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严功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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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试读：

绪论

一、社会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社会转型专指近代以来从欧洲开始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的社会现代化变迁过程。作为现代化的同义语，社会转型和世界现代化发展同步，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历经17世纪的缓慢变化，到18世纪受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推动而迅速推进。由此，社会转型理论研究，也和现代化理论研究一样，可以概括为17世纪到19世纪初的萌芽时期；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完成后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繁荣与多元化时期。就萌芽时期而言，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刚处于诞生期,人们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运动,尚未来得及进行全面反思,还不具备系统地进行社会转型研究的条件，相关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之中，如18世纪维科（G.Vico）对历史分阶段、螺[5]旋式上升发展观点的肯定，圣西门关于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分析等。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结束，现代工业文明与社会发展思潮得以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和文化学等领域进行系统总结，并随着社会学的诞生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有以提出“社会动力学”为核心的孔德和“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理论的迪尔凯姆、以“共同体”与“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滕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齐美尔和韦伯的理性与社会发展理论等为核心内容的经典社会学转型理论，也包括马克思有关社会整体论、社会批判论、社会发展论等转型理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等，为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20世纪60年代以来，转型研究进入繁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二战结束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随着世界社会发展逐渐体现出南北对立、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学者们一方面总结前期关于社会发展与进化的相关理论，正式提出了以经典社会学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则随后开始对传统的社会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思考，提出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也有很多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进行社会转型研究，如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多伊奇的政治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亚洲四小龙工业化与西方国家相比所体现出的不同进程研究，标志着多元化现代转型理论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转型，更是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的固有范式彻底失去神圣光环，转型理论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同时，也以其从未有过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延展性，呈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总之，从现代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发展角度，可以看出社会转型理论涵盖了西方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历程，其历史跨度长，研究内容广泛，是西方社会学一直关注的热门话题。如果根据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共识，我们把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社会学”一词作为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可以说转型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到斯宾格勒、汤因比、怀特、斯图尔特、萨林斯、帕森斯，再到贝尔、吉登斯、亨廷顿等，众多知名的社会学家在不同时期均对以社会变迁为内容、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转型理论给予了充分关注，社会转型理论也由此成为社会学重要分支——发展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现在，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的介入，转型理论更是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经久不衰，体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俄社会转型及比较：转型研究的典型案例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社会转型理论视野下，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始终是核心议题，社会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上，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8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的西方转型理论受到广泛质疑，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两种发展社会学理论得以勃兴，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鞭挞。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俄罗斯激进的政治巨变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1978年以来，以渐进方式进行的社会全面改革与转型，更是对转型研究提出了诸多复杂的、崭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例。以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为代表，包括其他非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以一种从来没有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人类历史的类似进程，其间所发生的对人类东西方各种各样传统的反思和创新，所引发的各种物质和观念力量在竞争中的分化、重组，及其所迸发的能量和所产生的辐射[6]力都是举世罕见的。

在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中，从转型本身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和转型的影响力来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转型也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2年12月26日载文，把苏联解体比喻为政治地震中里氏震级最高的一次。而接下来俄罗斯复杂的社会转型则被称为解体后最大的余震，其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思想的混乱，注定了俄罗斯将经历其发展历史中又一个动荡不定的、急剧变革的时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以其对世界格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吸引了所有世人的目光。

同时，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社会急剧转型期间，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多历史渊源和相似之处的社会主义中国，却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同的社会转型道路。1978年以来，中国吸取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结合自己独特的国情，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全面、持续、可协调地科学发展，在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文化多元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模式与取得的瞩目成就，同样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很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2004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2004年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美国思想家F.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编的《出乎意料》一书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其中有一项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8年初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进而到了被升华为与“华盛顿共识”共存[7]的“北京共识”的高度。

综上所述，与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传统转型相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不仅自身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同时在转型模式、转型内容、转型结果等比较方面，均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很多学者甚至把社会转型系统研究的起源标志确定为中俄社会转型，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转型研究的核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洛玛诺夫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模式正在对西方文明准则发起挑战，其关键在于中俄的转型模式体现了两国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权，两国都坚决排斥来自外部的“目标管理”模式，都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即不以西方[8]的条件与现有结构体系接轨。我国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就特别撰文，把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区别于西欧发达国家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转型，也区别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把它当作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指出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转型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新的灵[9]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其相关研究也已编撰为《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一书予以出版。

孙教授的预见已经被转型研究的现实所证明。在近20年内，研究当代社会转型问题，很少有不涉及中俄两个大国的，一些原来并不关注中国、俄罗斯的西方学者也纷纷转向对两国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进行研究。各类专著、译著不断出版，大量论文不断发表：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9-2009输入“俄罗斯社会转型”进行搜索，便能搜到524篇相关文献，以“中国社会转型”为题名的搜索结果就超过1200条之多。如果以改革、变迁等相关关键词搜索，再细分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体专著论文成果数量更难准确估计。相关研究由宏观到微观，由描述性研究到反思性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内容不断多元，成果丰硕，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领域。

（一）中俄社会整体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变革的具体策略和结果的描述性研究

如有关俄罗斯的有：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专著《大政治年代》，列昂尼德·姆列钦撰写的《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П.Я.科萨尔斯、Р.В.雷夫金娜著《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英）卡瑟琳·丹克斯著《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格·萨塔罗夫著《叶利钦时代》，还有中国学者如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经济卷、外交卷、军事卷、人物卷），李静杰主编《十年巨变》（俄罗斯卷），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冯邵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冯邵雷著《20世纪的俄罗斯》，唐朱昌著《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李景阳著《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陈建华著《走过风雨：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董晓阳著《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项国兰著《亲历俄罗斯》，文甘君著《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邵宁著《重返俄罗斯》，陈建民等著《蜕变之痛：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军队》等；有关中国的如孙立平著《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李培林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南山著《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何玉长著《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童星著《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郑永年著《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周全华著《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徐海波著《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张军著《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张建军著《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冯天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周天勇等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陈铭等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许明等著《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李友梅等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等等，这些成果对中俄社会转型的原因或转型后的社会现状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认识两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参考资料。

（二）中俄社会整体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转型模式与未来的反思性研究

如俄罗斯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俄罗斯向何处去》，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格拉季耶夫著《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纪秩序》，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米哈伊尔·杰里亚金著《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绿色革命吗》，（美）麦克福尔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中国学者如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李方仲著《苏联解体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李兴等著《红色风暴会再度爆发吗？——解读新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万成才著《新俄罗斯观察》，张慧君著《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范建中等著《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杨昌宇等著《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政之路——文化哲学的视角》，唐朱昌著《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经济转型启示》，庞大鹏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的复兴之路》（政治卷），李中海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的复兴之路》（经济卷），左凤荣著《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等。

就中国而言，关于社会转型反思性研究如萧功秦著《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反思的年代》，刘祖云著《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张宇著《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阐释》，杨耕著《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石英主编《中国社会变迁：60年回顾与思考》，漆思著《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郑永年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辉耀主编《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丁学良著《辩论中国模式》，何增科等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桑玉成著《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与战略》，吴爱民等著《政府改革：中国行政改革模式与经验》，黄凯峰主编《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改革开放30年专题研究》，李海彬著《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哲学思考》，等等，充分证明了转型理论作为“我国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理论支点”说法的正确性。

（三）中俄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俄转型模式与其他西方国家转型模式比较而言的特殊性研究

随着中俄两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研究的深入，关于中俄社会转型研究热点，很快又体现在两国的比较分析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由于历史的相似性和现实的差异性，两国社会转型在各领域的比较研究显得更有参考和现实价值，由此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一些比较研究著述不断出版，如（俄）库济克著《2050年：中国—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关海庭著《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张森著《俄罗斯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改革》、刘文革著《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中国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会编《现代化之路：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改革比较》、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王一程著《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周尚文著《比较与借鉴：中俄经济转轨研究》、林双林主编《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比较》；刊发的相关学术论文，如李申撰写的《对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与思考》、陈海燕撰写的《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童晓娅撰写的《中俄转轨比较理论及其发展预期》、毕洪业撰写的《中俄经济转轨的目标、路径及绩效比较研究》、徐向梅撰写的《中俄转轨道路比较分析》、王立新撰写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中国借鉴》，以及召开的中俄改革比较研究、中俄文化比较研究、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学术会议等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学术方向。

（四）中俄转型模式与西方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相比的特殊性研究

作为两个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俄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转型所产生的效果在经济社会不断呈现，中俄成为全球发展的“金砖国家”成员，有关中俄转型模式与西方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相比的特殊性研究逐渐成为比较研究的另一热点。如论文《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余伟民）、《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跳跃”与挫折》、《重新评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变化及走向》（陈新明）、《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黄军甫）、《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调整及对转型国家的启迪》（黄永鹏、程家明），博士论文《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杨成）、《社会转型——欧洲的经验和我国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分析》（杨森），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王辉耀主编《大变局：中国模式的崛起与西方模式的衰落》、俞可平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黄平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等等。目前，随着两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这一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扩展和深化，并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总之，中俄社会变革作为转型研究的焦点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关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详细地介绍了中俄社会各领域变革的原因、模式与效果，并从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的社会转型模式对比背景下，对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特殊性做了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证明，社会转型体现为一个漫长的整体的进程，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深受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影响，体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充满变数，不是趋同的和单向的，有关转型研究也必须具备多元的视野，寻求多元化的理论建构。中俄社会转型是两个大国现代化进程中各自不同的模式选择，其经验和教训值得长期总结，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践指导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

三、传媒转型：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的发展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个时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传媒形式，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传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在以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英尼斯、麦克卢汉的眼里，甚至是传播的时空偏向导致了人类不同文明的诞生和消亡，是不同的传播媒介实现了人类的部落化、去部落化和再部落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其中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信息、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指出，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是美国社会变化趋势中最重要的变化；以及当前学者提出的，能够实现任何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在任何地点的通信与联系，即“三A通信”（Anyone，Anytime，Anywhere）的“E社会（Electronic Society）”与能够实现任何人和任何人，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对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的通信与联系，即“4A通信（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的“U社会”[10]（Ubiquitous Society）概念，无不与传媒形态的演变和内容传播有关，反映出传媒在社会特征的形塑与表征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从大众传媒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传播渗透到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具有很强的行为伴随性，加之早期人的认识、思考能力有限，传播的重要性并未从一开始就受到重视，而被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传播研究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现代大众传媒业兴起后，以专业化的传播机构、职业的传播者、面对最广大的受众进行的各类信息传播活动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之后。因此，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播，一直是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外，考察大众传媒的发展史，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社会以“民主、自由、理性为核心理念的启蒙运动、科学技术发展与市场拓展的工业革命、文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相关。作为大众传媒出现的标志，早期的报纸从政党报纸向廉价报纸转型，是关于民主、出版自由、人权等社会抗争的直接结果，科学技术为大众传媒信息复制解决了技术瓶颈，市场化发展为传媒信息传播和接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使传媒很快成为一个产业。同时，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大众传媒的反作用同样巨大。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众传媒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媒介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多种功能均得以体现。新闻和言论自由本身是社会民主的主要标志，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政策宣传、关系协调等，离不开传媒的有效介入；传媒产业发展不仅使自身成为朝阳产业，而其在其他产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沟通、协调、宣传、公关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使社会由自然经济走进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传媒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着社会的文化生态，同样，对社会文化发展和转型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提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明转型，一种非社会结构而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指出现代传播技术造成了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替代，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11]的现实。总之，在有关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目标实现的总结研究中，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及其信息传播作为必要的条件，其与社会转型的互动共生关系，一直为大家所关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传播学”则是体现其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传播作用的代表性理论。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12]过程”，其兴起本身就是在对西方现代化转型中心主义思维批判的基础上，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为背景的基础上诞生的，研究内容也主要体现为媒体传播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系。1958年，美国社会学家勒纳出版了《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首次把媒体信息传播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他通过把社会按全国大选投票参与率为政治指标、都市化率为经济指标和识字率为文化指标的分类，与日报发行量、广播听众数、电影院座位数这三个指标反映的传播系统对比，发现了传播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由此提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根据一定的参数，把社会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形态，直接指出了媒体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在勒纳研究的启示下，施拉姆在1964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一书中，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把发展传播学推向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此外，还包括罗杰斯的创[13]新扩散等发展传播理论等等。尽管这些观点事实上是以西方社会为标准，未能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但就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而言，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因此，发展传播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发展传播学在这些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地得到应用和拓展。

以上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对传媒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阐释，可以看出大众传媒的兴起几乎与社会转型研究的繁荣是同步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生态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力求表明大众传媒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表明传媒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传媒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直接推动力。传媒因其政治属性、产业属性和文化属性，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一面镜子。

由此，研究社会转型，包括中俄社会转型，大众传媒的变迁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最能体现社会转型特点和路径的要素之一。近年来，在传媒研究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热点之一的背景下，有关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各自传媒发展，传媒与社会转型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相比而言，转型期中国在传媒研究方面要早于俄罗斯，相关研究成果也要丰富和成熟得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型期中国传媒业发展现状研究，包括各类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各类媒体发展现状与策略总结

如《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黄瑚）、《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赵玉明）、《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4至2010年，崔保国）、报业年鉴、广播电视年鉴、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电影发展报告》（2007至2010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尹韵公）、《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报业发展战略》（刘海贵）、《新媒体导论》（蒋宏、徐剑）、《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手机新媒体概论》（李丹丹）等等，这些研究为了解转型期中国传媒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数据文献支撑。

（二）转型期中国传媒在体制、产业与市场化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文化建设、舆论监督等领域进行的分类研究

如专著《社会变迁与传媒体制重构》（郎劲松）、《当代传媒制度变迁》（金冠军）、《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丁和根）、《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范以锦、董天策）、《文化创意与传媒产业研究》（詹成大）、《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周宪、刘康）、《传媒文化研究》（陈龙）、《传媒与文化》（蒋晓丽、石磊）、《新闻舆论监督与政治文明》（展江），论文《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革——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潘忠党）、《传媒体制变迁的模型建构与目标路径选择》（郑丽勇）、《中国传媒产业面临的三种转型》、《中国传媒市场化趋势》（喻国明）、《十字路口：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发展再思考》（郑涵、金冠军）、《论中国传媒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廖圣清）、《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刘晖）、《流行文化与传媒互动关系略论》（仲富兰）、《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研究》（蔡敏博士论文）、《19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研究》（徐小立博士论文）等等，这些涉及传媒自身体制、产业、文化发展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和思考的细化研究，是整体上关照中国传媒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作用。

（三）从改革、变迁、转型等相近领域角度，整体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变化、取得成绩和未来方向，成为新世纪我国传媒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

主要的代表作有孙旭培教授著《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中国传媒的活动空间》、《自由与法框架下的新闻改革》，喻国明教授著《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传媒新视界：中国传媒发展前沿探索》、《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胡正荣教授著《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主编《时代之印——中国媒介三十年1978-2008》、《社会透境——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还有李良荣教授著《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郑保卫教授著《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构建》、丁柏铨教授著《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童兵教授主编《技术、制度与媒介变迁：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论集》、林晖教授著《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周劲著《传媒治理：理论与模式的中国式建构》、林晖编《历史的探索——中国新闻改革30年论文选》、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宋守山编著《传媒三十年》，以及包括《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李良荣）、《中国传媒业三十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喻国明）、《中国新闻传媒30年巨变及其反思》（蒋晓丽）、《当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业改革》（张涛甫）等各类期刊上百篇学术论文等，相关成果对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媒改革的经验、问题和未来出路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俄罗斯方面，由于其社会转型经历了20世纪末期疾风骤雨的10年，因此早期关于传媒的研究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中国比较起来，其新闻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差距明显。苏联解体到2000年之前，只有少量关于俄罗斯媒体变化现状的描述性研究和一些新闻传播理论的译文文献出现，但新世纪的10年间，由于俄罗斯社会稳定发展，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关于社会变迁和传媒转型的学术成果也不断出现，包括俄罗斯国内的《重构俄罗斯：90年代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与政治》（Засурский И.,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оссии: масс-медиа и политика в 90-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2001.）、《俄罗斯大众传媒体系研究》（Засурский Я.Н.,Система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1.）、《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М.И.Алексеева,Л.Д.Болотова,Е.Л.Вартанова и др.,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8）、《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传媒》（Засурский Я.Н.,Средста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2.）、《俄罗斯新闻史（1917-2000）》（Кузнецов И.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Флинта”2002）等专著。中国国内有关俄罗斯媒体研究的著述，如《变迁与反思：当代俄罗斯传媒转型透视》（严功军）、《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李玮）、《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吴非、胡逢瑛）、《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贾乐蓉），以及包括《转型期俄罗斯新闻业透视》（程曼丽）、《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媒体的变化》（孙凌云）、《俄罗斯社会危机与大众传媒》（于洪君）、《〈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张丹）、《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李兆丰）、《论苏联解体前后新闻控制的演变》（邵宁）、《俄罗斯〈星火〉周刊的转型之路——对俄罗斯转型期传媒变迁的个案研究》（赵永华）、《普京道路与俄罗斯传媒发展》（张养志）、《转型期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变迁》（王前军）、《俄罗斯报业现状一瞥》（杨运芳）、《俄罗斯广电体制概观》（王向东）、《俄罗斯网络发展历程》（孙飞燕）、《论市场经济中俄罗斯电视传媒的多元化发展》（吴非）各类期刊的数十篇论文等。

就研究内容而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对转型期俄罗斯传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解体后以及俄罗斯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传媒发生的根本性改变进行总结研究，涉及传媒体制、传媒功能、传媒市场化变迁、传媒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传媒观念、传媒策略、传媒业务变化等；二是微观上对俄罗斯传媒转型引起的各类媒体发展现状变化进行描述性研究，如俄罗斯报业发展、广播电视发展、网络媒体发展、数字电视发展、出版业发展、广告业发展等。研究学者在俄罗斯主要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授扎苏尔斯基为代表，国内的俄罗斯传媒研究学者则主要有程曼丽、赵永华、贾乐蓉、吴非等。

由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关于社会转型期中俄传媒各自发展与变革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学者们对中国传媒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而俄罗斯传媒转型研究也在不断拓展，逐渐引起大家关注。这些成果提出了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中俄传媒均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实现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垂直管理向多层次管理转变，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向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并存转变；传媒形态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等观点，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但是，分析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当代中俄传媒转型发展的研究成果，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和中俄政治、经济等领域转型研究相比，两国传媒转型与发展研究总体上存在着总结性、后发性、分散性等缺陷，一些研究还停留在对两国传媒发展现状描述、数据统计方面，层次浅，指导性、时效性较差，相关成果的社会反响较弱。

其次，相关研究多局限于对新闻传媒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或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简单嫁接研究层面，吸取其他学科成果少，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尚未形成两国传媒转型完整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范式。

最后，从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角度看，有关两国社会转型总体比较抑或社会转型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变革中的具体体现比较方面的成果已十分丰富，而关于两国传媒转型比较研究除了少量描述性的学术文章外，至今基本还是一个空白，显得十分薄弱，这和信息时代传媒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以及中俄社会转型与传媒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是不相称的，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四、研究思路、目的、方法与基本概念

有鉴于社会转型研究、中俄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传媒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中俄传媒转型研究仍显薄弱的现实考量，本书选择了“当代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课题。课题的选择理由除了上述关于社会转型、中俄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的相关论述外，中俄两国历史的相似性和社会转型后的差异性在传媒领域的体现也是依据之一。正如童兵教授在其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中谈到的，“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各国不同，而同中国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毛泽东曾经指出：‘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大、[14]尤其深，对中国新闻工作的影响也不例外”；李磊教授在专著《外国新闻史教程》中也曾指出，中俄两国新闻事业的起源、理论、指导[15]原则等方面都极为相似，等等，均表明中俄新闻传播事业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也就是有着如此相似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的中俄传媒业，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却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转型和变革历程，形成了两个具有强烈对比性的传媒转型范本，它使两国传媒转型的比较研究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也使得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预期价值。由此，本书以社会转型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以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媒介生态为背景，以转型期中俄传媒改革的历程和内容为依托，立足于中俄两国传媒改革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从传媒、社会与人的关系角度，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比较研究为核心，利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知识，比较两国传媒转型在背景、原因、进程、模式、结果等方面的异同，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

第一，课题研究始终以传媒与社会互动演变关系为基础，充分应用社会转型理论、中俄社会转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比较研究成果，作为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原因探讨以及比较范式确立的关键要素，把两国传媒转型比较研究融入其广阔的社会变迁中进行总体思考；

第二，由于前期关于转型期两国传媒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自传媒变迁的思考方面，就两国传媒在所有制、产业化、经营管理、社会功能、传播者与观念转变、媒介发展、传播内容、受众地位变化等方[16]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形成了共识。因此，在本书的比较研究中，对于这些微观方面的变化比较将不再详细涉及，而是将其作为论述的依据，贯穿到全书的研究中，重点从宏观上、整体上比较反思两国传媒转型的异同；

第三，在宏观上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结果时，本书根据现代化与转型理论研究内涵的一致性关系，充分利用现代化理论，以其为理论主线，构建中俄传媒转型结果在现代化基本内涵“民主化、市场化、技术化和文化世俗化”四个方面的比较内容，并以此为核心探索中俄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异同。力求通过比较，全面反思两国传媒转型的特殊性和全球化时代两国传媒未来的变化与发展策略,提高研究的理论性、应用性与创新性。

根据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目的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俄传媒转型在所有制、管理模式、产业化发展、传播理念、社会功能改变等方面的微观内容做进一步的梳理，并与中俄传媒转型在宏观的传播生态、转型进程、转型模式、现代化转型结果、经验教训等主要研究内容结合，构建中俄传媒转型比较研究具有较强整体性和开拓性的成果；

第二，从比较新闻传播学角度，利用转型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致力于整体上探索两国传媒转型对比研究的标准、范围和具有可比性的内容，并力图以此弥补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对于具体两个大国传媒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丰富比较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

第三，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以两个国家传媒业发展比较为案例，一方面力图通过比较研究，为解决两国传媒转型中的棘手问题提供一些新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再次反思信息时代传媒、社会和人的互动三角关系及其在国家、政府治理中的作用，以期推动新时期国家信息化建设以及媒体改革的不断创新。

在研究中，本书将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其中在对中俄传媒转型的性质、背景、策略、特征、反思等方面进行探讨时，多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两国媒体的传播表征、改革结果、发展规模等方面，将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数理统计的角度分析中俄传媒改革导致传媒业发展的变化和产生的不同结果。

比较研究则是本书的核心研究方法。作为重要的方法论，比较研究是根据特定的认识与实践目的，将一事物属性与其他属性和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一种思维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确立中俄传媒转型的可比性、比较标准等基本原则，通过对研究对象各方面的特征比较，发现中俄传媒转型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挖掘影响其异同的原因，探索当代中俄传媒转型的规律，是贯穿本书的主要方法思路。

此外，就本书研究的基本概念而言，对于“当代”、“传媒”等概念的内涵，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对其所指已经清楚，对于“转型”这一核心概念还有必要进行补充解释。由于转型研究历史跨度长，内容复杂多元，涉及的专家学者多，所以有关转型概念的阐释也是多样的，包括了如前所述的“从社会学、系统科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不同角度的考察定义等。由于本书在研究中主要把中俄社会转型作为宏观的传媒生态背景，作为传媒变迁的决定因素，同时，在构建传媒转型的研究范式时，又以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为标准，因此，本书选取社会学视野下的转型概念，把转型当作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同义语，专指“社会各领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整体转变过程，”主要涉及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包涵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17]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转型科层化、观念转型理性化”等基本内容。据此，中俄传媒转型，也就是指两国传媒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整体转变过程，其比较研究，也就是指比较反思两国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的异同。

通常的研究中，把转型和改革混用是比较常见的事，本书的立足点没有定位于中俄传媒改革比较研究，而是用“转型”代替了“改革”，有关“改革研究”和“转型研究”的基本概念厘清对于研究思路的拓展很有帮助。“改革”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18]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以此类推，“社会改革”就是把社会发展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体育等各领域中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制成分，改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和规制。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革理论，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转型”（Transformation）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意指“微生物细[19]胞之间以‘裸露的’脱氧核糖核酸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后被西方社会学家组合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主要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的转换。其中“型”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整体结构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结构要素的一个高度概括，“转型”意味着对社会结构模式的全面、整体的

[20]变革。

从基本概念内涵来看，我们很容易体会到，“改革”一词具有具象化的特征，主要指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和方法，而“转型”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其意义更为抽象，宏观，强调社会全面的、整体的结构转换。安徽师范大学朱平博士在其论文《从改革到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通过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归结为从初期改革到现在转型的过程，对此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出现了三种基本形式: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社会转型。三者的目的均是解放生产力，意义上有很大的交叉性，就转型是对“原型”社会的改造而言，它也是改革，但就转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就对生产力的解放而言，范围超过改革，它是革命，但和社会革命比较而言，又有方式上的差异。事实上，社会转型是在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是在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触及社会深层结构和总体运行模式的全面的、整体的改革，它是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是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的整合，是改革和开放互生互动的历史和逻辑的总结。改革是转型的前奏和准备，转型是改革的总结和提升。只讲改革不讲转型，就会重手段而轻目的，重过程而轻结果，理论概括的片面性往往导致实践上的盲目和偏差。不抓住转型这个根本，改革就会因缺乏明确的思想指导和价值方向而陷入就事论事、顾此失彼的支离破碎的零乱和盲目；而不通过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扩展，转型就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思想认识的逐步统一等前提或者无法推动，或者因操之过急而产生动荡以致归于失败。朱平博士还专门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观念上由改革到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由表层到深层，体制外到体制内，局部到整体的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一种从“改革”的民族性话语走向全球化“转型”世界性话语[21]的转变。

为此，本书有关当代中俄传媒转型问题的探讨，与当代中俄传媒改革是相辅相成的。20多年来中俄传媒具体的改革策略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中俄传媒转型研究的基础，而中俄传媒转型研究，则是从更深层次、更全面、整体上对两国传媒结构变革做分析总结，既注重改革的手段，又注重改革的结果对两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图涉及更多的社会与传媒互动的本质问题，这和本书的研究目的是相吻合的。

五、研究意义、创新及内容安排

根据研究的思路和目的，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既可以从宏观上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社会转型进行回顾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两国传媒转型的特点、进程、模式、结果，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异同，反思未来的出路。选题的研究内容丰富，对于处于发展拐点的中俄传媒而言，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性和参考价值，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在传媒领域的空白，进一步丰富转型研究的成果。

全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成果力求克服中俄传媒转型研究的单一性、专门性缺陷，克服研究成果数据堆积的总结性和分散性，应用多学科知识，重视研究的理论性和交叉性，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时，本书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在比较两国传媒转型的原因、进程、模式、特点中，一直以媒介生态学作为指导思想，同时还确立了现代化理论内涵作为中俄传媒转型内容与结果的比较标准，力求反思中俄传媒转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共生关系，在理论突破和应用方面，凸显创新价值。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意义和创新，以研究的思路和重点为指导，本书的主要内容设计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从社会生态裂变的角度，根据传媒与社会互动的原理以及媒介生态学研究理论，对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社会动因进行比较，探索导致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路径差异的社会原因。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业转型始于1978年末，俄罗斯[22]的传媒转型始于1985年，在不同的社会转型背景和转型策略的指引下，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也会不同。第二章主要通过转型前中俄传媒发展历史的回顾，通过中俄各自传媒发展现状分析，进一步总结两国传媒转型的具体历程，从宏观进程上管窥中俄传媒转型的异同。

在社会转型比较研究中，转型模式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渐进”和“激进”是社会转型两种主要模式，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社会子系统，中俄传媒系统的转型同样体现出渐进和激进的不同模式选择，对二者进行比较，并由此对中俄传媒转型特点进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是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着重从内容和结果方面对中俄传媒转型的目标实现进行比较。与社会转型结果主要讨论现代化程度一样，传媒现代化的内涵成为两国传媒转型内容和结果的比较标准，涵盖了两国传媒转型在民主体制、产业、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体现，以及两国传媒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异化问题。

中俄传媒转型在不同的背景下，选择了不同的模式，其结果必然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传媒自身在各方面的现代化转型体现，另一方面是转型后的现代传媒对社会各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五章从中俄传媒转型与各自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在前面宏观论述传媒转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从微观方面具体分析传媒转型对两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寻传媒现代化转型社会正效应发挥的有效途径。

比较见差异，比较出真知，中俄传媒转型各方面的比较，最终必然落脚到比较的结论上来，结论也是全书价值的浓缩。因此，本书结语部分，拟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从“收获与差距、得与失的辩证法、未尽之路的思考”三个方面对中俄传媒转型进一步做客观总结，以凸显研究课题的现实指导意义。[1] 张广智：《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2]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3] 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4] 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评述》，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5] 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6] 冯邵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7] 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8]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Транэит беэ пункта наэначения》，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2008,Номер 2.с.19-20.[9]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10] 王潼：《“E社会”、“U社会”与“和谐社会”》，载RFID中国网，http://products.rfidchina.org/ttest/readinfo-14474-173.html[11] 胡冀青：《传播技术与文明变迁：传播学的永恒母题——基于传播学科创新的思考》，载《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4卷第1期。[12] S.T.Kwame Boafo,Utiliz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frican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Gazette 35，1985，p83.[13]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11页。[14] 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15] 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473页。[16] 相关成果如孙旭培著：《当代中国新闻改革》、林晖著：《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严功军著：《变迁与反思：当代俄罗斯传媒转型透视》、李玮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等。[17] 陆学艺：《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76页。[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436页。[19]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20] 朱平：《从改革到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21] 朱平：《从改革到转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22]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传媒领域推行公开性，揭开了苏联新闻改革的序幕，因此，我们把这一年当做俄罗斯传媒转型的起始时间。

第一章 社会生态裂变：中俄传媒转型的动因

关于社会生态变迁在传媒转型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和媒介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世界上由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存在而导致不同传媒体制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明证；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发展史和传媒发展史的关系，从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传播的历史的结论。除此之外，系统理论和媒介生态学研究，也可以给我们同样的启示。

我们知道，系统思想来自于黑格尔的动态辩证法，其内涵集中体现在亚里斯多德“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名言中。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一定的系统中，所谓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且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

[1]体”。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由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传媒信息系统等子系统构成，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也分别构成各自的系统，由更小的客体要素构成。在社会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子系统属性由社会系统属性决定，而各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维护着社会系统的平衡。系统理论的提出，对于以大众传媒为主要内容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传媒的信息传播，要求研究者具有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注重社会传播的整体性、系统性，也就是要充分考虑影响传媒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在大众传播模式研究中，传播学者赖利夫妇和德弗勒等的系统论模式，就是因为把大众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子系统,传播系统的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的影响,也要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突破了线性模式和循环模式只关注传播内部机制的局限，成为传播模式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系统理论研究也为媒介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把媒介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它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持自身生态系统的平衡。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是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专家，他在论文《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对媒介生态研究内涵有着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媒介生态因子（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与媒介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两方面。媒介生态因子构成媒介微观生态,是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使媒介的结构趋向完美的状态。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还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环境因素构成媒介宏观生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与媒介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在环境中,同时媒介本身也构成生产和传播环境。因此,媒介生态的中心关注点在于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频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如同自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一样,媒介是一个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媒介生态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通过信息、能[2]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3]

根据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理论，我们不难理解，传媒的转型就是传媒生态系统不平衡导致的结构转变，这种生态系统的不平衡，首先是由于社会宏观的生态变化造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要通过内部和外部的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来重新实现系统内的平衡，而这种信息、能量和资源交换的过程，就是传媒转型的过程。同理，我们可以认为，分别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的当代中国、俄罗斯传媒转型，是一种媒介生态向另一种媒介生态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也在于两国社会生态转型的推进。正是因为前后不同的社会生态系统，导致了中俄传媒转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诸多差异。由于影响传媒转型的社会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本书对于中俄传媒转型原因的社会生态裂变内容比较考量，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此外，由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中俄传媒转型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不会对两国社会转型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全过程做详细的论述和评价，而是简要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过程、结果、异同三个方面，做结论式总结。

第一节 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生态比较

在社会与传媒的关系中，政治与传媒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传媒[4]“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生态，即两国政治转型所形成的新的媒介生存和发展政治环境，也是决定两国传媒转型特征和结果的最主要社会因素。

一、中国政治转型的历程

中国政治转型从1978年开始，是以对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作为历史背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吸收国内外政治发展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国情，在政治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总结，总体按时间纵向和改革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启动、展开、调整、全面推进、逐步深入五个阶段进行概括。

我国政治转型的启动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3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此期间，我国政治转型主要围绕旧体制的弊端和十年“文革”问题的反思，揭示政治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推动转型的核心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指出旧体制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5]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成为他关于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论述。同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继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6]制度化、法律化。”

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的系统意见，这是政治转型启动时期我党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最重要决定。决定提出一系列针对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诸如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人事制度等存在重大缺陷以及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等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党政分权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任务，为我国政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1982年，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使用“政治体制”这个词语。这次会议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集体领导、实行“党[7]政分工”和退休制度等。

政治转型的展开阶段则是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出和修正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全面部署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新的日程。1986年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召开，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意见，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并从“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之后短时间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党政职能分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系列成果。

调整阶段主要是针对1989年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苏东剧变导致的政治风波，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对我国政治转型进行方向性整治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客观原因，本已全面展开的政治改革放缓，除了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建立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制度，1990年中共中央陆续颁布《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等进行党内建设外，转型政策主要强调把政治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强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对此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在[8]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全面推进阶段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一直到党的十六大为止。这一阶段在经历了80年代的探索期后，我国渐进性的政治转型无论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等方面均趋于成熟，政治改革全面推进。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加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等。十四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四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进行详细规定，我国的政治改革由侧重于下放权力全面转向制度创新，由改革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

党的十五大，政治体制改革被进一步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十五大报告在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的主要任务，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进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以及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等。特别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标志着我国摒弃了“人治”的思想，向法治国家管理过渡，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源头，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是一次总结我国十五大以来社会稳定、快速发展成绩的大会，也是新世纪对我国社会发展进行战略部署的大会，从各方面标志着我国社会转型进入纵深阶段，我国多元民主的政治转型正逐步深入。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从“三个代表”、“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共同作为小康社会的目标。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随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修宪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五中全会有关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均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建设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如2004年把人权概念写入宪法、2005年中国政府网开通，构建阳光政府等，特别是2006年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召开，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9]监督权”等指导方针和政策，“民主”一词被提及达69次之多；2008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09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作为中国首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积极推行政务公开，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法律法规，探索科学有效的形式，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把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作为公民权力与政治权力予以保障等，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历程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从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向以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转变，其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1988年6-7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过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区分，根据其制度转变和运行的特点，可以分为激进转变期、正常运行期、和弊端修复期，从不同的政治制度角度，相应也可以分为由苏维埃制度转向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再向总统集权制、权威主义可控民主制度演变历程。

1990年至1993年为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激进转变期。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游行示威、街头冲突、民族自决等政治风潮此起彼伏。在1990-1991年的转型初期，俄罗斯经历了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议会选举，1990年10月苏联最大的反对派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运动成立，1991年3月全民公决赞成俄罗斯建立总统制、俄罗斯通过《俄联邦总统法》和《俄联邦总统选举法》，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首任总统，宣布实行“非党化”，禁止共产党在俄联邦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的活动等重要历史事件。“8·19”事件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夺取了政权，苏共失去执政地位，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在俄罗斯得到确立。

1992-1993年，总统叶利钦与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之间在修宪和制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改造和设置问题上势不两立，因此，双方围绕着权力分配和改革方案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严重的“双重政权”对抗局面。最终在1993年10月，以总统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强行解散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炮打“白宫”这一非常的军事手段摧毁了苏维埃制度。“十月事件”以后，叶利钦通过解散地方苏维埃，禁止反对派政党的活动，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工人论坛报》等报刊的发行以及修改宪法草案等方式，进一步废除苏维埃体制，不断加强总统集权。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经全民公决通过，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统的一系列特权，包括总统可以颁布法律；有权向议会提出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高层人选；可根据法律程序解散议会；可作出政府辞职的决定；有权决定选举和全民公决，发布紧急状态令等，标志着俄罗斯既不同于美国“总统制”，又不同于法国“总统制”的“总统集权制”政体的正式确立。

1994-1999年，是俄罗斯“总统集权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期。一方面，在这期间俄罗斯政治生活开始走上法制轨道，宪法成了判断国内各种政治行为的准则，各派政党的活动受到宪法规范的制约，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基本上采用合乎宪法的手段来进行。这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1996年的总统选举、1998年的金融危机、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均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这段时期也是俄罗斯总统集权制弊病不断形成和暴露，社会政治文化极度混乱的时期。尽管新体制下叶利钦总统拥有很大权力，但其在法律意义与其现实功能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距离。总统的主导地位，仅靠一个宪法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在反对派占多数的情况下，杜马完全能够冻结总统或政府的法律草案，总[10]统与议会的斗争再度激烈。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左翼势力，俄罗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各种社会思潮碰撞激烈，政治意识形态多元，政党繁多、政府更迭频繁。政治转型出现了诸如“总统权力过大，有权无责，而政府则有责无权，难有作为，金融寡头干预[11]政治、地方势力坐大、中央行政管理软弱等深层次问题，充分反映了“总统集权制”对国家社会正常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对于这段时期俄罗斯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状况，很多政府要员和国内外学者有过形象的评价。俄罗斯学者咯加尔利茨基指出，俄罗斯的改革“是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下开始的。自由主义给俄罗斯带来的是垄断集中的和官僚主义化的经济，而民主则体现为一个有民主议会，有各种宫廷尔虞我诈和有任意向部长和议员发号施令的非正式的[12]政治领导人的超级总统宪法。”时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就认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而更像是一个旧式的君主专制国家。”他说：“我曾一度把叶利钦视为‘沙皇’，看来这并非偶然。现总统所拥有的权力并不小于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就连叶利钦也不讳言自己拥有类似于“沙皇”的权力，他在1996年竞[13]选总统时曾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鲍利斯一世”。

2000年底进行的一项关于“俄罗斯是否是民主社会”的调查中，26％的人认为是，54％的人认为不是，还有20％的人没有回答[14]，这表明大多数人认为俄罗斯不是民主社会。此外，在舆论左右及财力的限制下，俄罗斯普通公民很难享用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权利。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使俄罗斯选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后来又变为“拒绝民主”。对于俄罗斯的社会民主状况，美国《洛杉矶时报》2000年1月1日的文章分析道，“俄罗斯的确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民主体制”，“但这是一个由一小撮寡头政治家控制的几家全国性媒体能够操纵公众舆论、决定选举结果的民主体制”。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则写到：“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15]为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1999年至今，是俄罗斯总统集权制弊端的修复时期，普京突然走马上任成为俄罗斯总理，接下来在2000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当选总统，成为俄罗斯政治转型走向正规的转折点。普京以他务实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政治风格，践行“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稳定是基石”的俄罗斯新思想，实施重建“垂直权力”、宪法秩序和“强有力的国家”的政策，针对叶利钦时期俄政治出现的方方面面的弊端进行了修复，其中包括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势力；把全国划为7个联邦区，由总统亲自任命派遣代表管理，颁布《联邦委员会（上院）组成法案》、《联邦地区自治设置原则修正案》等法案，使总统有权罢免违法的地方长官，解散地方议会，使地方官员不再成为上院议员等，加强联邦权力；打击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宫教父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消除寡头政治；制定和修订《政党法》。两次对成为政党的总人数标准进行提高，2004年《政党法》修订时党员总数要求不少于5万人,且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分支机构且每一分支机构人数不少于500人。2005年4月出台的新的《选举法》还将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5%提高到7%，形成了主要由3-4个政党参政的局面，改变了俄罗斯多党制政[16]党林立，参政议政程度差的现实。在整顿多党制的同时，联合右翼力量，成立“统一俄罗斯党”，在两次议会大选中，均以较大优势获胜，改变了政府与杜马长期对立的局面，理顺了国家与杜马的关系。此外，普京还进行了惩治腐败，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对于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形成也非常重视等等。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措施，俄罗斯终于结束了过去近十年政局混乱的局面，初步建立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实现了对国家治[17]理核心部门的控制，确立了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由“可控民主”[18]到“主权民主”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中俄政治转型及政治生态简单评析

从中俄政治转型的阶段分析来看，两国政治转型均是由原来的全能型集权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转型的过程十分复杂，均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俞可平教授在《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一文中对我国政治转型及转型后的政治生态做了详细总结。他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要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19]制建设和政府改革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方面，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先后通过了关于人大代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结构、各级人大议事规则等基本法律；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选举制度日益完善，差额选举已经普遍实行,县以下人大代表已经实行直选,竞争因素不断增加；各级人大代表的素质明显提高，人民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政协制度的主要成就包括: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确将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确立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新确立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指导方针；政协的结构、职能、方式和程序有了详细规定,政治协商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各级政协的参政议政作用大大增强,民主党派实质性地参与国家管理，被党和政府决策部门采纳的高质量提案增多,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包括全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取得高度一致、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党员干部的差额选举，县级以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党内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和公共性明显加强、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取得实质性进展,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制度以及纪检制度等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等。

基层民主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村民自治方面。截至2007年,中国农村已建立起6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村委会选举的全国平均参选率在90%以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直接选举的先河,使亿万农民享受到了自由而直接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突破性发展。此外，基层民主建设成就还包括发展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中的民主制度,逐渐推行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改革试验,建立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使公民的依法上访及投诉成为监督政府机关和党政干部的正式渠道。

法治建设方面，首先是国家的法律体系初步建成。1979年以来，先后通过了40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其次，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三位一体的司法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司法公平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步。再者是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从无到有,法律服务体系基本确立，以及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政府的目标,政府的活动日益受到法律的限制等。

政府改革方面，体现为机构设置更加合理,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以宏观调控为主,从管制转向服务，日益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建立服务政府的目标；政府事务变得日益透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地逐步建立；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务公开成为对各级政府的强制性要求；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政府重大决策的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评估制度正在推行。电子政务、政府网站、政府与网民的互动,使政府管理方式更加民主、高效和透明。

总之，通过30年来的政治转型，中国已经从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实现了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向多元化民主政治发展的目的，表现在“建立了新型的、兼具权威体制和民主体制特征的混合型政治体制，社会越来越开放、人民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多、法治越来越健全，法的权威上升、意识形态对个人以及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减弱、政府干预社会的范围减小，干预方式向服务型转变”等，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

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先后经历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以总统制为主的主权民主的民主政治两个阶段，最终实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体制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民主、选举制度、意识形态多元等特点和总统拥有颁布法律、有权向议会提出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高层人选、可作出政府辞职决定、有权解散议会、有权决定选举和全民公决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主义总统制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体现出“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强化政府职能和行政改革、加强对国家战略性资源控制、建立全国性政党、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主权民主思想[20]影响深刻”六个方面的特征。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最终结果，主要反映出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种态势。悲观论认为，俄罗斯最终的“主权民主”体制，是“民主的倒退”、“有重新集权主义的危险”。2000年6月，《经济学家》公然声称俄罗斯是一个“伪民主国家”；2001年，“自由评议机构（Freedom House）”给予俄罗斯“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评估，接近于“不自由”；2004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认为，俄罗斯虽然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为开放，但一些事情的进展让人担忧，包括缺乏自制力的“强总统制”、影响力微弱的国家杜马、正在失去独立性的司法制度以及国家媒体的日益控制等[21]。乐观派则认为，俄罗斯通过转型，已经基本建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思想已经在俄罗斯社会扎根，各种体制正在俄罗斯社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不断促进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发展。

从政治转型的进程规律来看，对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结果，我们必须采取辩证的立场。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公正地指出：“……我们有了相对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寻找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也有了比较自由的选举制度、多党制，以及各级立法机关和代表机关系统。不能夸大也不应该缩小新俄罗斯的民主成就。尽管民主制有自己的各种缺点，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种社会予以珍视并准备加以[22]维护的政治财富”。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对于克服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弊端，在社会开放、公民权利和自由、思想多元、法治建设、行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其最终归于权威主义的总统制，虽然吻合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但总统集权的确有导致政治专断的危险，俄罗斯的政治民主还缺乏公民社会等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权分立的监督机制还不健全，中央权力机构和政党参政作用弱化，民主化水平还比较低，离以“公民能够对政党推荐的领导人、对有利于选民的、负责的内外政策方针进行独立选择，公民能对当选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公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和自由”为内涵的民主政治标准还相距甚远。

从比较角度看，中俄政治转型背景相似，转型的内容和目标均是由集权制向民主政治过渡，转型的结果方面，均在政治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转型的指导思想、模式、轨迹以及最终的体制选择结果方面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走的是一条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保持传统体制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以稳定为基础，以发展为要旨，进行大量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在加强党内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整个转型的进程总体是平稳的、渐进性的，社会思想的变革也是有序的。而俄罗斯政治转型一切推倒重来，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国情和传统，以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为目的，经过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思想冲突，从政治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最后不得不向可控民主制度回归，整个过程动荡不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第二节 中俄传媒转型的经济生态比较

在传媒发展史上，大众传媒诞生的标志就是“人人都看的报纸”——廉价便士报的诞生。廉价报纸改变了传统的政论报纸生态，使报业发展进入大众报纸时代，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经营上完全商业化，大量刊登广告，以降低售价，扩大发行。可见大众传媒从一开始，产业化便是其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中俄传媒转型之前，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其他行业一样，实行计划经济，靠国家资金运转，以宣传为主，产业化的属性完全被桎梏。而两国向市场化的经济转型，则直接释放了传媒产业属性的活力，彻底改变了两国的传媒生态。经济生态裂变成为中俄传媒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比较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成为首选。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经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历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总结。有按照改革的程度进行状况，把经济转型分为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改革全面探索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个阶段，也有按照经济改革的政策，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个阶段，也有根据加入WTO为标志，分为“1978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从1992年到加入WTO,经济转型的快速发展期和以加入WTO为标志,经济转型开始进入完成期”三个阶段等。虽然分类不同，但对我国经济转型的整体趋势是高度认同的。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局部实验阶段，也就是从1978年到1983年，期间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规划《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重点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主要是围绕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进行改革试点，并在全国实行了第一步利改税，调整和放开了部分工业品的价格，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和开放了部分沿海港口城市。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冰之[23]旅。

改革全面探索阶段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结束，期间我国经济改革全面铺开，成就与冲突并存，度过了经济改革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因此可以称为探索阶段。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指出了企业问题和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两个关键环节，实现了对计划经济观念的重大突破。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1985年开始实行价格的“双轨制”，成为局部改革的典范。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要“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24]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国企改革的核心。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说明，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理论，不再提计划经济概念，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从[25]而大大增强了市场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形成了严重的官倒、私倒、回扣等不良现象和腐败问题，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价格改革过快也引起了高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失控，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是经济改革出现问题的一个政治反映，随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调整期，主张计划经济思潮有所抬头，但经济改革的潮流无法阻挡。1991年底，我国还是实行了把企业推向市场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

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背景下，代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崭新阶段的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深刻阐述，指出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把原定于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九；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我国经济改革由局部为重点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

接下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市场体制全面推进进行了整体部署。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于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未来方向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布局、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进一步予以明确。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我国经济改革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均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等。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逐步细化和深入。特别是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属性得到世界公认。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四阶段，是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指出经济改革的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千方百[26]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七个方面做了具体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经济改革新阶段各方面工作予以进一步明确和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7]八个方面，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从此，我国经济改革在金融体制、税费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从两次党代会的内容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已从改革走向对市场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修正，对市场经济各个方面要素进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与国际接轨，经济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科学化、法治化阶段。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的颁布，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被认为对于推进经济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重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历程

俄罗斯经济转型历程可以追溯到原苏联末期。当时，旧的经济体制已经严重缺乏效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积存下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消耗殆尽，尤其在国际自由经济推动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济却停滞不前。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初也从经济上进行了诸如“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实行租赁承包的农业改革、通过《根本改变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的决定，使国有企业以行政领导方法转向以经济管理的领导方法、颁布《企业[28]法》”等措施，但最终均无疾而终。巨大的现实反差引起了政府和人民对社会变革的渴望，戈尔巴乔夫很快由推行经济改革转向政治领域的“公开性、多元化”的新思维变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选择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激进的经济转型道路，形成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主要采用了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在玻利维亚用于反危机所施行的一系列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政策，其内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所主张的政策措施，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是其主要特征。在整个转型过程中，经济转型分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叶利钦总统执政为一个阶段，普京上任后为第二个阶段。

1991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立即支持激进改革派代总理盖达尔在经济领域着手推行以市场化、私有化为特征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市场化转型方面，包括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卢布可兑换。私有化则以无偿的方式和行政手段推行，通过1992年1月到1993年12月，对固定资产总额在100万卢布（1991年价格）以下、工作人员不超过200人的商业、服务业、公共饮食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小企业，通过拍卖、租赁、赎买和投标等途径实现资产的私有化，在俄罗斯被称为“小私有化”的产权改革；1992年7月开始，将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然后向公民发放私有化证券，最后由公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股份公司股票的方式，将国有企业的资产无偿地转让给私人的“大私有化”两种方式，力求[29]短时间内完成私有化任务。激进的休克疗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如实行小私有化两年来，私有化的企业约6万家，占商业和服务企业的70%，轻工、食品[30]和建材企业的54%-56%，建筑企业的43%，运输部门的45%等，但休克疗法的弊端也以最大的改革成本显现出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1992年通胀率高达2510%；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5%，工业产值下降18%，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9.7%；对外贸易继续下降，外汇空前短缺，卢布汇率狂跌不止；人民生活急剧恶化，1992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47.5%，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到[31]占总人口的1/3。到1994年，俄罗斯企业亏损的范围达22.6%，工业产品的收益率仅为19.5%，农业产品收益率则为-10%，企业欠款达[32]25万亿卢布。“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从1995年开始不得不进入调整期。

从1995年到1999年，俄罗斯更换了四任政府总理，包括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利马科夫和斯捷帕申，除基里延科短时间向盖达尔紧缩政策的回归外，其余均采取了对“休克疗法”进行调整的策略。如切尔诺梅尔金采取了“目标模式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倾斜；放弃“休克疗法”，反对任何过激主张，走稳重的中间路线；改变私有化政策，停止大规模私有化，改为按“点状方案”有选择地、个别地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强调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调整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经济政策面向社会领域，提出在保障公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稳定卢布汇率，为经济发展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普利马科夫则采取包括“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把解决社会问题和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实施面向社会的政策，及时发放、补发工资和退休金，遏制人民生活贫困化，提高居民实际收入；稳定金融和财政，努力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条件；调整宏观政策方向，从货币紧缩转为刺激经济发展；把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从实施私有化政策改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注重发展民族经[33]济，尽最大努力克服对外经济政策的盲目性”等。调整策略使俄罗斯经济在1995-1997年进入相对稳定的回升期，止住了第一阶段的经济下滑和恶性通货膨胀，但是经济仍然处于十分萧条的状态。1998年，俄罗斯的GDP总共只有158,801亿卢布，相当于1992年水平的[34]70%，通货膨胀率为84.4%，2000年贫困人口仍达4230万。199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给俄罗斯经济发展当头一棒。俄罗斯社会转轨的最初十年，经济转型政策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给其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沉的灾难。

1999年8月16日，普京被任命为联邦政府总理，并于次年3月参加总统大选，当选俄罗斯总统，由此开启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也进入普京时期。普京时期是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弊端进行大量“治疗”的阶段，除了政治上维护稳定的治理外，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在第一任总统时期，普京通过制定民法、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市场经济基础性法律，控制战略性行业，加大政府的监控力度，整肃寡头利益集团，审慎推进私有化等各方面经济改革，对俄罗斯混乱的市场经济进行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调整，实现了宏观经济发展由混乱到有序的转变。

第二任总统期间，普京则“根据强国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以重建强大的经济为导向，注重优化经济结构，继续推进金融体系以及税收和关税制度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强化国家对能源和原材料等战略性行业的控制，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展开对外合作，寻求创新发展，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了包括“开展经济特区建设、启动投资基金机制、创建稳定基金、鼓励小企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确定医疗、教育、住房和农业在内的四大‘国家项目’为民生工程”等具体措施，俄罗斯经济开始平稳快速增长。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察，市场经济有五种类型：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有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瑞典模式和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普京上任以后，在俄罗斯选择了国家确保市[35]场经济的秩序，重视社会政策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适合俄罗斯国情，使俄罗斯经济转型走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中俄经济转型及经济生态简单评析

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历时30多年，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展示了两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中国的经济转型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总结，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二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从体制改革角度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完善了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建立了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为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协调运用的宏观调控经济管理制度，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扩大，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主体；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方法问题,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商品价格95%由市场决定，2003年市场化程度已达73.8%，超过市场经济临界点60%十多个百分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36]；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比较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经济转型体制建设的成效很快在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方面得到极大体现。社会发展方面，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78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长9.8％，总量由世界第11位跃居到第4位；财政收入从1132.3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近1.5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754.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11.17%，第二产业占48.26%，第三产业占39.78%，工业化水平达到中期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产值已占15%左右；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改变，城镇化水平从[37]17.9％提高到44.9％。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1978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57.5％和67.7％下降到36.3％和43.1％；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m2和8.1m2增加到27.1m2（2006年）和31.63m2；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人均期望寿命由1981年的67.7岁提高到2007年的73岁[38]，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俄罗斯经济转型，从体制上看，经过曲折艰苦的探索，走过了一个绝对自由化、私有化到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历程，最终建立起比较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制度。在郑羽主编的《普京时代：2000-2008》一书中，把俄罗斯的经济制度称为混合市场经济模式，并总结出其具有“国有、集体、私人所有制并存、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结合、非法治化与市场经济原则尖锐对立、各种形式的垄断和自由竞争同时存在、经济自由化程度低，集中程度高、强化兼顾公平与[39]效率”六大特点，总体上概况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结果和隐患。

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来看，经济转型也使俄罗斯人民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体会。1992年至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是转型期俄罗斯人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刻，经济转型总体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恶果。一是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严重削弱。期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其下降幅度超过了1914－1917年的国内战争和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0％，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排名还不[40]及韩国，仅相当于奥地利的水平，居世界第12位。二是各种危机相互交织，积重难返。俄罗斯由于长期奉行重金融，轻实业的泡沫经济政策，导致生产连续下降，企业大量亏损，截至1998年，大约70%－80％的企业陷入亏损状态。同时，由于财政拨款少，信贷紧缩，外资来源奇缺，投资严重不足，导致民族工业普遍萎缩，俄罗斯科技含[41]量高的民用产品在世界所占的比例还不足1％。三是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与社会冲突。俄罗斯转型期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各种拖欠（企业对财政，企业对企业，企业对职工，财政对公民的拖欠）充斥了整个经济生活（以工资和退休金的拖欠为例，1998年7月，俄罗斯工资拖欠达758亿卢布，军饷200亿卢布，退休金235亿卢布）。拖欠使许多企业不得不采用代用货币和易货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支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期拖欠了职工的工资、退休金和补贴，全俄“矿工革命”、“铁路革命”、游行示威、静坐抗议[42]风起云涌，加剧了社会危机和动荡。四是债务沉重。为了缓解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财政危机、预算危机、投资危机和支付危机，俄政府只能靠举债度日。据统计，1998年，俄罗斯内债余额700亿美元，外债13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偿还国债支出占预算支出[43]的30%。五是形成了垄断官僚集团。早期的俄罗斯是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转型的，其转型为少数官僚和企业家掠夺和变相掠夺国有资产提供了条件，从而使私有化成了“捞一把”和“强盗经济”的代名词，形成了垄断的官僚集团。据统计，转型期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44]商品进出口、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与此同时，各中小官僚和企业也利用法律真空“小捞一把”。他们贪污受贿，偷税漏[45]税，从而极大地助长了俄罗斯“影子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企业，所有的银行和机构都做假账，私分账外资金。[46]普京承认，俄罗斯的影子经济部分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最后是遍及全社会的贫困。由于经济大幅下滑，俄罗斯居民收入、购买力急剧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增大，贫困人口激增。根据社会统计，俄罗斯贫困人口通常维持在50％左右，激进改革前两年曾达60％。据1996年调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达53.3％，其中赤贫人口达20.4％。1997年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的人“花钱不用计算”；5％的人“买得起电视和冰箱，但眼下还买不起汽车”；34％的人回答“大件购置以后再说”；41％的人“手[47]头的钱只够喂嘴”；17％的人“连吃饭的钱都不够”。1997年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共有3100万人，1999年就增至4000万人。[48]全俄50％的银行存款集中在2％的人手里。同时，1996年至1998年，俄罗斯国内失业率分别为10％、11.3％、12.4％，大大超过了其确定的5％—7％的“正常水平”。到1998年12月底，其失业人口高达860[49]万。

1999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特别是普京的经济新政实施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终于走上逐步增长的道路，受惠于经济全面发展，人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1999-2007年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62.6%，年均增长6.9%，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平均4.7%的速度；2008年2月，外汇储备达4845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1999年以来，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150%，失业率和贫[50]困水平均下降了50%，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巴西一起，被称为新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金砖四国”。

总之，中俄经济转型，从最终构建的经济生态结果上来看，殊途同归，有很多一致性，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等等。但是从过程上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渐进性特征的优势也显露无遗，经济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俄罗斯经济转型则引起了剧烈的动荡，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后期的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经验，如加强政府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对外合作、推动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等，才摆脱难关，走上发展的正轨。中俄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现象和结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第三节 中俄传媒转型的文化生态比较

文化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据统计，相关定义达260多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强调观念形态内涵的文化定义，通常作为文化概念的普遍理解而被采用。而文化转型则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专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51]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所取代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转型改变了文化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文化转型同样不可避免。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个体而言，文化以一种隐形的神秘力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也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并服务于维护其现存关系。因此，从文化在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而言，文化转型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同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独立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发展性的矛盾统一。文化是民族的，每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文化又是普遍的，不同民族之间能找到共有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长时间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其内核难以改变；文化又是发展变化的，从文化的多种定义的现实，就可以看出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和变化。由此，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其在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影响和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会经历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一元与多元等对立关系，这不仅对构筑新型文化模式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社会整体发展，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因素制约着转型模式、进程与成效，两国文化自身也在政治、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的巨大冲突和变迁。这种变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时代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人民和社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同时又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载体和信息传播最重要工具的现代传媒，文化转型对其影响是直接的，显见的，决定着传媒文化属性的本质。因此，中俄文化转型是两国传媒转型又一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文化观念形态的抽象性质和转型的内在连续性，其转型过程难以分阶段叙述，本书只对两国文化转型的结果进行总结和比较。

一、主流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主流文化又称正统文化，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文化发展的一定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同时，主流文化在形式结构层面又一定程度地反映和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中共同性、普遍性的方面，具有相对的超越性和永恒性。

转型前的中俄社会主流文化，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民的文化平等，以培养具有文化知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勇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公民为目标，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性、普遍性来看，中国是以“人本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理想主义、整体思维”等为核心内涵的儒家文化精神为主，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则以其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为基础，体现为“共同性原则、人类中心论、东正教的人道主义、救世主理想和注重内在精神完整”等文化特征。

中俄文化转型，是两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现代化带来了各种新的群体意识，如部落、地区、氏族、宗教、等级、阶级、职业、社团。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52]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由此，在中俄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高度集中、一元性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文化，还是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都必然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历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民主、自由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俄传统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分层的一元社会解体，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使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多样，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个人行为准则日益多元，西方科学技术优势所带来的“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输入等，对两国主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弱化和淡化方面。由于文化转型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入和传播，各种文化元素、文化制度涌入，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多元价值谱系的激荡，直接导致社会成员理想信念、道德观念、[53]价值取向选择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困惑、迷惘、混乱局面。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泛滥，一些人追求世俗化、功利化，缺乏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勇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主流文化精神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被削弱，主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同样，新的多元文化倡导的科学理性、自由、法治、个人主义、世俗化、功利化等思想，明显背离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理想主义、整体思维”等内涵，其流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显而易见。

但是，尽管文化转型使中国主流文化建设面临着巨大困难，但无论是从思想上、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中国的主流文化重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秉承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国的主流文化建设冲破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革命文化、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文化控制的束缚，保持传统主流文化要素，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文化的优点，向发展、多元、创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转型，历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变迁历程，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主流文化思潮。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做了规划，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张，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四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我国在主流文化重构方面的努力和主张。主流文化建设在我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经济秩序调控和道德行为规范功能，确保了社会转型的总体稳定，对于文化多元转型过程中，特别是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国内外出现的理想信念淡漠、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科学技术异化等负面现象，也起到了很好的抵制和消解作用。季羡林老先生在其自选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针对西方文化的缺陷专门指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华文化必将复兴的内在逻辑。

俄罗斯的文化转型，深受其传统文化影响。在俄罗斯，由于其发展历史的间断性以及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使得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源流的文化在俄罗斯精神空间激烈碰撞，俄罗斯文化一直处于[54][55]东、西方摇摆的无根基状态，在形式上体现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长期争议中。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加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56]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相互角力。”往往在每个转折或危急时刻，它或顺轴左移或顺轴右移，在两个吸力中心摇摆，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反而潜藏着产生割断和分裂其地缘[57]政治空间的巨大潜能。这种现实使俄罗斯文化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备感艰辛，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命运。

俄罗斯文化东西方角力的结果表现为在发展顺利的情况下，便忽视外来文化的吸收，盲目排外，而在发展受到挫折的条件下，又忽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崇洋媚外。同时，俄罗斯历史上文化变迁均以重新察看、否定或者暂时中止前一阶段的文化范式为标志，但新的文化范式任何时候也没有彻底代替旧的文化范式，而是处于一种并存的状态，充满矛盾和戏剧性。这些特点在每一次文化转型时期体现得特别明显，使得每一次文化转型都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和碰撞：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本土、自由与专制、浪漫与现实、激进与保守，等等，这些特征也体现在20世纪末俄罗斯的当代文化转型过程中。

当代俄罗斯文化转型，首先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主流文化彻底推倒重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批判的对象，出现短期的自由主义狂热，极力推崇美国文化阶段。而当全面西化式的改革受到严重挫折，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急剧动荡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又遭到越来越多俄罗斯人的指责和唾弃，俄罗斯再次进入“西方派”和现代“斯拉夫主义”的激烈争论中。到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主流文化转型体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势。一方面是道德败坏，精神颓废，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社会思想风起云涌（如自由主义、左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欧亚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等）。面对整个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思想危机”喧闹声中的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俄罗斯人感到茫然无措。不少俄罗斯人认为，转型前十年，俄罗斯在原有价值观体系破裂后，整个社会已陷入泥潭，思想出现鸿沟。在各种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俄罗斯社会实际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国家已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公众原有的道德标准被摧毁，信仰动摇，陷于犹豫和彷徨。与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相比较，这种精神文化领域的危机更为严重，俄罗斯主流文化重构也因此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主流文化失范及其带来的严重影响，1999年12月，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并在之后2000年2月《致选民的公开信》、同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予以完善，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俄罗斯新思想”的主要内涵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4个方面。其中爱国是最基本的，只有爱国才能努力强国，而有效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团结也是国家强盛的必要条件。“国家”是重中之重，“强有力的国家”、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是新政府认定的全民族的意识[58]形态，是团结俄罗斯社会、复兴俄罗斯的精神良方。普京总统“俄罗斯新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俄罗斯传统文化、苏联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补充的原则，是重建多元价值下的一元价值核心。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文化“不必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更无须把自己挂靠在东方文明或者是西方文明的属性上，俄罗斯就是自己，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中介，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冶炼成的‘融合体’”②。务实的意识形态重塑理念和加强对教育、文化领域的投资，使得“俄罗斯新思想”很快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发挥了意识形态整合的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转型期中俄均经历了主流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但中国主流文化建设是一直持续的，是一种对传统主流文化缺陷的发展性完善，在社会转型中一直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再一次体现出中国文化发展持续性的特点。俄罗斯的主流文化转型，经历了意识形态真空的阵痛，给社会政治、经济转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普京总统最终确立的有俄罗斯特色的新思想，也再一次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一元和多元、本土与西方等关系角度，给出了文化转型方向的答案。

二、精英文化面临危机

精英文化又叫雅文化，是指在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阶级当中流行的具有一定系统性、自觉性的文化。中华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俄知识分子以各自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创造了广泛流传的哲学、文学、艺术等经典作品，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瑰宝。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俄文化转型，导致了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和娱乐化，市场化的“解神圣化”、“祛魅化”以及金钱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观念逻辑打破了精英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和艺术审美规范，极大地挤压了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经典作品的生存空间。作为精英文化特权者和经典作品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其显赫的地位和身份优越感不再。在中国，甚至很多人把“精英”称为“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精英文化变为经营文化。而俄罗斯，精英知识分子的生存则更为艰难，连被誉为20世纪芭蕾舞女神，苏联芭蕾舞艺术的象征和骄傲的乌兰诺娃，为了维持生计，也不[59]得不变卖家产。大量艺术家不得不靠到国外巡回演出度日，大量科[60]学家离开俄罗斯或转行从商。

文化的市场化转型，使中俄精英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人文学术著作出版难、传统的经典艺术生存艰难、精英文化滑向商品化、大众化、浅表化、精英知识分子生活艰辛，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远，失去了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动力、社会道德出现危机，世风日下”等方面。中俄精英文化发展面临的危机，在属性上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尽管精英文化受到的冲击显而易见，并且出现了许多负面现象，但由于文化转型的连续性和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对精英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反思从来都未停止过，精英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政策不断制定，所需资金不断增多，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其生存环境正在逐步改善，总体上体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俄罗斯文化转型中精英文化危机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对以深沉的思想性和浓郁的忧思感著称的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冲击，对其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打击，将会很长时间存在于俄罗斯社会。好在普京上任以后，采取了诸多恢复精英文化传统的政策和措施，俄罗斯的精英文化正行走在复苏之路上。

三、大众文化勃兴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现代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文化类型。它以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为依托，受市场规律支配，是一种具有商业性、娱乐性、媚俗性和技术性等特征的模式化文化形态，是现时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体现。作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执意追求文化价值的永恒性，其商品性凌驾于一切之上，以市场效益为主，而从消费的角度，大众文化则以其欲望化叙事法则，更多的是给工作忙碌的大众一种经验上的娱乐和感官上的享受。

中俄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其倡导的市场化、都市化、世俗化、技术化等现代性发展原则，为大众文化的勃兴创造了充要条件。“自由市场经济把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逻辑向文化领域推演，现代技术对人的物质[61]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改变”，使一种新型的市场消费主义文化产生成为必然。由此，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市场化的推动、早已成熟的西方文化工业产品的大量引入，中俄进入了大众文化发展的快车道，主流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精英文化不断边缘化，而以商品化、娱乐化、技术化为表征的大众文化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并迅速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主流文化。纵观中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景观，由媒体传播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大众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各种通俗小说、侦破小说、言情小说（在中国还主要体现为武侠小说），男性、女性、汽车等时尚化杂志，都市报、娱乐、消费周报摆满书店报摊；各种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以及好莱坞的类型电影充斥荧屏；电视里经常播出的肥皂剧、反映隐私、爱情、暴力犯罪等各种类型的电视剧、各种娱乐节目、体育节目；网络声音、文字、图像多媒体结合的各类大众文化形式的汇聚，以及网络论坛、博客、播客、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等；铺天盖地宣传文化产品的广告；由媒体传播衍生的主持人、策划人、制作人以及明星、追星、包装、炒作等流行现象；生活中包括各种流行品味、格调、建筑、人文景观、酒吧、时装、模特、流行音乐、卡拉OK、高尔夫、旅游等。大众文化以一种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者的姿态，迅速进入中俄社会，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审美与消费等传统的边界断裂了，“艺术的生活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常态，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时尚观念不断改变。大众文化的流行，成为中俄20世纪末以来蔚为壮观的文化转型景观。

大众文化勃兴成为中俄文化转型不争的事实，无论从中俄历史一元化的主流文化、追求艺术审美的精英文化传统角度，还是从大众文化本身属性角度，大众文化的流行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均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傅守祥博士在其大众文化研究专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对大众文化的本有价值做了精辟的评价。他指出：

大众文化崛起适应了日常生活层面在现实生活中的上浮态势。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注与意义追求虽不失崇高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满足日常生活动机与利益的现实性，这些极显浪漫精神与乌托邦理想的审美原则并不能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主流文化对国家意志的遵循使它获得正统性、权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对平常大众的亲和力度。而大众文化却通过疏远政治道德的理性权威以及放逐精英形而上的思考，肯定了人生的平凡性和世俗性，强化了大众现实欲望的追求和满足，强调了平常百姓具体的感受和经验；它直接切入大众的生活领域，直接审视当代人的生存文化环境与文化实践，不仅增强了大众与文化之间的亲近感，也促使文化与大众共同面对复杂的当下生活，共同交流复杂的心情意绪。大众文化正是以其充分生动的当下关怀，[62]完成了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积极凸现和对“诗意栖居”的消极背离。

从中俄转型前的文化现实来看，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可以说大众文化的繁荣，最大程度上在两国社会中发挥了上述的积极功能。但同样也是因为两国传统文化特色，大众文化“容易造成对物欲的强烈追求，人文价值弱化；造成对高雅文化的排挤，使崇高与理想失落；造成文化消费的平庸化、低俗化的反文化现象”的消极作用也在两国社会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文化建设，把构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互补，形成良性的多元文化生态作为最终目标，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大众文化的反文化倾向。而俄罗斯文化转型，长时间内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和精英文化快速市场化，使得期间大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制约，由此大众文化负面作用对俄罗斯社会和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也更为巨大。各种娱乐化、低俗化，反映隐私、暴力、色情等内容的粗制滥造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生活，个人主义、功利化、享乐化思潮严重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思维，以至于在有关“愿为社会多作贡献”、“为国家分担困难”、“希望获得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财富”这类问题的青少年调查中，肯定性回答的比例分别只有1.8%、[63]1.1%、4.6%。

四、文化发展多元化

在主流文化重构、精英文化削弱和大众文化勃兴的背景下，中俄文化转型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影响和制约，包含各类亚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系统。

在中国，多元文化建设以历次党代会文化建设逐步形成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打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指导方针，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专门资金和文化发展政策，如中央财政每年投入4000万元，用五年时间，重点扶持50个重点剧目；文化政策的重点向公益文化事业倾斜，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同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从部分文化娱乐经营企业中按营业收入的3%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国家给予经费保证；对于代表国家艺术水准、代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国家给予重点扶持；建立优秀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加强对艺术精品创作和生产的扶持；对部分文化项目提供贴息、垫付利息等信贷优惠；落实并完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所售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其他公益文化事业单位经营活动的营业税税率[64]为3%，低于一般税目5%的税率；大力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等等，使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大众文化方面，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不断推出新的措施，推动以市场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同年6月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关于党的执政建设，最大特点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9月13日，国家制定并发布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10月，国务院颁发文化体制改革的114号文件，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等等，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扫清障碍，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2006年为例，我国文化产业当年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5年增长17.1％，年增速高出同期GDP增速6.4个百分点，快于同期第三产业[65]年增速6-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3.41％。文化产业的繁荣，也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标志。

此外，还包括制定《文物保护法》、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加强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加大文化对外开放力度，包括举行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华文化非洲行等活动，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间和地方，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66]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实施电影走出去工程的文化产品输出政策等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增加，文化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总之，中国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

俄罗斯多元文化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普京任总统前，各种思潮混迹于俄罗斯社会，社会缺乏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精英文化没落、大众文化泛滥的无序多元时期，另一方面指普京担任总统后，实行正确的文化政策，俄罗斯文化回归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有序发展时期。关于其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发展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对其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文化发展稍作阐释。

在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由于实行民主化后导致苏联建立的中央与地方强制性关系解体，各民族地区获得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各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始积极挖掘本民族、地区和共和国受众的文化，力求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本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其次，以东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的复苏是俄罗斯文化多元化的又一体现。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东正教徒人数从4000万增加到7000万，占其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宗教书刊充斥俄罗斯市场，宗教活动异常活跃，教堂内外盛况空前，连政府官员都热衷于宗教活动。政府法令规定所有教堂全部归还教会，并且大多修葺一新；宗教节日庆典重新恢复，复活节和主降生节（即圣诞节）成为公众节日。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共管辖128个主教辖区，1.9万多个基层教区，约480座修道院，拥有1.75万多位神[67]职人员。

此外，俄罗斯其他宗教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发展。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在俄罗斯境内不再视其他宗教为异教，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团体法》规定，俄罗斯承认在俄国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及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的作用，同时尊重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存在于俄罗斯境内。

文化的地方化也是俄罗斯文化多元发展的一个体现。在解体前，由于文化的垂直管理，地方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俄罗斯文化中心主要在其欧洲部分，又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而解体后，文化审查制度被取消，地方普遍实现了文化自治。虽然没有了中央的财政拨款，但各地方文化机构以民众为核心，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改进工作方法、风格及组织原则，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例如“伏尔加河流域文化之都”活动，成为俄罗斯开展得最成功、规模最大的地方文化项目。它是尝试将包括联邦、联邦主体、市政这三级无交叉预算资金，再加上各种规模的赞助以及国家文化机构和非政府团体的积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该项目每年举办一次，在竞争基础上选择一个伏尔加河流域城市作为本年度的文化之都。在所选定的文化之都将进行形式多样的大中小型文化活动，给该城市及其所[68]在联邦主体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五、文化转型中的文化后殖民现象

中俄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盛行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的，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可避免地使两国共同面临文化后殖民现象。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十分严重。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图书主要是出口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高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此外，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及影视作品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5%-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美国3000多所大学，只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在英国，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9]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GDP的1%。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还任重道远。

在俄罗斯，由于社会转型首先选择西方模式，文化后殖民现象反映在社会各个领域，体现得更为深刻。一方面，西方文化理念作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时间深入到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的头脑里，从而转变为各种西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角度看，英语成了热门语言，成了证明身份地位的标志，英语借此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成了俄罗斯人追逐的对象；“三八”、“五一”、“五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六一二”（独立日，始于1991年苏联境内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总统产生日）等节日普遍变成了居民狂欢节。我们很难想象，在2000年俄罗斯“独立日”那天，距离红场不足500米远的阿尔巴特街和特维尔大街上，居然公开打出“Playboy”展览的巨幅广告（包括展览地点、时间、联系电话等），而且这幅广告还有意识朝向克里姆林宫

[70]方向。

第四节 社会生态裂变与传媒生态反应

综上所述，中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使得两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生态的共性体现在两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包括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世俗化。而就各自的个性差异而言，中国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文化多元，是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的社会变革，因此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策略和进程，都是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下进行，其变革进程也是持续、平稳的。俄罗斯社会现代化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总体而言推行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在变革的程度和彻底性方面超过中国，但也为此付出了社会混乱，经济文化发展倒退的惨痛代价。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媒生态，仍然要受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约束，其意识形态属性是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媒体的根本特征没有改变，新的传媒生态的形成也是有序的；而俄罗斯传媒则经过激烈动荡发展转向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资本主义媒体的属性，也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传媒生态。总之，社会转型为两国传媒构建了自由、民主，市场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但这种生态的形成过程和未来影响是有差异的，也由此对两国传媒发展与新的生态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此外，就社会转型总体是强调过程性的根本特性而言，两国的社会转型还远未完成，其最终道路的选择既要受两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等内因影响，也要受全球化世界形势等外因影响，所以，机械地评价两国社会生态裂变模式和结果的好坏是不客观的。在谈到把中国30多年的社会转型概括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有些学者就认为最好是改为“中国经验”，并强调中国经验不仅是指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就，也包括社会转型的教训，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因此，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和“俄罗斯经验”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见，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选择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最符合实际的。当前，我们能很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正在互相借鉴经验，逐步探索一条适合各自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第三条道路”，这又必然会推动中俄传媒的现代化转型“第三条道路”的形成。[1] 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2]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3] 关于“media ecology”，有国内“媒介生态”和国外“媒介环境”两种译法，并形成了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中媒介环境学包括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如麦克卢汉、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兹曼、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詹姆斯·凯文等，其主要观点是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重点突出传播媒介的结构冲击和形式影响，还包括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表现。因此，媒介环境学派在研究中是以宽泛的媒介概念为基础，强调通过研究，使世界成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号环境或媒介-文化环境，以使人们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体现出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特征，研究的范围较广（以上参见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则重点把媒介看成一个生态系统，探讨维持其自身生态系统平衡和发展的路径及其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关系，研究范畴较小，但在强调媒介与社会和文化互动共生关系方面的研究而言，两个学派在内涵方面也有共同之处，这与本书强调中俄传媒转型与社会转型有着紧密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鉴于本书重点讨论转型期中俄社会生态变化对媒介生态变化的影响，因此主要采用国内有关媒介生态学的观点。[4] ［美］F.塞伯特等：《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6] 同上，第146页。[7] 马立党：《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特点和经验》，载《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12期。[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313页。[9] 李良荣、张春华：《论知情权与表达权——兼论中国新一轮新闻改革》，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10] 威廉·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康晏如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11] 魏新龙：《俄罗斯政治转型与演变》，载《党政论坛》2007年第3期。[12] 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13] 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14] 参见俄罗斯政治网：http//www.polit.ru,2000年11月9日。[15] ［意］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16] 威廉·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康晏如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17] 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治国模式是在民主政治的形式下，以权威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自由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集权的强制。[18] 可控民主与主权民主是普京执政后依次践行的两种民主理念，其中可控民主意指“可以控制的民主”、“被操纵的民主”，其本质上仍然是民主政治，即包括选举、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形式，但是这些政治上的变化一定是统治阶级校正下的民主政治。主权民主则是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批评和颜色革命背景下一种新的俄罗斯政治意识形态武器，其主要内涵一方面强调民主传统已经在俄罗斯确立，俄罗斯追求民主、自由和公正，但民主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在国家面临失去重要的主权权力时出于国家最高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不能容忍他人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参见郑羽主编《普京时代（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7页。[19] 俞可平：《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20] 郑羽主编：《普京时代（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6页。[21] 黄真伟、袁胜育：《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现状与前景——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评价》，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4期。[22] 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23] 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2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页。[25] 姚会元：《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载《财经政法资讯》2009年第1期。[26]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60.htm[2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4.htm[28] 关海庭、吴群芳：《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2页。[29] 陈江生：《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历程和前景》，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30] 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31] 许新：《重塑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32] 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3页。[33] 陈江生：《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历程和前景》，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34] 黄敏：《俄罗斯经济转轨历程、绩效及其风险防范的启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0期。[35] 张养志：《普京道路与俄罗斯传媒发展》，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36] 邓绍英：《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就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尴尬》，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4期。[3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经验和展望》，载《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1期。[3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经验和展望》，载《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1期。[39] 郑羽主编：《普京时代：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3页。[40] 唐朱昌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41] 同上，第216页。[42] 唐朱昌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43] 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44] 同上，第454页。[45] “影子经济”也称为“地下经济”、“非正式经济”、“非法经济”、“灰色经济”等，由于称谓不一，其成因和表现形式各异，所以人们对其涵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影子经济活动是指产值和收入不申报，从而未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有些学者则从法律角度入手，将影子经济活动分为“隐蔽合法经营”活动和“非法经营”活动两种。中国学者认为，地下经济指的是“那些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产值和收入均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46] 唐朱昌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47] 李景阳：《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48] 唐朱昌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49] 李景阳：《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50] 郑羽主编：《普京时代（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5页。[51] 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52]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8页。[53] 王桂兰：《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54] 俄罗斯历史发展包括基辅罗斯时期、鞑靼压迫时期、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的俄罗斯和苏维埃俄罗斯五个时期，其间多神教与基督教传统、拜占庭和蒙古传统互相替换；莫斯科公国文化的与世隔绝和自我封闭被彼得一世使俄罗斯全面欧化的方针所抛弃；资本主义文化被俄罗斯式共产主义所代替；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文化突然被野蛮的资本主义文化所代替。参见朱达秋、周力著：《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55] 俄罗斯文化西方派倡导西方式的理性和自由，以西方的人类进步和文明的普遍道路来发展俄罗斯，认为俄罗斯从历史上更接近西方。斯拉夫派以东正教思想为指导，大力批判西方主义在精神上的枯竭，他们渴求有机性和整体性，追求集聚自由，向往传统的集体村社社会。参见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8－44页。[56] 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页。[57] 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58] ②汪宁：《用新思想占领意识形态的真空》，载《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2期。[59] 冯邵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436页。[60] 据俄罗斯科学院提供的数字，社会转型使俄罗斯已经失去了70%-80%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也减少了40%。西方国家雇佣着俄罗斯20万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相当于俄罗斯为他们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援助。有些科学家也许没有离开俄罗斯，但是他们也已经改行成为商人、政治家等。据俄罗斯科学院估计，转行的专业人员约占总数的30%。参见汪宁：《用新思想占领意识形态的真空》，载《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2期。[61] 朱首献、叶晓艳：《当代大众文化批判》，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62] 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2页。[63] 海运、李静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64] 洪永平：《当前文化政策的要点和评价》，引自文化发展论坛网：http://www.ccmedu.com/bbs4_20875.html[65] 《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08whcy/2008-06/04/content_15628008.html[66] 蔡武：《新中国六十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引自中国文化部网：http://www.ccnt.gov.cn/xxfb/xwzx/whxw/200907/t20090730_72253.html[67]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发展》，参见华农网：http://www.agfine.com,2003.8.7.[68] 迟润林：《俄罗斯地方文化发展方兴未艾》，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3月28日第3版。[69] 赵启正：《民族的振兴需要文化的振兴》，引自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4198056.html[70] 林精华：《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现象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第二章 中俄传媒转型的进程比较

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中俄社会变迁决定着两国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出两国不同历史时期传媒发展的生态。当代中国传媒转型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俄罗斯传媒转型则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与多元化”新政。不同的社会转型特点，决定了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差异。本章以中俄社会发展为背景，在对两国传媒发展历史简单回顾的基础上，阐述两国当代传媒转型的宏观轨迹，以期从整体上管窥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

第一节 中俄传媒发展的历史回顾

作为世界传媒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均有悠久的传媒发展历史，并形成了各自典型的特征。本书对两国传媒发展的历史回顾，重点不是历史资料的详细描述，而是通过对两国传媒历史发展分期的历时性考察，从宏观上概述两国传媒业早期各阶段发展的特点。

转型前的中国传媒发展，大致可分为唐朝开始到清朝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短暂的资本主义维新与民主革命时期，1911年到1927年的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与大革命时期，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的两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五个阶段。除了新闻业发展历史早，封建官报体制时间长等特点外，由于社会动荡变迁的原因，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可谓曲折多变，纷繁复杂。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外报与国人办报共同催生近代中国新闻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新闻理念，推动新闻事业和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无论是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还是北伐战争、两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家战争不断，不同的政治见解斗争激烈，媒体的战争宣传功能和意识形态斗争功能突出，新闻自由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成为常态，新闻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较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探索和建设成为主要任务。期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建立了报纸、书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传播体系，传媒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围剿，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推进，战争时期确立的新闻传媒的宣传、喉舌作用为主的理念已经不适合传媒业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新闻传媒业也出现了诸如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开展舆论宣传的工具的重大问题。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发展成就巨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当代中国传媒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历史教训及其负面影响，则预示着中国传媒转型时代的必然到来。

转型前俄罗斯传媒发展，按照俄罗斯新闻史研究专家的看法，从1703年彼得大帝下令创办俄罗斯第一家定期刊物《新闻报》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为帝俄时期，1890年之后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到戈尔巴乔夫的传媒新政开始的1985[1]年为苏维埃俄罗斯时期，共三个发展阶段。从俄罗斯传媒发展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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