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听哲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于仲达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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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听哲学试读：

孔子，春秋末期鲁国人氏，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的祖先是殷人后代，是宋国的贵族，后来逃亡到鲁国。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做过鲁国的陬邑宰。他本人威武英俊，文能为大夫，武能治群雄，又是贵族兼圣人（当时人们称商汤为圣人）之后。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然而，孔子是野合而生的并不妨碍孔子的伟大。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礼仪规定每年春天特定的时间可野合生子。这一礼仪，可最大限度地增加当时的人口，提高国力。也就是说，在当时，野合生子是被提倡的合乎道德的正常行为，因此我们绝对不可由此认为孔子父母有道德缺陷。

关于叔梁纥向颜氏求婚之事，有许多版本的记载。其中《孔子家语》记载得颇为详细：颜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徵在。颜氏问三个女儿说：“陬邑大夫叔梁纥，虽然父、祖为士，但他的祖先是圣王的后裔。此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我很喜欢他。虽然年龄有点儿大，性情有些严厉，但这些都不用担心。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两个大女儿都默不作声，小女儿徵在上前回答说：“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问了。”父亲听出了这话的语气，说：“你能行。”于是就将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孔子出生时，叔梁纥七十一岁，颜徵在十七岁。孔丘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残疾人哥哥），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孔老二。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长相颇怪。据说他天生脑袋畸形，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其形状颇似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再恰当不过了。在孔子三岁时，他年已七十三岁的父亲死了，年仅二十一岁的母亲颜氏做了孀妇，因其母颜氏没有“名分”，母子备受孔门歧视。守孝三年之后，颜氏被迫离开孔家带着儿子单独生活，艰难度日。虽然母子二人的生活极为贫困，但颜氏是个慈祥温和、深明大义的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将孔子培养成身高九尺六寸以博学闻名的英才。

孔子十六岁时，母亲颜氏由于操劳过度早逝。《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母亲死后不久，鲁国执政的“季氏”宴请士人，孔子赶去参加。季氏的大管家阳虎驱赶孔子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不把孔子看作“士”。由此可以想象，来自阳虎的伤害对孔子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如果叔梁纥和颜徵在正式缔结了婚姻，那么孔子作为贵族后代，应该早就得到社会承认，阳虎还敢轻易欺侮贵族子弟吗？由此可见，少年孔子因身世所受的轻视。

孔子曾对弟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由于孔子如此身世，因此，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没有享受到贵族待遇，干过一些农活，后来到鲁国执政的季氏家做过管理畜牧和会计事务等工作，但孔子的志向不在这里。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从小就懂得对大夫、诸侯、天子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祭礼容器。长大以后，他主要是从事帮助贵族办理丧事赞礼的“儒”的职业。但他和那些只会办丧事混饭吃的“儒”有所不同，相传他为了复兴周礼，曾积极整理历史文献，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以私人的名义招收弟子传授这些知识。

由于孔子勤奋好学，终于学有所成，得到了鲁国贵族阶层的承认。后来他到周京城，谒见老子“问礼”；到齐国，和齐景公论政；吴国使臣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古代知识等等。可见，他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名气。他五十岁入仕做官，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离职以后也“从大夫之后”，成为了当时的贵族中的一员。可是，仅仅自己成为贵族，并没有实现孔子的志向。孔子的理想是，修养仁德，推行仁政，挽救“礼崩乐坏”的世局，恢复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时代那样子的太平盛世。然而，孔子的这些理想，只能是嘴上说说，没有很好的实现机会。首先是鲁国执政者并不接受孔子的治国方略，反而接受齐国馈送的乐舞美女，连礼制规定分享的“祭肉”也不给孔子，使得孔子只能丢下大司寇职务，出走他国。他率领部分弟子周游宋、卫、陈、楚等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由于种种原因，历时十三年，在各国奔波劳顿，宣讲主张而未能如愿。

快到晚年时，孔子在外流浪了十三年，终于回到了鲁国。这时的孔子，虽然做过鲁国的司寇三个月，但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位置。

由此可见，孔子终生的遭际，其实颇为悲凉、悲哀。一生坎坷，少年贫困潦倒，青年发愤学习，壮年浪迹天涯，老年修史立说，生前自嘲“丧家狗”，死后人誉“孔圣人”。

那么，孔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司马迁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形象。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孔子到郑国，与弟子子贡走失了，孔子独自站立在城东门。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狗。”子贡后来就把这话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狗，是啊！是啊！”

在这里孔子是个可爱可怜的“丧家狗”，已不是后世所称道的“圣人”。然而，孔子面对别人的指责，他以豁达大度的幽默调侃化解。这是一种宽广的胸襟，这种胸襟的背后更有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的支撑。正如北大教授李零在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所写：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不管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怎样的，已经不那么重要。只要认真阅读《论语》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古板、浑身发酸、只会开历史倒车的迂夫子。他温和、守礼、聪慧、博学，是我们的长辈、导师，甚至朋友，只要看看他的弟子们在老师去世后大多守丧三年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试问，当今可还有这样充满人格魅力的人物？没有，至少我没有见过。二、如何看待孔子

孔子至今已经死去近2500年，从他的身后事来看，不仅他的一生充满坎坷，其死后也是命运多舛。当年穷困潦倒的孔子带着几个徒弟，怀抱着积极入世的信念，奔波在周游列国的路上时，这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老人绝对想不到，昔日东奔西走，绝粮陈蔡间，累累若丧家之狗的他，死后竟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岁岁都能享受孔庙里供奉给他的冷猪头肉，甚至就连孔子的家族宅室“孔府”，也享受着仅次于皇室的高规格待遇。他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只能无语。

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历史上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就像“翻烙饼”，批孔与尊孔总是交替出现。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到董仲舒“独尊儒术”；从康有为建立“孔教”，到“五四”群贤“打倒孔家店”；从“文革”中“批林批孔”，到如今的“读经”风潮……

鲁迅说伟人大抵身后总要做他人傀儡的，这正是孔子身后近2500年历史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文革”中“批林批孔”，孔子都成了个被利用的傀儡，孔子何辜？

宋人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关于如何看待孔子，下面三段话不容忽视，《史记·孔子世家》云：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祗，敬。祗回，有本亦作低回，徘徊流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民国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则在《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中说：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四大圣人，在历史上具有无可伦比的深远影响。对于少数人来说，其他圣人可能也同样重要，但是在广大群众中，他们的影响数百年来有增无减，远远超过了其他圣人。如果想对世界历史有明确的认识，就必须将他们单独列出来加以研究。

纵观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无疑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后代帝王大都推尊儒术，孔子的思想学说遂成为旧中国士大夫阶层意识形态的根，造就和滋养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及精神品格。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的理想实现，但是，他给后世留下的诸多思想，却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为此，我们千万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对他的某些思想一知半解，或者，仅仅出于从哪里习得的某种看法，就先入为主地把他当作弘扬或者批判的对象。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第二节孔门弟子《论语》中最精彩的对话基本都发生在孔子与弟子之间。在这些对话中，孔子以及他的那些弟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个都是那么鲜活饱满：资质很高的颜回、果敢直率的子路、狂直的曾点、明敏的子贡……孔子的温厚平正之气，也被带了出来。

孔子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充分考虑不同弟子的资质。如果弟子的资质比较低，孔子就给他一个勉强听得懂的回答。如果弟子的资质比较高，孔子就给他一个比较有高度的回答。所以读《论语》的时候，最精彩的对话一定是孔子与孔门那几个最杰出的弟子之间的问答。弟子中尤以颜回最杰出，另一位则是晚期的弟子曾参。只要是颜回和孔子的问答，一定是《论语》里重要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论语》里一共有两篇，一篇是在《论语》第十二篇里，颜渊问仁，另一篇是在《论语》第十五篇里，颜渊问为邦。所以，我一直觉得《论语》里最重要的就是颜回和孔子的这两篇对话。

孔子教授学生，从不使用空洞的说教，恰恰相反，他的教化都是关于人伦日用的最具体的讨论，他几乎很少直接谈所谓的“性与天道”。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他不用硬性的框框来限制学生，而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并且，他总是温和地、情景化地让他的学生来感悟一些东西。

有一次，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陪在孔子身边，孔子让他们各说自己的志向，大家畅所欲言，孔子静静地听着，只在最后说了一句：“吾与点也。”这个场景是多么令人神往！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孔门十位高才生，后人称之为“孔门十哲”，并把他们分属的四个门类称为“孔门四科”。《论语·先进第十一》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认为学生中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辞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颜回

颜回（公元前521—前490）：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末年鲁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小孔子三十岁，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性格内向，快乐宁静，颖悟聪慧，好学深思，清静无为，淡泊名利，迂讷谨厚，沉静寡言，不迁怒，不贰过，不伐善，不施劳。孔子曾赞许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子贡评价他说：“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见《孔子家语·弟子行》）”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最喜欢的弟子有两个，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路。颜回受表扬最多，子路受批评最多。比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说：“我同颜回讲了一整天，他从未表示不同于我的看法，如同愚者。但后来观察他私下的言行，却发现他对我所讲的善于发挥。可见颜回不愚笨嘛。”颜回听课时表面上傻乎乎的，痴不痴，呆不呆，一言不发，似乎很“愚笨”，不善思考，不像子路、子贡、子张这些弟子，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率尔开对。可下课后再仔细观察他自己研究或他与别人讨论时的情况，孔子发现他体会深刻，并多有创新发挥，不禁高兴起来，赞赏学生“不愚”。《论语》一书中他主动问话，仅两次。一次问仁，一次问为邦。颜回尽管淡泊名利，但志存高远，身在江湖之远，心存庙堂之高，亦怀施仁政于天下的志向。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立国家制度。孔子告诉他“颁一历，乘一车，戴一冠，奏一部乐”。又因颜回迂讷谨厚，从治国用人角度讲，孔子忧其过分宽仁，故而告诫其“远佞人”。

对于颜回的赞扬，还有几次，如《论语·雍也第六》记载，“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思可以做到长年累月不离开仁德，而其他学生只能某天或某月偶尔想起罢了。”孔子从不轻易以“仁”许其弟子，包括自己在内也不轻易认可，可见“仁”德的境界之高且难以达到。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对众弟子唯一的、最高的一次评价。

再比如《论语·子罕第九》中记载，“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由此可见，孔子对颜回确实有一些偏爱。尤其是颜回去世以后，孔子悲恸欲绝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仅仅七个字，道尽了孔子撕心裂肺的心情。他俩一个是先生，一个是弟子。一个是良师，一个是贤徒。一个口授心传，诲人不倦；一个不违如愚，学而不厌。一个仁以为己任，推行仁道；一个三月不违仁，身体力行。一个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一个刚过而立之年。一个苍颜白发，一个生机勃勃。夫子与弟子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休戚与共，生死攸关。夫子呼唤，夫子感叹。呼唤：仁者不寿，仁道不复，天道不公。感叹：道无传人，痛失良友，白发人送黑发人。“噫”之一字，《论语》全书仅三例，系齐齿音，此一“噫”字，声音从牙缝中挤压而出，表现出孔子悲恸至极、压抑已久的悲怆，吐出了发愤忘食、奋斗终身而郁郁不得志的怨气。孔子又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天丧予”是对天道不公的指责，对痛失贤弟子的惋惜，这一章是孔子一生感情的高潮。孔子三岁丧父，不知其哭，十六岁丧母，不见其哭，老来失弟子，悲恸欲绝，可以想见，其弟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闵子骞

闵子骞（公元前536—前487）：名损，字子骞。小孔子十五岁，享年四十九岁。孔门德行科的高才生，纯德至孝之人，性格沉静寡言，为人恭谨端正，以修德为终身目标，“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以行孝为修德之用，孔子赞扬他：“孝哉闵子骞！”以修“礼”为行为规范，言行符合礼仪，孔子赞他“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中”即“中礼”，合礼。《论语·雍也第六》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请他的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找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北岸去了。”子骞经过内心痛苦的斗争，在道义与富贵之间最终选择了道义，把孔子提倡的仁德理想，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并时刻身体力行。因而他同孔子一样，最瞧不起“不义而富且贵”，且不做半点儿有损于仁德的事，正如《盐铁论·地广》所称“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冉伯牛

冉伯牛（公元前544—？）：冉氏名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七岁，卒年不详。冉伯牛是孔门德行科的高才生，仁笃厚道，任劳任怨，德行很高，不苟言辞，为人谨慎，办事认真，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但是他的父亲品行却不好，“贱而行恶”，估计世人多诽议，所以孔子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整句评述均用比喻，意思是：“言父之恶，不能废其子之善。”冉伯牛的德行修养受当代及后世的极力推崇，孟子称赞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不幸的是他患上了不治之“恶疾”，纵使他极富才华，终无法施展。他终日闭门不出，以谢天年。《论语·雍也第六》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上拉着他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数啊。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孔子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器重的，因此他去看望病中的冉伯牛。

冉伯牛得的是什么病，史无记载，但从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与品行无关的恶疾。古时候的窗口向南，得病的人应该卧在房间的北侧，如果国君去看望，便应移到南侧。因为孔子是冉伯牛的老师，冉伯牛就用接待国君的方式来接待孔子，孔子不愿意失礼，所以就不进房间，从窗口握着冉伯牛的手跟他告别。“命矣夫”是孔子对命运的呼号，“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在人事和天命如此不协调，令人迷茫不可知的情况下，孔子发出了呼号。“命运啊！”命运之神你为何降祸于良善之人啊！“命矣夫”既是呼号，同时又是孔子对冉伯牛的安慰。“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像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斯疾”，却得了这样的病啊！重章叠句，反复哀叹，无限痛惜悲切之情溢于言表。

另外，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孔门德行科的高才生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颜渊，三十一岁，须发尽白，早夭。闵子骞四十九岁去世，也不算长寿。冉伯牛患恶疾而终，卒年不详。仲弓卒年不详。其中两人未能尽天年。按儒家观点“仁者寿”，“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寿”（《中庸》），然而此四人，均难说长寿，且两人是确证，于是引发后人对“命”、对“天”的争论，尤其是东汉无神论哲学家王充对天命观的批判，其中就包括对“仁者寿”的评析，十分有趣。

有人向孔子提出质疑：“冉雍这个人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对子贡一向十分欣赏，但对他巧嘴利舌，多有微辞，因此当有人这样评价冉雍时，孔子十分不悦，劈首一个反问句：“焉用佞？”这一个反问句，有两层含义：一层说，冉雍如果够“仁”德的标准，不需要巧言之才。一层说，冉雍如果不够仁德的标准，有口才也无用。不论“仁”与“不仁”，均不需要巧言之才，是什么原因呢？“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仲弓

仲弓（公元前522—？）：冉氏，名雍，字仲弓，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卒年不详。冉雍为人宽宏简重，仁笃厚道，不善辞令，终身笃行仁德，提出“居敬而行简”的治国方略。子贡评价他：“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可以南面临民，有为政之才。《论语·雍也第六》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孔子说：“雍啊，可以让他当官治理百姓。”《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仲弓问仁，孔子从三个方面告诉他为仁之道，也是执政之道。一、仁者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二、仁者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仁者忠。怨之反为忠，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宰我

宰我（公元前522—前458）：字子我，也称宰予。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宰我不拘小节，白天睡懒觉，孔子曾骂他“朽木不可雕也”，但他天资聪颖，好学善思，能言善辩，语言平实，鞭辟入里，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才生。孔子认为他比子贡还要善说，所以排在言语科的第一名。

孔子赞扬他说：“夫言贵实，使人信之。舍实何称乎。是赐（子贡）之华，不若予（宰予）之实也。”可见孔子对他评价之高。孟子赞扬他：“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予天资聪颖，勤学好思，勇于革新，曾经公然与先生论辩“三年之丧”时间太长。宰予的这种不拘礼节、大胆思考、大胆责难的敢作敢为的精神，也直接影响到他在行为上对传统礼制的挑战。

宰我思想开放，大胆思考，不拘礼节，勇于创新，他对儒门守丧三年大胆革新，主张守丧一年，有理有据。孔子对他的批评也较多，有名的批评是，他白天睡觉，孔子大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粉刷）也。”宰我白天睡觉，显然不符礼制精神。孔子把“仁”“礼”作为人一生的追求，他认为“仁”“礼”，比“法”更为重要，更为具体，而礼的起点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宰我昼寝违礼，看似违背小礼小节，实际上关系重大，甚至可以同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孔子严厉地责骂，并不是意在批评他惰学，而是针对他“昼寝”的违礼行为，因此孔子的愤怒可以想见。也可能因为宰我悟性极高，对孔子的初级教学早已心领神会，不需要再听讲，于是呼呼大睡。事实上，无论是从学习态度，还是从学习成就上看，宰我都是一个好学的学生，而且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子贡

子贡（公元前520—？）：端木氏，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亦称卫赐。春秋末年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子贡出身寒微，天性聪颖，思路敏捷，利口巧辞，善于交际。先从政，后经商，他思维敏捷，言辞生动，温文尔雅，极有辩才，曾以三寸不烂之舌退敌国之师，使齐晋吴越鲁五国形势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子贡师从孔子之前即从事商业买卖，家累千金。后多次在鲁国从事外交活动，出使过晋、齐、卫、吴、越等国。

孔子多次称赞他：“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还说能与他一起讨论《诗经》。“告诸往而知来者”，说他能“举一反二”，聪明颖悟。子贡自己也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对孔子极为崇拜，孔子去世后，他竟然一人独自于墓侧造庐而居，守护长达六年。

子贡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才生，伶牙俐齿，性格外向，心直口快，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喜欢臧否是非，品评人物。“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司马迁语），扬善不隐恶。他对同门学友颜回、子路、冉求等十多人都做过品评，孔子认为他对人的评价都不错，是一个善于知人的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知人”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能“自知”的人是一个聪明人。

孔子想考查子贡是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便将他与颜回相比，向他提问：“女（通‘汝’）与回也孰愈？”即哪一个更强一些？子贡逼着问孔子：“赐也何如？”孔子答：“女，器也。”子贡进一步逼问：“何器也？”孔子最后说出“瑚琏”的评价。子贡与颜回相比时，子贡的口气大不一样，“赐也何敢望回？”意思是“我哪里敢与颜回相比呢？”。“颜回知道一件事，可以推导出十件事，我知道一件事，仅仅能推出两件事”，“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悟性极高，颖悟敏慧，能言善辩。比如《论语·学而第一》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可以啊。但是比不上贫困却快乐，富有却喜好礼仪。”子贡说：“《诗经》里说像制造器物一样，切割、蹉治、雕琢、打磨，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能推导出另一件事情。”

孔子见子贡如此聪颖敏捷，欣慰非常，情不自禁亲切地呼唤出子贡的名，“赐也”。老师对学生直呼其名，符合上对下称名不称字的礼节。在这个语境中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先生对弟子的亲切赞许。冉有

冉有（公元前522—前489）：冉氏名求，字子有，亦称冉子。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青年时期曾做过季氏的家臣，后随孔子周游列国。冉求精通六艺，长于政事，深沉谦退，志在民足，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冉求请教孔子问题，因冉求性格内向，沉静寡言，胆小谨慎，孔子告诉他：“闻斯行之。”即马上行动，不必多虑。

孔子多次在别人面前盛赞冉求的政治才干，“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他的经济管理才能也十分突出，他帮助季康子改革田赋制度，增加税收，虽然遭到孔子的批评，但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理财才能。冉求的勇武精神和军事才能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很突出的。

孔子一生有许多有趣的言行事迹：表扬最多的是颜回，批评最多的是子路，最气愤的是八佾舞于庭，最伤心的是颜回的死，最快乐的是众弟子侍坐听学，最大的磨难是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批评最重的莫过于冉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孙氏比周公还富有。而作为季孙氏家宰的冉求还要帮助他搜刮，使他的财富增益。孔子说：“冉求已不再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了，后生们，你们可以敲起鼓来声讨他。”

冉求是孔门政事科高才生，在季氏任内务总管，他帮助季氏：一是扩大领土，谋伐颛臾；二是帮助季氏增加田赋。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应该是“损上益下”，“损有余而补不足”，减轻民众负担。结果冉求利用在孔门学到的执政技巧，进一步帮助富可敌国的季氏搜刮民脂，增加赋税，聚敛财富，扩大领土。因此孔子十分气愤，要将他赶出孔门，取消学籍，并号召后生们声讨他。可见孔子气愤至极，言辞之厉，批评之重。

冉求食季氏的俸禄，应忠于职守，站在冉求角度看，扩大领土，增加田赋，无可非议，孔子却指责他，理由何在？“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季路

季路（公元前542—前480）：仲氏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年鲁国人，小孔子九岁。子路为人刚勇威猛，耿介正直，率真粗莽，重信守诺，有豪侠义气、义胆忠肠，喜善好施，乐于助人，是孔子忠实的保护者。孔子曾评价他：“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又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每次孔子发问、谈话，子路率尔而对，抢先发言。每次问“志”，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最喜欢的弟子：一个是颜回，一个是子路。一个文，一个武，颜回受表扬最多，子路受批评最多。比如《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一天，孔子说：“如果仁道不能施行，我就乘着木筏在海上漂流。能跟随我的怕只有子路吧？”子路听了这话很兴奋。孔子说：“仲由这个人的勇猛超过了我，除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汲取了。”“乘桴浮于海”，不过是孔子的遥想、感叹、假设，他并未打算真的远游。“子路闻之喜”，一个“喜”字，把子路受老师表扬后，欢喜雀跃的神态表现得十分到位。孔子喜欢子路率然坦诚，对他的批评向来也是十分率直，从不转弯抹角，也不看环境场合。孔子见他手舞足蹈，欢喜异常，劈头一盆冷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教学生，既是一位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长者，又是一位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严师。

再比如《论语·述而第七》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对颜渊说：“能用于世就去干，不能用于世就隐匿，恐怕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了！”子路问：“先生如果率领三军作战，那么，打算选谁做你的助手呢？”孔子说：“赤手和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和他共事的。我所共事的人，一定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有把握成功的人。”

颜渊、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子路听到孔子对颜渊如此高的赞扬，却冷落他，孔子话音刚落，他便率然而言：“先生如果率领三军作战，那么，打算选谁做你的助手呢？”子路的问话，别有用意，能“行”能“藏”，有颜渊，虽不服气，但无话可说；但武之行军掠地，非我莫属。在老师面前也不敢讲武斗狠，只好说“子行三军，则谁与？”谁做您的助手呢？他也希望得到“惟我与尔有是夫”的答案。

孔子当着子路的面盛赞颜渊，本来运用的就是旁敲侧击的教育方法，潜移默化，要子路虚心学文，加强修养。谁知子路不仅听不进去，反而仍然争强好胜，出言不逊。孔子见侧面教育不行，则转侧面教育为当面批评，而且言辞非常犀利，毫不留情。“赤手和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和他共事的。”孔子劈头一阵批评，语气果决，“其言也厉”。批评只是反面堵截，不能没有正面疏导，孔子话锋一转，语气平缓，“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诗经》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讲的便是“临事而惧”，加之“好谋而善断”，便是勇而有谋的理想人格。孔子既有旁敲侧击，又有正面批评，既有侧面堵截，又“循循然善诱人”，正面疏导。教育家从事教育，常常是多管齐下，多种方法同时运用，有时是一石三鸟，有时是三石一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为什么如此喜欢子路？我觉得是因为子路敦厚、健康而又坦荡。《论语·子罕第九》中，“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绵袍子，与穿着名贵皮毛衣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耻辱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吟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这是孔子对子路胸襟坦荡、健康心态的赞扬。子路生性耿直，勇猛直爽，而且心理健康，襟怀磊落，为人不嫉妒，不贪婪，自己穿着破旧的袍子，与衣着华丽的既富且贵的人站在一起，从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落落大方，直面现实，犹如孔子承认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样。子游

子游（公元前506年—？）：言氏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年吴国人，小孔子四十五岁。子游对先生竭力倡导的仁礼有特殊的领悟，对丧礼有深入的研究，常能提出独到的看法，如“丧致乎哀而止”。子游酷好文学，并以文学显于当世。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游及其后学独成一派。他对于礼乐制度的发挥及他的身体力行，对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子夏

孔子周游列国，在卫国收学生，有两个人最重要，一个是子贡，一个是子夏。

子夏（公元前507年—？）：卜氏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或卜先生。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文学科的高才生。

子夏刻苦用功，于学问、道德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为世人所重。子夏一生最大的成就体现在学业方面。在治学上他祟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强调学、问结合，“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在文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还主要表现在传授《春秋》《诗》《书》《易》《礼》等儒家经典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早就谈到“子夏之说《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继而指出：“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可见子夏传授《春秋》确有其事。汉以来学者多认为他是大部分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后汉书·徐防传》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在孔子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子夏的办学成就与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到了晚年，子夏因丧子而哭至失明，离群索居。唐玄宗时，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被加封为“河东公”。子张

除了孔门“十哲”以外，孔子还有多位优秀弟子，比如：子张。

子张（公元前503年—？）：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小孔子四十八岁，才高意广，性格偏激。春秋末陈国阳城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讲学终。孔子死后，受到曾子、颜路的排挤，被迫离开鲁国，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论语·为政第二》记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学习求仕的方法。孔子说：“要多听，对有疑问的地方予以回避，把其余（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说出，这样就会少犯错误；要多看，对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地说出，其余（有把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说话少有错误，行动少有懊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子张平生喜欢研究官道，但未曾谋过一官半职，仅仅见过一次鲁哀公。他在孔门中是一位才高意广、自视甚高的人，有些偏激，言辞尖刻，好做形式上的模仿。与子张相反，曾参性情温和，为人敦厚。他批评子张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但子张也有博爱容众之心，他勤学好问，问行、问政、问仁、问“干禄”。孔子授徒，目标之一是教授为官之道，“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管理人才。孔门弟子并不忌讳公开讨论“干禄”“为政”之事。

孔子针对子张恃才傲物、高谈阔论的缺点，说要多听不同的意见，回避有所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出自己有把握的一部分，那就能少犯错误；多观察，保留有所怀疑的一部分，谨慎地实行有把握的部分那就能少后悔。言行不错不悔，官职俸禄不求自至，就在其中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是对一个社会的成人而言的，尤其是官场宦海，或外交场合，更要多听少说，多看慎行，有所怀疑的地方予以保留，保持沉默，这是一条谋官从政的千古定理。但这一原则却不适用于弟子做学问，做学生时必须“切问而近思”，有疑多问，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不能“阙疑”“阙殆”，而应该“释疑”“释殆”，在工作时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而不应该“慎行”。表面上看“敏于事”和“慎行其余”，以及“阙疑”“阙殆”和“切思而近问”互相矛盾，实际上孔子教弟子，是因材施教，懂得变通，场合不同，对象不同，因此所教内容不同。《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向孔子问为官处世通达之道。孔子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落后部族的国家也能亨通无阻；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州本里，又怎能行得通呢？要做到站着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个字就在眼前，坐在车上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个字就刻在车辕的横木上。这样做了，自然无往而不亨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子张问行，孔子答以忠信笃敬。内忠外信，内厚外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此方可行得通走得远，通行履天下。《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请教怎样执政。孔子说：“居官不懈怠，执行政令要忠于职守。”子张性格偏激，怪僻，“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门关系颇有一些不融洽。他问政，孔子告诉他八字真经，“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意即平素为政一方，要不倦怠，不懒惰，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仅此还不够，必须以忠要求自己，若行私而不倦，则危害更大，因此，孔子又告诫其“行之以忠”。“不倦”和“以忠”，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忠而懈怠不行，勤而不忠也不行，两者不可或缺。“忠”有许多层次，但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要出于忠心。

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子张问仁，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颜回问细则，孔子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张问细则，孔子答曰：“恭，宽，信，敏，惠。”前者修己、正己、克己，为内圣之功；后者行仁于天下，为外王之力。内修圣功，外行王道，内圣外王为儒学的全部内容。颜回性格内向，淡泊名利，孔子以内圣教之诲之；子张性格外向张扬急于事功，以行天下之事训之导之。对颜回，告之以“仁者安仁”之内功，对子张，告之以“知者利仁”之外力。前者为本体，后者为用体，皆是因材施教。至于“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均是外王之结果。恭、宽、惠三者是对人而言，守信、勤敏是对己而言。对人恭敬，人恒敬之，不见侮于人。对人宽容，厚德载物，器量宏大，则得众人拥戴。“有善勿专”，分惠于人，则有人乐意听你调遣差使。自己恪守信誉，则有人信任你，依靠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勤敏，“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奋则多建事功。行此五者，畅达天下。樊迟

樊迟（公元前515年—？）：即樊须，名须，字子迟。春秋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小孔子三十六岁，生性好学广问，军事上勇谋兼备，在学术上资质有些愚钝，与颜回、子贡、子张、子夏等弟子相比，尚有一段距离。未拜孔子为师之前，他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论语》中记载他三次问仁，两次问知，一次问“孝”，一次问“崇德、修慝、辨惑”；问“稼穑”“园圃”，即问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蔬菜。《论语·子路第十三》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干粗活的人。执政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执政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实在。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樊迟问“稼穑”“园圃”，被孔子骂了一顿，这是为什么？“樊迟勇而志于学，质朴而狭隘。”他虽在军事谋略上有过人之处，但遇事计较得失，学术上资质较愚钝。刚入师门时，向孔子请学“稼穑”“园圃”，孔子不仅没有回答，并且狠狠地批评他“小人哉，樊须也”，认为他见识不广，格调低下，应学礼，学义，学信。后来因逐渐学习，格调大有提高，一改早年陋隘固鄙，在《论语·雍也第六》中大胆问知，问仁，孔子回答了他。

孔子不轻视劳动人民，他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当然包括稼穑园艺、执鞭驾车等粗鄙之事。他自己曾亲为其事，何贱之有？而且，孔子开办私学，有教无类，设教四科，教学六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孔于开办的是高级干部管理学院，讲授的课程一概是明德修身之学，进而推及国家政务的高级管理，非一般理工学院或农林学院所授的专业。所以，孔子不答，是不屑答，不愿答，而不是不能答，是非本专业所学，无可奉告。不答樊迟，批评樊迟，并不能说就是轻视农业，鄙薄科学，进而上纲说他轻视劳动人民。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当然，孔子的爱有区分，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关注是许多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当然，儒家学说也要求社会有等级，强调社会分工，《左传·襄公九年》里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里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孟子在《滕文公篇》中也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孔子教学所研究的是君子之事，是高级政务管理学，不是稼穑园圃之事，不是百工之学。“劳心”或“劳力”，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是社会分工，社会存在，不是人为的一句口号即可改变，说社会不存在劳心和劳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是痴人说梦，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孔子不答，并说“小人哉，樊须也”，即是对社会分工的客观事实的认同，不存在轻视、鄙薄之说。曾子

曾子（公元前505年—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敢作敢为，小孔子四十六岁，年纪不大就随父亲曾皙师从孔子，并随孔子周游列国。他性格内向，谨小慎微，郁郁寡欢，略显迟钝，孔子说他“参也鲁”。他脾气暴躁易怒，却又愿意反复检讨自身，胆小怕事。战战栗栗，对父亲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论语·泰伯第八》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病，把他的学生召集到身边来，说道：“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面临着深渊一样，好像踩在薄冰上一样。’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再会受到损伤了，弟子们！”

曾子谈“全体、贵生”，强调“内省”的功夫，对“仁孝”“礼仪”研究颇深，尤以研究孝道著称于后世。他对孔子的孝做了极大的发展，“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大戴札记·曾子大孝》）”。孝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普遍适用法则，无所不在，无所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全体、贵生”谓之孝。第三节孔子的失败

孔子生活在一个混乱无道的时代，当时，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礼崩乐坏。孔子认为，导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名实散乱，因此他要求正名，目的就是正政。在《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例子，齐景公有一次向孔子询问治理政事的道理，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具体的要求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父要慈，子要孝。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理国家的愿望，使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是实现仁的基本要求。于是，他要复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上自天子，下至黎民，奔走纷纭，不遑启处，当真是乱世迹象。在这种时候，主张和推行以仁和礼治理天下，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九夷是赌气话。

李零先生说：“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他有精神，有理想，谁都不否认，问题是精神无所托，理想无所遇。”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以五十五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游说君王，推行仁道，求为仕于当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到五十岁，才被任命为“中都宰”，后因政绩突出，又被提任为主管全国建筑和道路建设的“司空”。又因政绩斐然，不久又升为掌管全国司法并兼理外交事务的“大司寇”。“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社会稳定，人民康乐。“齐景公患之”，用离间计。无奈，孔子奔走去了卫国，卫灵公空禄奉养，不给实权，孔子无奈，又离开卫国，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却失败而归，已是历史定论。

客观地讲，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他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桴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这都是他内心深处渴望政治实践的强烈折射。

读过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还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线指挥员。虽说司马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然而，造化弄人。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孔子一生在如此颠沛流离之中生活，壮志未酬，始终在求用于世和遭受拒绝中度过，为什么呢？《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三弟子讨论“不容于世”的原因。孔子分别问他三个弟子，“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难道是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遭受如此境况。”子路认为可能是仁德修炼不够，智谋才华不够。子贡则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并且给孔子出主意，降低标准，求为世用。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说法一一做了纠正，认为他们说得都不对。颜回说了一番话，令孔子十分高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耻辱）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回认为不修仁道是自己的耻辱。修仁道而不被世用，则是掌权者的耻辱。不用于世，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方面的原因。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混乱不堪，他强调“仁”“德治”“和”“礼治”等主张，与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不相适应，故不被采纳。当时的中原，大小国家林立，虽然名义上同在周王室的旗帜下，但实际上早已独立。孔子拿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处宣传。孔子三十四岁时，鲁国内乱，他一度跑到齐国发展，游说齐景公建立礼制，齐国名臣晏婴指出孔子提出的厚葬会浪费钱财，而官员拜见时的繁琐礼节根本不实用。齐景公最终也没重用孔子。那时，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法家和纵横家，以武力驰骋天下打江山的人物。孔子的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统治，如汉代，孔子的儒家学说因适应统治需求，被不断地挖掘、扩充，并发扬光大。

刘邦对待儒生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高阳酒徒郦食其想要投奔刘邦，于是找到一位在刘邦部队里服役的骑士，希望通过骑士把自己介绍给刘邦。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该骑士是刘邦的部下，他说刘邦不喜欢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劝郦食其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游说刘邦。由此，可知刘邦对待儒生的态度。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骂儒生为“竖儒”、看到穿儒生服的人就不高兴，可见刘邦是多么讨厌儒生。那么，后来刘邦对儒生的态度又如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陆贾是楚国人，以客卿的身份为刘邦出谋划策，为维护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夺取天下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听到这些，很不高兴，大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大意是：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经》《尚书》？

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您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然后，陆贾以商汤、周武的兴，吴王夫差、智伯以及秦王朝的亡为例，向刘邦进一步阐述了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听完之后，心情沉重，面露惭愧之色，对陆贾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于是，陆贾奉旨撰写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刘邦，刘邦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片赞誉之声。陆贾的这十二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称为《新语》。

刘邦称帝后，把秦帝国的那套礼仪法度全给废了。群臣没了礼仪法度规范，上朝时大呼小叫，有喝酒的，有争功的，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总之一句话，当时的大汉朝堂简直比菜市场还喧闹，还不如，搞得刘邦威严扫地，郁闷不已。叔孙通对刘邦的尴尬和郁闷心知肚明，于是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大意是说：儒家思想用来打天下不行，但用来守天下却是一流的。这是叔孙通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很有见地。不过，刘邦对儒家的繁琐礼仪似乎也有所了解，且十分惧怕，所以他千叮咛万嘱咐叔孙通尽量把礼仪搞简单一些。叔孙通从鲁地招聘了三十多名儒生，加上他自己的百来名弟子，没日没夜地反复操练彩排了一个多月，终于在汉七年，即公元前199年形成了一套关于朝堂设置、觐见、座次、皇帝出场等方面的礼仪，并于长乐宫建成时正式施行。

儒家注重教化，而不是以武力来制约、规范人的行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就指出，礼乐教化是整个儒家文化的核心，即最重视的还是通过礼乐教化来使人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达到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和提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礼教“吃人”，其实这很片面，礼教还是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在其中的。“礼”让我们辨明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明白与这个身份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按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人、做事。在这个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中，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儒家用什么词来表达呢？就是“伦”。“伦”是类的意思。人是分成不同类的，人伦就是探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儒家推崇“礼”，进行“礼”的教化，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即明白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所有的孔庙中，一定有个大殿，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叫“明伦堂”。这就是儒家礼教的根本目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儒家强调从自己做起，怎么从自己做起呢？就是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名分”。礼教最后就是给你确定一个“名”，因此在历史上也称为“名教”，礼教即“名教”。

儒家推礼明伦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尽伦尽职。总之，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自律，即所谓“为仁由己”。楼宇烈先生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不是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本身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不要以武力，而要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周易》有一个卦叫作贲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十分明显，儒家的“礼乐教化”乃至传统的儒释道主干文化对于打江山确实起不到重要作用。刘邦夺取江山当然不是靠“礼乐教化”，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人文精神”。夺取天下要的是现实、利益、不择手段，当然还要笼络人心。刘邦之所以能成就帝业，关键是他得到了“汉初三杰”，即“运筹帷幄”的张良，“不绝粮道”的萧何和“连百万之军”的韩信，这三个人才为刘邦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此三人都不是文质彬彬的儒生，而是良将谋士。思想要有力量，需要一套操作性强的方案，但孔子的方案不是当时君王急需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孔子主张用“礼”明确社会各个等级的特定身份，以及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建立和维护一个有“礼”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得各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仁政礼治于是成为他的政治目标。这样一种理想，在当时注定没有君王买账。统治者虽然重视孔子的思想，但并不是心中真正崇拜孔子。按照孔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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