欣鼓舞的报纸，因为它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特大喜讯，并刊载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当天下午，《新华日报》又发行了报道毛主席到达重庆的《号外》。在市区的一些街道，人群拥塞，争相索取，奔走相告。重庆市的广大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纷纷向《新华日报》馆表达他们对毛主席到达重庆的无限喜悦、希望和敬意。当天晚上，《新华日报》接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这封信，表达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心声啊！
9月1日晚，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酒会。几天来，重庆广大群众一直都殷切渴望见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毛主席要出席酒会的传闻不胫而走。下午5点多钟，从七星岗到黄家垭口一带，人群熙熙攘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景象，都在盼望着毛主席的到来。晚上7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向中苏文化协会门口驶来，这时人群沸腾，万头攒动，都把视线投向这辆汽车，车里坐着的正是人们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人们高兴地呼喊着：“我看见毛泽东啦！”“毛主席到了！”毛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进入会场，会场内又是一片欢腾，笑声和掌声不时传到大街上。宴会结束后，毛主席离开会场健步走在大街上，向伫立在周围的人民群众亲切地微笑着，连连招手致意，热情问候。人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欢迎您，毛先生！”“毛泽东万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重庆的夜空。“毛泽东万岁！”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反映出国民〔9〕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觉醒。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说：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且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2点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遹、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3时45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办事处作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路不好走，上下山石级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迫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
桂园这名字，大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个有名的地方。房子是孔祥熙的部下后来任财政部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作官邸。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邻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张和陈商量，租让过来，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荟萃、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着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了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详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陈启天、王昆仑等；社会贤达，如冷遹、褚辅成、傅斯年、王云五等；实业界巨子，如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西园、潘昌猷等，加上国际友人、进步作家等，纷纷来见，宛如众星拱辰。
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王昆仑还提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屈武提到了于右任对和谈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而且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为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遹、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作敌人，而是看作〔10〕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唇枪舌剑
1945年8月29日，拉开了长达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的帷幕。其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举行多次会谈，对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蒋介石企图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借口，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代表则以具体方案相回击。
谈判极为艰苦，一度陷入僵局。美国大使赫尔利找到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在事关和谈成败的责任的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沉着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童小鹏回忆说：
重庆谈判，始终是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斗争。在会谈中，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竟然提出了“没有内战”的谬论。毛主席和我党代表驳斥了他们的欺人之谈，指出：抗战八年，内战是没有断的，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就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打内战的阴谋。接着，9月2日、4日，毛主席又两度与蒋介石会谈，阐明我党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一贯政治主张。同时，周副主席也同国民党的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对谈判的问题和程序进行了磋商。蒋介石对谈判并无任何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只是派了几个代表来敷衍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并把毛主席拖在重庆。
为了表示我党对谈判的诚意，并在争取和平过程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我方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和平建国”的方案，要求国民党逐项给以答复，凡属双方同意的事项，则把各自意见要点记录在案，凡有一方不同意的事项，则继续商谈。周副主席作为我党的谈判主要代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具体的谈判斗争。周副主席在谈判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具体阐明了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新时期的方针，是解决两党现存一切问题的普遍适用的方针。只有先确立了这个方针，具体问题的谈判才会达成协议。经过反复会谈，国民党代表不得不表示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即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有平等合法地位，以及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等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愿放弃其法西斯专政，不愿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顽固地拒绝承认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伟大功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所谓“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这样，就使谈判不能达成协议，完全暴露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周副主席在谈判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揭穿了国民党的种种阴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顽固立场，到9月20日，中外瞩目的重庆国共两党谈判，完全停顿下来。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的斗争互相配合的。蒋介石的和平骗局在谈判桌上被揭穿了，于是就在会谈之外策划内战升级，妄图以此向我施加压力，捞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早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重新印发了所谓《剿匪手本》，用法西斯信条，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的动员，后又密令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毛主席早就预见到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曾明确指示全党：“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各解放区的党委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9月中旬，我军首先击退了逼近张家口的蒋匪军。10月间，我军又歼灭了向上党地区进犯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俘虏敌军长、师长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接着，我军又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蒋匪军7万余人。这三次战役，使我军取得了击破蒋匪军进犯的重大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重庆的谈判斗争。蒋介石妄图用军事冒险扭转政治局势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这时，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趁机诬蔑“共产党没有诚意”，妄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给我党。美国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撕下调解人的假面具，无端指责我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使谈判停滞不前，并放出他要“返国述职”的空气，向我党施加压力。当时，《新华日报》不断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公布谈判的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为了公开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为了澄清舆论和答复全国人民的要求，在谈判期间，毛主席曾广泛地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介绍谈判情况，说明目前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促成谈判达成协议，我党代表根据毛主席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的指示，对有关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继续向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作了重要的让步。在人民军队问题上，我党提出在未实现政治民主化之前，可以先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重划军区，愿将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以至于20个师。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我党提出对现有的18个解放区，可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但必须承认经过当地人民选出的各级地方政权。并且决定将我党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8个解放区让出来。我党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一系列让步措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赞同和支持。我党还草拟了国共会谈纪要稿，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则问题加以公布，把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交由行将召开的有我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去讨论解决。经过反复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最后不得不同意我党的提议，并以我方提供的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双方决定于10月10日签字，这就是《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至此，〔11〕这场历时四十三天的谈判，就告一段落了。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也回忆说：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征车甫歇，就在当晚8点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宴会，会后蒋、毛二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是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的估计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这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16个军48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和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的8至10个师，最高不得超过12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的确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则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23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吃饭。他在给张治中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是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泽东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哪！”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泽东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泽东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等着了。没多久，小轿车鱼贯而来，孙科是会长，先到。以后陆续来的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吴铁城、覃振、贺耀祖、王世杰、梁寒操、鹿钟麟、翁文灏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冯玉祥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夫妇、罗申武官。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傅斯年、王芸生、刘清杨、张申府、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高崇民、史良、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等，实在是盛况空前。
毛泽东要来参加，群众事前并不知道，但一下车进去就被群众发觉了。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遍山城，人人都以一见为幸，如今被发觉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不仅路的两旁站满了人，挤进会场的也很多，把门的工作人员来不及看请柬，事实上也拦阻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由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陪同进去，逐一介绍来宾，互相握手问候。好些大革命时代的熟人，几十年阔别了，更是热情握手，殷勤致候，有的感动得泪满双颊，说不出话来。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毛泽东，千百双热情的手伸向毛泽东。
人越来越多，实在拥挤得厉害，会上致词的、讲演的，匆匆草草，我连内容都没听清楚。张治中看到人流如此拥挤，有些着急了，劝毛泽东早点离开。毛泽东仍然举止从容，毫不介意。一面和人谈话，一面观看图片，最后连陪同参观的张、邵、冯都被挤散了。好不容易才由警卫人员和周恩来在人丛中开出一条路，才把毛泽东接出门口，张治中跟着也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警卫是十分困难的，如万一有少数暴徒混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回到军委政治部和同事们谈起今天的情况，大家都为之担心，张治中舒一口气说：“今后再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形了！”
另一件是宴会上发生的事。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兼欢送毛泽东，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当时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接待表示谢意，并同意张治中对商谈结果的估计和说明。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紧跟着是宴会，饭店有京戏晚会。那天晚上，我们在张治中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早就到会场张罗了。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人忽然跑到周恩来身旁附耳说了一会儿话，周突然起身离开毛泽东往外走，脸上显得有点紧张，我们感到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也就是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人开枪击中在公路上。这事使大家为之震动，张治中更是神情紧张，马上用电话和各方联系，一直忙到深夜，还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
到底是误杀还是预谋？是政治事故还是责任事故？一时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疑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双十协定》签字前发生的，是毛主席还在重庆时发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山城为之震动。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才弄清了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9月8日下午5时，李少石坐小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回沙坪坝寓所，回程经下土湾时，适有国民党重迫击炮团一名排长护送30名新兵向壁山前进。一士兵正在路旁解手，少石同志的轿车无意将士兵的头部撞伤。司机未发觉，没停车，该排一名班长鸣枪警告，子弹刚好从小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少石同志右肩胛入肺部，司机急驱车送市民医院抢救。由于流血过多，到晚7时许不幸去世。事件的经过，由宪兵司令张镇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先后在报上发表谈话，才算平息下来。周恩来还到医院看望李少石同志和受伤的新兵，答应负担医疗费，指示钱之光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这几天真紧张，万一毛泽东的座车外出也遇到意外事件，那可怎么得了！真使人提心吊胆，捏一把汗。当时张治中的紧张焦虑，就更不在话下了。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34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理妥当，茶水香烟也准备好。在会客室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4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
应该说，协议的达成，是中共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大大让步的结果。例如中共在商谈中和协议上始终表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实行三民主义，部队数字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为20个师，解放区问题中共愿意以后继续协商。这些让步，有利于说服国民党中的右派同意协定的签订。张治中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也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中，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重庆谈判过去四十五年了，事实说明，没有这个协定，国共两党的公开斗争就不能暂告一段落；没有这个协定，以后的停战协定就不能产生；没有这个协定，也不能为解放战争积聚足够的力量以至于统一全国，这个协定是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伟大意义的文件，问题在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再好的协定也终必成为一纸空文而已。《双十协定》签字后两小时，蒋介石全副武装，佩着短剑，亲到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人略事寒暄，互致祝贺，即乘车同赴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休息了一会儿，就乘车直奔山洞林园，夜歇林园，与蒋介石就未了问题最后交换意见。
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去机场。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车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12〕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蒋介石为了把毛泽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在负责警卫的人员中安插了一批特务宪兵。当年参与这项任务的李介新回忆说：
1945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我奉命乔装成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特别警卫班班长，负责所谓警卫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于1945年8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一道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毛主席是作为蒋介石的“客人”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借安全保卫之名，妄图把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各界爱国人士隔离开来，指定宪兵司令张镇在毛主席城内住地曾家岩桂园专门派出了一个警卫班。警卫班人员作了精心挑选，配备了专用汽车，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天的“工作日报”由单线交通经宪兵司令部直送蒋介石。
警卫班的编制，在名义上属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四连。从表面上看，它和一般的要人住宅、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和各院部会的日常武装警卫基本相同，实际上这个班是一个特殊组织，它并不属于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的编制，而是由该部所属特务宪兵组成，受宪司驻重庆直属特高组领导。公开的编制、番号，不过是个伪装。
宪兵内部分为“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两种。这两种宪兵——“常务宪兵”和“特务宪兵”，虽然都是由宪兵司令部统一领导，但在人事、组织等各方面，各有各的系统，从不发生横向关系。
宪兵司令部派驻桂园的特别警卫班，名义上属“常务宪兵”，实际上所有官兵皆由特高组从“特务宪兵”中选调组成。
警卫班最初的班长是张宝明，河北人。按照宪兵司令部的规定，警卫宪兵一律不准外出回家，平时只好关在寝室里赌钱消遣。张宝明因管理无方，班内曾经发生争吵。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他只当了五天班长就被调回去了。9月2日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当天杨香（特高组少校组长）把我叫到特高组办公地点凤凰台七号“行舍”。
杨香说，毛主席到重庆，总裁（指蒋介石）十分重视，命令司令部组织警卫班。现在处长（警务处亦即情报处少将处长卫持平）命令你担任班长。要我去之后，对内：在管理上对组员的生活当宽的要宽，工作上当严的要严，坚决不准请假外出；在行动上要执行纪律，对有意违反纪律的，送回处里惩处。对外：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主席。办事要机智，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会要你偿命。他特别强调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国大事，绝对不能发生差错，让祸事出在宪兵头上。“报告”要力求准确，“窃听”应不留痕迹，尤其是要使共产党人看不出我们这个班是些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杨香还向我说，随同毛主席一起的警卫队长叫龙飞虎，副官是朱友学。对朱副官要接受他的“指挥”，随同毛主席外出，要同龙队长切取“联系”，等等。
杨香把我带到桂园，先到班内向内勤宪兵简单了解一下当天情况，特别传达了情报科长周剑心的指示：“如果谁要在这里装怪，一定要从严惩办。”然后把我带去见朱副官，诡称张班长生病，现在由李班长来接替。我向朱副官立正敬礼并说，请朱副官有事找我。朱副官只打了声招呼，没有多谈其他的话。当天龙队长随同毛主席外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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