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美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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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纲试读：
前言
这本小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遵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出版简史的提议，委托我编写的。编写的宗旨，是提供给工作忙碌的同志们朋友们，用不多的时间浏览一下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概状。叙事酌取要旨，文字务求简约，以省篇幅。这样做，效果如何，就要请读者来评判了。
本书付印前，承陈奎元同志惠予审阅，多所指正，谨致深切的感谢。蔡美彪2012年3月第一章原始社会与国家的起源第一节原始遗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原始人类的活动，揭开了中华历史的序幕。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发现过距今七十万年左右的原始人的头盖骨化石。考古学家把这种原始人叫做“北京人”。同一地点出土有用于砍、刮的打制石器，并发现有用火的痕迹。云南元谋、陕西蓝田也发现过古人类牙齿和头骨化石，出土的石器工具不如北京周口店丰富，他们的时代可能比“北京人”还要早些。
十万年以前的人类居住遗址，在山西、湖北、广东等省境内都有发现。约五万年前的遗址以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为典型的代表。洞内除发现人骨化石之外，还发现了大量鱼骨、贝壳、蚌壳，说明人们不仅从事采集、狩猎，还从事渔业捕捞。打制的石器工具已有磨制的痕迹，并出现了兽骨制成的各种骨器工具。骨针的发现，说明人类已用兽皮或树叶缝制衣服。
太古先民从事物质生产，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但进步是很缓慢的。大约一万年前，才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石器工具的制造由打制改进为磨制，制作更为精细，种类也更多。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而把此前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在中国二十几个省区，已发现有上万处。经过科学发掘的住地和墓地，有四百多处。新石器时代发明了用泥土制作陶器。以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遗址为代表，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
仰韶村首先发现与磨制石器并存的陶器。尔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等省的一些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统称为“仰韶文化”。磨制的石器出现了用于弓箭射猎的石箭头、石刀、石斧、石铲，并出现用于耕作的多种工具和用于纺织的石纺轮。狩猎技术有很大提高，且已从事农业耕作和丝麻纺织。陶器是用手工制作的，有用于取水、储水和储存谷物的瓶、盆、罐和烧煮食物的炊具和饮食用具。陶器上绘有黑色和红色的各种花纹，因而又被称为“彩陶文化”。陶器的制作和一些地区居住遗址的发掘，说明这时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
龙山镇首先发现了不同于仰韶彩陶的轮制黑色陶器，因而又叫做“黑陶文化”。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安徽等省的许多地区。陶器用轮制，细腻油亮，质地很薄，品种和类型也多有新创。石刀和石铲，出现半月带孔的新形制，便于绑在木柄上耕作。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出现了鸡犬等家畜饲养。住地附近有备储藏的地窖，表明已有较多的剩余生产物储存。
内蒙古、辽宁、江浙地区和云南等地也陆续发现过一些约略同时的文化遗存，各有自己的特点。
生产的进步是从用火开始的。古人把发明用火的人群称为燧人氏，最先从事狩猎畜牧的人群称伏羲氏，最先从事农耕的人群称神农氏。燧人、伏羲、神农被尊称为三皇，世代供奉。这个被神化了的传说包含着人们对生产进步过程的记忆，也包含着对先民的长久的敬仰。第二节氏族与部落一 氏族公社
太古居民群居群婚，没有形成血缘组织。古书上说：太古没有君长，人们聚居群处，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的分别，也没有上下长幼的规矩。大约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开始形成母系氏族。一个母亲所生的子女组成一个氏族。氏族之内不许通婚，只能和别的氏族通婚。氏族于是成为较稳定的血缘组织，也是生产和生活单位，所以又叫氏族公社或原始公社。这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组织，从而建立起最初的社会秩序，比起前此的群居杂处，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有一个古老的神话，说古时天塌地陷，火不灭，水不息，猛兽吃人。有一个女娃（又作女娲）炼石补天，止水灾，服禽兽，天地四时有序运转，人民得以安生，和睦相处。这个女娃当然不是什么女神，而是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的母系氏族制的化身。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的公共墓地，女性和男性分别集体埋葬，可能是个体家庭出现前的氏族公社遗迹。
母系氏族公社的妇女还可以和其他氏族的多名男子通婚，血缘系统并不严格。尔后，出现一夫一妻制，有了确定的父子关系，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进而形成以男子为中心的夫妻家庭。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生产物的储存，出现了家庭私有制，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公社走到了最后阶段。龙山文化遗址的墓地，不再是集体合葬而是个人仰身葬，留下了历史进步的痕迹。
氏族公社时代，人们还只能维持很低水平的生活。氏族成员需要互相照料，没有盗窃抢夺。传世的古籍《礼记·礼运篇》描述说：
那时天下为公，推举贤能的人管事，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亲属，也不只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得到奉养，青壮年都有工作，幼儿健康成长。失去丈夫或妻子的孤寡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岗位，女子有归宿。财物不应丢弃也不必归自己占有。出力劳作也不是单为自己。人们不互相欺骗，也没有盗贼，外出不用关门。这就叫做“大同”。
这段描述美化了低水平的原始社会，但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几千年来，大同之说一直为人们传诵，实现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世代追求的理想。二 部落联盟
父系氏族制确立后，相互通婚的氏族进而结成为部落，形成氏族外婚、部落内婚的血缘组织。部落由两个以上氏族组成，更便于组织生产和抵御外来侵袭。居住在邻近地区，相互间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结合为部落联盟，形成力量更为强大的群体。联盟由各部落推选联盟长，叫做“帝”。帝字的古义是审查、审定。帝是联盟事务的管理者和领导人。
黄河流域今河南、山西及陕西东部等地，先后建立了炎帝、黄帝两个部落联盟。炎帝又称赤帝，传说在姜水地区，大抵是拜火的部落，崇尚红色。黄帝联盟传说在姬水地区，是黄土高原的农耕部落，崇尚黄色。以红、黄两色象征吉祥和高贵，是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迤南地带有黎族的部落联盟号称“九黎”（九是不确定词，泛指多数），联盟长叫蚩尤。炎帝与蚩尤争战，黄帝助炎帝打败九黎，杀蚩尤。俘虏的黎人罚做奴隶，被称为“黎民”。九黎中战败的部落逃往南方立足。
黄帝与炎帝两联盟也有过冲突，后来合并为一个大的黄帝联盟。东部地区今山东一带的居民，号称东夷。“夷”字是人执弓的象形，大约多是射猎部落，也加入了黄帝联盟。
黄帝部落联盟不断发展形成强大的群体。各部落各自命名，称为某氏，以示区别。家庭私有制确立后，个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命名。黄帝联盟后来出现一位联盟长，名叫颛顼（音zhuān xū），原属高阳氏部落。又有一名联盟长叫喾（音kù），称帝喾，原属高辛氏。传说颛顼曾有八名辅佐，协助管理联盟事务，卓有成绩，人称八恺。帝喾也有八人辅佐，称为八元。八恺和八元的名字，后世都还在流传。
尔后一位著名的联盟长是尧，原属陶唐氏。尧在帝位时，据说各部落（九族）和睦相处，百姓生活安定，博得世人的称颂。羲氏与和氏观察天象，制定历法，以适应农耕的需要。帝尧委任夏后氏的鲧（音ɡǔn）率众治理水患，但历经多年未能奏效。尧晚年选任有虞氏的舜做辅佐。舜荐用各部落有才能的人参与联盟事务的管理，又到联盟各部落查访，撤换了几名不受拥护的酋长，赢得了声誉。
部落联盟长的推举，各部落都有当选的资格，但只是在联盟长死后才推举新的继承人，而且多是在有声誉的辅佐中产生。帝尧死后，舜便顺利地当选，称帝舜。帝舜在位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黄河流域洪水泛滥。舜委任夏后氏的禹考察山川形势，率领部众疏浚河道，历时十三年治水成功，恢复了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
后世把黄帝联盟的创建者黄帝和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合称为“五帝”尊奉，以纪念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舜死后，立有大功的禹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帝，称帝禹或大禹。帝禹在位时，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洪水过后，致力于修治农田水利，恢复农耕。二是加强武力，以抵御外部的侵袭。据说帝禹时已发明用青铜作兵器，提高了作战能力。帝禹发动各部落酋长与南部的苗族作战，宣告说：“不是我愿意打仗，是苗人扰掠，我率领你们众君长去征伐。”帝禹作战获胜，苗人被迫退居长江流域。传说帝禹晚年曾去江南巡视，死于会稽。
帝禹是对黄帝联盟有大贡献的联盟长，也是最后一位联盟长。禹死后，黄帝联盟瓦解，各部落陷于长期的混战。三 部落混战
帝禹生前，曾举荐东夷部落的益继任帝位。益在帝舜时曾参与管理山林沼泽，助禹治水有功。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不等部落推选，便起兵攻杀益，夺取帝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被残酷处死之人的遗骨。学者考证为启与益部落争战的遗存。启以武力夺位，没有得到联盟各部落承认，因而不能获得“帝”的称号，只能称启或夏后启。联盟中的有扈氏部落起兵伐启。启率夏后氏在甘（今河南境内）应战，发布命令说：“我命你们去攻打有扈氏，谁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他处死。”启战胜有扈氏，把俘虏罚做奴隶。
帝位的争夺是私有财产制形成后争夺权力的集中表现。权力争夺甚至在父系大家庭中也已展开。启的幼子武观因和兄长们相争，被启赶走。武观率众反抗，启派人把他杀死。启死后，儿子太康继立，还想再夺联盟长帝位。他的五个弟弟指责他说：你坏了尧以来的规矩，就是自取灭亡。东夷有穷氏后羿（“后”当是部落长称号）攻占太康的住地安邑（山西夏县）。太康逃往斟寻氏。羿攻灭斟寻。羿的收养子寒浞杀羿，夺取了羿的家产。
寒浞乘胜追杀夏后氏相。相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帮助，攻灭寒浞。少康重获胜利，但结盟的部落已所存无几。夏后氏传到孔甲时，原来黄帝联盟的各部落相继离去。孔甲三传到桀，部落联盟已完全瓦解了。
古文献上所说的夏代，自从启以武力夺取帝位以来，各部落之间乃至大家庭的父子兄弟之间，为争夺权力和财产，无休止地相互争斗厮杀。整个社会长期陷于混乱，对立的势力相互冲突，不可遏止。历史的发展，需要高踞全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来调和冲突、建立秩序。一个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产生了。第三节国家的建立一 商汤建国
夏与商，都是古地名。夏地约在今山西夏县，原来居住这里的部落便称为夏氏或夏后氏。商地约在今河南商丘，居住这里的居民称为商人。商原来也是黄帝联盟中的部落，始祖契在帝舜时曾助禹治水。历十四代传至汤，与夏桀同时。在夏后氏与诸部落混战的年代，商部落却得以有序发展，并有了较强大的兵力。汤先后攻灭今河南境内的葛、韦、顾、昆吾等部落，进兵攻打夏氏。汤在出兵前聚众誓师，说：“你们大家听我说，不是我要发动战争，夏氏有罪，上天要消灭它”，“你们帮助我去执行天讨，我会给你们重赏。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食言。你们不履行誓言，我就要把你们处死”。所谓给予重赏，就是作战获胜，可以分得掠获的财物和奴隶。汤在鸣条地方大败夏兵。夏桀逃往南巢（安徽巢湖），死在那里。
商汤没有重建部落联盟，而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商国。商汤也不再沿用联盟长“帝”的称号，而自称为“王”。“王”字原是长柄斧钺的象形，是权力的象征。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大事件，也是建立国家必备的条件。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它的合理内涵可能是表示生产物有了储存后，管仓人创造了图画储存物和记录数量的符号。考古发掘显示，夏代已有文字，但汉字的大量制作和广泛应用是在商代。夏商两代都用烧裂兽骨观察纹络的方法占卜吉凶。商人把占卜的事件刻在龟甲或牛骨上，这样的甲骨已发现有十四五万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一部分非占卜的刻辞还保留了若干记事和谱系。商代用青铜制作兵器和耕具，也用来制作祭祀用的礼器等器物，铸有人名等铭文。甲骨文字和铜器铭文是商代的原始文字记录，与后世的文献记录相印证，可以约略得知商代历史和国家制度的概状。二 商代的国家制度
商国废除传统的部落联盟制，建立起国家制度。新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而是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它和旧制度有明显的区别。
商国王统治全国，不再经推选，而是由商汤家族父子兄弟承袭。王权成为统治家族或宗族的特权。商汤的祖先，已用日干（后称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纪日的数字命名。商国建国后，历代国王仍用日干做名号。汤又号太乙。后期著名的国王有盘庚、武丁、受辛。
国家制度与氏族部落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建立起在全社会之上和之外的统治权力机构。汤任用有莘氏的伊尹和薛（山东滕县）地部落的仲虺（音huī）作辅佐，设官分职。辅佐治理国务的人称为“尹”和“臣”。以下设置分管各种事务的小臣。如管理农耕的叫“耤（音jiè）臣”，管理畜牧的叫“牧臣”。甲骨卜辞有军事编制“师”“旅”，并有左、中、右之分，说明商国已建立独立的军队组织。原来氏族部落的治理，只是对部落或部落联盟公认为不当的行为以公认的办法予以处置。商国不见有成文法传世。但古籍见有“汤刑”“汤法”。甲骨卜辞有刖（音yuè，割足）、劓（音yì，割鼻子）等刑名。后人说“刑名从商”，商国当已有一定的法规。
国家制度与氏族部落制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不再按照血缘系统，而是按地区来统治居民。商汤以武力攻灭昆吾等部落进而攻灭夏后氏，在商人旧地和征服、归服地区，重新量地制邑（聚落）。各地居民由商王的各支系宗亲和归服者分别统治。依据地区的大小和军马的多少，统治者分别授予侯、伯、子等称号，统称为诸侯。未经征服的地方各部落，统称为“方”或“方国”。只要承认商国，仍由原部落长“后”管理，统称为“群后”。群后需向商国进献一定数量的本地物产，称为“助”，以表示赞助商国的统治。商汤曾向诸侯群后发布文告，要他们为民立功，勤于职事，否则将受到惩罚。未经征服的各方国与大国商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商国建立后，各方国的反抗斗争仍然不断发生。三 奴隶占有制
各部落频繁争战的年代，起初是胜利者把作战中的俘虏全都杀死。尔后的进步，把俘虏作为奴隶用于生产劳动和服役。随着战争的不断发生，奴隶数量不断增多，形成奴隶占有者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见于甲骨卜辞的男女奴隶有隶、奚、婢、妾等多种称谓。
商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维护和协调奴隶占有者的权利，镇压奴隶，使之服从。大奴隶主来自统治各地的王室宗亲和官员等贵族。奴隶主把奴隶当做私有财产和役使的工具，用于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也用于家内服役。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罚奴隶直到处死。贵族死后，还要杀死奴隶殉葬，供死后驱使。已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一个大墓殉葬奴隶的尸骨多至数十具至数百具。商人迷信鬼神，祭祀祖先是头等大事。祭祖时也要杀死奴隶，奉献给先人。甲骨卜辞中留下大量杀祭的记事。河南安阳殷墟还发现了尸骨横陈的杀祭坑的遗址。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依靠国家的支持，所以说：“古代的国家，首先就是奴隶所有者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奴隶主有生杀之权，奴隶难得反抗，伺机逃离是一条生路。逃跑的奴隶，有可能指望其他奴隶主收容。但奴隶主引诱和收容别人的奴隶以扩大自己的财产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国家的制裁。
贵族奴隶主和奴隶之外，原来各部落氏族成员群众，商代叫“众人”或“小人”，即所谓自由民。他们各自独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独立生活，遇有战事则要随从作战。作战胜利，分得俘虏做奴隶，有可能成为小奴隶主。作战失败被俘，就要成为对方的奴隶。
奴隶占有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制度，但比起氏族部落制无限止的厮杀和无秩序的生产，是一个进步，从而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青铜器的制作是商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夏代已有青铜器，商代大量制作并广泛应用。各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各种容器和礼器，种类繁多。青铜器的制作从矿冶到熔铸，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由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分工操作。这显然不是分散生产的众人所能胜任，而只能是有组织的奴隶劳动。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王室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形制优美，内铸“司母戊”三字铭文，学者推测至少要有四百人分工协作才能铸成。可以想见商王室拥有庞大数量专业制铜的奴隶群体。各诸侯国也都用制铜奴隶，各自制作容器和礼器。
商代的农业生产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但已发现有青铜制作的锄、铲等农具。玉器、骨器的制作，由于有了青铜工具而呈现明显的进步。青铜武器戈、矛、箭镞等，也可用于狩猎。可以说，青铜器的制作带动了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由石器时代跨入了青铜时代。广大奴隶的艰苦劳动创造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四 迁徙与兴亡
商国王的国家统治机构，习称为王庭。汤的王庭原在今河南境内的亳。汤以后的几代国王曾先后迁移到河南境内的相和隞，又迁到今山东境内的庇和奄。商国改革传统的氏族部落制，建立地区性的统治，不能不遇到各种抵制。四次迁移，当是为了加强各地的统治。传到国王盘庚时，又迁回河南，选择殷（河南安阳）作为国家的统治中心。盘庚发布文告，动员王室贵族和文武百官（“邦伯师长，凡百执事之人”）率领他们的亲族和奴隶，大举迁移到新邑。从此以后，直到商国灭亡约三百年间，国王和王庭都在殷，不再迁移。盘庚迁殷是商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大抵商国的统治，迁殷后才逐渐趋于稳定。殷墟的考古发掘也证明，迁殷后的商国，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所以，后人又把商称为殷或殷商。
盘庚以后一个有为的国王是武丁。商国建立后，一些未经征服的方国，并不甘于服从，不断与邻近的诸侯国发生冲突。武丁出兵近万人先后征服北方、西方和南方的一些方国，获得诸侯国的拥戴。商国统治的领域北至今河北北部，南到今湖北南部，西起陕西高原，东至山东沿海，蔚为大国，比商国初建时大为扩展了。
武丁妇好墓的随葬品，显示铜器和其他手工业的制作，达到新的水平。商贵族往往一夫多妻，以求繁衍宗嗣。武丁有妻室三人，统称为“妇”。妇好曾统兵征伐方国，立有大功。近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妇好的墓葬，随葬品多至一千九百余件，其中铜器四百六十余件。青铜礼器铸有铭文和精美的花纹，形制新颖，多是此前未见的重器。随葬玉器七百五十余件，多是精心雕刻的艺术珍品。象牙杯三件，通体浮雕，是罕见的瑰宝。墓中还有铸有花纹的大铜钺两件，作为墓主统兵出征的象征。妇好墓随葬品的丰富和制作的精良显示出王室的富有，也显示出手工业生产的发达。有人认为，司母戊鼎也可能是武丁时铸造。武丁在位，号为中兴盛世，受到后人的称颂。
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后人称他为“纣”。史家说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能文能武，在朝歌（河南淇县）营建别都。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作战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激发了贵族们贪欲的增长。以纣为首的王室贵族恣意挥霍享乐，侈靡无度，招致众人的不满和奴隶的反抗。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但这些被指责为“变乱旧章”，并不能阻止阶级矛盾的激化。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他用酷刑惩治反对他的人，执事百官，持有不同意见，也往往被残酷处死。族兄微子启逃离王庭以求自保。王庭的太师、少师等职官也相继离去。各诸侯国多叛商自立。纣众叛亲离，日益陷于孤立，灭亡的日子临近了。
被商国封为西伯的周国，起兵伐商。纣败死。第二章周朝的分封与纷争第一节周朝的建国与东迁一 灭商建国
周国原来是定居在周原（陕西岐山）的部落，以居地为氏。周人自认为是帝喾的后裔，殷商也奉帝喾为先祖，这表明他们的先世在帝喾时代同是黄帝联盟的成员，都是炎黄子孙。商与周语言相同，文字相通，商周文化一脉相承。
传说周的始祖姓姬名稷，人称后稷。“后”是部落长的泛称，父子世袭为部落长。原居豳（陕西旬邑）从事农耕。传至古公亶父时，迁居周原。两传至孙昌，殷商封为西伯，是诸侯国之一，住在丰水西岸的丰地（陕西长安县）。姬昌在位，严厉查禁奴隶逃亡，以巩固秩序。连年出兵攻伐今陕西、山西、河南境内诸方国，壮大了周国的势力。姬昌死后，子发继立。以弟周公旦、召公奭及姜姓人吕望等辅佐执政。迁居丰水东岸的镐京。邀集西方诸侯国及边地诸族，合兵四万五千人，前锋勇士三千人在牧野（河南汲县）誓师，大举伐商。宣告说：商王受不祭祖先，不信任兄弟，收容逃亡罪奴，暴虐百姓，现在我依天意去惩罚他。大家努力吧！受辛（纣）领兵十七万来牧野迎战。据说兵士临阵倒戈起义。商兵大败，受辛自杀。商国灭亡。
姬发灭商后两年病死，子诵继位，年幼，周公旦代行国政。族弟管叔鲜、蔡叔度联合受辛子武庚起兵反周夺位。周公旦领兵东征，杀武庚及管叔鲜。蔡叔度也被放逐而死。周公东征获胜，周朝的统治才得以巩固。
周公平乱后把朝歌殷王室的遗民聚集到洛阳附近，筑城堡集中统治。又在洛阳筑王城，派驻重兵，就近监管，以防叛乱。二 分封授土
周国自姬发到周公执政的年代，逐步建立起统治制度。
王位传承 姬发灭商后，率众祭告上天。周王自称受命于天，并把天人格化，说是天的儿子，称“天子”。沿袭商制，仍号为王，但不再以日干作名号，而是在死后依据生前的业绩，议上一个称号，叫做谥（音shì）号奉祀。姬昌谥文王，姬发谥武王，诵死后谥成王。以后历代周王均有谥号。由此产生的谥法制度为后世所继承，影响久远。史家述事为求便利，多援用国王死后的谥号，但在他们生前是还没有的。
周建国后沿袭后稷以来的旧制，王位父子世袭。正妻的长子立为太子继位，成为定制。王室及国家统治机构在丰镐建宗庙，奉祀祖先，为都城，号宗周。洛阳王城号东都。
诸侯分封 周朝仍沿用商国的旧制，分封王室宗亲到各个征服和归服的地区进行统治。商有侯、伯等称号，周朝定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称为爵（音jué）位。周公弟康叔封卫侯，驻殷商别都朝歌，控驭殷民，是重要的诸侯国。东方的奄国，曾支持武庚叛乱。周公长子伯禽在奄地建鲁国（山东曲阜）。召公奭之子封燕国（北京市附近）。姬诵之弟叔虞封唐国（山西翼城）。据说周初各地大大小小的封国有几十处，封授王室各支系宗亲，称同姓侯国。还有一些王室信赖的有功臣佐也封授侯国，如吕尚封齐国（山东淄博），是异姓侯国。商王室微子启背商附周，封授商国旧地商丘，授予公爵，号为宋国。周朝分封诸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以宗亲为主功臣为辅的统治体系。
授土授民 周初分封诸侯，与商代不同的一项新内容，是授土授民。早期的农业，用石器工具粗放耕作，地力用尽，就再换一块耕地，甚至可以长途迁徙，另辟新地，不存在土地所有权问题。随着人口的增殖、农业的进步，可耕的农田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授土”即划定诸侯国的领域，算是周天子授予诸侯，诸侯再分别授予诸国的贵族官员卿、大夫，以次授予庶民，即具有自由身份的平民。各侯国以至贵族、平民由此确定各自占有土地的疆界。贵族的土地役使奴隶耕作。庶民则在小块土地上自耕。“授民”是把受土的庶民交付给诸侯统治。土与民名义上都是国家王室所有，但授土后，王室即不能直接占有，形成事实上的私有。
贡赋朝觐 庶民受土作为自耕的私田，要为侯国的“公田”服劳役，无偿耕作。耕作的面积，据说相当所受私田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不等。各地情况不同，不能一律，但庶民要为公田服役，应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诸侯也要为周天子效劳，每年奉献相当数量的各种产品，称为贡赋。诸侯要定期到王廷朝见天子，称朝觐。王廷因而又称“朝廷”。周国的朝廷称周朝。
朝廷职官 周天子左右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公辅政。下设卿事寮统国家政务。司土（司徒）管农业，司工（司空）管工业建造，司马管军事，司寇管诉讼刑罚。下属分别设卿、大夫办事。另有太史寮，掌管天子制诰、典礼、占卜、天象历法等事，设太史、太祝、司卜等官职。朝廷重臣多是王室宗亲。王室也有自己占有的“公田”，由内廷设官管理。耕田的人当是王室的奴隶和受田的庶民。留住都城及邻近地区的卿、大夫各有封邑，收取贡赋，叫做“食邑”。
诸侯国也设有卿、大夫等官员执政。一些大国的卿，由天子直接任命。三 争战与东迁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居民，多是炎黄联盟各部落的后裔，语言文字相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同或相似，统称为华夏。华夏以外的诸族群，操不同的语言，没有文字，多从事渔猎游牧或粗放的农耕。商周时代，他们先后脱离原始状态，跨入私有制或奴隶占有制，展开对外掳掠。周朝在建立了内部的统治后，还必须应对来自外部的冲突与侵袭。
周公旦摄政七年后，成王诵亲政，周公仍在朝辅佐。子伯禽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奄地治鲁国，随即遭到泗水地区的徐夷和淮水地区的淮夷的攻掠。伯禽在鲁都城被困，不敢出战。朝廷派兵来援救，才得解围。成王死后，子钊继立，谥号康王。康王在位四十年，遵行周公订立的制度，国内大体安定，国外也无战事。
康王子昭王瑕继立，曾统大兵南征蛮族，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江中。昭王子穆王满继位，徐夷强大，联合九夷（东夷九部）来攻，自号偃王。穆王出征不利，罢兵。穆王又曾西攻犬戎，南伐越，都是无功而返。传说穆王曾远游各地，当是由于诸族强大，亲自去考察形势。穆王两传至懿王囏。西北戎狄多次来攻，懿王被迫迁到犬丘（陕西兴平县）躲避。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周邻诸族日益强大，周朝王室却日渐衰弱了。
懿王三传至厉王胡。厉王想把山林川泽的经营收归王室，引起居民的不满。周初分封授土、划定土地占有的疆界，山林川泽并无规定，自公卿至庶民都可经营谋利。厉王要收归王室，都城上下纷纷反对，厉王指为毁谤。有毁谤言论的人，一经指告，就要处死。都城居民（国人）聚集起来，围攻王宫，厉王逃走，渡黄河逃到彘（山西霍县）避难。史称围袭厉王的人是“国人”，又说“公卿惧诛而祸作”，大抵此次事件有公卿至庶民各阶层参加，形成群众性的风暴，厉王不得不逃。厉王仍在，不能另立新王，朝廷由王室贵族与公卿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订“大臣共和行政”岁在庚申，相当公元前841年。从这年开始才有明确的纪年。
厉王胡在彘地病死，死后谥号“厉王”，即暴虐的国王。厉王子静继位，结束共和政体。姬静在位四十六年，死后谥宣王。宣王在“共和行政”之后，恢复周朝的统治体制，被誉为“中兴”。但与周邻诸族之间仍然征战不止。西北方戎狄来侵，宣王多次派兵抵御，互有胜负。又多次出兵东征淮夷、徐夷，也没有多少战功。与条戎、奔戎作战失败。宣王四十年（前788年），亲征姜戎，大败，据说宣王险些成为俘虏。
前782年，宣王死，子宫涅（幽王）继位。娶姜姓侯国（河南南阳）申侯之女为妻，生子宜臼，立为太子。幽王宠爱次妻褒姒（褒国姒姓），生子伯服。幽王要杀宜臼，立伯服。宜臼与母逃往申国避祸。申侯引导犬戎攻打周都城，抢走王室财宝，杀死幽王宫涅。“幽”是死后加给的谥号，意思是昏暗之王。
申侯扶立宜臼（谥平王）在东都洛阳继承王位，史家称为东周。此前的周朝称西周。第二节王室衰落 诸侯国兼并
平王元年（前770年），王室东迁洛邑，周朝的统治体系开始崩解了。
周初定制，太子世袭王位，其余子侄兄弟等宗亲分封各地立国，授土授民。血缘关系的纽带维系着上下的统治。西周二三百年间，宗亲关系不断变动，有的同姓侯国成为天子的伯叔之国，异姓侯国是甥舅之国。诸侯的辈分大于天子。诸侯国有土有民，各自治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超过王室，不再向天子朝贡，也不再听朝廷调遣。东迁后的周朝，仍保持天子名分，作为“共主”的象征。事实上已不能控驭诸侯国。
大小诸侯国有一百四五十个。强国欺侮弱国，大国吞并小国，“强凌弱，众暴寡”形成历史的潮流。大国之间也互相争夺，战乱连年不止。兵力强大的侯国邀集周邻列国盟会，调节行动，相互支援。召集国充任盟主，叫做“伯”或“霸”。伯的本义就是俗话说的“老大”。当了“老大”，与会的盟国就要受他控制，向他朝献送礼，他也可以向盟国勒索。所以一些强国争当盟主，称霸一方。盟主与盟国的结盟关系并不固定。不能参加盟会的小国，成为大国的附庸，或被大国兼并。一 旧封同姓国
西周初年分封宗室的同姓诸侯国，到东周时，只有晋国是称霸的强国，燕国与晋国驻守旧地。卫国遭狄族侵掠，一再迁移。
晋国 周初，成王弟叔虞分封到唐国，传子燮父为晋侯，改国号晋。晋国处在戎狄牧区。东周初年进为公国，晋献公先后兼并今山西境内的霍、耿、魏、虞、虢等小国。晋文公五年（前632年）联合华夏侯国，在城濮（河南濮城）战败南方的楚国，国威大振，成为华夏霸主。先后兼并二十多个小国。邻近各国都来朝贡。晋幽公在位时（前433—前416年），晋国势衰。韩、赵、魏三大夫权势扩展，掌握了晋国的政权。
鲁国 鲁国是周公旦受封的公国，长子伯禽子孙执政。东周初年，还保持一定的优势，领域有所扩展。邻近的一些小国也来朝贡。鲁宣公时，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大夫执政，权势超过公室。三大夫都是鲁桓公的支系后裔，称“三桓”。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取消庶民为公田服役的旧制，改为按田亩数多少收取粮税，力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又改革军制，三桓各领一军。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三桓联合起兵，驱逐昭公，另立定公。昭公流亡他国，病死。
燕国 周初召公奭封燕，子孙世袭燕侯。东周初期，遭北方山戎侵扰，自蓟都南迁临易（河北易县）。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年），齐国出兵助燕，击退山戎。燕国又迁回蓟都，守护旧封，无力对外扩展。
卫国 周初，康叔封侯在殷东都朝歌建卫国。周幽王被犬戎攻杀，卫侯姬和出兵助周室作战。平王东迁，进卫国为公国，姬和为公（谥武公）。东周时，因公位继承，屡生内乱。卫懿公九年（前660年），狄人攻入卫都，杀卫懿公。齐国出兵伐狄，在楚丘（河南滑县）另立文公复国。卫成公七年（前628年）又遭狄人侵袭，迁都帝丘（河南濮阳）。二 旧封异姓国
齐国 齐国是姜姓吕尚的封国，都临淄（原称营丘）。东周初年，与近邻鲁国有过战事。齐桓公用管仲为相，废除公田服役，按受土肥瘠收取赋税，又提倡工商业经营，设盐官煮盐、铁官冶铁。这时，铁器已代替青铜，用于兵器和农具制造。盐铁之利，促使齐国富强，先后兼并三十多个小国。桓公七年（前679年）在鄄（音juān，山东鄄城）与诸侯会盟，成为霸主。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作号召，联合诸侯北伐戎狄，先后援救燕、卫等国，霸业日盛。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病死，齐国国势渐衰。霸主地位被晋国取代（见前），国内各姓大夫的权势强大，相互攻击。齐简公四年（前481年）妫姓大夫陈成子杀齐简公，另立平公。齐国政权被陈氏掌控。
楚国 楚国在江、汉之间立国，商代以来称为荆楚。传说始祖祝融曾是炎黄联盟的“火正”，掌管观象授时和有关火的事务。后裔一支南下，与当地土著的族群融合，被称为荆蛮或楚蛮。周初分封，君长熊绎封子爵授土，是爵位较低的小国。西周时征服周邻诸部，逐渐强大。周朝东迁后，楚君熊通要求王室提高他的爵位，未能获准。熊通发怒说：周王不给我加升爵位，我就自己办吧！自称楚武王。子孙世袭王号。子文王熊赀建都于郢（湖北江陵）。此后几代，先后兼并周邻四十五个小国，迅速扩张。楚庄王七年（前607年）攻打陆浑戎，进兵到周都洛阳附近，周定王曾遣使劳军。又曾攻伐郑（河南新郑）宋（河南商丘）等国获胜，攻灭陈国（河南淮阳）。号称有地千里，是南方大国。
宋国 宋国原是殷降臣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宋襄公邀集齐、楚等国在楚地盂（河南睢县）集会，原想结盟，自为盟主称霸。被楚国拘留后释放。次年，宋楚交战，宋国大败。楚国国势兴盛，与称霸中原的晋国对峙。宋国地处两大国之间，难得自保。宋平公三十年（前546年）与大夫向戍邀约楚、晋、齐、秦、鲁、卫等十四国在商丘集会，为晋、楚两国讲和。两国互相承认对方的霸主地位，不再争战。被称为“弭（音mí，止）兵之盟”。盟会之后，宋国得以驻守旧地，国政也归卿大夫操纵。三 新兴诸国
秦国 秦是平王东迁后新封的诸侯国。嬴姓。西周时原是住在西犬戎地区的游牧部落，周孝王时酋长非子为周朝管理畜牧，马匹增殖。因功授予秦地（甘肃天水境），称秦嬴。周宣王时，秦仲随从征讨西戎，战死。秦仲孙世父说：“戎杀我祖父，我非杀戎王不可。”后与西戎作战，不胜。周幽王时西戎来攻，世父弟（名不详）出兵助周作战，护送平王东迁。平王赐给岐邑以西地，封秦为诸侯国，世父弟授公爵（秦襄公）。秦国建封后，曾全力伐戎，收复被戎人占领的西周故地。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迁都雍（陕西凤翔），继续向东扩展，秦穆公用西戎降臣由余谋划，灭戎十二部落，号称“辟地千里”，称霸西戎。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周襄王遣使来贺。秦国领地延伸至今陕西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与晋国为邻。秦晋交战，互有胜负。
吴国 吴国在周简王元年（前585年）立国。传说祖先是周王室的支系，周初来荆蛮之地，从蛮人习俗，被推为酋长，也带来华夏文明。三四百年间，吴蛮逐渐华化，与南下的华夏人融合，东周时，日益强大。酋长寿梦在周简王元年（前585年）立国称王。寿梦子诸樊在吴（江苏苏州）建都城，北上伐楚，战败。三传至阖闾，用兵法家孙武、楚降臣伍子胥统管军政。阖闾九年（前506年）大胜楚军，曾攻占楚国都郢。因秦兵来救，退兵。十九年（前496年）攻打建都会稽（浙江绍兴）的越国，战败，阖闾负伤死。子夫差继王位，立志报复。攻越获胜。越国沦为吴的属国。夫差十二年（前484年）吴军北上，在艾陵（山东泰安）战胜齐军。夫差十四年（前482年）到黄池（河南封丘）与齐晋等国会盟，以尊周为号召，争做盟主。越国乘机攻打吴都，夫差急速回国求和。二十三年（前473年）越军攻破吴国都城，夫差自杀。吴国亡。
越国 传说是夏后氏的后裔，原来也在荆蛮之地，是楚国的属部。吴军攻入楚都郢，越军曾助楚攻吴。勾践称越王，立国抗吴，吴王阖闾败死。吴王夫差反攻，勾践兵败投降，向吴国称臣，沦为附属国。勾践任用大夫文种、范蠡，忍辱负重，励精图治，逐渐恢复国力。灭吴后转弱为强。以尊周为名，北上与齐晋等国在徐（山东滕县）会盟，越为盟主，称霸江淮。
周朝东迁后三百多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形成了大国并立的局面。依据鲁国史记纂修的编年纲目《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即周室东迁后四十八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年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据说只是因为得到象征祥瑞的麒麟便到此为止，没有什么道理可说。后世史家把此书所记东周时期中的二百四十二年叫做“春秋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此后七十多年，三家分晋标志着周朝的历史走到最后阶段。第三节七国纷争 东周灭亡一 三家分晋
田氏篡齐平王东迁，诸侯国的实力超过了王室，东周时期一些侯国卿大夫的实力又超过了诸侯。晋国在晋文公时是称霸的大国。尔后，国势渐衰，卿大夫扩充各自占有的土地人民，进而控制了政权。周威烈王时（前425—前402年），韩、赵、魏和知氏四卿扩占领地，威胁公室。韩、赵、魏又杀知伯，分占知氏之地。晋国公室只剩下都城绛（山西曲沃）和别都曲沃（山西闻喜）周围的小块土地。晋国领土全被三家分割。魏斯、赵籍、韩虔三大夫遂自立为诸侯，报请王室，得到周威烈王的许可。晋国的末代君主静公迁出都城，晋国灭亡。三大夫分别在晋地建立魏、赵、韩三个诸侯国。
齐国也曾是称霸中原的大国。齐简公在位时（前484—前481年），政权被大夫田氏（即陈氏）控制。田常杀简公，另立平公，独专国政。康公十九年（前386年）田常曾孙田和篡齐，自立为诸侯，得周安王认可。齐康公被流放到海滨。田氏仍用齐国号，史称田齐。
晋国和齐国都是周初旧封的大国，先后改姓。旧封的同姓国，只有北方的燕国，还保持较强的国势。三家分晋后，形成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国并立争雄。旧封的鲁、宋、卫及其他弱国，只能依附大国求自保。南方的越国，自立于江南，不再北上争战。
三家分晋、七国并立争雄，标志着东周的历史进入最后阶段。东周王室听命于诸侯，七国之间，战斗不止。近世史家习称这一阶段为“战国时代”。“战国”并不是朝代的名称，只是一般的泛称，并没有确定的起始年代。史家随宜说解，不尽一致。二 魏国与秦国的变法
诸侯国内把持国政、拥有世袭特权的各宗族大夫，是有威胁的势力，国君被杀另立新君的事，各国都屡屡发生。诸侯国之间争土争民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争夺一个城邑就要杀人无数。“强凌弱、众暴寡”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如何改变旧制以控制国内的强族，实施新法以图富国强兵，是各大国都要面对的课题。
各诸侯国都招纳一批有学问的“士”，参与谋划国事。士没有世袭特权，也不授土授民，而是领取俸禄为生。所以，可以在本国也可以在他国效力，叫做“游士”或“客卿”。各国变法图强，士人起着重要的作用。
七国中魏国最先改革旧制，实行变法。秦国的变法，涉及范围最广，力度最大，成效也最为显著。
魏国变法 魏斯建国封侯（魏文侯），广泛招纳各国名士，共谋富强。任用谋士李悝（音kuī）变法。主要内容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法制，削弱贵族世袭的世卿制度。李悝提出，父亲有功劳做官食禄，儿子无功，俸禄应该取消，分给四方之士，即招纳各国士人执政。李悝编著《法经》六篇，规定法律条文，严刑峻法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另一个方面是扶植农业生产，倡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谷物增产，由国家平价收购储存，遇有饥荒灾害，再平价卖给平民，称为“平籴（音dí）”。史家评论说，此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魏国新建，励精图治，变法后更加强盛。魏文侯传子武侯，再传子罃（音yīnɡ），从安邑（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自称魏王（魏惠王），侯国变成王国，是当时七国中的强国。
秦国变法 秦孝公即位（前361年），下令招贤，研习刑名之学的卫鞅自卫国来秦投效。秦孝公倚用卫鞅制定新法宣布，主要内容是：（一）强化法治。境内居民以五户、十户编组，互相监督，告发奸恶。（二）限制宗族和大家族，家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不分居者，加倍交租赋。（三）鼓励农耕。奴婢耕织产量增多可以恢复平民身份。小商贩和不事生产的贫民收做官奴婢。（四）奖励军功。依据杀敌的多少，授给爵位，九级以上即是军官。最高爵赏可到二十级。（五）宗室贵族没有军功的人，不能世袭特权，一切以爵秩等级为依据。
照此新法，奴婢生产好可以做平民，平民作战有功，可以做军官。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官爵。社会结构将会因而发生变动，贵族权利将被削减。新法一公布，王室贵族推出年幼的太子驷出面抵制。卫鞅严刑执法，将太子师傅公子虔等治刑问罪。上下震动，不敢不遵行。据说行之十年，社会秩序稳定，不再有盗贼。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自雍都迁都咸阳（陕西咸阳），又颁布几条新法。（一）将较小的乡邑，合并设三十一县。由公室任命县官（令、丞、尉），直接统治，排除受土宗族的干预。（二）清理田土疆界，重订赋税。封授田土年久，由于兼并和买卖，多有变动。贵族田多税少，平民田少税多。新法铲除田间原有的阡陌封疆，依据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土地所有，据以征收赋税。所以说“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三）统一规定秦国境内的度量衡制，以保证赋税的公平，防止欺诈。新法实行后，公子虔又犯法，卫鞅对他处以劓刑，把鼻子割掉。
卫鞅变法的显著效果，是秦国统治强固，军队战斗力增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卫鞅自领大军攻打魏国，获得胜利。秦孝公把商邑（陕西商县）赐给卫鞅作封地，号商君，卫鞅又称商鞅。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病死，太子驷即位。公子虔等策划报复旧怨。商鞅辗转逃往封地。秦君发兵追捕，杀商鞅。
秦国经孝公、商鞅的治理，成为兵力超过魏国的强国。驷称秦王（惠文王）。齐、韩、赵等国也相继称王，与东周王国对等。周天子虚有其名，更加衰落了。三 秦胜列国 周朝灭亡
秦孝公、商鞅治理秦国约二十年，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预想。秦惠文王七年（前331年）继续攻打魏国获胜。次年，再攻魏曲沃，魏国将晋国占据的黄河西岸秦旧地归还秦国求和。九年，秦兵渡过黄河，攻占魏国的汾阴（山西万荣）等地。十年，魏国将上郡（陕西榆林）十五县割让给秦国。秦国战胜魏国，惠文王称王时，已是七国中最大的强国。
秦国的强大，对六国形成威胁。洛阳谋士苏秦得燕文侯支持，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名为“合纵”。秦更元七年（前318年），六国联军以楚国为纵长，出兵抗秦。秦军出函谷关，大败韩军，各国退兵。次年，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北方匈奴族来攻，秦国在修鱼（河南原阳）重挫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获得重大胜利。
秦惠文王用魏人张仪为相，制定“连横”的策略，对六国分别交往，各个击破。张仪去楚国游说，破坏楚国与齐国的联合。楚怀王与齐绝交，于秦更元十三年（前312年）发兵攻秦，大败，八万兵士战死。
秦昭王十四年（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河南洛阳）大败韩、魏军，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从此衰落不可复振。
齐宣王六年（前314年）齐国攻占燕下都（河北易县），杀燕王哙，掳掠后退兵。齐湣王十五年（前286年）以重兵攻灭宋国。十七年（前284年），燕国出兵复仇，攻占齐国都临淄（山东淄博），占领齐国七十余城。齐襄王五年（前279年）在即墨（山东即墨）袭击燕军，获胜，收复部分失地。燕齐相争，两败俱伤，无力抗秦。
北方的赵国，建都邯郸，北境直抵阴山（大青山）与匈奴族邻接，西北有楼烦、林胡等游牧民，东邻狄族建立了中山国。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训练赵军学习游牧族骑马射箭的战术，改革军服以适应作战需要，叫做“胡服骑射”。赵军因而强大，连破楼烦、林胡，灭中山。秦昭王三十七年（前270年）围攻赵国的阏与（河北武安），次年，赵国大将赵奢大败秦军。四十七年（前260年）秦军攻上党，再与赵军交锋。这时，赵武灵王孙孝成王在位，误信秦国的反间计，撤换驻守长平（山西高平）的老将廉颇，改任赵奢之子赵括将兵。秦将白起聚集大兵来攻，在长平与赵军激战，赵括败死，赵军四十余万全军覆没。秦军进围赵都邯郸，魏军与楚军来援，秦兵解围凯旋。长平战后，赵国一蹶不振。秦国更加强大，无人能敌了。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向洛阳周王室进兵。这时，周朝最后的一个天子赧王在位。王畿之地由分封给两个王子的小公国分治，在洛阳者称西周公国，在巩（河南巩县）者为东周公国。秦兵来攻，西周公叩首投降，献出城邑。七年后，秦庄襄王灭东周公国，宣告了周朝的最后灭亡。
周朝自武王灭商建国，经历了大约八百年。在长期的纷争中，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考古发掘说明，周朝的铜器、兵器、玉器和生产工具，制作水平都超过商代。东周时期又超过西周时期。物质文明在不断进步。土地所有制和统治制度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兴革。一次是西周初年的分封授土，一次是战国时代的变法图强。历史家依据不同的理解，陈述过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和开始于战国两种学说。一般说来，社会制度的演变不同于朝代的更替，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周代的华夏社会已由奴隶占有制过渡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多数历史家的共识。第四节乱世的百家争鸣
周平王东迁后，衰微的王室仍在互争王位，先后发动政变有五次之多。各诸侯国的国君被废黜、被谋杀的事，屡屡发生。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成为常事。各国之间的大小战争连年不断，一次大战就死伤数万人至数十万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乱世之民，不能不对现实感到困惑，对未来感到渺茫。有识之士试图从理论上探索战乱的根源，寻求实现和平安定的社会方案。思想家进而探讨人世的哲理，抒发自己的理想。各自著书讲学，呈现乱世的百家争鸣。一 孔子与儒学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子”是尊称，就是“先生”“老师”。“字”是采取与本名有关的字而起的别名。“仲”是排行第二，“尼”是生于尼山（丘）。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西周传统文化的基地，保存较多的古典文献。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创立儒家学说。作为儒学核心的基本概念是“礼”与“仁”。“礼”包括统治制度和行为规范。“克己复礼”即恢复周公之礼，诸侯听命于天子，大夫听命于诸侯。孔子又把礼的范围扩大，一切人际交往生活起居都要依据不同的身份地位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礼仪。“仁”是爱心，但受礼的制约，有不同的内涵。君对臣民是宽厚，臣民对君是忠诚，父对子慈爱，子对父孝敬。如果自天子诸侯到普通人群都能遵守既定的制度和行动规范，又有爱心，以和为贵，就会消除争斗，天下太平了。至于尊卑地位的不同，只能听从“天命”。孔子学说是长期战乱中形成的美好理想，当然是不切实际、不能实现的理想。他曾到过许多侯国去宣传，受到礼遇，但不被采纳实施，只能自叹吾道不行。但这个理想的说教，对于后世稳定的朝代却是巩固统治秩序的有用学说，对于倡导人们的道德修养也有教育作用。所以，孔子所创的儒学长久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听过他讲授的弟子多至三千人。孔子没有自己写的著作，他的思想学说主要见于弟子们所作的记录。合编一书，题为《论语》。传说孔子曾“删订六经”作教材。六经中《乐经》早已失传，只存五经。其中《易经》是上古占卜算卦的书。用“--”“—”两个符号，表示对立的阴阳两极，分别称为阴爻、阳爻。依据不同次序编组六个爻，形成八个卦。爻有爻辞，卦有卦辞，用简单模糊的文辞表述寓意，供人推测说解。《易经》中的“系辞”传说是孔子所作，是对《易》理的概述。《礼经》有十七篇，主要是记录日常行为规范，包括婚丧饮宴、聘问朝觐的各种繁琐的礼仪，又称“仪礼”。记录官制的《周礼》和讲解周礼的《礼记》是后代人编纂，孔子时都还没有，不在删订六经之内。《诗》是周朝流行诗歌的选编，共有三百零五篇。有对“仁政”的歌颂，也有对民间生活的抒情，选编的标准是合乎“礼”与“仁”，达到“诗教”。《书经》是古代文献的选编。《春秋》是鲁国的历史纲目、大事年表，史事记述的取舍和文辞的褒贬表述了儒家的道德观和历史观。“删订六经”并不只是为了保存古籍，主要是凭借古籍的修订传播儒家学说。有删有增有避讳有夸张，注入了大量儒学观念。称之为经，即传授儒学的经典。二 墨子与杨子
孔子的反对派是墨子。墨子姓墨名翟，原是宋国的大夫。生卒年不详。建立学派在孔子死后三家分晋之前。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弟子们依据墨子的讲述，分类编纂而成。基本观念是不同于儒家约之以礼的“仁爱”，提出不拘地位身份的“兼爱”。《墨子·兼爱》提出战乱的根源就是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家主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个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所以，他极力主张诸侯国之间、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以至不同身份地位的各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才是天下的“治道”。《非儒》反驳儒家的天命和复古守旧诸论，说如果相信寿夭（短命）贫富都有天命，官吏们就不必勤于职守，庶民也不必勤于农事了。儒者说君子都因循而不创作，难道古代创造车船的发明家和坐车坐船的人都是小人么？《非儒》列举孔子的行为与学说的矛盾，说孔丘的行为如此，儒士们更值得怀疑了。墨子还批评儒家的“繁饰礼乐”，说是剥夺庶民的衣食财富。在《非乐》《节用》《节葬》等篇多有论议。
墨子没有否定君臣尊卑的统治制度，但认为居官在上者应和庶民一样刻苦生活，不能谋取私利贪图享受。《墨子》书中一再将夏禹治水勤劳民事作为学习的典范。墨家弟子都要遵守大禹遗教，身体力行，穿草鞋短衣，以勤苦为荣，分财互助，为公益事业不惜牺牲。弟子们结集为社团，领袖称“巨子”即大师。墨子学说涉及很多方面，其中一些论说适应了庶民大众的愿望，因而较广泛地流传，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
杨子名朱，传说是魏国人。生卒年不详。约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学说见于后代人辑录的《列子·杨朱篇》及其他学者的评述。主旨是“全性”“存我”。《杨朱篇》认为人生年岁有限，生前有好有坏，死后都是一堆腐骨。所以应当顺应本性，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必自我遏制。人们不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四件事：“一为寿（求长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财货）”。不羡慕这四样，才是顺应自然的人。这一论说，被后人称为“全性保真”。《杨朱篇》又提出“存我为贵”“侵物为贱”。说古人损一根毫毛利天下他也不给，把整个天下给他一个人，他也不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们各自顺其自然地生活，不去侵夺身外之物，更不去争取天下，不损己利人也不损人利己，天下就太平了。这是设想脱离群居生活，消除人际利害，当然只能是空想。杨子学说带有消极避世色彩，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不免片面曲解。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是故意夸张，不合实际。三 孟子与荀子
孟子名轲，鲁国人。孔子的三传弟子，是儒学的传承人。《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生平的言行。孟子极力驳斥杨墨，说天下的言论不是信杨就是信墨。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就是禽兽。孟子对杨墨破口谩骂，就是因为杨墨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极力维护的君臣父子之“礼”。
但孟子并没有多讲儒学的“礼”，而是多谈“仁义”，对孔子“仁”的学说做了补充和发挥。孟子认为“劳心者”统治人，“劳力者”被统治，是天下的“通义”，不可改变。但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施行“仁政”，让劳动者都有田可耕，少取赋税，还应当尊重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孟子的名言是“民为贵，社稷（朝廷）次之，君为轻”。君对臣民如手足，臣民就把君当做心腹；君看臣民如粪土，臣民就把君当做仇敌。孟子谈仁义，为君臣之礼提出了制约的条件，是对儒学的重要补充，也回答了人们的一些责难，从而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后世孔孟并称，因为孟子对儒学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荀子名况，赵国人，是孟子以后又一位传承儒学的大师。孟子谈仁义，荀子讲“礼义”，对“礼”的意义作了重要的发挥。（一）孔子复古，主张恢复周公之礼，即西周初年的国家制度和宗法制度。荀子不法先王而“法后王”，主张完善诸侯国现行的制度，逐渐达到统一的礼。（二）荀子反对“天命论”，认为贫富贵贱的差别不在天命，而是由于生产物还不足供应人们的需求，分配有多有少。人有贫富贵贱是合理的社会秩序，是应当遵行的“礼”。（三）孟子曾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荀子提出性恶论，说人都有欲望，想多占生产物，因而相互争夺，破坏了“礼”。要使社会安定，消除争战，就需要制裁非礼争夺。对大夫以上的贵族讲“礼治”，对庶民用刑罚。荀子是博学的儒者，对儒经的传授，贡献独多。社会政治学说中不同于孔孟的新解，发展了儒学又趋向法学。荀子是儒学的传人，也是法家的先驱。四 老子与韩非
老子就是老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隐士。《史记·老子列传》说他是楚国人李耳，但又说还有好几种别的说法。老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聚徒讲学，只留下五千字未完成的文稿，后人题名《老子》，又名《道德经》，信奉的人叫做“道家”。
老子学说的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他叫做“道”。未完成的文稿并没有对道作系统的论述，只是记录了若干断想。全书分列八十一条（章），每条百字上下，互不衔接。主要论点是：道是抽象的、无形的（“无”），天下万物都是有形的（“有”）。道在物中，支配物的运动。他用“一”代表一切事物，“一”是由正反两方面合成，因为有反面才有运动。正反的对立运动，又构成性质不同的新事物。这样持续运动，不断发展。所以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没有贱就没有贵，没有下就没有高。在运动中又会向对立面转化，改变性质。福可以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柔与刚，有与无，好与坏都可以互相转化。上古做八卦，已知有阴阳两极。老子进而探讨对立转化的内在规律，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哲学。
老子把他发现的哲理应用于君主治国之道，不是促进对立面的运动而是强调保守常态以巩固对庶民的统治。他说庶民穷困难治就是因为在上者收税太多管得太多。所以统治者应当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才得安定。《老子》第五十七条，依托“圣人”的话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而治是前人没有说过的新理念，也是老子政治学说的主旨。
韩非出身韩国的公族，是荀子的弟子。著有《解老》《喻老》等篇，探研老子学说，有所阐发。又研讨商鞅等人变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荀子学说做了重要的发挥。荀子主张君主对士大夫以上的贵族行礼治，对庶民用刑罚。韩非反对孔孟的仁治，也不赞同荀子的礼治，力倡实行法治。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一律遵行统一的法令，犯法者都要用刑罚治罪。举国上下都守法，君主才能“无为而治”。法令不应因循守旧，而要依据世事变动的需要，由君主制定，公布施行。所以，君主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又要掌握统治方术，考察臣民的言行。韩非综合前人关于法、术、势的论说，创为较全面的法家学说，成为东周末季最有影响的学派。自撰论文五十余篇，辑录成书，后人题为《韩非子》传世。诸子百家关于结束战乱、治国安邦的种种议论，由韩非做了总结，为秦王朝集权专制体制的建立提示了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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