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新城建设理论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济武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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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城建设理论与实践试读：

王济武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清华科技园建设、管理和运营主体——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紫光股份董事长，百骏投资控股集团（香港）董事会联席主席。

王济武先生是金融与公司管理方面的重要学者，在上述领域有独特的创新思维，相关论文引起了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外财经媒体的关注，还被北京大学选为“中国年度最佳商业案例”并入选大学MBA教材，并于2002年入选美国“Who is Who世界名人录（金融）”。

同时，王济武先生长期从事与城市建设发展相关的工作，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发展问题有独到见解，曾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建设英才”，并荣膺“2008年度全国先进爱国企业家”。序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先生编写了《科技新城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鉴于我本人是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现启迪控股）最早的董事之一，或许也因为我作为设计师参与了启迪控股开发建设的我国最早的大学科技园区之一——清华科技园的建设，对科技园及科技新城的建设有些了解，所以应邀为此专著作序，实感荣幸。写序过程中对这本专著的研读，自然是我又一次对科技园及科技新城建设理论及实践的重温，当时清华科技园建设的热烈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社会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被描述为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创新和使用的知识经济取代了资本，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第一要因，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与象征、知识传播和创新基地的城市，已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愈发紧密的互动关系，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课题。科技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科技创新也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二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今天的城镇化水平是西方历经了近二百年才达到的结果。如何让城乡平衡发展，如何让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安居乐业，共享城镇化、现代化发展成果，如何进一步激发城市的创造力而不是成为引发人类发展桎梏的根源，这些都是加速城镇化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全新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化正以它特有的规律和节奏向前发展着，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状态。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中国城镇化的伟大实践中，它在给我们国民生活带来重大改变，给城市面貌带来重大变迁，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干预和变化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课题，它不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而且也是政府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是前人乃至世界其他区域都不曾经历过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为人居环境而奋斗的伟大实践，也是一次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实践。所以，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新城建设的理论与方法。

本书作者王济武先生，是一位非常睿智、勤于思考、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作为启迪控股的现任总裁，他不仅注重企业的商业发展，更注重企业的理论思考和文化传播，他承上启下，汇集之前启迪创始人的探索成果，结合自身多年的实干经验，带领编写组开展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科技新城建设的研究，使得清华人在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全面地向社会呈现出自己的思考、探索与实践，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本书立足清华科技园和启迪控股实践经验与未来发展战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科技新城，为什么要建设科技新城和如何建设科技新城等关键性问题，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研究科技新城建设的专著，也是作者多年投身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

读这本书让我很有感触，感触作者的使命感和严谨科学的态度。他首先站在一个探寻中国城镇化科学发展的高度，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论述。理论篇涉及科技新城的概念界定，借鉴了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新产业区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和新城市主义理论等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问题导向结合目标导向提出科技新城规划建设的要点，探索科技新城的开发模式。同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论述上，而是选取了12个案例加以佐证分析，论述逻辑平实，案例数据翔实。没有虚架子和花哨的辞藻堆砌，论述与案例解析都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归纳起来，这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视野开阔。本书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社会到物质空间，全方位、全景式解析科技新城建设发展，给出了其理论架构；

二是理论实践紧密结合。本书采用“理论+案例”架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理论部分，回答了“什么是科技新城，科技新城建设的重大意义及如何建设科技新城”等重大问题；案例部分，集合国内外知名科技新城建设和发展实践，总结经验，启示未来，是我国当下科技新城建设的重要的资料补充。

三是语言平实，通俗易懂。避免晦涩高深的专业词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论述，文字表述精练，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了作者以及作者所在的启迪控股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企业家和国内领先的科技服务提供商，不仅是创新创业的践行者，同时也是理论的思考者、创造者及推广者。

创新驱动发展，城市服务生活。作为活跃于科技创新、城镇化发展一线企业家的思想结晶，本书定能开启我国新城建设、城镇化发展研究的新篇章。

我想大家和我一样，期待着作者的下一个成果的发表。

谨以上述文字贺本书出版，是为序。2014年7月25日于清华园庄惟敏清华大学教授全国设计大师自　序

21世纪最伟大的两种潮流是科技创新和城市化。前者将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提升发展质量、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引擎；后者将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幸运的是，我所执掌的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旗舰产品清华科技园的建设和运营，弘扬科技创新精神、培育创新创业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城市化发展——合理而巧妙地找到了当今两大时代潮流的融汇点。

自1993年从清华经管学院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工作，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有深切感受；这些年我先后考察过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家，亲身感受了不同国家城市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以及面临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如何结合时代特点，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有效路径，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决定结合自己多年投身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化发展的实际经验，着手开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科技新城建设相关理论梳理和案例研究。这一想法得到了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并安排研究员杨红梅、张超、孙曼、李小忠、靖锋等组成研究小组，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强大的团队支撑。

尽管我们将研究内容集中在“什么是科技新城、科技新城的特点以及如何建设科技新城”等几个重大问题上，但由于时间关系，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科技新城建设理论与实践》，或许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不过我还是非常愿意把它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因为“大数据时代，要允许一点点的错误和不完美，因为效率可能更加重要”。

发展没有最好，探索永无止境。

如果这些研究成果能为国家、地方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参考，我会感到非常欣慰。2014年5月前　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同时，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虽然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快速发展长期过度依赖“土地”和“投资”驱动，存在着“四低”（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等发展模式不合理、发展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给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共为10亿人左右，而我国要在资源环境条件约束日益趋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让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科技创新，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推动我国经济转入高效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此，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时代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结合多年参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科技引领城镇化发展的“科技新城”建设模式。为此，我们决定进一步系统地开展科技新城建设研究，分析科技新城建设相关理论，总结国内外知名科技城建设发展经验，以期更好地为科技城建设提供参考。

全书分为理论篇与案例篇两个部分，共计17章。前5章为理论篇，第6～17章为案例篇。第1章简要分析了我国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剖析了我国以往城镇化发展和新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第2章梳理了英美新城、中国新城的提出背景、发展脉络，再结合国内外科技新城的已有研究成果，界定科技新城的内涵，并系统分析和论述科技新城的本质特征、主要类型以及建设的重大意义；第3章重点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新产业区理论、公共治理理论、新城市主义五个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每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了科技新城在建设过程中应当关注的要点；第4章按照“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的原则，从新城建设人性化、综合效益最大化、区域发展特色化、土地利用集约化和城市发展可持续等角度出发，提出科技新城建设发展五大导向；第5章从微观到宏观、从城市物质空间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论述科技新城规划建设，重点选取城市物质空间建设方面的区位选择和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产业培育和智慧城市运行与管理，以及城市开发建设和管理实施主体选择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分析。案例篇（第6～17章）按照“代表性、可行性、统筹兼顾”三个原则，重点选取了12个国际国内知名科技城，分布于美国、法国、瑞典、以色列、俄罗斯、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中国内地2个经济发达城市苏州和深圳；通过对每个科技城的发展历程、开发建设模式、规划理念与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了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总的说来，本书采用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了“什么是科技新城”，“科技新城建设重大意义”以及“如何建设科技新城”等重大理论问题，又集成、挖掘与凝练了国内外多个科技城建设案例，分析其成功经验与发展趋势，希望能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作者Ⅰ　理论篇第1章研究背景

本章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新背景、新形势。首先分析了我国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再深入剖析我国以往城镇化发展和新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对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1.1　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1.1.1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藏诸多矛盾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通道（图1-1），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1978—2012年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9.9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2.88％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2％和8.5％的增长速度〔1〕

。我国高速增长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在“德国速度”、“美国速度”和“日本速度”之后，“中国速度”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册。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居第十；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2〕超过20％。图1-1　1978—2012年间中国、世界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1979—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但我国经济长期高增长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直接导致了“四高四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尽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给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而内需不足（图1-2）。图1-2　2001—2012年间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对GDP拉动资料来源：2002—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从资源消耗情况来看，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和铜的第一大消费国，占世界消耗总量的30％左右，世界石油和电力第二大消费国〔3〕（美国为第一大消费国）。2008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首次达到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一半。从单位GDP能耗对比来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估算，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仍然很低（全国单位GDP能耗水平为1.1），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落后20年；同样生产100万美元的产品，中国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5倍，〔4〕日本的9倍。

从二氧化碳排放来看，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来自国际的压力日益剧增。荷兰研究机构荷兰环境评估局（MNP）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276亿吨，其中中国为67.2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4；2012年为80亿吨，居世界第一位。见图1-3、图1-4。图1-3　中国碳排放量及占世界的比重图1-4　世界主要国家单位GDP能耗比较（单位：万吨油当量／亿美元）数据来源：http://stats.unctad.org/，世界银行，BP世界能源统计2009．

另外，我国长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再加上“人多地少”的国情特征，我国资源环境条件付出了巨大代价。空气污染、河流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以及森林面积和耕地面积锐减、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重，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1.2　国际竞争新格局正在形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目前，我国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图1-5）、第二大利用外资国（图1-6）、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新的国际竞争格局正在重构之中。图1-5　1983—2012年间我国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情况资料来源：1984—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图1-6　1983—2012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情况资料来源：1984—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在〔5〕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多〔6〕

。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2020年，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要比2005年减少40％～45％。

第二，区域合作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但受种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7〕政治化倾向抬头。区域合作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淖，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更加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2012年，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0.9％，明显高于发达国家3.3％的增速，占全球进口的比重由39％升至45％。全球需求结构深刻调整，要求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前景广阔的新兴市场〔8〕

。

第三，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全球范围看，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仍在深化，但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9〕

。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需求结构重大转变，使我国过去长期面临的强劲外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铁矿石等原材料依赖和对外出口市场的依赖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受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牵引下，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为新兴经济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新能源、云计算、3D制造、基因诊断与修复等新技术革命取得新突破，各国均对新兴〔10〕产业发展寄予厚望，抢占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

综上所述，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环顾全球，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切实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审视自我，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入高效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11〕之地。1.2　我国城镇化发展亟须探索新路径1.2.1　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经历了速度和规模〔12〕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图1-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13〕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图1-7　1949—2013年间我国城镇化率资料来源：1950—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也凸显了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过程应该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互促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经济基础，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但受我国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以及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我国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城镇人口的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图1-8），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图1-8　1979—2012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率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资料来源：1978—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随着服务业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对比城镇人口和非农产业发展情况，对说明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问题更有意义。1979—2012年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远远小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图1-9），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为城市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没有同步实现“市民化”，未能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而后者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更有解释力。图1-9　1979—2012年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情况资料来源：1978—2013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是过度依赖土地和投资驱动。在我国以往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出现偏差，过度依赖土地和投资驱动，引发大量社会矛盾。1998—2010年间，我国城镇人口从41608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66978万人，增长了61％，年均增长率为近4％；而同期2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8年的21379.56m增加到2010年的241056.76m，增加了97.47％，年均增长5.15％；城市建设用地从221998年的20507.55m增加到40757.17m，增加了98.74％，年均增长5.42％，大大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另外，我国“土地财政”等体制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城镇化过程的土地和投资驱动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如图1-10所示）。图1-10　1999—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益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资料来源：邓卫，张杰，庄惟敏．中国城市住宅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三是城市发展空间失衡。在过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策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等高度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受到方方面面的约束，城市化发展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分布在广大国土空间的其他中小城市却发展不足。〔14〕

四是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

专栏1-1　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向城〔15〕市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市地区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16〕例来表示。

城市化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发现、概括和总结城市化规律。当前，城市化阶段性规律以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 Chenery, 1975）和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 M. Northam, 1979）最有影响力。

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 Chenery）在《发展的形式：1950—1970》一书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分析，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量化成指标，提出了城市化过〔17〕程中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 M. Northam）发现，对于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大致都可以概括成为一条被拉平的“S”形曲线（图1-11），并将城市化发展分为初期缓慢发展阶段、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饱和阶段。图1-11　城市化发展阶段划分资料来源：陈明星，叶超，周义．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J］．地理研究，2011，3（8）．1.2.2　日本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进程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于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20世纪前后北美城市化进程加速，“二战”后，亚、非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1940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其后，在快速工业化带动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仅用了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WDI，2013），在1960年，日本城市人口比重就已经达到63.3％，1975年跃升至75.9％，其后一直缓慢上升，如图1-12所示。图1-12　1890—2000年日本城市化率

中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国家，也同属政府对城市化过程主导作用较强的国家，日本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对中国有很多参考意义。

综观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政府主导作用较强，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日本政府以推动立法、制定土地开发规划、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等方式引导甚至主导城市化发展方向。二是产业与人口聚集协同发展，产业带动型城市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重工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分别为日本城市化初级阶段、加速阶段和成熟阶段的主要动力。三是注重利用外资与先进技术，内力、外力结合型城市化。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快了日本城市化进程。四是空间高度集中的紧凑型城市化。日本的城市、人口、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东京、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快速城市化阶段也一直面临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诸多问题。第一，过度集中导致“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和产业高度集中于东京、大阪、神户三大都市圈，导致地价上涨、住房紧张、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问题十分突出。第二，地价飙升引致泡沫经济。二战后日本经历了分别以工业用地（1960年）、住宅用地（1972年）、商业用地（1985年）地价上涨为中心的地价暴涨，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第三，工业公害、环境污染严重。过于注重重工业发展的产业导向，使工业公害、化学污染、光污染、废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十分严重；另外，小汽车导向的城市规划也加剧了大气污染。第四，新城规划建设存在诸多缺陷。新城区位选择缺乏科学论证，功能不尽合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水平。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日本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有很大不同，如表1-1、表1-2和表1-3所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档期”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再加上全球新的产业分工格局、新的竞争格局仍在重构，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新时代新背景，发挥“后发优势”，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支撑，高标准科学规划新城开发建设，促进“产城融合”，注重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表1-1　中、日城市化加速阶段发展形势对比及主要结论

注：①日本人均GDP水平从1000美元迅速上升至3000美元显然是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用美元换算的人均GDP加以国际比较仅仅是一个大致参考数值。日本从1949年以后一直执行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1美元=360日元，这一偏低的汇率导致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DP偏低。直到1971年年底十国财长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实行汇率自由化，日元汇率上升到1美元兑换308日元，1973年2月转为浮动汇率制。以后日本按美元换算的人均GDP随汇率而迅速提高；

②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日本、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情况．表1-2　日本人均GDP1000～3000美元前后产业结构变化表1-3　中国人均GDP1000～3000美元前后产业结构变化1.2.3　新型城镇化内涵和发展要求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预计到2030年，在我国人口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为达到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我国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目标。新型城镇化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二是新型城乡关系——“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是新型区域发展——区域统筹，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改变资源要素向大城市单向聚集的现状，促进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统筹均衡协调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依托，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合理控制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图1-13所示的是全国主体功能区确定的城镇化战略格局示意图。图1-13　全国主体功能区确定的城镇化战略格局示意图资料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四是新型城市建设。顺应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强历史文化魅力，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推进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

五是新型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进步；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强化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六是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专栏1-2　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East AsianVisions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18〕等水平（人均GNI1000～3000美元）后，由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等原因，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或徘徊，难以步入高〔19〕收入国家的经济现象。并指出：“一个经济体跨越‘贫困陷阱’所采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对于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效甚微，必须有新的发展策略和新的思路，来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迈进。”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人均GDP1000～10000美元）向高收入（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长期难以突破1万美元。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工业化发展已有250多年历史，但时至今日只有少数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尤其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失败，导致长期陷入“低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恶性循环。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09年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人〔20〕均GDP超过3000美元），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关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一个现实性问题。但如果延续当前的发展模〔21〕式，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转移到依靠扩大内需上来是唯一的出路。1.3　我国以往新城开发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开发区、工业园、新区／城、大学城、生〔22〕态城、低碳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种种形式出现的“新城”建设，一方面，它们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依托；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先锋，是各种矛盾集中体现的地方。总的来说，我国以往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1.3.1　建设模式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图1-14）。图1-14　1981—2011年间我国城市人口、城市面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23〕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2．

从图1-14可看出，在1981—2011年的21年间，我国城市人口从14400.5万人增长到36989.7万人，增长了156.8％；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6720平方公里增长到45750.7平方公里，增长了580％，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进一步加快。2012年，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达123.7平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24〕均83.3平方米的水平。按照现在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我国城市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需要新增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25〕。这将对我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带来严峻挑战。

新城建设粗放的另一个表现是，资金投入不足，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一般来说，新城开发建设需要配套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一般需要每平方公里投入1.5亿元左右，如果缺乏有效的资金来源渠道，将导致新城建设步入“资金投入不足——开发程度不够——土地利用率低——产出效率低”的恶性循环。某省会城市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2001年每公顷工业产值165万元，比该市一般工业用地每公顷〔26〕188万元的产出水平还低。1.3.2　功能不完善，“产”“城”空间错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GDP导向”下的新城发展，一方面存在着过分注重产业发展，忽视人的生活需求导致“有市无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味追求修房建楼而忽视相关产业的发展支撑，最终导致“有城无市”的问题。在大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由于“产”“城”空间错位导致的长距离通勤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孟斌等〔27〕的调查研究，2005年北京市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为38.0分钟，而2010年进一步增至43.6分钟。从单程通勤时间来看，北京比大多数〔28〕美国大型城市居民通勤时间要长。而北京的回龙观、望京、天通苑等大型居住社区的通勤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下面以回龙观为例，讲述单一功能的居住社区带来的通勤问题。

回龙观居住区位于北京市北部的昌平区，南距北京市中心区15公里（图1-15）。居住区南邻北京城铁13号线，东邻京藏高速，交通较为便捷。图1-15　北京市回龙观地区区位图

回龙观居住区最初主要是为解决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居住问题而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小区，是北京市最早开始建设的大型居住区之一。居住区规划用地面积7.63平方公里，其中居住用地2.55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8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580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近70％；是国内最大的经济适用房住区和北京市最早建设的边缘集团型大型居住区之一。

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之初由于片面地强调承担主城区人口外溢的功能，再加上地处郊区的位置和经济适用政策性住房的吸引力，带来了大量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聚集。居住区规划居住人口30万人，但目前实际常住人口已经超过50万人。如此大规模居住人口，再加上区内缺乏就业岗位和产业支撑，回龙观居住区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卧城”。大量人口每天往返于回龙观和市区之间，带来大量通勤交通需〔29〕求，给交通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图1-16、图1-17所示的是北京城铁13号线龙泽站早高峰人流。图1-16　北京城铁13号线龙泽站早高峰人流资料来源：网络图片．图1-17　北京城铁回龙观站早高峰人流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6846420100pa0r.html．1.3.3　“千城一面”，缺乏地方特色

城市的面貌，本应是城市各地独特的自然、经济、文化等的综合反映，各城市应有独特的面貌。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快速建设过程中，我国城市建设缺乏成熟的思考，尽管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我们的城市正在丧失特色。

一是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地方特色、历史特色、民族特色被城市建设者弃之如敝屣，而代之以雷同的草坪、广场、雕塑，形成天南地北相似的城市街景。城市综合体、居住小区等都已流水线批量生产，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难觅心灵归宿。而“千城一面”所带来的城市遗憾，随着岁月的流逝将更加明显。

专栏1-3　城市风格常见的六大雷同

功能区划分。最流行也最简便的方法是按照使用功能重新分割城市，在市中心造一个商业区和步行街，还有金融街、行政办公区、住宅区、旅游风景区，以及什么文化长廊，等等。这样一来，城市风貌，全都变得生硬、单调和乏味。

广场。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无一例外。有的地方连小小的县城也拆除民房，修建广场。这些广场修好后大都闲置无用。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高楼大厦：最雷同莫过于这些大家伙了。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而且越高越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

居住小区。全国许多住宅都像是一个公司设计的，无论是多层的公寓，还是单体的尖顶小房，全都一样，有的连名字也相同，比如罗马花园或帝豪广场。

人造景观。用自来水造瀑布，用膨化塑料堆假山，用水泥塑大树，喷上绿漆，到处可见。北方城市还常常用水泥在街头造一棵大榕树或几株南国风情的椰子树。

明清一条街。现在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一条明清街，这种仿古街原本与城市的历史无关，既没有历史记忆，也没有人文积淀。灰瓦顶子红柱子，再挂几盏大灯笼，全是一个样，甚至连里边卖的东西也差不多。

资料来源：城市风格九大雷同［J］．时代潮，2005（23）：26．

二是在城市产业发展定位，缺乏与本地资源禀赋结合，跟风建设，盲目建设，导致城市、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恶性竞争，“同构化”严重。以京津冀为例，“产业同构化”已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之一。京津冀均以资源密集型的能源和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工业结构严重趋同；特别是京津两市，由于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造成了两市长期互相竞争、互相制约。1.4　世界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1.4.1　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

世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格局。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先发优势、主动权。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有利于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18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经历的四次重大技术革命（表1-4），无不带来相关国家的腾飞与发展。表1-4　世界主要技术革命与产业发展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18世纪60年代棉纺织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为突破点，将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从社会关系来说，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应用及输电系统的成熟，以及相关机械设备的发明，使重型工业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拥有大型水力发电能力的地区，聚集了钢铁、金属冶炼等大型耗电、耗水工业。电力的广泛应用、新勘探技术的发展使煤、铁资源开发的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化学工业资源及有色金属资源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因此在新的资源生产地又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形成了工矿业高度发达的经济区，如美国的东北区，英国的中部区与东南区，德国的鲁尔区，俄国〔30〕的中央工业区与南方工业区等。

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空前加快。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西方国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大战之间为1.7％，在1950—1972年增至6.1％。在增长的因素中，科技进步的因素70年代约占60％，80年代达到80％。60年代，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各种因素中，约有40％是由于采取了新技术，到7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约67％。

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使信息产业成为世界发展势头最迅猛的新产业。美国微处理器（扩散微电子设备的关键设计）于1971年发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美国硅谷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区（technopole）。高技术区的示范效应快速在发达国家蔓延，如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日本的筑波、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英国的剑桥以及台湾地区的新竹都是比较成功的高技术区。1974—1982年，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20％以上，1980年，仅美国、日本、西欧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就高达3020亿美元，超过了钢铁、纺织工业的产值。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以空前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场全球性的、全方位的产业革命正在到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跨越式、〔31〕赶超式发展，必须依赖于新产业革命。1.4.2　当今世界主要新技术新产业及其机遇与挑战

全球经济发展历史中无数次的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金融、工业、商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在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下，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并将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的重心。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了新的政策和举措，并将其作为解决金融危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表1-5）。全球即将进入以知识为基础、以资讯和生物科技为主导，以新能源、新材料、微电子、生物科技、通信、计算机、机器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新一轮新兴产业革命将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业链及市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表1-5　主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

2010年，我国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确定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32〕域。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第二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将是改变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核心变量。在此过程中，立足长远，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占领世界新产业发展制高点，将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2013年3月22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大城市间的竞争，是跨国企业的竞争，是发达地区产业园区间的竞争，竞争的主要内容是对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高端服务的争夺。1978年以来，我国从农业大国走向新型的工业大国，目前，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R&D投入无论是总量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图1-18）。而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进入服务业主导发展时代（图1-19）。未来，推动服务业发展，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将是我国在新一轮世界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依托。图1-18　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资料来源：2012年国际统计年鉴．图1-19　2000—2013年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资料来源：2001—2014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4.3　新技术正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社交网络等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交往方式，对城市社会经济和实体空间发展带来深刻影响，重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引发企业商业模式、城市产业发展变革。“互联网颠覆一切”——当然，指的是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从企业商业模式来看，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性、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已经对企业商务流程、竞争规则等产生深刻影响。以资本为纽带的实体企业向以契约为联系的虚拟企业发展，企业组织从正式结构向网络化非联盟转化，竞争模式从企业独立竞争企业向企业联盟、网络化转化。支付宝、余额宝对传统银行业务的冲击，“360”对传统杀毒软件的横扫，“小米”对传统手机厂商的挑战，都使人们目睹着、经历着互联网带来的改变。从城市产业发展角度来看，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如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是大大提升城市空间兼容性。尽管各类集聚区仍然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节点，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线上”完成，因此，总的来说，人们的行为越来越不受空间限制。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这一趋势要求城市规划设计时，在突出主要功能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兼顾其他功能。

三是城市运行和管理更加智能、高效。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将大大提高城市运行和管理效率。从城市宏观角度，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和“快治病”，保障城市健康和谐发展；从企业中观角度，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从百姓个体角度，让百姓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民”、“利民”、“惠民”，给百姓生活方式带来更好的变化。城市以商业系统作为它繁荣的基础。一个没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可能在某些经济领域内要花费国内〔33〕生产总值的6.8％。行政花费减少25％（比如缩短填表的时间、并联审批等），可以节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更多（大约2090亿〔34〕美元）。如图1-20所示，在不同的城市中，完成同样一个交易的程序所花费的时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是不同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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