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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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内幕试读：
简介
约在6000-7000年前，中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文明，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在约5000-4000年前，最早的国家体制逐渐诞生，在经历了民族融合和与外族的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在先秦诸子百家时期，使中国文化理论化。在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确立了中国文化一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大致发展方向。而在汉代以后的民族大融合中，汉族的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更趋多元。
第一章 中东之迷
最新档案解密中印战争内幕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解密了从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外交档案。在本次开放的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涉及1962年10月至11月间当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机密文件。
胜利后为何主动撤军
196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冲突。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这场冲突持续了1个月左右，中国军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可是，此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并后撤。至今仍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中国外交过于软弱，当时应当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夺回，但本次解密的外交档案却向我们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宽宏雅量。
1963年1月的一份解密档案中写道：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1962年12月14日和16日，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通知印度政府，中国方面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而不应当通过武力解决，希望中印边境冲突不要再起……向印方移交军用物资，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友好步骤之一。
可是，“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政府的歪曲和污蔑，称中国的自卫反击战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政府也对未来寄予希望：“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亚非国家对此战持何态度
根据1962年底的外交档案，从1962年11月13日起，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星期内，向几内亚、古巴等数十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通报中印边界情况，客观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
中印战争发生后，与两国都很友好的一些亚非国家并不是坐视不管，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斡旋行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就曾分别公开致信刘少奇和印度总统及总理。在致刘少奇的信中，他表示欢迎和赞扬我国政府11月21日的停战声明；在致印方的信中称，为了中印的友好、亚非各国团结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阴谋，希望印度接受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马里总统凯塔也表示出了同样的愿望。1962年10月24日，他称中印之战为：“亚洲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敌对行动”。凯塔愿意从中斡旋，以挽救日趋严重的局势。
周总理回信罗素介绍情况
解密档案显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印双方能够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
对于罗素的来信，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给予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给罗素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
在印度挑起冲突后，周恩来积极主动地通过外交努力，让国际社会客观了解到冲突的真实情况，争取支持。
为何公布交还武器清单
中印之战后，中国政府并未立即对外公布交还印度武器的清单，而是在战争结束了几个月后才予以正式公布。在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记者找到了原因。一份档案中记载，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1963年1月8日发表谈话称，印度方面从中国方面接收了一批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印军装备，这些装备都已“损坏不堪”，中国方面交还这些装备是为了“宣传的目的”。
档案显示，关于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之前并未予以公布，而且中国报纸也没有做过任何透露。中国政府只是两次照会印度政府通知了有关情况，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宣传”。“实际上，第一次公布这件事并且就此掀起一场恶意污蔑中国的宣传运动的，正是印度自己。”中国政府现在是“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列出了所有交还印度的军用物资清单，足有四页纸的内容。“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一种友好、慷慨的行动。正如清单所表明的，中国交还的物资，绝大部分是完好的，清单中所列的一部分损坏了的武器和装备，也都是印军在撤退时自行破坏了的和在战斗中损坏了的。”
印度俘虏获准庆祝国庆日
在一份1962年12月17日的档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外交部条法司发函咨询关于印军俘虏的事。当时关押在西藏察隅的印军俘虏要求在1月26日庆祝印度国庆日。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看到申请后作出批示，说要向外交部的同志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国际惯例。外交部条法司一位叶参赞进行了回复，表示认可。
战争中印军遗体的处理
一份名为《中国和印度红十字会就收集印军遗体的来往文件》的解密档案记录：1963年4月初，印度红十字会致电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到中国境内的奇普恰普河等六个地区收集在战斗中死亡的印军遗体。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复电称，印军遗体已妥为埋葬。可对方仍要求来中国境内按印方习俗处理遗体。
对于印方的再次要求，中国红十字会表示，为了照顾印度习惯，与有关当局联系后，将派出工作人员于1963年8月15日分批前往上述六个地区。1963年8月30日左右，结束了清理和焚化遗体工作。在这项工作完成后，将把骨灰和遗体交还给印度红十字会。中国如此周到的安排，印方红十字会却不领情，声称将直接派出几个小组乘直升机飞入中国境内。中国红十字会最终致电对方称，中国政府已要求印政府停止印度红十字会的上述行动。后来，印方再未就此事致电中国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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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问题近年仍棘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李巍分析称，中印关系目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最有可能爆发潜在冲突的一对双边关系之一。
中印边界问题最远可以追溯到1914年英国殖民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它把东段原本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乘机取得了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事实上的占领。1962年10月，印方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溃逃，中国军队本来已经接管了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但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此后又逐渐将军事力量推进到“麦克马洪线”附近。现今，“麦克马洪线”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印边界谈判的关键性症结所在。中印几次边界谈判都因此无功而返。
外交部开放的档案表明，早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中国为了维护大局就做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举动。今天，中印双方更应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前瞻性的勇气，解决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争议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出的贡献和榜样。
中国人起源之谜
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只是无数星球中的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只是无数浪花中的一朵，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探寻自己的“身世”，没有放弃过寻找至今的起源。
一 人类起源之谜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女娲捏泥造人，这些传说无疑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身起源问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思考和求证。
自1912年在伦敦附近发现，曾经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祖先的“皮尔当头骨”被证实是一个拼凑和并改造的骗局以后，人类又重新开始思考和找寻自己的来历全球的考古学家都在为这个巨大的谜团而努力，希望能揭开这个谜底，然而，那些遥远的故事却总是隐藏在时空隧道的最深处，神秘而难以触及，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那里有他们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寻找答案。80年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祖先就在亚洲，原因是：地壳运动使喜马拉雅山不断隆升，这道屏障挡住了南边吹来的潮湿海风，山地北面，降雨越来越少，气候越来越干燥，湖泊因此而干涸，森林惆敞，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不得不选择来到地面，于是渐渐变成了能够直立行走的人。受这种学说影响，欧洲的探险家们一次次深入亚洲腹地，寻找答案。
二 第一颗人牙化石出土
1921年在距离北京50公里的周口店地区，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出现在这里。当时他是中国政府的矿业顾问，同样热衷于地质调查，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工作，还因为他希望在中国，能够找到关于人类起源谜团的线索。安特生从一位外籍教师那里得知周口店村子附近有动物化石，因此，他每年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到这里考察。
周口店地区有一座小山，被当地的老百姓叫做“鸡骨山”，因为在山上总是会不时挖出一些细小的骨骼，当地村民以往是鸡骨。然而在安特生眼里，这些鸡骨却暗示着这里的地层中蕴藏着更加古老大秘密，而在离“鸡骨山”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龙骨山”，因为你；那里的骨头更大。
在有石灰岩形成的不大的“龙骨山”山体上，有很多石灰岩溶洞，安特生和助手发现了史前动物化石和一些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白色碎石英片，他们深信这里一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从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来的化石标本，被一批有一批的运到瑞典，由专业人员进行修复。1926年，在一大堆动物骨骼破碎残片中，出土了第一颗人牙化石！这是一个令人异常振奋的好消息，从安特生等一次到周口店发现人类牙龄，距今有50万年的历史。这个时间再一次令人振奋，当时全世界没有发现比50万年前更早处于这一时代的猿人，而在此时时间相当的瓜哇猿人附近，始终没有找到可信的石器证据。
三 北京猿人重见天日
1929年，更大规模的发掘已经在周口店紧锣密鼓的开始了。虽然只是一颗牙齿，却仿佛在向人们暗示，数十万年前，曾经有一种原始人类生活在这里。这一年周口店的工作已经改由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裴文中负责。
11月底，挖掘的面积逐渐缩小，所剩的堆积物已经不多了，裴文中预计，今年的工作快介绍了。但是，当挖到距山顶30多米的山体中，面积窄到不能在窄的地方时，忽然有出现一个小的洞口。为了探测洞的深浅，裴文中系着绳子，慢慢的下到洞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洞底似乎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化石，他希望能在这些化石里有新的发现。
第二天，裴文中再次来到洞中。借着昏暗的灯光，小心翼翼搜索着，猛然间，他看到就在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好像有一个半圆形的突起，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泥土中竟是一个半露在外的头盖骨，在距离欧洲几千公里外的亚洲东部，在人们努力寻找了大半个世纪之后，远古洞穴人终于露面了！掩埋这个头骨的洞穴，距今50万年，那些散布在各处的破碎的石片，就是这些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这种技能把他们同一般动物区别开，证明了他们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人类成员，跨越数十万年的时光，我们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等一次找到了与自己类似的生命！在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还是意味着更多？对北京猿人的研究随机开始，头骨上的一些特征很快使人想起了“瓜哇猿人”，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此之前，“瓜哇猿人”一直不为公众认可，北京猿人的发现最终结束了这场争论，瓜哇猿人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历史被毋庸置疑的向前推进到50万年。在中国出土的北京猿人化石，成为最重要的证据，支持了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观点。
四 山顶洞人近在咫尺
就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几个月后，裴文中带领队员勘察遗址的南部边界，无意中发现，就在发掘区西南，还有一个洞口被浮土掩盖着，此洞洞口朝北，填充里面的是灰色土石，似乎有含化石的堆积物——就在这里——山顶洞人被发现了，这是不同于北京猿人的另一种化石，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两个震惊世界的发现相距如此之近。
山顶洞人的骨骼特征已经和现代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地层年代显示，他们生活在距今3万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模样，至少在3万年前就已经定性了。
这样一来，关于中国人的来龙去脉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我们，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有“人类起源于亚洲”的理论支持，又有古人类化石作证。“中国人本地起源说”应运而生。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学者魏敦瑞提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现代黄种人，是从北京猿人经山顶洞人进化而来。在当时，这是证据最丰富，最过硬的一种理论，学者们深信，只要对这些已经发现的这些化石做进一步研究，就能够找到更加有利的证据。
然而，就在人们打算深入研究三者并找出他们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时，灾难降临了。
清江200万年前人类化石证实中国人起源本土
“建始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近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公布了在清江流域考古发掘中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的“建始人”化石、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旧石器遗址等，不但证明了清江流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更对长期以来占据上风的人类非洲起源说提出了重大挑战。昨日，清江流域考古专家、湖北考古所研究员王善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巨猿洞”深处发现人牙化石
清江是长江中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齐岳山麓，流经鄂西地区的恩施、建始等9县市。由于气候温暖、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清江流域繁衍生息。
上世纪80年代，为配合清江流域水电工程建设，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对清江流域进行了考古探察。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次探察竟变成了长期的全方位发掘，更牵出了史前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在建始县高坪镇麻札坪村，一个小山坡上的山洞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据当地农民讲，他们曾在洞中及附近挖出过很多巨猿的牙齿，因此这个洞也被叫做“巨猿洞”。
在对“巨猿洞”的发掘中，专家们发现了3枚牙齿化石。经初步认定，这3枚牙齿应属于人类而不是巨猿。
200万岁“建始人”属于人类早期成员
古人类化石出土的消息将有关专家吸引到建始，并为此成立了“建始人”研究课题组。
在对3枚牙齿化石进行科学鉴定后，课题组组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郑绍华以及邱占祥、陈铁梅等专家一致认定：“建始人”的生活时代距今约为215万至195万年，属于人类的早期成员。
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在遗址的文化地层内发现了部分骨制器化石，化石上留有人工打击痕迹。这证明了200万年前，生活在巨猿洞中的是人而不是猿。
与非洲古人“年龄”相当200万岁“建始人”证实
非洲不是人类唯一起源地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古到今，人类的起源都是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圣经》中说，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夏娃繁衍了人类，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女娲、伏羲才是人类的老祖宗。
19世纪，达尔文大胆提出进化论与人类非洲起源说，用科学演示了人类的进化。此后的考古研究也普遍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在非洲。
此前，虽有专家提出过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说法，并且我国也先后发现了北京人、元谋人、郧县人等直立人的化石，但与非洲发现的距今2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化石相比，都显得太“年轻”。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化石、遗迹等作支撑，在非洲起源说面前，亚洲起源说显得苍白无力。
考古专家王善才表示，此次清江流域发现的“建始人”生活于距今200万年以前，与非洲古人类的年限相当。因此，这不但是对非洲起源说的挑战，更为亚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否定从非洲走出后 灭绝欧亚土著形成现代人之说
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就在本土
早在1957年，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下，清江流域的长阳地区就发现了距今近20万年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而此次考古中，长阳地区的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及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至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而伴峡榨洞则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
王善才告诉记者，学界普遍认为，距今10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向欧、亚等地，灭绝当地土著人后繁衍形成现在的人，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源自非洲。此次长阳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动物化石、石器和人类用火遗迹，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否定了中国人直系祖先在非洲这一说法。
专家说法
我国现代人类发展有连续性
清江流域系列考古发现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表示，这些发现对于探讨人类“一元”、“二元”、“多元”起源论具有重要意义。
刘庆柱说，从“建始人”化石到“长阳人”化石，再到鲢鱼山、伴峡小洞遗址，以及伴峡榨洞遗址，这些发现足以证明现代人类在我国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澳洲古人类化石也与非洲没关系
除清江考古发现外，澳大利亚专家也对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蒙戈湖附近出土了距今6万年的人类化石，在对从中提取的DNA进行分析后发现，它与所有被认为是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的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
专家据此认为，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是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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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故乡之争
有关现代人类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始终争执不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即非洲起源说与多地区进化说。
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最早起源于非洲，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亚洲、欧洲等地，并取代了当地的原住民。
1967年，埃塞俄比亚出土了3具较为完整且生存年代明确的智人骨骼化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6万年前，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多地区进化说认为，100万至200万年前，直立人由非洲扩展到其他大陆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人。
近年来，也有专家提出亚洲起源说，但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作为支撑。
世界列强侵略中国扫描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大大小小的世界列强都鱼肉过我们的民族，压榨过我们的人民，签定了成堆的变中国人民为奴隶的条约，强加给中华民族数不清的国耻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辛酸的血泪。我们每个中国人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百年耻辱。
在中国古代史上，世界列强有过四次侵华记录：
1、第一次是日本侵华。
明朝中期，海防松弛，日本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了倭寇之患。明政府调集军队到沿海地区剿灭倭寇。1561年抗倭英雄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浙江一带九战九胜，荡平了浙江的倭寇。后又平息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到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肃清。
2、第二次是葡萄牙侵华。
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我国广东澳门的居住权。1557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
3、第三次是荷兰侵华。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西南海岸安平湾一带，修筑了赤嵌城（今日台湾台南），后来进一步侵占了整个台湾。殖民者向当地人民征收沉重赋税，并把大批台湾人掠卖到海外当奴隶。1661年，郑成功带领战舰从金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在当地人民支持下，打败了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第二年初，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
4、第四次是沙皇俄国侵华。
16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展，它乘清军入关之际，强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沙俄侵略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685年和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使俄军伤亡惨重，被迫同意谈判解决东段的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进行了谈判，清政府在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正式签订了第一个中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沙俄同意把侵入雅克萨的军队撤回本国，清朝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属于中国的地方让给俄国。
历史翻到19世纪，世界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副副国际强盗的嘴脸暴露无遗：
5、第一次鸦片战争。
19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遭到中国的反对，禁烟浪潮席卷东南沿海。1840年6月，英国舰队驶进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鸦片战争开始。
英军见林则徐在广东戒备森严，便沿海北犯，到达天津白河口。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向英军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清政府一定惩治林则徐。不久，英军撤退。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1841年初，英军背信弃义，扩大侵华战争。在一年多时间里，英军侵占了广东香港岛，又攻占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广州三元里人民奋勇抗英，给英军重创，但清政府组织清军抵抗不力，战事节节失利。1842年8月，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列队架炮，扬言攻城。清政府屈服求和，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税率，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
第二年英国得寸进尺，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英国从中获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特权。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美国竭力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辩护，还派舰队停泊在中国领海上，为英军侵略助威。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美国强迫清政府赔偿美国烟贩25万银元。后来，看到英国在《南京条约》中获利甚多，红了眼。
1844年，垂涎三尺的美国派专使顾盛带四艘战舰闯进虎门，驶抵黄埔，以武力相威胁，软弱的清政府只好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个条约使美国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取得的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同时还扩大了侵略权益。如美国军舰可任意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巡视贸易”；美国人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等。
法国看到英国、美国在中国得到了大量好处，也不甘寂寞。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的安全。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美、法通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遭到严重破坏，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6、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美两国借口《黄埔条约》、《望厦条约》有12年后修约的规定，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利益“一体均沾”的条款，共同向清政府发难，提出“修约”要求，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英、法、美的“修约”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使三国恼羞成怒，公开叫嚣“只能在炮口上才有外交”，“必须教训中国人”。
1856年秋，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悍然出动军舰袭击广州城；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同意和英国共同出兵，于是，英法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这次侵略战争实际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军舰率先闯入珠江口，向广州进犯，一度攻进广州城。美国军舰也以“保护”侨民为名，炮轰广州城。后来，英国又照会法、美、俄三国，建议联合出兵。美俄两国企图利用英法两国侵略中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虽然没有出兵，但却派公使赶赴香港，为英法两国武装力量侵略中国积极出谋划策。
1857年，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城，成立了联军委员会，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在广州的殖民统治达四年之久。
1858年，美俄两国公使随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抵达天津白河口外。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英法两国向清政府提出侵略要求，美俄两国伪装中立，进行“调停”。英法两国联军夺取了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咸丰皇帝慌忙同侵略者议和，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淡水、汉口、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进逼北京，咸丰皇帝逃亡承德。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洗劫并焚烧了世界闻名瑰宝——皇家园林圆明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法联军劫抢圆明园时指出：“据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大喜。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宝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占领北京后，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但中华民族被列强鱼肉的历史并没有结束。
7、沙皇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
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俄国趁火打劫，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共侵吞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58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我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
1860年和1864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44万多平方公里。
19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还通过不平等的中俄《改定条约》以及以后的5个堪界议定书，割占了我国西北部7万多平方公里。
8、浩罕国侵略新疆。1865年，中亚地区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占领了喀什噶尔，不久占据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9、俄国侵略新疆伊犁。
1871年，俄国借口“安定边境秩序”，派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但仍丧失了一些领土。
10、日本侵略台湾。
1874年，日本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略我国领土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抗击。后来，在英美等国的所谓“调停”下，日本向清政府勒索白银50万两后，才从台湾撤军。
11、中法战争爆发。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到1885年，法国先后侵犯了我国马尾军港、台湾、浙江、谅山等地，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法军大败。然而，软弱的清政府却向法国求和，1885年夏，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中国日后在广西、云南修筑铁路应与法国商办；法国从基隆和澎湖撤军。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伸入我国云南、广西，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
12、英国入侵西藏。
1888年，英国派兵进攻西藏南部边境。后又强迫清政府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西藏。
13、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不宣而战。8月，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至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展开了平壤战役、黄海战役；第二阶段展开了辽东战役、威海战役。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战争的结局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895年4月，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穷；新的通商口岸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严重障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大大加深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俄、德、法三国权益，三国照会日本，并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同意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向清政府又勒索白银3000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14、世界列强群起瓜分中国。《马关条约》后，世界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强迫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势力范围”；俄国强迫租借旅顺和大连地区，把长城以北和新疆划为“势力范围”；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划为“势力范围”；英国强迫租借新界和威海卫，把长江流域、云南、广东划为“势力范围”；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把福建划为“势力范围”。
15、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00年6月初，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组成八国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在清军的配合下，沿途阻击敌人。在廊坊、杨村一带使各国列强遭受重创，狼狈地逃回天津租借地。
6月中旬，大批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进犯。义和团同守卫天津的清军英勇抗击，清军将领聂士阵亡。7月14日，天津沦陷。八国联军在天津疯狂杀人、疯狂强奸、疯狂抢劫，还疯狂强占中国领土。历史记载：法国获租界地2360亩；俄国获租界地5474亩；德国获租界地4200亩；意大利获租界地771亩；英国获租界地6149亩；日本获租界地2156亩；奥国获租界地1030亩；乘机渔利的比利时获租界地740.5亩。
美国早就想恢复和扩大旧租界，只是看到天津的最佳地带都被各国霸占，再争下去无利可图。于是，把原有的131亩租界并入英国租界，打开“门户开放”的政策，由此，美国享有租界里的一切特权，实际上等于告诉各国，你们所有的租界都是美国的。八国联军在天津还成立了都统衙门，对天津人民实行殖民统治。
8月初，八国联军在德国元帅瓦德西的统领下，由天津进犯北京。不久，北京沦陷。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途中，她命令清军“铲除”义和团。清政府的腐败，中国的落后，导致了中国必败。
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首批兵力分别是：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共计2053人。
而在八国联军入京之前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下旨调拨专列，护送1000名联军入京，这支千人的“使馆卫队”，实际上是八国联军的先遣队。1900年5月31日下午，世界列强的第一批“使馆卫队”在天津登上慈禧提供的火车奔向北京。这支队伍的组成是：英国军官3人，士兵72人；美国军官7人，士兵56人；意大利军官3人，士兵39人；日本军官2人，士兵24人；法国军官3人，士兵72人，俄国军官4人，士兵71人；共计356人。6月1日至6日，50名德国官兵、30名奥地利官兵、30名日本官兵又进入北京，加上各国不断增加的官兵人数，至6月8日，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已近1000人。
廊坊、杨村之战后，八国联军又从调兵3050人攻打大沽炮台，后来又增兵到1.4万人。大沽炮台沦陷后，7300名八国联军增援天津租界内的近5000名联军攻打天津。后来攻打天津的八国联军总兵力达到17130人。
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有日军第五师团的1.3万人，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任侵华日军司令官；有英军2700人，盖斯里任侵华英军司令官；有美军第14步兵团、第六团、第五炮兵团的瑞利连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个营，共3100余人，由沙飞少将任侵华美军司令官；有俄军6627人，利涅维奇中将任侵华俄军直隶部队司令官；有法军1500人，福里任侵华法军司令官；有德军7000人；意军53人；奥军58人。八国联军共计兵力2万人，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1900年8月1日，八国联军召开司令官会议，决定8月4日下午3时攻打北京。会议决定联军分两路从天津出发，左翼军团由日、英、美军组成，共14050人，携带火炮49门；右翼军团由俄、法、德、意、奥军组成，共5650人，携带火炮34门。
八国联军侵华前夕，清军驻守在直奉和京津地区的兵力共11.3万余人，其中武卫军6万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前军16200人，驻扎在天津，由聂士成统领；后军11000人，驻扎北京东南郊，由董福祥统领；左军12000人，驻扎在山海关，由宋庆统领；右军7400人，驻扎在天津小站，由袁世凯统领；中军10000人，驻扎在北京南苑，直属荣禄统领。其他5.3万兵力分别是直隶淮军、练军、八旗兵、绿营兵以及禁卫军神机营、虎神营等。
11万大军被区区2万多洋鬼子打得一败涂地，足以说明清政府的软弱，清军的无能，中国的落后，更能说明列强的凶狠、残暴。
北京沦陷后，八国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在紫禁城内设立司令部，统治北京城。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劫抢、屠杀无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
八国联军纵火焚烧了庄亲王府，府内外一千多人全被烧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被兽洗、血洗。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所发生强奸妇女之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亦属不少。”
列宁在《论沙皇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一文中，愤怒地指出：“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和趁火打劫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11国签订了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规定：
一、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亿两。
为了向清政府索要赔款，各国强盗狮子大开口，自我标价，一张口就是天文数字：俄国第一个张口喊价1.3亿两。德国原打算索取“远征军”费用6700万两，后来一看俄国要了高价，一下子增加到9128万两，而实际所有费用不到5600万两，到中国来杀人，还要中国人付杀人费用，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美国张口就要3407万两，比实际费用高出一倍。英国原打算要军费480万英镑，后来猛增到650万英镑。法国在侵华中出力不大，但索赔劲头最大，一次要价7577万两。日本也喊出3555万两的高额赔款。大列强发了横财，小列强也红了眼，与八国联军不着边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也跟着疯狂地索要银两，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只能任人宰割。最后的悲惨结局是：俄国1.3亿两；德国9007万两；法国7087万两；英国5062万两；日本3479万两；美国3294万两；意大利2661万两；比利时848万两；奥匈400万两；荷兰78万两；西班牙13.5万两；葡萄牙9.2万两；瑞典6.2万两；其他14.9万两。
此外，各省、府、州、县分别还有与当地外国教会订约的赔款，总数达0.227亿两，两者合计共10亿余两。自从甲午战争后，各省已被摊派各种赔款和借款2000多万两，“辛丑赔款”，等于雪上加霜。
一张条约，等于一张卖身契。10亿两白银的赔款，彻底奴化了中国经济。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扣去行政开支，每年财政赤字达1千数百万两。10亿两白银的赔款等于39年中每个中国人要承担双倍的税捐；等于中国四亿男女老幼被卖给列强当长工，老子死了儿子续，代代扛活，白白劳动39年。
二、划定北京东郊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实际上是“国中国”，北京成为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大本营。
三、拆除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四、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录用”。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六、修订商约。清政府同意将各条约中通商行船的内容加以修订，以便利各国列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厚颜无耻地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清政府投降卖国的奴才嘴脸。
16、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军队杀害中国人民。
1900年6月13日，八国联军入京之前，北京市民和义和团团民途经意大利和奥地利使馆时，分别遭到两国军队袭击，子弹密集如雨。当日，奥地利使馆军队还向王府井大街人群密集处发射炮弹300余发，炸死炸伤市民和义和团团民无数。6月14日，比利时公使姚士登无故向市民和义和团团民开枪，在东单牌楼以北大街上枪杀中国民众数十人。6月15日，比利时使馆卫队向义和团团民开炮，炸死义和团团民六七十人。
17、日本染指山东省。
1914年秋，日本派兵侵入中国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并加以扩大；要求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规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军械厂由中日合办。“二十一条”实际上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全部要求，激起了中国的民愤。
18、世界六大列强造成了中国的军阀割据。
袁世凯死后，在英、俄、美、法、德、日六大列强的控制和干涉下，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英国、美国扶植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控制了江苏、江西和湖北地区；日本扶植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安徽、浙江、山东、福建地区；日本扶植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英国、美国扶植了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地区；英国、美国扶植了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了广东、广西地区。军阀割据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大小军阀各霸一方，连年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19、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但俄国对此垂涎三尺，早在1763年，俄国帝国院士米勒尔向沙皇建议：“应将北蒙纳入俄国”；1858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呈给俄国亲王的报告中说，一旦清朝崩溃，便可“支持蒙古独立”。20世纪初，俄国积极向蒙古地区扩张势力，不断派遣间谍进入蒙古地区搜集情报，收买、拉拢和胁迫一些王公和活佛，策动他们分裂和背叛祖国。1911年底，在俄国的武力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立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1912年，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同时享有广泛的特权。从此，外蒙古实际上成了俄国变相的殖民地。
20、英国进一步侵略西藏。
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一直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分裂和侵略活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英国乘机策动西藏亲英分子武装叛乱，赶走拉萨和日喀则的驻藏川军，宣布“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2年，北京政府派兵入藏，英国以不承认国民政府和“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止进军西藏。
1913年，中英两国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开会，商讨西藏问题。会上，英国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遭到中方代表的拒绝。后英国背着中国代表，擅自与西藏地方代表以秘密换文中的附图形式，制造了一条非法的中印东段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把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英国妄图将此附图塞入《西姆拉条约》中，造成既成事实。然而当时和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没有承认过这条非法的边界线。
21、日本侵占山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英、俄、美、法、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便以对德宣战为名，在大战爆发后派两万余名陆、海军在山东登陆，侵占山东许多地方，使胶济铁路完全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接着，日军和在崂山登陆的1500多名英军组成联军，攻占青岛，俘获了德国驻胶州总督华德，押送到日本。从此，胶州湾从德国手中转到日本手里。
22、帝国主义干涉北伐战争。
1926年，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
1926年春，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北上进攻国民军，日本为掩护张作霖进攻国民军，派军舰强行开进大沽口。国民军向日舰提出警告，日舰却向国民军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国民军被迫反击。于是，日本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撤除大沽口军事防务，限定在48小时内答复。并调集军舰到大沽口进行威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和市民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反对八国通牒，并到段祺瑞执政府情愿，遭到镇压，死伤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英国太古公司轮船在长江中撞沉中国三只木船，造成几十人死亡。当地军民在四川万县扣留太古公司的轮船，英国派军舰炮轰万县县城，中国死伤军民千人，民房、商店被烧毁上千间，造成“万县惨案”。
1927年初，北伐军向浙江进军，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派军舰到上海，扬言要进行武装干涉。英国将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兵船及鱼雷快艇20多艘开到上海，还准备从国内派3个旅的军队到上海；美国命令驻马尼拉的亚西亚舰队到上海；英国驻华大使还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各国协同防卫上海的建议。
1927年1月3日，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召开大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英国水兵用刺刀驱赶汉口英租界附近的群众，刺死一人，刺伤数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炮轰南京，中国军民死伤两千多人，房屋损失无数，造成“南京惨案”。
23、日本全面侵略中国。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州国。中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32年1月28日，日军袭击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但国民政府不支持上海军民抗战，反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军“可暂驻扎”。
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京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从此，日本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被残忍地杀害。一个日本记者目击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写道：“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死尸，在尸体山间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统计，中国人民伤亡人数在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5600多亿美元。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列强给中国民族带来了斑斑血迹，血迹斑斑。这109年间除抗日战争外，是屡战屡败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历史。
耻辱是一把火，愿这把火永远燃烧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头。
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科技强军，巩固国防，是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
回顾历史，居安思危，任重远。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之迷
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十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倒是张良聪明绝支持，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己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麽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拼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
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
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
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麽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跳得太高，小心掉不下来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
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
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
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上的Selfpreservation。
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
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
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
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Zhi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
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
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
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
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
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
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
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文革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麽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麽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麽‘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正说满清的三代“盛”世
一，糠稀
从皇太极到顺治年间，期因民众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延绵不绝，也让满清殖民统治者不得不有所收敛和反省。位传到康熙时，这位柏杨、阎崇年们眼里的“千古一帝”，在政治上为了泯灭中原汉民的民族意识，他祭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把这个依靠暴力和屠杀得到的江山，说成上天“锡佑”之赐，把清廷说成是“太平盛世”，掩盖满洲贵族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的事实，以论证满清贵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强调臣民应遵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
在经济上，这位满人眼中的大“帝”治下，竟也毫无建树。当时的真实情况如同《潜书》里描述的惨状如下：“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了。”
连这位痿大的康熙自己也承认：“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这是康熙一朝的情况。正所谓康熙者，糠稀是也。而到了阎崇年那里，老百姓的碗里，糠不仅不稀，上面还有不少油星子。睁着眼睛说瞎话，还能笑容可掬，真乃当世一绝也。
二，庸政
雍正时期的满溥也是政治十分腐败的时期。但是，他嘴上是不可能承认的，固然也不允许有任何微词。以致“满朝文武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他非所闻。”但雍正心知肚明，国库早已入不敷出，而且情况每况愈下。雍正推行的一系列所谓的“变革”，不过是扩大榨取的范围，把掠夺的对象往上提了一提而已，对老百姓来说，痛苦丝毫不减。但个长相猥琐、为人阴刻的家伙，却有着一颗异常专横残暴且充满猜嫉的阴暗之心，正是在他的治下，“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从而成就了被龚自珍称为“戮心”的高能时代。市井朝堂之上，“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国家栋梁、民族脊梁被这位聪明得睡觉都不安稳的庸政“戮”而殆尽了。
三，钱窟
由于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实行了野蛮的圈地，且持续了四十余年，圈地数量高达17万倾以上，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500余万顷的三十分之一，这就为日后普通农民耕地严重不足埋下了伏笔。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粮食亩产计算，要维持一个人的最低基本生活，约需耕地4亩，但到了乾隆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已大大低于这个数据，只有3亩不到，但满清贵族和官僚家族们占有的土地却高达全国平均耕地的三分之一。从数据来看，全国至少也有过半的人是常年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难怪连郑板桥都感叹道：“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但乾隆不愧是钱窟，他弄钱的花样百出，而且享乐的欲望绝不低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却不论百姓日渐穷困已极，经济凋敝不堪，但是钱窟南巡、修圆明园、避暑山庄的糜费之举丝毫不减，劳民伤财。仅圆明园，所费以亿万计，且直至被毁，尚在修建之中。为了南巡，官员、商人将南巡办差费用部分转嫁到百姓身上，修建行宫、御道、游玩景点，拆毁了许多房庐屋舍，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使百姓无端地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兼之塞外用兵，大小金川反叛所需用度，早已超出了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这样的时代，真是是“盛世”么？只怕是剩死吧？到了晚年，连钱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但这位乾隆还认为自己没有“失德”，穷兵黩武加上奢侈糜费，给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正如当时民谣说的：“避暑山庄真避暑，人民还在热河中。”
以上事实说明，康雍乾时期不是什么被神吹为“盛世”的时代，而是四海穷困、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
中国封建专制源头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1）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2）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4），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5）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
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6）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神经未梢）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类似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一样灵敏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7）（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8）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9）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10）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11）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12）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13）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一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14）“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5）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6）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17）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18）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9），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20）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21）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22）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23）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24）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25）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26）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7）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演义》扉页上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兴亡的过程往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这个过程从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归因于中国人的宿命，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利出一孔”才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治乱循环悲剧的总导演。“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28）制度建设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只要付出很低的维护费用就行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自发或诱发）突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29）
在汉语中，管仲与管总谐音，管总者，总管也。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0）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40年祭
四十年前，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我们青春的梦想在这一天破灭，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的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八年半在农村的生活，却使我们羡慕那些“做稳了的奴隶”，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
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77，78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学率曾有过近100%记录的中学啊！1992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之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愿”参军为止。当年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托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连冤死都能让你“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的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已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apieceof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她本人也曾是插队知青？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得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多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人生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现在或许还有人会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是被送到农村去锻炼的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一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而我们和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是被迫牺牲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亮点”，都是毫无作用的：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心如蛇蝎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第三章 中古代史内幕
杨师群：商鞅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近期《东南卫视》、《广东卫视》诸台都推出电视剧《大秦帝国》，扬扬洒洒近五十集的巨型篇幅，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后以身殉国的伟人。我们非常“佩服”编剧者的用心良苦与大胆构思，把商鞅打造成一位“高、大、全”的英雄。问题是剧本在对历史记载的处理方面太过片面，如果说对于渭水之滨一天杀七百多人的案子与太子诸案的具体案情由于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而给予作者一定的编造空间，那么对变法中许多祸害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有具体历史记载的各项措施，剧中却大都回避，如对连坐法的专制、抑工商的反动、燔诗书与禁游学的愚昧……这一系列危害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在剧中基本看不到有多少用笔，为什么作者要如此阉割历史？以达到宣扬自己历史观的目的，这与革命样版戏的创作手法有多少差异？尤其要指出的是：商鞅那一套法家专制统治手段，能称作“以法治国”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内容，约可分成五个方面：1、什伍连坐，轻罪重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并开乡村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全体民众的专制统治。2、奖励耕织，摧抑工商。主要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重农抑商遂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3、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主旨在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贵族爵秩，大大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而统一度量衡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田租、军赋的征收，以及军功赏赐、官员俸禄的发放。由于变法基本禁止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摧抑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所谓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实在微乎其微。4、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初步完成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并明确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也是要造就有利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小农家庭基础。5、焚烧诗书，禁止游学。极端地将农、战需要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用“燔诗书”诸野蛮手段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
综观上述变法的目的与各项措施，我们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任何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变法基本围绕秦孝公图强诏令的两个目的，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发挥，使秦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基本定型，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立体运转完全纳入了军事轨道，可以说商鞅变法是由极端君主派法家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又带有相当军国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至于说它加强了秦国的专制集权统治与军事实力，乃至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点无须否认。然而我们认为，评价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其关键问题不在于此。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随着旧的宗法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力在提高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其中工商业市场经济尤其突出；政局在动荡中打破了僵化的等级秩序，阶级升降变动空前活泼；这样，荒野的大量开发，城市商业都会成份的增加，士人的参政议政，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社会开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中，商鞅变法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之后，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开始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治政之路。其中虽然旧的文化传统仍有明显的烙印，但也不乏一些新思想新气象，比如许多士人提出了重视民众地位和藐视君主权威的思想。《左传》中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还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绝妙比喻等，都多少给当时的政治发展带来一些开明的取向。一些诸侯国统治者也采取了某些较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从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到齐国创建“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的一些学人名士，“不治而议论”，专门为齐国出谋划策，评议时弊，讥谏朝政，进退自由。这些开明政策，应该说含有相当进步意义，给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然而法家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关键时刻，却竭力推销其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理论，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要求实行严刑酷法的恐怖统治。就连当时日益普遍的要求君主兼听、纳谏以制约专权的呼声，法家都不屑一顾。商鞅变法将这一专制理论付之实践，用连坐法、轻罪重刑诸残酷手段来治理、打击民众，用全面军事化的组织措施来对内强化控制、对外争霸战争。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哪怕改变初衷，赞成变法者也不例外。并用燔诗书、禁游学等野蛮措施来消灭不同政见，以完成“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这一专制统治模式。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改革方向，在社会发展中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
战国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期，城镇工商业空前繁荣，货币经济也全面铺开，新兴起一个令人刮目的工商业阶层，部分富商大贾已可与贵族王侯分庭抗礼。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这样高度的发展，必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它能促进私有经济的进一步深化蔓延，促进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进行贫富贵贱的合理调整，从而促发人性的逐步觉醒，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社会格局崭新的变革。秦国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然而就在这个起点上，商鞅变法中严厉的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扼杀在襁褓中。在东方诸国出现众多商业都会的情况下，秦国这方面的发展却几乎等于零。加上其强化土地国有制等措施，完全堵绝了当时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之路，将其社会的经济结构完全封固僵化起来，极其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抑商政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统治者所长期奉行，极大地阻碍了古代社会的正常发展，由此而形成的轻商贱商不良传统，至今还需我们要花大力气给予纠正，而商鞅正是始作俑者。可以认为，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它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
一般都认为，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的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实这论点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是十分肤浅的。变法将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在摧抑私营工商业和愚民政策等项措施之上，这必然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套上枷锁，而这方面恰恰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从而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废逆旅”，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更是减断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壹山泽”，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无得取庸”，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这实在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这种狭隘农耕观一旦实施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会有些“效益”，有所谓“家给人足”之誉。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窒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会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这种狭隘的农耕政策传统，直至改革开放前“以粮为纲”的政策口号，已经长期严重危害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难道这一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商鞅变法中没有任何改变奴隶地位的举措，恰恰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推行，乃至发展了一些奴隶制度。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按军功、家次分配“臣妾”，“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商君书·境内篇》）《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即官府录有商家奴仆的名册，令其按顺序到官府服役。如此等等的奴隶制度，都是商鞅的新举措，并非沿袭旧制的某些做法。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较普遍，这方面《云梦秦简》诸史料上有详尽反映，乃至秦、汉二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诚然，我们也并不由此而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奴隶数量的大量增加，至少是社会奴役方式的局部倒退。这一倒退，虽还有其他社会因素，但与商鞅变法中的这些举措应有密切联系。《商君书·垦令篇》还规定：“使民无得擅徙”，任何人临时外出，也得有政府开验的证明文书，否则连旅店也不能借宿，“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以此来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农战》诸篇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古代乃至近代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类劫难，难道还不够惨痛吗！《史记·商君列传》赞誉变法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其实在严酷的强控制统治之下，一时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奇怪。在如此高压统治下所获得的社会暂时安定局面，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并不值得称道。尤其是商鞅那“天资刻薄”的个性，在秦国处境日渐孤立，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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