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散文集(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晓飞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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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散文集(一)试读：

一篇优美的散文散发的是清扬与美丽，品读优美的散文，与众多散文名家作心灵深处的交流；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理、感悟生活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襟怀，如此这样你一定能缓解身心的疲惫，从中感受别样的清扬与美丽，带给你无限快意与乐趣。

众所周知，散文的题材最广泛，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

文学是表现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剧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随便自由些，看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断人生。在这里，读者虽不能愉快地贪图到像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可歌可泣、可爱可悯的有系统的人生断面，却能出其不意地找到在人生里随处都散布着的每颗沙砾的闪光，使你惊叹，使你欣喜，以之为不易掘得的宝藏。所以读散文要用心来读，用心来体会。当你的心和作者的心达到真正相接的那一刻，你才算是真正地透过散文那五彩缤纷的“形”，体会到它那凝而不散的“神”。此时你所体会到的就是散文灵魂的真善美，那就是作者通过散文表达出的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思索；那就是能带你通向更远的有着万千风景的世界的道路；那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灵进入片刻小憩的乐园。

散文是美的，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然而什么样的散文才是最美的散文呢？秦牧曾说：“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好散文，还是不多。”他还说：“一篇好的散文，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品读精美的散文，宛如清风般涤荡沐浴；让散文的清扬与美丽永远地伴随你。编者2008·4·20礼记《礼记》是一部儒家资料杂编性质的书。《汉书·艺文志》称它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它记录了战国秦汉儒家的言论，特别是关于礼制方面的论述，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史料，是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礼记》有两种本子，都是汉人辑录的。戴德辑录的称《大戴礼记》，现存三十九篇。戴圣辑录的称《小戴礼记》，现存四十九篇，由于东汉郑玄给它作了注，唐孔颖达又作了疏，成了最通行的本子。礼运（节选）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礼记·礼运篇》开头三章。《礼记》中的“礼”原指《仪礼》，“记”则是对经文（《仪礼》）的解释说明和补充。《礼记》就是阐明解释《仪礼》的作用和意义的，有资料性质，因此没有什么体例可言，实际上是一部儒家学说的杂编。它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也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极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东汉学者郑玄给《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礼记》才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到唐代时，《礼记》与《左传》一起取得了“大经”的地位。千百年来，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礼》，由一部杂编而上升为一部重要经典。

本文就是借孔子之口描绘出一幅大同世界的蓝图，这也是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它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只要天下成为公共的了，那么天下就可以非常太平，人人安居乐业。这实际上表现的是理想化了的原始共产社会的局面和准则，是当时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复古思想，但它客观上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广大人民的一种愿望，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千百年来，这种理想社会深深地印在人们头脑中，许多仁人志士常常扯起“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旗帜，作为反抗黑暗腐朽社会的号角，为理想社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见其对人们思想影响之深。

在语言方面，文章辞气很足，一气贯注，犹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极具慑服人的力量。在句式方面，大量采用排比和对偶，使文章波澜起伏，生气勃勃，富有战国游说之士的文风。

在论证方面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把“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的不同标准相比较，以强烈的反差表现出作者对“大同”和“小康”优劣的鲜明态度和立场。但它表现的思想与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太一致，显而易见，这是融合了老庄哲学和《易经》精髓而形成的一种思想。（钟维克）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老子系尊称。东周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初为东周史官，后为隐民。著有《老子》，又称《道德经》，凡五千言。历代多有注释，世传本有西汉河上公与魏王弼二家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有帛书《老子》甲本争乙本。现有多种注本行世。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鉴赏】

这篇短文选自《老子》八十章，题目为编者所加。《老子》一书是一部哲学著作，但这一章写得非常生动，对他理想中的社会生活，做了具体的描绘。全文只有七十六字，形象地表达了老子的政治思想。

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国家要小，人民要少，这其实就是回到原始部落状态。让人民所拥有的功效十倍百倍的器具不要使用（如车船弓矢之类）。为什么不使用呢？《庄子·天地篇》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汉水南岸有一位老农种菜，自己凿一地道下井，用瓦罐取水浇园，而不肯用桔槔汲水。因为那是机械（也就是什伯之器）。这位老农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里的机事是指技巧手段，机心是指智慧、计谋。老子也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人有了技巧智慧，就会制造事端，出现纷争。这实际是说，文明进步带来了动乱，要想天下太平，只好“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这样一来，其结果自然是生产力的降低，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供私人占有和交换。老子认为，这样才正合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不会“有大伪”了。让人民重视死亡，不要冒险轻生，就定居在一处，不要迁到远方去，这样也就能避免侵扰和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即使有车有船，也没有地方可用，因为“不远徙”；即使有武器，也没有敌人可以对阵，因为“重死”。既然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争，也就用不着文字书籍，用不着去动脑筋，出智慧了。只要恢复结绳的方法来记事，也就够用了。到了这一步，人们就会觉得吃的食物是香甜可口的，穿的衣服是美好合身的，住的地方是舒适安宁的，风俗习惯又使人民感到欢乐喜悦，也就是要人民满足于这种原始简朴的生活，而不去胡思乱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这几句，把前面所写的社会特点化为形象。望、闻二字，极为传神。小国寡民，地域不大，人口又少，离得很近，互相望得见，听得见鸡犬之声，而且只限于望、闻，没有别的表示，人民的神情显得无知无欲，永不来往。因为“什伯之器”，“无所用之”，“无所陈之”，而人民又“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还来往做什么？老子认为这样的社会就没有不安和不幸了。

老子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年代，战争频仍，兼并不断，国家之间、阶级之间、集团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老子把这种社会动乱和苦难，归因于人类文明进步，因而主张回到古代去。这篇短文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就是复古和愚民。他所描绘的社会情景，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原始部落生活。按照他的想法，只能采取愚民政策。这是倒退的，也是行不通的。不过，他的复古倒退，也包含着否定压迫剥削，否定侵略战争的成分，这一点往往引起后代作家的共鸣。“鸡犬之声相闻”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重现，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刘勰说：“五千精妙非美而何？”五千，即指《老子》五千字，这一篇更显得精妙。（邱崇丙）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孔子系尊称。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少贫。曾问礼于老子。中年后始授徒讲学。孔子及弟子的言行，被辑录为《论语》，凡二十章，一万两千余字。语录体。常见版本有清康熙内府刻本、《十三经经文》刻本。现通行的注本有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新注本有中华书局1980年杨伯峻译注本。论语侍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以使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

相：“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鉴赏】

此文选自《论语》先进篇，题名取自首句。

这篇文章类似今之“座谈纪实”，记述孔子师生坐而言志，反映儒家礼乐治国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学精神以及师生间的亲密关系。语言精练，颇能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思想。

开头先介绍人物，四个学生陪坐。孔子首先发问，打消学生顾虑，根据他们平时的表现，启发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子路第一个回答：“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意思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国家，被大国包围，有军事、饥饿的威胁，让他治理三年，就可以有抵抗的武装力量，人民也会懂得礼法。此人比较直率，他抢先回答，几乎不加考虑，有什么说什么，急于从政，非常自负。因为好武，想到的主要是军事。孔子只是微微一笑，并未明确表态。这一个“哂”字，为后文学生的追问，留下伏笔，接着他又点名要其他学生发言，显示了老师的身份。

冉有回答：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我去治理三年，可使人民富足，至于礼乐方面，还要等别人去做。他的口气比子路谦虚。不仅国家小些，而且只能治理经济。公西华回答：不要说我能干什么，不过愿意学习。祭祀、盟会这一类事，我愿做一个小司仪官。他的口气更加谦虚谨慎，只说愿意学习礼仪。

此时曾皙正在鼓瑟，可见这不是正式座谈，而比较随便。当孔子问到他时，他停下来表示，与他们三位不同。说道：“暮春三月，做好了春装，跟几位青年和少年朋友，到沂水去沐浴，登上求雨台吹吹风，唱着歌回家。”

孔子对前面三位学生的发言，均未表态。听了曾皙的话，长叹一声，表示赞同。曾皙的表现，说明他的兴趣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鼓瑟唱歌是礼乐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所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是指教学活动。曾皙虽然最后发言，开始时一边鼓瑟，一边也留心谈话动态。结束时，他故意留下，追问孔子对前三位同学的看法。文章也因此生出一点波澜。孔子没有当场评论，而与曾皙单独交谈，这就把前面不明朗的态度点明，重申为国以礼的主张。

文章主要记述人物对话，对话简要而精彩。发言的次序、态度、口气、内容，均能刻画人物性格特点。子路直率、自负，志在军事。冉有谦虚，志在经济。公西华谨慎，志在政治。曾皙高雅细心，志在文化教育。孔子对学生亲切关怀，善于启发，诲人不倦，重视礼乐，表现出师长和思想家的风度。（邱崇丙）季氏将伐颛臾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鉴赏】

此文选自《论语》季氏篇，题名取自首句。

鲁哀公时，鲁国处于分裂状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大夫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朝政又被季孙氏把持。鲁君不满，想要收拾季氏以收回主权。颛臾是鲁国的一个属国，季氏担心颛臾帮助鲁君，就想先下手为强，去侵占颛臾。孔子的学生冉有，这时是季氏的家臣。他和子路来见孔子，谈起这事。孔子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文章由三组对话组成。开始冉有只是将这事通知孔子，自己并未表态。看来他自己就有些心虚，似乎是在试探孔子的态度，希望得到孔子的默认。孔子立刻表示反对，责问冉有：颛臾受封于先王，又在疆域之中，是鲁国的属国，为什么要攻打他？

冉有见孔子明确表示反对，便想推脱责任。说这是季氏的打算，他们并不同意。孔子引用名言驳斥，能出力，就上任，做不到，就辞职。言外之意，既为家臣，就不能推脱责任。又用反诘的语气设喻，来增加说服力。瞎子遇险不去拉，跌倒不去扶，要助手何用？老虎犀牛跑出笼外，龟壳美玉毁在盒中，是谁的过错？意即助手、看守人不能辞其咎。

冉有见推脱不了责任，又找了一个借口，说颛臾城郭坚固，靠近季氏私邑，不占领必有后患。这表明他还是同意占领的。孔子先指出他强词夺理，并就此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统治者应该修文德来吸引人民，不应该使用武力去征服。这一段有些话说得很精辟。如：“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这是反映农业经济社会的政治思想。对于反对惨重的剥削、反对军事扩张来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又具有平均主义倾向。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再如，“既来之，则安之”，“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已经成为经常引用的典故。

这三组对话，冉有始则不敢明说，继则推卸责任，末则寻找借口，理屈词穷。孔子始则追问理由，继则追究责任，末则阐述主张，提出警告，义正词严。语言锋利，步步紧逼，使对方无招架之力，直至彻底驳倒。（邱崇丙）长沮桀溺耦而耕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鉴赏】

此文选自《论语》微子篇。题名取自首句。

孔子为了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曾离开鲁国去周游。此文记叙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周游的路上。长沮、桀溺两人一起耕地。孔子路过这里，让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长沮没有回答，反而问子路：“在车上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他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他说：“他知道渡口了！”这些问答极为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时不仅鲁国知道孔丘，鲁境之外，也有人知道孔丘，而这些知道的人，大约不是一般的百姓。长沮肯定不是农夫，而是一位隐士。他不回答子路的问话，已很不友好，“是知津矣”，更语带讽刺，意思是说，这么一个大学者知道路怎么走，何必来问。这又是双关语。兼指社会政治之路，他之所以如此反感，是基于思想的不同，反对儒家的政治态度。下面的问答，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

子路得不到回答，又问桀溺。桀溺也没回答，而反问子路：“你是谁？”子路告诉了他。他又问：“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他说：“洪水滔滔，天下都是这样，谁能改变呢？与其跟着躲避坏人的人，不如跟着躲避乱世的人。”说完就不停地培土。他的态度也很冷淡，不仅没有告诉渡口，反而暗示子路离开孔丘，来当隐士。这就说明他们与孔丘不是一路人。这些隐士的思想是道家学说形成的社会基础。

子路没有问到渡口，把遇到的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有些失望，说：“不能在山林与鸟兽为伍。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呢？天下安定，我就不参与改变了。”孔子看出了这两个人是隐士，不赞成他们避世的态度，仍坚定地要从政。简短的记叙，鲜明地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和思想态度。而干着农活儿的隐士形象，勾画得更是惟妙惟肖。（邱崇丙）子路从而后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鉴赏】

此文选自《论语》微子篇，题名取自首句。

此篇与前篇相接，也是写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隐者。子路跟着孔子走，落在后面。遇到一位老人，老人用棍担着除草农具。子路问道：“你看见夫子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夫子？”说着就插好棍除草。子路碰了钉子，知道这不是等闲之辈，又是一位隐居者，便不敢怠慢，拱手而立。从老人的话中，不难看出，他对儒家这些学而优则仕的人，是非常看不起的。但他终究是有修养的人，便留子路住下，杀鸡做饭款待，让两个儿子拜见子路。交代这一点，看似闲笔，实为结尾的伏笔。

次日，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件事。孔子说这人是隐者，让子路回去见他。到了那里，隐者已出门了。子路因而发了一通感慨，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对的。长幼的礼节，不可不要（隐者曾使儿子拜见他）；君臣的道义，怎能废除呢？这样自身高洁却乱了君臣大义。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至于学说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那是早已知道的。”

这篇短文主要写子路从伦理方面表现儒、道不同的观点。子路的感慨，并不是凭空产生，是针对隐者不仕，而还保持长幼有序的礼节而发的。这就使文章内容既具体又深刻。（邱崇丙）墨子

墨子（前4687—前3767）名翟，鲁国人。出身微贱，曾为木匠。宋昭公时曾任大夫。后长期居住鲁国。所著《墨子》一书，原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清孙诒让《墨子闲诂》是《墨子》的最好注本。现有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墨子非攻（节选）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仁义又甚入人团圃窃桃李。是何敌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令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日苦，多尝苦日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鉴赏】

此篇选自《墨子》，为《非攻》上篇。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墨子在这篇文章中，反对侵略战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是一篇典型的用类比方法推论的文章。

文章先分析一个简单的事例。“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此事大家都知道不对，因为他“亏人自利”。然后由小到大，一步步推论，性质越来越严重，由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杀无辜之人，一直到“至大为不义攻国”，确立了攻国不义的论题。这是从性质（质量）上作类比推理，对那些赞扬战争的人士，予以驳斥。

在前面推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从数量上作类比推理。杀一人，一死罪；杀十人，十死罪；杀百人，百死罪。以此类推，攻国杀人无数，则罪大恶极。对那些赞扬战争的人，再次进行严厉的驳斥。

最后又把数量和性质结合起来作类比推理。“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这是明显的认识上的错误。“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其错误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不仅是批驳认识上的错误，也是对侵略战争杀害无辜人民的揭露。

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自然科学也有所研究。这使他的文章具有独特的风格：朴实无华，逻辑严密。（邱崇丙）佚名《左传》，相传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作，实出于战国人之手。据考订约成书于公元前375年至前351年之间。凡三十卷，十九万字。用夏历，依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世次记事。始于隐公元年，终于哀公二十七年。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下及于周贞定十六年。汉儒以此文为解释《春秋》之“经”的“传文”，故称《春秋左氏传》、《春秋传》、《左氏传》。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1981年杨伯峻注释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本较为通行。左传曹刿论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曾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鉴赏】

此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记述了齐鲁两国在长勺的一次战争。标题是编者依普通选本加的。

曹刿，是鲁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却在齐国背弃盟约，以强凌弱之时，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挺身而出，毛遂自荐，以奇谋战胜齐师，立下赫赫战功。面对强大的齐师他毫不畏缩，积极请战，面对别人的讥讽他毫不在意，甚而发表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独特见解，可见他胸怀大志和超人的胆略。

当他见到鲁庄公时，并没有急于献出什么计谋，而是变被动为主动地反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自恃平时有恩于人民，曹刿却认为这种小恩小惠根本不能使大部分的人民心服，不能恃以为战。鲁庄公又拿神的赐福来证明自己具备作战的优势，曹刿则认为神未必会因普通的虔诚而保佑作战的胜利。最后，鲁庄公又表示自己能体察民情，秉公处理各种案件，曹刿对此则加以肯定，认为只有诚心待民，才能取得人民的忠心，也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曹刿这种注重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被后世无数战役证明，是胜利的必要保证，是战争中把握优势的基础，是永恒的规律，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也是《左传》中反复强调的战争理论。

战斗开始后，曹刿一再阻止鲁庄公发出进攻的命令，而是等到齐人“三鼓”之后，才让将士发动攻势，一举战胜了齐师。鲁庄公正要乘胜追击，又被曹刿拦住，在仔细地察看了敌情，确定没有埋伏之后，曹刿才允许将士追杀敌人，并彻底赶走了来犯的齐师。战斗结束后，面对鲁庄公的询问，曹刿道出了缘由，并由此总结出一条流传至今的经验：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作者在这篇短文中不仅为我们塑造了曹刿这位历史上的军事奇才，更以精确传神之笔描述了一场以弱胜强的古代战争，虽然着墨不多，却揭示了战争的胜败最根本的是民心取向这一个世代相传的真理。（魏小薇）介之推不言禄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元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公子重耳，受他父亲献公宠爱的骊姬的迫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回到晋国即位，这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在流亡中，有一批贵族跟随着他，为他出谋划策，其中就有介之推。文公即位后，赏赐这些跟他一起流亡的人。别人都居功邀赏，唯有介之推“不言禄”。所谓“禄”，是指古代统治者赏赐给官吏的一种政治和物质待遇。介之推不说话，晋文公也就没有想到他，他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俸禄。“不言禄”，说明介之推与其他“从亡者”不同，他不争利；而“禄亦弗及”，说明晋文公考虑欠周。文章开头，交代了这个“不言”，“弗及”，很自然地就展开下文。

介之推既然不言禄，朝廷上也就无人知道，但他回家对母亲说了一番话，表明他对此事是有看法的，而且深为不满。他这一番话，有两处值得注意。“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这就是说，文公即位是天意的安排，这显然是儒家的“君权神授”思想。“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如果文公赐禄于他，恐怕他不会拒绝，他不言禄，不等于不要禄，只是不主动要禄，而等待文公赐禄。“禄亦弗及”，使他失望不满，而且对自己曾与之共过患难的晋国君臣，改变了看法。认为他们上下相蒙，无法相处了。这一番话流露出不满情绪，但介之推究竟想怎样，并不明确。所以下文写他母亲三次设问，来逐步表明介之推的心迹。

他母亲第一次设问：“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意思是：你何不也去求赏呢？这样死了怨谁？这表明她听出了儿子的话音，以为也许他是一时气愤，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因而拿话去试探他。介之推回答道：“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他自己也承认是“怨言”，表示不能要俸禄。但语气较为勉强，并不坚决。于是他母亲又第二次设问：“亦使知之，若何？”意思是“不要俸禄，也让晋文公知道这件事，怎样？”这表明他母亲看出他为难的心情，以为他内心矛盾，不好改口，纵不要利，也许要图名，所以又用话去为他解脱。介之推答道：“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他这几句话的态度明朗了，既不言禄，也不求显。他母亲听出了他的意思，又第三次设问：“能如是乎？与汝偕隐。”表明她由怀疑到相信，表示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介之推和他母亲的这三次对话，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心理。介之推开始语气激烈，有埋怨情绪，接着语气缓和，有为难情绪，最后态度明朗，不言禄也不求显。他母亲也针对他的心理设问，逐步展现人物的心理。看来他母亲既不是劝他争禄，也不是劝他隐居，而是揣摩儿子的心意，为他解难分忧，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母爱的关怀。但她同时又是有政治眼光的，最后“与汝偕隐”，就不仅是关怀，也是一种支持。作者写介母的三次设问，增加了文章的波澜，提高了表达能力。介之推开始说的那一段话，是“画龙”之文，介母的三次设问，才是“点睛”之笔。“遂隐而死”，这里用“死”字，而未用“卒”或“终”，这是因为，晋文公后来派人找他找不到，就放火烧山，想逼他出来，但他仍不出来，结果被火烧死。晋文公用绵上的土地作为介之推的祭田。文章最后以晋文公的话结束：“以志吾过，且旌善人。”这样，就照应了开头的“不言”“弗及”，结构完整，又突出了主题，赞扬了介之推的不争利不求名的正直品格。

提起隐居，很容易想起道家，其实儒道在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儒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争取做官，官没法做了，就隐居，以保持自己的气节。道家则拒绝做官，他们隐居，是为了养生，终其天年。其实不同，其隐则一。儒家的隐士，也称处士，不一定终身隐居。不过既然过隐居生活，也就有可能接受道家的思想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介之推的思想是儒家的。他的隐居也是儒家型的。他的形象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清高。我们从“不食嗟来之食”而死的“饿者”身上，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身上，能够看到某些类似之处。作者在介之推母子三次对答上下功夫，逐步揭示人物的思想心理，并以他们的行动来印证。这样，不到二百字的短文，就把人物形象写活了。可见，《左传》为中国古代散文典范，名不虚传。（邱崇丙）殽之战

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奉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

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不腆敞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麇鹿，以问敞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

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短，梁弘御戎，莱驹为右。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赢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戳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鉴赏】

此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题目是编者依普通选本加的。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去世了，此时秦国正出师袭击郑国，途经晋国，晋军在殽出其不意地伏兵狙击秦师，本文即是记载秦晋两国战于殽的经过。

文章先从为晋文公出殡开始，假借卜者之口，申明晋袭秦是文公之命，为此次战斗寻找合理的借口。然后，又转到了秦国，秦穆公得到特使杞子的报告，准备出师伐郑，在征求秦国老臣蹇叔的意见时遭到了蹇叔的强烈反对，穆公置蹇叔的劝告于不顾，执意攻郑，蹇叔先哭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这是出于公，再哭自己的儿子“余收尔骨焉”，这是出于私。结果却遭到了穆公的诅咒。

秦师行军途中路过周天子都城洛阳的北门，按礼节士兵应卸甲束兵表示恭敬，但秦军士兵表现出轻率无礼的态度，年幼的王孙满见了断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秦军到了滑，被郑国商人弦高婉转有礼地警告说，郑国早已有了防备，希望秦师不要轻举战旗。同时郑穆公也派人通知驻郑的秦国使者，告诉他们袭郑的计划已不是秘密，不如尽早撤兵。杞人等见事已泄露，匆忙各自逃命。而另一方面，秦师中的一员大将孟明也认清了不利的战局，径自灭滑而还。晋国的大臣经过争论，认为秦不听蹇叔“劳师以袭远”，“师劳力竭”的劝告，“以贪勤民”，这是打击秦师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为世代子孙计，应该出师伐秦。这样，晋国“兴姜戎”、“墨衰经”，大败秦师于殽。

还朝后，晋襄公经不住夫人文赢的恳求，轻率地释放了俘获的秦朝大将，被大臣先轸指责后又派人去追，却不获而返。另一方面，知错的秦穆公却素服而哭，检讨自己的失误，并对阵亡的将士表示哀悼，表现了一位明君知错必改的宽阔胸怀，与轻信而没有主见的晋襄公形成鲜明对照。

此文虽是讲述一场战争的成败，却是将重点放在战前的起因、准备和战后的结果上，而对这次战斗只是一笔带过，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善于纵观战争全局，借战争这一外在的形势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揭示与之相关的政治、外交活动，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以时间为顺序，以人物为焦点，选取富有戏剧化的场面，运用性格化的语言，通过“晋文公出殡”、“秦穆公拒谏”、“蹇叔哭师”、“王孙满观礼”、“弦高犒师”、“原轸论战”、“文赢释囚”、“穆公悔过”等典型事例，生动地刻画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逼真的战争画卷。同时，本文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批判了“劳师以袭远”、“以贪勤民”的行为，并通过对战后结局的描述，辩证地揭示出胜者无常胜，败者无常败的战争规律，巧妙地预示了下一次斗争的开始和不同人物的命运。（魏小薇）季札观周乐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这一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了。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极有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他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一段话从语言的运用上看，的确写的不错，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从内容上看，却反映了他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邱崇丙）佚名《国语》，旧以此书系《左传》材料之余编成，故又名《春秋外传》。相传出于左丘明，实成书于战国时期。凡二十一卷，七万字，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至公元前453年之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可补《左传》之缺。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本为现存最详注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较为流行。国语叔向贺贫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

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於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贫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货居贿，宜及於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於国。其身尸於朝，其宗灭於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荚之哀也，惟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国语·晋语》。晋国的正卿韩宣子，财富不多，为此发愁。晋国大夫叔向却为他贺“贫”。俗话说：人敬富的，狗咬破的。春秋时代的叔向，却能贺“贫”，可见他的见解非同一般。文章这样开头，可算惊世骇俗之笔。

韩宣子对于叔向的祝贺，不能理解，这也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他觉得自己有正卿之名位，而无足够的财富收入，以与晋国的贵族官员交往，这有什么可贺之处呢？他的发问，正好成为文章的过渡，引出下面叔向的一番议论。

叔向解答韩宣子的疑问，并没有旁征博引，既未上涉远古，也没有远及他国，而是就近取材，只以晋国的历史人物为例。这就使这番议论，易于为对方所理解，口气也显得亲切，有说服力。

叔向先谈栾武子。这位栾氏也曾是晋国的正卿，与韩宣子地位相同，便于说明问题。“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正卿应有五百顷田，而连他上大夫的一百顷田都不够。这两句说明“贫”。“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栾武子能发扬德行，遵守法度，声誉传播至诸侯各国。诸侯亲近，少数民族拥戴，晋国搞得很好。这几句说明可“贺”。而可贺之中心问题，在于有“德”。“行刑不疚，以免于难。”栾武子曾杀晋厉公而立悼公，因执法公正，未受到弑君的责难。有德不仅可以立功，还可以免难。这是栾武子这一代人的情况。第二代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货居贿”，本应有难，只因上一代人有“德”，才得寿终正寝。到了第三代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本应无难，只因前辈人无德有罪，终不免受到连累。栾氏三代的情况，说明“德”之有无，不仅涉及自身安危，亦且影响后代。以上主要从正面来说明贫而有德之可贺。

接着叔向又举郤氏为例。“夫郤昭子，其富有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郤昭子富而无德，结果身死族灭。栾，邰二氏，正反对照，判如泾渭，黑白分明。文章写到此处，顺理成章，得出结论：“今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用肯定的语气解答了韩宣子的疑惑。他贺贫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贪财而能有德，并用否定的语气来加强这一结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韩宣子听了这一番话，受到了启发，茅塞顿开，稽首称谢。结尾交代这一笔，更衬出叔向见地非凡。

叔向这一番言论，虽然主要还是为这些卿大夫的利益着想，但确具政治远见。他能看出，不搜刮财富的人，可能有德，而贪财恃富的人，往往无德有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者贪婪地掠夺财富的罪行。这和阳虎所说的“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颇有相通之处。他不仅看到德之有无，对自身有影响，还能指出对下一代人，对整个家族有影响。他看得比较深，比较远。贺贫之说，在当时堪称远见卓识。《国语》是一部记言之作，这篇文章也以叔向的言论为主。开头交代起因，中间写叔向的议论，结尾写效果和影响。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栾，郤相比，正反对照，说理充分，结论有力，短小精悍，一气呵成。（邱崇丙）王孙圉论楚宝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

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日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像焉。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圉闻国之宝，六而已。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鉴赏】

这篇文章选自《国语·楚语》。楚国大夫王孙圉，到晋国访问，晋定公设宴招待。席间，晋国大夫赵简子相陪。赵简子很阔气，他故意使身上的佩玉叮咚作响，以引起客人的注意，并趁机问王孙圉：“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也几何矣（多长时间了）？”这种口气十分傲慢，而且说明他是一个讲究奢华享受的人。这样席间就暗暗形成一种不友好的气氛。文章开头写出了这种气氛，王孙圉如何回答，不仅有关个人荣辱，也将涉及到楚国的威望，令人关注。“未尝为宝”，四字极为重要，它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表示王孙圉跟赵简子的看法截然不同。既然白珩不是宝，那么楚国有宝没有呢？当然有宝。事关楚国的尊严，不能仅作否定回答，必须进一步陈述。于是王孙圉便列举三件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日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这三件宝，人二，地一。人有外交内政之才能，地有丰富之物产，着眼点在对国家和人民有利，这是正确的。有了人和物，可以发挥军事外交之大用，楚国也就安然无恙了。王孙圉以人才和物产为宝，并着眼于对国家和人民有利，这就与赵简子以玉为宝，讲阔气，正好相反。“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这里又照应前文的“未尝为宝”，回到白珩上来，指出白珩是“玩物”不是“宝物”。玩与宝的区别，更明确地表现了王孙圉同赵简子观点的不同。王孙圉重视人才和物产，反映了有作为的进取精神；赵简子以玩物为宝，反映了玩物丧志去追求奢华享受的倾向。

文章到此，本已意尽。作者没有去写赵简子的反应，却又写王孙圉对“宝”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就如同击败对手以后，又乘胜追击，以夺取彻底胜利。他不再限于楚宝，而是纵论国宝。

文中写王孙圉的回答，从容机智。不仅在观点上与赵简子对立，态度上也大不相同。他既维护了楚国的尊严，也批评了对方。不过，他不是直接批评对方，而是以谦逊的口气，谈自己的看法，却又处处对立。虽是反驳，却委婉得体，不失外交风度。结尾写道：“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这里的“哗嚣之美”，正是指文章开头写到的赵简子“鸣玉”。“美”而“哗嚣”，褒而含贬，他甚至自称“楚虽蛮夷”可谓谦逊至极。而蛮夷之楚，尚“不能宝也”，堂堂晋国却以为宝，不是连蛮夷也不如了么？其软中带硬，柔中有刚，可以显示全篇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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